敦煌和吐鲁番写本的断代研究

戴仁

本文是我于1979年和1980年所从事的根据纸张形态分析，而对巴黎和伦敦所藏敦煌写本断代研究的继续。我利用1980年和1983年的北京之行、1983年的敦煌之行、1980年的京都之行和1981年的列宁格勒之行，对保存在这些城市的特藏中那些已被断代的全部或部分敦煌写本，都运用同一方法作了研究。我还分别于1982年和1983年研究了保存在柏林和赫尔辛基的那些在吐鲁番发现的，已被断代或未被断代的大批写本，以便进行对照比较。

对于其真实性不容置疑的北京和列宁格勒所藏敦煌写本的分析，可以为已经完成的研究提供一种证据，有时还可以作某些具体澄清，尽管列宁格勒收藏的敦煌写本有时又与其他无论是否单独的发掘物相混淆在一起了。保存在日本的写本，也提出了一个鉴定问题，因为日本的任何特藏中形成其整体的全部写本，都不具备可靠的真实性。

最后，重新使用写本的期限问题，似乎需要作出某些澄清。本处将举出一卷汉—藏文双语写本为证。

一、对伯希和与斯坦因敦煌汉文写本的形态分析，北京和列宁格勒已作过断代的写本

我们完全可以确信其出处的写本（除了巴黎和伦敦特藏中的那些），均藏北京图书馆和列宁格勒东方学研究所。

在由许国霖统计到的、北京收藏的带有年代题记的44卷写本中，有许多事实上并未收藏在北京图书馆，如陶字第70号和发字第93号。其他的写本则带有记载于文内的时间；还有一些不适于作这样的分析（号字第86号），或者是带有一些与文献没有关系的时间（羽字第26号），或者是有关文献的译本而不是抄本的时间（雨字第39号）。在允许我研究的30多卷写本中，共有16卷可以作如此分析（见附录1）。

列宁格勒的那些已经作出断代的写本为数不算太多。如果大家再从中排除那些残损过分严重的写本，那就只有15卷可供研究分析的写本了（请参阅附录1）。

1.唐朝之前的写本

北京有两卷写本被断代为西魏。其一是辰字第32号，它是佛经疏证文的抄经，与同一类的S.2732、P.2273等号写本完全相符。另一卷是羽字第35号，系义净译本（703年）的《金光明经》卷一之末的抄经。因卷子的某一页被断代为541年，其中指出输伽摩陀接受并保存了该经卷。该卷写本的纸张很接近于在唐代抄经中使用的那一种。我们很难知道有关一名非汉族血统人物的这样一段记载，到底为什么和怎样才得以加入其中的。

列宁格勒的一卷写本被断代为北周，这就是Dx.1604号，它是《涅槃经》的抄本，酷似S.1945号抄本。

在北京和列宁格勒各自收藏的两卷隋代写本，都可以根据其具体情况，而与这个时代的经或疏抄本相吻合。

2.唐代写本

唐代的写本可以划分成以下几种：

——5种经文抄本。其中有3种均与供唐代藏经楼庋藏的大藏经抄经相吻合。但F·235d则是《大乘方便经》的抄经，也就是说是《大宝积经》卷106的抄本。据其题跋“在家写了”来看，它系指一种私藏，由一名世俗人为供个人使用而抄写，这就是使它有别于常见抄经的原因。后者都是作为佛寺藏经楼的才制作，或者是奉献于佛寺的还愿物，而要求具有一种符合常规的和标准化的抄本，同时也使用最佳质量的纸张。至于季字第71号，这是《法华经·度量天地品》的一种抄本，即是一部疑伪经的抄本，但它却并未如同大家在疑伪经问题上经常遇到那样抄于不符合规格的纸卷中。如果说其高度与一种毛边纸的高度相符，那么厚纸却是于750年左右就已经被使用的厚度，就如同S.5357的纸张一样。至于纸页的长度，它们也并非不为人所熟知，尽管现在所知这种高度卷子的数目很稀少。P.2023、2234，S.3509、255、6498号写本即颇为接近它，抄写于吐蕃统治时代的S.6515号写本的情况也如此，尽管其颜色似乎不会引起染色。纸页为73—78cm的这种长度是否与“小角”纸的多种具体情节相吻合呢？众所周知，某些写本是用很长的页子制成的：已被断代为660年的P. 2530中的某些纸页的长度多达143cm；P. 2281的某些纸页长达140—142cm，似乎应被断代为隋代。此外，这种近75cm的长度，也出现在贝叶经状的藏文写本中。

——我们无疑是不能从事真正比较的两卷律的抄本，这个时代的任何已被断代的抄本都未出现在巴黎和伦敦的特藏之中。然而，它们可能更为接近佛经疏的抄本，即使崑字第96号被染色和羽字第36号具有一些很厚的网纹也罢。难道这种差别是由于这后一卷写本是出自长安（正如其跋文使人相信的那样），而在敦煌的全部这类写本都是就地抄写的原因吗？

