敦煌本《珠英集》两残卷考

吴其昱

1.写本描述

我们在敦煌写本中发现了《珠英集》的两篇残卷，它们很可能是代表着这部类书的第5卷和最后一卷。这些残卷中的第1篇被编为S.2717号，现藏伦敦大英博物馆：其第2篇被编为P. 377l号，现藏巴黎国立图书馆。

第1篇残卷的行文共包括由六七⁽¹⁾名作家所作的36首诗，这些诗中的15首在《全唐诗》中付阙如。

该残卷自S.2717号写本背面第3页第1行开始，结束于同一背面第7页第21行。它共写有128行，几乎占据了整整5页。《〈珠英集〉第五》的标题和卷数写于文末⁽²⁾。写本中的文字很蹩脚，不大用心，用黑墨书写，纸上既无格又无边线。每1页共27行，每1行24—29个字。从一位作者到另一位作者或从一首诗到另一首诗，往往甚至没有用另起行来标明。据翟理斯的目录⁽³⁾和我所掌握的大英博物馆敦煌特藏的显微胶卷的放大图版来看，该卷写本长366cm，共包括9叶约为27cm×40cm的纸页，但与我们本文有关的诗文则仅占据27cm×193cm的面积。

至于该残卷的断代，大家可以根据其中的“今年天（大？）梁”⁽⁴⁾，而认为它抄写于后梁时代（907—923）。

第2篇残卷载巴黎国立图书馆P. 3771号写本的背面。该写本共包括五六名作家的17首诗，其中12首未见诸《全唐诗》：

⑤第12节中的最后几句诗，在《初学记》（728年，卷20，第20页，1888年刊本）和《全唐诗》（卷101，第1080页）中，均付阙如。

它共包括5页薄纸，呈浅黄色，其面积为27.7cm×181cm。该写本背面的第1页仅有28.3cm长，而最后1页则为25.5cm长，其他完整的3页为43cm×27.7cm。字体质量很低劣，略呈草体，不大用心，其墨有时很浅淡。每1页共24行，每1行约为23个字，既无横格又无边线。在一般情况下，抄经师对于每名作家而不是对每首诗都换行。在元希声的第2首诗中，我发现加入了1行反向书写的文字：“节度押衙银青光禄大夫兼校国子祭酒阎乔（？）一心……”⁽⁵⁾

2.对巴黎藏残卷以及无名诗考证的几点看法

伦敦藏残卷的标题为《珠英集》，而巴黎藏本则无标题，有待于考证。王重民曾试图于其《巴黎敦煌残卷叙录》⁽⁶⁾中来这样作，他在其中断言，其作家们的名字都注录在《唐会要》⁽⁷⁾所录之《三教珠英》的撰写者名表中了，该残卷的文字与伦敦藏卷颇为相似。我于此将对某些问题再补充某些看法。

李適（伦敦残卷）和胡皓（巴黎残卷）的名字未出现在《唐会要》的名表中。但《新唐书》⁽⁸⁾则强调李適参与了《三教珠英》的编撰。

至于胡皓⁽⁹⁾，大家知道他在713年左右官居“著作郎”一职，稍后不久又任“秘书少监”⁽¹⁰⁾。这两种官阶均属于皇家编纂的职业。他很可能是在713年之前开始这种生涯的，属于《三教珠英》的47名珠英学士之列⁽¹¹⁾，其完整的名表未能留传到今天。

巴黎藏残卷共提供了5名作家的17首诗。如若再从中加入伦敦藏残卷，那么每位作家的平均诗首数就为53/11，这就很接近《珠英集》中的平均数276/47⁽¹²⁾了。巴黎写本中的诗人均属于最低的官吏等级之列，一般均为最年轻的少壮派。其中选择他们的诗相对没有他们的上司们的数量多。我们还应指出，P.3771号敦煌写本背面与S.2717号背面是相辅相成的，这就是说两卷写本不具有共有的诗人和诗篇。

此外，我们知道，《珠英集》中的诗人是根据他们的官级分类的⁽¹³⁾。P. 3771号残卷完全符合这种相对不多见的编写方法。至于其中的诗人，他们仍维持了在《唐会要》中指出的顺序，唯有乔备例外。这种细微的变化，或是由于他们在《三教珠英》完成之后的晋升，或是由于抄写者自作主张而造成的。

