敦煌的经折装写本

戴仁

在公元最初几个世纪中，纸卷代替了绢本以作为文字载本，而这种物质的变化并未引起书籍形式的变化。相反，当书籍的形式非常肯定地是从8世纪开始改变时，这种变化即使不是使木刻版印刷术变得可能，至少也是促进了其发展。

我很难确切地知道被折成经折状的手册是否早于经过裁页、折叠、粘贴或缝订⁽¹⁾的本子。即使折叠成经折状，这一过程似乎也是比较初级的。因为只要以规则的方式，折叠一大批事先已经首尾互相粘接起来，如同制成一个长卷的书页就足够了。中国的经折无疑是在由佛教取经僧人从印度携回的大批书籍形式的影响下，才出现的。印度经书是从中间打一个或两个小洞以便穿进一根绳子而不使之散落的书页组成的。但我们无疑也从中看到了对中国汉代人使用的木简之装订方式的回忆。木简从公元3世纪起，便随着完全使用纸张则被彻底放弃了。

名称问题

文字史料绝不会帮助我们澄清从卷子到其他形式书籍的发展过程，因为它们往往都并不以特殊的名称术语来区别这一切。有关这一问题的最古老文献，可以断代为宋代或元代，始终都由中国近代书史专家的引证、分析和讨论。⁽²⁾将这些文献与敦煌写本作一番比较，便可以使人确定某些词义。我们可以承认“册”或“策”字指一种经折装⁽³⁾的册子书，甚至还可能是贝叶（菩提树叶）经文。同样，“叶子”有时也以被理解作活叶，或者是一种折叠成经折状的本子，事实上是指粘接或捆成一扎的书页，也就是泛指一种册子，而又不知道它属于哪种形式。这些名词术语上的困难，有时也会使那些书史学家在对书籍本身进行描述时犯错误。所以，昌彼德描述了P. 4515号敦煌木刻本文（据卡特认为，它共由7叶组成）⁽⁴⁾，他赋予“叶”字一种整页（双面）而不是半页（单面页）的意义，所以将木刻本作为一种贝叶经式的文书，而它毫无疑问则是一种经折文书⁽⁵⁾。

另外一个术语“旋风装”同样也成了问题。很久以来，所有的书史学家就一致认为，经折装的书导致产生了所谓”旋风装”书⁽⁶⁾。旋风装书是通过粘接一种经折装书的首尾两折而获得的。因此，这里仅仅是指改进这种最边缘上的几个折子，便是连接在一起的书本。事实上，我们不很明白，为什么仅仅粘接一种经折两端的两折这种做法，就可能成为防止其他书叶会不慎展开的手段。很可能是所有的折子都要粘接在一起，即于未写字的背面两两粘接起来。敦煌特藏中这种类型的一个例证，将在本论文中进行研究。

此外，把“旋风装”一词用于这种书籍形式的做法，最近被提出了疑问。⁽⁷⁾根据对属于故宫博物院的王仁煦《刊谬补阙切韵》的一种抄本的研究⁽⁸⁾，李效忠认为旋风装书既是一种活页书，又是一种卷子。这一非常整齐的抄本是以一种卷子的形状出现的。但当把它展开时，却出现了于同一边缘都粘贴在一种加固物上的书叶之接合，这种接合正是围绕着该加固物而卷起来的。书叶就如同鳞片一样。文书先是写于正面，然后在接着向下一折书写之前，又要写于本叶的背面。该抄本在岁月的流逝中被相继描述为“旋风叶”、“旋风册子”和“旋风叶卷子”。仅仅对这一例证的分析，便使李致忠断言的那种形式（它确实是一种很特殊的形式），肯定成为大家应以“旋风装册子”之名称呼的装帧。

