三、报告文学：作为知识分子的写作方式

论及文化生态与报告文学的关系，我们不能忽视人这一主体。在这一结构关系中，我们不仅应该看到人是文化生态的创造者，而且，我们还应该认识到人，作为报告文学的作者，他具有一种中介的意义。文化生态对于报告文学创作的影响，正是通过作者这一中介而实现的。在特定的文化生态中，作者的精神品格，他们的话语方式等，对报告文学产生着深刻的影响。

从一定意义上说，报告文学可以被视为是知识分子的一种写作方式。这种方式为知识分子向社会发言提供了某种论坛或通道。理想中的新闻应该作为一个发布信息与公意的一个公共场所，应该作为一种现实监督的社会雷达。但现实中的新闻却并不尽如人意。法国的研究者梅林在《报告文学论》中曾指出：“在流行的报纸日趋堕落的时代里，在统治阶级的机关报成了愚民政策的工具的时代里，在这些报纸的通讯员都成了说谎的传播者的时代里，社会的报告文学者的工作的责任比平日更加重大了。”^[41]由此可见，通过真实地（非“说谎”）报告现实生活的场景，以开启民智（非“愚民”），正是报告文学这一文体的历史使命。从这种文体使命中，我们可以联系知识分子的某种社会职志。之所以将报告文学指称为知识分子的一种写作方式，这是因为我们可以发现两者的内在理路有着许多的相通之处。

这里我们需要对知识分子的概念作一界定。知识分子（intellectual），这是一个舶来的名词，中文译名的出现在现代。中国古代将知识分子称为“士”，孔子有“士志于道”（《论语·里仁》）一说，民间则将知识分子泛称为“读书人”。我们指称的知识分子当然不是泛说，它不是作为某种学历、专业技能、职称的一种普泛化的代码。萧乾对知识分子被泛指颇有异议，曾说：“知识分子这个词儿在中国用滥了，仿佛只要读过几年书，领到过张把文凭，就是知识分子了。”在萧乾看来，“知识分子不是闭门埋头搞自己的业务的人，还应该是一个国家、一个民族的良心”^[42]。这种作为国家民族良心的知识分子，通常被命名为人文知识分子。这正是我们所要设定的基本内涵。

人文知识分子的存在及其言说是近现代思想史研究中的重点课题，中外学者对此作有大量的研究。概括这些研究，我们对知识分子的精神品格及其存在方式就有一种总体性的认识。举其大端有二：一是公共性、社会性。人文知识分子并不是一种个体性的存在，因为他的工作并不是私人化的，而是将自己设定为社会公众的代表，从事着具有公益意义的活动。萨伊德将知识分子解释为“是有能力向（to）公众以及为公众（for）来代表、具现、表明讯息、观点、态度、哲学或意见的个人”^[43]。知识分子的“向公众”和“为公众”并不意味着将自己大众化，而是相反，要成为引领公众的思想家。法国哲学家利奥塔指出：“在我看来，‘知识分子’更像是这样的思想家，……他们把自己等同于被赋予普遍价值的主体，并从这个角度分析形势，开出处方，为主体的自我实现，或至少是这种实现过程的进展，提出建议。”^[44]对西方学者的研究，余英时曾有一综述。他说：“今天西方人常常称知识分子为‘社会的良心’，认为他们是人类的基本价值（如理性、自由、公平等）的维护者。”“根据西方学术界的一般理解，所谓‘知识分子’，除了献身于专业工作以外，同时还必须深切地关怀着国家、社会，以至世界上一切有关公共利害之事，而且这种关怀又必须是超越个人（包括个人所属的小团体）的私利之上的。所以有人指出，‘知识分子’事实上具有一种宗教承当的精神。”^[45]总之，知识分子自认为或被认为是真理、正义、人性等人类普遍价值的代言人与维护者。二是独立性、批判性。知识分子作为人类普遍精神的代言人，这就决定着他必须是独立自持的；而他在守护人类普遍价值时，必然需要批判那种反理性、反人性等负面的现象。美国《时代》杂志在1965年5月21日载文诠释知识分子的含义：“第一，一个知识分子不只是一个读书多的人，一个知识分子的心灵必须有独立精神和原创能力……第二，知识分子必须是所在的社会之批评者，也就是现有价值的反对者。”^[46]金耀基在香港中文大学新亚书院所作的题为《知识分子在社会上的角色》的演讲中，对知识分子的批判性多有强调。他指出：“知识分子是一个‘关心他个人身处的社会及时代的批判者与代言人’。这也许是古今中外最典型的知识分子的形象。”而知识分子作为社会批判者的角色确认与他作为人类理想主义者的设定有着内在的关联，他所憧憬的社会理想与现实之间并不能对接，于是批判的使命就责无旁贷了。“知识分子的功能既然在解释外在世界的情景，很自然地，他总是倾向着怀疑与批判的眼光的，他的想法与看法与社会现状总是有距离的。而没有一个现实社会是圆满的，也因此知识分子总是无法对现实社会不保留地加以拥抱的。”^[47]

