材料1　古代两河流域的政治、法律和宗教

政治　两河流域地形开阔，在东北方的山区，西南方的沙漠和两河之间没有天然险阻。

最早定居于两河流域的居民是苏美尔人^[2]。公元前5000年至前4000年间，他们迁徙到幼发拉底河三角洲南部，因定居地区——苏美尔得名。前3000年初，在苏美尔地区形成了几十个奴隶制城邦，这些城邦以一个城市为中心，统领着周围的农村公社，主要城邦有乌鲁克、乌尔、基什、拉格什和乌玛等。这些邦国长期混战，先后建立一些王朝，两河流域南部逐步走向统一。

前3000年代初，一支塞姆人（闪米特人）^[3]游牧部落定居在巴比伦尼亚北部，称阿卡德人。阿卡德的统治者萨尔贡经过多次战争，逐步统一阿卡德地区，进而征服苏美尔，建立阿卡德王国（约前2371～约前2230），结束了两河流域城邦分治局面，过渡为中央集权的统一国家。约前2230年库提人自东部山区入侵，消灭阿卡德王国。稍后，乌尔城邦崛起，重新统一两河流域南部，史称乌尔第三王朝（前2113～前2006）。但为时不久，两河流域又陷于分裂状态，从此苏美尔人丧失统治地位，逐渐与西亚操塞姆语的民族融合为一。

前19世纪初，阿摩利人占据巴比伦城，建立巴比伦王国（前1894～前1595）。巴比伦城位于两河流域中心东西交通要冲之地，具有极其有利的战略和经济地位，这有助于实现以巴比伦为中心的两河流域的统一。巴比伦建国之初，还是一个小小的城市国家，到第六代国王汉谟拉比统治时期（前1792～前1750），经过30多年的战争，统一了两河流域全境，形成了西亚地区第一个奴隶制大帝国。汉谟拉比在位42年，巴比伦王国达到鼎盛，随后逐渐衰落。前1595年赫梯人南下，洗劫巴比伦城，巴比伦王国灭亡。不久，赫梯人退走。加喜特人占领巴比伦，建立加喜特王朝，历时约300年。前13世纪末，加喜特王朝为亚述帝国所灭，两河流域进入亚述帝国统治时期。

亚述位于底格里斯河中部，亚述人属塞姆族的一支，公元前3000年末建立城市国家，先后几度兴衰。公元前10世纪亚述再度兴起，进入帝国时期，前9至前8世纪，亚述统治者加强中央集权，进行军事改革，拥有优良的军事体制和精良的武器，利用有利的国际条件，发动一系列侵略战争，形成了一个以尼尼微为都城东接伊朗、西临地中海和埃及、北至高加索、南濒波斯湾的军事帝国。亚述人穷兵黩武，遭到被征服国家和民族的不断反抗，前612年为加勒底人所击败，前605年最后灭亡。

加勒底人也是塞姆族的一支，前1000年初，逐步定居巴比伦尼亚。前7世纪末占据巴比伦城，建立新巴比伦王国（前626～前538），其疆域包括两河流域大部、叙利亚和巴勒斯坦等地。尼布甲尼撒二世在位期间（前605～前562）多次发动对外战争，与埃及争夺叙利亚和巴勒斯坦。前586年攻占耶路撒冷，灭犹太王国。新巴比伦王国历时88年，至前538年被波斯王居鲁土所灭，两河流域成为波斯帝国的一部分，这标志着两河流域政治史的终结。

法律　法律体系是两河流域文明最突出的成就之一。自苏美尔城邦时代以来，两河流域社会分化严重，奴隶、平民反抗贵族斗争尖锐，加之外族不断入侵，两河流域历代统治者都注重立法，以保障国家安全、社会稳定和王朝的稳固，建立所谓“正义的立法传统”。早在公元前3000年代中叶，苏美尔人就制定了历史上第一部法典——乌尔第三王朝的《乌尔纳姆法典》，但目前只有片断流传，这是《汉谟拉比法典》的先驱。

