敦煌写本中的某些壁画题识

苏远鸣

装饰莫高窟洞壁和洞顶的那些令人赞叹不已的数目巨大的壁画，已成了中国和外国各种论著的研究内容。现已获得的研究成果是相当可观的。特别是艺术史学家和佛教学家都参照佛本传、佛陀传奇生涯的片断或各种经文，而得以考证出了大部分壁画的内容。研究阵地仍然敞开。

众所周知，壁画有时配有详简程度不同的题识，我们可以把它们分成两大类：（1）诠释性题识，它们解释了画面的意义；（2）供养人题识，具体解释了这些洞子是为什么、什么时候、由谁和为谁而开凿、修复和装饰壁画的。题献性题识所提供的资料价值最大，但前一类却特别提供了能使人正确考证壁画的最可靠手段。这不仅仅是整个画面，而且也包括进入画面或随画面而出现的次要或故事性的情节，正是由于这一原因，才使它们引起了我在本文中的注意。

然而，如果说由于现已发表的大量和精美的彩色照片而可以研究壁画，那么题识则非常难以得到。首先，我们在照片中发现用作解释性题识的大量榜题都似乎是空的，尤其是在最古老的壁画中更为如此。在某些情况下，榜题的表面显得极其干净，以致使我们怀疑其中是否曾填写过题识。这些榜题似乎是从未被污损过，就如同是画家遗忘或忽略了写上或让人写上，很可能是过去已准备好的内容。最明智的办法可能是认为榜题中写的字往往要比壁画更容易磨损和不坚固，由于在漫长时代中的残损而消失了。如果文字的遗迹尚存在，那么它们明显也是过分暗淡或笔画过细而无法在胶片上出现。但也可能是在几十年之前尚能辨认出的字，现在已完全消失了。这可能就是在第285号洞（西魏时代，其中载有538年和539年的时间）北披上的7幅画面中所发生的情况（请参阅《敦煌莫高窟》第1卷，第122—126页）。在佛像旁边排列的榜题中，现在似乎不再包括任何题识了。但谢稚柳在1942—1943年，却从中释读出了几个不完整的名字。⁽¹⁾

这种看法为我们提供了欢迎刊布《伯希和敦煌石窟笔记》的机会。伯希和在1908年经过敦煌时，曾于其笔记中录下了大量题识。⁽²⁾其中的某些题识从那时之后，可能已变得暗淡不清或已不堪卒读了。无论如何，伯希和由于缺少时间和物质手段，肯定没有抄录下所有题识。这就是我为什么以更强烈的兴趣，等待诠释性和题献性（供养人）题识集的出版，唯有敦煌研究所的学者们才能够胜任刊布这一切，他们近来的高质量的文章，已向我们证明他们非常关心诠释性题识。马世长先生有关初唐的第233号洞中精美壁画问题的著作，就不失为在这方面进行探索的代表作。⁽³⁾

总而言之，由于各种原因，我始终不能或我不再能释读某些壁画上现在尚有的、过去曾有过的或可能有过的内容了。非常幸运，为了填补我的空缺，有相当数量的题识已出现在过去制作和在写本中发现的抄件中了。

所以，正如我已经指出的那样，P.3304号写本背面，便是一卷已抄在或即将抄在壁画上的题识集。⁽⁴⁾大家可以于其中相继发现：（1）《十王经》的节录。（2）为了往往是伴随阿弥陀极乐世界壁画左右的几组装饰图案，而写的短句子，一方面是实希提王后的十观（而不是在《无量寿佛禅经》文集，或大部分有关该极乐世界的壁画和绢画中那样，为十六观）；另一方面是阿阇世王传中共分6个段落的某些具体故事。从其开头来看，它则起了一种导论的作用。（3）与药师极乐世界有关的各种引文：12位将军、9名暴卒者和12名老翁等的名表。（4）描述舍利佛与劳度叉之间著名巫术战斗具体情节的60句话。

最后三类，明显是完全可以与我们在许多洞子中发现者相类比的题识：巫术战斗的画面往往绘于洞子的西披，阿弥陀和药师极乐世界一般都分别出现在南披（相当于藤枝晃先生提出的假定方向的西部）和北部（据同一种理论认为也就是东方）。

