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文化生态与报告文学流变

报告文学的非虚构性生成了它的诸多特异。文本与报告对象之间所具有的同质性，意味着报告文学只能是一种选择的艺术或曰选择性的文体。这就决定着主体与客体之间具有一种与其他文体所不同的更为直接的对应关系。小说可以虚构生活，诗歌可以“向内转”，抒写自我浩瀚的心灵，而报告文学作家无法拒绝生活、逃避生活，而只能介入生活，在现实的前沿地带作一种在场的深度报告。由此可见，一定时代的现实存在不仅直接成为报告文学反映的具体对象，而且由这种现实存在及其关系所形成的文化生态，直接影响着报告文学作家对于现实的选择与评说。这样不同时代文化生态中产生的报告文学自然就呈现出不同的景态。文化生态的变异，从根本上关联着报告文学内在的流变。

文化生态是我们研究报告文学的一个重要的学术关键词。文化生态这一范畴关联着两个基本的概念，即文化与生态。文化的定义正像文化本身一样异常复杂。爱德华·泰勒爵士于1871年给出了一个具有“标准”意义的定义：“文化……是一个复杂的整体，包括作为社会成员的人们所接受的知识、信仰、艺术、道德、法律、风俗，以及其他各种能力和习惯。”^[9]但此后人们并没有放弃定义文化的权利，现在有关文化的诠释已是成百上千的了。在我看来，文化可简言之为人与人化的存在。与文化相比，生态的定义似简化得多。它通常是指在一个生物群落及其生存发展的系统之中，各种因素的相互关联相互制约而达到相对的平衡。与此相关的生态学就是研究生物之间及生物与环境之间相互关系的学科。提取借用生态或生态学中有关关联性结构性的机理，我们或可将文化生态指称为一定时代文化各构成要素之间相互关联所呈现的形态，所形成的一种具有特征性的文化结构。

运用生态学的某种原理、方法研究人类文化，学术界已取得了许多重要的研究成果。早在1957年，日本学者梅棹忠夫首次用生态史观——以生态学的方法探索世界文明史发展规律，发表了著名论文《文明的生态史观序说》^[10]。美国人类学家普洛格和贝茨撰著了影响甚广的《文化演进与人类行为》，据作者自称，他们“所采用的主要是生态学和进化论的方法。个体作出决定，人和社会的适应策略及这些方面的进化过程，是本书的中心主题。”^[11]普洛格和贝茨认为：“人类是文化动物，这是由于三种生态学适应机制的相互影响——人类的自我保护基本动力，人类对具有生存价值的社会生活的要求和人类对于在周围世界中认识有序现象的推动。按照这种观点，这三种生态学上的基本要求不仅可以解释文化的起源，而且也是文化普遍性的关键。”^[12]晚近于90年代前后西方出现了所谓生态后现代主义（Ecological　Postmodernism），其代表人物是美国生态女权主义（Ecofeminism）理论家斯普瑞特奈克，主张用“相关性，转化、包容、关心和爱来取代西方父权主义力主分立、异化、对立的二元论和穷竭自然资源的世界观”^[13]。

我们将文化生态的理念引入报告文学的研究，无意将生态学的范畴作教条式的生搬硬套，而是试图运用其相关性的系统方法，建构适合报告文学的研究模式，以更有效地探求报告文学内在流变的若干规律。一种文化现象的出现，包括我们所研究的报告文学在内，它是一种“场效应”的结果。“文化从来不可能在理想的纯粹的条件下发展，各种因素的相互作用最终构成了文化的‘场’。”“所谓‘场’或‘力场’，本义是指文化处于多种力的错综纠结的相互作用中。”^[14]从这一点看来，文化的“场”也就是文化生态。报告文学的萌生与发展正是由多种文化因素合力所致。与报告文学密切关联的文化生态，它包含着诸多的因素，主要有一定时代的政治文化氛围、物质经济的水平、社会生活的样态和主体的人文精神情怀、话语立场以及受众的文化境界等。我们之所以认定中国报告文学发生于近代，这是因为近代已初步置备了这一文体萌发的生态条件。

