理论教育 李秉德卷:陇上学人文存

李秉德卷:陇上学人文存

时间:2023-07-21 理论教育 版权反馈
【摘要】:“廉方教学法”实验始末缘起1932年,由河南大学教授邰爽秋和李廉方等人发起,要在开封搞个教育实验区,由河南省教育厅与河南大学合作,进行教育改革实验。遵照原来的设施方案新成立的开封教育实验区,规模编制是很大的。另一本叫《廉方教学法》,中华书局出版。也有人嫌以上两个名称都不足以全面概括这项实验的主要特点,所以就干脆把它叫做“廉方教学法”。李先生后来自己写的那本书就是以“廉方教学法”命名的。

李秉德卷:陇上学人文存

“廉方教学法”实验始末

缘 起

1932年,由河南大学教授邰爽秋和李廉方等人发起,要在开封搞个教育实验区,由河南省教育厅与河南大学合作,进行教育改革实验。这一倡议,经河南省政府批准,于1933年成立了开封教育实验区。

就在这一年,河南大学教育系人事变动很大,邰、李二人都离开了。邰爽秋回到上海大厦大学,李廉方则到开封教育实验区专任实验区委员会的委员长。

遵照原来的设施方案新成立的开封教育实验区,规模编制是很大的。在委员会之下设以下几个部门:

1.大花园教育村——地址在开封城东大花园村;

2.杏花园教育镇——地址在开封城内杏花园镇;(1)

3.儿童教育馆——地址在河南省博物馆内;

4.学校卫生委员会——半独立性,由河南大学教授孙祥正兼任主任;

5.教材部;

6.教具制作部;

7.编辑出版部。

以上前三个部门均另有地址,其余几个部门均在开封河道街原教育厅旧址内办公,与李廉方先生一起。

李先生和邰先生的想法是大不一样的。邰先生想的大,要实行生产教育;李先生想的细,想要实行教学改革。原来的大花园教育村,按邰拟方案设立了三个股:一个是生产股,下面有个租用的农场;一个是合作股,下面有个合作社;还有一个教育股,原以全村居民为教育对象,还单设了一个实验学校。1933年邰先生离开河南,李先生负实验区专责后,就把注意力集中在小学教学改革实验上,实验场所就选定大花园村实验学校。可是,那时他的实验方案并未写出来,当时大花园教育村教育股的负责人马金霄对他的意图也不甚了解,所以搞了一年也没搞出个啥名堂,于是他就要我去接马的工作。

接受任务,开始实验

1934年暑假,我在河南大学教育系毕业。全系同学向学校写呈文,要求学校推荐我当一个省立中学校长。学校就将此报告转到省教育厅。我那时十分幼稚,还以为满有希望。谁知文到教育厅后,便如石沉大海。7月底的一天,廉方先生把我叫去,问道:“你不是活动着要当中学校长吗?现在怎样了?”我说:“毫无希望。”他接着说:“你想当省立中学校长,那根本是不可能的。多少人在争啊,哪能轮到你?我这里早就给你准备了一个位置。说早了怕你死不了当省立中学校长那条心,不肯干。我看现在是时候了,还是来开封教育实验区到大花园村去搞实验吧!这项工作也还是大有搞头的。”我在无可奈何的情况下终于答应了。接着,他就派人给我送来了聘书,聘我为开封教育实验区大花园教育村教育股干事。

我到大花园村后才知道,教育股除了我这个干事外,还有几个助理干事,如郑孟芳(效兰)、王荫圃、王文光和王建亭等,这些助理干事实际上就是大花园村实验学校的教员,那么我这个干事就是具有校长和教导主任两重性质的学校行政人员了。

大花园村在开封城东三四里处。它的位置与原来开封的两个东城门——曹门和宋门构成一个等腰三角形。这个村子里居住的大部分是佃农,全村100多户共有自己田地400多亩。田不够种,就租别人的。大花园村实验学校的学生还不到100人,都属于初小程度。

快到开学的时候了,我向廉方先生汇报说:一切准备就绪,可以开学了。廉方先生问:“你做了些什么准备工作?”我就把教员工作分配及教室设备等情况一一作了汇报。廉方先生问:“但是你准备怎样做实验呢?”这可把我问住了。他接着很严肃地说:“要想办一个普通的小学,那用不着你们去。我要你们去那里,就是要真正搞实验,办出咱们自己的特色来。”他给我们指定了几本书,并说等我们把这几本书读通了以后,他来给我们讲他的实验方案。