第1类相反却提出了一个问题。事实上，就我们的所知而言，如果在洞子中有某些地藏菩萨的画面，那么却没有地狱十王的画面。就座于十王中央的地藏菩萨像，却是一种很熟悉的内容，但它仅仅是出现在绢画和带插图卷子的画像中。此外，我觉得抄在写本中的引文，更适宜一卷文书而不是一幅幡。经过重新思考这一切之后，我觉得如果情况确实如此，那么这一题识集就相当奇怪地系由一种卷子上的题识抄件、三种壁画（或者至少也是幡画）上的题识抄件组成。然而，从洞子的现状来看，其中没有十王画面的事实，却无法使人决定是否从未有过这样的壁画。在假设整部文集是唯一一个洞子的题识抄件的情况下，大家甚至还可以认为，第1组题识确实曾抄在东披上。

无论如何，这里所搜集的几组题识在其他地方也出现过，以至于如果写本提供了一些与全文抄录的题识相比较，颇有意义的不同之处或填补了某些空缺，那么它却未能提供有关其原文的任何新细节。我颇感兴趣地发现，现存在着这样一种文集，提出了许多问题，但令人遗憾的是它似乎不可能对此作出回答。难道这是事先写好的一份题识抄件吗？就如同当代一名参观石窟的考古学家所作的那样。或者还是人们准备后来要写上去的一种草稿、一种备忘录或一篇题识的草案呢？如果第一种假设是正确的，那就应该有一个这些题识是从中抄录下来的洞子，大家就应该能找到它。但它也完全有可能已被毁坏或已经改建。第二种假设及其全部不同的说法，似乎更适合写本那不太经心的状态及其某些不正常处。

上文提到的那卷文集，在敦煌写本中并不是这类中绝无仅有的一种。P. 3353、3033背、S. 5659和2113背同样也是4卷壁画题识集，但其内容与P.3304背则完全不同。它们涉及了印度、西域（特别是于阗）或汉地的瑞像图，以及佛教传播史上的各种特殊事件。

出于偶然，我们找到了一些其中确实绘有瑞像并配有与本处所涉及的写本中抄录的题识很近似的洞子。开始时，我仅仅知道由谢稚柳刊布的第231号洞佛龛洞顶边缘上，所画的团花边中的题识。⁽⁵⁾我觉得非常有意义的是，将这个231窟中的题识与由写本中提供的题识作一番比较，我有关该问题论文⁽⁶⁾的部分内容，已由于敦煌研究所孙修身先生一篇内容丰富的论文⁽⁷⁾的发表，而显得过时了。孙先生确实不仅仅使用了第231洞中的题识，而且还使用了其他石窟中的题识，我无法在伯希和拍摄的图版中释读出它们来，尤其是第237号洞中的题识。此外，这后一个洞中的壁画，最近已由《敦煌莫高窟》第4卷，图104、106、108和109刊布了⁽⁸⁾。

我不再重新深入探讨已研究过的大量题识的细节了。大家可以在孙先生的汉文文章和我的法文文章中发现这一切。但我希望根据孙先生的文章而修改自己文章中一处令人遗憾的空缺。这样做是为了有机会提供一种在壁画中出现，并由题识作了解释的瑞像例证。P.3353第5条题识中的第3—4行应读作：“中印度境佛顶额上宝珠。时有贫士既见宝珠，乃生盗心。像便曲躬，授珠与贼。”略微有一点变化的同一条题识，已由孙先生在第72号洞的一铺壁画中发现。我还补充说一下，大家在S. 2113号写本背面（第1篇文献，第4—7行）中发现了一种已作了很大发挥的文本。但由于我在瑞像的地点中印度的问题上搞错了，所以无法找到该传说的出处。正如孙先生正确指出的那样，它出自《西域记》，其中玄奘确实介绍了僧伽罗国（锡兰）一身宝像的奇迹，它俯首让一名盗贼劫去其宝。⁽⁹⁾

