敦煌写本中的“九宫图”

茅甘

在敦煌写本中，有一组9种历书⁽¹⁾，它们都共同具有一幅图，翟理斯先生于其目录中将它作为“九色图”而指了出来⁽²⁾。

这一组敦煌写本属于藤枝晃⁽³⁾于其有关敦煌历书的论文中发表的一部分，但他主要是关心对历书的断代和对其编修者的考证，没有特别注意其中的九宫图的问题。

这个问题却值得引起大家注意。事实上，我们不仅仅在中国的最后一个王朝大清王朝的皇历中发现了这一切，而且它也出现在比较近期的民间历书中。收藏于亚细亚学会的那本1926年的历书，即是其中一例⁽⁴⁾。因此，在岁月的流逝中，这似乎是在编修历书中具有某种意义的因素。这就是为什么在本文中，我将试图确定其意义，同时又提出在10—20世纪之间，于其表现形式中出现的变化。

敦煌写本

敦煌写本中存在这一图案的9种历书如下：

——S.2404（翟理斯目录第7043号）写本，已被断代为924年⁽⁵⁾。这是一种无头无尾的历书，其中画有一幅很大的九宫图。

——S.276（翟理斯目录中的7505号）写本，已被断代为933年。这也是一种无头无尾的历书，在四至八月间用朱笔画有5幅小九官图。

——S. 861背（翟理斯目录中的第1493）号写本，已初步断代为945年。这是一种残损严重的历书，无头无尾，现仅剩有上半部以及一幅大九宫图的残余，还有在一至二月间用朱笔画的两幅小九宫图。

——S. 95（翟理斯目录中的第7042）号写本，已被断代为956年。这是一部完整的历书，有一幅大九宫图，其中颜色的名称都写作朱色，唯有“黄”字写成黑字。

——P.2623号写本，已被断代为959年。这是只剩下33行的一残卷，在一月处用朱笔画着一幅小九官图。

——S. 612正面（翟理斯目录第7045）号写本，已被断代为978年。这是一种不完整的历书，虽然为了装订而整理好了，但似乎是在抄写过程中被抛弃了。其中有许多段落均被划去，文书写于大九宫图之下。

——S. 1473正面（翟理斯目录中的第7047）号写本，已被断代为982年。这是一种结尾部分已残缺的历书，有一幅九宫图和3幅小图，是一至五月的历书，用朱笔写成。

——P.3403号写本，已被断代为986年。这是一种完整的历书，附有一幅大九宫图和12幅小图，为一至十二月的历书，用朱笔写成。

——P.3507号写本，已被断代为993年，这是一种无头无尾的13行残卷，在一至三月间有3幅小图。

在有关各栏的安排以及这些写本的字体和纸张的质量问题上，我在释读中参阅了藤枝晃的论文。他已充分注意到了这些问题，从而使我避免于此再重复这一切了。

图象

这种图是根据它在历书中所占的位置而以两种不同的方式表现的。当它处于写本的开头处时，则画得很大和很完整；当它处于历书行文中时，也就是说当它处于有关各个月份的部分中时，它则被画得小得多和简单得多。

我所说的大图者，系由一个分成9格的中心矩形图组成，其中每一格都由一种颜色的名称占据。这一中心部分一般均由两条字带围绕，大家在字带中可以辨认出10段中的8段，12条文状线和按“后天”⁽⁶⁾的顺序排列的图名。在S. 2404、P.2623和P. 3403号写本中，在内字带中画有短线，外字带中画有支状线。在S.95号写本中，这一顺序正好颠倒。至于S. 612号写本，抄写者未曾遵守任何顺序，甚至重复了某些干支字（乙、癸、丁），这与全部规则都是背道而驰的。在图的外四角上画有八卦线符号：乾（≡，天）、坤（≡≡，地）、巽（≡≡，风）和艮（≡≡，山）。在此处就如同在其他地方一样，S.612号写本成了例外，其中仅仅写有八卦的名称。