在敦煌特藏中，许多卷写本都可能接近旋风装类型。我在前文描述的⁽⁹⁾一种卷起来的大开本册子，肯定也属于同一类，特别是Pt. 1257号（原被编作P. 2046号）敦煌藏文写本。此外，P. 2011号《刊谬补阙切韵》的抄本，也值得与故宫博物院抄本相接近。它由21个未连接起来的残损折子组成（如果不是在国立图书馆把它们装订成一册的话）。这些折子各自仅包括1叶。其右部边缘都具有沿高度方向的1cm左右的粘贴痕迹。叶子的左部边缘仅仅在第8叶、9叶和10叶中才是部分地明显可见，未带任何粘贴痕迹。因此，我们可以承认，这些折子是从右部边缘装订起来的。这样一来，该写本曾具有过一种大开本的粘贴册子状，或者更可能是卷起来的册子状，完全如同故宫博物院所藏那种一样。被编作P. 5513号而保存下来的同一篇文献的一种更为残损的写本，可能也如此。这两个例证可以很好地证明李致忠的新观点，他认为旋风装书并非对经折，而仅仅是对卷子的一种改进。它保留了卷子的形状，而且还排除了在卷与展时都很缓慢的弊病，同时又使人得以利用纸张的两面。

如果李致忠的观察是正确的话，那么大家就可能怀疑在经折装书形式或者仅仅是普通的经折的名称，与折子只从其背面粘贴的册子名称之间的区别。

在敦煌发现的经折装文书

我们把那些卷起来的册子暂时搁置一旁不顾，现在可以从事对在敦煌特藏中出现的经折装文书作一番描述了，无论它是指什么样的经折装。

几乎所有经折装的文书，都收藏在巴黎和伦敦的敦煌特藏中（共263种），其中绝大多数又是藏文文书（共232种）。从目录来看，在列宁格勒特藏中有9种册子，其中F.221号是为了使用背面文献而重新作成经折状的，所以其中没有指出它为经折卷子。其他特藏中似乎不拥有这类册子。

伯希和特藏中的经折装卷子共达151种之多，分别被编为伯希和敦煌汉文写本的11卷和伯希和敦煌藏文写本的140卷。斯坦因特藏中共有20种汉文和92种藏文经折装卷子（据路易—瓦累—普散的目录统计）。

断代

仅仅有两卷写本中载有被断代的汉文题记。P.3109号中载有一幅疑难字表，其中记载有两个时间：其一相当于公元983年，其二则是以干支纪年法表达的相当于990年的时间。P. 3835号写本文中载有一篇被断代为“戊寅年八月五日写”的题跋。这卷写本又使用了戊寅年八月五日的一封官方文书，书信末尾的鸟形押酷似已被断代为淳化二年（991年）的S.4453号写本中的那一种。它说明我们可以认为其中的戊寅年相当于公元978年。⁽¹⁰⁾此外，在出自同一类的3种木刻版文书（S. 11、P. 4515和P. 4516号）中，有两种均被断代为天福十五年这一乙酉年，这就是说更应该是以甲子推算的949年而不是根据年号推算的950年。

由纸张的特点提供的断代因素（正如同由于90％的经折都是用藏文所写的事实一样）说明了这些册子不会早于吐蕃占领敦煌时代。叶子的大小并非始终都很容易估计，因为它们在大部分情况下都是出自裁剪得不规则的叶子。纸张的厚度及网纹的间隔完全与在吐蕃占领时期或在归义军节度使统治时代制造的纸张相吻合。⁽¹¹⁾有两卷写本很特殊：Pt.250号，其写有藏文文书的背面是重新使用了一卷汉文卷子，汉文部分是用两种不同的和残缺不全的《大般若波罗蜜多经》的抄件组成的，我们可以认为它是8世纪初叶的；Pt.821号仅包括一篇藏文文献，但它非常明显是使用了原来写本的空白部分，无疑是属于8世纪上半叶的。此外，藏文经折部分的纸张往往是双层的，这或是由于一种重复使用，或是由于厚纸更适宜使用芦苇笔书写的缘故造成的。

内容

写于经折卷子上的汉文文献几乎都是佛经。这主要是一些很短的经文，有时是将三四种经文或经文节录汇编于同一个册子中。这些经文中的大部分均属疑伪经，我们还可以从中发现某些律部经文、疏经文以及陀罗尼经文。仅仅有两卷写本为非佛文献，其一为《太公家教》的抄本（P.3104号），其二为瓜州和沙州史的残卷（S. 5693号）。至于藏文文书，大部分都是密宗佛教经文以及许多陀罗尼经文。

