敦煌本《珠英集》中的14位诗人

吴其昱

引言

1961年，我研究了两卷敦煌汉文写本，即斯坦因敦煌写本S. 2717号背面与伯希和敦煌汉文写本P. 3771号背面，它们都是《珠英集》的残卷。我就这一内容写了两篇文章。第一篇发表于《纪念戴密微先生汉学论文集》第2卷，第361—398页以及XI幅图版（巴黎1975年版），其标题为《敦煌本〈珠英集〉两残卷，在敦煌发现的唐代（约为702年）诗选》。

第2篇文章一直保存在我的档案柜中。我经过修改和补充自己的研究成果之后，现在将它发表。我将要介绍《珠英集》中的14位珠英学士的传记，因此其中也包括在我的第一篇论文《敦煌本〈珠英集〉两残卷》中，已经发表的诗人崔融和符凤的传记。在本文中，我将补充其在两唐书中记载的8位诗人的传记，此外还撰写了在这两部史著中没有任何传记的6名诗人。

现在已经发表了有关这两卷写本的一些论文。如董康于1936年在《书舶庸谭》（北京1936年版，1946年第2版，第4章，第10—11页）中谈到了斯坦因敦煌写本S.2717号。王重民于其文《补全唐诗》（载《中华文史论丛》，第3期，北京1963年，第301—346页）中发表了《珠英集》两残卷中的诗。梅应运在其《敦煌石室经卷题记之研究》（载《新亚书院学术年刊》第8卷，第235—290页，香港1966年版），也研究了这些文书。

我有义务发表尊师戴密微先生生前曾校订过的一篇论文的第2部分。

一、崔融（653—706）

崔融，字安成，生于653年，齐州全节（今山东济南东）人。676年左右成功地经过了8次科考⁽¹⁾，被委任为宫门丞兼直崇文馆学士。他然后又被选为皇太子李显（即后来的中宗皇帝，684年登基，后又于705—710年在位）的侍读兼侍属文。他撰写了大部分致皇后的上表和由李显上奏的表章，他可能“代皇太子请修书表”⁽²⁾。696年1月⁽³⁾，武后为了一场宗教仪轨而前往河南嵩山，她在那里生活并怀着崇拜的心情阅读了由崔融于683年为夏王朝（公元前22世纪左右）⁽⁴⁾的第2位国王启的母亲写的一篇碑文。她于是便要求崔融为她撰写嵩山朝觐碑⁽⁵⁾。崔融然后又被从魏州（河北的南部）司功参军的职务晋升到著作佐郎的官品上了。不久之后，他又被敕封以右史⁽⁶⁾的职位。他说服了武后不要把“四镇”⁽⁷⁾（今新疆的西部和原苏联中亚一段的附近地区）割让给吐蕃人。⁽⁸⁾696年秋，他作为掌书记前往河北，并于698年初返回京师⁽⁹⁾。稍后不久，他又充任著作郎、右史和内供奉⁽¹⁰⁾。到701年左右，他以凤阁舍人⁽¹¹⁾的身份说服武后不要实施定期禁止屠宰的法令。⁽¹²⁾他后来又触犯了武后的宠臣张昌宗，被降职为婺州（浙江南部）长史⁽¹³⁾。当张昌宗的怒气平息之后，他又被召回京师充任春官郎中⁽¹⁴⁾，负责撰写敕令和知制诰。702年，他再次出任凤阁舍人。一年之后（703年），他奉命修国史⁽¹⁵⁾。703年秋，他说服了武后不要在帝国内征敛过境税和过河税。704年，他又被敕封为司礼少卿，始终负责撰写敕旨。在705年的事变之后，由于与张氏兄弟的关系，崔融也与许多文人一样而遭贬，于春天作为袁州（属江西）刺史⁽¹⁶⁾而被放任到地方上。秋天，中宗皇帝又召他入京并委以“国子司业”的职务，负责修史。706年，由于和其他文人一起完成了修武后的实录，他又获得了清河县子的官衔。在他刚刚完成武后的哀册文之后，由于累得精疲力竭，于54岁时死亡⁽¹⁷⁾。皇帝后追谥他为文公和卫州刺史的称号。他留下了60卷著作，但没有传到我们手中。我们可以在空海（774—835）⁽¹⁸⁾的《文镜秘府论》提到的他的《唐朝新定诗格》中，找到某些段落。

二、韦元旦（活动于672—710年）

韦元旦，原籍万年（即京师长安），本人是进士⁽¹⁹⁾。他被任命为东阿（山东省的西部）尉。672年，他充任左台御史和宫尹司直⁽²⁰⁾。688年，又任美原（长安附近）县尉⁽²¹⁾，在705年为左台御史。在705年的事变之后，他作为张易之的亲戚之一，被流放到感义（广西的东部）充任县尉。由于他是韦后的远房亲属，所以才奉诏入京并于796年⁽²²⁾被任命为主客员外郎，后来（或在此之前）又任左司员外郎⁽²³⁾。他708年为修文馆学士⁽²⁴⁾，709年左右又成为中书舍人⁽²⁵⁾。在710年反对韦后的政变之后，由于他与韦皇后的亲戚关系，所以可能被流放。当时修文馆的大部分文人都遭贬谪或流放。⁽²⁶⁾

三、沈佺期（大约逝世于714年左右）

沈佺期，字云卿，原籍为相州（河南北部）内黄人，于656年中进士⁽²⁷⁾。他曾先被任命为协律郎，稍后不久又于701年被任命为通事舍人⁽²⁸⁾并参加编纂《三教珠英》⁽²⁹⁾。702年，沈佺期在离开两京一段时间之后出任给事中，704年又被任命为考功员外郎⁽³⁰⁾。他被指控为贪污并被投入监狱⁽³¹⁾。出狱之后，他又升任给事中⁽³²⁾。705年，在武则天的宠臣张氏二兄弟失败之后，他被流放到了州（越南北方的德寿附近）⁽³³⁾，然后又被调到台州（浙江南部）任录事参军⁽³⁴⁾。707年秋季，沈佺期又因公还京并作为起居郎而留在那里。708年，他又任修文馆直学士⁽³⁵⁾和中书舍人。他于712年冬季充任太府少卿⁽³⁶⁾，713年任太子少詹事⁽³⁷⁾，卒于714年左右⁽³⁸⁾。此人是当时最优秀的诗人之一和新风诗（尤其是八句七言诗）的推动者之一⁽³⁹⁾，共为我们留下了约158首诗，其中有16首不能最终归与他的名下⁽⁴⁰⁾。

