敦煌石窟中的瑞像图

苏远鸣（Michel Soymié）

一、第231窟的题识

第213号石窟是我们在1981年6月的一次出访中，得以参观并作了简单研究的石窟之一。据曾针对该洞，而发表过一篇精辟论文的藤枝晃先生认为，该窟是吐蕃占领敦煌时代的最具有代表性的洞子。它不只在一方面具有重大意义。首先，由于该洞在完成时竖起的，或者至少是当时写成的纪念碑，使我们知道了它完成于839年这一时间。该通碑文现存几乎是相似的两种文本，抄于P.4640号写本中。此外，该洞的各壁都装饰有大量意义重大的绘画。但我的意愿并不是再重复一次对该洞的全面研究，仅仅是一种细节引起了我的注意。

在洞子的西披（面对进口的背屏）中开凿有一个体积相当大的龛（高2.52m，南北宽3.51m，东西深2.73m）。龛的顶部由一个形成了一种已断裂的披椽那倾斜为45°角的洞顶所承负。这一倾斜面装饰有由并列的框组成的一种团花边。根据一种很可能的约估和我自己的记忆来看，约为50cm高和20cm宽。框中绘有站佛像。为了团花边的梯形而必须缩小的角中，都绘有窣堵波。洞顶及承负它的洞顶藻井是伯希和《敦煌石窟》第3卷中的第168幅图版的内容。我应该指出，该龛的建筑和装饰布局绝没有丝毫特殊之处。大家还可以在第237号洞中发现国一个完全可以类比的例证，我将于下文再来论述这一问题。第237洞的龛已发表于伯希和同一部书的第176幅图版中了。

正如谢稚柳先生在他精确的描述中所指出的那样，也正如大家可以根据伯希和发表的图版所看到的那样，团花边在龛的四周展开，其中包括东侧。龛的东侧确实没有洞壁，它是完全敞开的，但倾斜洞顶的下垂部分，在那里就如同在其他三侧一样。当然，其中所绘的团花边细部图只能在置身于龛内时才能很方便地观察到。但我在伯希和的图版中，却看不到其下部。我们在该问题上还发现，由石璋如先生发表的截面图是错误的，因为其中没有出现东侧洞顶的这一下垂部分。

可能正是这种不合规则的布局，导致藤枝晃先生犯了一大错误。在他有关洞子的简图（尽管这一幅图很精确）中，把被他称为瑞像图的画面置于了东北（洞门的两侧）和南披的下部。在他指出的地方确实有绘画，但它们是标志佛传的画，被谢先生正确地称为“佛传图”。藤枝晃先生使用的名词术语，可能更应该是指上文提到的团花边的内容，但这些团花边却没有在其简图中被定位。

谢先生在他对石窟的描述中指出，于团花边之上绘有35身小佛。此外，他还抄录了为这些小佛像所配的题识全文，题识似乎是描述诸佛的。这一点曾最早使我认为，这里的壁画包括一些与题识有关的画面，或者至少是某些细部画。但我发现事实完全不是这样。除了其中的两身佛像，被置于这一范围内的佛陀都很相似，没有任何可以使人把它们彼此区别开来的图像细节或特征。这种一致性显得令人特别惊讶和失望，正如我们于下文中将会看到的那样，这些佛陀主要代表着不仅仅释迦牟尼的瑞像，而且也有其他有时也是很有意义的代表人物的瑞像。

成为团花边主要内容的题识之保护质量并不是最好。它们有的已被损坏或很难释读。其中某些又过分简短而不可能具有很明确的意义。此外，它们始终都未被谢先生正确地释读出来。这就是为什么我们觉得于此提供一种比较正确的刊本并非没有意义。虽然它们无疑也可能会受到批评。为了方便在本文的下文作参阅和更好地显示出团花边的安排布局，我将按钟表的顺时针方向，以持续的方式对所有内容都作了编号，从洞顶的矩形之东侧左（北）边开始。

在下图中，角落中的窣堵波都用写在圆圈内的a、b、c等字母指出。那些空白的、不堪卒读或未写题识格字的编号，都被置于了一个方格中。用细笔画书写的斜体号码是原写本A中的号码，我于下文再来强调指出这一点。正是由此才使洞子中的许多题识可以理解了。也正是在A的这些编号下，我们将会发现与草图相比较的洞中题识的录文。为了释读与写本A没有对应关系的题识，读者应该参阅被称为“残缺不全题识”的文本。在某种程度上，这一分布示意图起了一篇索引的作用。

图中共包括36个编号，但如果从中排除第30号空缺处，那么我们于其中就仅发现35身佛像。这正是谢稚柳先生指出的数目。但事实上，那里仅仅有34条题识，因为在第12条榜题中没有题识。如果考虑到第9—10条和28—29条题识是从一个格到另一个格之间持续的，仅仅形成了两条题识而不是4条，那么我们实际上就只能计算到31条题识。

在下文刊布的文献中，斜线指出了另起行的地方。我提出的校勘在被认为是错字之后放在括号内，其前面带有=（取代号）或+（加号）。那些其释读难以断定或有疑问的字，同样也被置于括号内，并于后面附有一个问号（？）。一个方框中的字指根据假设而作出的补阙字。其中加入了某些标点。正如我于上文在介绍示意图时，已经讲过的那样。我首先介绍在写本中发现的相应题识，然后再介绍壁画中的残留题识。