巴黎藏残卷中某些诗人的官号可以断代为702年左右⁽¹⁴⁾。这就清楚地说明该残卷撰写于702年左右，与《珠英集》为同一时代。《珠英集》之外的另一部诗选，不大可能会与巴黎残卷具有如此之多的共同点。王重民的考证是不容置疑的。⁽¹⁵⁾

巴黎藏写本是以下面3首诗开始的，它们的标题分别作《春悲行》、《渝州逢故人》和《感春》。它们恰恰于胡皓的诗之前重复。在稍后不远处，我们于写本中胡皓的名下，共发现7首诗选，但仅保留有4首及第5首的标题。此外，这一标题似乎是错抄的，被置于写本开头处的3首诗也似乎未含有否定胡皓为其作者资格的内容。第2首诗的标题说明，作者曾在渝州（今四川重庆）⁽¹⁶⁾。事实上，胡皓曾被遣往松州都督府（四川西北），此名（松府）出现于其诗之一的标题中。况且，这3首诗紧接胡皓的诗之前，从而使此人诗篇的总数达到8首之多。我们在等待更为令人信服的证据之前，暂时先假设认为胡皓是这3首诗的作者。

现在很少有文献能使我们将《帝京篇》一首诗的作者资格归于于季子，他在《唐会要》的名表中是紧接王无竞和沈佺期之前的诗人。尤其是该名表仅仅提到26位珠英学士，而本残卷的抄写者似乎是从诗集中选择了数首诗。

3.诗集，它在古丛书目录中的踪迹及其编撰者

《珠英集》或《珠英学士集》的标题意指对类书《三教珠英》⁽¹⁷⁾（撰写于700年6月—7月前后）的简称⁽¹⁸⁾，由崔融（653—706）辑录并作序，他当时很可能正任凤阁舍人⁽¹⁹⁾。其完整的5卷集共包括《三教珠英》中47位作家的276首诗⁽²⁰⁾，他们很可能是当时宫中的最优秀的诗人。⁽²¹⁾其中的作家又根据他们的官品级别分类，并指出了他们的故乡。⁽²²⁾

《珠英集》在唐代（618—907）流传很广。在北宋时代（960—1127），可能也基本如此。⁽²³⁾但在南宋时代（1127—1279）⁽²⁴⁾，则很少见了。似乎在稍后从14世纪起就消失了或至少是已不再广为流传了。⁽²⁵⁾

崔融，字安成⁽²⁶⁾，同撰人，生于653年，原籍为齐州全节（今山东济南东），于676年左右应科举擢第。稍后不久，他累补宫门丞，兼直崇文馆学士⁽²⁷⁾。他接着又中选成为稍后登基称中宗皇帝（先于684年、后又于705—710年为帝）的太子李显的侍读并兼侍属文。东朝表疏，多成其手。他提醒李显上请修书表⁽²⁸⁾。696年元月⁽²⁹⁾，当武则天幸嵩岳（河南）以举行封禅仪轨时，对崔融于683年撰写的《启母庙碑》深加叹美。启约为公元前22世纪人，是夏王朝的第2位皇帝⁽³⁰⁾。武后于是便命崔融撰嵩山《朝觐碑》文。崔融后来升任为魏州（湖北南部）的司功参军擢授著作佐郎。时隔不久，他又“转右史”⁽³¹⁾。崔融成功地说服武后不要把“四镇”（今新疆西部与苏联中亚相毗邻的地区）⁽³²⁾放弃给吐蕃人⁽³³⁾。696年秋，他“参帷幕之宾，掌书记之任”，以佐军身份前往河北并于698年初返回东都洛阳⁽³⁴⁾。他后来于699年任著作郎，乃兼右史内供奉⁽³⁵⁾。到701年初前后，他作为凤阁舍人⁽³⁶⁾，成功说服信仰佛教的武则天不要实行定期禁止杀生的法令⁽³⁷⁾。不久，由于他触怒了武后宠臣张宗昌，被贬任婺州（浙江南部）长史⁽³⁸⁾。当张宗昌怒解，他又被请召洛阳为春官郎中⁽³⁹⁾，知制诰事。702年，再迁凤阁舍人。一年之后（703年），他奉命兼修国史。703年左右⁽⁴⁰⁾，他说服武后不要征收帝国中的关市税。704年，他被封为司礼少卿，仍知制诰。705年事变之后，由于崔融与张氏兄弟的关系，也如同许多学士一样，他再次遭贬并于春季授袁州（江西）刺史⁽⁴¹⁾。秋季，中宗皇帝复召他入京并拜国子司业，兼修国史。706年，由于他与其他学士一道共同完成了《则天实录》，故被封清河县子。他在完成《则天哀册文》之后，精疲力竭，遂发病卒，时年54岁。⁽⁴²⁾后追封他为卫州刺史，谥曰文⁽⁴³⁾。他留下文集60卷，但都未留传给我们。⁽⁴⁴⁾我们还应感激其诗集的两部残卷《珠英集》。崔融一生中将其精力主要用于文化活动，但他在合适的时候也施加影响，以减缓专制制度；利用他有关朝廷政策的英明上谏，而拯救国家的利益。他是其时代最优秀的学士和史学家之一，同时也是一名忠诚和手段灵巧的官吏。

