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选前言

李秉德先生（1912—2005）是我国当代教育学界一位德高望重的著名教育家，是新中国教学论、教育科学研究方法、语文教育等学科领域的开拓者和奠基人。（他1934年从河南大学毕业，1947年赴瑞士和法国留学，1949年10月初作为第一批回到新中国的旅欧学生，投身中国的教育事业。1950年被国家教育部分配到西北师范学院工作，先后任教育系教授兼副教务长和教育科学研究所所长，1980年担任西北师范学院院长，是第一批由国务院学位委员会授予的教学论专业博士生导师。在教育学术团体中，他担任过中国教育学会、中国高等教育学会和中国教育国际交流学会的第一届理事、中国教育学会教育实验研究会顾问、中国小学语文教学研究会第一届副会长、甘肃教育学会第二届会长等职，还任第六、第七届全国政协委员。）

在跨越了两个世纪、长达六十余年的辛勤耕耘中，李秉德先生在教育教学的多领域形成了丰富的学术思想，他对教育教学创造性的实践、研究和贡献，也得到了社会公认与尊重。

李秉德先生对教育的研究与思想表现在众多领域，如教育基本理论、教育政策、教育发展战略、教育法规、教育人口、教育经济、教育文化交流、高等教育、早期教育、社会教育等。但李秉德先生毕生对教学论、教育研究方法、说文教育的研究用心最多，成就卓著，本文有主要精选李秉德先生在教学论、教育研究方法、语文教育三大领域的36篇文章。

一、教学“七要素”说的创立与教学论学科体系的建构

关于教学问题的研究，是李秉德先生的学术生命中的首要领域。针对20世纪80年代初我国中小学教学存在的许多实际问题，李秉德先生从理论上给予了仔细阐析。如1980年他发表的《论启发式》一文，提出教学中最关键的问题，就是充分调动学生学习的积极性和主动性，而要做到这一点，就必须把启发式的思想贯彻到一切教学方式方法中去。他指出，启发式是一种普遍的教学指导思想，必须澄清在“启发式”问题上的一些模糊认识，如把启发式等同于问答法，或把启发式看成是“耍花样”，“走过场”等。他尤其对实践中许多教师认为“教学时间少，教学任务重，启发式浪费时间，影响进度，完不成任务，不如灌着省力省时间”而否定“启发式”的说法，给予了非常细致的学理分析。李秉德先生指出，否定启发式的说法究竟是浪费时间，还是节省时间，必须从学习效果上全面地加以衡量比较。灌的“多”又“快”，学生没学通，不掌握，不会用，只是教师“讲”完了，这样能算是达到了进度，完成了任务吗？能说是“多灌多得”吗？究竟“多得”了些什么呢？至于是否浪费时间，不能从形式上看“进度”达到了没有，从主观上看“任务”完成了没有，必须要从实际效果上，看学生是否能用所学到的理论、知识、技能去分析、解决实际问题。而且，浪费不浪费时间，要算总账，不能只算一两次零账。他举例说：“由于教师怕在备课上花时间，没在方法上深钻，学生学习效果不好，还得补习，甚至增加了以后学习上的困难，造成了难以弥补的损失，这不是很大的浪费吗？这个账倒值得好好地算一算呢!如果着眼于实际学习效果，全面地算总账，那就一定会得出这样的结论：还是启发式效果好，省时间。”⁽¹⁾这样入理透彻的分析，才可以解决广大教师的疑惑，也显示了一位教育家用理论解释、判断和分析解决教育实际问题的坚实功力。