报告文学作为一种文体被正式命名大约只有70年的历史。对它所作的研究大多是形式化的技术性的，许多未得这一文体的真谛。但识者自有，以为“报告文学主要不是作为文学，而是作为社会良知的表现才备受推崇的”^[48]。作家“用报告文学的形式，把对社会生活的认知、观察、思考这种理性的成果，用文学形象的方式拓展出来，交代给社会，在社会上起启蒙作用”^[49]。这里所提示的“社会良知”、“启蒙作用”等报告文学的文体功能正好与知识分子的意义相对接。

报告文学的价值存在于现实真实的、直接的关系之中，马尔克斯指出：“报告文学的‘实际的’力量，在乎全面地拒绝现实的逃避，即所谓最进步的报告文学形式……乃是由于知性和感性而获得的正确的‘现实把握’之谓。”^[50]报告文学是一种关怀社会、介入现实的文体，这就需要作者有一种博大的社会襟怀，有一种强烈的社会责任感。日本文艺家川口浩在《报告文学论》中转述基希的观点，对报告文学作家的质素作了表述：“据基希的意见，假使有人要做好的Reporter，要做生活现实的报告者，那么非有下述的三个条件不可。就是毫不歪曲报告的意志、强烈的社会的感情，以及企图和被压迫者，紧密地联结的努力。”^[51]梅林也认为，优秀的报告文学作家“怀着明白的责任观念，将人类的痛苦，以及受着本国和外国的统治阶级的压迫的殖民地和半殖民地的灾难，描写了出来”（梅林：《报告文学论》）。正因为这样，一个持有为艺术而艺术观念的人是绝不可能成为报告文学作者的，而真正的报告文学作家他必定具有社会意识，承担着社会的和艺术的双重任务。这样的作家与人文知识分子的血脉是相通的，他们实际上是一种典型的知识分子，这种人文知识分子型的作家面对写作的艺术性、审美性与思想性、鼓动性的选择，如果不能两全其美，那么他们总是更倾向于后者，写作可能不会传诸后世但却能作用于现实的报告文学。

报告文学的批判性是一个颇为敏感的话题，困难不在于对它作理论上的阐释，而在于批判性在特定语境中的运作。在理论上，中外报告文学作家与研究者对报告文学的批判性功能基本上都是确认的。国际著名的报告文学作家，曾经写过《秘密的中国》这一对中国报告文学产生影响作品的基希就认为：“在自由被压抑而暴政肆虐的国土上”，在“文学方面流行着多情善感的晦涩风格”的时候，“报告文学就是要揭露劳动和生活方式的真相”^[52]。在许多时候，揭露，对于主流社会来说是一种威胁，所以这样的报告文学并不受到欢迎，于是基希就将报告文学命名为是“一个危险的文学体裁”。苏联著名的特写作家波列伏依也指出：“不仅是小品文作家，我们特写作家也同样能够，而且应当在报纸上揭发一切落后、保守，发了霉的、从昨天带到我们光辉灿烂的今天的东西。”^[53]奥维奇金更提出了特写“干预”生活的观点。

我们的报告文学家对报告文学的批判性也多有强调，早在30年代，茅盾在《关于“报告文学”》的专论中，就指出：“杂文和速写都是变动得很快的社会中变化斗争的利器。刻刻在变化的现实要求着斗争意识强烈的作家们采取最快的手法和最直接的方式来加以反映和批判。”认为“‘报告’作家的主要任务是将刻刻在变化、刻刻在发生的社会的政治上的问题立即有正确尖锐的批评和反映”^[54]。针对80年代初期报告文学创作中存在着“不敢直接去碰矛盾、避开矛盾走的倾向”，夏衍特别主张报告文学作家“要有点胆量”，“敢于斗争，即使‘打官司’也不怕。报告文学作家要敢于揭露矛盾”，“批评和鞭挞阻碍生活潮流的旧事物”^[55]。中外作家对报告文学批评功能的强调，表明他们试图通过对丑恶事物的否定，去维护社会公理乃至人类的普遍价值。体现了他们作为社会良知对真理、正义的维护。

