敦煌写本中的“儿郎伟”

艾丽白（Danniel Eiasberth）

在敦煌汉文写本中，发现了一批具有一种特殊体裁的文献，其主要特征是在绝大部分情况下，都由“儿郎伟”一词开始。

一般来说，这种写本的外表大都是不完整的，它们常常是写在写本的背面，其中有些仅仅以残卷的状态存在。此外，其纸张的质量也往往都很糟，书写得非常漫不经心，字体很蹩脚。抄写者的错误和遗忘，使人阅读起来很生硬困难，有时甚至是根本无法释读的。此外，翟理斯于其伦敦藏斯坦因敦煌写本的目录⁽¹⁾中，并没有注录这一切，以致必须系统地翻阅，才能在这一特藏的整套缩微胶卷中捡索出它们来⁽²⁾。

所有这些困难，肯定在很广泛的程度上，能解释为什么这些文献尚未成为一种深入研究的内容⁽³⁾。惟有P.3270号写本已由那波利贞全文刊布⁽⁴⁾，而且在标点断句和字体释读方面还有许多错误。但这些文书使我觉得提出了相当多的和颇有意义的问题，主要是语言、宗教和历史学问题。由于我们尚未结束这些文献的编目（现在为数已相当多了），所以我留待近期发表的一篇文章中再来研究这些不同点。我在本文中仅限于初步介绍这些文书，试论“儿郎伟”一词的问题，最后是发表P.4976号敦煌汉文写本的译注文本。

文书的不同类别

这些文书中的大部分，即约为12卷左右，都与岁末的仪轨有关，更确切地说是与“驱傩”有关，它相当于已结束的一年之末的驱鬼和除邪仪轨⁽⁵⁾。这类文书中很有限的一部分，未包括这样的措辞，而该词却由一些相似的词句所取代，诸如“驱旧岁”（P.4055）或“迎新灭古”等。至于S.2055号写本，文中没有出现任何这样的标志，但我认为其中召请诸如“五道将军”和钟馗那样的某些驱鬼神之事，则可以使人将该文书也归纳到此类中去。

另外两篇文书的前面，也附有与我们本处有关的术语。这里是指P.3302背与P.3753。所有这两卷文书均属于“上梁文”一类，因而都与一种建筑仪轨有关。这批文书中的第1篇，与在敦煌高级僧官都僧统的指导下布置一个装饰以壁画的石窟有关。第二篇文书则同样也是庆祝营造一建筑物，但令人遗憾的是，由于该文书遭到的严重残损而无法被考证出来。

最后，S.6207号写本同样也残缺严重，明显与其他文书有别。因为其中包括一组歌，明显是婚歌和唱给新郎的。当然，其中写有“儿郎伟”一词。

形式与结构

这都是一些结构相对简单的作品。最短者总共不过百字，最长的则为600字左右。这些文书一般均以诗句写成，但并不是始终都很押韵合仄，最多的是六言律诗。诸如我于此刊布的P. 4976号那样的某些写本，韵仄则相当正规，唯有几处特殊例外。其余的文书往往主要是六言律诗，有些则偶然为四言律诗。

我上文已经讲过，某些文书前面并未附带提到“儿郎伟”。但这是特殊的例外，我认为应是指抄写者犯的一个错误。这一名词往往是写在文章的开始处，但大家也发现它有几次被加写进同一卷文书的不同地方。尤其是“上梁文”（P.3302号写本）的情况，我们于其中共3次发现该词；P. 3270的情况也如此，它于其中共出现5次。大家可以思忖，这里到底是否指同一卷文书的许多段落呢？对这一名词或原来是独立片断的一种武断并列。如果说在“上梁文”中（P. 3302），明显存在着一种逻辑上的联系，那么P．3270号写本的结构则远不太明确。由于这里是指通俗文献，所以为抄写者或编纂者留下了某种自由。