——一种佛经疏的抄本F.68很接近于被断代为663年的P. 2215。

——一种王梵志诗的抄本，具有很长的纸页（71cm），正如于8世纪中叶书写的某些写本一样。

——一种被断代为782年的抄本。它共包括具有不同来源的两页。其一仍酷似在盛唐时期所使用的那种纸页；其二的纸张更厚一些，具有更粗大的网纹，已经很接近在吐蕃占领时代制造的纸张了。

3.吐蕃占领和归义军时代的写本

仅有一卷写本被断代为吐蕃占领时代，这就是冬字第92号。在肃州制作的这卷律文的抄本，已被断代为吐蕃王朝的一个丙午年，也就是826年，不具有与其他律文写书的可比特征。

在被断代为归义军时代的7卷写本中，有两种是被断代为858年的《瑜伽师地论》，属于由明照所抄同一组写本的组成部分，如857年的S.3927和S.735以及859年的S.6483。菜字第25号和S. 6483的纸页比S. 3927要高的事实说明，唯有这后几卷写本才使用了裁边的纸张。已被断代为920年的羽字第24号《佛名经》卷3的抄本，是为了纪念曹议金而抄写的，它也属于一组仅仅为我们保留了该部经文卷4、13和15的抄本。两种经文写本和陀罗尼的抄本没有必要作出特殊说明。至于已被断代为天寿二年的Dx. 1400a和2148a的两种文献，这里的“天寿”，并不像大家可能会认为的那样，属于由宇文化及以隋代的残余，于618年改元的最后一个年号的组成部分，而是属于某个我们可以断代的于阗年号，从最新研究成果来看应为963—966年，达就是说应将这两卷写本断代为964年。

大家得以与已经研究过的伦敦和巴黎特藏中的写本相比较，并与之相联系的唯一一卷写本，是地字第76号。它被抄写于458年，亦即北魏初年。这卷律文的抄本，既不与406年（S. 79）北凉时代的抄本相似，又不与北魏时代的其他任何写本相似，这后一批写本中确实未收录任何已被断代的律文抄本。其题跋明显与原文出自同一人之手。题跋文中遍是各种修改之处并且超出了事先划好的边缘。其文字显得是一种不同时代字形的混合物。大家可以思忖它是否为一种晚期的转抄文，但要对此下结论论据尚嫌不足。

4.关于孟列夫的分析

在将我们对列宁格勒所藏已断代写本的分析，与孟列夫的分析进行比较时，大家便可以发现多种差异并最终导致修订某些由他提出的数据，如F.320、F.68或F.235b号写本的厚度，这后两卷写本大致就如同7—8世纪的所有写本一样，其厚度低于0.10mm，或是如同在F.235d或F.256中存在有网纹一样。经过全面地仔细研究，我发现没有任何敦煌写本的纸张不带有网纹。此外，F.69并不能被断代于721—723年，而是应被断代为608年，正如有关抄经的题跋所指出的那样。该写本完全与隋代的这类抄本相吻合。721—723年这个时间是指使用该写本的一种注释。

由孟列夫编制的表格包括他断代为684年（原文如此，应为689年）的多卷写本，其根据是其中存在由武则天创造的新字：F. 4、5、12、29，Dx.835、1370、2152、2557。事实上，这些写本（至少是我研究过的弗鲁格编号的5卷写本）均被断代为吐蕃占领时代。

F.320号写本是一卷经文抄本，已被断代为缘禾二年，是一个甲戌年。孟列夫曾认为这个年号名称应该是相当于北魏的延和年间（432—434年，尽管延和二年是某个癸酉年而不是甲戌年）。事实上，现在存在着数目相当多的已被断代作某个“缘禾”年号的写本，但它们都是在吐鲁番发现的。我们掌握有一篇为建一座石塔而作的发愿文，已被断代为凉大沮渠的缘禾三年，即某个甲戌年。因此，这里是指北凉的一个年号，恰恰是适用于F.320号写本，即434年。对这卷写本的断代已经得到了证实，大家可以思考它是否确实是在敦煌发现的，是否更应该是从吐鲁番地区带到那里去的呢？它很难被与其他敦煌写本相比较，与斯坦因特藏中的西凉写本差异也很大（如守屋特藏中的写本第188号，已被断代为北魏延和三年，434年）。

二、各家小特藏中的写本和赝品问题

1.敦煌收藏的写本

在敦煌本地的敦煌研究所，收藏有数百卷写本，其中有367卷已被作了简单编目。在这些写本中，前72号是于1944年在由看守洞子的王圆箓建造的一座土地庙中的一身塑像体内发现的，这些写本是在1900年左右藏于其中的。其余则是在1949年之后从各私藏中获得的，其中包括张大千的搜集品。

如果说相当数量的写本显得是真品（如在土地庙发现的那些）的话，那么某些出自私藏的写本的来源则最难确定。这批写本中有些带有时间，多种均相当于5世纪，如454年抄写的向弥勒发愿的愿文（DH.0007号）。但很少的写本可以使人从事卷面分析，这不仅仅是由于这些写本往往残损甚重，而且也是由于其表象：第0113号是已被断代为467年的文献，它事实上仅仅是晚期的一种习字作；第0009（487年）和0062（498年）号中所载有的时间，是在抄写之后，或于其标题之前，或于文中另行加进去的。