在研究教学具体的、实际的问题的基础上，李秉德先生一直在思考建立中国自己的教学论。他说：“回顾半个多世纪来我国学校教学的发展轨迹和个人学习教育学的情况，我产生了这样一种反思：我们为什么老是跟着外国的教育学者们亦步亦趋呢？学校教学现象是我们教育工作者天天遇到的现象，为什么不可以用我们自己的头脑对之加以认真的探讨呢？这就是我给自己提出的一个严肃的课题。当然，我这样说丝毫没有闭关自守或闭目塞听、拒绝学习外国的意思。我在这里只是强调，用自己的眼睛看我们的教学现象，并且用我们自己的头脑来对之进行分析”。⁽²⁾为了给自己这个“严肃的课题”寻找答案，为“我们自己”的教学论谋求一席之地，李秉德先生“花了近五年的时间”研究思考，于1989年在《华东师范大学学报》（教育科学版）第三期发表了《试论教学诸要素以及他们之间的关系》一文，吸收现代系统论的观点，首次提出了学校教学由学生、课程、教学目的、教学方法、教学环境、教学反馈、教师七个要素（范畴）所构成，并详尽阐述了七要素之间的相互关系，探寻到了确立我国现代教学论体系结构的逻辑基础，并从“现代教学的任务”出发讨论和分析了“现代教学论的基本任务”。他明确指出：“现代教学论就是从教学诸要素的联系中，探讨各要素的本质特点与基本内容，从中找出一些带有规律性的东西来，并在此基础上提出一些原则、方法与建议，以期能帮助教学工作者自觉地处理好各要素之间的关系，使能达到最优化的程度，最后达到培养社会主义新人的目的。这就是现代教学论的任务与基本内容。”沿着教学“七要素”学说所提供的逻辑思路和架构，李秉德先生于1991年主持编写了我国高等学校文科教材《教学论》。这本由人民教育出版社出版的教材，依照教学“七要素说”的设想展开，比较系统地表达了李秉德先生在建构中国自己的教学论的理论思想，在教育教学理论界产生了广泛深远的影响。这一标志着李先生在教学论学科体系建构上的重要成果，不仅为广大的教育工作者提供了教学理论学习和研究的理论成果，也以其理论上的创新成就，奠定了他在中国教学论学科研究上的重要地位。2000年，《教学论》又被教育部师范教育司作为全国中小学继续教育学习参考书再次修订出版时，李秉德先生又组织相关研究者吸收了国际国内教育科学研究和其他学科研究的最新成果，使之更加科学和完善。

从对教学实际问题的关注和研究开始，积累和形成关于教学论的学术思想，再到构建更具理论价值的教学论学科体系；从对一个个具体问题研究所发表的成果，再到奠定形成具有更大影响力的学术著作，是李秉德先生在教学论研究上给我们最具示范性的方法论启示。对于教学论的研究，倾注了李秉德先生毕生的心血。在已取得一系列重要成就的基础上，他不断思考和完善现代教学论的学科体系。他认为：“教学论同其他学科一样是不断发展的，要与时俱进才行。现代教学论研究既要适应时代的要求，又要能体现中国的特色。这是我们现代教学论工作者的努力方向。”⁽³⁾基于此，他继续研究探索现代教学论的学科体系与发展问题，于1996年发表了《论教学论三题》（《教育研究》四期）、1999年发表了《时代的呼唤与教学论的重建》（《社科纵横》第二期）等文章，深入探讨了教学论作为一门学科在科学体系中的位置及其与相关学科的关系问题、教学论研究方法论问题和新的时代背景下现代教学论范畴体系框架等，进一步明确了教学论的学科地位、学科范畴和研究方法，进一步发展了他的教学论体系建构的思想。

