敦煌汉文写本的断代

苏远鸣

敦煌吐鲁番学研究中最为棘手的问题之一，就是写本的断代问题。如果说它们之中有相当多的写本，已被以不同形式作了非常准确的断代，那么每个人都知道它们之中的大部分均未载有任何时间。我们必须把那些延续了至少6个世纪的未被断代的写本，大致置于一种时代范围之内。为写本断代本身并不是目的，但它依然是在所有领域中从事研究的最佳基础。

在这个问题上，我尚不能提供新的秘方诀窍。但我要提出某些以我个人编目的经验为基础的看法，并且介绍我目前从事研究的状况。不过，我首先要表示一种遗憾并作一点自我批评。由于某些在原则上情有可原的客观原因，伯希和敦煌特藏中的汉文写本目录前两卷，自行禁止提供有关编目写本所属时代的说明。当然，当其时代以年号的形式清楚地出现在写本中的时候，它也被列在提要之中了。在情况可能的时候，写本中以干支纪年的形式提供的年代，则被换算成一种或有时是两种西历年代的假设。我认为，这一切都不尽令人满意。我们可以谨慎而有保留地提出一些约估，但其条件是应该简单地指出这些大致断代是以什么为基础的。我观察到大部分中国和日本专家都习惯于或以朝代名称（这样作有时就会非常含糊不清）或以世纪（甚至是某个世纪的某部分）而断出写本的时代。在我看来，他们都非常错误地很少提供其理由。我于下文不远处再回头来论述这个问题。

由于缺乏被注明的和翔实可靠的时代，所以对敦煌汉文写本的断代，就应该首先从对文献本身的分析来作尝试，我称之为“写本内部考证”；然后才是卷面表象和古文字，我统称这一切为“外部考证”。这两种方法在原则上应该彼此结合起来并且互为补充。

内部考证

学者使用了某些差异很大的方法，甚至可以说是他们都在千方百计地为写本断代，实际上主要在于，从经研究过的和在那些与之可比的文献中寻找确定其时代的可能标记。那些“抄本”有时由于题跋，不同文本或标题，但主要是由于各种文献，都包括有可供研究的资料：人名、地名、寺名、职官名、施政细节以及参照社会制度的内容习惯或事件等。例如，正是由于由藤枝晃先生在很久之前就已经指出的表象，人们就会很容易辨认出被断代为吐蕃占领时代的敦煌文献了。

尽可能准确的断代，在对经济文书和差科簿的研究中特别有益。它已被学者使用了，主要是日本的许多学者，诸如山本达郎和池田温那样的名家。内部考证的比较手段使他们复原了许多时代，整理了许多散落的或者一般是为了重新使用背面而胡乱粘贴的残页片断。在这方面的最佳著作是池田温的《中国古代籍账研究》（东京1979年版）。这是一部完全堪称第一流的著作，是一部必不可缺的工具书，而且还起了一种目录的作用。在使我于此最感兴趣的一点上，我将指出在这部著作第2部分的录文中，已搜集到的所有资料均被作者作了断代，或是根据写本中的资料，或是出于猜测。我对此感到非常高兴。我仅仅感到遗憾的是，作者未在注释中补充哪怕是寥寥数语，以论证其假设性断代的理由或所选择定题的其他因素。例如，如果读者不是专家的话，那么他就不能立即理解：为什么被编为第2号籍账的S. 613背面会被断代为547年，并将其地点确定在瓜州的一个郡（效谷郡）。大家需要寻求的解释，见于这部著作的第39页。但书中搜集的其他许多资料，都在第一部分中未作任何提及。这种标准符合最早由藤枝晃先生提出的断代（他的著作本应该在注释中指出），它是以与其他的类似籍账的比较为基础的。但如果读者本人不付出相当大的研究努力，那么他对这一切就会一无所知。对一部名著所作的这种微不足道的批评，说明了我们不仅应该提出一些大致的断代，而且还应该尽可能清楚地证明这种断代的正确性。

我本人曾极力通过文献的考证来对某些愿文断代，它们根据各种机会，而包括针对按照符合礼仪的顺序，而分类的一名或数名世俗和宗教人物的愿文与赞文。大家有时会很容易辨认出谁是被如此称呼的人。