4.诗人，对他们之中某些名字的考证

至于类书性的《三教珠英》的同撰人数目，《郡斋读书志》为我们提供了47人这个数量；《唐会要》却提供了一张26人的名表，该名表在王应麟（1223—1296）的《玉海》中也曾提到过。⁽⁴⁵⁾

由《唐会要》中提供的注录顺序A，似乎与我们对702年左右大部分官吏尊号的复原相吻合，唯有对两个人的情况例外：（1）王无竞（第9位），他曾任殿侍御史（这是由S.2717背所提供的职官尊号），与崔湜具有同样的官号，崔湜就应该如同伦敦藏卷一样应列于此人的前后。（2）王适（第11位），由于他曾于699年任雍州司功，所以他不应该被列于第13位之前。

如《国朝传记》，由《太平御览》卷601第5页引证；《旧唐书》卷78第9页，张昌宗传；《唐会要》卷36，第657页。《唐会要》卷36第657页，由《玉海》卷54第32页引证，1806年南京版和浙江书局1883年版，台北1964年翻印的1337年版本。

《旧唐书》卷102，第8页，徐坚传；《太平御览》卷601，第5—6页。
　　这是有关官号的最基本概念。这些官号一般都是根据戴何都的《百官志和兵志》（莱敦1948年版）而翻译的。地方官吏的品阶则根据该地区的人口数量而变化。在武后统治期间（684—705），有些官号又具有了某些不同称呼。在晚期的文献中，它们往往被唐代更常用的官号所取代。例如，于季子于702年左右（第8号）的官号从理论上讲应为“凤阁舍人”，但《元和姓纂》则用“中书舍人”而取代之（卷2，第26页，1880年版本）。为了方便核实这些参考资料，我们将不作改变地保持这些常用尊号。在对含有广义上的皇帝之名称尊号的译文中，我们在武后统治时代也原文保留不动，其中的+号系指“正”，-号系指“从”。Ⅰ—Ⅸ的罗马数字系指品阶，A系指上阶，B系指下阶。

K指《旧唐书》，S指《新唐书》，L指伦敦藏敦煌写本S.2717背，Y指《元和姓纂》，P指巴黎敦煌写本P.3771背。

《资治通鉴》卷202，第6537页；《太平御览》卷601；《旧唐书》卷6，第7页。

《夏日游石淙诗》，载《金石萃编》卷65，第1—2页；《八琼室金石补正》卷45，第6页。

《旧唐书》卷73，第3页；《唐诗纪事》卷13，第8页。

员半千可能死于717年（他于这一年撰写了《尹尊师碑》，立于717年11月9日（见《金石萃编》卷71，第5—6页），和721年12月6日（这是向皇帝呈奏《群书四部录》的时间，见《旧唐书》卷8第10页，《资治通鉴》卷212第6747页，《唐会要》卷36第658页）之间，《旧唐书·经籍志》即以此为基础的，它提到了员半斤并似乎排除了已去世的作者（《旧唐书》卷47，第29页）。《新唐书》中记载的他逝世的时间（卷112，第3页）似乎很可能是正确的。

《资治通鉴》卷206，第6538页；请参阅《大唐新语》卷4，第86—87页；《太平御览》卷601，第5—6页。

《资治通鉴》卷207，第6566页。

续表

岑仲勉：《贞石证史》，载《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集刊》第8册，第4分册（1939年），上海版，第528页。