二、教学论研究要特别重视正确的态度与科学的方法

在李秉德先生关于教育研究的思想中，非常重视强调研究者必须讲究正确的研究态度和科学的研究方法。虽然这些思想是就整个教育研究而言，但作为以教学论为核心研究领域的教育家，关于教育研究的思想贯穿在他对于教学论研究的始终。早在1946年，34岁的李秉德先生在《国立河南大学学术丛刊》复刊第一期上发表了近8000字的《学术研究与科学态度》一文，⁽⁴⁾文章围绕“从学术研究说到科学态度”、“什么是科学”、“科学的态度应该怎样”“科学态度与科学方法”、“科学研究在应用上的限度”几个方面非常严密地论述了一个非常专业的非“教育和教学”的学术研究问题，阐明了他的学术研究立场。如果我们能用心去体会李秉德先生的学术之路，可以真正体会他不断强调和身体力行的学术信念。在《学术研究与科学态度》中，他独到地谈到了“科学的态度”在实际中其实表现为消极和积极两个方面，消极的方面是：勿为权威所操纵、勿为名利所动摇、勿为成见所支配、勿为情感所左右。并强调这四者中，权威与名利属于外力，成见与感情属于内力。“科学工作者于此内外二力双方夹击的情况下超脱以后，还只是做到了消极方面的修养，更重要的是要有积极方面的修养”。这样的修养包括：要忠诚——学者第一需要忠实，也就是要凭良心；要客观——一个学者在研究学问时总是要守着第三者的立场，不能有入主出奴之见，要以纯然客观的态度去观察评述一切事物，而不能戴有色眼镜；要认真——“确切”既为科学知识之特质，那么确切的态度自然也是为科学研究者所应有的，这也就是一种认真的功夫；要实在——就是说研究学问的人要尊重发生的实在事件，要求证验的具体结果没有踏虚的地方，一步一步都是脚踏实地地走，一步不实，不踏第二步；要忍耐——普通的人们都有一种毛病，就是不喜欢把疑惑的问题留存在心里，仔细考究，而想立刻予以解答以求满足。⁽⁵⁾这些学术研究应有的态度，不仅是李秉德先生治学的根基，也是他倡导教育（教学）研究的思想和方法论基础。

改革开放初期，我国教育事业和教育研究工作在中断十多年之后获得了恢复与发展的新机遇，李秉德先生就呼吁和倡导对教育一定要进行科学研究，采用科学的研究方法。在1979年《教育研究》第1期（创刊号）上，他发表了题为《教育研究，必须讲求科学的研究方法》一文，尖锐地指出，我国的教育学缺乏科学性，要使教育学真正成为一门科学，就必须承认教育“有着它本身的规律”。要办好教育，就不能不尊重教育本身的客观规律，不能靠老经验、常识或“长官意志”办事，必须开展教育科学研究，而要搞好教育科学研究，又必须具有科学的态度并讲求科学的研究方法。1981年，李秉德先生又发表了《要充分认识教育、教育科学、教育科学研究的重要性》，1982年发表了《如何开展教育科学研究新局面》等文章，非常鲜明地表达了对教育、教学必须用科学的态度和方法去研究的思想，并且介绍了教育研究的一些主要方法。这些思想现在看来也许是常识，但在李秉德先生那时代，却是一个必须直面认识和需要思想引领的重大问题。

在教育和教学的多种研究方法中，李秉德先生特别倡导和推崇“实验法”。20世纪30年代中期，李秉德先生就在河南开封教育实验区从事“廉方教学法”（又称“合科教学法”、“卡片教学法”或“二年半制”）的实验工作，进行“以一般小学学龄儿童二年半授课时数修完四年课程之实验”。这项实验在当时的农村学校课程和教学等诸方面的改造取得了显著成绩，也使李秉德先生认识到“实验是乡村教育改善最有力的武器”。不仅如此，他还从学理上论述了“实验法”对教育教学研究的独特价值。他指出，有许多教学实验效果很好，甚至有些实验问题一致而采用两种截然不同的方法都取得了显著效果却无法评判孰优孰劣而进行推广，主要是因为“实验的方法不大严格、规范，实验报告不很详细、具体，未能将实验数据进行科学处理”的缘故。因此，李秉德先生不但在各个时期极力倡导教育实验活动，而且还深入研究教育实验的方法和技术，并率先在《教育研究》杂志上向广大教育工作者介绍教育实验方法，如单组实验法、等组实验法和循环实验法等几种常用的教育实验方法，并对实验情况的控制、采用教育实验法的先决条件以及教育实验的实践等具体问题进行了深入讨论，对于教育实验法的普及和推广起了积极的推动作用⁽⁶⁾。

