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我国30年代的几位著名教育家那里我们可以学到些什么
一、为什么要谈30年代的著名教育家?
我之所以要谈谈30年代的著名教育家们,首先是因为在这个时期,中国教育思想比较活跃,很有一些创新。这些教育家们在思想上、事业上,对当时及以后的影响也大。作为今天的教育工作者了解当年的教育情况,对于自己的工作和研究,将会有所帮助;
其次是因为我对于这个时期的社会背景比较熟悉。这有助于我了解这些教育家的思想与事业。当时的社会背景主要是内战不停,民生凋敝,帝国主义势力猖獗。内忧外患纷至沓来,国家民族面临着极大危机。
最后是因为我对这几位教育家也比较熟悉,读过他们的书籍和文章,访问过他们所兴办的事业,而且和他们本人也有过或深或浅的接触,谈自己熟悉的人和事较有把握,不至于隔靴搔痒,谈不到点子上,更不至于失实。
二、这里所要谈的是哪几位教育家?
他们都有哪些主张和业绩?
下面将要提到的几位教育家的贡献是多方面的,对其中的一些人现在已有人进行过专门的研究。这里只对他们的主要主张和业绩作一些索引式的简单的介绍。
(一)晏阳初
晏阳初是“中华平民教育促进会”总干事。他认为,中国的病根在于贫、弱、愚、私,应针对这四大病根通过学校、家庭、社会三大方式,进行生计、卫生、文艺、公民四大教育,予以解决。为了贯彻这一主张,他主要在河北定县,后来在湖南衡山,进行了县范围的教育实验。
(二)梁漱溟
梁漱溟认为救中国的道路,是在弘扬中华文化的基础上把乡村建设好,办法是在乡村兴办政教合一的“村学”和“乡学”。他曾任“山东乡村建设研究院”院长兼研究部主任,在这个研究院的指导下有两个实验县:一个是山东邹平,另一个是山东菏泽。
(三)黄炎培
黄炎培提倡职业教育,发起并组织“中华职业教育社”和后来的“民主建国会”。这两个组织至今仍在继续活动。当时的中华职教社办了许多职业学校。
(四)陶行知
陶行知曾任东南大学教授,后来任“中华教育改进社”主任干事。他主张“教学做合一”,“社会即学校”,“生活即教育”,创办“晓庄学校”和“山海工学团”等。
(五)李廉方
李廉方曾任河南大学教授、系主任、文学院院长,后专任开封教育实验区主任,实验“廉方教学法”。(www.daowen.com)
(六)邰爽秋
邰爽秋当时任上海大夏大学教授兼教育学院院长,主张“民生教育”,倡“念二主义”,在上海郊区办有小规模的“民生教育实验区”。
(七)孟宪承和陈鹤琴等
以这两个人为代表,还有一些著名教育家,他们的活动范围均在教育学术界。他们大都是教授。新中国成立后,孟宪承曾任华东师大校长,陈鹤琴曾任南京师院院长。
三、从他们那里我们可以学到些什么?
这里不评论他们各人的学术观点与贡献大小。关于这些,是中国近代教育史研究工作者的专门研究范围。我们今天在这里只想探讨—下:在这些人身上都有哪些共同之点,而这些共同之点又是与他们各人之所以取得巨大成就有关,因而是值得我们学习的。
那么,他们究竟有哪些共同之点值得我们去学习呢?
(一)毕生从事教育事业,矢志不渝
这一点看来似乎不难。但结合他们的具体情况来看,做到这一点并不简单。如黄炎培曾两次辞去北洋政府教育总长高官不就,专门从事职业教育。陶行知宁愿不顾个人安危,在极为艰苦的情况下办晓庄学校和山海工学团,而不去当那可以拿到高薪的大学教授。李廉方在多病暮年仍以他的“廉方教学法”不能推行为憾。他们这些人都是把教育事业看得比高官厚禄重要得多,甚至比生命还重要。
(二)目光远大,从国家民族兴亡盛衰的高度来审视教育问题
他们都是从忧国忧民出发,从教育上找出路,成为“教育救国”的实行者与献身者。对于教育救国论的是非功过,我们在这里不去评论。但在他们身上所表现出的那种“国家兴亡,匹夫有责”、“士当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的中国知识分子的优良传统精神,在今天仍是值得我们接过来并传下去的。
(三)言行一致,说到做到
忠于各自认定的真理,言行一致,必要时甚至为真理而献出生命,这是一个高尚的知识分子应具有的气节。中外古今的许多学者和科学家所表现的这种大无畏精神,在前述的几位教育家身上,也有鲜明的表现。如梁漱溟在任何情况下都能坦率地提出自己的意见。例如,在“文化大革命”期间,他敢对是否设国家主席问题提出违反当时潮流的意见。甚至在遭到围攻时还说:“三军可夺帅,匹夫不可夺志也。”这是多么硬的骨气啊!又如邰爽秋,从1933年起,为了忠于他所提倡的“念二主义”,脱去西装革履,穿起用土布做的“念二装”,直到1949年入华北大学学习马列主义时,才抛弃“念二主义”,才脱下穿了16年的念二装。这看来似小事,做起来并不简单啊!试想,一个有一定地位与身份的人,穿一套土里土气的土布衣服,在社会上会遇到多少人的白眼啊!即使今天这样做,也需要一定的勇气才行。这里我们所表扬的不是他穿土布的行为,更不是他的幼稚的“念二主义”,而是他言行一致,说到做到的精神。
(四)知识面广,富有创造精神
他们这些人虽都在教育界著名,但他们的知识面决不限于教育学科本身,他们的活力范围也不限于教育界。他们中有的人同时也是诗人、书法家;有的人就是哲学家、实业家;而且大多数是社会活动家,甚至是政治家。他们不但见多识广,而且都善于独立思考,富有创造精神。虽然他们都是读书很多的人,但是他们中间没有一个死读书的人。他们都能凭着他们的学识与阅历,对当时的现实问题进行深入的考察与思考,拿出自己富有创造性的意见或主张来。成为各有许多追随者的学派乃至政治派别。他们所产生的影响不限于教育界。在这一点上,我们应该给予他们以很高的评价。
以上这些人现在均已作古了。他们在中国近现代教育史上都留下了各人的足迹,为30年代的中国教育界增添了光辉。我们今天谈他们,既非发思古之幽情,更不是在怀念30年代。60多年过去了,中国和世界都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时代不同了,知识分子面临的任务也不同了。今天我们中国正处在一个新的历史时期,我们面临的世界局势风云变幻,国际上在经济、科技、教育、思想各方面的竞争非常激烈。这些问题同样关系到国家民族命运的盛衰。形势仍然是非常严峻的。在这种严峻形势下,考察一下30年代的教育情况,我们深深体会到,我们从30年代的教育家身上还是可以学到许多东西的。特别是我以上所说的四点精神,我们如能将其继承下来,发扬光大,并传递下去,我们就一定可以在90年代为祖国的社会主义建设事业,做出无愧于我们这个时代的贡献来的。
(本文作于1992年,未发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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