东方

［a］一座佛塔。无题识。

1力自远（牵？）将来，自/近（牵？）将去。非山非海石□。

2弥摩菩萨随释谣城。

3（墨迹已变模糊而不堪卒读的题识）。

4中天竺波罗柰国/鹿野院（=苑）中瑞像。

5张掖郡佛澋（=影）像月支王时见（=现）。

6盘和都督付（=府？）仰容山番/禾县北圣容瑞像。

7天竺白银弥勒瑞像。

8摩羯国（=须）弥座释/迦并银菩萨瑞像。

9虚空藏菩萨于西玉河。

10萨迦那倦寺住瑞像。

11中天竺摩加（=伽）陀国/放光瑞像。

［b］一座佛塔（无题识）和一只手的素描轮廓。

南方

［c］一座佛塔，其题识已褪色和不堪卒读。

12（并立的两身佛像，无题识）。

13佛在毘耶离巡城行化/紫檀瑞像。

14观世音菩萨于蒲特山放光成道瑞像。

15于阗嫆（=媲）摩城中琱檀瑞像。

16中天主（=竺）摩诃菩提寺造/释迦瑞像。

17此牛头山像从耆山履/空而来。

18指日月像。

［d］一座窣堵披，无题识。

西方

据谢稚柳先生的录文，本处缺两条题识。示意图中确实显示出了西边这两段之间的不平衡状态。然而，我不相信于此可能会有阙文。我没有寻到其踪迹。

19老王庄北佛在地中马/足掊出。

20迦叶佛从舍（腾？）（空？）/于固城住瑞像。21陈国圣容像。

22于阗海眼寺释迦/圣容像。

23分身瑞像者，乾陀罗国/二人出钱画像。其功毕，一身二头。

24微波慈佛从舍卫/庄腾空于国城住。

25于阗坎城瑞像。

26中天竺焰（=腅）弥宝檀/克（=刻）瑞像。27高浮图寺放光佛，其/火如光。28时佛从天降下。其檀29像乃仰（=迎）礼拜时。

北方

［e］一座佛塔，无题识。

30（阙）

31于阗国石瑞像。

32释迦牟尼真容从王舍/城腾空住海眼寺。

33酒泉群（郡）释迦牟尼瑞像。

34天竺摩加（=伽）国观世音。

35于阗古城瑞像。

36于阗国舍利弗毗/沙门天王决海时。

37一座佛塔，第36条题识超出了框外。

二、录自写本中的题识

我们可以将以上刊布的第231号石窟中的题识，与保存在写本中的抄件进行对照比较，以验证、校勘和补充之。我一共知道有4种写本。

A.P.3353号。这卷写本的3种文献前后彼此接连在一起。明显是出自同一位不太用心的抄写员之手。前两种很容易考证出来，它们是抄在或即将抄在壁画中的题识的抄件或草稿。第1篇文书确实涉及了阿阇世王和韦希提王后的故事（第1页第1—18行），其次又与同一韦希提的诸“观”有关（第1—2页，第19—27行），集中了一些可能是涉及了为配一幅阿弥陀极乐世界画场面的题识。其二（第2页，主要的4行）又转载了一幅四手四眼观音画中指出的内容。第3篇文献（第3页，第15行，已不完整了，与本文有关。它如同前两篇文献一样，本为一种题识的抄件，我于其中又发现了第231洞中的某些题识，但却以一种完全不同的顺序安排。尽管洞子中的数条题识都在这份抄本中付阙如，然而其中却又增加了该洞中没有出现的其他题识。这一卷写本A共包括23条题识，其中有17条可以在洞中发现，有6条是新的。

B.S.5659。这是一卷只有1页的写本，共包括正面11行和背面4行文字。洞中的某些题识又重新出现于其中，但该文的排列顺序迥然不同。我特别应该指出，有几组题识在A和B中是共有的。这就是A的第1、2、3、4、5条，相当于B的4、5、6、7、8条；A的第7、8、9、10、11、12、13条，同样也相当于B的第18、17、16、15、14、13、12、11条。在这一点上，尽管在A和B号写本中存在着差异和顺序的颠倒，但它们似乎仍是相似的。然而，B号写本既与洞子，又与A号写本中的题识不完全相符。我确实发现，写本A共包括22条题识。但这其中仅有10条出现于洞中；B号写本题识中的14条题识都与A号写本中的题识相同，或完全相同；但B本有5条题识，既未出现在A本中，也未出现在洞子中。

C.S.2113背I。这一长卷是5种各种不同文书的汇辑。其中第2种为一篇赞颂一名修葺一座石窟（尚未考证出来）的和尚之功德碑碑文的草稿，其中有署名并被断代为869年。写本中与我们有关的部分，位于卷子的开头处并占据了前62行。其中特别是又一次出现了同样的题识。在经过某种分类之后，我们可以于此计算到39条题识。这一数目仅有一种表面的意义，说明它们共有2种和3种用法。此文事实上更像一种习字作品，而不是一种草稿或抄件。虽然其外表破烂不堪，但这卷C号写本却提供了某些比A和B号写本更佳的文本。此外，其中有时用小字补充某些说明，它们提供了有关成为题识内容的瑞像的某些颇有意义的资料。非常令人遗憾的是，这些附注并不是始终都能清楚地释读出来的。