四、李適（663—711）

李適，字子至，原籍为万年（京师的东部），生于663年左右。他得中进士⁽⁴¹⁾，作通事舍人⁽⁴²⁾，曾参与编纂《三教珠英》并被任命为户部员外郎⁽⁴³⁾。708年左右，他任中书舍人并于708年5月19日又被任命为修文馆学士⁽⁴⁴⁾。在睿宗第2次在位（710—712）⁽⁴⁵⁾期间，当道教天师司马承贞（647—735）于711年左右返回天台山（浙江南部）的前夕，李適写了一些赞扬该道家人物的诗。继他之后，宫廷中的300多名诗人也都写了送别诗⁽⁴⁶⁾。711年，李適被任命为工部侍郎⁽⁴⁷⁾，并死于同一年⁽⁴⁸⁾。

五、崔湜（671—713）

崔湜，字澄澜，原籍为清河人⁽⁴⁹⁾，于671年诞生于一个官宦之家⁽⁵⁰⁾。他仪表堂堂，天资聪明，雄心勃勃，从青年时代起就以其文学才能而著称于世。他于699年中进士⁽⁵¹⁾，稍后在700—701年又被任命为殿中侍御史⁽⁵²⁾，参与了编纂《三教珠英》。此人被晋升为右补阙⁽⁵³⁾。在神龙（705—706）初，他官居考功员外郎⁽⁵⁴⁾。705年2月20日，在反对武后（她程度不同地被当作是唐朝的篡权者）政权的政变时⁽⁵⁵⁾，政变的5位首领中的桓彦范（653—706）和敬晖（殁于706年）二人，由于害怕当时尚未触及的武后的侄子武三思（卒于707年8月7日）⁽⁵⁶⁾，便要求崔湜严密监视他⁽⁵⁷⁾。不久之后，中宗皇帝在其妻韦后的影响下⁽⁵⁸⁾，开始疏远并怀疑在705年政变时的支持者，于是便宠爱韦后的情人武三思。崔湜可能是发现了韦后亲信的崛起，于是便决定改变阵营和秘密地泄露了亲李氏家族（唐朝的皇族）反对韦后的计划。时隔不久，他被任命为中书舍人⁽⁵⁹⁾。当桓彦范和敬晖在他们的政治斗争中遭到致命失败之后，于706年7月20日被最终驱逐到了遥远的南方（广东及其附近地区）⁽⁶⁰⁾。崔湜劝武三思令人杀死他们并向他推荐了自己的堂兄弟周利贞（殁于713年左右）去行刺，周利贞曾遭桓、敬集团的贬谪⁽⁶¹⁾。很可能是在朝廷于706年冬从洛阳迁至长安之后，他又迁任兵部侍郎⁽⁶²⁾。707年8月7日，武三思在由皇太子李重俊策划的一次反对韦后及其亲信的政变阴谋中被杀，皇太子同样也被杀。⁽⁶³⁾崔湜在博得中宗皇帝的二等妃子上官婉儿（约664—710年⁽⁶⁴⁾，宫中最有权势的女子之一）⁽⁶⁵⁾的爱情和支持之后，于708年春⁽⁶⁶⁾被任命为吏部侍郎，后又于709年4月15日成为中书侍郎同中书门下平章事⁽⁶⁷⁾。他由于卷入了对其弟被一官吏候选人贿赂的讼诉中⁽⁶⁸⁾，于是便在709年6月22日遭谪到襄州（今湖北襄阳），充任刺史⁽⁶⁹⁾。始终是在上官婉儿和中宗皇帝的女儿安乐公主的支持下和经过她们的活动之后，他又重返京师，于709年12月17日左右出任尚书左丞⁽⁷⁰⁾，后又任吏部侍郎⁽⁷¹⁾。由于中宗皇帝于710年7月3日被毒杀，韦后于710年7月4日任命他为自己的大臣之一⁽⁷²⁾。18天之后，爆发了由临淄王（后来的玄宗皇帝，712—755年在位）李隆基发动的政变⁽⁷³⁾。韦后和武后家族这一次在流血的斗争中，几乎全部死亡⁽⁷⁴⁾。当李隆基的父亲睿宗皇帝第二次登基称帝时，崔湜作为华州（京师附近）刺史，于710年7月24日被遣出京师⁽⁷⁵⁾。由于他陷入了由中宗皇帝的儿子李重福于710年9月12日在洛阳策划的阴谋⁽⁷⁶⁾，所以如若不是刘幽求（655—715）和张说（667—731）的保奏，那就不会逃脱被判处死刑的命运。时隔不久，他又出任太子（李隆基）詹事。在武后的女儿太平公主的保荐下，他又于717年11月15日被封为大臣之一⁽⁷⁷⁾，充任检校中书侍郎；当玄宗在712年9月10日登基之后，便于712年9月16日敕封他为中书令⁽⁷⁸⁾。崔湜与太平公主合谋把张说逐至洛阳，把刘幽求逐至封州（今广东省丰川）⁽⁷⁹⁾。玄宗希望在与其姑母太平公主的斗争中让他站在自己一边⁽⁸⁰⁾，但崔湜更喜欢效忠公主，因为公主权力很大并越来越与年轻皇帝的亲信们对立⁽⁸¹⁾。在家宴上，他把自己的家族比作在东晋（317—420）时非常强大的王氏和谢氏家族⁽⁸²⁾。在由受到威胁的玄宗皇帝发动的一次暴力事件的前夕，他隐瞒了皇帝希望知道的有关公主的秘密⁽⁸³⁾。在713年7月29日镇压了太平公主一派⁽⁸⁴⁾之后，崔湜遭贬并被遣往广东。宫中一名元氏妃子揭发崔湜曾策划令人毒杀玄宗，于是皇帝便令他于713年在荆州（湖北）一驿站中自裁，享年43岁。⁽⁸⁵⁾