开本

经折卷子的开本当然是非常多而没有一定之规的。藏文写本几乎都是残卷。其中有些仅有半叶，可能出自带有某种程度散落的束扎。某些写本是经过卷起来而保存的，如P.3140、3465、3971和Pt. 382号。其中最小的开本为11.5cm×31cm。经折卷子的厚度基本与组成它的叶子数目成比例，而这些叶子则处于数厘米（P.3971号为3cm）到220厘米（S.5063号，它是最完整者）之间。

类型

对经折装写本外貌，以及通过折叠而形成的叶子和半叶开本的研究，可以使人区别出多种经折卷子的类型。我们可以作一一分析。

①普通经折。这是最常见的一种类型。它实际上仅仅是指把一叶或彼此首尾相衔粘贴在一起的一大批纸叶折叠成经折状。如果是一整叶纸，那么纸叶的高度就被完整地保存下来了，即26—31cm，其网纹仍为横纹。每叶的折痕数目并不规则，即使是同一卷写本的纸叶都具有同样的体积也罢，因为折叠处很少和仅仅是偶然才出现在纸叶的边缘上。相反，纸叶的体积当然相当规则，折叠的间隔也相当匀称整齐。所以，P.3109号写本共包括3叶，其中有2叶高46cm。该卷子被折叠10次，这样一来共得到一大批宽9.3cm和高30.2cm的经折。P.3104号共包括6.8cm×7cm的7个折子，由相连接的一组6.6—11cm的部分残损的叶子组成。在那些折叠得比较细心的卷子中，各叶之间的相接处往往都位于折叠处附近，而不是恰恰位于折叠处，这可能是为了操作时避免被揭开。

诸如S.2916号那样的写本，可以使人更好地理解创作经折卷子的过程。被卷起来保存的这卷写本共由3叶组成，其中最后两叶是完整的（28cm×49cm）。其正面包括《摄大乘论释论》的一残卷并附有关于该文译本的一篇题跋。这卷带有边格和横格的文书被排列成均由半行空距隔开的7行。在这些空距中间，有一条折痕说明该写本应具有一种经折状，即使现在的方向并不是交替轮换的也罢⁽¹²⁾。那些半叶可能具有9.7cm宽。

对折子体积的分析可以使人发现，其开本在一般情况下都不是随意制成的，而是与根据某些规定所确定的原则相符。我们基本可以区别出3类来：（5—7.5）cm×（12.5—15）cm、（7.5—8）cm×（25—30）cm、（6—8）cm×（18—22）cm。在网纹出现与折痕垂直的情况下，我们就应该认为，对于第1类来说，整叶都被沿其长度方向剪成两个折子，半叶或半叶的残叶于是便都连接起来并被折叠5—8次（每半叶再折叠成6—9小叶）；在第2类中，所指的则是被折叠过4—5次的整叶（至少在其高度上是如此）；在第3类情况下，当网纹垂直时，也就是说当它与折痕平行时，组成这些经折的叶子在任何情况下都不会超过30—31cm。这些仅残余一部分的叶子共折成2—3个折子。如果相反，在这同一批经文中，网纹与折痕垂直，那么叶子就可以达45cm。但在大部分情况下，这是指被重新使用的写本。某些写本也表现出了这两种方式的结合（Pt.432号）。

当然还存在与这3类不同的大量例外，这是由于使用了不完整的叶子，或者是由于在吐蕃占领时代，使用了可能相当于吐蕃度量单位的不同开本的叶子（其高度往往超过45cm，甚至多达94cm，请参阅S.5603号）。