第0323号《金刚经》的抄经是一种特殊情况。虽然《金刚经》不分卷，但抄经中却写作该写经引自卷136。至于其时代建武四年（丁丑年），它只能相当于497年，也就是说相当于南齐的某个年号。众所周知，出自南朝的敦煌写本很稀少。以破片状态保存的这卷写本是用一种薄纸写成的，其结构相当正规，带有很细的网纹（20个网纹仅有2cm）。但它被染成了与这类写本的常见颜色赭色差异甚殊的淡黄色。它具有很正规和彼此之间很近似的线条，而与诸如梁代的南朝写本（S.8`或P.2196号）完全不同，或者是如同在吐鲁番发现和保存在柏林的Ch.422、2521、2836号写本一样。这种差异无论是在形式上，还是在内容上，都使该写本变得令人质疑了。

我得以研究的某些唐代写本也具有某些特征，如第0363号带有一个非常明显的时间，但却是写在文献的正面。其他的写本明显都符合它们所属的类型，就如同被断代为756年的《法华经》抄经第324号写本一样。

在敦煌县博物馆也收藏有某些写本，但却未让我进行研究。特别是人们从中发现了《法华经》卷6的一种抄本，已被断代为672年并且是抄写于长安。从其表格式的题跋来看，抄经师王思谦与抄于同一年的P. 2644和4556号写本的抄经师是同一人。其题跋基本相同，唯有第二次校对是由一名叫做归真的僧侣完成的，第三校由一名叫做思通的人完成。

2.故宫博物院收藏的两卷写本

在北京的故宫博物院也收藏有几卷被认为是出自敦煌的写本。在这些写本中，有一种《华严经》卷42抄本，于513年由令狐崇哲的抄经处完成于敦煌，它在各方面均与出自该抄经处的其他写本相同（高25cm，长36.5cm，宽0.07mm；如AS. 0、C（2）、V. 4.4、ch. 5.5—6.5cm）。它如同S. 1427一样也出自曹法寿之手。

在同一家博物院中还收藏有《善见律》的一种抄本，潘吉星在其对敦煌纸张的分析中，宣称它出自敦煌。事实上，这卷被断代为648年的写本似乎不符合规则，它不可能发现自敦煌，因为其中盖有绍兴年间（1131—1162）的一颗大印，这就是说它晚于藏经洞封闭的时间。如果它是真实的，那么它也应该是一卷抄于京师的写本。它与P.3709号写本具有一些共同之处，后者是同一年的一卷《佛地经》的抄本，它们具有同一位裱糊匠（在P. 3709的情况下是同一位裱糊—染色匠）辅文开。其纸页的开本相当特殊，为23cm×142cm（不是如同潘吉星所写的那样为53cm），这并不符合那个时代的写本。此外，这卷写本似乎并不符合题跋的习惯（请参阅附录2）。在京师抄经中始终是恰恰记载于抄经师名字之后（有时也列在所使用经卷页数之后）的装潢师的名字，于此却位于校订者和从事抄经的负责人之间。一般都要经过3次的校订，于此却仅限于两次。“用大麻纸”抄写的题记也是不符合习惯的。如果说这种记载意味着所用纸张是大麻纸，那么它最不会令人惊奇的地方，就是各种麻纸之间的科学区别在写本的跋文中未作明确说明，在历史文献中的情况也如此。如果它提到了纸页的开本，也就是说“用大麻纸”，那么这就将会成为问题，因为从纸页的真实高度来看，则必须将这卷写本分在小页写本类中。我未充分掌握有关在题跋中引证的人物的资料，以核查其真实性，但上文中提出的所有看法都导致了我行事的谨慎。

3.龙谷大学收藏断代敦煌写本

保存在京都龙谷大学的敦煌写本具有真实性的良好名声。据《西域文化研究》发表的目录来看，共有6卷写本带有时间（请参阅附件3）。其中有两种系指译本的时间为公元703年，但相对应的写本事实上是在吐蕃统治时代写成的，也就是说在近100年之后了。我未能研究被断代为718年的《本草集注》（第530号）。被断代为754年的第532号写本不具有特殊标志，与第117号和512号相反。第117号被断代为某个子年，也就是说在吐蕃统治时代，以一种令人惊讶的黄玫瑰色的纸张而与这个时代的其他写本相区别。网纹的间隔无法度量，现有资料不足于对此作出结论。至于被断代为某个辛未年（911年？）的第512号《法华经》抄经，它不具有9世纪或10世纪写本的任何特征，更谈不到某个更早的年代了。其纸张那柔软的外貌、白色，完全如同其网纹的间隔一样，都使这种写本的真实性变得令人质疑了。藤枝晃写道，如果龙谷大学藏本的前37个编号（也就是第501—339号，唯有529号和538号除外）确实出自大谷特藏，那么包括第117写本（目录中的第44号）在内的以后编号（目录中的第38—65号）中便有多种是赝品。从第512号写本（目录中的第12号）来看，在第一批编号中确实有些文书是伪造的。