《潘尊师碣》（699年3月14日），载《金石萃编》卷62，第7—8页。

张九龄（约为678—740）：《徐文公神道碑》，载《唐丞相曲江张先生文集》卷21，第7—12页，《四部丛刊》版本；又载《文苑英华》卷893，第9—10页。

请参阅《全唐文》卷192，第8页：宋之问《送尹补阙入京序》。

《六绝纪文》，载《山右石刻丛编》第16—20页，1901年版。

《集古录目》卷2，第16页，1844年版。这是698年1篇碑文《周渭南县令李思古清德颂》中对作者职官尊号的记载。

崔湜的《故吏部侍郎元公碑》，载《文苑英华》卷898，第1—3页。

《旧唐书》卷102，第8页，徐坚传。

续表

*—Ⅲ指从三品，+Ⅴ指正五品，+ⅤA指正五品上阶，—VB指从五品下阶。依此类推。

伯希和敦煌汉文写本P.3771号背。

S.2717背（一种不同的写法作“右补阙”）。

P.3771背。

同上。

他卒于706年4月26日，见吴少微的诗：《哭富嘉谟》，载《全唐诗》卷94，第1012页。请参阅岑仲勉的《读〈全唐诗〉》，载《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集刊》第9册，1947年，第89页。

至于李处正一名，我们在由《玉海》引证的《唐会要》的某些版本中，确实可以遇见此名，但我们在唐代的其他常见文献中尚未找到他。然而，我们知道一位李处直，曾在当时的许多部著作中提到过。710年，他任太仓博士（从七品上阶）⁽⁴⁶⁾，可能在后来不久又任给事中（正五品上阶）⁽⁴⁷⁾。他很可能于713年从将作少监（从四品下阶）的职位上，晋升至少府少监（从四品下阶）。他的步步高升很不平稳，这无疑是由于他在705年和710（？）年的事变之后，受了贬职惩处的原因。最后，李处直于702年左右官居七品，也并非不可能，正如《唐会要》的名表所指出的那样。苏颐（670—727）在《授李处直少府少监制》⁽⁴⁸⁾中是这样称呼他的：“学采（探）群言，文有幽致。”这是一名编纂人的两大优良品德。“正”和“直”两个字经常联合使用，很容易互相彼此取代，尤其是因为《唐会要》在北京的《武英殿聚珍版丛书》（1775—1794）的刊本付梓之前，一直以稿本流传。我们在等待更为丰富的资料之前，可以权宜假设认为，李处正是李处直一名之误，或者他们彼此为兄弟或堂兄弟。⁽⁴⁹⁾

《唐会要》以及引证它的《玉海》，还提供了另一个名字，即高备。但我们未在唐代的最重要和流传最广的文献中找到他。不过，我们在《旧唐书》⁽⁵⁰⁾中发现了一名乔备，其中指出他曾“预修《三教珠英》”，《唐会要》中却未载其名。此外，张说写了一首叫做《送乔安邑备》的诗⁽⁵¹⁾，大家同样可以于P.3771号敦煌汉文写本背面发现该篇名。由于这一事实，“高”字是抄写者对其字体相差无几的“乔”（喬）字之误写。

《唐会要》中提到的常元旦一名，在唐代最重要和流传最广的文献的任何地方，均未出现过。相反，我们在引证了《唐会要》名表的《玉海》中，发现了韦元旦一名。韦元旦也出现在708年敕封的24名学士之中⁽⁵²⁾。据《新唐书》⁽⁵³⁾记载，韦元旦于705年之前曾任左台监察御史，这一点与《唐会要》名表中的官吏品阶顺序是相吻合的。“韦”与“常”两字之间的混淆可能是由于草书或行书中字体的相似性引起的。

在《唐会要》的名表和《玉海》对它的引文中，我们发现了一位蒋凤。《玉海》同样也提到蒋凤，它在引证《刘禹锡集》时也认为此人是《珠英集》的诗人之一。我们现在可以得到的《唐会要》和《玉海》的版本都太晚了，无法证明对“蒋”字的正确读音。在引自《刘禹锡集》的一句话中，刘禹锡（772—842）著作的两个宋代刊本都作“符凤”，而不是“蒋凤”⁽⁵⁴⁾。由于这两个字形体的相似性，所以这也完全可能是抄写者造成的一种错误。

据《旧唐书》⁽⁵⁵⁾记载，符凤任安乐公主（+710）府仓曹，曾“黑衣神孙披天裳”（身穿黑衣以回答预卜）。符凤希望说武延秀是“神皇”（武后）的孙子之一，由此而应成为唐王朝当时尚记忆犹新的武王朝之继承人。