由上分析我们可以知道，以现实报告为基本特征、以社会批判为重要价值取向的报告文学与以人类基本价值守护为使命，以人文关怀和启蒙性、批判性为基本职志的知识分子之间，具有相互契合的内在逻辑。知识分子自我实现的方式有很多，但毋庸置疑，报告文学是其中的一种重要方式。从发生学的角度视之，报告文学正是近代知识分子借助于其他文化条件所新创的一种具有显性社会意义的独特文体。

这里，我们对所讨论的命题——报告文学是知识分子的一种写作方式，只作了形而上的理论推导。我们需要对此作进一步的实证。实证表明，历史的情形比这一简单的判断要复杂得多。因为，知识分子是一个变项，他们参与创造社会文化生态，而又总是为特定的社会文化生态所制约。这样知识分子的身份经常改写，其话语、立场等也往往因时而变。这就为我们观察报告文学的流变提供了一个十分重要的视角。

中国是一个文化之邦，自然读书人不少，而真正的知识分子却不多。因为古代中国封建社会的大部分时期，缺乏知识分子生成的基本条件，这样形成知识分子群落的精神思想资源显得匮乏。当欧洲新思想风行，知识分子处于一个活跃的原创时期的时候，中国清朝的士人在“文字狱”等高压下只得皓首穷经：

知名士，好标格，词章考据兼金石。考据有时参说文，谐声假借徒纷纭。辨微先析古钟鼎，自谓冥披驾绝顶，义同声近即牵连，一字引证成长篇。……既汗牛，复充栋，骤观其书头便疼。外间边事烂如泥，窗下经生犹作梦……

以上林纾的《新乐府·知名士》将清代学人的生存模式作了真切的描绘。在我看来，有清所谓朴学、小学等学术的繁荣，是以牺牲士人的人文特性与思想性为代价的。这究竟是一桩学术的幸事，还是一种历史的悲哀？

中国士人有规模地转换成知识分子是在晚清。西风东渐，殷忧难堪。这是一个造就知识分子的时代。中国第一代知识分子诞生了，他们以康有为、梁启超、严复、谭嗣同等为代表。开始自觉的士人，他们知道对朝廷除了顺从外，还可持有异议，还可以设计国家政治，还可以新民立人。于是就有了“公车上书”的集体请愿，有了“百日维新”设计与参与，有了办报撰述的思想传播行为。康、梁等人已不仅仅是学问中人，而更是关注现实，作社会思考的思想家。梁启超是中国报告文学的奠基者。他以“饮冰室”题名，反映着他以焦虑的心境关怀着社会现实。这是人文知识分子经常具有的一种心态。他写作的一些具有报告文学质素的作品，并不是自适之作，也不是卫道之制，而是借人物事件的叙述与论评，表达他对基本价值的释义与评判。他写李鸿章，将人物置于40年的历时背景中，给出了一种开阔的社会全景；视被清廷处死的谭嗣同等“六君子”为烈士，在对烈士的褒扬中抨击着封建专制政制的残忍。梁启超所持的立场基本上是反体制的，所以他的作品总体表达了一种批判性的主题。而这在发生期的报告文学写作中是具有代表性的。

作者反体制的立场、作品批判性的主题成为贯穿30年代以前的中国报告文学发生史的一个基本的、最为重要的特质。民国初年的“报界奇才”黄远生，进士的才情、记者的职志、留学所得的新思维，使得他能高标其时。作为一位具有人文情怀的有识者，他倡言在时潮纷起之时，“诸君当为吾社会种种不平，呼号奔走，决不能依附于权势之下”^[56]。秉持这样的思想，黄远生以《外交部之厨子》等作品辛辣地嘲讽了统治集团的腐败，以对章太炎笑傲权贵品性的记写，热情赞颂了民主主义的思想。以后至“五四”，至大革命期间，报告文学作者的精神基本是相承的。写作了报告文学《饿乡纪程》和《赤都心史》的瞿秋白，他自称“‘我’不是旧时之孝子顺孙，而是‘新时代’的活泼雅儿”。他对俄国作文化考察，是因为他觉得“在中国这样黑暗悲惨的社会里，人都在想在生活的现状里开辟一条新道路，听着俄国旧社会崩裂的声浪，真是空谷足音，不由得不动心”^[57]。作者以其见闻的新景来反衬中国现实的“黑暗悲惨”，由此召唤民众改造社会的意识。郭沫若这位被认为在当代许多时候差不多“失语”的文化名人，在当时却是一位反独裁、反专制的斗士。发表于蒋介石得势猖狂时的《请看今日之蒋介石》与《脱离蒋介石以后》的两篇作品，在完成了对蒋介石本来面目还原的同时，也凸现出知识分子傲骨兀立的形象。