论及报告文学的发生，茅盾曾有一段著名的表述：

每一个时代产生了它的特性的文学。“报告”是我们这匆忙而多变化的时代所产生的特性的文学样式，读者大众急不可待地要求知道生活在昨天所起的变化，作家迫切要将社会上最新发生的现象（而这差不多天天有的）解剖给读者大众看，刊物要有敏锐的时代感——这都是“报告”所由产生而且风靡的根因。^[15]

茅盾给出了影响报告文学产生与发展的要素，包括时代的“匆忙而多变化”，读者知晓生活的信息渴望，作家社会职志的履行和刊物的价值实现等，这些要素之间相互关联所形成的特有的文化生态，不仅使报告文学的产生成为可能，而且显得十分必要。而这样的文化生态只有到晚清方始形成。首先，作为报告文学刊布的主要载体，能够满足读者大众信息需求的报刊，它的大量出现是近代新闻事业发展的结果。中国此前虽然有邸报等报纸，但只是在封建政权的体制内发行。而近代的报纸，虽不像今天这样面向更广泛的社会大众，但它的受众已遍及知识阶层和市民阶层。报纸已成为一个面向社会的信息中心，有的报纸还成为评说国是时事的论坛。其次，报纸的大量创办和作家对于时事的论评“解剖”，这需要有一个相对开放的政治环境。萨特曾经说过：“写作的自由包含着公民的自由，人们不为奴隶写作。散文艺术与民主制度休戚相关，只有在民主制度下散文才保有一个意义。”^[16]晚清远不是一个民主的时代，但它较之于古代社会，其封建统治已显颓势疲软。迫于时势，朝廷于1895年发布诏书，准许自由开设报馆。一时报业广开，学会林立，思潮风起。再次，近代是一个风雷激荡、波诡云谲的历史时期，原有的文体不适应反映这样的社会存在，因此需要有一种更真实迅捷具有一定信息容量和理性力度的新文体加以反映。正如黄远生所说：“今欲发挥情感，沟通社会潮流，则必提倡一种新文学；今欲睿发智虑，输入科学，综事布意，明白可观，则必提倡一种近世文体。”^[17]晚清出现了风靡一时的新文体“报章文体”。文学史家阿英认为：“由于新闻事业的发达，在清末产生了一种新型文学，就是谭嗣同所说的‘报章文体’，也就是‘政论’。”^[18]阿英正确地揭示了“报章文体”产生的物质条件和时代背景，但他将“报章文体”等同于“政论”，则失之于片面。其实，谭嗣同所说的“报章文体”是“兼容并包”的。他认为：“报章文体”“斯事体大，未有如报章之备哉灿烂者也”。他将《报章文体说》别称为《报章总宇宙之文说》^[19]。以“报章文体”主要实践者梁启超的作品视之，其中既有如《少年中国说》等以时评说理为主的政论，也有《戊戌政变记》一类的新闻纪事。因此，“报章文体”实是现代杂文（政论）和报告文学（新闻作品文学）的重要导源。

由于文化生态直接决定着报告文学的形成和流变，因此，考察两者之间的关系，我们就能比较清晰地探视报告文学史行进的轨迹。

许多治文学史的学者往往直接移用社会发展史的分期方法，将文学史的分期完全与社会史的分期对接。这种方法考虑到了文学对社会政治历史的关联，因而有其合理性；但是它又忽视了文学史本身的演进规律，所以存在着片面性。文学史家范伯群曾说：“文学往往受影响于政治时期而又有其自身内在的节奏与律动，以此跨出自我的步幅。”“国家的政治大事可以成为历史划界分段的依据和标志，但是文学的发展并不一定与国家的政治大事件同步。”^[20]在各种文体中，报告文学与政治的关联最为紧密，但这并不意味着报告文学可以等同于政治史。因此，依据文化生态的变化，观照报告文学本体的内在律动，我们可以将百余年的中国报告文学发展史分成三个阶段：近代文化文化转型与报告文学的发生；政治文化制导与报告文学的发展；现代文化建构与报告文学的成熟。第一阶段由19世纪后半叶到20世纪20年代，这是报告文学的自发期；第二阶段由30年代至60年代，此为报告文学的自立期。第三阶段由70年代末肇始的改革开放的历史新时期，这是报告文学的自觉期。这样的划分，只是从整体上描述了中国报告文学演进的坐标系，给出了一种发展的总趋势。文学史的发展并不是直线式的，而呈现出曲线状。

