学术研究与科学态度

一、从学术研究说到科学态度

这一次的世界大战，盟国之所以压倒轴心，其中因素固然很多，但新武器的不断发明以及军火的惊人产量也实在不能不说是一个很重要的因素。在战时我们天天都是以惊奇的神色来阅读关于描述飞弹、雷达、空中堡垒、磁性水雷等新武器效力的报道。最后，只消两枚小小的原子弹便把这厮杀了多年的战争结束了。人类的文化逐步入于一个新的时代——原子时代。当然，这些地方都的确值得我们中国人拍案叫绝，惊异、羡服、自愧不如。他们刺激着我们，使我们不得不奋起直追。但是我们究竟朝着哪些方向追呢？如果不把这个问题研究透彻，只管是亦步亦趋，东施效颦，那么我们将是永远追人不上，望尘莫及。结果不但得不到很大的好处，而且还说不定会遭受意想不到的恶果。

西洋人并不是三头六臂。他们所优于我们的地方固然很多，而最基本的一点还是学术昌明而已。把进步的学术用于军火的制造，那么船自然就会坚，炮自然就会利，飞机也自然就会飞得高。把进步的学术用于物质的享受，那么电灯就—定会明，马路就一定会平，电话也就一定会灵了。假定人们能把进步的学术用于全人类幸福的促进，那么战争的残酷，社会的不平，也许就可以逐渐绝迹，而长期甚至永久的和平也许就可以获致。我们今日立志图强，希望今后能与欧美各国并立于世界之上。固然必须从各方面齐头并进——不但要巩固国防，而且要建设工业；不但要刷新政治，而且要繁荣经济；不但要办这样，而且还要办那样，然而比这些更重要的一件提纲挈领的工作乃是提倡学术。我们一旦能在学术上与欧美各国并驾齐驱，那么其余的各方面自然也就会得到等量的进步。在今日，我们需要把握住这一点，加紧努力。

我这里所说的学术是各方面的，并不仅指那些国防化学、应用物理等一类的学问而言。用以促使船坚炮利以及增加人类物质方面的享受的自然科学需要研究（认真说来，自然科学的功用当然不以此为限），用以改进社会组织增进人类幸福的社会科学也需要研究，而用以满足人类的精神要求，引发人类的远大理想的艺术、文学与哲学等也何尝不需要我们加紧努力研究呢？在学术的各方面，都需要我们等量齐观，平衡发展，不能有畸重畸轻的情形。

不过，不论是哪一种学术的研究都需要从事者具有一种科学的态度。科学的态度产生于科学，尤其是自然科学的研究，而其应用却并不以自然科学或科学为限。科学的态度是一种求真理的态度。各种学术都是真理，所以都需要用科学的态度去对待它。

科学的态度既然是产生于科学，那么我们要想对于科学的态度有一个彻底的理解，就必须先要认清科学到底是什么东西。

二、什么是科学

在今日，“科学”二字成为一个最摩登的名词。不但在学术界如此，就是社会上一般的人也都用它来描写事物之合理性与优良性，我们说某件东西是科学的产品，意思就是说这种东西品质优良，效用确实；我们说某种事情很合乎科学，意思就是说这件事情做得很正确，很合理；反之，我们要说某人的思想杂乱无章，不合逻辑时，我们也往往会说这人的思想很不科学。总之，在今天大有要将事事物物尽予以科学化之势。而此所谓科学也者，实际上不过是优良、正确、合理、规律等一类讨人欢喜的形容词的总代表而已。

在学术界中引用“科学”二字，当不致如此漫无限制。那么“科学”二字的真义究竟如何呢？对于这个问题我用下面三句话来解答它。

（一）科学是演进到更高级的一种知识。

（二）科学是追求最大可靠度的一种知识。

（三）科学是一种客观的、确切的、系统的，而且可以验证的知识。

以上三种说明中的含义并不互相排斥，甚至有许多复合重叠的地方。既然任何—句话都不足以完全说明科学之本质，那么为了充分明了科学之含义起见，我们还是从多方面来说明它，现在就本着这三句话的含义一一伸述如次。