叶子的前后组合首先是采纳了在卷子中通行的各叶部分重叠的规则，这就是说前一叶的最后边缘粘贴在下一叶的开始边缘上。但这条规则在吐蕃统治时代则经常被违犯。⁽¹³⁾P.2238号写本共包括8叶，其中7叶高51.3—53cm。它们共被折叠成长12.9—13.1cm和宽26.3cm的31个折子。正面的行文似乎一直持续到背面。但第8叶的左边，也就是突出66mm的第31个折子（13.7cm），在背面具有粘贴痕迹。这就可以使人假设认为，原来可能有另一叶延长了写本的这一部分（可能是在未写文字之前）。此外，原来的第17个经折已缺（第4叶的第4个折子仅有38.8cm高），它是被剪开的，正如我们通过在第4叶边缘上残留的字迹便可以理解的那样，但也可能由于这是一篇写误的文献。因此，现在的第17个折子为第5叶的第1折。至此以自下而上交叠的方向，而出现的各叶之粘贴于是又以相反的方向由上而下地继续交叠。写本第2部分的边线和横格线是在书写文字之前提前画好的，与第一部分的边线和横格线衔接得不太好。但第2部分所有各叶的这类衔接则非常好，这就说明写本中这第2部分的各叶，是在与第一部分连接之前，被彼此粘贴在一起的。

P.3835号写本也具有某些特点。它共有24整叶或9.5—47.5cm高的残叶组成，共形成91个折子。叶子是以不正规的交叠而相继衔接起来的，10叶是由上而下交叠，13叶是由下而上交叠，没有明显的秩序。最靠边缘的两个折子由一些形成翻叶的超出部分所延长。对原文的补充出现于贴在第19折上粘贴的一小长片纸上。第52—55折（按其现在正面的方向）是从一封官方文书上剪下来的，沿其长度方向剪成两段，其内部恰恰形成了第52—55折。在这些折子的内部，又用一个加固纸条连接了4个折子，相当于该封信的上半部。另外两个折子（出自另一个地方）又通过一条加固纸而与第52折和53折的上缘衔接起来了。现存写本背面文献一直延伸到加固纸条上，因而似乎是晚于这种特殊的装订。我们可以思忖这些重新使用的书信折子是面对面粘贴的，书信的原文变得不堪卒读了，它们可能是被分成了两段。在此情况下，因为不需要书信原文，便加固纸条以将它们衔接起来。而让与写本剩余部分没有任何关系的书信原文显露了出来，同样也显得不太连贯。此外，第52折之前的经折似乎是在这次拼接之后，而又是在抄写连续性的背面文献之前粘贴上去的。该卷写本拼接十分复杂，因而我们对复原它感到很困难，肯定是如同册子本身一样，反映了缺少在非卷子写本的制作中，人们经常发现的那种办法。(www.daowen.com)

②经折—贝叶经。折叠或经折装的6卷敦煌写本的折子，都带有一个中心小洞，如同贝叶经一般。这类双重的属性已经在有关册子的某些例证中发现。但人们还可以发现，这些形状复杂的册子中的任何一种，都不具有穿经小洞将叶子装订起来的细绳。Pt.320号藏文写本共包括17折，由分别为12折和5折的单独两部分组成。12折系由出自一卷汉文写本的一张纸叶而制成，为了一篇藏文文书而重新利用了其背面的叶子，被一折为二并被粘贴了起来，这半叶又被折叠成经折状以产生6折。这些经折已被巴黎国立图书馆修复部揭开。该写本的第2部分也包括由双层纸制成的5折，但巴黎国立图书馆未曾拆开其对折。展开的经折的两部分形成了两大折，各自包括一个洞，就如同在为了制作一种贝叶经而准备的折子中那样，但最终却把它作为经折卷子而使用了。

③经折—册子。这就是我于上文描述的形状，它获得了“旋风装”书的名称。这也可能是错误的，无论如何也是一种不太具体的描述。所以，这种册子首先被折叠成经折状，接着所有的折子都从背面被首尾相衔地粘贴起来，这种册子从而就具有一种手折的外貌了。在敦煌特藏中只出现了唯一的一例，本处是指斯坦因特藏中的一种木刻本S.11号，此本已被断代为949年的册子，包括被折叠成经折状的高达40.3cm的两叶，共形成了10×14cm高的8折。其背面未写文字的空白叶子都在空白边缘上两两相对地粘贴起来，以便形成一种手折。非常奇怪，同一特藏中的另外两种木刻本P.4515号和4516号也显得如同是普通经折，没有使用这种特殊做法。⁽¹⁴⁾然而，这种经折册子的形式肯定不是特殊的例外。在列宁格勒，对出自黑城的某些汉文木刻本的研究，使我从中发现了另外一个例证。这就是TK.185号木刻本，其中载有1091年印刷的《大方广佛华严经》，它也是根据同一模式制成的。