我回到学校后,就和我的同事们埋头读书,并相互讨论。接着廉方先生来给我们讲他的实验意图。他认为,我们在思想认识上都准备成熟了,才准我们开学。记得等我们开学时,一般的学校已经开学三个星期了。

实验内容简介

在我们这个实验学校,实验的主要是小学课程及教学方法的改革,也就是后来大家说的“廉方教学法”。廉方先生曾写过四本书,阐明自己的实验意图。其中三本的书名分别叫《国语教学改造方案》第一、二、三期,是开封教育实验区自己印的,只赠阅,不出售。另一本叫《廉方教学法》,中华书局出版。不过当我们于1934年秋季开始实验时,这些书一本也没有印出来。关于实验精神的掌握,全凭廉方先生口授和我们自己的理解。由于廉方先生不断来校指导,我们的实验工作都是经他认可的,所以不至于离谱太远。

现将李廉方先生的实验理论概要介绍如下。

(一)实验意图及名称

李先生对当时一般学校所实行的分科教学、班级教学、课本教学、死记硬背、教导分离等办法一概反对;对于当时有些学校实行的设计教学法和道尔顿制也很不赞成。他认为所有以上这些办法都是费时费事而收获不大。他之所以要另外创立一套办法,就是想使小学儿童用较少的时间完成小学学习的任务,而且学得更好。

这项实验之初,无一定名称。由于此实验预计用两年半时间完成当时初级小学四年的学习任务,所以有人把它叫做“二年半制”(我于1936年12月在《大公报》副刊《明日之教育》第151及152期上发表了一篇文章介绍这一实验,文章的标题就是《介绍二年半制》)。又由于实行此项实验开始教学生识字时多用卡片,所以也有人把它叫做“卡片教学法”。也有人嫌以上两个名称都不足以全面概括这项实验的主要特点,所以就干脆把它叫做“廉方教学法”。李先生后来自己写的那本书就是以“廉方教学法”命名的。

(二)课程组织

廉方教学法的课程组织分单元活动和特殊练习两个部分。

单元活动是根据学生的实际生活使学生得到有效的学习。它又可分为环境单元和季节单元两种。环境单元为活动主体,分为学校、家庭、身体、乡村或市镇等大单元,各大单元又可分为许多小单元,各按由近及远、由易及难的原则而定其顺序。通过这些小单元活动,学生可以学到的知识是非常丰富的。所以环境单元构成了学习活动的主体。

季节单元也叫时令单元,随季节而定。这是指因时令变化的需要而安排的学习活动,各种纪念日活动也包括在内。这种单元活动对于环境单元活动起着调节与辅助的作用。

单元活动既然打破了各学科的论理系统,那就可能有些知识技能是必须学习而为单元活动所未能涉及者,或单元活动虽然涉及但还没有学会学熟,仍须进行练习的部分。为了适应这两种需要,就必须有特殊的练习活动,以补充单元活动的不足。例如关于算术及写字的学习,就多在特殊练习的范围之内。

(三)分期

初小二年半的学习可以分为三期。

第一期的主要任务是识字,即为正式阅读准备条件。(www.daowen.com)

在单元活动的学习过程中,又可分为观察、联想、发表三个阶段。在学习开始的第一阶段中,教师指引儿童观察一定范围内的事物,诱使儿童发问,然后予以解答说明,使儿童对于事物有真切的了解,这是学习的始基。这种始基完全建立在儿童直接经验上。

在第二阶段,根据观察所得,凭借联想在时间上、空间上加以扩充,以弥补观察之所不及。因为学习内容不能只囿于直接经验接触的范围,必须有这一阶段去扩充它,丰富它。

第三阶段是发表阶段,注重学习文字,即根据观察、联想活动,择主要词语制成字牌或卡片,结合图片或实物,利用少数特制的简单教具,进行多种形式的带有游戏性质的识字练习。练习方式多而有趣,具有很大的吸引力,使学生们以积极的态度与饱满的情绪学习掌握了有关的字、词、句。

由上可以看出,儿童的学习最初建立在具体而真实的事物上,然后转移到图片,再到文字,过渡非常自然,儿童不会感到困难,而这样学习的收获自然也牢靠得多。

文字学习除上面这一途径外,有时还教些儿歌或故事画。

上述三阶段与德可乐利法相似。廉方先生曾对我说过:“有人把我们的实验当成设计教学法(指第一期)与道尔顿制(指第三期)的混合,这是大大的误会。也有人说我们实行的是比利时的德可乐利法(2),对于这后一说法,我们倒是喜欢听的。”