（一）科学是演进到更高级的一种知识

一般学者都把人类知识演进的经过，分为三个阶段，就是权威阶段、推想阶段和科学阶段。现在再把这三个阶段分别作些说明：

1．权威阶段

这个阶段的知识都根据权威而来，换句话说，都相信当时有地位的人的说法，或神的指示——自然，神的指示也是经过人表达的。人们取得知识的途径，不是凭着自己的直接经验，也不是根据着自由的推理判断。有力的人，说什么就是什么，酋长、术士、祖先、父母都是属于这种有力的人。譬如他们说，雷有雷公，风有风婆，闪电有闪电娘娘在背后主使。我们便信以为真，不加怀疑。不过知识上的这种权威，和政治上军事上以及宗教上的都不相同。政治上军事上乃至宗教上的权威，都是凭威力使人畏惧而不得不服从。它们是基于人们的恐惧心理而发生作用的。知识或学问上的权威则不然。它不使人畏惧，而使人信服。无条件的信从，无保留的信从，是权威阶段知识的主要特征。如我们相信“四书”上所说的，相信《圣经》上所说的，相信孔子的话，相信耶稣的话，都不是怕孔子，怕耶稣，而是不自觉地绝对信任他们，对于他们毫不怀疑。据说在西洋中世纪时有一位教师向学生们讲狮子。他的讲解，完全根据希腊哲人亚里士多德的著作。学生中间有一个曾经在非洲亲眼看见过狮子的，指责先生所讲的和他所见的不很符合。先生听了厉声说道：“你所见的狮子错了，亚里士多德的话决不会错的。”这虽是—个笑话，但是实际可以用来说明权威左右人类思想的力量。这种情形中西皆然。在我国过去类乎前述笑话的情形也是不胜枚举，那些张口“诗云”，闭口“子曰”的人的知识，不用说都是停留在最幼稚的阶段——权威阶段。

我们也不要讥笑过去的人动不动搬出孔夫子或亚里士多德的牌子来唬人。其实我们今日何尝不是照样做呢？我们今日常常挂在嘴上的爱因斯坦怎么说，权威曾经怎样讲过，或“我的朋友胡适之说”等等一类的说法，和过去绝对信服孔子或亚里士多德的人比较起来，不是一样地幼稚可笑吗？这都同样的是对于偶像之崇拜。不过我们今天崇拜的是新偶像，过去人们所崇拜的是旧偶像罢了。在今日我们人类的知识中仍然大半为权威所支配，这真是一件可耻的事。

2．推想阶段

更进步的知识便是对于权威绝对不信任。一个人不能无条件地相信某一个人或某一本书所说的话，也不再盲从他人，因而对于一切发生怀疑。而这种怀疑之解决并非根据客观的事实，而是凭诸自己的玄想。“人是万物之权衡者”，诡辩派这句名言便足以说明这种精神。在这里虽无权威之存在，然而因为个人主观成分极重，所以知识的可靠性仍然很小。哲学上的诡辩派以及怀疑论者对于知识的态度都是属于推想阶段的。

3．科学阶段

知识发展到第三阶段便入于科学阶段，这个阶段的知识既非对于权威的绝对信服，亦非对于一切的独到解决。它原是根据事实的确切真理。知识发展到这个地步，就是进入高级阶段了。

（二）科学是追求最大可靠度的一种知识

用以说明科学之本质的第二句话是：“科学是追求最大可靠度的一种知识。”本来，在叙述知识演进的三个阶段时，已经暗示着知识之可靠度也是随着时代而增加。但是为了充分说明科学知识的特质起见，对于知识的可靠性仍有特别提出，予以讨论的必要。

今日号称科学的专著，若把内容详细地加以分析，便也会发现其中所包括的知识并不见得都是极其可靠的。然而也不见得都是谬误的或虚妄的。按照可靠的程度说来，又可分为下列三种：

1．假说（Hypothesis）——一切进步的最有价值的知识都是起源于假设。假设是新知识的胚胎，但这种胚胎却未必可以结果而成熟。假设是研究的开始，不能作为研究的结果。譬如我们可以假设太阳是一团似火的流质，至于究竟是否如此，则需经过许多证明，取得许多证据以后，方可以相信它。所以假设必须经过证实，才有价值。而好的假设尤须与事实完全符合。但是假设未必尽与事实相符，因之假设未必尽是可靠的。