D.P.3033背I。这卷20行的文书，也如同前面3卷一样为一题识集，涉及了瑞像或佛教史中的某些情节。文中搜集的题识共有14条，但其中仅有5条与在洞中发现的题识有关。该写本未被断代。然而，写本背面继此文之后的文献，是一名僧侣的资产账，其中载有唯一的一个用干支纪年断代的时间，它可能为吐蕃占领时代的。

我于下文根据A号写本而发表的校勘，可以由B或C号文书补充。增补部分将以与刊布石窟题识同样的方式用+号表示。但补入部分后面，又带着一个表示其出处的字母。某些补充校勘处将置于括号内。

A号写本

1.“分身像者，胸上分（+身，B）现，胸下合体。（+其，B）像遂为变形”（B号写本第4条第2—3行）。最后一句话清楚地说明，这条题记是不完整的。瑞像的身体畸形之出处或原因，事实上并未于其中提及，但使用了“遂”字。

我们可以毫无困难地辨认出第231号洞中的第23条题识，但其措辞却不同。

C号写本的第4—44号题识比较长，同时始终与洞中的题识有密不可分的相似性。它是玄奘《西域记》中一段很著名文字的改写，但被改写得很拙劣和残缺不全。由于其中缺少玄奘记述的第2部分，所以我们却无法理解为什么瑞像具有这种身体畸形。

玄奘于其记述中介绍说，在健驮逻国的大都布路沙布逻（今白沙瓦）附近，有一座迦腻色迦王大窣堵波。其中记载说：“大窣堵波石阶南面有画佛像，高一丈六尺。自胸以上，分现两身；从胸已下，合为一体。闻诸先志曰：初有贫士，佣力自济，得一金钱，愿造佛像。至窣堵波所，谓画工曰：‘我今欲图如来妙相，有一金钱，酬功尚少，宿心忧负，迫于贫乏。’时彼画工鉴其至诚，无云价直，许为成功。复有一人事同前迹，持一金钱求画佛像。画工是时受二人钱，求妙丹青，共画一像。二人同日俱来礼敬，画工乃指同一像示彼二人，而谓之曰：‘此一是汝所作之佛像也。’二人相视，若有所怀。画工心知其疑也，谓二人曰：‘何思虑之久乎？凡所受物，毫厘不亏。斯言不谬，像必神变。’言声未静，像现灵异，分身交影，光相昭著。二人悦服，心信欢喜。”

正如大家可以从上文指出的示意图中所看到的那样，与第231号洞中的第23号题识相对应的瑞像，位于龛西披团花边的中心，也就是说恰恰位于面对进口的地方，甚至可以说是位于荣誉位置上。此外，这幅瑞像图是整个团花边中唯一（与第12条题识一样）一身具有这种特征者：站佛像被画得带有呈V状的两个脖子和两颗头。在这个问题上，我还应指出，对于A号写本第1条题识的这种分类，无疑意味着抄写者认为它具有某种特殊的意义。

另外一身双头佛位于本文开头处提到的第237号洞（伯编第84号，谢稚柳编第53号）的同一位置，也就是说位于团花边饰西端的中心。大家在伯希和第176幅图版中可以清楚地看到它。此外，同一幅图版还说明团花边之上的彩佛都配有题识。令人遗憾的是这些题识在图片上已完全无法释读了。虽然谢稚柳指出，仅仅在龛的西端，才具有配有人物画的团花饰。但它们无疑也延伸到了其他各侧，沿洞子的垂顶扩展，如同在第231号洞中一样。此外，由他指出的35幅人物画这一数目，也与第213洞龛中排列的佛像数目相同。

我们在第22号洞（伯编第64号，谢编第270号）龛的西披上（它是伯希和书第111号图版的内容），还可以发现同一身双头佛像的另一例证。在这后一幅壁画中，人物并不是排成一种团花状，而是在洞壁面上排成4行。双头佛这一次并未处于画面的中心。它是位于从上数到第2行右起的第2位。按照大家观察壁画的方向来看，它是一批似乎共包括35位佛或主要菩萨中的第15位，很难计算的次要画面除外。

松本荣一（发现伯希和第176和111幅图中双头佛像的功劳应归于他）还在第220洞中，发现了另外两个衣着如同世俗人的小人物画像。他们都双手揖合成祈祷状地站在双头佛的脚下和左右。我觉得他非常正确地认为，这是两名请求画家为他们画佛像的供养人。

最后，同样也是由于松木荣一先生的努力，我们才知道在敦煌之外还有两种有关分身佛在西域传播的珍贵资料。第1种由勒柯克于吐鲁番地区发现，这是一幅代表此佛的麻绢幡，其脚下跪着以回鹘人方式穿戴的两名世俗人。第2种是由科兹洛夫探险团从哈喇和卓带回的柴泥像。

2.“南天竺国弥（+勒，B、C）/白佛瑞像记”（B第5条，第4行）。在C第14—15行中也是同一文献，它又用小字体补充了以下注释：“其像坐白。”我无法考证这身塑像，它也不是洞中任何题识的对象。

3.“阿娑罗质多神（+守）护于阗国”（B第6条，第4行）。虽然在洞中没有任何关于阿阇世王或其身保护神的题识，但这些神的问题也值得作简单研究。无论如何，我们也必须作某些考察。

