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报告文学发生期研究诸说辨析

报告文学（Reportage）这是一个舶来的文体称名。“报告文学这一名词在我国大革命期间，……从日本传到中国。这是德语reportague的译名。”^[1]从现存资料看，报告文学的汉语标名始见于1930年。1930年3月1日出版的《大众文艺》刊出了由日本中野重治作、陶晶孙译的题为《德国新兴文学》的介绍性文章。译文指称：“刻羞（现通译为基希）可说是新的形式的无产阶级操觚者，所谓‘报告文学’的元祖，写有许多长篇，而他的面目尤在这种报告文学随笔纪行之中。”自此，中国的新闻文学有了一个比较正式的文体专名。

相对于文体称名时间所具有的某种确定性，学界对中国报告文学的发生时间存有诸多异说。文体发生期是文体学研究中一个基础性的重要课题。只有正确地把握某一文体的基本特征、属性及其发生的根因等，才能正确地指称这一文体发生的特定时期。关于中国报告文学的发生时间，主要有四种界说。一是“古已有之”说。报告文学作家刘白羽等持这样的观点。曾任台湾《中国时报·人间》副刊主编，积极倡导报导文学的高信疆，就认为报导文学（即报告文学）“它该是最古老的一种文学才对”，“一部《诗经》正是报导文学在中国的滥觞”，司马迁是“中国第一个报导文学家”^[2]。在晚近出版的《纪实：文学的时代选择》中，主编高文升也奉持“古已有之”一说。作为对这一观点的实证，高文升列举了唐朝骆宾王、宋代文天祥和清代方苞的有关作品。作者认为“骆宾王的《代李敬业传檄天下文》……可以说它是我国古代报告文学的先声”，“文天祥写于公元1276年的《指南录后叙》，应当说更具报告学性质”，而“到了清代，较为典型的古代报告文学作品便脱颖而出。方苞的《狱中杂记》，就是其优秀代表作”^[3]。二是近代说。袁殊在三十年代初发表的重要论文《报告文学论》中指出：“‘报告文学’这一名词在中国还是很新的。……这文学的形成，自然不会是古已有之的；它是一种近代工业社会的产物。”^[4]阿英、黄钢、冯牧、蒋孔阳、朱子南等都持有和袁殊相同与近似的观点。朱子南指认19世纪后半期到1918年为中国“报告文学的萌生期”^[5]。张春宁则将报告文学的发生期明确地定为1898—1919年，认为梁启超发表于《清议报》（1898）上的《戊戌政变记》是“中国报告文学诞生的标志”^[6]。三是“五四”说。周而复、蓝海（田仲济）、赵遐秋、杨如鹏诸家都禀持此说。蓝海指出：“中国的‘报告’或‘报告文学’应产生于中国新文学的发轫时期，即五四新文学时期。”^[7]蓝海等将《一周中北京的公民大活动》（1919.5.11）、《唐山煤矿葬送工人大惨剧》（1920.11.7）、《饿乡纪程》（1923）和《赤都心史》（1924）视为报告文学发生期的代表性作品。四是20世纪30年代说。持此说者有以群、罗荪、贾植芳、林非等。以群断言：“在1931年的‘九·一八’以前，中国还没有报告文学。”其根据是“那时，即或有少数类似报告文学的作品，也未被称为报告文学，因为当时‘报告文学’这一名词还未被确立起来。”^[8](www.daowen.com)

研究者对报告文学发生时间的不同指认，这反映了他们对于报告文学文体的属性的认识存有差异。在我们看来，报告文学是一种以非虚构为规则、以社会关怀为主旨、以现实生活为主要报告对象（亦可反映具有现实性的历史题材）的具有新闻性文学性与论理色彩的边缘性文体。作为一种具有显性新闻特征的文体，它从新闻文体中衍化而出。因此，新闻事业的发展成为这一文体发生的前置性条件，新闻文体是其母体。作为一种颇重思想性的关注社会公众事务的写作方式，它需要有一个相对开放的具有某种自由度的言说空间。非虚构性是报告文学的一个基本属性，但并不指代其属性的全部。古代有大量的非虚构性作品。但在中国漫长的专制的封建社会中，不可能设置一个自由言说的论坛，也没有生成具有普泛性的面向更广大受众的新闻事业。因此，从总体上说，古代中国尚不具备报告文学的发生条件，这样也就不可能产生真正意义上的报告文学。中国社会初步具备报告文学的萌生条件，一直迟到近代。封建王朝行进到晚清这一站，已如拖拉着破车的老牛，步履蹒跚。内忧外患，西风东渐，王纲解纽，思想活跃蔚然而成潮流。列强以坚船利炮撞开天朝尘封日久的大门，同时，他们将创办报业当作文化殖民的重要手段。受此影响，中国人在19世纪中叶以降，也开始建设自己的近代报业。晚清国人自办报刊数以百计。凡此情由，都为报告文学这一新文体的生成创造了必要的条件。而考诸史实，我们发现正是在近代，具有报告文学属性的作品开始批量地出现了。

以群等依据报告文学文体称名始于1930年代这一实情，认定报告文学发生在30年代。这一观点是不够科学客观的，它既忽视了报告文学已在此前存在的事实，又背离了文体形成的一般规律。考察文体发展史，我们可以知道，一种文体的实际形成与文体的命名，往往并不是共时态完成的。即如散文，从词汇学的角度看，散文一词大约最早见于《文选〈海赋〉》，其中有“云锦散文于沙汭之际”句，而具有文体学意义的散文概念，通常认为似由南宋周益公首先提出。周益公评说宋代骈文时认为“四六特拘对耳，其立意措词，贵于浑融有味，与散文同。”（见罗大经《鹤林玉露·刘錡赠官制》），但散文作为一种实然存在的文类却早已出现在文学史上。报告文学的情形类似于散文，只是文体的萌生与文体命名之间的时差并不像散文那样大罢了。至于有学者将中国报告文学的发生期确定为“五四”时期，这不能说没有依据。但实际上报告文学的萌生形成是一个渐行渐进的历史过程。中国报告文学的发生期包含了“五四”时期，而其发端是在此前的晚清。“五四”运动并不是一种无源之流，晚清的维新运动是其重要的思想资源，“五四”新文学的根系在晚清。考辨关于报告文学发生期的诸家观点，我们以为还是近代说比较接近于历史的真实。因此，我们奉持报告文学发生于近代的基本观点。研究的对象是晚清至20世纪末百余年间有关报告文学的诸种存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