除了有关婚礼的文书和某些几乎完全是论述驱鬼的写本之外，这些片断的结构相当近似。它们最经常是以一些泛论开始，如由“傩”开始，然后都是致敦煌名人的那些往往是言过其实的赞扬，并列举由于他们那杰出的道德而造成的功德、政治和军事上的成功（P．4976）、大丰收、本地区的和平与繁荣……等。文书一般都以向最高当局祝愿身体健康和长寿而结束。

文学隐谕的内容是微不足道的，这就可以使人联想到，无论是作者还是听者，其文化水平都应该相当有限。文风上的大量败笔和拙劣处证明了这种假设。

在某些文书的最后（S.2055和P.4976号）出现了对“音声”的记载。有时，这种记载又多次被插入写本中（P.3270）。在P.4055号写本中出现了另一种笺注“齐声”。因此，我们觉得在一个特定的时刻，在喃喃诵读了此文之后，又引入了一种音乐的插曲。

与其他敦煌文书的比较

大家可能会试图将这些作品，与敦煌写本中大量存在的、被称为“佛教即兴作品”的愿文和赞文进行比较。然而，在我看来，后一类文书却明显没有这种特征。我们于其中发现不了任何提及岁末驱傩的内容，而其中的佛教表现形式则非常明显。此外，其中受到赞扬的名人的尊号则特别长。如提到“归义军节度使”（敦煌地区的一种长官）的内容，在赞文中频繁出现，但在我们的文书中则甚至未被提到过一次。在这后一类文书中，大家却会发现一些高级官吏的尊号，但却是以诸如“太保”或“大王”这样的简称形式出现的。

这种对过分追求简略的关切，可以通过不同方式解释：一种过分冗长的尊号会打破文献的节奏和韵律，而且如此简单的尊号，对于能够听到这一切的人，也具有一种比较熟悉的同韵感。

事实上，尽管其结构具有刻板性和相似性，但我们的这些片断文献的每一种都仍为一种独特的文体。抄写者在安排其内容时，仍相对自由。大家可以把它们视为即兴作品：年末驱傩，修造一座建筑、婚礼等，但每次都被用于不同的人和事。

我们相当奇怪地发现，作者多次于其文末亲自出面干预：“如此偿设学士，万代富贵刻铭”（P.2058）。其他的地方还提到了“童咒”（P.4055）。这些个人的记述却未曾出现在所谓的“佛教即兴文”的赞文和愿文中。

文书断代

直到现在，我们仅仅发现两种断代写本，即被断代为931年的《上梁文》和S．6207号写本《祝愿新郎文》。这后一卷写本中不仅仅包括着一个具体时间——公元932年5月4日，而且还包括也可能就是这篇文献作者的抄写者的名字⁽⁶⁾。另外一卷写本P．3468号为一篇驱傩文，其中包括有为迅速平定淮西（“弭淮西残敌，不日应死”）的祝愿⁽⁷⁾，这件事发生在817年。然而，该文献却令人疑窦丛生，即由于距离的遥远，人们无法明白为什么敦煌地区会对这一问题感到关注。此外，该写本明显仅为另一种更为古老的写本的混乱无序的转抄件。

在有关其它文书的问题上，其纸张的相当低劣会使人联想到这里更可能是指较晚期的文献，明显是介于9世纪下半叶到10世纪之间。此外，这些文书中如此频繁出现的那些诸如“大王”和“太保”一类的职官尊号，则是相当晚期的用法，从而使我们证实了这种假设。

“儿郎伟”一词

在我们的写本中，“伟”字写得与近代的通用字体不同，但它无疑确实是指该字⁽⁸⁾。虽然“儿郎伟”在中国辞书和百科类书中，不是一个专门条目的内容，但在“上梁文”⁽⁹⁾的辞条中却提到了它。