报告文学的自立期也就是报告文学的发展期，但其间的发展是颇为曲折的。自立期的30年代，是中国报告文学开局便见精彩的一个重要时期。抗战初期因着战争的特殊环境和国共合作的政治氛围，一度时期报告文学曾经成为文学的时代交响中的劲歌。但此后国统区的报告文学便渐见沉寂。50年代初涌现出一批反映抗美援朝和新中国建设的报告文学，创作颇见繁荣。而反右风暴的突起又使报告文学趋于萧条。大跃进时期所谓的报告文学已经变异，它们的价值在于为当时浮夸浪漫的政治立论伪造证据。到60年代前期受到重创后的报告文学渐趋恢复，但文革一开，又成为荒唐的政治滑稽戏中的一种道具，报告文学彻底地异化了。80年代报告文学轰动一时，而90年代知识分子开始边缘化，人文精神佝偻与思想性的匮乏成为时代的症候，相应地报告文学也就呈现出了颓势。文学史的行进正如黄河一样，虽然它的路向“毕竟东流去”，但在其中的行程中，却是九曲回环。这就是历史。

报告文学是近代的文化转型的产物。发生期的报告文学是一种自发性的文体，作者的写作并没有某种文体意识，其时的文体总体上是雏形化的，尚不具有完全的形态。中国社会从古代向近代的质变过程中，文化在剧烈的碰撞中或破灭或新创。除了近代新闻为报告文学的发生提供物质条件外，促使报告文学这一文体应运而生的正是晚清作为社会主潮的启蒙文化。近代启蒙主义或启蒙文化的兴起导源于当时中国社会的深刻危机。中华民族自古就有忧患意识，但这常常将它视为个体的一种人生观，缺乏深度的忧患意识——危机意识，作为国家民族整体的思维模式。偌大的封建王朝自以为是天中上国，睥睨夷蛮。诚然，中国曾有令世界注目服膺的繁荣时代。但西方经过资产阶级革命迅速崛起，而固步自封的封建专制的中国终于陷落，“日之将夕，悲风骤至”^[21]。中国成为列强鲸吞的鱼肉。当此艰危之际，一部分启蒙主义思想家，或来自封建阶级内部，或来自于新生的资产阶级阵营，由深度的危机意识激发出强烈批判意识；其批判所指是现存的腐朽破败的封建政制。批判意识在中国文化中大体上是阙如的，对王朝作集体性的抗议乃至批判实肇始于近代。启蒙主义者作思想启蒙，需要有相应的举措，他们或“公车上书”，或直接参与维新改革，或收徒讲学，或组织学会，同志相论，或办报创刊，但更为普遍的是作文著书，以此作为向社会发言的一种重要方式。报告文学发生期后期，辛亥革命爆发，漫长的封建统治从此终结，但军阀统治下的现实依然黑暗；反封建、反专制任重道远，科学与民主成为时代的主题。统观整个报告文学发生期，启蒙文化成为一种主导性的社会存在。

报告文学正是这种启蒙文化的伴生物，同时报告文学又成为启蒙文化的重要成果。服从于这个时期启蒙的总主题，报告文学的取材呈现出重大性、政治性、开放性的特色，其有三种基本的主题取向。一是直接揭露专制统治的黑暗腐败，代表性的作品有梁启超的《戊戌政变记》、黄远生的《外交部之厨子》等；二是实录现实生活惨酷难堪的图景，主要作品有《被难始末记》、《唐山煤矿葬送工人大惨剧》等；三是“睁眼看世界”，以旅行考察记的形式报告域外的政俗风情，作者着意记述与国内政制维新、民智开发、社会进步、文化建设等有关联者。这一类作品有王韬的《漫游随录》、梁启超的《新大陆游记》，还有周恩来的《旅欧通信》和瞿秋白的《饿乡纪程》、《赤都心史》等。