六、刘知几（661—721）

刘知几于661年诞生于一个官宦之家，原籍为彭城（今江苏北部的徐州）。他于682年中进士⁽⁸⁶⁾，接着在长安和洛阳继续学习历史⁽⁸⁷⁾。691—695年，他官居获嘉（河南北部）主簿⁽⁸⁸⁾。700年左右，由于他出任定王仓曹⁽⁸⁹⁾，所以参与了编写《三教珠英》。702年左右，他被委任为右补阙⁽⁹⁰⁾、著作佐郎⁽⁹¹⁾和左史，始终“兼修国史”；唯有704年间除外，他在此期间任凤阁舍人⁽⁹²⁾，写了一部其家族史，并与其他人共同写了一部望族世系谱。705年初，当唐朝在一次政变之后又得以恢复时，他又被任命为著作郎。706年冬，唐朝宫廷从洛阳迁至长安，他要求允许留守洛阳。708年，他任太子允中近4年⁽⁹³⁾，便被召入长安和充任秘书少监⁽⁹⁴⁾。由于他既与其同事们又与负责监督修国史的高级官吏们不合，于是便在一封信中向他们提出了5种反对意见并提交辞呈。他既未获准辞职，又未被允许撰写他认为是正确的内容。为了表明自己个人的见解，刘知几于景龙四年五月间（710年6月2日—7月1日）发表了《史通》⁽⁹⁵⁾，这是一部重要的史书。在710年3周内发生的两次政变之后，睿宗登基，刘知几被晋升为太子左庶子，同时又任崇文馆学士。为了避皇太子名字中最后一个字“基”与其名“几”的同音之讳，他又取字“子玄”而不是“知几”。在开元初的715年左右，他又晋升为左散骑常侍。721年，其子太乐令刘贶被判处流放。刘知几曾试图向大臣们作解释。皇帝动怒了，便派他前往安州（今湖北中部的钟祥）任安州都督府别驾。在他到达那里之后不久就死去了，享年61岁。除了《史通》，他还留下了一部未能传世的30卷的著作⁽⁹⁶⁾。

七、王无竞（约652—705）

王无竞，字仲烈，于652年诞生在一个官宦之家，是东莱（山东）王偘的次子，而王偘又是棣州司马王弘（379—432）的第10代子孙。当王无竞于677年20多岁的时候，他已成功地度过了“下笔成章”举⁽⁹⁷⁾。他接着被任命为赵州（河北）栾城县尉，后又相继任秘书省正字、右武卫仓曹、洛阳县尉、监察御史、殿中侍御史等职务⁽⁹⁸⁾。当他官居这后一个职位时，曾于某一天要求两位大臣按照宫廷的礼仪行事。这两位大臣大怒，不久便使他改任太子舍人。705年，他受控惹怒了一些有权势的高级官吏⁽⁹⁹⁾，遭谪赴苏州（江苏南部）任司马；在与他保持关系的张易之和张昌宗垮台（705年）之后，他再次遭贬并被流放到广州。时隔不久，他于54岁时客死那里。王无竞可能是在其政敌按照一道矫诏令的唆使下，被拷打致死的⁽¹⁰⁰⁾。其妻为范阳（河北）卢氏，死于742年之前。

八、马吉甫（积极活动于698—704）

马吉甫原籍为扶风（陕西西南）⁽¹⁰¹⁾，由于他“眇一目”，所以获绰号“端箭师”⁽¹⁰²⁾。他于698年左右任直崇文馆⁽¹⁰³⁾，参加了《三教珠英》的编纂⁽¹⁰⁴⁾，后又任太子文学⁽¹⁰⁵⁾。此人在当时非常著名，曾有人向武后呈奏了有关他的一个奇怪故事：“闾知微骑马，马吉甫骑驴。”

他为我们留下了一篇碑文，即698年的《周渭南县令李思占清

德颂》⁽¹⁰⁶⁾，此外还有704年的《蜗牛赋》⁽¹⁰⁷⁾和《珠英集》中的3首诗⁽¹⁰⁸⁾。

九、乔备（殁于703年左右）

乔备原籍宋国（河南东部）⁽¹⁰⁹⁾。他是《三教珠英》⁽¹¹⁰⁾的编纂者之一。此人于702年左右曾任蒲州（山西）安邑令⁽¹¹¹⁾，703年殁于襄阳（湖北）令⁽¹¹²⁾的职位上。乔备留下了一部10卷（一说为6卷）的著作⁽¹¹³⁾，但没有留传到今天⁽¹¹⁴⁾。

十、元希声（662—707）

元希声于662年诞生于洛阳一个官吏家庭。其父为黄州（湖北）刺史。在元希声很年轻的时候，世人便称赞他超群的天资。他在7岁时就可以写文笔优美的文章。在14岁时就已懂得了五经和古代哲学圣贤们的著作，尚且不谈他操琴的本领。元希声中进士之后⁽¹¹⁵⁾，被委任为相州（河南东北部）的内黄主簿，其官宦生涯因其父亡故而中断。约3年之后，他作为校书郎而工作，后又任右金吾兵曹和京师的万年主簿。元希声接着任鄎国公武攸望的书记⁽¹¹⁶⁾，后又任司礼博士。当武后希望有一些文人来编纂《三教珠英》时，他有幸被第一个任命（700年左右）。因为元希声令人满意地编纂了此书，所以于701年末或702年初被晋升为太子文学，接着在703年左右任主客员外郎，704年任考功员外郎⁽¹¹⁷⁾。当中宗皇帝于705年登基时，元希声又晋升为中书舍人。由于过分忙碌，他徒劳无益地多次请求调往地方工作。此人稍后任太常少卿，不久于707年又任吏部侍郎⁽¹¹⁸⁾。他非常消瘦且病魔缠身，于46岁时卒殁，共留下了现已失传的30卷著作⁽¹¹⁹⁾。