发生期的报告文学作为一种文体还尚未完形，但其中折射出的主体精神却不乏精彩。在清末维新运动，“五四”新文化运动期间，知识分子领导着时代思想的主潮。作为启蒙思想载体的报告文学是其中飞溅的浪花。

30—40年代日本帝国主义的侵华，使中华民族的生死存亡成了压倒一切的重大问题。民族的生存自然是第一位的，这样救亡的主题开始遮蔽启蒙话语。许多知识分子走向“十字街头”宣传抗日，有的则直接奔赴抗日的前线；当然也有的知识分子走进“象牙之塔”，或闭门读书，或作理想化的启蒙设计。我们说救亡遮蔽启蒙，这意指启蒙依然存在，但已不是也不应该时代的主调。而且这个时期已经注意到将启蒙融入救亡的主题中。何干之在解释30年代中期兴起的新启蒙运动的时候，将“新启蒙运动是文化思想上的爱国主义运动”标列为四条释义的头条^[58]。

救亡的年代是知识分子走向边缘的年代。这是合乎时代逻辑的，因为救亡的主力是工农兵。当然知识分子还是需要的。毛泽东在1939年12月1日撰写的文章题目就是《大量吸收知识分子》，认为：“在长期的和残酷的民族解放战争中，在建立新中国的伟大斗争中，共产党必须善于吸收知识分子，才能组织伟大的抗战力量，组织千百万农民群众，发展革命的文化运动和发展革命的统一战线。没有知识分子的参加，革命的胜利是不可能的。”但又指出要“使工农干部的知识分子化和知识分子的工农群众化，同时实现起来”^[59]。文艺是社会生活的反映，它所反映主要对象就是工农兵大众的生活和斗争，这种反映要求它的主体即作家应站在大众的立场，用“工农群众化”的思想感情反映生活。与此同时，工农兵也被要求成为写作主体，即所谓工农兵反映工农兵，以此改变作家队伍的结构。“左联”大力倡导报告文学，其基本的出发点是将它作为一种无产阶级的文学样式，作为推进文艺大众化，形成大众文艺的一种具体运作措施，并将其纳入“工农兵通信运动”。“左联”的这种努力在当时似乎并没有取得更多的实绩，但它对后来报告文学的影响是显见的。日后很多有关报告文学的“一日征文”活动，如1936年的“中国的一日”、1938年的“五月的延安”（取其中一日），1941年的“冀中一日”以及“边区抗战一日”等，可以视为是对“左联”组织化、规模化（“运动”）报告文学创作主张的一种回应。

在这样一种情势中，从事报告文学写作的知识分子作者，他们所持的立场基本上是非知识分子的，他们往往站在集团或阶级的立场上报告现实，他们的话语立场与话语方式为特有的历史语境所改造。对知识分子与作家在战时的景态，李泽厚有一描述：

在艰苦的革命战争环境下，知识者和文艺家的“我”溶化在集体战斗中的紧张事业中，没有心思和时间来反省、捕捉、玩赏、体验自己的存在。他（她）们是在严格组织纪律下，在领导和被领导的协同和配合下，进行活动和实现任务的。……他们远不是自由的个体，也不只是文艺创作者，而更是部队的秘书、文书、指挥员、战斗员和领导农民斗争的“老张”、“老李”（干部）。^[60]

李泽厚的描述稍嫌粗糙，但他给出了战争环境下知识者和文艺家特殊的存在方式。融化在集体中的报告文学作家，他们更多地成为了时代的鼓手和记录员。时代的风云在他们的笔下清晰可见，而关于他们自身则成了一道淡去的背景。