装订

大部分经折都是残卷并很少拥有封面。完整的、简单的或复杂的经折的第1折有时留作空白，或者是带有一个标题。它也可以得到加固，一直增厚到3层（S.5664号）。某些藏文写本具有半叶封面，为了保护而涂成了棕色（Pt.23、89号）。其余的经折则使用分别为蓝色和金色（印度事务部图书馆第576号）、绿色（Pt.41号）、青色、红色和白色（Pt.42号）的丝绸⁽¹⁵⁾或蓝色纸张（P.3760号）包裹。折子的边角有时变成了圆形（Pt.4、印度事务部图书馆IO.102号），尽管大家始终都不知道这是否是由于磨损的作用。藏文经折往往都被修复过，有时是以纸条在折叠处加固（Pt.116号），某些写本的折子几乎完全都被用线缝起来了，就如同是磨损把它们一一拆散了一样。线装是以缝合的形式完成的（Pt.292号），有时又呈十字状（Pt.98号）。大家可以想到，这是因为无论是经过修复还是零散的折子，都并没有为了制作经折的目的，而逐渐集中起来的结果。

版面编排

写在经折上的汉文文献往往都由天地边缘所限制，题跋由横线格隔开，侧边都没有以系统的方式划出来。它们的存在，事实上取决于横格线的存在，因为这些边缘都相当于在每个折子边缘上安排的半横格的间隔。这就是说，当连续的两个折子都被打开叠迹之后，其空间就相当于留作无文字的一行之距离。至于藏文写本，文献的安排似乎并未沿用任何规则。最后，除了木刻本，任何经折都未附插图。⁽¹⁶⁾

经折完全如同册子一样，它们在敦煌特藏中都是供个人使用的手册，主要是在吐蕃的影响下流传的。10世纪佛经抄本中经折的罕见现象，与采纳作为佛教木刻版经文之基础的一种新形式形成了明显对照。因为刊本经折代替了卷子，并且变成了直到20世纪的刊本佛教著作所使用的常见形式。

附记

我很晚才知道了论述王仁煦《切韵》的文章，它如同李致忠的文章一样，而且也几乎是同时代发表的，这就是萧燕翼的《吴彩鸾书王仁煦刊谬补缺切韵》，载《故宫博物院院刊》，1981年第3期，第80—82页和85页。作者于该文中在根据《切韵》的例证而对旋风装的定义提出质疑时，并不比李致忠走得更远。他坚持称这类书为“龙鳞装”。根据这些看法，我们可以认为这种特殊的形式很可能是辞书类著作所特有的。可以与故宫这些手稿相比较的数卷敦煌写本，都是韵书一事可能就是其标志。一部汉—藏文辞书（Pt.1257号）与此相似，这就是一种佐证，书籍的这种外表似乎确实是与参考书而不是与阅读书有关，无论其名称如何都一样。实在说，它形成了在卷子和“蝴蝶装”书之间的一种过渡形式。因为对于蝴蝶装书来说，书页的两面是连续书写的。

注释：

（译自巴黎1984年出版的《敦煌学论文集》第3卷）

【注释】

(1)有关书籍的这种形式，请参阅笔者旧作：《敦煌写本中的册子》，载《敦煌学论文集》第1卷，日内瓦德罗兹书店1979年版，第17—28页。

(2)请参阅叶德辉：《书林清话》，台北世界书局1974年版（重印本），第9—17页；余嘉锡：《书册制度补考》，载《余嘉锡论学杂著》，北京中华书局1963年版，第554—556页；马衡：《中国书籍制度变迁之研究》，载《图书馆学季刊》第1卷，第2期（1926年），第199—213页（后由刘家璧重版，载《中国图书史资料集》，香港龙门书局1974年版，第195—208页）；昌彼德：《唐代图书形制的演变》，载《图书馆学报》第6期（1964年），第1—8页（后又由刘家璧重版，载上引书第209—220页）；苏莹辉：《从早期文字流传的工具谈到中国图书的形式》，载《图书馆学报》第7期（1965年），第22—23页（又由刘家璧重版，载上引书第177—193页）；蒋元卿：《中国书籍装订术的发展》，由乔衍琯和张锦郎刊布，载《图书印刷发展史论文集续编》，中国台北文史哲出版社1977年版，第147—162页。