十一、房元阳（700—702年积极活动）

房元阳是洛阳人，也是《三教珠英》的编纂者之一，先于702年左右任司礼博士，稍后又任水部郎中⁽¹²⁰⁾。其父房玄基曾任仓部郎中⁽¹²¹⁾和水部郎中⁽¹²²⁾。

十二、杨齐哲（700—719年积极活动）

杨齐哲原籍弘农（河南西南部），是《三教珠英》的编纂者之一。他于702年左右任洛阳尉，曾向张氲奉献嵇康（223—262年）的一把锤子⁽¹²³⁾。杨齐哲留下了两方碑文：719年的《纳职令王行碑》⁽¹²⁴⁾、712年的《韦维善政论》⁽¹²⁵⁾以及另外一首诗⁽¹²⁶⁾。

十三、胡皓⁽¹²⁷⁾（700—730年积极活动）

胡皓“原籍”安定（甘肃），但却是居住在洛阳的人⁽¹²⁸⁾。他在702年左右任恭陵丞⁽¹²⁹⁾，可能于705年被流放到了浙江南部⁽¹³⁰⁾。但他的流放期似乎不长，因为在711年和713年左右就已经占据了一个相当高的职位，即充任秘书丞，在712年又充任昭文馆学士⁽¹³¹⁾。胡皓后来又任著作郎⁽¹³²⁾和秘书少监⁽¹³³⁾。722年（约为6月20日左右），他写了一首送别中书令张说的诗，后者被派往视察北部（陕西北部）边境：“燕公为汉将”⁽¹³⁴⁾。可能是730年3月11日，他又写了一首《奉和圣制同二相以下群官乐游园宴》⁽¹³⁵⁾。在他的著作中，我们发现了两篇墓志铭：《唐并州长崔敬嗣碑》（711年）⁽¹³⁶⁾和《光禄少卿姚彝碑》（717年）⁽¹³⁷⁾以及6首诗⁽¹³⁸⁾。

十四、符凤（殁于710年左右）

在《唐会要》的人名表和《玉海》的引文⁽¹³⁹⁾中，我们发现其名又写作蒋凤。《玉海》⁽¹⁴⁰⁾在引用《刘禹锡集》时同样也提到蒋凤是《珠英集》中的诗人之一。我们能够得到的《唐会要》和《玉海》的所有版本是很晚时期的，难以证明“蒋”字的写法是否正确。

在引自《刘禹锡集》的那一句话中，刘禹锡（772—842）著作的宋版本向我们提供了“符凤”而不是“蒋风”的写法⁽¹⁴¹⁾。由于这两个（符，蒋）方块字的相似性，所以可能是由抄写者造成的错误。

据《旧唐书》⁽¹⁴²⁾记载，符凤是安乐公主（卒于710年）的仓曹。他曾建议该公主的驸马武延秀（死于710年）穿黑衣服以适应“黑神孙披天裳”的预言。符凤是想说武延秀是武后（神皇）的孙子之一，因而也是帝国中尚记忆犹新的武氏周王朝的继承人。

在《太平广记》中，很可能是根据《朝野佥载》⁽¹⁴³⁾记载，我找到了的符凤的那位叫做玉英的妻子的故事。此女奇美。其夫符凤被流放到儋州（海南岛北部），来到南海（广东）时，被想把玉英留作妾的獠贼杀害。她回答说：“‘一妇人不足事众男子，请推一长者。’贼然之。乃请更衣，有顷，盛服立于舟，骂曰：‘受贼辱，不如死。’”她投海自杀了。

符凤传记的年谱完全与我们的这位文人的传记⁽¹⁴⁴⁾相符。他可能被指控与在710年7月的政变中被杀的安乐公主有勾结⁽¹⁴⁵⁾。

注释：

另外，端门似乎是洛阳皇城的正门（参阅《太平广记》卷494，第4054页）。似乎是在709年，即在崔湜被任命为大臣之后不久（《资治通鉴》卷208，第6590页），张说看到了他并叹息。因为在706年，当宫廷从洛阳迁至长安的时候，崔湜仅仅是中书舍人（《资治通鉴》卷208，第6590页），这似乎不是一个高到值得张说赞叹的职位，而且与崔湜的年龄也不相符。我同样还很怀疑崔湜能够在洛阳缓辔讽诗，因为朝廷从706年就已迁至长安了。

首先，事实上并不存在，或者至少是其他独立的史料没有提供这些事实的其他例证。始终是根据《唐会要》的记载，刘知几于691年（《唐会要》卷67，第1181页；卷68，第1198页）和695年（同上，卷40，第728页，卷81第1494页）仍任此职。

另外，如果刘知几从680年起就被任命这一职务，并一直留任到699年，那么他就不可能不会在《史通》中发任何怨言。

他还提及了为学习历史而在长安和洛阳的长期居住（见下文）。如果他当时已出任获嘉主簿，那么法律上就不允许他在京师作长时间停留。

总而言之，傅振伦在《刘知几年谱》中的解释令人十分怀疑。刘知几在开始时更可能是任一种像“正字”或“校书”那样的九品官，这种职位使他得以在京师学习。这基本是在680—689年左右，正如在《史通》中已揭示出来的那样：“旅游京洛颇积岁年”（卷10第9页，载《四部丛刊》本）、“年登弱冠射策登朝”（卷10第9页）、“仆少小从仕，早蹑通班”（卷20第16页）。他然后又可能派往获嘉，很可能是从690年一直到699年左右。因为他指出：“语官途则十年不进。”（卷20，第17页）

近代作家发表了有关刘知几的大量文章，但令人遗憾的是，它们一般均发表在笔者无法得到的杂志中。如刘汉在《努力学报》第1卷（1929年9月北京版）中发表的《刘子玄年谱》；周品英在《东方杂志》第31册第19分册（1934年10月北京版）中发表的《刘知几年谱》；高炳翊在《震檀学报》第18卷（1957年）第87—130页，第19卷（1958年）第81—163页（汉城版）中发表的《中国的伟大史学家刘知几（661—721）的重要理论》。