将30年代至60年代这一包含两个不同的社会历史形态的历史时期指认为报告文学的自立期，这是基于对文学史的史实所作出的一种判断。30年代报告文学开始拥有自己的文体称名，对它的理论研究也逐步展开，此间已经出现在报告文学史上具有标志性意义的重要作品，如夏衍的《包身工》等。报告文学从无名之体一跃成为文坛的重镇。抗日战争初期报告文学更是异军突起，以群对此盛况作有描述：“一切的文艺刊物都以最大的地位（十分之七八）发表报告文学；读者以最大的热忱期待着每一篇新的报告文学刊布；既成的作家（不论小说家或诗人或散文家或评论家），十分之八九都写过几篇报告。在这样的情况下，报告文学就成为中国文学的主流了！”^[22]五六十年代报告文学在文坛也占有一定的份额。1963年由人民日报编辑部和中国作家协会联合召开了报告文学座谈会。在座谈会的纪要中确认：“从报告文学本身的发展来谈，在全国解放以来的十三年中，在报纸和刊物上占有不小的比重，也产生了不少富有战斗性、反映了时代精神的优秀作品。”可以认为，报告文学作为一种文体已经独立地存在于文坛了。有些作品或被指认为散文，或被归入通讯一类，文体属性常常发生漂移。据此，有研究者认为报告文学尚没有取得独立的文体地位。其实，文体属性的漂移是作为边缘性文体的报告文学的一个表征。因为这一文体本来就具有某种互文体的特性（intertextuality）。在我看来，文体的独立与文体的成熟并不是一个等值的判断，两者之间虽有关联，但各有特指。一种文体的独立并不意味着它的成熟。独立，更多的是指文体在文体序列中具有了一种“户籍”，表明它的存在；而成熟，则不仅表明文体的独立，更表明它已经走向自觉。从总体上看，30年代至60年代的中国报告文学是自立的，但尚不是自觉的。(www.daowen.com)

中国的报告文学是一种显得“早熟”的文体。这一个判断意指它的自立，除了文体自身的生长因素外，很大程度上归结于环境的催生促长。这一环境即是特定时代的社会文化生态。从某种意义上说，报告文学的自立更多的是一种“他立”。这种“他立”的实现，在于具有独特功能的文体与具有特殊需要的时代之间产生了一种双向选择的契合关系。三四十年代的中国社会与此后的当代中国社会有着本质性的重大区别。但就报告文学而言，虽然写作的具体内容与主题取向有了显见的不同，而社会政制的革命性变化，并没有截断三四十年代与五六十年代报告文学创作中某种内在的关联。佘树森、陈旭光注意到了包括报告文学在内的现当代散文之间变异相承的史实，指出：“30—40年代，时代剧变曾经引起散文观念的变革，造成散文天地的倾斜：以个性意识为主导的抒情小品体日趋衰落，而以群体意识为主导的通讯特写体则蓬勃发展。当代散文、报告文学的初创期，正是在这种倾斜的天地里开始的。从整体审美风范上考察，可以说：建国初期的散文，乃是‘延安散文’的延续，而建国初期的报告文学，则是40年代‘战地报告’的拓展。”^[23]应该说这样的观点上颇有原创性的，但是它只是提示了一种关联性的现象，而没有揭示内在的具有实质性贯穿性意义的本因。在我看来，这本因就是强势的政治文化的制导。