由孙先生和我本人进行的研究，当然可以彼此交叉和互相印证。但事实上，我们仅仅部分如此，因为我们所采用的研究方法各有不同。孙先生研究了画像，当题识存在时又释读了题识，探讨其史料出处，在需要的情况下还与从写本中抄录的题识进行比较。至于笔者本人，我相反则首先释读保存在写本中的题识，其次再研究它是指哪铺壁画为好。

现在已不可能将抄写于我所研究的题识集中的各类题识，都归于特定的洞子了。然而，尽管存在有明显程度不同的差异，写本中题识的很大一部分，事实上仍与尚存在的壁画相吻合。某些题识仍留作悬案（如果我可以这样说的话），因为它们解释了某些壁画中不存在的画面。我举出下文的两个例证。

第1个例证出现在P. 3033背第11—13行，以及S. 2113背4第21—23行中。原文如下：“南天竺国王，信邪谤佛，一言不（S+伏）。龙树菩萨⁽¹⁰⁾，手持赤幡，便于王（S+前）立。（S+言）曰：‘我是大智人，今日天共阿修罗战。’（P+须叟）身首（P+从空）而下。”

如果大家不知道其出处《龙树菩萨传》⁽¹¹⁾，那么这一残卷则是根本不可理解的。大家确实可以从中读到，这一著名人物（公元3世纪？）希望让南印度皈依佛门，他认为应首先皈依该国的国王。为了引起国王的注意，他为国王征募了一支卫队并自任队长，在7年间手持赤幡在国王面前列队巡逻。国王最终询问他，他向国王讲述了天神反击阿修罗的战斗，首先使兵器从天上雨点般地掉下来，然而是手、脚、耳和鼻，以证明其说法的真实性，因而也是证明新教的优越性。国王对此坚信不疑，并接受了皈依。题识解释的画面是这样想象的：它基本上是代表一名印度国王，他坐着，龙树于其面前站着，手执赤幡。在他们的上部，自天而降下几颗被割掉的人头，落在他们的脚下。显然它显得足以使人感到惊奇而引起注意，但无论是在照片中，还是在目录和所拥有的其他描述资料中，均未发现这一切。不过我坚信它存在或它曾存在过，即使该故事未被绘制成壁画，那么至少也曾有过这样的计划。

第2个例证也如同第1个例证一样，出现在P. 3033背（第5—16行和第18—20行）和S. 2113背（I，第53行；Ⅳ，第4—5行、6—7行和19—20行）中。这两种文集以相似和略有一点差异的术语，提供了有关同一内容的4篇题识。下面就是未作语言考证的简单的刊布

本：

（1）后汉桓帝王。安息国王太子出家，名世高，长大来汉地，游化广度众生。

（2）世高行至庙所，见同学者，为发愿受戒，令神施物，（S+施物）已，于江南豫章（P+“造”），寺立塔。

（3）庙神捨（S作“施”）物，世高汛舟于江中。其神又于山顶（P+上）出，送世高，举首重别时。(www.daowen.com)

（4）世高施物置社。

正如在壁画题识的习惯做法中那样，为了更好地理解这一切，我们于此又一次发现了对所必须的暗示特点之选择，应将之置于基本轮廓中进行研究。这里是指安世高传中的一个情节，他是波斯的安息王太子。此人在汉桓帝时代（公元2世纪下半叶）出家为僧，前来汉地传播佛教并译经。他在江南游化，到达了彭蠡湖神庙。该神拥有一种可怕的神力，尤其是对秀才们施加影响，它只不过是安世高在前世中曾与之共同生活的一位“同学”。他那暴虐的性格使他以一条巨蛇的形状转生，并充当了湖神的角色。安世高实现了过去对他的许诺，从神那里接受了出自秀才们布施的财物，集中于他的寺庙中，以便让人在豫章（今江西省的九江）为救度他，而造起一塔。在他与神会见之后，安世高再次乘船出发。当其船经过寺庙的外河河面时，大家看到了那条蛇在山上，寺院正位于该山的山脚下，蛇正以头向他致意告别。时隔不久，蛇也正如它们所许愿的那样，从它的处境中解脱出来。这一故事是传播佛教，并使一个地区的宗教信仰佛教化的理想例证。它已在多种史料中作了叙述，其中