2．学说（Theory）——假设只可作为研究的根据。而学说则为对于现象的比较圆满的解决，它把许多知识连串起来，前后一贯，自成体系。譬如对于各种生物的原始，有特创、转变、演化诸种学说。心理学上有构造、机能、完形、行为主义、心理分析等派别，都是各树一帜，互不相让，而且也都能持之有故，言之成理。科学的成立乃是许许多多的学说的不断破坏与建设之结果。因此，我们也不敢确定某一学说为绝对可靠，虽然它是已经较假设更为进步。我们只能说，某种学说比较可靠些罢了，有时对于一种现象往往有几种学说同时存在。同时存在的学说愈多，愈表示这诸种知识的可靠度不大。

3．定理（Law）——比学说更进一步的便是科学上的定理定律。它已经不像假说那么缥缈，也不像学说那么分歧，它是固然确定而无例外的，所以它的可靠度也就最大。譬如牛顿在力学上所创的三定律，都是确切不移，绝无任何例外的，在今日的学科专著中虽然还不能把可靠度不很高的假设与学说剔除出去，然而科学所孜孜追求的最后目的物乃是这可靠度最高的定理定律，而非前述二者。这是必须要予以深切辨明的。

（三）科学是一种客观的、系统的，而且可以证验的知识

在以上三种说明中，这最后的一种最能道出科学之本质来。兹再就这一句话的含义逐一解释如下。

1．客观的——科学不应掺以主观的成分，而应采断然客观的立场。它只尊重事实，不顾及其他。开口“我觉得”，闭口“我认为”的人一定不是科学家。科学家应该把“我”字放在一旁，而只注重事实。在日常生活中，在研究学问上，我们有时候对于自己的意见与主张发生感情，不忍舍弃，于是我们的智慧眼睛便为了这情感的气氛所迷乱，看不出客观的事实了。

2．确切的——科学知识的另一特征是确切而不含混，没有模棱两可的地方。为了做到“确切”二字，所以科学注重数量的说明，尤其是数字及计算的精确。譬如说：“今天天气很热”，这句话还嫌笼统，究竟热到什么程度无从想象。如果说：“今天室外温度是摄氏32度半”，这句话要比前句说法精确得多，这就是因为它有数字的说明，确切地表示出了今天天气热到什么程度。

3．可以证验的——科学的知识是可以拿结果来明白证验的。而这种证验无论由谁做都是一样，无论在什么时候，什么地方做也都是一样。譬如说“地心有吸力”，这句话你若不信，你可以把一件东西抛在空中，它马上就会落到地上，别人这样做也会得到同样的结果。明天这样做，换个地方做，其所得结果也都完全一样，别无差异，有这样屡试不爽的证据，则地心吸力的说法自然是不容人有所怀疑的了。反之，即令说得天花乱坠，然而拿不出证据来，或者别人在同样的情形下不能照样取得同一的证据，这都是不足为信的，决不能当做科学的知识的。(www.daowen.com)

4．系统的——科学知识有一定的系统，而不是杂乱无章的。而这种系统，绝不是勉强的排列，表面的整齐。它原是一种有机的组合。这一部分和那一部分发生着极密切的联系，一部分学说的改变使得这一系统中整个的知识为之翻然改观。譬如，你若以为天动地静，日月轮转，则你的天文知识自然会成为那一套。但是你一旦明白了地球围绕太阳而行，则你对于宇宙的整个看法马上就会又变了一个样子。知识的这种有机的组织，好像人体各器官的关系一样，牵一发而动全身。

以上四点可以说是科学知识之特征，而科学知识与普通常识之区别也就在这里。

三、科学态度应该怎样

科学知识之求得，需要治学问的人具有科学的态度。科学的态度是指什么而言？现就消极及积极两方面，择述其要义于后。

（一）消极方面

1．勿为权威所操纵——基于权威的知识既然是低级的知识，不能跻于科学知识之列。那么我们治学问的时候，自然应该竭力挣脱权威的力量，而不致为其所操纵。所以那些自称为某某名家的学生，自标为某某学派的信徒，以及往往好用金字招牌来炫耀，好用大帽子来唬人的人，从治学问的立场来看都是极其幼稚可笑的。