这样一来，我们便可以在P. 3804正面1的文献中读到一篇愿文，其中相继提到：①“我当今大唐咸通皇帝”（860—873）；②“我东宫皇太子”；③“我河西节度使司空开国公”；④“我敦煌敕授金紫鱼袋刺吏（史）明公”；⑤“我入奏鸿胪大卿”，后面接着是几名僧官；接着是12“尚书贵子二小郎君”；最后是13“我夫人贵位”。提到“咸通”年号本身就已经解决了大部分问题，但大家可以更为精确一些。第3个人物肯定是张议潮本人，不过却是在他于866年入朝之前。他正是利用这一机会而获得了司徒的尊号，在此之前一直享有较低微的司空官号。第4位人物是其侄子张淮深，自853年起任敦煌刺史。第5位是张议潭，即张议潮之兄和张淮深之父，他在朝中扮演了一种人质的角色。于第12位提到的“尚书”不是张议潮，因为张议潮似乎没有儿子，因此此人应该是张淮深。至于“夫人贵位”，她很可能是张议潮之妻“河内郡君太夫人广平宋氏”，第156号洞的宋国夫人出行图中画的正是她。除了一些微小细节，由愿文提供的资料与我们从其他地方所了解到的有关这些人物的情况相吻合。我们由此便可以得出结论认为，此文写于860—866年，其转抄件必然还要晚得多。

在同一卷敦煌写本P. 3804正面第2篇文献之后，接着便是出自同一人之手而抄写的一篇愿文。这份抄件仅仅提到了两个人物。①“我河西节度使金吴（应为“吾”）卫大将军”。②“我尚书”。本处的“尚书”也只能是指张淮深。第一个人物就是张议潮，但这一次却是在他归朝之后。张淮深的墓志铭确实告诉我们说，其叔在入宫时（正如我已经指出的那样）“官授司徒”、“职列金吾”、“位兼神武”（请参阅S. 6161第47行，由藤枝晃刊布于《东方学报》第35卷，1964年，第66页）。该篇愿文晚于866年，但早于张议潮逝世的872年。

这两个例证最具有说服力。除了带有一个具体时间的两篇愿文（S. 3540和S. 6417，920年），另外20多卷文书也都可以被作出一种大致断代，即根据历史类比的观点、愿文之间的比较和通过引自写本或壁画题识资料的互相印证来断代。它们从张议潮统治的最初几年（S.1164和S.4504背面，P. 2854正面1和2、P.3770正面8和9，均被断代为最早是851年末和最晚是859年）直到曹延恭时代（P.4888，可能为公元974年）。曹氏家族节度使之敕封时间的不确切性，导致许多留下来的不标明时间的愿文成了某种废物。然而，现在所获得的成果并非完全是可以忽略不计的。它使我们得以在伯希和敦煌汉文写本目录第4卷提要中作出对时代的某些约估，甚至是针对那些未被断代的愿文，至少可以指出它们都是10世纪的作品。我无论如何也决心不允许再有诸如对P.3262那样的提要了，它们大概可以被断代为公元920年左右，而文中提到的梁朝就足可以把该写本断代为923年了。然而，这里的任何内容均未被明确地告诉读者。

外部考证

作为一种客体而研究写本的艺术——写本表象，是进行调查研究的一种强有力的手段，过去的学者未曾对此给予足够的注意，甚至我们今天的学者仍往往忽视它。第一个理解了这门科学的重要性，并为此而奠定基础的巨大功德应归于膝枝晃先生。他的启发已经影响到了巴黎，在那里被付诸实践，而且我认为还得到了改进。特别是戴仁先生正在尽心尽力地从事着这项事业，写本的主要因素纸张成了他进行仔细研究的对象。我将引证他的《敦煌的纸张，已被断代的汉文写本的表象研究》（载《通报》第67卷，第3—5期，1981年）。他对已被断代为406（S.797）—997年（S.6264）的所有写本而罗列出的统计表，都提供了它们的具体尺度和特征，为大致断代或至少是为使之与其他性质的假设相印证，而作出极其珍贵的比较提出了一种标准尺度。