20世纪80年代中后期，我国教育学术界发出了“教育科学的生命在于教育实验”的呼声，并在基础教育领域形成了繁荣的“教育实验”局面，许多观点、流派此起彼伏。在这个过程中，也产生了一些“非科学”甚至“反科学”的形式化的“教育实验”现象。针对这些现象，李秉德先生及时给予理论的分析与引导。在1984年“部分省市区中学语文教学实验讨论会”上，他发表了《进一步提高语文教学实验研究的科学性》一文，指出要使教学实验合乎“科学要求”，必须要真正做到“实验对象选样要有广泛的代表性”、“实验因子要明确突出”、“确定测量标准与方法，做好对照比较”、“对比较结果要进行认真分析”等。1988年又发表了《对于教育实验要保持科学的态度》（《教育研究》第十期），明确呼吁：“既然把实验当做科学研究的方法，就应该在实验的全过程始终保持科学的态度，也就是实事求是的态度”。文中对“实验者”、“行政部门”和“具有权威者”提出了非常中肯的建议。这些思想的声音和理论的及时引领，对于推动教育教学改革和实验的顺利进行，无疑都是非常必要和重要的，也显示了一个教育家在对教育研究和实践的责任力量。

李秉德先生又在多年对教育教学研究方法的具体问题的研究和思想的表达的基础上，也基于我国教育教学研究的现实状况和需求，力图构建更具理论价值力量的“教育科学研究方法”的学科体系。在教育教学研究方法这个领域的研究中，李秉德先生又为我们展现了从关注具体问题开始、到多方面的思考研究、再到建构学科体系的方法论的魅力。1986年，他主持编写了《教育科学研究方法》，并由人民教育出版社出版。这部作为李秉德先生对教育科学研究方法学科体系构建的思想结晶，被教育部列为我国高等学校文科教材的专著，是20世纪80年代我国教育科学研究方法的第一部著作，也是我国出版次数较多、影响最大的一部教育科学研究方法著作。它反映了当时国内外教育科学研究方法方面的最新成果，也较为详细深入地介绍了教育研究的基本方法和技术，并探讨了现代方法论思想对教育研究的指导意义，对推动我国教育研究的科学水平起到了重要的作用，也帮助许多人走上了教育教学研究的道路，并成为广大教育工作者必备的学习参考书。

三、语文教学思想的演进：从语文教学法到语文教学论再到语文教育学

我国教学论研究者，大多数长期被一个羞涩又纠结的问题所困扰，那就是研究教学，只有“一般教学的专业理论”而没有“学科教学的经历与背景”。也许这是造成理论研究较为空泛、理论缺乏影响力和变革力的重要原因之一。李秉德先生在1982年的《如何开展教育科学研究新局面》一文中，谈到教育研究工作者要“眼光远大”时说，教育研究者“就应该力求多知道一些东西，作为我们研究的基础。多知道些什么呢？第一，教育科学范围内的东西要尽量多知道些，包括教育内部的规律，特别是外部规律的重要内容。第二，除教育知识外，要尽可能掌握一门专业学科，社会科学或自然科学都行；能掌握一门自然科学，达到大专程度更好。第三，新的技术科学最好也能知道一些。”⁽⁷⁾不难看出，李秉德先生倡导教育研究者“除教育知识外，要尽可能掌握一门专业学科”，他自己就是一个具备这样知识结构的教育家，他在中小学语文教学方面的研究与影响，以及所形成的思想观点，不仅是他思想体系的重要部分，他的研究之路更为我们树立了榜样，值得我们学习借鉴。

李秉德先生对语文教学的研究，是有其学术的实践和兴趣基础的。早在20世纪30年代中期，李秉德先生从事李廉方先生在河南开封主持的“改造小学国语课程”三期教育实验方案，在民众和儿童识字教学方面形成了一些基本观点，也为他打下了语文教学研究的基础。在20世纪五六十年代，李秉德先生被下放到小学教语文课程。虽然身处逆境，但他以自己的教育专长，结合教学实践，集中研究小学语文教学问题，先后撰著了《关于小学生作文中错别字情况的一个小型调查》（1959）、《小学识字教学改革途径的探讨》（1960）、《小学学生课外阅读的组织与指导》（1960）、《引导学生通过语文形式逐步深入理解内容是语文阅读教学的中心问题》（1962）等文章。虽然教小学语文是对李秉德先生的“惩罚”，但这种“惩罚”却成为他在教学实践中研究教学问题的绝好机会。我们一直倡导最为理想的教学论研究是针对实际的教学问题又能解决问题的研究，李秉德先生不仅以自己的行动践行了这种理想的研究信念，也为我们如何做研究树立了榜样。