在《太平广记》（很可能是根据《朝野佥载》的记载）⁽⁵⁶⁾中，大家可以发现一个有关符凤妻玉英的故事。她很美，其夫符凤被判处放逐儋州（今海南岛北部）。至南海（广东），为獠贼所杀，这些人企图胁迫玉英成为他们的妾。她回答说：“一妇人不必事众男子，请推一长者。”贼然之。她接着请求更衣，示以宝带异袍，出来后怒骂他们说：“受贼辱，不如死！”于是便自沉于海而自杀。

符凤传记的年谱与我们这位学士的年谱非常吻合。他因与在710年7月事变中被杀的安乐公主具有某些关系，而被治罪。⁽⁵⁷⁾

我也发现于一些未见诸《唐会要》名表的同撰人之名字⁽⁵⁸⁾。如李適，在敦煌残卷中载有他的3首诗⁽⁵⁹⁾。26这个数字，很可能是指在这部类书于701年12月15日完成时的同撰人数目⁽⁶⁰⁾；而47这个数字，则应包括了曾在某些时间内曾参与编纂工作的同撰人，但他们在该项工作完成之前就停止合作了。

5.结论

在敦煌发现的崔融的《珠英集》两残卷共提供了四方面的价值：

（1）美学价值。因为这些诗一般都是7世纪末唐朝宫廷中最受人尊重的诗人们的主要作品或代表作。

（2）文学史方面的价值。因为某些珠英学士曾为唐诗形成的复兴作出过贡献，尤其是对创造七言律诗做出了贡献，他们对中国诗的黄金时代8—9世纪的诗人们施加了很大影响。此外，这部现存最古的唐诗诗集，则反映了其编纂者崔融和无疑也是其时代社会的文学之风格与美学标准。

（3）史学价值。因为它提供了702年左右11位诗人的职官尊号，而这些尊号及其诗，均可以补充断代史中的传记资料。

（4）最后是语言学价值。因为这一绝无仅有的文献，一方面包括某些于其他地方不复存在的诗；另一方面是这些写本又为那些已经为人所熟知的诗，提供了某些异文和行文差异，它们无疑代表着最接近原文的文本。

注释：

《三教珠英》于701年12月15日完成并呈奏武后。它主要是以原来的一部同样体裁的著作《文思博要》为基础而编纂的。这后一部著作于641年呈奏皇帝（请参阅576—647年由高士廉作的序，载《文苑英华》卷699第4—7页，《全唐文》卷134第19—22页），它共包括1200卷和12卷目录。《文思博要》于9世纪中叶之前就失传，唯有卷172已被在856年的《玉海》（卷54第29—30页，南京1806年版；1964年台北再版的1337年版本，卷54，第29—30页）和缪荃孙（1844—1919）的《云自在龛随笔》（卷4，第107页，北京1958年版）中发现了。整部《三教珠英》的目的在于扩大和改进《文思博要》。事实上，徐坚（659—729）和张说（667—731）都曾建议补充在这后一部著作中论述的内容资料，同时也建议增加有关佛教、道教、亲属、姓氏和方域几卷新书（《唐会要》卷36，第657页）。这类体裁著作的发展明显具有儒教对其他宗教那日益增长之兴趣的标志。很可能正是由于这一原因，武后才把这套新的类书性著作称为《三教珠英》。该书名于837年11月2日被改为《海内珠英》，同时也把其中的武后专用字用通用字所取代（《旧唐书》卷17下第23页，《新唐书》卷59第18页）。这一巨部类书似乎也于9世纪末前后失传了，唯有3卷除外［《郡斋读书志·后志》卷2第18页；请参阅《太平御览》（977—983）卷601第15页，北京1960年版和《四部丛刊）版本（Ⅲ）；《大唐新语》卷7第118页，上海1958年版］。(www.daowen.com)

但它既未出现在尤袤（1127—1194）的《遂初堂书目》（《丛书集成》版本）和陈振孙（他于1244年告退并于不久之后去世）的《直斋书目解题》（《丛书集成》版本）中。这些目录的作者是两名大藏书家。

大学士4员，学士8员，直学士12员，共计24员。

附录：《珠英集》残卷内容目录S.2717背

P.3771背

（译自巴黎1974年出版的《纪念戴密微汉学论文集》第2卷）

【注释】

(1)请参阅本文末有关《珠英集》残卷的内容目录中的诗篇名称。

(2)见书末所附图版6，第7行（本译文中删去了图版——译者）。

(3)《大英博物馆藏敦煌汉文写本解说目录》第172页，第5631号。伦敦1957年版。

(4)见图版6，第6行。

(5)第47首诗。请参阅《旧唐书》卷95，第6页：“我金吾，天子押衙。”大家还可以参阅李济翁（9世纪）的《资暇录》，台北《顾氏文房小说》，1960年第2版，第111页。