从30年代至70年代的文革时期，随着历史的逐步推进，知识分子的话语权逐渐减少，以至于丧失。但在这一进程中，前后两个时段的情形有着质的差异。30—40年代民族的救亡，要求知识分子融入时代大潮中，这是一种历史的规定与要求。而当代的20多年，特别是50年代的“反右”和10年“文革”对知识分子话语权，乃至生存权的剥夺，则是恶性政治制造的有悖于历史进步法则的悲剧。既是知识分子个人或群体的，更是属于我们民族的。

建国后，对知识分子所采取的基本做法就是：改造。这源于解放区的一种意识。一般认为，知识分子的身份是资产阶级或小资产阶级的，因此他们并不纯净，毛泽东《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中曾有一段形象的以自己为例的表述说明了这一点。他指出：

我是个学生出身的人，在学校养成了一种学生习惯，在一大群肩不能挑手不能提的学生面前做一点劳动的事，比如自己挑行李吧，也觉得不像样子。那时，我觉得世界上干净的人只有知识分子，工人农民总是比较脏的。知识分子的衣服，别人的我可以穿，以为是干净的；工人农民的衣服，我就不愿意穿，以为是脏的。革命了，同工人农民和革命军的战士在一起了，我逐渐熟悉他们，他们也逐渐熟悉了我。这时，只是在这时，我才根本地改变了资产阶级学校所教给我的那种资产阶级和小资产阶级的感情。这时拿未曾改造的知识分子和工人农民比较，就觉得知识分子不干净了，最干净的还是工人农民，尽管他们手是黑的，脚上有牛屎，还是比资产阶级和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都干净。这就叫做感情起了变化，由一个阶级变到另一个阶级。我们知识分子出身的文艺工作者，要使自己的作品为群众所欢迎，就得把自己的思想感情来一个变化，来一番改造。没有这个变化，没有这个改造，什么事情都是做不好的，都是格格不入。^[61]

毛泽东的这一讲话显然为当代知识分子政策的制订定下了一个基调。开国之初，由于国内外的形势发生了一些复杂而棘手的变化，也由于主流话语建构的需要，对知识分子的改造更为强化，形成了颇具规模的知识分子改造运动。对此党和国家的主要领导人非常重视，周恩来总理亲自在京津高校教师学习会上作“关于知识分子的改造问题”的主旨报告。这种改造旨在使知识分子适应新的政治环境，使知识分子在充分认同主流意识形态的前提下，更好地发挥自身的能力。据此，对一些具有知识分子气的人与事进行了严厉的整肃，先后组织了对电影《武训传》、俞平伯《红楼梦》研究的批判，随即，又发起了声势浩大的对胡风反革命集团的批判，最后升级为全国性的反右派运动。受到一系列的挤压，知识分子自觉不自觉地投入主流话语的怀抱。这种投入对于当时大多数知识分子来说可能是出于一种生存本能的需要。而这表征了知识分子在整体上放弃了自己的话语立场，放弃了自己独立的人格操守和自由理性的思想。这样，体现在报告文学的写作中，我们习见的是个人话语方式为集体性的公共话语所取代，创造性的思想性话语被可复制式的社论语体所取代。1956年一些“干预生活”的报告文学的推出，可以视为是知识分子争取自己独立话语权的一次努力。但这对报告文学作家来说，是当代20多年中仅有的一次。当代更多的一些作品，即使从今天的眼光来看，仍然具有留存文学史的价值。在我看来，主要是因为在这些作品中主流话语与知识分子话语取得了某种一致性，也就是说既不是主流话语完全取代或遮蔽了知识分子话语，也不是知识分子屈从了主流话语。而是两种话语具有一方“交叉地带”。这些作品中的代表作有《谁是最可爱的人》、《柴达木手记》、《为了六十一个阶级弟兄》、《红桃是怎么开的》，《县委书记的榜样——焦裕禄》等。焦裕禄一篇引起了很大的反响，这反映了知识分子人民大众对共产党与人民大众理想关系的一种渴望：“他心里装着全县人民，唯独没有他自己。”