十年动乱之后，李秉德先生返回大学的教学研究岗位，但他对语文教学的关注、思考和研究从未间断。他结合自己的观察和思考，先后发表了《漫话中小学语文教学三十年》（1979）、《论中小学语文讲读课中的读、练、讲》（1979）、《努力使中小学语文教学方法科学化》（1980）等文章。这些基于语文教学实践和研究的思想，又以学科体系的方式集中反映在1980由甘肃人民出版社出版的《小学语文教学方法》专著中，更加全面系统地探讨了小学语文教学改革的重大问题，也奠定了他在中小学语文教学研究中的学术地位。

20世纪80年代后期，李秉德先生虽然担负着大学教学、研究和管理的重任，对中小学语文教学问题继续给予深入细致地研究，先后发表了《关于小学语文阅读教学重要性的再认识》（1984）、《在小学语文阅读教学中培养学生的创造性》（1985）、《“以识字为重点”不可轻易丢掉》（1985）、《当前小学语文教学中存在的问题和我们的着眼点》（1985）等一系列文章，其中所论及的问题，在今天仍具有现实意义和时代意义。尤其是在这些研究基础上，李秉德先生已不再满足对语文教学具体问题的思考，而是开始构建具有学科意义的语文教育思想。1987年，他在《教育研究》第6期发表了《关于建立语文教育学的初步设想》，1996又在《教育研究》发表了《从语文教学法、语文教学论到语文教育学》，这两篇文章在当时教育界产生了重要的影响。李秉德先生认为，语文教学法这一学科，主要是从教学方法上着眼，来培养未来教师的授课能力，从而保证并提高语文教学质量的。其实，从时代发展来看，影响人们语文教育水平的人，不仅是有关的语文教学工作者，还有广大的社会群众，特别是语文工作人员。因此，在已有的语文教学研究的基础上发展、建立“语文教育学”，不仅能有力地普及并提高语文的教育功能，而且能从更广阔的视野和更高的角度来审视语文教育现象。李秉德先生从中小学语文教学问题的研究再到他努力建立“语文教育学”学科的观点和思想，得到了国内同行的广泛赞同和响应，也再一次给了我们研究教育教学问题的方法论启示。20世纪末许多师范院校纷纷将“语文教学法”转型为“语文教学论”和“语文教育学”，与李秉德先生的研究、倡导和努力有着密切的关系。

四、解决教学理论与教学实践“两张皮”问题必须区分不同情况

教学理论与教学实践的关系，是长期以来困扰教学论研究和教学论学科发展的“老、大、难”问题。解决这一问题应该努力的方向是，教学论研究者如何既捍卫教学论学科的理论本性，又增强教学论学科的实践品性。而广大的从事教学实践的教育工作者又能够不断用理论滋养自己的教育教学观念和思想，使理论成为实践行动的力量源泉。可是，越是期望努力，人们越会失望，问题的症结究竟在哪里？许多人借助于多学科的知识与方法，从多个角度给予过分析和探讨，也提出过许多解决问题的办法，但教学理论与教学实践的关系问题仍然没有破解的有效途径和方法。

作为教育家的李秉德先生，在他一生的教育学术生涯中，都在不断倡导教育教学研究必须联系和结合实际，必须脚踏教学实践，他在教育每个领域尤其是教学领域的研究，都是紧紧把着时代与实践的脉搏，而且用自己的行动体现着理论研究与实践发展的紧密结合。针对教学理论与实践相脱离的“两张皮”现象，李秉德先生认为，之所以这个问题长期解决不好，是人们没有认真仔细地分析各种原因，区分不同情况，要么对“两张皮”现象有夸大和误解，要么因为原因和情况不明而束手无策。1996年，李秉德先生在《教育研究》第10期发表了《关于教学理论与教学实践的所谓“两张皮”现象的剖析》的文章，他指出，用理论来指导实践，以实践来促进理论的学习，这样往复循环不断地把教学实践和理论提到更高的水平，是理论与实践结合的目标。但是对教学实际工作者和从事教学理论工作者“双方都感到苦恼”的所谓教学理论与教学实践“两张皮”的现象，要解决必须分析不同情况，方可找到道路和方法。(www.daowen.com)