我们首先应指出，B号写本除了阿波罗质多神，还提到了另外两个人物，这就是第1条第1行中的金刚藏菩萨（保护于阗国），以及第10条第8行中的“荼陀那天女”（保护……），我无法对此进行考证。

此外，我还于C号写本第49—53行中发现了以下8尊保护神（每尊神后面都附有“保护于阗国”等记载）的名表。非常遗憾的是，抄写者对其中一尊神连续抄写了两次，名字略有小异。因此我们仅知道7种保护神。

（1）迦迦那莎利神（5）毗沙（+门）天王神

（2）莎那末利神（6）阿婆罗质多神(www.daowen.com)

（3）莎那摩利神（7）摩诃迦罗神

（4）阿隅阇天女（8）悉他那天女。

有关于阗保护神的最佳资料，记载在一部藏文著作中，即《于阗授记》。该文书的断代是可靠的（9—10世纪），具有以于阗文史料为基础的优越性。我们于其中获悉，由佛陀授命的许多守护神负责保护该地区。这一名表中共包括八大菩萨（文殊师利、弥勒、观世音、虚空藏、地藏、普贤、大势至和药师）和12名神人。其中的5名神人出现在上文录下的C号写本中：毗沙门天王、阿婆罗质多、阿隅阗和悉他那两名天女，最后是莎那摩利神。

另外一部编年史《于阗教法史》则以Pt.960号敦煌藏文写本而为人所知，它提供了一些虽略有不同，但仍然可以进行比较的资料。其中同样也提到了八大菩萨（于此阙空虚藏，由迹密金刚所取代），但赋予他们各自一特殊位处。真正的守护神共有8位，其中包括5位已经提到的人物：毗沙门天王、阿婆罗质多、莎那末利、阿隅阇天女和悉他那天女。另外再加上在C号写本的名表中占第1位的迦迦那莎利。我还应该指出，摩迦罗神（C号写本的第7号）未出现在藏文—于阗文史料中。

4.“释迦牟尼佛真容，/从王舍城腾空而来，在于阗国海眼寺住”（B号写本第7条，第5—6行）。C中第16行的记述与A和B相似，但却具有在“真容”之后加入的“白檀身”一词之差异。在洞子中不是一条而是有两条相当于写本中文献的题识，这就是第22条，以及与我们的写本内容基本相同的第32条（其中未提到于阗的名字）。

在瑞像问题上，我们首先应指出，上文已提到的《于阗国授记》，使人联想到了王舍城（？）的一身香檀木佛像。佛陀自己授记说，它应由天竺腾空而来，并在由它造成光芒的地方沉入水（占据该地区的湖水）之中。这一地点在其他地方未曾提及，但它似乎是位于一个王国的京城，更具体地说是在于阗国的堡塞。

这很可能与在《于阗教法史》中提到的是同一身瑞像。佛陀授记说，为了保护该地区，他指派了一些菩萨并安排了各种瑞像。在这些瑞像中，人们提到了一身叫作罗阇若摩者，被安置在扎瓦恰寺，而该寺又位于于阗的大市场内。

最具有决定性意义的资料也是由同一史料下面几行中的一段略显含糊不清的文字所提供。“至于‘海眼’（mcho'imyig，泉水或泉眼）一词，它更为吐蕃人而不是于阗人所熟悉。据雅斯克认为，mcho（海）一词也可以用来指大湖。海眼位于李域或于阗国的中心，靠近于阗城堡内部的大市场附近。处于贡底寺的Pra-ba-c，a的瑞像脚下”。“海眼寺”一词肯定未出现在藏文史料中，但也并不排除它在汉文译文中是Pra-ba-c，a寺（这一寺名未被解释清楚）的俗名，属于贡底大寺院的组成部分，也是于阗最早的宗教建筑之一。

5.“中印度境佛额上/宝朱。时有贫士既见宝珠，乃生盗心。像便曲躬，授珠与贼”（B号写本第8条，第6—7行）。

C号写本第4—7行发展了该故事，却又未提供能进行考证的因素。下面这个诙谐的细节是补充进去的：贼造了一架梯子，但它显得太短，一连数日如此，因为瑞像也随着梯子的加高增大。最后，此人惊呼：“我闻诸佛求者不违。今此素（=塑？）像恡此明珠如姓（=性）明（=命），并为虚阐（=谈）。”“语讫，像便曲躬授珠与贼”。我不知道这一故事的源出，而且它在石窟中也不是任何一条题识的内容。

6.“毗波尸佛，（+从）舍卫国腾空而来，在于阗国住。有人钦仰不可思议”（B号写本第2条第1—2行）。写本第32—33行中具有某些没有多大意义的异文。我们仅仅于其中知道，瑞像停留在于阗城。

这身毗波尸佛未在上文所引的藏文—于阗文纪年史中提到过。在洞子中有一条相应的题识，这就是第24条，但它不完整并有讹。

7.“漠州铁弥勒瑞像。今改为漠阳郡”（B号写本背面第18行，第1—2行）。C第26行中仅出现了一处没有多大意义的异文（最后一个字为“是”）。在石窟中没有相应的题识。