4.大谷大学藏已被断代的写本

在京都的大谷大学，共统计到38卷通过私人馈赠而获得的敦煌写本，有34种来自句佛上人的搜集品。在已被断代的10种写本中，有5种已被作了研究（见附录3）。据藤枝晃认为，这批写本中仅有一卷是真实的，这就是第23号的《华严经》卷47的抄本，于513年由敦煌令狐崇哲的抄经处所抄。这卷写本确实与出自同一抄经处的其他写本很相似。对于其他写本，第24号如同S.2105号一样被断代为永兴二年（即533年），具有未被染色的唯一特征。这对于北魏末年的一卷抄经来说，则不大符合常规。第29号被断代为688年，它符合唐代抄经的规范。相反，对于第71号写本《阿毗坛经》卷26的抄本，它出自大谷荣诚的特藏。如果说写本本身无法由于唯一的物质特征而被写为赝品，那么被断代为693年的题跋则明显是伪造的。如果第68号写本本身也出自于大谷荣诚特藏，那么它那被断代为北魏初年（具体为414年）的题跋则使之成为敦煌最古老的写本之一。它既无法与西凉（S. 797和113）的写本相比较，又无法与北凉的F.320以及那些所谓“可靠”特藏中的北魏最早写本相比较。我们可以认为这两卷写本是令人质疑的，虽然带有人们可以提出的所有保留意见。

5.京都田立博物馆藏已被断代的写本

出自保存在京都博物馆的守屋孝藏特藏中的写本，被认为是出自敦煌的，其数目共达75卷之多。藤枝晚在这些写本中仅仅考证出4种是真实的，这就是第218号、246号、252号和253号。其中30多种带有明确断代的题记，我得以研究了其中11种（见附录3）。

第185号被断代为公元295年，它完全不能与其他写本相比较。甚至是这个时间的古老性也使它变得令人疑窦丛生了。无论如何，它也不大可能是在敦煌藏经洞中发现的。

那些已被断代为5世纪的写本也很难考证清楚。一方面，大家可能会（如果它们确实是指敦煌写本的话）对于斯坦因与伯希和会对藏经洞中断代最古老的写本弃之不顾而感到惊讶，因为他们恰恰是特别重视选择带有断代题记的古写本，它们必然会具有某种特殊的意义。此外，巴黎和伦敦的两大特藏包括了已被断代写本中的绝大部分。另一方面，已被断代为5世纪的、世人均认为真实可靠的敦煌写本为数很少（3卷收藏于伦敦，一卷收藏于列宁格勒），它们只能允许我作一些有限的比较。

然而，我们可以认为被断代为413年的第190号写本，使用了一种带厚网纹的纸张，正如龙谷大学那卷已被断代为415年的第68号那令人质疑的写本一样。它也如同前者一样，以其开本、染色等因素，而与斯坦因和伯希和特藏中的北魏时代的写本所沿用的规则相差甚殊，它确实是较晚的了。被断代为434年的第188号写本，以其不大常见的纸页长度与众不同。它与被断代为同一年而又是不同朝代的P. 290号写本没有任何共同之处。被断代为446年的第189号和463年的191号写本，都接近于上文描述过的第190号写本（但不包括已被断代为479年的S. 996号写本），它们似乎是根据同一模式而制造的。我们应该在古文字学的基础上继续进行研究，以最准确地决定这些写本是否可以被认为是“真实的”。

守屋孝藏的特藏中还包括一卷被断代为514年的写本，这就是第194号，可能是出自敦煌令狐崇哲的抄经处。如果我们把它与出自该抄经处的其他写本相比较，那就会发现它以一种更厚和被染成黄褐色的纸张相区别。它可能出自曹法寿之手，如同S.1427和故宫所藏的写本一样。然而，如果对文字进行一番比较，那就可以肯定它们并不是出自同一人之手。第194号还钤有一颗印鉴，与S. 1427和故宫所藏写本中的印迹不同，但颇为接近出自同一抄经处的P.2179号写本中的印迹。但是，以经验而对此所作的分析，尚不足以充分地断定这卷写本的价值是什么。

被断代为隋朝的第211号和213号两卷写本，明显与其他特藏中间一时代的抄经不同。相反，被断代为648年的第217号写本也显得令人质疑，这既是由于网纹的间隔又是由于线条的距离等原因。最后，第254号写本是被断代为920年的《佛名经》抄本。第254号应该属于为“府主尚书曹公”而制作的一组写经的组成部分，如P.2212、S.4240、3691、6255和羽字第24号。然而，这卷写本的纸张即使是在修复之后，其厚度仍低于0.10mm，而不是0.13—0.15mm，其网纹也更为细一些，从而使之变得令人疑虑重重。

总而言之，当前为了确定其真实性而对写本作出的鉴定，仍然是以不充足的论据为基础的。对于纸页的开本、厚度、网纹和小线条之间隔的测量，无法使人很容易地判断这样一种写本的真伪。某些很可能是在抄经之后增补进去的题跋的事实，是由于赝品制造者为了使过去的写本作废而造成的；或者仅仅是由于不太谨慎的制作人，在并无使写本增值意图的情况下造成。这也就是说，当写本已被作废并用于书仪或重新使用其空白的背面时，才这样做的，从而使其区别更加复杂化了。