(6)北京1941年版，第2册，第4篇，第14页。该文后来又再版于《敦煌古籍叙录》第325页，北京1958年版。

(7)《唐会要》卷36，第657页。

(8)《新唐书》卷202，第1页。

(9)我们发现了“皓”字的某些异体字，并在引文中保留了它们。例如，在P. 3771背第9行中和《八琼室宝石补正》卷50第14页中等中作“皓”，在《金石录》卷5第6和8页（《四部丛刊》Ⅱ）、《文苑英华》卷400第7页和《唐诗纪事》卷20第23页中均作“皓”；在《宋高僧传》卷18的《僧伽传》（《大正新修大藏经》本，东京1924—1928年版，第50卷，第823页；《宋碛砂藏经》第543册第76页，上海1935年版）和在《文苑英华》卷293第5页中，均作“浩”；在毛晋（1599—1659）为《搜玉小集》所写的跋（《唐人选唐诗》本，北京1958年版，第707页）中可能是作“鹄”。

(10)《文苑英华》卷400第7页，《全唐文》中所收苏颋（670—727）之《授胡皓著作制》第17—18页，《元和姓纂》卷3第2页。

(11)《郡斋读书志》卷4下—下第3页，《四部丛刊》本（Ⅲ）。

(12)例如，有关元希声和乔备的职官尊号即属此例。

(13)在《敦煌古籍叙录》第323页中，王重民宣称他有意在《敦煌诗录》中刊布这些诗以及其他诗。

(14)请参阅《全唐诗》卷108，第1123页，这是胡皓的一首叫做《出峡》的诗。

(15)这是一部共1300卷的完整著作，带有13卷目录。它是由张昌宗（+705）和李峤（644—713）名义上主持，实由当时最著名的47位著名学士编纂而成。它是根据武后的敕令而编撰的，很可能是受了太子先前之提议的启发，而太子又可能是在崔融（652—706）的怂恿下呈奏这道上表的。

(16)请参阅《资治通鉴》卷206，第6546页。

(17)写本残卷中所录的作者的某些职官尊号，仅仅是在《三教珠英》完成之后，才赐予他们的。例如，元希声的官号即如此，请参阅其墓志铭，载《文苑英华》卷898第1—3页：《三教珠英》修讫，他被任命为太子文学；乔备的官号也如此，见《送乔安邑备》诗，载《张说之文集》卷6，《四部丛刊》本，第3页：“书阁移年岁，文朋难复辞。”本处的“书阁”似乎是暗示《三教珠英》之编纂的（请参阅第10首诗《东观》）。

(18)《资治通鉴》卷207，第6553。

(19)郡斋读书志》卷4下—下第3页，由《玉海》卷54第33页引证。在《唐音癸签》卷30第264页（上海1957年版）中，胡震亨（1569—约1645）似乎未曾见到过《珠英集》，所以错误地把它归于由一名作家开始、其他作家又继续写作的“倡和”一类诗集了。

(20)《新唐书》卷114第4页，徐彦伯传；请参阅《中兴间气集》序第302页，载《唐人选唐诗》或《四部丛刊》本的序（文末）第1页。

(21)《郡斋读书志》卷4下—下第3页。

(22)《珠英集》在唐代如此流行，以致它被传到了日本并由藤原佐世（+898）注录于其《日本国见在书目录》（889—897）中了，见《古逸丛书》第45页：“《珠英集》五卷。”它也被保存在北宋开封的皇家文阁中，被登录在《崇文总目》（1041年）卷333中，见《国学基本丛书》，长沙1939年版：《珠英学士集》，5卷，崔融集。大家还可以参阅《新唐书》（1045—1060）卷60《艺文志》第14页；《通志》（1159—1161）卷70第825页，上海《万有书库）1935年版；《宋史》（1343年）卷209第3页，百衲本。

(23)在12世纪时，它被收藏在一家私人藏书馆中，请参阅该藏书楼的目录：《郡斋读书志》（其序作于1151年），《四部丛刊》（Ⅲ）卷4下—下第3页：“《珠英集》五卷。”大家还可以参阅《文献通考》（1319年）卷248卷，第1954页，上海《万有文库》1936年版。