自立期报告文学所居的政治文化生态，由于社会跨越了多种历史存在，因而它的内涵与景态有着许多差别。三十四年代中国社会的时代主题即是民族斗争和阶级斗争，其时“是中国团结救亡，民族解放，争取自由，民主政治的时代”^[24]。1931年日本侵占东北，发生了“9·18”事变，1937年“7·7”卢沟桥事变爆发，中国进入了全面抗日的时期。尽管蒋介石政权在抗日战争中的言行数有变化，但是战争初起时蒋介石还是宣称：“如果战端一开，就是地无分南北，年无分老幼，无论何人，皆有守土抗战之责任，皆应抱定牺牲一切之决心。”^[25]战争是政治极端的集中的体现，抗日救亡成为全民族压倒了一切的统一使用的政治话语，国家的公共话语。这样一种历史语境，使报告文学拥有了独特的“用武”之地。因为它具有真实快捷灵便反映战时社会状态，且特具鼓动性等文体优长。“小说、诗歌、戏曲……是炮兵、飞机队、坦克车队”，而报告文学等就是“轻骑队、游击队。”^[26]可以说，在抗日战争中报告文学曾是作为一种特别能战斗的“武器”而参战的，它“和日本帝国主义的凶暴和压迫和侵略结合着，和人民大众争取民族解放的血泪的斗争结合着”，“和战斗者一同怒吼，和受苦者一同呻吟”^[27]，因着这样的情势，“在战时的文坛上演了最活跃的脚色的，是报告通讯一类的小型作品。报告文学差不多成为一个非常流行的运动”^[28]。

现代中国社会的另一个主题是民主革命，主要表现为中国共产党领导的人民大众及各种进步力量与国民党蒋介石政权之间的阶级斗争。在这样的斗争中，报告文学被作为无产阶级的革命文学形式从而得到“重用”。“报告文学，是无产阶级文学发展的一个重要的基础。要大众地建设广大劳苦大众自己的文学，这是最重要的式样。”^[29]“左联”执委会至少在两次有并无产阶级革命文学的决议中涉及报告文学，明确地要求“创造我们的报告文学（Reportage）吧！”决议认为，只有“这样，才能够使文学运动密切地和革命斗争一道地发展，也只有这样，我们作家的生活才能切实地改变；我们的作品内容才能够充满了无产阶级斗争意识”^[30]。当时的无产阶级处于“在野”的地位，因而作为无产阶级文学样式的报告文学其基本的主题就是通过对现实社会的暴露而颠覆现存的统治秩序。“报告文学的目的是要暴露现有社会组织的缺陷，鼓励同一阶级的大众起来争斗。”^[31]30年代的报告文学名篇大多数是以批判见长的。被认为“可称在中国的报告文学上开创了新记录”的《包身工》，作者夏衍截取包身工一天非人生活的场景，极其真切地报告了身处半封建、半殖民地中国社会的劳动大众的悲愤遭际，是对当时中国社会制度的一种控诉。萧乾的《流民图》在题材上是对《包身工》的补充，它对三十年代中国农民流离失所惨酷现实作了实录。而宋之的《一九三六年春在太原》则特选专制统治的一斑，以“新闻剪集”的形式，真实、典型而不无讽刺意味地描写了阎锡山统治下的太原那种沉重的“恐怖的氛围”。

政治文化制导下的报告文学，其基调总是两极对立式的，即或为沉郁激愤的批判，或为昂奋抒情的歌颂，可以认为政治主导是造就报告文学歌颂—批判模式的文化机制。这种歌颂与批判基本上都是政治性的。批判的是异己的政治力量，其时主要是民族的敌人——日本侵略者，阶级的敌人——独裁专制腐败的国民党政权，歌颂的当然应该是无产阶级及其领导下的人民群众所进行的政治斗争和进步事业。作为一种新兴的肩负着自己的历史使命的政治力量，在其革命的过程中必然也存在着落后的东西，但特定的情势决定了对落后的处置采取的是内部的、组织化的方式，而不允许用文学这种外化的传播的方式。

