材料4　古典主义文学与启蒙文学

近代文学思潮的产生和发展，是与资本主义生产发展的进程紧密相连的。古典主义是17世纪欧洲文学思潮的基本特征，启蒙文学则成了18世纪文学的主流。

17世纪古典主义文艺思潮与英国、法国文学　古典主义于17世纪盛行法国，是一种带有浓厚封建色彩的资产阶级文学思潮，后来成为流行欧洲的文学的主流。因为它在文艺理论和创作实践上以古希腊罗马为典范，故被称为古典主义。古典主义的特征是：（1）拥护王权，歌颂君主，具有明显的政治倾向；（2）崇尚理性，要求创作规范，但有概念化、类型化倾向；（3）以古典作品为典范，重视格律，特别在戏剧创作中强调“三一律”（即一个剧只能有一个情节，发生在同一地点，时间不超过一昼夜）。

但是17世纪英国文学的最高成就并不体现在古典文学上，而是体现在英国资产阶级革命过程中产生的资产阶级革命文学，诗人弥尔顿是其主要代表。

约翰·弥尔顿（1608～1674），卓越的诗人和政论家。他拥护共和制，曾任共和国拉丁文秘书。1660年王朝复辟，弥尔顿受到王党的迫害，专心写作。他从《圣经》取材，以满腔悲愤的炽热感情写成《失乐园》、《复乐园》和《力士参孙》三部诗作。

《失乐园》是弥尔顿最成功的诗作，长达万余行，共12卷。写的是撒旦反抗上帝，诱惑亚当和夏娃偷食禁果，使他们被赶出天国乐园的故事。弥尔顿的独到之处在于赋予这个古老故事以新的内容，艺术地再现了英国资产阶级革命斗争的进程。诗中描绘撒旦和上帝交战的壮观场景，撒旦失败后毫不气馁，充满昂扬的斗志，既是全诗最精彩的篇章，也是英国资产阶级革命的生动记录。

英国古典文学最重要的代表是约翰·德莱顿（1631～1700），他在英国王政复辟时期写出了一系列适应封建王朝需要的作品，被封为“桂冠诗人”。和他同时代的约翰·班扬（1628～1688）则写了梦幻小说《天路历程》，以现世真实与天国幻想的奇妙结合，深刻揭露了当时社会的种种丑恶现象，人们称班扬是“欧洲近代小说的前驱”。

法国古典主义文学兴起于17世纪30～40年代，60～70年代达到全盛。它的成就是多方面的，其中以高乃依、拉辛的悲剧和莫里哀的喜剧最为突出。

高乃依（1606～1684），早期古典主义的代表。《熙德》是他最优秀的作品，也是法国第一部古典主义悲剧。该剧描写西班牙贵族青年罗德里克与伯爵女儿施曼娜相爱，伯爵因嫉妒打了罗德里克的父亲一记耳光。罗德里克为父亲报仇，在决斗中杀死了伯爵。施曼娜为报父仇不得不要求国王惩罚自己的恋人。这时摩尔人入侵，罗德里克英勇抗敌，成了民族英雄，被摩尔人尊称为“熙德”（意为君主）。于是贤明的君主说服施曼娜以国家义务为重，与罗德里克终成眷属。贯穿全局的主要矛盾是个人感情和家庭荣誉、家庭荣誉和国家义务的冲突。最终是理性取得胜利，国家民族利益高于一切，封建义务和个人感情得到统一。

拉辛（1639～1699）是一位后起的古典主义悲剧作家，《安德罗玛克》为其代表作。女主人公安德罗玛克被俘后成了爱比尔国王皮罗斯的女俘。国王爱上了她，一再拖延与未婚妻爱弥奥娜的婚期。这时，希腊特使奥雷斯来到，要求皮罗斯杀掉安德罗玛克的幼子，以绝后患。安德罗玛克为保全儿子被迫答应与皮罗斯结婚，打算在婚礼完毕后自杀。爱弥奥娜妒恨交集，唆使钟情于他的奥雷斯杀死了皮罗斯。此时，爱弥奥娜悔恨绝望，痛不欲生，自刎殉情。奥雷斯则成了“弑君者”、“谋杀犯”，最后发了疯。全剧突出揭示了贵族丧失理性，情欲横流的丑恶行径，赞扬了安德罗玛克临危不惧，战胜困难，取得理性的胜利。