(24)这一诗文集既未出现在明朝（1368—1644）的皇家文阁书目《文渊阁书目》（1429年）中（《丛书集成》版本），又未出现在同时代（明代）的其他藏书楼。有关这些书目，请参阅笔者旧作：《贯休的三首未刊诗》（巴黎亚细亚学会1960年版，第2—13页注［27］；《亚细亚学报》，1959年，第360—361页，注［27］。

(25)《新唐书》卷72下第29页和邓名世的《古今姓氏书辨证》（由其子邓椿年于1168年补充）中作“文成”《唐诗纪事》卷5，第71页，《新唐书》卷114第1页中作“安成”，《唐诗纪事》卷8第11页作“成安”。

(26)见徐松（1781—1848）的《登科记考》（其序作于1838年），《南菁书院丛书》，约为1888年，卷2第21页。他于681年被任命为崇文馆直学士（《唐会要》卷64第1118页和卷75第1368页）。

(27)见《文苑英华》卷605第5—6页；《全唐文》卷217第14—15页：崔融的《皇太子请修书表》。

(28)《旧唐书》卷94第3—6页指出，“圣历（698—700）中”或699年是武后幸嵩山封禅的时间（在《新唐书》卷114第1页中没有提供具体时间）。她在那里见到并阅读了由崔融所撰《启母庙碑》，后来便敕封崔融为著作佐郎，而崔当时正任魏州（河北）的司功参军。崔于696年8月—698年1月在那里参与平息契丹的叛乱（发生于696年6月18日—697年7月23日，基本是发生在今辽宁以西），见《陈子昂集》卷2第34—36页和40—41页，1960年北京版。据《资治通鉴》（卷205第6503—6504页）记载，武后于696年1月10日—29日曾幸嵩山封禅，于同年3月7日为启母赐尊号。这样一来，崔融就是在696年，而不是699年被封为著作佐郎的。

(29)《嵩山启母庙碑》，载《文苑英华》卷878第1—6页和《金石录》卷4第9页（《四部丛刊》本Ⅱ）。

(30)李峤：《授太子舍人刘如玉等右史制》，载《文苑英华》卷383第2页，《全唐文》卷242第4—5页。

(31)在697—719年，四镇为：龟兹（库车）、于阗（和田）、疏勒（喀什）和碎叶。根据高本汉的《汉文典》（斯德哥尔摩1957年版，第490n和633d字），碎叶似乎应相当于苏联境内楚河流域的Suyab。请参阅《资治通鉴》卷205，第6487页；《旧唐书》卷6第4页、卷93第2页、卷198第10页；《新唐书》卷111第11页。卷221上第8—9页；沙畹：《西突厥史料》，圣彼得堡1903年版，第113—114页，冯承钧汉译本，上海1934年版，第87页；《世界境域志》（982年），米诺尔斯基英译本，伦敦1937年版，第99页和303页。

(32)《新唐书》卷216上，第5—6页。

(33)《陈子昂集》卷2，第34—36页、40—41页。

(34)李峤：《授崔融著作郎制》，载《文苑英华》卷400第7页，《全唐文》卷242第10页。

(35)《夏日游石淙诗》（700年6月10日），载《金石萃编》卷64第1—2页和《八琼室金石补正》卷45第6页，《石堂山高凉灵泉记》碑（700年12月17日，位于今四川北部绵阳附近）似乎是由另外一名崔融竖起来的。请参阅由《八琼室金石补正》卷45第11—12页和《新唐书》卷70下第43页中刊布的全文。

(36)《资治通鉴》卷207，第6553—6554页；《旧唐书》卷94第3—6页；《唐会要》卷41，第73页。

(37)如果将《吴中好风光》一首诗归于他并不误，那么他似乎于701年春季在浙江（《全唐诗》卷68，第766页）。这首诗在《全唐诗》卷92第996页也被归于卒于714年的李艾：“夕烟杨柳岸，春水木兰桡。”请参阅《全唐诗》卷68第765页刊布的《登东阳沈隐侯八咏楼》。