对此，丁玲的例子可能是有说服力的，丁玲是一位向往革命、热心投奔延安解放区的作家。但到了1942年，大约是因为有一点知识分子喜欢思考的品性，所以写下了《三八节有感》等对延安的某些现实表示不满的文章。她对延安“不宜于写杂文的，这里只应反映民主的生活，伟大的建设”表示异议，认为“我们这时代还需要杂文”，应该向鲁迅先生学习，“为真理而说，不怕一切”^[32]。但事实证明丁玲的理想是不合时宜的。“人不能在一种怀疑的、批判的、理性的状态下投身革命。一面在痛击国民党，一面又十分理性地反思共产党的每个举措，这是不可能的。”^[33]丁玲受到了批判。但当1944年丁玲等写作了反映边区新人物的报告文学时，意外地得到了毛泽东的高度评价。毛泽东专门就丁玲《田保霖》、欧阳山《活在新社会里》致信两位作者。“丁玲、欧阳山二同志：快要天亮了，你们的文章引得我在洗澡后睡觉前一口气读完，我替中国人民庆祝，替你们两位的新写作作风庆祝！”^[34]这仅是一个个例，但它已充分说明解放区对于文学价值取向的一种规定。比之于当代报告文学中的那种神话制造，应该说解放区报告文学对于人物的赞颂是相当质朴的。所见人物，即使是领袖型的人物，更多的是人性，而少有神味性。正因为解放区的报告文学被确定在正面的、既写实又不乏抒情性的特定的规范之中，所以这一文体自然在解放区受到重视。解放区（根据地）是三四十年代中国报告文学的一个重要的生长点。

1949年10月新中国的建立，标志着中国社会已进入了一个崭新的历史阶段。开国之初，面临错综复杂的矛盾和巨大的困难压力，中国共产党人显示出了敢叫日月换新天的雄大气魄。当国际战火逼近国门之时，毅然出兵参战，抗美援朝，保家卫国。为了巩固新生的政权，国家进行了全面的社会主义改造和建设。成为执政党的中国共产党特别重视与新的政制相适应的意识形态的建构。这种建构的目的在于努力造就主流意识形态的强势，以利于营造国家大政方针推行的舆论环境，促使全民对执政党及其新的政权有一种普遍的思想上的认同。中国共产党对文艺的重视是有传统的，建国以后对于文艺的管理基本上沿用延安解放区时的做法。毛泽东《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同样成为新中国文艺的指导方针。周扬在第一次文代会就指出：“毛主席的《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规定了新中国的文艺方向，解放区的文艺工作者自觉地坚决地实践了这个方向，并以自己的全部经验证明了这个方向是完全正确，深信除此之外再没有第二个方向了，如果有，那就是错误的方向。”^[35]可以认为50年代的文艺实际上是解放区文艺的一次“场地转移”。所不同的是，建国后依凭主流意识形态主控的有利位势，更便于对文艺实施调控。国家对于文艺工作者实行组织化体制化的管理，强调文艺为政治服务，将文艺纳入意识形态的中心地带，这样文艺与政治就有了一种同心重合的关系。政治遮蔽文艺，文艺成了一种形象化的政治，甚至就是一种概念化的对于政治的图解。在这样的一种情势中，作为一种对于现实政治极为敏感的文体，当时的报告文学，除了50年代中期极少数干预性创作以外，差不多都是一些写中心写政策的作品。当然，写中心既有文体内在的合法性，又有某种历史的合法性。报告文学应该反映现实中的重大事件，这种重大事件造就了时代独特的风貌。像建国初期，反映抗美援朝、经济建设等报告文学，我以为就是有这双重的合法性，50年代报告文学政治化的极端就是写阶级斗争、写大跃进的一批作品。作者屈从或主动认同反理性的主流话语，不惜牺牲文体的真实性和主体人格操守，以撒谎作假迎合畸形的政治，这对于报告文学不是一种堕落，这样一种堕落为文革报告文学的彻底异化埋下了伏笔。

报告文学与现实的特殊关系决定了一定时期主导现实关系的政治文化必然对它产生重要的影响。政治也许是报告文学无法远离的一种存在。政治文化对自立期中国报告文学的制导具有正负两面的意义，它仿佛是一柄双刃剑。那种体现历史发展进程的、代表正义和社会公众的普遍利益的政治，对报告文学有一种促进作用。报告文学在见证历史中实现文体自身的价值；而报告文学依附于反理性、反人性、反人类普遍精神的荒谬政治，这无疑是报告文学的一种自戕。