在李秉德先生看来，所谓教学理论与教学实践“两张皮”现象的出现，是由五种情况所导致。第一种情况是，有些教师并未认真地系统地学习理论；第二种情况是，有些所谓教育教学理论工作者，虽然读了些教育书籍，学了些关于教育的知识，但是对于教育理论并未真正掌握，对于教育教学实际情况更是不甚了了……这种情况属于书籍文章的质量问题，也就是作者的态度与水平问题以及出版界的风气问题，不能责怪教师；第三种情况是，由于理论表达深浅的程度与教师已有的水平不相符，因而产生不能很好地结合的情况；第四种情况是，从较高的教学理论到实际应用，这中间还缺乏相应的一系列过渡性学科的建设问题，或者是指教学论的应用性的层次而言；第五种情况是，教学实际工作者运用理论的态度与方法问题，有的教学实际工作者总是想着把书上现成的东西搬来直接就用，结果发现未能取得预期效果，因而怪罪教学理论脱离实际。基于对这五种情况的仔细分析，李秉德先生指明了“理论”与“实践”双方各自努力的方向，也从各种情况中提出了具体的解决办法。对“理论联系实际”或“理论脱离实际”这样一个“老、大、难”问题的细致入微的梳理分析，令人耳目一新，豁然开朗。李秉德先生更加强调指出：“特别是理论工作者要面对教育实践，并尽可能参与实践活动，绝不可一直坐在书斋里苦思冥想、闭门造车”。也就是说，在解决教学理论与教学实践结合的问题上，教学理论研究者要特别明确自己的责任。同时，教学实际工作者也要学理论，用实践行动促成“有用”的理论。“这样，双方心里都想着对方，心往一处想，劲往一处使，应该说，这是使教学理论与教学实践结合的一个非常重要的思想基础。”建立这样的思想基础甚至比方法更重要，而人们却总在寻找方法的路上忘记思想基础的重要性。

当我们借助体现李秉德先生思想智慧的文本，学习、理解和分享他的教学论思想，寻求他给我们的方法论启示时，我们还能感受到一位教育家之所以能给我们留下他的思想光辉和成就，是与他治学与做人的崇高品德分不开的，秉承这些品德，也能让我们获得比具体的思想与方法更有价值的财富。

对教育无限热爱的情怀。李秉德先生在60多年的学术生涯中，始终不渝地忠诚于自己挚爱的教育事业，记挂着他的教学论专业。他是把教育作为终身职业，把学术当做生命的一部分，甚至是生命意义的全部。在他2002年90岁生日前夕完成的《一个老年教师的心声》和2004年（也就是他去世的前一年）写作的《我对教育工作的认识和体会》两篇文章，是李先生对自己教育人生发自内心的整理和总结，文章中充溢的那种对教育的挚爱之情，今读来仍令人感动不已。那一句“假如有来生，我还会从事教育事业，我还会当老师”的话语，令人感佩。李秉德先生就是这样以自己对教育的无限热爱，既“向我们诠释了教育事业与人生价值之间的互动发展规律”⁽⁸⁾，也使我们寻求到了他的学术成就的根本。

对学习永不懈怠的追求。教育的人生在本质上是学习的人生。学术的研究也是以学习奠基。学习二字，对李秉德先生是一种生活的习惯，也是他生命的重要组成部分。田慧生博士说：“回想起来，先生在治学方面给我留下的最深印象，除了严谨、求实、博学外，就是他对教育现实问题的格外关注、对各种知识始终如一的学习热情以及对新事物、新观点抱有的一种孩童般的好奇。”⁽⁹⁾正是每天的对新的信息的阅读思考，使他对新知识、新问题、新动向保持了非凡的敏锐性。即使到九十高龄的晚年，他依然坚持每天阅读教育方面的书刊，还要思考写作。李秉德先生真正用自己对学习永不懈怠的追求精神与行动，为我们树立了“终身学习”的榜样。