著名的王安石（1021—1086）写了这样一篇愿文，叫作《景灵宫修盖英宗皇帝神御殿上梁文》⁽¹⁰⁾。在这篇文笔华丽并且充满文学、宗教和历史隐喻的文献（翻译它已超越了本论文的范畴）中，“儿郎伟”一词共重复7次。这一词组出现在相当长的序文开头处，其中为先帝英宗辩护：“敢申善颂，以相欢谣。”接着便是6节赞扬和列举各种吉祥事件的诗文。其中每一节都以“儿郎伟”开始，后面紧接着便是向6个方向（四方另加上方和下方）“抛梁”。愿文以致当朝君主的各种祝愿而告结束。

由于其背景的意义，我们可以认为这里不是指民间的一种含糊做法，而是在宋代于中央宫廷举行的一种官方礼仪。从各种迹象来看，它后来广泛地流传于整个中国，事实上，可以断代与王安石文同一时代和结构相似的其他《上梁文》也都留传给我们了⁽¹¹⁾。

这些文书的巫术—宗教内涵表现得很明显。至于向6个方向的每一处“抛梁”时抛出的物品，我们不知道其种类。但我们可以把这种古老的做法与由金葆光（H.Doré）先生介绍的近代民间建筑仪轨相比较：

抛梁：为祭梁而抛点心。

上梁日，即竖起一座新建筑的房架之日，这是一场大型庆祝。

木匠和泥瓦匠登上梁，向来访者抛扬点心：糕、粽、团。

这是玩弄“高中团圆”的字眼。

将要居住这所住宅的夫妇会有一些高迁和高官的子嗣。

在抛扬这些点心时，木匠们要向主人及其于女等预言各种幸运和成功……⁽¹²⁾

在我们的两篇敦煌本《上梁文》中，既未包括向6个方向召神，又没有“抛梁”一词。仅仅出现了一些祝愿和感谢，当然还附有“儿郎伟”一词。这些愿文的形式是否相对自由，或者在敦煌是否存在着一种特殊的形式呢？我对此无法回答，因为我缺少数量充足的例证。此外，我也没有找到与在敦煌之外其他地方的驱傩文相比较的内容⁽¹³⁾。

无论如何，在一篇官方文献中发现“儿郎伟”一词，肯定是有意义的。但其本义却并未由此而更为清楚多少。“儿郎”可以被毫无疑义地译作“青年人”。事实上，这种意义可以圆满地与我们的文书相容，因为这是一些青年人在年末举行的驱傩仪礼、婚礼和于其中念诵《上梁文》的建筑仪轨中，都扮演了非常积极的角色⁽¹⁴⁾。但“伟”字的意义倒底是什么呢？

宋代的一种笔记集《爱日斋丛钞》⁽¹⁵⁾在有关《上梁文》起源的一篇文章中，便提到了这个问题。从而可以使人假设认为，在基本是与王安石同时代的这个时期，该词组的确切意义就已经失传。这名大学者在不知其确切意义的情况下，引证了它以附合传统。在10世纪末的敦煌，要说所有人同样也不懂其意义，也不是不可能的。

在上文引证的“笔记”中，为解释“伟”字的辞源而作出了各种语言学方面的假设。它可能是与其同音字“唯”（回答）相混淆了。“所谓‘儿郎伟’者，犹言满盖呼而告中，此关中方言也”。这种解释倾向于使“伟”字简化为复数的简单标志，其借口是关中方言中的一个词。因此，“儿郎伟”仅仅为一种呼语。此外，还有另一种假设，但它不会有损于前几种假设，即“儿郎伟”是那些负重荷的劳工发出的一种训练号子。对于修造一幢住宅，这是可能的，但对于参加一种婚礼或年末驱傩仪礼的青年人来说，则是不大可能的。

正如大家可以看到的那样，在这一领域中的猜测是很多的。但我们现在尚未掌握足够的内容，以求得对这一问题提供一种解决方法。如果我们能够找到唐代之前和宋代之后的文献，那同样也是很有意义的。但我们却没有掌握这一切⁽¹⁶⁾。无论如何，不管该词遭到了什么样的讹变，大家还是发现它始终是与前后文脱节，而是作为一种添加成分出现的。此外，它也出现在那些宗教内涵很明显和驱魔的概念很隐蔽的文献中。