在中国报告文学史上，特显光彩的有两个时段，一是30年代，二是80年代。伴随着中国社会进入改革开放的历史新时期，报告文学迈出了走向自觉的步履。新时期的报告文学，是对以30年代为发端的自立期报告文学的承绍呼应与反拨超越。承绍呼应的主要是30年代报告文学关注国民生存图景，积极介入现实生活的基本精神，新时期的报告文学在对现实多向的富有的深度的参与中，充分实现着文体的自身价值。反拨超越的是政治文化制导期由于政治对报告文学的过度遮蔽而造成的自主性的失落。报告文学借助于政治的推力，会呈现出某种强势，但这种强势的获得，有时是以失去主体与文体的“本我”为代价的。而在新的历史时期，报告文学作家开始寻找丢失已久的“本我”，开始用自己的观察、自己的思考、自己的表达方式，写作既体现出某种时代精神又凸现着主体鲜明色彩的作品。在我看来，报告文学文体的自觉首先在于创作主体的自觉。新的历史语境为主体自觉的实现提供了一种可能性。

肇始于70年代末期的改革开放新时期，其前端相接的是十年文革。历史已经表明并将进一步证明，这是一场对中国历史造成重创的破坏。从思想史的角度视之，它以文化专制主义的推行，对人民，特别对知识分子作了一次精神虐杀。1976年10月“四人帮”的粉碎，宣告了一个灾难性的历史时期的终结。1978年12月召开的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则标志着一个全面建设现代化中国的新时代的到来。现代化或现代性是一个多质复杂的概念，对此可以作出种种的诠释。但其中的关键词必须包含着人的现代化。人的现代化是社会现代化的前提与旨归。现代化的人或者说具有现代性的人，首先他是作为主体存在着的。这一主体应是自主的、开放的，不乏原创力而又具有人类理想的。这样的主体“五四”时代曾经出现过。此后由于救亡革命等的需要，个体的、自主人逐渐为集体的、阶级的人所取代。这在一定的历史时期有着某种合法性。但文革是一个极端，8亿人民只能发布一种声音，表达一种思想。这样，现代意义上的人就被丢失了。改革开放的新时期对文革的拨乱反正，具有重要意义的一个方面就是将被禁锢扼杀的人复原为自主的人。开放。打破了原有的政治——文化一元化的单一结构，而建构与物质现代化的进程相适应并又能能动地影响这一进程的旨在实现人的现代化的具有开放性与多样性、创造性特征的现代文化。新时期现代文化的建构，为这一时期报告文学走向自觉创造了必要的条件。

社会的改革开放，作家主体意识的自觉，使新时期报告文学开始依照自己的理路，走向本体性的写作。报告文学已不再被理解成为一种阶级的文学，或仅仅是政治化的宣传。报告文学从狭窄的天地中拓展开来，题材的泛化成为一种可观的景态。有直接写改革大业的，如《热流》、《励精图治》，热情歌颂模范人物、先进集体的如《船长》、《祖国高于一切》、《中国姑娘》、《在这片国土上》等主旋律作品，也有写凡人俗事家长里短的边缘性作品，有《中年颂》、《继母》等；作品主要反映现实题材，同时也出现了历史报告文学；主要取材于国内，但也有不少国际题材的作品。同时，作品的容量得到了增大。“集纳式”、“全景式”的报告文学批量推出，打破了原来单一的一人一事的报道模式。综合性报告文学的风行，与作家报告观念的变化密切相关。许多作家不仅仅从新闻、文学的层面报告对象，而且“与经济学、社会学、科技、哲学、心理学等等广结良缘”^[36]。像钱钢的《唐山大地震》就决不仅仅是一个有关抗震救灾的文本，而是从取一个特置的场景，多角度地洞照了非常态条件下的人性百态。观念的更新，体式的变化，使得那种好人好事记载式的作品不能再自如地冒领报告文学的文体之名了。