在某些情况下，这个问题很容易解决，对于明显属于同类写本而采取的措施，却相差甚远。但大家可以多次发现，如果说小特藏中的相当数量的写本都是赝品，那么赝品制造者不仅仅注意让人以相同的方式转抄写本，而且还创作了一些绝无仅有的写本。我们也必须承认，他们还非常注意让人制造与所转抄的写本同类的纸张，同样的纸页开本、同样的厚度、同样的网纹和同样的小线条间隔。

此外，我感到非常惊奇的是，那些作为大特藏之残余的小特藏，是由许多已被断代和保存状态相对较好的写本组成，它们可能逃脱了在此之前曾作过全面研究的伯希和的警觉。我们可以作出的判断直到现在仍缺乏关键因素——古文字分析。在缺乏严格方法的情况下，它只有一种仅限于观察之主观性的价值，无论这种观察出于经验而多么敏锐也罢。现在最重要的是确立一种可取代“阅读古文字”的“分析古文字”的方法。

三、已被断代的和可以被断代的吐鲁番写本

1.柏林藏写本

由勒柯克和格伦维德尔从吐鲁番地区携回的写本和木刻本特藏，除了某些特殊情况，现在均收藏于德意志民主共和国科学院的古代史研究所。在6000多卷汉文写本中，约有2000种已被考证并且作了编目。该特藏基本上由碎残片组成，同时还有50多个卷子。在为这些写本编目时，藤枝晃曾建议将其断代共分成5个时代：A. 4世纪—6世纪中叶；B，6世纪中叶—7世纪中叶；C.7世纪中叶—8世纪末；D.9—10世纪；E.10世纪以后。因此，将这种断代表与我对巴黎和伦敦特藏的研究所得出的结论进行一番比较，是很有意义的。

事实上，时代A.基本上相当于北朝时代，这就是说主要是魏王朝，有时也涉及梁王朝。B.则相当于隋代。C.相当于唐前期。D.相当于晚唐，当时西域已经脱离其京师。但随着南朝写本的出现，又提出了一个新问题，当然是在它们被带到敦煌的数目稀少的范畴内。这正是Ch.422+1235和Ch.2523+2521+2836的情况，藤枝晃根据题跋而把它们断代为南齐，即5世纪末。据藤枝晃认为，这些残卷都具有B时代的典型特征。因此，我们必须把藤枝晃过去断为隋代的（真正的B时代）与南朝（齐、梁、陈）时代区别开来。后者与北朝的A时代同期，但其写本的文字和制作标准，后来都被隋代采纳，同时也摒弃了在北方使用的准则。大家可以发现，它与保存在柏林的齐朝写经、已被断代为南朝梁王朝的敦煌写本或保存在巴黎和伦敦的陈朝写经之间的连续性。为了尊重藤枝晃的断代，则必然会引起两个A时代，其一是指北朝，其二是指南朝。(www.daowen.com)

大家在将目录中提出的断代与从我使用的方法中得出的时间进行比较时，大家在某些情况下可以得出一些不同的评价。例如：据我看来，被断代为B时代的Ch.950更应该被断代为北朝，即北魏或西魏，这是由于其纸张网纹很厚（20个网纹就有4cm），对于Ch/u.7468、Ch.5556的情况也如此。相反，已被断代为B时代的Ch. 5540可以被断代为唐朝的前期，这是由于其纸页的开本（26.7cm×45.5cm）。此外，已被提议断为C时代的Ch.5514事实上很可能应断为隋代，这既是由于其纸页的开本（25.5cm×50cm），又是由于纸张的厚度（0.17mm）、网纹的间隔（20个网纹占5.4cm）和缺少染色。Ch.3846的情况也如此，尽管其中使用了武后时代的一个俗字（以“”代替“国”字）。相反，《涅槃经》（《大正藏》第374号）的抄经Ch. 264（原编T.Ⅱ.4007）不应该被断代为D时代，无疑应为6世纪。由于残卷篇幅的短小，所以我很难具体确定它属于哪个朝代，但纸张的薄度、其白色、未染色、网纹间隔则使我更倾向于认为它是北朝作品。

在该特藏中的那些为数相当多的刊本文献中，有一些由于它们可能是借助活字印刷的文献，而特别是被葛玛丽区别出来了。这就是Ch.3658（原来编作T.Ⅱ.1020）、Ch/u.7291，仅仅以其旧编号T.Ⅲ.M131而被提及，和Ch/u.7466（同样以其旧编号T.Ⅲ.M129而被提及）。如果说根据某些字未被正确地排列和似乎曾被移位的事实来看，Ch/u.7466号确实是由活字印刷的，那么另外两种残卷的情况却并非如此。对于Ch.3658来说，这些迹象为证实它更应该是一种木刻板印刷品，则显得过分脆弱了。至于Ch/u.7291，它是一卷写本，而不是一篇刊本文献。