2．勿为名利所动摇——为了权威所操纵，还不过是不自觉的一种愚昧而已。有时治学问的人还会受某种心理所驱使而自动地歪曲其学问上的主张。这种心理便是名利心。而存在这种心理的人不但愚昧，并且是卑鄙可耻的。研究学问的人必须要去掉名利心，必须要为学问而学问，然后才能够正确地进行其学问的研究。像那为人所收买，甘心为人役使的人，在学问上的主张，自然有许多地方是言不由衷的。他撇开事实，单就利于己者而立论。至于不利于己的种种证据，则统统在舍弃之列。这么一来如何能产生正确的主张!利欲熏心的人固然不足以与语治学之道，就是特别好名的人也不配来谈学问。在学问界中，往往有些人因为急于成名，于是为了能出风头起见，便创出种种奇谈怪论，以求引人注意。至于其立论根据充足与否则不加考虑，譬如有人说墨子是印度人，有人说禹是一条大虫等。假如他们没有充分的证据的话，则其主张者的动机便无非是标奇立异，以求出出风头而已，在这种动机之下，自然是寻求不出真理的新鲜果实的。

3．勿为成见所支配——一个人往往为自己的成见所蒙蔽而不能自拔。科学的工作者必须要和自己的成见战斗，要从层层的成见中逃出来，然后才能看见真实世界的本来面目。这也就是英国哲学家培根所说的打破偶像的工作。不过，这种工作说来容易，做起来却极其困难。要想对任何事都无成见，那实在不是一件容易的事。不过无论如何，科学的工作者总不能不努力朝着这方面做，虽然这是一条极其坎坷的道路。

4．勿为情感所左右——研究学问的人要头脑冷静，勿为感情所左右。这绝不是说，富于感情的人就不配研究学问，这只是说，学者在研究学问时不要掺杂了感情作用，不要使感情的成分影响到学问的主张上去。对于不同的学说，无所谓好恶；对于有利于自己的主张，无须偏袒；对于反对自己主张的论调更无须愠怒。要平心静气，冷静沉着，以追求真理。诸葛亮在舌战群儒时骂陆绩说：“公小儿之见，不足与高士共语!”孟子攻击扬墨学说时说：“扬子为我，是无父也。墨子兼爱，是无君也。无父无君是禽兽也。”像这一类的话，用以逞一时之快意则可，用以博取听众暂时盲目的支持也或许可以，若就研究学问来说，这实在都不是一个利学的工作者所应有的正确态度。

以上四者中，权威与名利属于外力，成见与感情属于内力。科学工作者于此内外二力双方夹击的情况下超脱以后，还只是做到了消极方面的修养，至于积极方面应有的修养，尚有待于科学工作者更进一步的努力。

（二）积极方面

1．要忠诚——学者第一需要忠实，也就是要凭良心。看见什么就是什么；听见什么就是什么。事实怎样就怎么说，不能任凭个人的意思而去歪曲它。尤其是在从事调查、实验或作报告等工作中，更需要严格地守此规律。这不仅关系着学问研究之成败，而且也是—个学者在道德方面应有的—种最重要的修养。

2．要客观——一个学者在研究学问时总是要守着第三者的立场，不能有入主出奴之见，要以纯然客观的态度去观察评述一切事物，而不能戴有色眼镜。这些意思在前面已经提及，于此无须重述。因为客观性既然是科学知识之特征，那么客观的态度，自然也是—个科学工作者所必具的一种极重要的修养了。

3．要认真——同样的，“确切”既为科学知识之特质，那么确切的态度自然也是为科学研究者所应有的，这也就是一种认真的工夫。科学工作者为了要能做到这认真的工夫，一方面要竭力利用数量的表示，以代替语文的描绘；而另一方面，更要注意名词含义之确定不移。科学名词之所以注重定义者，盖以此故。总之，一个学者研究学问的时候必须要毫厘必辨，一丝不苟，绝对不能有通融马虎的地方，否则差之毫厘，谬以千里，偶一不慎，铸成大错，以至成为学术界的笑柄。