最古老者是6世纪的。⁽¹²⁾

我将以对待有关龙树题识的同样方式指出，在敦煌石窟中应有或过去曾有过表现上述场面的壁画。但在这里，既然有4条题识，那么我所研究的壁画就更为复杂，应包括多种内容。尤其是：（1）安世高乘船经过寺庙前，在庙后的背景中应当出现蛇头；（2）安世高和蛇在寺前相会；（3）为救度蛇而建立的佛塔。

在召开中法学者的学术讨论之后的几个月中，我又得到了新的资料。首先，第454号洞（10世纪）的过道顶部的一幅照片，已刊布于《敦煌莫高窟》第5卷第96幅图中了，在西南角出现了从一座建筑大门中露出的蛇头。在前面，两个人物以一种毕恭毕敬的姿态跪着。其解释性题识已不堪卒读。这一画面似乎代表着安世高拜访湖神。稍后不久，我又得到了孙修身先生的一篇新文章，其中提到在同一洞顶存在有另一铺颇具意义的壁画，但他却忘记了具体解释它与前一幅画相比较的位置。⁽¹³⁾无论如何。它未出现在上文提到的图版中。孙先生指出，人们于其中一幅突出了一条大河的山水画中发现了同一条巨蛇。一名僧侣面对蛇跪着，同样是双手叉腰。我觉得孙先生颇有道理地将此看作蛇神向安世高告别，尽管缺少写本题识中提到的船只。

我还祝愿继续对敦煌石窟和写本进行研究，以便更好地理解莫高窟壁画这一世界上独一无二的宝库。

注释：

（译自巴黎1984年出版的《敦煌壁画和写本》一书）

【注释】

(1)《敦煌艺术叙录》，上海1955年版，第152页。

(2)《伯希和敦煌石窟笔记》，作为伯希和考古档案第11卷刊布。第1卷，1981年版；第2卷，1983年版。其他各卷正在出版中。

(3)《敦煌研究》第1期，1982年，第80—96页。

(4)苏远鸣：《敦煌壁画题识集》，载《敦煌学论文集》第2卷，日内瓦德罗兹书店，1981年版，第169—204页。

(5)同上引文，第103页以下。

(6)苏远鸣：《敦煌石窟的某些瑞像图》，载《敦煌学论文集》第3卷，巴黎法兰西远东学报版，1984年，第77—102页。

(7)《敦煌研究文集》，1982年版，第332—353页；《敦煌研究》第1期，1981年版，第98—110页。

(8)《敦煌莫高窟》，东京讲谈社；1980年第1卷，1981年第2—3卷，1982年第4—5卷。这部意义重大的巨著是由中日两国合作的，由中国文物出版社出版。其中厚厚的每1卷都包括许多图版，全部为彩色版。书中还有中国专家，特别是敦煌研究所的专家们所写的多篇研究论文，还有出自一名日本学者手笔的文章。汉文版正在出版过程中。在第4卷中，除了我已指出的图版，大家还可以参阅第262—263页的释文，以及第234—249页孙先生的文章，即上引著作的日文译本。

(9)《大正藏》第51卷，第2087号，卷11，第93页；第50卷，第2053号，卷4，第242页。

(10)这句话的结构不得当或抄写不当，与原文中的任何句子都不相符合。它可能是“沙门释子一不见得”的一种粗滥讹误。

(11)《龙树菩萨传》，鸠摩罗什译，载《大正藏》第50卷，第2047号上和下，分别为第185和186页。对于其中的增补部分，大家同样还可以参阅第2058号，卷5，第318页。此外，在各种百科全书或编年史中，都有某些引文。

(12)《出三藏记集》，载《大正藏》第55卷，第2145号；卷13，第95页。它是早于518年的一部著作。大家同样还可以参阅《辩正论》，载《大正藏》第52卷，第2110号卷7，第539页，它早于640年，但却参照了梁代（502—557）的一部著作。

(13)《敦煌研究》第2期，1983年，第88—107页，特别请参阅第93—95页以及图版3、5和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