“九州生气恃风雷，万马齐喑究可哀。”历史走到了它的尽头，物极必反也就成为现实。改革开放的风雷打破了人民无言，知识分子失语的“万马齐喑”的沉寂局面。开始告别文化专制时代的中国社会，因着思想的解放逐渐呈现生气郁然的景象。历史的新时期，知识分子属于工人阶级一部分的身份得到了确认。邓小平在全国科学大会开幕式上的讲话中明确地宣布，知识分子的“绝大多数已经是工人阶级自己的一部分，他们与体力劳动者的区别，只是社会分工的不同”^[62]。对于时代敏感的知识分子，由于精神枷锁的被打碎，他们本有的生命机能得到了复活，因而成为新时期思想最为活跃的一族。人文知识分子的存在价值在于言说，在于能够以知识分子的方式向社会发言。社会的改革开放和由此带来的诸多解禁，为知识分子价值的实现创造了条件。新时期的报告文学作家比较典型地体现知识分子在这一时期的存在方式和价值取向，他们富有社会责任感，但又不是为了这份责任感而牺牲自我。麦天枢曾说：“我们现在的报告文学作家有强烈的社会责任感，但是有自我的，不是把自我完全取消的。”^[63]这表明报告文学作家能够有而且已经有自己的话语权力和话语方式。

这个时候，主要是指思想解放、观念变革的时期，知识分子所持的基本上是启蒙主义的文化立场。包括报告文学在内的文学诸门类，尽管内容与路径有所不同，但启蒙性是它们总体上的基本功能。作家主动承担思想启蒙的社会责任，就像“五四”时期的作家一样。新时期选择报告文学的作家，一般来说，他们作为启蒙主义者的角色意识可能更明确和自觉。这是因为他们的写作必须直接取之于现实而作用于现实。报告文学这一文体其价值预设中就有非个人化的社会性。70年代末至整个80年代，改革着重的是在观念思想等的精神层面。这样报告文学作家所作的启蒙，不仅可以充分地体现自己作为知识分子的社会职志，而且由于部分地适用于主流话语的需要，因而获得了一种相对较大的言说空间。在否定批判文革，推进改革开放等重大方面，报告文学作家和主流话语有着许多一致性。但这种一致性完全不同于恶性政治制导期，政治对于作家的全面整合、遮蔽或取消作家的话语存在。报告文学作家是以自己的观察与思考来参与时代主题的共建。

新时期报告文学的启蒙价值直接地体现在一批批判文革的作品中。杨匡满、郭宝臣的《命运》，直接取材于“四五”天安门事件，对“四人帮”的倒行逆施作了揭露。张书绅的《正气歌》以坚持真理的张志新被残害的惨酷事实，批判了在极“左”年代真理被亵渎的变态政治，批判这种政治对于理性、人性的严重摧残。一大批反映知识分子题材的作品，既可被视为是知识分子的一种自我正名、自我激扬，同时更是通过对知识分子精神品格的歌颂，批判极左政治对知识分子的排异。这实际上是在恢复曾被抛弃了的常识，厘清曾被混淆了的是非。

改革开放的推行，给中国社会带来了深刻的历史性的进步。面对这样的进步，报告文学作家进行了热情的歌颂。但他们并不仅仅做着时代的抒情歌手，而更着重作为思想者的角色存在。当人们普遍地接受了一种存在而以此为满足时，报告文学作家以自己敏锐的观察，发现生活中的问题并作出精卓的评析，由此省悟大众。在这一点上，新时期报告文学作家成功地履行着知识分子的使命。麻痹或自我麻痹常常是影响中国社会前进的一个痼疾。因此，社会需要清醒的具有理性精神的思想者。80年代中后期一大批问题报告文学的推出，虽然在整体向上的社会氛围中平添了异调，乍听让人觉得有些别扭，但它恰好表明作家——人文知识分子作为社会的“眼睛”与“头脑”的存在价值。这是一次在新的语境中作家秉持着忧患意识、批判意识的集体出场。

在较之于前代，比之于90年代，我们发现80年代报告文学作家的精神状态是相当见好的。这个时候作家整体上并没有边缘化。他们有了名正言顺的身份，以主人公的独立的姿态进行着写作，既不屈从于政治，也不委身于金钱。观之报告文学发展史，只有在80年代才见有报告文学作家的集团优势，而且这个时期的报告文学作家差不多是以报告文学为业的，徐迟、柯岩、陈祖芬、理由、黄宗英、张锲、程树榛、孟晓云、鲁光、乔迈、李延国、麦天枢、徐刚、赵瑜、贾鲁生、胡平、张胜友、蒋巍等一时百舸争流，蔚然而成壮观之景。这不只是对这一文体的情有独钟，而更是他们对知识分子社会责任感的一种执著。