在该图以下有5—7行直接指图的文字。

这幅大图是我们在清代历书和皇历中发现的那一种，唯有两条字带已经结合为唯一的一条，矩形四角的八卦已消失了。正南、正北、正东和正西位置上的那些卦名也都消失了。我们既不知道这种变化的原因，又不知道它们出现在什么时代。此外，中国最后一个王朝历书的九宫图，没有附带任何文字。

这种八卦图的第二种形式，便是载于S.1473、S.2623、P.3403、P.3507和S. 276号诸写本中的那一种。事实上，这并不是一种真正的图，而仅仅是重新提及其颜色无区别地彼此重复的大八卦图。这种小图与月份有关，位于每个月之首，在小图以下所写的文字则与它无关。

小图未出现在清代皇历中。相反，我们却在战前于上海发表的民间历书中，发现了这一切。

图象的意义

正如我们已看到的那样，八卦图的中心方块被多种颜色的名

称占据，它们基本是指以下九曜：

一白、二黑、三碧、四绿、五黄、六白、七赤、八白、九紫

主宰形成这些星曜—颜色的原因尚不大为人所熟悉。在《洛书》（由天赐大禹的第二种母图）的数日和八卦与天之间存在着关系。但直到现在，尚未有人能够以令人信服的方式，来解释这种八卦被与某种颜色和某一数字互相联系起来的原因⁽⁷⁾。我也不知道为什么在传统的五色（白、黑、黄、红和绿）之中，这后两种颜色又变为两种，即红色者变为赤色和紫色，而绿色又分为碧色和绿色。我也不知道为什么白色共出现3次。至于使3种白色星辰以及九曜成为吉祥星辰的原因，它们至今仍十分神秘。

尽管九曜在九宫（九宫图一名即由此而来，它事实上是后来安排中的八卦以及它们所围绕的中心）内移动，但是九曜也根据借鉴自太乙的一种运动，而在九宫内移动，太乙是北极星的旧名，被用如同P.255所沿用的那种图案来表示。

由于每颗星辰对在所有方位中的每一种，都要占据一次，所以很可能是共有9种图案。由于这一事实，当九宫图涉及月份时，正月和二月的图案都相同，完全如同二月和十一月以及三月和十二月的图案一样。

九宫图的目的是向人介绍吉星的凶星在某一特定时代的位置。换言之，凶星要禁止某些方向，正如于大九宫图下的文书所写的那样：

敦煌文书

附九宫图的文书中明显都包括同样的资料，但它们的表现方式并非始终如一。在最古老的三卷写本S.95、P.2623和P.2404中⁽⁸⁾，有关凶星的预言都是以下述词引入的：“若犯×方”，以“凶”和“厄”字结束。在这一组内的另外两卷写本P.3404和S.1473中，预兆都以

九宫图

七言诗写成，并被归于一部我未能考证出来的著作《三白诗》。《三白诗》的引文可能是于959—982年间传入的一种创新，在发现新的历书之前，这仅仅是一种假设。至于S.612号写本，它于此和其他地方一样都成了一种例外。置于九宫图之下的文书，被用黑色的粗笔划涂去了，但仍可以充分地释读出来，从而说明抄写者所写的内容与九曜没有任何关系。

所有的预兆都是以下面两行文字开始的：“九方色之中，促（但）依紫白二方，修造法⁽⁹⁾。出贵子、加官、受职、横得财物，婚嫁酒食，所作通达⁽¹⁰⁾，合家吉庆。”

然后使出现了有关不吉祥方向的预兆，它们在第1组写本中宣布说：

若犯绿方注有伤或从高坠下及小儿⁽¹¹⁾奴婢身者，厄。

若犯黑方注有哭声口舌及损物财⁽¹²⁾，凶。

若犯碧方注有损胎惊恐⁽¹³⁾怪梦，凶。

若犯黄方注有斗诤⁽¹⁴⁾及损六畜，凶⁽¹⁵⁾。

若犯赤方注有死亡⁽¹⁶⁾惊恐怪梦，凶。

在提到《三白诗》的写本中，预兆则比较短，各个方向是以下述方式分类的：

上利兴功紫白方。

碧绿之地⁽¹⁷⁾遭疮。

黄赤之方患疾病。

黑方动土主凶丧，(www.daowen.com)