本处的困难，在于对地名中第一个字的解释。在C号中写本中作“汉”，但该词中于右偏旁氵之右还包括一个多余的亻的偏旁。在B号写本中作“漠”，在A号写本中相同，但在C号写本中却具有同样的不正常之处。如果说唐代在吐鲁番地区有一个漠州，那么漠阳相反却不为人所知。反之，当时有数个汉阳郡（其一在甘肃的天水），但其中没有任何一个州似乎曾被称为“汉州”。这就是为什么尽管其写法上的差异相当明显，我们也不能排除读作“濮”字的可能性。濮阳郡是于北魏时代的398—403年于山东建立的，位于今濮县的东部。它于隋初被废，然后又复建。唐朝重新于621年创建濮州，于742年改为同名的郡，但该王朝于758年再次重建濮州。后来，根据唐朝的习惯，该地区就被称为濮州或濮阳郡。然而，如果大家可以提及，在706年时，在位于濮州界内一座寺院中，制造了一身弥勒大像，那么我还应该指出，该像是以铜而不是以铁铸造成的。此外，写本与洞子中的题记都涉及印度、西域，特别是于阗或甘肃的瑞像。山东的一尊佛像于此出现似乎不妥。因此，我仍处于难以定夺之中，只要尚未发现新题识或一种可靠的资料，我就将会始终如此。

8.“如意轮手/掌日月”（B号写本背第17条第1行）。这里是指观世音的一身画像，我没有理由对此多费口舌了。我还应该指出，这条题识在C号写本和石窟中都付阙如。

9.“指日月瑞像记”（B号写本第16条第1行）。在C第14行中也具有同样的措辞。请参阅洞中的第18条题识。这使我觉得它是前面第8条题识的一种不同写法，在A和B中与它具有双重用法。

10.“石佛瑞像记”（B号写本第15条第10行）。C写本中付阙如。洞子中的第31号题识补充说，该瑞像位于于阗国内。

11.“迦叶佛从舍/卫国腾空而来，在于阗国住。国人虔敬，无不遂愿”（B号写本第14条第9—10行）。在C第36—37条中，基本是同样的记载，仅有很少差异：“迦叶佛亦从舍卫国腾空而来，在于阗国住。国人皆虔敬，不可思议。”其中又用小字补充：“其像亦把袈裟。”

迦叶佛出现在洞子的第20条题识中。其中“固城”这一地方在C号写本与我刚才引证的题识很相近的记述中，曾多次被提及。（a）第20行：释迦佛从舍卫国腾空而来，“于在固城住下”。（b）第21行：佛（释迦或迦叶？）“未在固城住”。（c）第38—39行：释迦佛（抄写者先写作“迦叶”，又被划去了。但释迦佛的名字写误了，作“迦你迦牟尼”）来等。其中又以小字补充说：“其像手捻袈裟。”大家知道，唐代的固城是位于于阗以西的一个军。我于下文在讲到洞子中的第35条残留题识时再回头来论述它。

迦叶佛是过去七佛中的最后一位，它与于阗传说历史有关。据说，他有一尊窣堵波叫做科马萨拉干达，位于我于下文在有关第17条残余题识中发现的牛头山。然而，史著中未提及该佛的任何瑞像。

12.“观世音（+内助于阗国，B）”（B号写本背第13条第13行）。我们应具体解释说，在B号写本中有两条带有观音名字的题识。其一是第20条，它是补充在上文提到的录文中被置于括号内的题识。另一条是第13条，其中没有增加任何内容，因而与A第12条很相似。

我在上文对第3条题识的注释中已经看到，观音是保护于阗的八大菩萨之一。但我们另外还在B背第21条第3—4行中，读到如下一条题识：“宝坛花菩萨助于阗国。”

13.“赏弥国佛来住于阗国”（B号写本第12条第9行）。C第11—12行和D第8—9行中，却出现了一种更为明确的说法：“此像从

赏弥国飞往于阗东媲摩城。今见（D作‘现’）在珠（D作‘殊’）灵瑞。”接着又用小字补充（仅在C中）说：“下其像乘（？）云。”其洞子中的对应题识是第15条。

这些题识所暗示的历史故事是很著名的。玄奘是以下述方式叙述的：“战地东行三十余里，至媲摩城，有彫檀立佛像，高二丈余，甚多灵应，时烛光明。凡有疾病，随其痛处，金薄帖像，即时痊复。虚心请愿，多亦遂求。闻之土俗曰：此像，昔佛在世赏弥国邬陀衍那王所作也。佛去世后，自彼凌空至此国北曷劳落迦城中。”玄奘接着又介绍了雨沙土满城的故事。所有那些不相信瑞像力量的人都死去了，唯有一位信徒得救并逃到媲摩城，瑞像也随他而去。从此之后，世人便供养了他，任何人都不敢再迁移它了。我于下文再来论述媲摩城及其瑞像。

14.“张掖郡/西影像。古月支王时现瑞像记”（B号写本第11条第7—8号）。C号第12—13条似乎是错误的，其文用小体字补充了这样的记述：“其像两足返。”我不懂其意。石窟中的相应题识第5条是不完整的。

张掖是由汉朝在甘肃走廊建立的最古老的“四郡”之一，在魏代叫做甘州。它于隋代和唐代的数年间（742—759年），又被恢复了旧名。

“影像”一词不太清楚。它于此也可能是指，由秦景在汉代的月氏人中获得的檀音木像。

15.“老王北佛在地中/马”（B号写本中付阙如）。A的文献是不完整的.我首行读作C号写本第28—29号的写法：“老王（应为‘老王’）北佛在城中，因马捂（=掊？）地面出。”老王以北的这身佛陀瑞像被埋在土中。一匹马的脚踢开了土，从而使之露了出来。