在有关敦煌写本的问题上，唯一的一卷带有标题的文书是《上梁文》（P. 3302），其余所有开头部分完整无损的文献则都直接以“儿郎伟”开始。这有可能是在某些具有相当刻板结构的愿文类型中，出现了一个具有驱傩作用的宗教术语的衍文。我在本论文中刊布和翻译的P.4976号写本，就是这样的一个例证。但这一切也仅仅是一种假设，它需要有一种比较深入的研究来支持。

P.4976号写本

□指补阙字，*指用正字代替错字，（？）系指可疑字

1.儿郎伟*

2.旧年初送玄律，迎取新节青阳⁽¹⁷⁾。北（？）六寒光

3.罢末，东风吹散冰（光）。万恶随于古岁，来朝便

4.降千祥。应*是浮游浪鬼⁽¹⁸⁾，付与钟馗⁽¹⁹⁾大郎。从兹分

5.付已讫，更莫恼害川乡。谨请上方八部，护卫龙沙⁽²⁰⁾

6.边方。伏

7.大王重福，河西道泰时康。万户謌*谣满路，千门谷(www.daowen.com)

8.麦盈仓。因兹狼烟殄灭，管内休罢刀枪。三边⁽²¹⁾扱肝

9.尽髓⁽²²⁾，争驰来献敦煌。每岁善心不绝，结坛唱仏

10.八方。缁众转全光明妙典，大悲亲见中央。（如）（斯）供养不

11.绝，诸天助护阿郎⁽²³⁾。次为当今帝主，十道

12.归化无疆。天公主善心不绝，诸寺造仏衣裳。

13.现今宕泉造窟⁽²⁴⁾，感得寿命延长。如斯信敬三宝，诸

14.仏肋护遐方。夫人⁽²⁵⁾心行平等，寿同劫石⁽²⁶⁾延长。副使

15.司空⁽²⁷⁾忠孝，执笔七步成章⁽²⁸⁾。文武过于韩信⁽²⁹⁾。谋才

16.得达张良⁽³⁰⁾。诸幼良君英*杰*，弯弧*百兽惊忙。六蕃

17.闻名撼颤，八蛮畏若秋霜。大将倾心向国，亲从竭*方

18.寻常。今夜驱傩之后，直得千祥万祥

19.音声

注释：

著。请参阅《小畜外集》（载《四部丛刊》，1928年版，卷8）；《濂溪书院上粱文》（请参阅《周濂溪集》，上海1936年版，第3册，卷12，第252页）；《御书门屋上梁文》（同上引书，第253—254页）。

在这些文献中，“儿郎伟”一词仅出现过一次。

（译自日内瓦1981年出版的《敦煌学论文集》第2卷）

【注释】

(1)《大英博物馆藏敦煌汉写本解说目录》，伦敦1967年版。

(2)对于伯希和特藏，其情况也并不好多少。因为王重民在《敦煌遗书总目索引》（北京1962年版）中也没有指出这类文书。至于列宁格勒的特藏，似乎也没有这类的完整文书。然而，Dx.2171和Dx.1028号写本（其开头处已残缺）也可能属于这一类别。

(3)金刚照光先生告诉我们说，他曾就这一问题开过一系列的课程。但据我们所知，其研究成果尚未发表。

(4)请参阅那波利贞在《甲南大学文学会论集》第2卷（1955年神户版，第12—13页）发表的文章。P.3302的开头部分已由同一位作者刊布于《唐代社会文化史研究》（1974年东京版）第570页中了。金刚照光先生在《敦煌出土文学文献分类目录附解说》（东洋文库1971年版）中，引证了P.3270、S.6207和6181号写本。

(5)我们将在另一篇论文中再重新论述驱傩的问题。有关最古老的“傩”，大家可以参阅有关这一内容的丰富书目：葛兰言（Granet）先生：《中国古代的舞蹈和传说》第298—327页，巴黎1959年版；卜德（D.Bodd）：《古典中国的节日》，第75—138页，普林斯敦1975年版。