五姓⁽¹⁸⁾促（但）能依此用。

一年之内乐堂堂。

对禁忌方向起源的假设

虽然在敦煌写本和中国最后一个王朝的历书中，禁忌的方向都与九曜有关。但我觉得，这很可能是这仅仅为晚期的一种发展，最早的禁忌是由于强大和危险神的活动而产生的威慑造成的。

在这一问题上，收入《唐会要》⁽¹⁹⁾中的一篇文献颇有意义。该文总结了对9尊神崇拜的曲折变化，这9尊神事实上是自上古时代就为人所熟悉的星辰（如摄提是位于大熊星座左右的两组小星辰⁽²⁰⁾，招摇和太阴是北斗星座的两颗星辰，天一和太一是北极星的两个名称）。在该文的开头处，这些星辰都以下述方式与9个方向相联系：

在上表中，被归于了神的力量出自五代时期的一部著作，即萧吉（约530—610）的《五行大义》⁽²¹⁾。《唐会要》⁽²²⁾仅仅指出这些神控制了水灾、旱灾、收成和武力冲突等。

在确定了如此的对应关系之后，文中又补充了以下具体解释：“初九宫神位，四时改位，呼为飞位，乾元之后不易位。”⁽²³⁾

这段文字制造了一大难题：如果神不再移位，那么他们是怎样安排方向的禁忌呢？对应的方法再一次使人走出死胡同，这就是说人们把同样也是“飞位”诸星，补充到神的行列中了。

这些“星”属于一种非常古老的占卜方法“遁甲”⁽²⁴⁾，它在《五行大义》中，被与北斗星座联系起来了⁽²⁵⁾。这样就可能解释了它们的吉祥力量⁽²⁶⁾。

但下表是以《唐会要》的文献而不是以由《五行大义》提供的资料为基础的，虽然《唐会要》声称引证了这部著作，以及另一部《黄帝九宫》的书。在《五行大义》中，这些星都具有同样的名字，但它们都与其他神有关。此外，我们所引证的这部著作叫做《黄帝八神图》。这些歧异处清楚地说明，九宫理论在6—10世纪期尚处于充分发展之中。因此，下表被认为是一种系统化的努力，它使颜色纳入到对立的做法中了，而对应的做法则未出现在《五行大义》中。

但在《唐会要》中出现的颜色同样也提出了一个问题，因为它们被称为“方”，即方向。它们在敦煌写本中就是被这样称呼的。我觉得在这批写本中，应该正确地诠释为“某星于本年中所占的方向”，可是本处的情况却并非如此。我们从中得出下文对照表的作者可能将星辰—颜色与古法相混淆了。在古法中，黑是北的同义词，红是南的同义词，绿是东的同义词，白是西的同义词。

如果上表能使人理解神是如何赋予神灵活性的，那么它却没有因此而解决三白和九紫的吉祥表现问题。大家可能会认为先天安排的四个方向的九宫图与吉祥星辰有联系，虽然坎、乾和巽似乎证明了这种理论。这种理论对于第4颗星辰无效，该星辰与艮和坤有关，正如对称关系所要求的那样。因此，这一问题仍没有完全解决。

结论

在前面的几段文字中，我试图证明敦煌写本中的九宫图和历书，总结概括了要比其相当吉祥的表面现象要复杂得多的概念。如果我们不可能一段一段地勾勒颜色变成星辰的过程，那么我却觉得有可能提出为解释这种发展的下述假设。