《新唐书》（卷60，第14页）在《朝英集》的标题下的注释中提到了胡皓的名字，这段文字又由《全唐诗》卷108第1122页引用：“《朝英集》三卷，开元中（713—741）张孝嵩出塞，张九龄、韩休、崔沔、王翰、胡皓、贺知章所撰送行歌词。”这一诗集未载入宋代藏书楼中保留下来的书籍目录中。另外，张孝嵩一名也令人质疑，因为在《新唐书》提到的诗人张九龄的全集中，没有任何为张孝嵩送行的诗。更进一步说，也不大可能是《唐丞相曲江张先生文集》（《四部丛刊》本）的抄写者们仅仅遗漏了这唯一的一首诗。相反，还应指出，我从中发现了一首为722年被派往北部边界的张说送行的诗（卷2，第6页），同时在《文苑英华》卷177第3—9页和《张说之文集》卷4第3—10页中也可以发现之。参阅《全唐诗》卷110第1123页、卷112第1146页、卷156第1605页和《唐诗纪事》卷15第16页、卷14第13页、卷21第12页、卷20第23页、卷17第26页。

（译自巴黎—日内瓦1981年出版的《敦煌学论文集》第2卷）

【注释】

(1)《登科记考》卷2，第21页；参阅《旧唐书》卷94，第3—6页。

(2)《文苑英华》卷605，第5—6页；《全唐文》卷217，第14—15页。

(3)《旧唐书》卷94，第3—4页认为，圣历（698—700）年间中期（即699年），是武后为举行宗教仪轨而前往嵩山旅行的时间（《新唐书》卷114第1页中没有确切的时间）。她在那里发现并阅读了由崔融撰写的启母庙碑文，然后便敕封他为著作佐郎。但这一时间却由陈子昂的两首诗所否认，崔融在诗中被称为著作郎。在696年8月契丹人反叛的初期（696年6月18日—699年7月23日，其地点基本相当于今辽宁的西部），以及在697年12月—698年1月平息这次叛乱之后（《陈子昂集》卷2，第34—36、40—41页），他作为掌书记而被遣往河北旅行。据《资治通鉴》卷205第6503—6504页记载，武后于696年1月10日和29日之间为举行宗教仪式而前往嵩山，于同年3月7日封给了启母一个尊号。崔融于是便在696年（而不是699年）被敕封为著作佐郎。

(4)《嵩山启母庙碑》，载《义苑英华》卷888，第1—6页。参阅《金石录》卷24，第8页（《四部丛刊》本第2版）。

(5)《资治通鉴》卷206，第6503页。

(6)见李峤的《授太子舍人刘如玉等右史制》，载《文苑英华》卷383，第2页；《全唐文》卷242，第4—5页。

(7)679—719年，四镇是龟兹（库车）、于阗（和田）、疏勒（喀什）和碎叶［据高本汉的《汉文典》（1957年斯德哥尔摩版）第490n和633d条目应读作。可能相当于楚河流域的Sūyāb，即原苏联中亚地段的托克玛克］。参阅《资治通鉴》卷205，第6487页；《旧唐书》卷6第4页，卷93第2页，卷198第10页；《新唐书》卷190第11页，卷221上第8—9页；沙畹：《西突厥史料》，1903年圣彼得堡版，第113—114页（冯承钧译本，1934年上海版，第87页）；《世界境域志》（982年），波斯文本，第84页，德黑兰1962年版（V.米诺尔斯基英译本，1937年伦敦版，第99、303页）。

(8)《新唐书》卷216上，第5—6页。

(9)《陈子昂集》卷2，第34—36、40—41页（北京1960年版）：一、《送著作佐郎崔融等从梁王东征并序》；二、《登蓟城西北楼送著作郎融入都并序》。

(10)李峤：《授崔融著作郎制》，载《文苑英华》卷400，第7页；《全唐文》卷242，第10页。

(11)《夏日游石淙诗》（700年6月10日），载《金石粹编》卷64，第1—2页；《八琼室金石补正》卷45，第6页。《石堂山高凉灵宝记》之碑（700年12月17日，位于今四川北部的绵阳附近）似乎不是由崔融本人竖立起来的。请参阅刊布于《八琼室金石补正》卷40第11—12页的碑文。

(12)《资治通鉴》卷207，第6553—6554页；《旧唐书》卷94，第3—6页；《唐会要》卷41，第731页。

(13)他于701年初似乎在浙江。参阅其诗《吴中好风景》，载《全唐诗》卷68，第766页：“夕烟杨柳岸，春水木兰桡。”还可以参看《登东阳沈隐侯八咏楼》，载《全唐诗》卷68，第765页和《文苑英华》卷311，第12页。

(14)劳榦：《唐尚书省郎官石柱题名考》卷19，第2—3页。

(15)b《唐会要》卷86，第1578页。

(16)参阅《和宋之问寒食题临江驿诗》，载《全唐诗》卷68，第765—766页；《游东林寺》，载《庐山记》卷4第1043页，《大正新修大藏经》版本卷51。

(17)我始终都是按照中国的计算方式而提到年龄的。参阅《朝野佥载》卷1，第4页，《丛书集成》第2830册；《隋唐嘉话》卷3，第26页，载《顾氏文房小说》版本，台北1960年版。

(18)《文镜秘府论》，1975年北京版，第98、116、120—121、202—203、205—206页、208页。

(19)《登科记考》卷27，第2页；请参阅《新唐书》卷202，第1—2页。

(20)《栖岩寺诗碣记》（672年12月2日），载《山右石刻丛编》卷5，第16—17页。

(21)《金石粹编》卷61，第1—2页：《美原神泉诗碑》。

(22)《唐尚书省郎官石柱题名考》卷26，第5页。

(23)同上，卷2，第3页。

(24)《新唐书》卷202，第1页，李適传。

(25)徐彦伯（殁于714年）诗：《同章舍人元旦早朝》，载《全唐诗》卷76,第825页；《新唐书》卷202第1—2页，卷74第10页；《元和姓纂》卷2，第16页。

(26)《唐诗纪事》卷11，第23—25页；《全唐诗》卷69，第772—774页。

(27)《唐才子传》（1304年）卷1，第8页，1957年上海版：《登科记考》卷2，第20页。参阅戴何都：《选举志》第151页，1932年巴黎版；《旧唐书》卷190下，第5页；《新唐书》卷202，第2页。