据戴仁先生指出的内容，伯希和敦煌汉文写本第4卷增加了对纸张进行描述的两种新测量数据：当纸张未被平纹细布裱糊时用千分尺（分厘卡）来测量其厚度，同时还以厘米尺测量其网纹。这后一种测量取代了前几卷中仅仅简单地提及“网纹”的做法。原来的记载没有多大意义，因为所有的纸张都必然会有网纹，仅仅是可能会由于网纹很细，或其他原因而不大容易被辨认罢了。对纸张结构的描述主要是一个术语问题，我对它作了一番改进。对于纸张颜色的问题也如此。《远东丛刊》第3卷包括有戴仁先生根据藤枝晃的提示，而完成的对经选择的敦煌写本编制的色谱。我希望日本的作家自己也能使用一种与我们所使用的那种方法相对应的词汇。

对于处在写本表象和内部或文献考证交叉之间的写本行文的布局，则应考虑到空档、横行、直行（以分成格子）、段落、各种标记、方向和其他物质细节。在这个领域中尚有待于取得发展。

最明显的差异（就是能够揭示一种发展的那些差异），就在于在佛经旧抄本之上写的每行文书的字数。后来变成标准规格的每行17个字的数目，从5世纪末（S. 996，公元479年）起变得固定不变了，甚至有超标准之外的行、字也见诸较晚期的例证（S.2724，共20行，每行22个字，公元522年）。在5世纪期间，不仅字数不同，而且屡有变化，抄写者似乎习惯于在每行中都造成一、二或三个字的差异。我需要说明的是，这里仅仅是指佛教经和论的抄本。由S. 797开始的律的抄本及疏的抄本的表象则不同，每行的字数要更多一些。尤为引人注意这些写本字数的原因，是大部分明显古老的敦煌写本和吐鲁番写本均未载有时间，我们实在不知道应该怎样理解它们。古文字学可能帮助我们解决这个问题。

古文字学是对文字进行断代的艺术，它是外部考证的第2个重要方面。这种方法被成功地运用于西方，并且与写作特征同时使用，但其背景却完全不同。对汉文写本的研究具有更要大得多的困难。如果说一眼就辨认出古老的文字来很容易，那么要从事卓有成效的比较则相当艰巨。最优秀学者中的大部分人，都容易仅满足于作出一些主观评价，从而导致一些缺乏明确提出证据的断代。

为了试图制订一种分析方法，我仅限于讲那些从3世纪末到5世纪上半叶的最古老写本中的佛经抄经。我浏览了所有已被断代或未作断代的写本和残卷，不仅仅是伯希和、斯坦因、北京和列宁格勒的那些大特藏，而且也包括其他特藏，根据已经发表的翻拍图版进行研究。我并非不知道某些写本可能是赝品，但我并不想在未经研究而使之变得可疑的原因的情况下，从中排除任何写本。我并非对非常错综复杂的写本类型和差异更大的个人文笔进行比较，而是设法在它们之间比较文字，正如大家在字典或书法辞书中所作的那样。这样就可以在很大的程度上摆脱文笔而仅仅研究其形式。在选择于它们之间进行比较的文字时，则出现了两大困难。其一是同样的文字并不会经常出现在我们所掌握的同一批残卷中，其二是所有的文字不都是同等发展的。其中有些文字仅仅在它们出现的大量写本中以其风格和外形而变化，而从来不会或很少会在写法和结构中起变化——然而，人们恰恰发现在岁月的流逝中，其结构发生了变化。

图版1证明了在写本中搜集到的“处”字的几种异体形状，可分为A、B、C三大类。A和B类形式都具有明显的相似性。其差异仅在于这些文字位于左下方的偏旁。A类中的“夕”旁在B中却以一笔延长而作“夊”旁。但我很难说这两种形式中的哪一种比另一种更为古老。A中所使用的R2（大谷文书2号）和P. 3006号写本尚未被断代，但我认为它们都比较古老。我将于下文再回头来论述这个问题。B中使用的多种写本都载有时间，但它们的差别很大。C中的形式与前两者完全不同，它们似乎均搜集自较晚的写本中。

我还应该指出，如果B的写法确实出现在字书中（如在被断代为公元177年的尹宙碑中），那么A的形式相反却并未在我们的写本中如此出现。在最接近它们的形式中（汉代的曹全碑，公元185年）正是右下部的那种带有“夕”旁的写法，而左下方的那种写法仍保持了“夕夊”的偏旁。在北魏时代很时髦的C的形式（见公元456年的《中岳灵庙碑》或公元495年龙门的《牛撅还愿碑》），便是在曹全碑中写的那种最接近A的形式的继承者。