人们对90年代的报告文学是颇有微词的。90年代是一个知识分子边缘化的时期，由于社会政治经济、文化的全面转型，经济中心观念的进一步确立和技术中心主义的风行，人文知识分子，主要是作家就从原来社会结构的中心地带向边缘分离。这种边缘化，使知识分子因位移而变得相对独立自如，其言说的自由度相对地得到了增大。问题在于言说空间增大后的90年代报告文学作家，他们并没有利用边缘所具有的便利，他们甚至放弃了这种便利。而实际上，他们放弃的是知识分子的一种责任。尽管这个时期仍有许多作家写着许多的报告文学，但其中更多的只是对各种状态的描述。作家精神的佝偻和思想性的缺乏，使得报告文学开始走向退化。

由上描述与论析，我们可以对报告文学是知识分子的一种写作方式这一命题作一归结。首先，是在学理的层面上，人文知识分子与报告文学之间若干属性可以相互对接。其次，在实际的层面上，两者之间并不是恒等的关系，往往是一个变式。而知识分子，作为主体是其中的施事者，即知识分子的状态直接影响着他们的报告文学写作；而知识分子的状态则又受制于一定时期的社会文化生态。复次，从负面的角度来看，报告文学的退化甚至异化，本质上导源于知识分子本身的退化或异化。他们人文精神的流失，或出于历史的无奈，或出于自我自觉或不自觉的放逐——知识分子是一个能够坚守而又易异的群落，必然会抽空报告文学的文体精神。这就是我们的基本结论。

20世纪是一个复杂的、曲折的，有黯淡，也可见精彩的世纪。社会文化生态的变化，深刻地影响着20世纪中国知识分子的人生之旅和心路历程。报告文学作为一种典型的知识分子的写作方式，从中我们不仅可以还原已成历史的时代风云与人间百态，而且也能够观照知识分子的心动和体态，报告文学是一份关于它的报告对象，关于它的时代、关于它的写作者的档案。

【注释】

[1]胡仲持：《论报告文学》，见《文艺学习讲话》，香港智源书局1949年版。

[2]高信疆：《永恒与博大——报导文学的历史线索》，收入陈铭编报导文学讨论集《现实的探索》，台湾东大图书有限公司1980年版。

[3]高文升：《纪实：文学的时代选择——新时期纪实文学研究》，河南文艺出版社1998年版，第12、13、14页。

[4]袁殊：《报告文学论》，《文艺新闻》第18号，1931年7月。

[5]朱子南：《中国报告文学史·绪论》，百花文艺出版社1995年版。

[6]张春宁：《中国报告文学史稿》，群言出版社1993年版，第22页。

[7]蓝海：《中国抗战文艺史·长足进展的报告文学》，山东文艺出版社1984年版。

[8]以群：《抗战以来的中国报告文学》，《中苏文化》第9卷第1期，1941年7月25日。

[9]参见博克：《多元文化与社会进步》，辽宁人民出版社1988年版，第11页。

[10]参见《文明的生态史观——梅棹忠夫文集》，王子今译，上海三联书店1988年版。

[11]普洛格、贝茨：《文化演进与人类行为·再版前言》，吴爱明等译，辽宁人民出版社1988年版。

[12]《文化演进与人类行为》，第65页。

[13]参见斯普瑞特奈克：《生态女权主义》，载塔克等编《世界观与生态》，奥比斯图书公司1994年版。

[14]周宪主编：《世纪之交的文化景观——中国当代审美文化的多元透视·导论》，上海远东出版社1998年版。

[15]茅盾：《关于“报告文学”》，《中流》第11期，1937年2月20日。(www.daowen.com)