莫里哀（1622～1673），古典主义喜剧大师。他从小酷爱戏剧，大学毕业后离家从事戏剧活动，在法国各地流浪了12年，晚年定居巴黎。他一生写了30多部剧作，辛辣地讽刺贵族、僧侣和资产阶级的荒淫腐朽、阴险伪善以及贪婪无耻的种种丑态，其中以《堂·璜》、《悭吝人》、《伪君子》最为著名。

《伪君子》的主人公达尔杜弗是个伪装成教士的酒肉之徒。在骗取了富商奥尔恭的信任后，来到他家中。伪善狡诈的达尔杜弗不但调戏奥尔恭的妻子，还赶走他的儿子，又骗取他的全部财产，并且诬告奥尔恭是政治犯，妄图置他于死地。最后仰仗国王的英明，恶人受到惩罚，奥尔恭得以恩赦。《伪君子》切中时弊，深刻揭露了宗教的伪善和罪恶本质，触到教会的痛处，是莫里哀的杰作。为了争取这个剧本的演出，莫里哀在四年间三易其稿，同反动势力进行了不懈的斗争，一上演便获得极大成功。具有典型意义的达尔杜弗的形象，在法语中成为“伪君子”的同义语。在艺术上，《伪君子》遵守古典主义关于情节、时间、地点三统一的创作原则，但也出现了明显的局限，如剧本反映的生活面比较窄，人物性格单一，喜剧结尾来得突然，人为痕迹过重等。

18世纪启蒙文学及其在各国的历史使命　18世纪欧洲文学的主流是启蒙文学。启蒙文学是启蒙运动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是宣传启蒙思想的有力工具和战斗武器。其特征是：政论性强，体裁多样，着重表现普通人的思想感情，以及创作方法上的现实主义精神。由于各国的发展情况和文学传统不同，启蒙文学呈现出不同的特色。

英国启蒙文学出现在资产阶级革命之后，最重要的作家是笛福、斯威夫特和菲尔丁。

笛福（1660～1731）的《鲁宾逊飘流记》歌颂资产阶级发挥个人聪明才智，勇于冒险，追求财富的进取精神以及开拓海外殖民地的勃勃雄心。斯威夫特（1667～1745）的《格列佛游记》通过幻想的环境、虚构的情节、夸张的手法，讽刺英国的朝政，揭示现实生活的丑恶与黑暗。菲尔丁（1707～1754）的《汤姆·琼斯》通过弃儿汤姆和乡绅女儿苏菲亚的爱情故事，歌颂普通人的仁慈、正直与诚实，揭露贵族资产阶级的放荡、贪婪与虚伪，展现出一幅18世纪英国社会生活的全景。菲尔丁的小说是18世纪英国现实主义艺术成就的重要标志，对19世纪批判现实主义的形成起过重大的作用。(www.daowen.com)

法国启蒙文学更具有典型性。许多启蒙运动政治家、思想家同时也是杰出的启蒙文学家，他们才华横溢，作品众多，内容丰富，战斗性强，富于哲理，启蒙特征尤为突出。

法国启蒙文学前期最重要作家是孟德斯鸠和伏尔泰，他们的文学创作是为宣传启蒙思想服务的。孟德斯鸠的《波斯人信札》是欧洲最早的书信体小说，开18世纪哲理小说的先河。伏尔泰是多产作家，写过诗歌和戏剧，最有价值的是哲理小说《老实人》，艺术地再现了伏尔泰的哲学主张，其最大特点是“嬉笑怒骂，哲理洋溢”。

法国启蒙文学高潮时期的重要代表作家有狄德罗、卢梭和博马舍。

狄德罗的文学创作主要成就是他的三部哲理小说：《修女》、《宿命论者雅克和他的主人》、《拉摩的侄儿》。《拉摩的侄儿》塑造了一个目光敏锐，但又寡廉鲜耻的无赖文人——拉摩的侄儿。他是时代的畸形儿，在他身上，正确和错误、高傲和卑鄙、才智和愚蠢、风雅和庸俗令人惊异地混合在一起。