(28)《旧唐书》卷190下，第5页；斯坦因敦煌写本S.2717号背面，《珠英集》图版I；《全唐诗》卷97，第1053页；《哭苏眉州崔司业二公并序》（702年）：“崔为凤阁舍人，佺期又迁给事。”

(29)《旧唐书》卷190下，第5页；《唐会要》卷36，第657页。

(30)《旧唐书》卷190下，第5页；《唐尚书省郎官石柱题名考》卷10，第16—17页。参阅上文注［27］。

(31)《全唐诗》卷95，第1026页：《伤王学士并序》。

(32)《新唐书》卷202，第2页；《文苑英华》卷190，第13页；《全唐诗》卷97，第1047页；《白考功员外授给事中》，第1051页,《答魑魅代·书寄家人》；第1053页：《哭苏眉州》。

(33)《新唐书》卷202，第2页；《全唐诗》卷95第1024—1025页，卷96第1038—1039页，卷97第1047、1050—1053页，卷51第626页：宋之问（殁于713年左右）：《至端州驿》。

(34)《新唐书》卷202，第2页。参阅《本事诗）（886年），第24—25页，《顾氏文房小说》版本。

(35)《新唐书》卷202，第2页：《唐会要》卷64，第1115页，其中提到他于708年11月20日被任命为修文馆直学士。斯坦因敦煌汉文写本S.2423号和2926（2）号的跋文，都提到了他于712年的职官尊号——“正义大夫行太府幸卿昭文馆学士”。这两卷敦煌文书已转载于《敦煌遗书总目索引》第157和169页；《大正新修大藏经》第85卷第1422页已发表了斯坦因敦煌写本S.2423号。

(36)《一切道经妙门由起》序第5页，载《道藏》第760卷。

(37)《旧唐书》卷190下，第5页；《新唐书》卷202，第2页；《元和姓纂》卷7，第26页；《文苑英华》卷403，第9—10页。

(38)《新唐书》卷202，第2页；《旧唐书》卷190下，第5页。

(39)《隋唐嘉话》卷3，第25页。

(40)《全唐诗》卷95—97第1020—1055页，卷890第10049页。

(41)《登科纪考》卷27，第2页。参阅《旧唐书》卷190下，第11页；《新唐书》卷202，第11页。

(42)斯坦因敦煌写本S.2717号背面，《珠英集》图版Ⅱ。

(43)《唐尚书省郎官石柱题名考》卷12，第31页。其中在9世纪初的人中提到一位李适，很可能是分类错了。

(44)《唐会要》卷64，第1114—1115页。

(45)《资治通鉴》卷210，第6669—6670页，711年末。

(46)徐彦伯（殁于714年）共搜集了30多首以《白云记》这类的标题而著称的诗，这在当时非常流行。例如，可以参阅《大唐新语）（807年）卷10，第163页，1957年上海版。

(47)严耕望：《唐仆尚丞郎表》（台北1956年版）第248、1068—1069页。

(48)《旧唐书》卷190下，第11页；《全唐诗》卷76第822页，卷87第959—960页。参阅岑仲勉：《贞石证史》，载《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集刊》第8册，第4分册（1939年），第549—595页，上海版。(www.daowen.com)

(49)《新唐书》卷99，第9—10页；参阅《旧唐书》卷74，第10—11页。

(50)《新唐书》卷99，第8—9页；邓名世（卒于1168年之前不久）：《古今姓氏辨证》卷5，第6页，载《守山阁丛书》。

(51)《登科记考》卷4，第19页。

(52)《唐御史台精舍题名考》卷2，第1页序，载1880年的《月河精舍丛钞》。

(53)斯坦因敦煌写本S.2717号背面，《珠英集》图版I。

(54)劳幹：《唐尚书省郎官石柱题名考》卷10第17页，卷4第11页。

(55)《资治通鉴》卷207，第6578—6582页。

(56)同上，卷208，第6586—6587页。

(57)同上，卷208，第6590页。

(58)《本事诗》第25页，载《顾氏文房小说》，由《太平广记》卷299第1931页引用。

(59)《资治通鉴》卷208，第6950页。

(60)同上，由第6591—6592、6597页、6601页、6603页引证。

(61)同上，第6605—6606页；参阅《新唐书纠谬》卷10第121叶，载《丛书集成》第3836册。

(62)严耕望：《唐仆尚丞郎表》第246和938页；《册府元龟》卷560，第21页，香港1960年版；《开元释教目录》卷9；义净（635—713年）传记，载《大正新修大藏经》卷55，第568页。

(63)《资治通鉴》卷208，第6611—6612页。

(64)《旧唐书》卷51，第9页；《新唐书》卷99,第9页；《资治通鉴》卷209，第6633页。

(65)《资治通鉴》卷209，第6622—6623页。

(66)《唐仆尚丞郎表》第108和565页；参阅《封氏闻见记》卷3，第19页，1958年北京版。

(67)《资治通鉴》卷209，第6633页；《新唐书》卷61，第24页，《新唐书》还补充说：“湜执政时，年三十八岁，尝暮出端门，缓辔讽诗。张兑见之，叹曰：‘文与位固可致，其年不可及也。’”《新唐书》无疑是引证了《太平广记》卷494第4054页。或者是张著的《翰林盛事》中有关该轶事的直接史料（参阅《唐诗纪事》卷9第18页，其中提到了《新唐书》和《太平广记》）。《新唐书》在提到崔湜于709年4月15日被任命为大臣之一时，又自相矛盾（《新唐书》卷61，第24页，在39岁而不是38岁时），他在713年43岁时逝世（卷99，第10页）。

(68)《朝野佥载》卷4，第52页和《太平广记》卷258，第2016页。

(69)参阅《文苑英华》卷290，第2页和《全唐诗》卷54，第661页：“景龙二（三）年，余自门下平章事削阶，授江州员外司马，寻拜襄州刺史。春日赴襄阳途中言志。”参看岑仲勉：《读全唐诗札记》，载《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集刊》第9册（1947年），第84—85页，上海版。