对学术深入研究的执著。一个教育家的思想，必定依赖于他对学术系统深入的研究。从李秉德先生对教学论的思想贡献看，无论是对教学论的研究，还是对教育教学研究方法和语文教学的研究，都清晰地体现了他对学术系统深入研究的执著。对每一个研究领域，李秉德先生都从关注具体的现实和理论问题开始，围绕这些问题，全面深入思考和表达，形成自己的学术观点，再以此为基础，形成系统的学术思想，建构相应的学科体系。同时，以科学的方法为手段，从一般的教学论问题到学科教学论问题的研究，也体现了他对教学研究的系统深入。这样的“咬定青山不放松”的执著，不仅成就了李秉德先生教育家的地位，更对我们“今天如何做研究”给予了最有说服力的回答。许多时候，我们对学术研究缺乏的就是系统深入的执著，对问题零敲碎打、浅尝辄止，甚至功利性地趋炎附势，虽然会略有“成果”，但必定难以“成家”。

对学生严慈相济的关爱。教育家的形象不仅体现在对学术的研究与贡献，也体现在教育活动中对学生的教诲与培养。李秉德先生曾把他对学生言行总结为八个字：那就是“关心爱护，严格要求”。他对学生既有严师的期望与要求，更有父母般的宽容和朋友般的关怀。在对学生的严与慈之间，他更是有慈有严、先慈后严。他曾说：“博士生、硕士生都是我从事的这个专业的接班人，将来要为国家的教育事业做贡献。因此，我爱护他们，关心他们的成长，关心他们的疾苦，维护他们的利益，尽力帮助他们。尽管个人的力量是有限的，但这颗爱心却是非常重要的。有了这颗爱心，师生关系就建立在一个坚固的、深厚的相互信赖的基础之上。”⁽¹⁰⁾2002年底，李秉德先生已是九十高龄，而且刚刚动完一个较大的手术，出院休养，一些硕士、博士研究生很想见见他，听听他的教诲。他得知后十分重视，认真准备，而且坐着轮椅到教室，就“教育”的概念、观念和思想，给学生长达3个小时的讲解。这次晤聚讲课后，他写了一首表达自己喜悦之情的诗：“憎恨往日分两地，最喜今日共一席。腿软须靠轮椅推，脑健犹然壮思飞。九十老人何所愿？薪火更旺超前辈。”那时那景定格难忘，爱生之情何止深厚！

对人生老实做为的信念。李秉德先生曾在《群言》杂志的专访中谈到：“为人之道与治学之道是相通的，都离不开‘老实’二字，即老老实实地做人，老老实实地做学问。老老实实做人，这意思是说，对人对己，都要表里如一，言行一致。人活着不仅是为自己，也要做一个有益于别人的人，有益于社会的人，提得高一些就是要为人民服务。我这里说的有益于人民、有益于社会的人，不一定是指做大事的人，而是指大多数普普通通的人。我认为一个普普通通的人，只要能忠于本行本职工作，把本职工作做好，就已经是对自己也对别人做了好事。然后力之所及地再给别人一些有益的帮助，就算是无愧于心了。我想这是一个普普通通的人都能做得到的，我就是这样的一个普普通通的人。我时时刻刻清醒地认识到这一点，并在努力地这样做。”⁽¹¹⁾也正是基于这样的信念与行动，才使我们从他身上感知到了大家的风范，这种风范也是我们后学晚辈努力追求的境界。

李瑾瑜

2011年12月

【注释】

(1)《李秉德文集》第65页。

(2)《李秉德文集》第100页。

(3)《李秉德文集》第134页。

(4)见《李秉德文集》第36页。

(5)《李秉德文集》第41、44页。

(6)参阅王嘉毅《学高身正为人师——专访西北师范大学李秉德教授》，《李秉德文集》515页。

(7)《李秉德文集》第52页。

(8)张铁道《我的导师李秉德先生》，《李秉德文集》475页。

(9)见《李秉德文集》第525页。

(10)《李秉德文集》第498、499页。

(11)《李秉德文集》第498、499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