2.赫尔辛基藏写本

芬兰—乌戈尔学会收藏着由马达汉队长留下的一套写本残卷。此人于1906—1908年赴西域探险时获得了2000多种汉文和几种回鹘文残卷。他在这次旅行期间曾与伯希和同行过一段时间。据伯希和笔记记载，他对此人评价很低。马达汉未注意记载所搜集的写本的具体来源。但据其旅行报告记载，我们完全有理由认为这里是指吐鲁番地区。这批写本于1971年被收藏在赫尔辛基大学图书馆，在此之前很长时间却不为汉学家所熟知。哈里·哈伦曾对此作了简单描述，他把它们分在168个编号之下，每个编号往往是代表着其残片大小不等的质量，有时则是它们的不同来源，都保存在卷宗之中。1970年左右，由格林斯塔作过某些考证，但大部分文献均未被考证清楚。

自1981年以来，龙谷大学的一个研究西域佛经的科研小组，编制了这批写本的目录。我无须重复近来由库达拉·科吉所作的多种说明，便可以发现仅有3种写本不是佛经：第75号可能为一种请状，第151号无疑是一种户籍，第37号是一种账籍。其中仅仅有4卷写本被作了断代：第22号和63号带有高昌王国的某个年号，相当于591年；第79号被断代为650年；第151号背面被断代为699年。尽管残片很小，大家还可以承认大部分写本均被断代于7—9世纪，正如库达拉本人所认为的那样。其纸张一般都相当薄（0.06—0.08mm），带有很细的网纹（20个网纹只占2—3.5 cm），被染成黄色。其中只有很少的写本被认为是早期的，这就是第35号、36号、57号和92号。其纸张很薄（0.05mm），网纹相当厚（每20个网纹才有4—4.2cm），呈白色，未被染色。一切均符合北朝时代的标准。另外某些写本似乎不应该被断代为10世纪之前，这就是第83A、141和166号写本，其纸张很厚（0.10mm或更多一些），带有很厚的网纹（20个网纹就有4.6—5cm），呈白色或淡白色，未被染色。第37号占据了一种特殊的位置。就我们根据一种简单研究所作出的判断来看，一种籍账写本的各种因素，又与颜色很淡的文字结合在一起了。一颗红色木刻印鉴的印痕，在写本的左上缘非常明显。所使用的纸张很薄（0.03mm），网纹既很规则又很细（20个网纹只有2cm），小线条彼此之间很近，颜色浅白，显得更为接近20世纪的纸页，而不是5—10世纪的吐鲁番和敦煌写本的用纸。

全面来看，根据表象分析，马达汉特藏中的写本并不适宜作长篇发挥。但正如柏林收藏的写本一样，它们又证明了在5—10世纪期间，于敦煌使用的写本类型。

附记

自1949年以来，在阿斯塔那和哈剌和卓古墓葬发掘出土了一大批古写本。这批卷子首先被陈列在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博物馆，现在正在陆续发表真迹和刊本。据新疆社会科学院考古所的负责人声称，它们似乎已被运往北京以准备发表。它们主要是一些只有经济特征的文书，大都被作了断代。此外，自治区博物馆还收藏有一些在吐鲁番城东南额敏塔附近的一座窣堵波中所发现的多种佛经写本。由于本人未能观察其表面特征，所以我无法把它们与其他特藏的写本相比较。

四、重新使用写本的例证，伯希和特藏中的汉文—藏文双语写本

许多敦煌写本中的正面和背面都写有文字。因此，那些原先是仅写在一面上的各种形式的写本（贝叶经状，蝴蝶装或旋风装，有时还有经折装写本），后来又重新使用了被留作空白的背面，其正面当时被认为是无法使用的。这种重新使用的做法，最多地是发现于汉—藏文写本中。虽然藏文写本基本均无断代，但它们似乎不会早于吐蕃占领初期，尤其是在被藏文写本重新使用的汉文写本中更为如此。如果思考一下这类写本是否被如此重新使用过（文献的类别、断代），以及重新使用是否引起了写本形式的某种变化，那绝不会毫无意义。

在伯希和特藏中，约有350卷写本同时包括汉文和藏文文书。其中某些在由拉露编目时被从汉文特藏转移到了藏文特藏，其余的则仍被保留在汉文特藏中，因而产生了频繁出现对同一卷写本作双重编号的现象。我们可以根据所使用语言的前后，把汉—藏文写本分成三个类型：①同时写成；②在汉文写本被重新使用之前的藏文写本；③藏文写本重新使用之前的汉文写本。

1.同时写成的文献

在同时写成文献的情况下，我们就不能讲重新使用的问题了。这就是为什么这些写本可以被单独列项。这些写本或者是用一种语言转写、注音另一种语言的著作或辞书，如Pt.85（原编为P. 3861）、P.1342（P. 3088）、Pt.609、Pt.783（P. 2061）、Pt.784（P. 2210）、Pt.1046（P. 3419）、Pt.1257（P. 2046）、Pt.1261（P. 3301）、Pt.2262（P. 2935）；或为用藏文写的行政文书，但又带有汉文的印痕或署名，如Pt.1078（乙）、Pt.1081（原编为P. 3527）、Pt.1082（P. 3529）、Pt.1124、Pt.1166、Pt.1205、Pt.1230、Pt.1244、Pt.1458，或为仅仅用汉文编页码的藏文著作，如Pt.2、Pt.102、Pt.202。