(70)《旧唐书》卷74，第10页和《资治通鉴》卷209，第6637页。

(71)《唐仆尚丞郎表》第109页、417页、565页；《全唐诗》卷2，第25页。这句诗写于710年2月8日：“再司铨筦恩可忘。”

(72)《资治通鉴》卷209，第6641—6643页。

(73)同上，第6643—6649页。

(74)《全唐诗》卷51，第9页。

(75)《资治通鉴》卷209，第6648—6649页。

(76)同上，卷209，第6653页；卷210，第6655页。

(77)同上，卷210，第6667页。阅斯坦因敦煌写本S.2423号和2926（2）号的跋文中有关这一职官尊号的全称（712年）：“奉敕银青光禄大夫行中书侍郎昭文馆学士兼太子右庶子崔湜。”

(78)《一切道经妙门由起》序第5页，载《道藏》第760卷；《贞元新定释教目录》（800年）卷13，载《大正新修大藏经》卷55，第871页；《资治通鉴》卷210，第6675页。

(79)《资治通鉴》卷210，第6677页；《大唐新语》卷6，第111页。

(80)《大唐新语》卷9，第152页。

(81)《资治通鉴》卷210，第6681页。

(82)《唐摭言》（916—917年）卷12，第135—136页，上海1957年版。

(83)《资治通鉴》卷210，第6685—6686页。

(84)同上，第6683—6686页。

(85)同上，第6685页；《朝野佥载》卷1第13页，卷3第32页。崔湜传记的摘要发表于A.普菲斯梅尔：《〈中国人的幻想〉摘录》，载《科学院论丛》语言历史类，第64卷（1870年），第746页。

(86)《登科记考》卷2，第27页；参阅《旧唐书》卷102，第4—7页；《新唐书》卷132，第1—2页。

(87)傅振伦在《刘知几年谱》（1956年上海第2版）中认为，刘知几于680年被任命为获嘉（河南北部）主簿之职，即在他于同一年中进士之后不久和年长20岁的时候（同上引书，第58页）。傅振伦似乎是过分机械地解释了《旧唐书》中刘知几的传记：“弱冠举进士，授获嘉主簿。”这并不一定是说刘知几在中进士之后立即被委任这一职位。一般来说，断代史中不像墓志铭中那样列举所有的职官尊号。即使这是《旧唐书》中的本意，我们也完全有道理不接受此说，甚至是对此提出质疑。

(88)《唐会要》卷67，第1181页；卷68，第1198页和卷40，第728—729页。

(89)定王即武攸暨（卒于712年），是武后的侄子和女婿，即太平公主（卒于713年）的丈夫。参阅《旧唐书》卷183，第10—12页；《新唐书》卷206，第5页；《资治通鉴》卷204第6466页、6472页，卷208第6588页、6593页，卷210第6672页。《旧唐书》卷6第7页中提到的武攸宁（大约卒于706年）的这一尊号似乎是不正确的，见《资治通鉴》卷206第6540页，

(90)斯坦因敦煌写本S.2717号背面，《珠英集》图版Ⅳ。

(91)《史通》序，第1页（《四部丛刊》本）。

(92)《全唐诗》卷76第82页，徐彦伯赠刘知几的诗。参阅《唐会要》卷36第665页。

(93)《史通》卷20，第12页。

(94)《一切道经妙门由起》第5页，载《道藏》卷60。

(95)《史通》的现今文本似乎是在中宗皇帝晏驾（710年7月3日）之后，曾经过修订和增补。

(96)《旧唐书》卷202，第4—17页；《新唐书》卷132，第1—2页；《史通》卷10第8—14页，卷20第11—17页；傅振伦：《刘知几年谱》，1935年上海第1版，1956年上海修订第2版。

(97)《登科记考》卷2，第23页。参阅戴何都：《选举制》第206页，巴黎1932年版。见《旧唐书》卷190下，第10—11页；《新唐书》卷107，第12页。

(98)我主要是根据孙逖（约卒于761年）的《太子舍人王公墓志铭》而论述的，载《文苑英华》卷960，第7—8页。赵明诚（1081—1129年）在其《金石录》卷30第9页（《四部丛刊》第2版）中录下了王无竞的墓志铭——《唐中书舍人王无竞碑》。这实际上是莱州（山东）刺史姚讷在晚期复原的一方碑文（参阅陈思：《宝刻丛编》卷1，第406页，载《丛书集成》第1604册），其原碑文未能流传下来，似乎与孙逖的碑文相差甚殊。沐涧寺（河南沁阳）中王无竞于717年4月27日的署名似乎是同名的另一个人的作品（《八琼金石补正》卷61，第3页）。

(99)《旧唐书》和《新唐书》具体解释说，被惹怒的两位大臣是杨再思（卒于707年）和宗楚客（死于710年）；《唐会要》认为是701年，但没有具体指出人名，王无竞的墓志铭只是含含糊糊地提到了他们。然而，杨再思于694—699年为宰相，宗楚客在697—698年间任宰相。《唐会要》中，“宰相”一称很可能包括过去的丞相。我们还需要指出，并不是在被惹怒的大臣生气之后，立即就出现了王无竞被任命为太子舍人一职。因为在编纂于702年左右的《珠英集》（斯坦因敦煌写本S.2717号背面）和陈伯玉于702年死后不久而写成的《陈氏别传》（伯希和敦煌汉文写本P.3590号；《陈伯玉文集》，载《四部丛刊》本的附录第14页）中，他还任殿中侍御史。