图版2以同样的形式说明了我们写本中“多”字的三种字形。A的字形最为古老。R1确实被断代为公元296年，我们暂且假设认为这个时间是真实的。“夕”的偏旁形式从来不与碑铭石刻史料相矛盾（可以重新参阅上文业已引证的汉代尹宙碑）。初看起来，B的字形最为接近古体字，尤其是两横笔的形状。然而，从摘录这些文字的写本中出现的其他文字来看，B的字形似乎并不算特别古老。根据一种由P.3006写卷开始的发展来看，C的字形似乎是派生自A。至于本处作为补充资料而提到的D的字形，它与被置于C栏R25的字形很相似。它也很古老了，因为它已经出现在被归予书法家王羲之的文字中了（请参阅赤井清美：《书体字典》，1974年，第339页，第388条）。(www.daowen.com)

除了“处”与“多”字，我在其他许多字中还选择了另外6个字。正如我已经指出的那样，因为它们出现得相对频繁并始终都处于发展之中。这6个字就是：佛、其、以、身、所、我。它们都被列在附表的上半部分。它们出现于其中的写本在表中的第1行（本文注释中说明了其编号）标了出来，其选择有时是由于它们带有时间，我已经在第2行中指出来；有时恰恰就是我们在其中发现了已经提及的文字。我从中加入了被断代为公元408年的吐鲁番文书，它并不是抄经，因为它带有时间并用常见的楷书书写，包括我们所指出的3个字。第3行指出了每行的数字。字母g指出在残卷上仅写有一些很难计算的偈句，始终都被分成20行。字母v意为它是指一篇律文，其字数的计算不可能与经文写本相提并论。P.3006中的字母c指抄经为一种疏证文，本处的数字22是对主要文献字数的计算。第4行提供了作为断代关键因素的卷子的尺寸。非常遗憾，其尺寸常付阙如。当其长度似乎不足完整的纸页之长度时，我仅仅指出其高度。F.307高24cm，是根据假设而复原的。写本高12cm，但它是写在一页于纵向切成两段的纸上的。Dx.2111的高度+24说明这卷写本的高度约为24cm。它于下部被截断了2cm。我在写本的统计表中增加了S. 113正面，这仅仅是由于它已被戴仁先生断代并作了测量。最后，我在最后一行中指出了存在或不存在有横格，而横格却在古抄本中限定了五字偈语类的范畴。

我在表中提出的分类是不大令人满意的，本人对此深信不疑。它仅仅是一种尝试，我于其中设法同时考虑卷面（大小尺寸与字数）和古文字，而且是依靠已为我提供的几个时间。在那些未被断代的写本中，我觉得R2在与其他考证无关的情况下，也值得列在表的上方，这是由于它那对佛教梵文名词的古老对音转写。我也觉得P.3006写卷相对比较古老，因为它是《佛说维摩诘经》的第一种译本（支谦译，载《大正藏》第474号）的疏注文，它引证了《正法华经》（《大正藏》第263号）。我所使用的每种写本都值得作一番注释，但我无法在此过多地发挥了。

附录

图表中使用的缩写符号

C：印度事务部图书馆斯坦因特藏。

Call：东京书法博物馆。

Ch Ch/u：柏林特藏，据藤枝晃和蒂洛的《汉文佛经残卷目录》第1和第2卷，柏林1975和1985年版。

D：出口常顺特藏，据藤枝晃：《高昌残影—出口常顺特藏出土佛典断片图录》，东京1978年版。

Dx．F：列宁格勒特藏。

K：甘肃省博物馆特藏，据《1983年全国敦煌学术讨论会文集》，文史遗书编上，兰州1978年版，第460—461页和470页。

Mh：北京中国历史博物馆。

P：伯希和特藏。

R：大谷文书，据井口泰淳：《西域出土佛典的研究》，京都1980年版。

RH：罗伯特·哈特菲尔德·埃尔斯沃茨特藏，据《中国和朝鲜佛经写本展览》，香港1987年版。

S：斯坦因特藏，大英博物馆。

Sh：上海博物馆特藏，据《敦煌吐鲁番文书》，香港1987年版。

Tf：《吐鲁番出土文书》第1—3卷，北京1981年版，图3。

（译自京都1990年出版的《中亚文献和档案》文集）

图版1“多”字

图版2　佛、其、以、身、所、我6字统计表

（续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