自从上古时代以来，“九宫”就形成了一个诸多星辰和神灵于其中活动的范畴⁽²⁷⁾。难道这种环境使最早独立的实体在时代的流逝中，获得了活动于同一范畴内的其他实体的特征了吗？如果大家敢说“是”的话，那么在这种假设中，颜色将会获得神力（由此而出现了对它产生的畏惧，因为它可以禁忌某些方向）和星辰的活动。正是这种活动性可以摆脱禁忌，这或是为了等待星辰活动，或是为了避免它所占据的方向。“九宫图”可能会促进同化过程，即通过可以更容易地于其中用唯一的一个字写颜色的名称，而不是星神名称的简单事实来实现。

但不管促使历书的编修者采纳这种九宫图的原因如何，这种指禁忌方向，以一种简洁明了的方式，确保了九宫图在许多世纪中延存下来，这是真实的。

在写于P.4996号写本中的一篇堪舆书末，共载有对于正月、四月、五月、八月和九月的5种九宫图。这就证明了在堪舆中禁忌九宫的意义。大家还可以参阅P.3555号写本的第一篇文书。

注释：

（译自日内瓦1981年出版的《敦煌学论文集》第2卷）

【注释】

(1)很可能有同类的1卷写本收藏于列宁格勒东方学研究所的特藏中，编号为Dx.1326。但由于无法研究它，所以我于此就不再考虑它了。

(2)翟理斯：《大英博物馆所藏敦煌汉文写本解说目录》，由大英博物馆保管人刊布，伦敦1957年版。

(3)藤枝晃：《敦煌历日谱》，载《东方学报》，京都版，第45卷（1973年），第377—441页。我还将应引证薮内清的文章：《斯坦因敦煌文献中的历书》，载《东方学报》，京都版，第35卷（1964年），第543—549页，其中对“九宫图”作了简单论述。

(4)马伯乐特藏第1399号。

(5)我采纳了由藤枝晃经考证提出的时间，而不是由翟理斯于其目录中提出的时间。

(6)S.1473和S.681号写本背面九宫图成了这一规则的例外。大家于其中既发现不了中心格，又不会看到字带。但它们于历书开头处的位置，以及附于该图的文献可以使我把它们视为大图。

(7)请参阅葛兰言：《中国人的思想》。（1934年），由阿尔班·米歇尔出版社出版，巴黎1974年版，第167页以下。

(8)S.681号背的写本残卷似乎属于这一类。

(9)“造”可能是希望指”安葬”。

(10)S.2404写作“姓”而不是“妊”。

(11)S.2404写作“损”而不是“伤”。我于此采纳了S.95号写本中的写法。

(12)S.2404于此补充了“六畜”二字。

(13)S.2404又补充了”疾病”二字。

(14)S.95和S.2404写作“诤”而不是”争”。

(15)S.2623中的最后两个字已残缺。

(16)S.2404写作“六”，但在“死”字之后忘记了补充“畜”字。

(17)S.1473号写本漏掉了“地”字。

(18)“五姓”事实上意指“所有的姓”。因为占卜方法之一是将所有的姓分成不同的5类，这5类的名称系引自5乐符，它可以使姓纳入五行之中。这种办法也被用于堪舆之中，正如大家在P.3647号写本中所看到的那样。

(19)这是由王溥编撰的一部著作，成书于961年。见《万有文库》第2集，《国学基本丛书》，共16卷，上海1935年版。

(20)见沙畹：《司马迁的〈史记〉》，1895—1905年版，阿德里安·麦松奈夫书店，巴黎1967年版，第3卷，第345页；德．肖苏尔：《中国天文学的起源》，1909年版，台湾成文书局1967年版，第288页。

(21)《任存论书》卷5，第4—5页。

(22)《唐会要》卷10下，第256页。

(23)《唐会要》卷10下，第256页。

(24)阮文学：《古代中国的占卜、巫术和政治》，法国大学出版社，巴黎1975年版，第190页以下。

(25)《五行大义》卷5，第5页。

(26)有关这一问题，请参阅斯特里克曼：《中国的史学、人类学和宗教学》，第40卷，第1期，1980年6月。请参阅第201—248页，特别是第228页注（32）。

(27)据《五行大义》卷5第5—6页认为，12种神与12地支相联系，在九宫中移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