(6)这卷写本中包括下面的题跋：“长兴三年壬辰岁三月二十六日画宝员记”。

(7)请参阅《旧唐书》卷15。

(8)请参阅赤井清美：《书体字典》第103页，第665条，东京1974年版。

(9)《中文大辞典》第1册，第323页，第17477条目，台北版；《辞海》，的有关条目。

(10)见《王临川集》第2册，卷38，第76—77页，上海1929年版。这部著作中多次提到了景灵宫，见卷45、46和61等处。

(11)承吴其昱先生的美意，向我提供了下面的参考资料：《单州成县行宫上粱文》，983年，由王禹

(12)《中国迷信手册》，巴黎—香港1970年版，第110—111页。

(13)同样应断代为宋朝和包括重复4次的“儿郎伟”一词的一种婚礼愿文也是由吴其昱先生友好地向我们指出的。请参阅《障车文》，载《司空表圣人集》，《四部丛刊》版本，1959年，卷8。

(14)在与年末驱傩有关的写本之一中，我们可以读到“儿郎齐声齐和”。其中“儿郎”的意义是不容置疑的。但我应指出“郎”字的一种古意，由高本汉（Karlgren）先生在《汉文典》（斯德哥尔摩1940年版）第316页中指出：“双层的屋顶或建于另一层之上的屋顶”。在《上梁文》中，提到“梁”而不绝是双重屋脊。因此，我们觉得这其中不大可能与这类仪轨相比较。

(15)《说郛》版本，卷17，第22—23页。

(16)在同一篇文章中提到了后魏的一篇《上梁文》，其中没有出现“儿郎伟”一词。明代的一名作者徐桢卿（1479—1511年）讲到了一篇《伪汉上梁文》，他提供的文献中也未包括该词。“伪汉”一词也不太清楚，是否是指五代时期的汉王朝呢？这一时代正相当于我们某些写本的时代，其中也包括“儿郎伟”一词（《翦胜野闻》，《说库》版本，第29册，第4页）。

(17)该文中提出了许多翻译问题：这两首诗应该具有一种相似的结构，但情况并非如此。此外，我们在其他写本中发现的“玄律”一词的具体意义也不太明确。在P.4055中出现了“玄英”一词，它确实具有“冬季”的意义。“玄律”与大人家在P.4011中发现的“清阳”相对立。我最好是指出，“玄律”是黄帝的名字，“清阳”为其子的名字。黄帝可能与年末有关，其子则与春天有关。

(18)原文误，应作“应”字。

(19)原文误，在馗与夔之间相混淆了。

(20)这是在敦煌写本中非常频繁地出现的一名词，指沙州和瓜州。

(21)指胡人。

(22)本意为“集肝尽髓”。

(23)这是敦煌的一种通俗称呼，但其意义不太明确。它是指敦煌大王的一名近亲，可能为其子。

(24)这是敦煌经常有人往来的一座石窟的名称。

(25)对于汉文“夫人”一词，我们很难知道该公主与敦煌大王之间的确切亲属关系是什么，也可能是上文提到的“阿郎”的夫人。

(26)这是指一段不可数时间的佛教譬喻，请参阅小田《佛教大辞典》第469页。

(27)“司空”是指中央宫廷中的很高的尊号（戴何都：《百官志和兵志》，莱敦版，2卷本，第1003页），在敦煌却被严重乱用了。这里同样也是指大王的一名近亲，也可能为其另一子。

(28)暗示在《三国志》卷19中介绍的一个很有名的故事。曹操的三子曹植（192—232）仅仅迈出7步就吟出一首诗。

(29)韩信卒殁于公元前196年，他是汉朝开国皇帝刘邦的一名将军和谋士，后被列于“三杰”之列。见《史记》卷29和《汉书》卷34。

(30)张良卒殁于公元前187年，同样也为“三杰”之一，刘邦的著名军师和谋土。见《史记》卷55，《汉书》卷4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