巴比伦人统一两河流域后，奴隶制经济、商品货币关系迅速发展，土地和奴隶私有制以及租佃雇佣关系、高利贷活动空前增长，两河流域法典编纂也进入繁荣时期。汉漠拉比为了巩固巴比伦王国的奴隶制，加强中央集权，废除了原先各城邦的法律、法令，在他继位的第二年开始着手制定一部全国统一使用的法典，到他统治的第30年左右，在完成了两河流域统一之后刻石公布于世。

《汉漠拉比法典》刻在玄武岩石碑上。1901年，J·摩尔根指导的法国考古队在埃兰古都苏萨遗址发掘出土。据考证，埃兰王于前1150年前后入侵巴比伦尼亚，可能将石碑作为战利品运回苏萨，并磨刮了其中35条碑文（法典第66—100条），日后依据抄本得以补白。石碑现藏于法国卢浮宫博物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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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2-1　汉谟拉比法典浮雕

石碑由三块黑色玄武岩合成，高2.25米，顶部周长1.65米，底部周长1.90米。石碑上部是太阳神沙马什向汉漠拉比授予权标的浮雕，下部是法典正文，用楔形文字书刻。法典由前言、正文和结语三部分组成。前言说明公布法典目的在于树立公道，宣扬汉漠拉比的王权来自天授，为自己歌功颂德。结语部分祈望法典永垂后世，并且诅咒敢于破坏法典的人。

正文共282条，内容包括：1.司法程序；2.处理盗窃；3.租佃及雇佣关系；4.商业高利贷关系及债务奴隶；5.婚姻家庭及财产继承；6.伤害他人罪；7.不同职业人员报酬和责任；8.农牧业租赁及雇佣；9.奴隶买卖及处罚，等等。其基本特点：保护奴隶制的私有制，保护奴隶主的特权；规定同态复仇原则^[4]；公法、私法（民法）和刑法诸法合一。

《汉漠拉比法典》是留于人世的人类历史上第一部较完备的成文法典，比较全面地反映了当时社会情况，是研究古巴比伦社会状况极重要的史料。这部法典是巴比伦王国文明发达的标志之一，它对后世的亚述法典、赫梯法典、《旧约》中所见的犹太法典乃至古希腊、罗马立法都有重要影响。

宗教　两河流域的统治者在加强立法的同时，也强化了国家宗教的功能和特性。

两河流域长期以来群雄角逐，政权更迭，他们的神灵权位也随着人世间奉信者的升迁沉浮而不断变化。苏美尔人建立城邦之际，各个城邦国家都有自已的保护神。在长期混战中，取得胜利的强大城邦，他们的保护神也随之上升为该地区的主神。在苏美尔—阿卡德时代，安努（天气神）、莫利尔（农神）、伊阿（水神）被合称天、地、水三位大神。而乌鲁克城的保护神安努则被认为万神之父和诸神之王，受到普遍的崇拜。

巴比伦人统一两河流域后，巴比伦城的保护神马尔都克取代了昔日的安努，成为最高的神，其余的神被置于马尔都克的统治之下。亚述人的主神是战神亚述尔，当亚述人主宰两河流域后，就把亚述尔奉为众神之首，取代了马尔都克的崇高地位。

两河流域统治者还把他们自己加以神化，或者追溯他们的祖先具有神性，或者假托他们的意志和行动受命于神。太阳神沙马什授给汉漠拉比权标的浮雕，便是最好的例证。

在古代两河流域宗教中，灵魂之说没有重要地位。苏美尔人、巴比伦人、亚述人都不主张修来世，认为没有什么极乐、永恒的后世，谁也不能指望在另一个世界复活永存。人死了，进了坟墓，就算完事。他们从不用很多精力准备“将来的生活”，既不把尸体制成木乃伊，也不修建豪华的坟墓，随葬的物品也很少。他们讲究现实，只图实惠。他们崇拜神、供养神不是为了超度灵魂，而是祈求神的恩宠和赏赐。

古代两河流域的宗教具有强烈的地方性和狭隘的民族性，不具备发展成世界宗教的特性，但却为后世诸大宗教提供了所需的养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