16.“中天竺国（？焰=腅）弥宝檀”。它相当于洞子中的第26条题识。本处是指上文第13条中提到的瑞像，但这一次却似乎是指其原地。我们在洞子的第28—29条题识中，将会再发现它。

17.“于阗国舍利弗毗沙门天王决海时”。C号写本第54行作“毗沙门共舍利佛神（不是‘天王’）决海，致于阗国”。洞中第36条题识与A号写本是相同的。

这里是暗示于阗起源传说中的一个重要情节。该地区在迦叶佛时代已变成了一片大海（湖）了，这是由于其居民不虔诚。释迦牟尼在其大量侍从的陪同下腾空而来，并坐在海面之上的莲台中……他命令舍利佛和毗沙门天王劈开拦住水的大山。他们劈开了大山，前者使用其锡杖之尖端，后者使用其枪尖行动。该地区变干涸了。

18+19：“佛在毗耶离巡城/行化时”（+“紫檀瑞像”）。洞子中的第13条题识把A中的两条题识连成一句话了。大家在C第57—58行和D第17—18行中发现了一条与洞子中的题识相似的行文。C号写本用小字体补充了以下记述，它似乎是很神秘的：“其佛在海内行。”

佛陀于其生命的末期巡视毗耶离城，是一件非常著名的事。这里提到的行化无疑是对将其庵罗园献给佛院的庵罗女的称呼。

20.“中竺摩迦陀国”（C号写本付阙如）。这条题识明显是不完整的。它可能相当于洞子中的第11条题识。

这尊放光瑞像绘在保存于德里斯坦因特藏的一绢画残片中。据魏礼认为，完整的绢画应代表印度的圣像。这身瑞像载有如下题识：“□□□摩迦陀国放光瑞像。”其后附有一条由28个字组成的“图赞”。除了该图赞，德里藏壁画的题识似乎与我们洞子中的题识相似。事实上，将绘画题识中3个阙字的方块补作“中天竺”是不会冒多大风险的。

21.“摩竭陀国（=须）弥（瑞？）（像？）”（C号写本阙如）。它毫无疑问相当于洞子中的第8条题识。

22.“天竺白银弥勒瑞像”（C号写本付阙如）。洞子中的第7条题识与此相同。

这里提到的瑞像，很可能就是（但这仅仅是一种假设）由玄奘描述的伽耶城菩提树以东大寺院一侧的那一身瑞像。外门左右各有龛室，左侧观自在菩萨像，右侧慈氏菩萨像，白银铸成，高十余尺。

23.“鹿野院（苑）中瑞像”（C号写本付阙如）。它相当于洞子中的第4条题识。我还应指出，写本与石窟中的“院”字为“苑”之误。

上文第20条题识提到的斯坦因特藏中的那幅绘画，特别包括一条颜色非常暗淡的题识，魏礼却于其中释读出了下面的一些文字：“中（天竺）婆罗□□国鹿野苑中。”我们可以毫不困难地从中辨认出洞中的题识。魏礼完全有道理地指出，这条题识在修复绘画中裱贴错位置了，它肯定不是指观音画像，这条题识现在位于其右部。他认为这条题识是位于右部绘画于中间一行立佛的题识，但要证明这一点还有一些困难。由题识中提到的瑞像肯定就是玄奘在婆罗痆附近的鹿野苑伽蓝中看到的瑞像。他告诉我们说，这是“鍮石佛像，量等如来身，作转法轮势”。这就是说它代表着第一次说法的佛陀像。

根据常见的图像来看，佛陀应以两只手揖合起来作法轮—法印状。它可以呈跏趺坐状。然而，根据魏礼所指的画像，佛陀却站立着。唯有其左手可见（绘画的右边已残损），大家无法肯定地确定他所作的手势。我们觉得它是在作禅定—手法印状。

三、洞子中的残余题识

正如我上文已经指出的那样，我们既在第231窟中，又在各种写本中，所搜集到的几组题识并不完全相吻合。洞中的某些题识未出现在A号写本中，B、C和D号写本中的其他题识则既未出现在A中，又未出现在洞子中。因此，另外还有一些大部分值得译注的和具有不同意义的内容。然而，为了不使本论文过分冗长，我仅限于研究洞子中的残余题识。正如在前面的段落中一样，其编号指本文开头处刊布的文献号码。

题识1，我首先要指出，这条题识的原文是不完整的，并且似有讹误。特别是在“叶”字之后似乎遗漏了一字。

这种以格言名句形式出现的文献，与其他所有文献都完全不同。后者都涉及了瑞像或使某些人物出场的故事，或者是可以用壁画具体代表的佛教圣地。

题识2，题识中的第2个字肯定是错误的，因为不存在叫做弥摩的菩萨。此外，最后的3个字不具有任何具体意义。

一种比较令人满意的文本，出现在C号写本的第57行中：“弥勒随释迦牟尼佛来住汉城。”这最后一个地点可能就是出现过一身铁瑞像的地方（A号第7条题识）。

题识6，番和县位于甘肃走廊的永昌以西。此外，如果假设将“付”改为“府”字的建议是正确的话，那么“盘和府”则从未出现过。“盘”字似乎是“番”字之误。音韵疏注在任何地方都说明“番和”中的“番”字读作“盘”，从而可能导致一名漫不经心的抄写者误入迷途。此外，番和在数世纪期间都被称为番和，由此而派生了一种新的混乱之源。因此，我们可以假设认为，这里是指同一个地点，而且还显得特别奇怪的是，我发现它以两种不同的方式写在相隔几个字的地方。最后，我可以肯定最正确的方式是将之置于番和府和番禾县之后。这就是那个似乎是支离破碎的句子向我们提供的内容，因为它抄错了。无论在什么情况下，无论其意义如何，番和都督府这一地名都很难解释。