[16]萨特：《为了什么写作》，见戴维·洛奇编《二十世纪文学评论》（下），上海译文出版社1987年版。

[17]黄远生：《远生遗著》卷4，商务印书馆1984年影印，第184页。

[18]阿英：《甲午中日战争文学集序》，中华书局1958年版。

[19]见黄霖：《近代文学批评史》，上海古籍出版社1993年版，第401页。

[20]范伯群、朱栋霖：《1898—1949中外文学比较史》，江苏教育出版社1993年版，第1页。

[21]龚自珍：《尊隐》，《龚自珍全集》（上），中华书局1959年版。

[22]以群：《抗战以来的中国报告文学》，《中苏文化》第9卷第1期，1941年7月25日。

[23]佘树森、陈旭光：《中国当代散文报告文学发展史》，北京大学出版社1996年版，第1页。

[24]张申府：《什么是新启蒙运动》，《实报星期偶感》，1937年5月。

[25]转引自胡绳主编《中国共产党的七十年》，中共党史出版社1991年版，第147页。

[26]以群：《反映急激的事变》，收入《以群文艺论文集》，上海文艺出版社1983年版。

[27]胡风：《论战争期一个战斗的文艺形式》，《七月》（5—6）1937年12月—1938年1月。

[28]周扬：《新的现实与文学上的新任务》，收入《抗战文艺论集》，文缘出版社1939年3月版。

[29]袁殊：《如何写报告文学——给在厂的兄弟们》、《文艺新闻》第58号，1932年6月6日。

[30]《无产阶级文学运动新的情势及我们的任务》，左联执委会1930年8月4日通过。

[31]《如何写报告文学——给在厂的兄弟们》，《文艺新闻》第58号，1932年6月6日。

[32]《丁玲文集》第4卷，湖南人民出版社1982年版，第383—384页。

[33]王蒙、陶东风：《关于当代文化与知识分子问题的对话》，收入陶东风：《社会转型与当代知识分子》，上海三联书店1999年版。

[34]毛泽东：《致丁玲、欧阳山》（1944.7.1），见《中国解放区文学书系·文学运动、理论》（二），重庆出版社1992年版，第941页。

[35]周扬：《新的人民的文艺》，见《文学运动史料选》（5），上海教育出版社1979年版。

[36]陈祖芬：《挑战与机会·后记》，十月文艺出版社1986年版。

[37]范培松：《20世纪中国报告文学理论批评史·序》（丁晓原著），安徽大学出版社1999年版。

[38]王岳川：《中国九十年代话语转型的深层问题》，《文学评论》，1999年第3期。

[39]孟繁华：《文化崩溃时代的逃亡与皈依——90年代文化的新保守主义精神》，收入《知识分子市立场——激进与保守之间的动荡》（李世渊主编），时代文艺出版社2000年版。

[40]王岳川：《中国九十年代话语转型的深层问题》，《文学评论》，1999年第3期。

[41]梅林：《报告文学论》，徐懋庸译，《文学界》创刊号，1936年6月。

[42]转引自朱子南：《报告文学作家的报告》，南京出版社1990年版，第178页。

[43]萨伊德：《论知识分子》，台湾麦田出版社1997年版，第48页。

[44]利奥塔：《政治著作选》，转引自秦喜清《元叙事的危机与知识分子的坟墓——评利奥塔的知识分子理论》，《国外社会科学》，1996年2月。

[45]余英时：《士与中国文化·自序》，上海人民出版社1987年版。

[46]转引自范伯群、朱栋霖：《1898～1949中外文学比较史》，江苏教育出版社1993年版，第94页。

[47]见金耀基：《中国现代化与知识分子》，时报文化出版事业有限公司1977年版。

[48]冯立三语，见《太行夜话——报告文学五人谈》，《光明日报》，1988年9月23日。

[49]麦天枢语，见《1988·关于报告文学的对话》，《花城》，1988年第6期。

[50]马尔克斯：《报告文学的必要》，沈起予译，《文学界》创刊号，1936年6月。

[51]川口浩：《报告文学论》，沈端先译，《北斗》第2卷第1期，1937年1月20日。

[52]基希：《报告文学——一个危险的文学体裁》，刘半九译，《时代的报告》，1981年第3期。

[53]波列伏依：《论报纸的特写》，郑泽生、毛信仁译，《文艺理论》小译丛第6辑，1954年。

[54]茅盾：《关于“报告文学”》，《中流》第11期，1937年2月20日。

[55]夏衍：《关于报告文学的一封信》，《时代的报告》，1983年第1期。

[56]黄远生：《社会主义与无政府主义》。

[57]瞿秋白：《俄罗斯名家短篇小说集·序》，《瞿秋白文集·文学编》（2），人民文学出版社1985年版。

[58]何干之：《新启蒙运动与哲学家》，《国民周刊》第1卷第13期。

[59]毛泽东：《大量吸收知识分子》，《毛泽东选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618—620页。

[60]李泽厚：《中国思想史论》（下），安徽文艺出版社，1999年版，第1072页。

[61]毛泽东：《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毛泽东选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851—852页。

[62]邓小平：《在全国科学大会开幕式上的讲话》，《邓小平文选》（一九七五—一九八二年）人民出版社1983年版。

[63]麦天枢等：《1988：关于报告文学的对话》，《花城》，1988年第6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