第二期是由识字过渡到读书的时期,主要是逐步取得自学技能,时间大约也是一个学期。

从形式上看,第二期的学习与第一期差不多,还是单元活动与特殊练习等。但就学习内容来说,当然不会重复。这时要新增一些单元,此外,还要就曾经学过的单元在内容上加深加宽。

至于文字学习则以句和联句为主。但对于字词仍采取许多形式进行练习。这些练习既根据汉字特点和规律,也带有游戏性质。儿童的学习兴趣仍是非常高的。

另外,特殊练习的比重也比第一期相对增加了。特殊练习的主要内容是算术、写字和利用注音字母(那时还没有汉语拼音)认字查字典能力的训练。

第三期为完成自学功能期,即正式读书期。这一时期内,自由阅读先以谜语作为试读教材,继以反复故事(即语句有部分反复的故事)为初步阅读教材。然后才可进入到阅读普通读物。普通读物指的是包括多方面内容的适合少年儿童学习的读物。

在这—时期开始之前,我们做了大量的准备工作。我们把当时在开封可以买到的各家出版的少年儿童读物尽量搜罗来,一本一本地加以审查。审查时不但要看该书内容是否健康,属何类别,深浅程度如何,而且还要看该书印刷字体大小、图画清晰美观程度是否适合儿童阅读。然后就书的深浅程度分为四个阶段。在每个阶段的读物中,就文艺、自然常识社会常识等类别作适当的搭配。此后再给每一本书做一个指引片,指引片上除了写出书名、号数、段别(指小学之低、中、高三个阶段)、类别之外,还要填写“标示”一栏。这一栏是用两三句话标示出本书主要内容并用来引起儿童的阅读兴趣的。写这两三句话颇费推敲,既要准确,又要生动。例如,我们当时为《蚯蚓蜜蜂的故事》一书写出了这样的标示文字:“奇怪!从前蚯蚓和蜜蜂的模样儿都长得差不多,但是怎么又会变得像今天这样的不同呢?我要看看这究竟是怎么一回事!”指引片上还有一栏属于读后作业性质,其难易程度视那本读物而定。另外,如果这本书是要求必读的,也要在指引片上加以注明。

教师根据学生程度,将读物摆放在教室里。学生按照指引片各栏所示自由选择读物,向教师办借书手续,读完后按指引片上提出的要求做作业,交给老师。老师根据作业进行考核指导。指导方式很灵活,可以是个别谈话,也可以组织读过此书的儿童在一起讨论。当然,需要全体学生都注意的问题,教师也可以在教室里对大家讲解。由于教师对学生阅读的进展情况了如指掌,所以他有充分的依据对学生进行恰如其分的指导。

由于阅读是个别进行的,学生可按各自的水平、速度来学习,彼此不受牵扯。由于阅读是按阶段、有指导、有要求地进行的,所以学生阅读时必须认真,而且在各类读物的选择上也能够基本上保持平衡,不致发生偏废现象。

廉方教学法的实验,并不限于初级小学阶段。要完成包括当时高小阶段在内的学习任务,需要大约4年。初小和高小并无阶段上的划分。就是说,第三期的教学方法可以继续延伸发展,仍以大量阅读为主,适当增加一些特殊练习的分量,其中包括数学与写作。期望在4年之内,学生在各科知识方面达到当时高小的水平,而且自学能力与兴趣方面奠定比一般小学更为坚实的基础。

以上介绍的是在大花园实验学校实验廉方教学法的情况。此外,我们在大花园村子里还用了一套特殊的教成年人识字的办法来扫盲,效果也很不错。详细情况,这里就不说了。

社会影响

这项实验于1934年秋季开始,经过一个学期后对学生进行测验,证明学生学习成绩显然优于一般学校。我根据当时情况写了一篇文章,在《开封实验教育》杂志发表。接着开封有些新闻记者又多次来访问,并在报纸上予以报道。于是这一实验情况就越来越引起社会上的重视。先是河大教育系学生、河南许多师范学校学生相继来参观,后来教育界一些知名人士也来看,其中有中华职业教育社的黄炎培、江问渔,有孟宪承、萧承慎、朱有光诸教授,有教育部督学顾树森等。黄炎培先生回上海后,在当时的《东方杂志》上发表了一篇文章,记述他这次河南之行的见闻,其中有一段提到他在大花园村参观的情况,对于我们的实验颇为称赞(记得50年代初黄先生在《人民日报》上发表过一篇关于扫盲问题的文章,又曾提到他在开封看到我们搞的民众识字的办法)。后来我又在《大公报》上发表了那篇《介绍二年半制》的文章,于是注意这一实验的人就更多了,除教育界人士外,当时的河南省政府主席刘峙、教育厅长齐真如、国民党中央委员李敬斋以及曾任河南省代理主席的张钫都曾先后来大花园村看过。