卢梭的文学创作有三大名篇：感伤小说《新爱洛绮丝》、教育小说《爱弥儿》和自传《忏悔录》。《新爱洛绮丝》是一部书信体小说，描写贵族小姐尤丽和家庭教师圣·普乐的爱情悲剧。小说着力描写自我与社会环境的深刻冲突，表达男女主人公感情的压抑和内心的痛苦并借景抒情，衬托人物的感情，具有浓重的感伤主义情调，对日后欧洲浪漫主义文学产生了深远影响。

博马舍（1732～1799）是喜剧作家，代表作《塞维勒的理发师》写青年伯爵阿勒马维华在仆人费加罗帮助下，冲破阻挠同老医生的养女罗丝娜的结合。续集《费加罗的婚礼》写费加罗和罗丝娜使女苏珊娜结婚时，伯爵企图恢复“初夜权”。为了维护尊严与清白，他们同伯爵进行了巧妙的斗争并取得胜利。该剧情节曲折，幽默风趣，社会意义重大，是博马舍作品中思想性和艺术性最高的一部。

18世纪的德国，政治上四分五裂，文学上却有重大成就，先后经历了启蒙运动、狂飙运动和古典文学三个时期。

莱辛（1729～1781）是启蒙运动时期的最杰出的作家，也是德国民族文学的奠基人。他的主要贡献是对美术思想和戏剧理论的研究，在美术著作《拉奥孔》一书中探讨了诗与画不同的特点，指出绘画表现的是“固定的一瞬间”，而诗所描写的是时间上连续不断的行动。他以德国现实为题材，以普通人物为主人公写了大量戏剧，《爱密丽亚·迦绿蒂》是最杰出的一部市民悲剧。

18世纪70年代德国发生的狂飙突进运动是启蒙运动的继续和发展。它反对封建束缚，要求个性解放，崇尚感情，歌颂自然，德国文学为之一新。只是为时不长，80年代中期便进入古典时代。

歌德（1749～1832）是狂飙运动文学的旗手，又是德国古典文学的主帅。1774年发表的《少年维特之烦恼》充分体现了狂飙突进运动的精神。主人公维特向往自由平等和纯真的爱情，却爱上已经订婚的绿蒂。这无法实现的爱情，迫使他出走。然而丑恶的现实社会又使他回到已婚的绿蒂身边，维特不能自拔，终于开枪自杀。小说发表后，反响强烈，歌德声名大噪，很快传遍欧洲各国。

《浮士德》是歌德一生呕心沥血的创作，写作时间先后延续了近60年，这部巨型诗剧取材于德国民间传说。主人公浮士德——这位中世纪“博学多闻”的博士，在歌德笔下被赋予全新的意义。他一生自强不息，勇往直前，不断进取，极力探索人生意义和生活真谛。因此，浮士德成了新兴资产阶级的形象体现，他的奋斗历程，也就成为资产阶级上升时期积极进取精神的表现。正如德国诗人海涅所说的，浮士德是德国人民的化身。

在艺术上，《浮士德》结构庞大，人物众多，场景奇幻，上下几千年，纵横数万里，跨越时空的限制，交织成一幅幅五光十色、奇特绚丽的艺术画面，是现实主义和浪漫主义相结合的杰作。

席勒（1759～1805）是与歌德齐名的剧作家。1780年在狂飙突进精神的影响下写出名作《强盗》，歌颂一个敢于反对专制暴政的青年，发出了“打倒暴虐者”的呼声。他的《阴谋与爱情》被恩格斯称作是“德国第一部有政治倾向的戏剧”，反映的是市民阶级和封建贵族的矛盾，真挚的爱情与宫廷政治阴谋的冲突，表达了市民阶级要求自由平等和人格独立的愿望。席勒后期写了《华伦斯坦》、《奥里昂的姑娘》和《威廉·退尔》，这三个剧本的主题都在于唤醒民族意识，号召民族统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