(100)《新唐书》卷107，第12页；《旧唐书》卷190下，第10—11页。

(101)《斯坦因敦煌写本S.2717号背面：《珠英集》插图Ⅳ；岑仲勉：《元和姓纂四校记》卷7，第680页，1948年上海版。马吉甫的故乡是正平（今山西新绛）。

(102)《朝野佥载》卷4，第46页，载《丛书集成》第28和30册，由1978—1979年版本的《太平广记》卷254和《大唐新语》卷13第187页引证。

(103)《集古录目》卷2，第16页，载1844年的《三长物斋丛书》。

(104)《唐会要》卷36，第657页。

(105)斯坦因敦煌写本S.2717号背面，《珠英集》图版Ⅳ。

(106)《金石录》卷4，第13贞，第793号和《集古录跋尾》卷6，第3页，载1844年的《三长物斋丛书》。

(107)《文苑英华》卷142，第2—3页；《全唐文》卷622，第3—4页。

(108)斯坦因敦煌写本S.2717号背面，《珠英集》图版Ⅳ。

(109)《旧唐书》卷190下，第2页提到，同州（今陕西的大荔）的冯翊是其故乡。参阅：同上引书，卷190下，第3页。

(110)《唐会要》卷64，第657页。

(111)《张说之文集》卷6第3页中送乔备的诗——《送乔安邑备》，载《四部丛刊》本。

(112)《旧唐书》卷190下，第3页。

(113)《新唐书》卷60，第7页中提供了另一种不同的说法：“六”。

(114)参阅《全唐诗》卷81，第878—879页；卷882，第9966页。

(115)《登科记考》卷27，第3页。

(116)《旧唐书》卷183，第8页；《新唐书》卷206，第3页。

(117)《唐尚书省郎官石柱题名考》卷26，第4页；卷10，第16页。

(118)《唐仆尚丞郎表》第107和561页；《元和姓纂》卷4，第3页；《元和姓纂四校记》卷4，第314页。

(119)尤其是据崔湜的《故吏部侍郎元公碑》，见《文苑英华》卷818，第1—3页；《张说之文集》卷25，第13—16页（《四部丛刊》本）；《全唐文》卷280。

(120)伯希和敦煌汉文写本P.3771号背面，《珠英集》图版Ⅸ；《新唐书》卷71下，第46页；《古今姓氏辨记》卷13，第9页。

(121)《唐尚书省郎官石柱题名考》卷17，第4页；《新唐书》卷71下，第46页；《古今姓氏辨证》卷13，第9页。

(122)《新唐书》卷71下，第46页。

(123)《历代真仙体道通鉴》卷40，第41页，载《道藏》第146卷。

(124)《宝刻类编》卷3，第74页，载《丛书集成》第1514册。

(125)同上，卷8，第273页，载《丛书集成》第1514册。

(126)《唐诗纪事》卷13，第12页。

(127)我们可以发现“皓”字的一些不同写法：伯希和敦煌汉文写本P. 3771号背面，《珠英集》图版X和在《八琼室金石补正》卷50第14页作“皓”；《金石录》卷5第5和第8页（《四部丛刊》第2版），《文苑英华》卷400第7页，《唐诗纪事》卷20第23页作“皓”；《宋高僧传》卷18的僧伽传（《大正新修大藏经》卷50第823页；《宋碛砂藏》第543册第76页，1935年上海版）、《文苑英华》卷293第5页作“浩”；在毛晋（1599—1659年）为《搜玉小集》作的跋尾（《唐人选唐诗》，1958年北京版，第707页）中可能是作“鹄”。

(128)《元和姓纂》卷3第2页。

(129)高宗皇帝（650—684年在位）第5子李弘（652—675）的墓。参阅《旧唐书》卷86，第4—5页；《新唐书》卷81，第2—3页，李弘传。

(130)崔融和胡皓与宋之问一样，他们各自写了一首同一内容的诗：《和宋之问寒食题临江驿》（《唐诗纪事》卷20，第23页；《全唐诗》卷58，第765—766页，崔融的诗；《全唐诗》卷108，第1123页，胡皓的诗）。崔融于705年被流放，其诗（尤其是《去年上巳洛桥边》）似乎是说明崔融还居住在洛阳，这就是说他在朝廷于706年冬季从洛阳迁至长安之前就被流放了。李艾（657—716年3月24日）写了一首叫做《寄胡皓时在南中》的诗（《全唐诗》卷92，第966页），这首诗中的一句“山道绕天台”，可能是暗示他居住在浙江的南部。

(131)《集古录目》卷2，第19—20页；《一切道经妙门由起》序，第5页，载《道藏》第760卷。

(132)《文苑英华》卷150，第7页；《全唐文》卷251，第17—18页；《宋高僧传》卷18，僧伽传（殁于711年），载《大正新修大藏经》卷50，第823页。

(133)《元和姓纂》卷3，第2页。

(134)胡皓的诗，载《文苑英华》卷177，第5—6页；《全唐诗》卷108，第1123页。有关张说在北部边界（陕西和甘肃东部）的巡视，见《资治通鉴》卷212，第6750页。

(135)《张说之文集》卷4，第18页；《全唐诗》卷108，第1123页。收辑在《张说之文集》中的诗说明，“二相”是指张说和宋璟（667—737）。他们在729年9月24日至731年2月9日（张说逝世的时间）同时占据这些职位。有关皇帝的宴会，见《全唐诗》卷8第16页、《资治通鉴》卷218第6788页，有关宋璟的传记，见《旧唐书》卷96第9页，《新唐书》卷124第8页、《金石粹编》卷97第1—2页中的《宋璟碑》。

(136)《金石录》卷5第7页，卷26第2页；《集古录目》卷2，第19—20页。

(137)《八琼室金石补证》卷2，第1页。

(138)《全唐诗》卷108，第1122—1124页。

(139)《唐会要》卷96，第657页；《玉海》卷54，第32页，1806年和1883年版本。

(140)《玉海》卷54，第32页（元版本，1964年台北翻印本，卷54，第31页）。

(141)《荐处士严毖状》，载《刘梦得文集》卷22第9页（《四部丛刊》本）；《刘宾客文集》卷17第6页，1924年据宋版本翻印：“《珠英集》卷后列学士姓名，有常州人符凤。”

(142)《旧唐书》卷150第8—9页，由《全唐诗》卷875第9901页引用。但《新唐书》卷206第3页作“何凤”，很可能是由于字体混淆而造成的。

(143)《太平广记》卷270第2120—2121页，由《新唐书》卷205第3页引证。

(144)《唐会要》卷64，第1114页。

(145)《资治通鉴》卷209，第6643—6647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