变革及结束

1935年李敬斋任河南教育厅长,由于当时河南教育经费困难,在紧缩教育经费措施中把开封教育实验区的规模大大地缩小了。原有的教材部、教具制作部、编辑出版部及儿童教育馆一律裁撤。学校卫生委员会独立设置,仍由孙祥正负责。开封教育实验区改设指导、实验二部。实验部包括大花园、杏花园两个实验学校。这时杏花园实验学校也正式开始实验了。原来的领导机构——开封教育实验区委员会撤销,廉方先生的名义也由开封实验区委员会的委员长改为开封教育实验区主任了。这年夏天,我也被调到指导部工作,负责指导这两个实验学校的实验工作。

1936年夏,我考取罗氏基金燕京大学研究院所设的乡村教育奖学金研究生。离开了开封教育实验区,但廉方先生还要我仍就力之所及为实验区做些工作。因此,我寒假回开封仍住在指导部,对实验工作出主意、提意见。

1937年“七七”事变发生后,开封安全难保,廉方先生本人于年底赴武汉。1938年春开封教育实验区机构迁到河南镇平县,并增设镇平实验学校。廉方先生在武汉又函我去负责。几个月后,河南教育厅派视察员于祥文(此人曾任开封教育实验区教具部负责人)去镇平向我说明:因财政困难及开封沦陷关系,开封教育实验区无法再维持下去。于是就在1938年夏天,河南教育厅明令结束开封教育实验区,只留一个实验学校,名称叫河南省立实验小学,由原来一个姓许的教员当校长。这时我就到河南省淮阳师范学校去当教导主任,而廉方先生则已到教育部任事了。

尾 声

1941年后半年,我任湖北省教育厅督学,因事出差去重庆。我到重庆后,便到青木关去看廉方先生,恰巧一下公共汽车便在路旁遇见了他。他一手提了一副中药包正在路上慢慢地走,一见我没说什么寒暄话,就向我诉苦说:“至纯(我的字),我们的实验推行不开,怎么办?教育部里,在小学教育方面掌实权的人不赞成我们的实验。有人也在劝我说:‘教育部给你这么高的待遇,别人都很羡慕。你也老了,省点事吧,不要再要求实验或推广你的方法了。’他们不知道我不愿拿钱不办事。”我很为他的这些话所感动。我看得出来,到这时候他的心思还在廉方教学法的实验上。

1949年春我在法国巴黎,由于廉方先生于外国教育家中特别推崇德可乐利,于是我便专程去比利时布鲁塞尔参观他的实验学校。那时德可乐利已经去世了,由德氏的助手阿玛义德女士接着主持实行德可乐利教法的学校。阿玛义德女士听说我们的实验和他们的教学法在许多地方是一致的,就非常热情地接待我,并赠送我一本纪念德可乐利先生的专集。另外,德可乐利的女儿也办了一所实行德可乐利教法的学校。

1949年秋,我从欧洲回到北平。那时廉方先生住在北京饭店。我去看他,张澜先生在座。张老走后,他对我说,他可能要到中南教育部,希望我将来也去,仍在一起工作。

后来我到华北大学学习后分配到西北师范学院工作。李先生又曾给我写信,希望我整理他的著作。我那时因兼任副教务长,工作太忙,没敢接受。不料几年后,廉方先生却去世了。

(原载《文史资料选辑》第19辑,中国文史出版社1989年版;

另载《河南文史资料》1992年第2辑)

【注释】

(1)杏花园镇是当时开封县城内的一个行政区域名称,区下设乡或镇。开封教育实验区选择大花园村和杏花村镇进行试验,是以这两处分别做农村和城市的典型。

(2)比利时人德可乐利于1907年起在布鲁塞尔新创的学校里进行试验的一种教学制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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