4．要实在——这和（1）项“忠诚”的意思并不相同。忠诚对欺骗而言，实在乃是对虚妄而言。所谓实在的态度，就是说研究学问的人要尊重发生的实在事件，要求证验的具体结果没有踏虚的地方，一步一步都是脚踏实地地走，一步不实，不踏第二步。譬如有人对我说，某人有飞檐走壁的能力，但是某人的这种飞檐走壁的能力不能表演给大家看，我都不予相信。反过来说，假如某一事件确是实在，并有用以证验的具体结果，那么就令所有的人都否认反对，我也必定要竭力维护事实，而丝毫不能有所动摇的。

5．要忍耐——普通的人们都有一种毛病，就是不喜欢把疑惑的问题留存在心里，仔细考究，而想立刻予以解答以求满足。一个疑团在心里，也就好像一块痒病在身上，总想把它搔掉方觉安然。因为缺乏忍耐的结果，以致不能详细求证，所以其所仓促求得的解答往往是不正确的，譬如，情场失意的人，总觉得天下男子都是负心汉，或者天下的女子尽是薄幸人。他或她只根据自己所经验的某一个人的情形，并不多求例证，便遽然下了断语。在学问的研究上，在许许多多的问题我们都是不曾作详加考虑便予以解答的。譬如就拿教育上的问题来说，人性到底是善的还是恶的？奖励与惩罚何者为优？学生在学校应该尽量予以自由呢？还是应注重严格的训练？直行排印与横行排印，何者比较便于阅读？像这样无数的大大小小的教育问题，人人都有一定的答案，但是事实上却又很少有人切实研究过它们。所以对于问题的这些答案，无论其正确与否，都是没有学术上的价值的。因此，热心于学术的人必须有忍耐的工夫。

当然要想把以上各点都完全确实做到，实在不是一件容易的事。因为，一个学者并不是一步就能成功的，他需要长期的修养，逐渐的进步，日积月累，方能达到最后的成功。我们既然想做一个科学工作者，便应该依上面所述诸端，作为个人努力追求的标准。

四、科学态度与科学方法

科学态度是一个科学工作者所必须具备的条件，一个人有了这些条件以后，他便有资格去研究学问。但是能否研究而有所得，那还不一定。因为这还要看他是否善于运用科学的方法。科学的方法好像十八般兵器，各有各的妙处，在于会耍的人善于运用。会耍武艺的人一定要四肢健全富有膂力。这四肢健全富有膂力等等是一个会耍武艺的人所必具的先决条件。但是仅仅有了这些条件并不见得就会耍刀玩枪，因此也就不能去冲锋陷阵，建立武功。同样的道理，单单具有科学态度而不会运用科学方法的人，在学问的研究上也不见得就会有任何的成就。

科学态度的各方面，都是一个学术研究者所必须完全具备的，不管是从事那一部门的研究者都必须具备同样完备的科学态度，而科学方法则不然。科学方法种类很多，然而却并不须一齐把它们都用上。科学方法之运用，是要视研究科目与采用材料之不同，而随时变通的。总之，科学态度是死的，科学方法是活的。

由此我们可以知道，在学术的研究上，科学态度虽然重要，但是事实上单凭科学态度还是不够的，必须在科学态度既经养成之后，再更进一步地研究科学方法。所以我们要认清，科学态度是研究学问的基础——它虽然是一种很重要的基础工作，但也仅仅是一种基础而已。

在这里说明的只是科学态度与科学方法二者间的区别及其相互间的关系。至于科学的方法都有哪些种？关于这个问题，作者另有专书讨论。以其不在本文范围之内，所以一概予以从略。⁽¹⁾

五、科学研究在应用上的限度

科学的研究，虽然具有极大的价值，像在前面所说的。但是它毕竟不是万能的，它在应用上自有其应受的限制。我们如果过于信赖了它，把它拿来毫无限制地任意误用，结果不但不能得到它的利益，倒反要蒙受它的害处。所以在前面把科学研究的价值加以颂扬之后，在这里还需要把应用科学研究时应注意之点加以列述。