作家主体意识的自觉，表现创作中不可见得作品的思想性得到了强化。思想性是报告文学不可或缺的要素。作品体现出的深刻的思想，反映着作者对于人生社会的卓识。作为新时期报告文学中具有标志性意义的作品，《哥德巴赫猜想》的不俗之处，就在于当主流话语还没有彻底全面否定文革时，徐迟以自己的思考，通过对陈景润致力于科学的忘我精神及成果的报道，从一个方面批判了文革对于知识分子的践踏，从而开了尊重知识、尊重人才的先声。乔迈的《三门李轶事》报告了一个在当时极为敏感的事件，在村分组包干中，“五个共产党员是哪组都不要！”后来经过自省、自强重新获得了村民的信任。由此作者提出了一个令人深省的问题：“不是群众冷落了我们，而是我们辜负了群众。不是人民不要我们这些共产党员，而是我们不怎么像共产党员了。”

新时期报告文学中最引人注目的存在莫过于问题报告文学。这一时期问题报告文学的数量、所提问题的深度等在报告文学史上都是前所未有的。本来对于问题的揭示、对不合理现象等的批判，都是报告文学文体的题中应有之义。发生期的报告文学其基本的主题取向是批判。“它的本性是抗争，是批判。它和一切丑恶的东西为仇，是有锋芒的文体。从某种意义上说，它是在野文体。”^[37]但以往报告文学的批判基本上是体制外的，体制之内的批判——自我批判颇为困难。50年代中期写作干预生活特写的作者几乎无一例外地都被打成右派。而历史行进到80年代后期，情势就大不一样了。这一时期主导报告文学潮流的就是问题类报告文学。报告文学的轰动，从一定意义上说就是问题报告文学的轰动。《中国的“小皇帝”》、《神圣忧思录》、《国殇》、《世界大串联》、《西部在移民》等作品所提出的问题，一时成为公众关注的热点。这种景况一方面反映作者和公众具有一种普遍的现实关怀精神，同时也表明社会多了一种兼容性。这种兼容性正是现代文化生态的重要品质。正是在开放的兼容的历史语境中，报告文学开始以主体的自觉、题材的拓展、文体的增容、思想性的强化和批判性的回归，实现着文体的自觉。中国的报告文学显示出它成熟的风姿。而文体成熟的风姿，正是报告文学作家——作为知识分子他们主体精神的一种光彩的投影。“整个社会弘扬人文精神、生命意识、个体苦难的体验和反思，强调理想和建构新的知识分子形象，知识分子成为社会的良知、社会的尺度和社会未来发展的动力。”^[38]报告文学作家以报告文学为方式实践着他们作为知识分子在新时期的社会职志。

但这样一种盛景，到了90年代不再复现。90年代社会文化生态发生了许多重大的变异。社会更全面、更深入地由计划经济转向市场经济。经济制导着人们的物质生活与思想观念。所有制关系的进一步调整，多种经济成分的存在等，进一步促成了文化的多样性。社会成员自主的空间变得更大，个体关怀取代社会关怀，物质追求更重于精神追求。在文化上，激进主义让位于保守主义。新的文化保守主义“放弃激进的批判精神，实行温和而稳定的话语实践”，“放弃对共同处境的忧患、焦虑和怀疑，转变为对个人境遇的关怀和思考”，“放弃对终极价值、目标信仰的追求和提供，而是关注具体的局部问题的解决”^[39]。90年代知识界呼唤重建人文精神，这从一个方面说明了人文精神有了在许多在看来甚为严重的陷落。而知识界本身也发生了分化：“知识分子到了90年代，随着文学轰动效应消失和启蒙工程崩塌，其优越的精神领路人的地位终于归于消解，人们在现实面前再也不需要圣贤般的宣谕和真理的代言人。”于是他们开始“走向世俗，抨击崇高，调整心态，张扬私人化，逃避历史和现实，使得知识分子告别了80年代的理想化”^[40]。在这样一种语境中，报告文学呈现出世纪末症态就变得不可避免了。90年代虽然卢跃刚、张建伟、马役军、黄传会、李鸣生、何建明、杨守松等写出了不少优秀的作品，但从整体上看，90年代报告文学普遍地缺乏现实关怀的文体品格和思辨批判的文体精神。报告文学在90年代这一重要的社会转型期对许多重大现实课题不应有的缺席，或报告的浮泛使得这在80年代已经走向自觉独立的文体部分地开始退化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