(3)在P.3109号这卷经折状写本的封面页上，记载有《略杂难字壹册记》，其中的“册”字并不一定具有“经折”的意义，很可能仅仅是指一种册子。

(4)卡特：《中国印刷术的发明及其西传》，纽约罗纳德出版社1955年版（第2版），第64页注24。

(5)吕彼德：同上引书，载上引刘家璧书第214页。

(6)例如，可以参阅刘国钧：《中国古代书籍史话》，香港中华书局1973年版，第58—61页；刘国钧和郑如斯：《中国书的故事》，北京中国青年出版社1960年版（重版本），第53—55页；庄葳：《中国书的历史》，上海人民出版社1980年版：第75—78页。

(7)李致忠：《古书“旋风装”考辨》，载《文物》第2期，1981年，第75—78页。

(8)这部手稿已由故宫博物院于1974年复印了几份并附有唐兰的跋尾。对该书的研究已成了多篇论文的内容，包括王联曾的论文：《唐代的音韵辞书》，载《通报》第45卷（1957年），第51—150页。

(9)《敦煌写本中的册子》，上引书第26页。

(10)有关这些鸟形押，请参阅艾丽白：《敦煌汉文写本中的鸟形押》，载《敦煌学论文集》第1卷，第29—44页。引人瞩目的是一封钤有一颗印章的官书，在签署3个月之后又被用于其他目的了。

(11)请参阅《敦煌的纸张，已被断代的敦煌汉文写本字体研究》，载《通报》第67卷（1981年），第305—360页。

(12)该写本的背面包括有边线和横格，但未写有文书。这样似乎就排除了那种认为经折的使用涉及了一种重新利用纸张的看法。此外，翟理斯于其解说目录中，曾假设认为该卷写本应该断代为公元700年左右，因为其中包括由武则天创造的新字，从而就驳斥了上文提出的看法，即赋予该经折一种晚于7世纪末的制作时代。事实上：武后专用字的存在并未提供有关断代的资料（至少是从它们被发明的时代起）。对本卷写本纸张的分析，却导致了一种更晚的断代，很可能是10世纪的。这些新字确实在敦煌写本中一直行用到10世纪末。例如：可以参阅我于下文将要分析的P.3835号敦煌汉文写本，其中包括武后创造的几个新字。

(13)在最早或稍晚进行修复和修改时，还很有可能是最早的折叠技巧受到了系统的遵守。

(14)在P.4516号写本背面钤有一颗辨认不清的印迹和已被分成一半的“天皇后书封”的题记（很可能是出自于阗）。印鉴和题识在该木刻本被卷起来时便会被复原。由于其中在该卷写本背面和正面的印迹之间没有任伺关系，所以我可以假设认为这里最早是指一种被卷起来的信封，后来为印刷现有正面文献而重新利用了它。

(15)Pt.42号写本的封面已由里布和维亚尔作了描述，见《敦煌的织物》，巴黎1970年版，第401—402页。在笔者的旧作《敦煌写本中的册子》第27注②中，我错误地写道“Pt.324号册子的封面未曾在本书中加以描述”，而事实上是该书于第403—404页刊布了它并作了研究。

(16)在笔者有关册子的文章中，我未曾指出P.4578号汉文写本的插图事实上是木刻版印刷图像。在隋丽玫的《巴黎国立图书馆敦煌特藏中保存的木刻图像》（载上引《敦煌学论文集》第1卷，第119—131页）中未曾提及这一切。它们与P.4514Ⅱ中的图像属于同一类。见菊竹淳一：《敦煌的佛教版画》，载《佛教艺术》第101卷（1975年），第45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