颇有意义的一件事实是，一尊瑞像于北魏时代由刘萨诃和尚在番郡发现。在他猜测到这尊瑞像的存在之后，该和尚“北望御谷山遥礼”。然而，我完全有理由相信御谷山，就是我们这条题识中的仰容山。事实上，“仰”和“御”字在草书体中非常相似，而且在一种书写得如此拙劣的文献中，把“容”字简化为“谷”字也并不是无法设想的。

题识9—10，虽然这两条题识在洞壁上是以区别清楚的方式排列的。但我觉得还是应该把它们彼此连接起来，以组成同一条题识。在C号写本第56行和57—58行中，又收入了两条相似的题识，但它们却未向我们提供任何可以澄清它的证据。寺名在前一条题识中作萨迦那（小？）寺，其中未提到那条西玉河；在第2条题识中则写作“萨迦那倦寺”。我觉得很难立刻就能复原寺名和接着为之定位。

为了指导我的研究，我还应记得曾在于阗的守护神八大菩萨的名表中，发现过虚空藏菩萨一名。我在一部于阗文史著作中发现了一个很近似的寺名，这部史著现存由法成翻译的一种汉文本中，其写本之一保存在P.2129写卷中了。这一记述告诉我们说，在于阗有一座叫做萨迦般罗诃郍的寺，位于被称为娑迦耶几郍的山谷不远处。幸运的是其藏文原名也保存在一种对寺院梵文名字那非常清楚的藏文对音中了，这就是Sankā-Prahāna，距娑迦耶几郍不远处。我们通过其他地方还获知该寺的藏文名称为Jigs-chogs-spobyed，它确实是奉献给虚空藏菩萨的。

该河的名字始终不为人所知。但我们可以发现于阗河谷位于平行由南向北流的两条河之间。其一位于西部，叫做白玉河（玉龙喀什河）；其二位于东部，叫做黑玉河（喀拉喀什河）。我们还可以认为，第1条河可能为称为西玉河。但就我的所知而言，此名却从未出现过。

题识14，我于下文在有关观音的第34条题识中再来论述之。

题识16，我没有必要于此过分重视地处中天竺（摩羯陀国）菩萨迦耶位于菩提树北的这座大精舍了。玄奘曾赴那里巡礼。他追述了位于那里的豪华大型金银佛像。义净却在那里拜仰了过去由弥勒亲自制造的佛像，即“礼真容像”。

C号写本第39—40行没有提到瑞像，但却叙述了一种奇特的现象：“此菩提寺，高广大塔，舍利如指，斋日示人（+便，D）放光，天雨缦陀罗花。”我在D号写本第2—3行中，发现了一段几乎是相同的文献。这是对《西域记》中一段文字相当自由的改写。

题识17，这一事件在我们的写本中曾被多次提及。C号写本第1行作“释迦牟尼佛从灵鹫山向牛头山说法来”。A、C号写本第61—62行作“释迦如来从灵鹫山至牛头山顶会八部众说法”。B号写本背面第20条第2—3行提供了一种更短和讹误更多的文本：“本师释迦牢（牟）尼佛令（=今？）注（=住或往）牛头山。”我最后还应指出，B号写本第23条背第4行中，有下面一条题识：“于阗牛头山。”

牛头山是于阗最著名的圣地。它成了玄奘记述中一种大加发展了的故事内容。玄奘认为该山的梵文名称瞿室伽山，意为“牛角山”。他解释说该山“山峰两起，岩隒四绝，于崖谷间建一伽蓝。其中佛像时烛光明。昔如来曾至此处，为诸天、人略说法要”。这也是为上文已引证过的藏文—于阗文史料，所证实了的情况。

就我所掌握的资料现状而言，我尚不知道这身佛像的外貌如何。因为大家认为它出自灵鹫山，它很有可能与恰恰位于该山上的那身佛像相似。当然，这后一身代表着说法佛陀的佛像，不仅由实际上并不太具体的玄奘法师的资料所证实。

题识21，在写本中没有任何相应的文献，我不知道对于这身瑞像应讲些什么话。

题识25，C号写本第18—19行向我们提供了一条更为详细的题识：“释迦牟尼佛真容，白檀香为身，从汉国腾空而来，在于阗坎城住。”

坎城在唐代系位于于阗东市的一座军城，距于阗国都有300里。它是组成该王国的六城（另加都城）之一。在这一距离和这一方向，有一座媲摩城，在上文A第13条中已提到了该城。大家还会记得玄奘在那里看到了一身具有神力的香檀木大像。在玄奘之前的一个多世纪，另外一名中国旅行家宋云在518年就已经描述了一躯类似的佛像。这是一躯金像（或镀金的），举高丈六。它本从南方（天竺）腾空而来，于阗王曾试图搬动它，但却未获成功。户人有患，以金箔贴像所患处，即得痊愈。