（一）不要迷信“科学”——这里不是说科学不足信，而是说许多命名为“科学”的研究未必可信。因为这些研究在实质上未必是科学的。学术界中盗科学研究之名，而行非科学研究之实者，到处皆是。我们对于这些冒牌的赝品，若不予以分辨，便率而轻信，这样对于学术与事业的贻害，怕比不相信科学的还要厉害，所以不信科学的顽固态度固然荒谬可笑，然而不分皂白、毫无保留地一味迷信科学，像这样的轻率的态度怕也未必是正确的。在本文的开始就曾经说过，迷信权威是原始人的产物，决不要它再活跃于科学时代的今日。科学研究应该是什么，就是什么，应该怎样，就是怎样。什么东西来了，就归还它一副本来的面目。这才是科学工作者应有的正确态度。

（二）科学知识并非一成不变的——在本文的开始就曾说过“科学是追求最大可靠度的一种知识”。科学知识的可靠度比较大，这是相对而言的。就令在今日号称最进步的科学知识，也不能说是绝对正确、永久不变的。实际的世界在演变，真理也跟随着在不断的进步。明白了这个道理以后，我们就应该以进步不已的精神来从事学术上的科学研究。绝不要以为某方面的科学研究已达绝顶，不能再有进步，因而也不能再予以丝毫的变更，这是顽固态度的另一表现，它在本质上和那些抱残守缺，顽固不化的人所持的态度，是没有什么两样的。

（三）研究的情景和实际的情景未必相同——研究的工作大抵是在各方面的情形都经过相当地控制的情形下进行的，尤其是在做实验的时候，这种控制更非严密不可。经过控制的情形和任其自然的实际情形，二者自然是不会完全相同的。有些研究的对象与环境是经过选择的，这种经过选择的情形和不加选择的实际情形，也自然不免有些出入。科学的研究者常常喜欢这样说：“假定其他的情形都相等（Other things being equal）”，事实上实际的情形和研究的情形，总未必完全相同，所以研究的结果应用到实际上的时候，就未免要发生相当的差异。一般人对于这种应有的差异，不很了解，不是把研究的结果过分的表扬，就是把它无理的贬抑，这种态度都是很错误的。

（四）研究者本身的限制应该顾及——学术的研究和学术的应用二者往往容易分家。从事学术研究和应用学术成果的，往往是两种不同的人。这种情形在教育界表现得尤其显然，在教育界中从事于教育学术研究的大抵都是大学里的教师和学生或研究工作者。这些人虽然每天都在研究着中小学以及教育行政等等各方面的问题，而事实上他们却并不曾真正地参加中小学以及教育行政的实际工作。他们和实际的教育界是脱离着的。因为这个缘故，他们对于教育实际的重要问题，缺乏灵敏的感觉，所以真正的问题往往为他们所无视。而经他们拾取的问题，又往往是随机得来的不切实际的问题。于是他们所做出的研究结果，在实际的运用上，自然就不能不受相当的限制了。

（五）不要误用研究的结果——有的时候在实际上所应用的教育研究结果，并不是这种研究结果的本来面目，教育者往往有意无意地以为他已经应用某种研究结果了，而实际上他所实行的却是似是而非的另一回事。著者曾听说某校标榜实行文纳特卡制，但是经亲身往该校参观考察的结果，发现他们所做的，并不是文纳特卡制。真正的文纳特卡制和该校所实行的关系很小，甚至可以说是毫不相涉。但该校的教师都以为他们已经真正地实行这种制度了。像这样根据实行的结果，就宣称某制度的效率经过证验，的确宏大；或者说事实证明，某法的确不切实用。这不但是欺人，而且也是自欺。像这样荒唐的事情在今日的学术界中，可真是屡见不鲜呢!

总而言之，学术的研究一方面有它的独到的功用，而另一方面也却有它在应用上应受的限制。我们从事于学术研究的人，不但要明白学术的功用，而且还要知道学术的限制，然后这些被我们所研究的学术，才能够正确地被我们所应用，并且充分地发挥出它所具有的效率来。

（原载《国立河南大学学术丛刊》复刊第1期，1946年12月）

【注释】

(1)这里所说的“专书”是指1944年所写的一本书稿，该书稿后来未付印，并非指作者于1986年出版的那本《教育科学研究方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