2.被汉文写本重新使用过的藏文写本

被汉文写本重新使用过的藏文写本为数很少，共有20多卷，大部分均为佛教著作，也有某些行政或籍账文书。它们都被重新用作习字、诗钞、请牒或涂鸦作品，而我们又无法确切知道它们是怎样写成的？究竟是在吐蕃占领时期间或之后写成的？

许多卷写本似乎是被作为佛经封面而重新使用的。如Pt.336那样，其背面记载有《宋判官经》。有些是被重新用作《大般若经》的封面的，如P. 4002、4010、4016、4029、4030、4032、4033、4034、4036、4041、4042、4048、4097、4099、4102、4103、4108、4123。

实际上有时也会出现写本被多次使用的情况，如Pt.1096，其正面的藏文写本是某种官方文书，背面被两条汉文记述重新使用。其中之一被断代为某个酉年，因而也就是在吐蕃占领时代，同时还有写于汉文行间的一条用藏文书写的文字。

如此被汉文写本重新使用过的藏文写本往往都是卷子，有时则是纸边和背面被重新使用（Pt.27、151、154等），但也有贝叶经状的写本（Pt.395）。

3.被藏文写本重新使用过的汉文写本

被藏文写本重新使用的汉文写本为数最多。它们对于研究相差甚殊时代的写本被重新利用，颇有意义，在某些情况下也会引起写本形状本身的某种变化。

被藏文写本重新使用的绝大部分汉文卷子，都是其正面是汉文文献，藏文文献仅仅使用在其背面。少数汉文卷子曾被裱糊过，多种卷子的纸页被搞乱而又被重新粘贴在一起，以形成一种新的卷子。其中的一篇或数篇藏文文献都被抄于未写有文字的那面，如Pt.1071（原编为P. 2890）号写本，其汉文的一面由《法华经》卷4（3页）、《俱舍论》第2品（6页）、《佛顶尊胜陀罗尼经》（4页）、《大般若经》（2页）、《摩诃般若经》第2品（5页）的多种片断组成，或者是Pt.1134（原编为P.2853）则是由《法华经》（4页+1页封面）、《佛所行赞》（3页）和又一段《法华经》抄经组成。Pt.1287的情况也如此，它共由11段不同的经文组成。

有时也会出现汉文文献在重新使用时被掩盖起来了。它们在被重新使用时，人们把一种汉文卷子的诸页面对面地粘贴起来，以获得一种正反面对拼的藏文新卷子，这就是Pt.3、126和1038号的情况。

某些汉文写本不仅仅于其背面被重新利用，而且也在正面未写文字的地方也被重新使用了，如封面的1页（Pt.133）或行间（Pt. 368、840）。

对于另外几卷写本，藏文文献仅仅限于在已被汉文文书使用过的正面简单地添加进去，如Pt.735、1016（=2593）、2086（=2665）,偶尔也限于习字作品，如Pt.1026（=3336）、1074（=2663），或者是一本订在一起的14页的小册子Pt.839（=4071）等。

尤其是被重新利用的汉文卷子，都不断地被剪开或折叠起来，以另外的形式重新使用。它们过去可能是贝叶经状的、单页的、从汉文卷子的页子中剪下来的和面对面地粘贴起来的。这就是Pt.81的情况，其中的所有纸页都沿纵向剪成了6.5cm×4.17cm的狭窄纸条，而又不注意原来长36.5cm的卷子各页的衔接，这也是Pt.439的情况。其他的汉文卷于是以经折的形式被重新利用的，如Pt.250，其中的藏文文献是写于汉文文献背面的，卷子被折成25.4cm×7.5cm的纸页。某些汉文卷子的片断在重新利用之前，又被折叠成经折状，这就是Pt.320、382和523。

另一种重新利用的类型更为复杂一些，特别是汉文写本再被汉文和藏文写本同时使用。如Pt.781（原编为P.2989），其正面是一篇汉文道教文献，背面则由前面是汉文佛经和后面是藏文文献所占据。

被重新利用的汉文写本绝大部分都由佛经组成，几乎完全属于大藏经，而且也是流传最广的佛经：《法华经》（23卷文书）、《大般若经》（13卷）、《金刚经》（5卷）、《维摩诘经》（4卷）等。其中还有几种论和律的文献。非佛教文献共分成了道教经文、籍账或行政文书以及佛教文献，从中还应再加入一部历书。在10多种道教经文中，有3种《本际经》的残卷和一种《无上秘要》的残卷。行政文献主要是籍账，但也有一种地契。4种儒教文献中的3种是《论语》的抄本。

只有很少的写本载有时间，Pt.163（=2719）是744年的地契，Pt. 2118是被断代为689年的《法华经》写经，Pt.1070（原编为P.2765）是834年的历书。如果我们试图根据其表象特征而对这些汉文写本断代，那就会大致区别出两个阶段来：其一相当于初唐时期，也就是从7世纪中叶到8世纪中叶；其二相当于吐蕃占领敦煌时代，也就是从8世纪末到9世纪初叶。有3卷写本显得更为古老，这就是Pt.307、985和1247，它们都是《涅槃经》的抄经，可以被断代为隋代，正如敦煌写本中的大部分这类抄经一样。