该像所处的地方当时叫做捍城。据宋云认为，它位于于阗以东878里处。这一距离明显是错误的。一切迹象都使人相信，这里提到的佛像是同一躯，捍、媲摩和坎城都是同一个地点的不同名称。斯坦因认为在距于阗以东约96公里或克里雅西北83公里处的乌曾塔地找到了该城的遗址。

如果C号汉本中所载的“汉”字不误和被正确地释读，那么这身瑞像的出地即为中国中原，至少据该写本认为如此。本处与其他资料的印证将是特别有益的。

题识27，这条题识的行文与C号写本13—14行中几乎相同：“高浮（图）寺放光佛，其光声如火爆。”其中用小体字作注释：“其像两手立。”我既无法考证这躯瑞像，又不知道寺庙位于哪里。

题识28—29，这两条题识形成了连续的一条。这里又是指已经多次提到的赏弥的佛像。这躯瑞像的出处已由玄奘以下述方式作了记述：“初如来已成正觉已，上昇天宫为母说法。三月不还，其思慕愿图形像。乃请尊者设特伽罗予以神通力，接人上天宫，亲观妙相，雕刻栴檀。如来自天宫还也，刻檀之像起还世尊。”

洞子中题识的略有一点影射的行文要比C号写本第23—25行发挥得更深入，虽然该题识保存得也并不太好。我们可以从中看出在下述写本中带圆点的这些字：“佛在天又玉思欲见，乃令目犍连日（=与？）三十二匠往来天图佛，令匠取各（=各取？）一相，非（=佛？）从天（+天？）降下，其檀乃迎本形礼拜（其像乘云下来）。”同一卷写本C第29—30行中包括另1条题识，与前者极其相似：“大目犍连已（=以）神通力将三十二匠往天，各貌如来一相。”

我不可能于此更广泛地论述这躯檀木瑞像的传说，及其在汉文史料中的各种阐述了。但我应重新提一下，上文已看到从汉朝明帝时的公元64年起，就有一种复制件传入中国中原。另外一种记述，则将应梁武帝的要求而忠实地制造的一种复制件传入中国中原的时间，定为511年。最后，还存在有一种无疑是较晚的传说，它使佛像本身，而不仅仅是其复制品，传到了汉地。它经过龟兹之后，可能从362年起从甘肃凉州（今武威）传入汉地。

我们的第231号洞没有包括有关檀木像在中国中原停留的问题。但这样一条题识则存在于另一窟中（237号或220号洞）。伯希和确实曾提到过它。他写道：“大家很早就知道中国拥有由乌仗那国王雕刻的檀木佛像。在佛教的著名形像中，有一些已装饰了千佛洞几个石窟的洞壁，檀木像是出现于中国中原地区的唯一佛像。”如果他未看到一身附有一条如此明显题识的瑞像图，那么他就不可能提出这样的看法。

题识33，C号写本第34—35行的一条相似题识作：“酒泉郡呼蚕河瑞像，奇异不可思议。有人求愿，获无量福（其像坐，菩萨形）。”葫芦河或洮赉河和其他同音名称的河，确实流经了甘肃酒泉（肃州）的领土，但我没有发现有关于此提到的瑞像的任何资料。汉代创建的酒泉郡，于589年隋初被废。它仅仅在唐代的742—758年的数年间，才被恢复过它原有的地位。

题识34，我们根本不可能考证这身瑞像，因为缺少足够的具体资料。如果仅仅根据玄奘的记述，那么在摩揭陀国就有几身很著名的观音像。

我还应提醒大家注意，我已经在A号写本的第12条题识中，遇到了观音名号。我知道，观音出现在于阗保护神的八大金刚的名表中。请参阅对A号写本第3条题识的诠释。最后，我还发现，据上文提供的石窟示意图来看，第34条、本条和同样也提到观音的第14条题识，都被置于面对面。这种布局是有意的，还是出自一种巧合呢？这一问题似乎仍然得不到答案。

题识35，我于此似乎又一次处于难以定夺的处境。我特别是不知道“古城”是指什么。在白玉河与黑玉河之间，在今和田城以西，有一个地方现叫约特干。斯坦因把于阗古城的遗址确定在那里了。然而，在我们所研究的那个时代，最晚不超过10世纪，今城尚不存在。正是现已消失的城市为于阗国之京师，它肯定不是我们题识中的“古城”。

最有可能的，这一“古城”是抄写者对“固城”的误写。我通过A号写本的第11条题识而获知，此地为于阗国的六城之一，那里有一尊迦耶佛的瑞像。

在敦煌第231号石窟和许多敦煌写本中，所抄录的题识都残损不全和混乱不堪。最好的办法是推迟这项研究，一直到有可能了解同类的其他绘画和题识为止，特别是第220号洞中的题识。然而，无论如何，我们的这些题识并非是没有任何意义的。它们提供了9世纪时，敦煌佛教徒们所崇拜的全部瑞像的统计表。在这个问题上，大家不会不为在题识中赋予于阗或属于于阗国组成部分的其他地方，那些著名瑞像的重要意义感到惊奇。这是一种已超越了宗教范畴的事实，应引起史学家们的注意。它确实说明，敦煌与于阗当时以这种或那种方式维持着关系。

（译自巴黎1984年出版的《敦煌学论文集》第3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