(38)劳格（1820—1864）：《唐尚书省郎官石柱题名考》和其他著作，见卷19第2—3页，1886年版本。

(39)由《唐会要》卷86第1578页提供的长安二年元月（702年2月2日—3月2日）这一时间令人质疑。由崔融提到的“南蛮”人的反叛和遭镇压（703年末）以及吐蕃人的议和要求，似乎都发生在702年3月之后（《资治通鉴》卷207，分别为第6568和6560页）。此外，据《新唐书》卷6第12页中记载，在帝国内建立30个关一事已被断代为704年2月9日。如果这种断代是正确的话，那么崔融的本章就应该是于这一时间之后的一段时间呈奏武后的，这就是说大约为703年末或704年初。

(40)有关他任袁州刺史一事，请参阅《和宋之问寒食题黄梅临江驿》，载《全唐诗》卷68，第765—766页；《游东林寺》，载《庐山记》卷7，第1043页；《大正新修大藏经》版本第51卷。

(41)这始终是按中国的方式计算的。请参阅《朝野佥载》卷1第4页，《丛书集成》本；《隋唐嘉话》卷3，第26页，《顾氏文房小说》版本第318页；《大唐新语》卷8，第140页；《太平广记》卷198，第1484页。

(42)请参阅《唐会要》卷79，第1455页。

(43)这主要是根据《旧唐书》卷94第3—6页和《新唐书》卷94第1页得出的结论。在《新唐书》卷47第19页中，其著作的卷数为40卷。

(44)上文已讲过这一问题了。

(45)《旧唐书》卷92，第13页；《唐会要》卷79，第1456页和《册府元龟》（1005—1013）卷595，第24页，香港1960年版；卷7，第7130页。

(46)《新唐书》卷72上，第29页。

(47)苏颐：《授李处直少府少监制》，载《文苑英华》卷399第8页；或者是《全唐文》卷251第17页。“少府”一名使用于705—713年和717—720年（请参阅《唐会要》卷66，第1155页；《旧唐书》卷44，第17页；《通典》卷27，第160页，上海《万有义库》版本，1935年版；《唐六典》卷22第6页，广雅书局1895年版）。但苏颋似乎主要是在709—710年和713—716年负责皇帝的制（请参阅《唐大诏令集》，北京1959年版；《全唐文》卷217—220）。这两种时间上的条件，可以使人假设认为本制可能写于709—710年或713年。然而，713年似乎比其他几年的可能性更大，因为李处直于710年尚官居太仓博士。

(48)《文苑英华》卷397第8页中的另一种不同写法作“探”。

(49)范腾瑞指出了一方墓志铭，叫做《李少府公夫人窦氏墓志》，由卢沿于784年12月18日作。这是范腾瑞于《国立北平图书馆馆刊》第9卷，第6期（1935年）第114页发表的《馆藏李唐墓志目》中指出的内容。该墓志铭的原文已刊布于《芒洛冢墓遗文四编》卷5第35—36页，约为1918年出版；后来转载于台北1966年出版的《石刻资料丛书》中了。墓志铭中提到的女子，作为李处直的夫人，似乎太年轻了。

(50)《旧唐书》卷190下，第3页。

(51)《张说之文集》卷6，第3页。

(52)《唐会要》卷64，第1114—1115页；《新唐书》卷202，第1页；《资治通鉴》卷209，第6622页。

(53)《新唐书》卷202，第1页。

(54)《荐处士严毖状》，载《刘禹锡文集》卷20，第9页，《四部丛刊》本；《刘宾客文集》卷17，第6页，这是一种宋版书的影印本（1929年），现藏北京图书馆。其中指出在《珠英集》末的撰人中，发现了常州人符凤。我们于其中还发现举荐了一名无官号的文人。

(55)《旧唐书》卷183第8页，在《全唐文》卷875第9901页引证。但《新唐书》卷206第3页却提到了何凤，这很可能是由于字体的混乱造成的。

(56)《太平广记》（978年），北京1959年版，卷270，第2120—2121页；《新唐书》卷205，第3页提及。

(57)《资治通鉴》卷209，第6643—6647页。

(58)例如：①刘允济，曾任著作佐郎，于702年左右（他卒于708年左右）官居从六品上阶（《新唐书》卷202第1页，李適传）。②吴少微，《新唐书》卷202第3页，尹元凯传中提到，又由《玉海》卷54第31—33页引证。③乔偘，由《新唐书》卷59《艺文志》第18页和《唐诗纪事》卷6第4页提到。《郡斋读书志》卷6下，第3页又提到了武三思。

(59)《新唐书》卷202第1页。

(60)《唐会要》卷64第1114—1115页，《新唐书》卷202第1页和《资治通鉴》卷209第6622页都记载说，在708年共有24员学士，其分布情况如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