我很难在上文提出的两大时代之中再作出精确的划分，但是，我可以针对某些写本而提出7世纪的断代建议，这就是Pt.290、984、1004、1134.I3、1136、1194，它们都是《法华经》的写经，同时还有Pt.990、1068或1134.2；对于其他写本来说，则更应该是8世纪的，这就是Pt.60之I和2、550、869、1240，它们都是《法华经》的抄经，同时还有Pt.1034的《药师经》写经和Pt.126的《佛名经》写经。其中的某些写本似乎应被更具体地断代为8世纪中叶，我们在这个时代发现了写本安排中的某些变化，这就是Pt.1057、211和661。道藏写本似乎都应该被断代为7—8世纪，Pt.762可能应该如同《无上秘要》的其他写经一样，被断代为718年。

被断代为吐蕃占领时代的敦煌写本共有30多种。它们由于其较厚的纸张、更不正规的结构、更厚的网纹和不同程度的染色，而很容易辨认出来。在汉文写本中，我们从中几乎只能发现清一色的佛经。唯有Pt.1074（=2 663）的《论语》抄本例外，它是为藏文和汉文习字作品重新利用的写本，带有一个“丑”字的干支纪年时代，也就是说恰恰是在吐蕃占领时代。佛教抄本几乎完全是经文，如《大槃若经》、《金刚经》、《法华经》、《金光明最胜王经》、《维摩诘经》等，然后再从中加入一篇律Pt.954（=2338）和两篇论Pt.957。

我们可以思考由吐蕃抄经师重新使用汉文写本的背景。我们可以肯定，这些写本经常被认为是废物，唯有添加文或有关汉文写本本身的注释例外，这类写本更为接近于那些“同时”抄写的文献。被重新利用的吐蕃占领时代的写本，是继其初抄件之后，于相对很短的时间内造成的。事实上，抄好被单独放在一边的是一些单页而不是卷子，这是由于其缺陷而造成的。Pt.1173（=5577）和1287中的1、2、3、4和Pt.2111（=4683）均为其例证。在Pt.1173的正面右上角中恰恰写有一个“兑”字，而在背面却记载有卢谈的名字。卢谈是金光明寺的抄经师（据P.3205和S.2711记载），他又被认为是多卷写本的抄经人，如S. 3784、3755、1176、列字第34和李字第73号等。在Pt.1287的第1—4种的片断中，也记有一个“兑”字。Pt.1287号写本是重新利用废弃写本的一种典型例证，它共包括11种佛经片断，各自由可以断代为不同时代的1—3页文字组成：第1—6篇和9—11篇片断可以被断代为吐蕃占领时代，唯有第7篇和第8篇可能更早。如果被断代为吐蕃时代的经页明显是作废的，或者是出自散落和破损的卷子，那么早于这个时代的纸页只能是出自破烂的而不是修复的卷子。出自某一藏经洞的这些残卷都被拆散了，保存最好的页子都被重新使用了。裱装者于是便在有意把经页彼此分开之后再糊贴起来，从中加入其他写本的一些散页，或者是把它们反面拼接起来。

我们没有掌握这种重新利用在吐蕃占领之前的写本例证，它在敦煌写本中一直持续到10世纪末，同时也同时使用了一些行政文书。大家可以由此推论，认为敦煌藏经洞中的写本大部分都是被裱糊作多层的废本，被重新利用的写本本身也变成了废物。大部分写本（甚至是那些保存得最好者）都不完整，因为封面或用于卷经文的卷轴的纸页等，都证明了这种印象。由斯坦因携往伦敦的那些脱落和残损的封面与包皮纸页，共有300余种（S.10854—11287），其中的大部分都说明了全部佛经写本均被废弃了，无论是指数目最多的10世纪的封面，还是出自唐代之前的写本。

附录1北京和列宁格勒已被断代的写本

（续上18表0）

附录2《善见律》的题跋录文

贞观廿年十二月十日　　国洤写

用大麻纸七长　　　二分

净住寺沙门道嶷初校

会昌寺沙门法伦再校

装潢手辅文开装

门下坊主事臣马仁义监

右内率府录事参军事臣赵模监

左武卫仓曹参军卢争臣监

殿中尚乘直长僧蔚丹监

银青光禄大夫行家令臣阎立本总监

附录3京都所藏被断代的写本

A.龙谷大学藏写本

B.大谷大学写本

C.国立博物馆的写本

+：结构一致、正规、带网纹和很直的经线。

—：结构不一致。

O：中间的纸张

跋尾

在本文写成近两年之后，藤枝晃于1986年1月大造声势地发表了一篇有关京都国立博物馆守屋孝藏特藏的一篇文章（《德化李氏凡将阁珍藏》，载《京都国立博物馆学丛》第7期，1986年，第153—173页）。他在该文中认为该特藏中仅有一卷敦煌写本是真实的，即第218号。他的分析主要是以对载于这些写本中的印痕的比较为基础的，但也依靠其字体和纸张。然而，在这后两种情况下，分析并不是真正令人信服的，但令人遗憾的是他对纸张的分析仍不明确。该特藏中的赝品问题似乎尚未被最终解决。

（译自《法兰西远东学院通报》，1895年，第74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