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国六朝时代，儒家经学衰微，拘牵文字，不讲大义，道家思想于是占了支配地位。当时的人称道家之学为玄学，称《老子》、《庄子》、《周易》为三玄。《周易》（即《易经》）虽是儒家经典，但经老庄派学者的注解，也道家化了。当时注解老庄的极多，差不多可以和儒家经传的注疏相颉颃。其中以何晏、王弼为代表，何晏的著作为《老子道德论》及《论语集解》，王弼的著作为《易注》及《老子注》。此外郭象的《庄子注》有许多独到的见解。何晏、王弼等的思想是继承庄子而不是继承老子的，以虚无寂灭，超脱现实为主。在此等思想影响下，产生了阮籍、嵇康、刘伶等的“清谈派”。阮籍著《达庄论》，阐明“万物一体”的学说，又作《大人先生传》，攻击“君子之礼法”。嵇康作《释私论》，指明“君子不以是非为念，但虚心率性而行，自然不违道”。刘伶作《酒德颂》，表现一种放荡不羁的人生观。当时有人伪托列御寇所作的《列子》，内有《杨朱》篇，也是说，只有快乐享受是人生之目的及意义所在（张湛作《列子注》，人们怀疑《列子》就是他编撰的）。此等哲学思想，表面上是乐观的，实际上是悲观厌世，消极，颓废。由清谈派再发展下去，便成葛洪一派的神仙修炼之术（《抱朴子》），这是逃避现实的最后归宿。就玄学时代的著作讲，以郭象的《庄子注》为最有价值，因其对于庄子的自然主义与神秘主义，都能充分发挥。郭象说无不能生有，天地万物都是“块然而自生”，即所谓“独化”之理。又说天地万物，“彼我相与为唇齿”，“凡所有者，不可一日而相无也”。又说：“治乱成败，遇与不遇，非人为也，皆自然耳。”“承百代之流而会乎当今之变，其弊至于斯者，非禹也，故曰天下耳。”这就是说，一件事的产生，乃整个客观环境所造成，不是一二特殊人物所能独创的。又说万物彼我“相反而不可以相无”，似乎就是说明对立的统一。他又说：“天地万物，无时而不移。”讲到社会制度，则说“夫礼义，当其时而用之，则西施也，时过而不弃，则丑人也”。讲到人性，则说“人性有变，古今不同也”。这些见解都很透澈。至于神秘主义，就是所谓“至人”或“圣人”人格的解释，那就是忘彼我，统小大，齐死生，同是非，泯除一切差别的观念，俯仰万机，而淡然自若，所以章太炎氏说郭象承何晏“圣人无情”之说来解《庄子》，在他的笔下，“圣人竟是木头一般”。(www.daowen.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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