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代高昌王国物质文明史

莫尼克·玛雅尔

在19世纪初叶的地图上，亚洲腹地尚是一片未知之地，各地间的距离均是根据约估而标定的，并为各个城市都起了一个荒诞古怪的名称。欧洲首先对印度，然后又对东南亚实行殖民政策，中国被迫向西方贸易开放门户，俄国也开始向亚洲地区扩张，所有这一切都导致掀起一股赴西域探险的巨大潮流。俄国人于1878年强加给中国的利瓦吉亚条约就开创了一个先例。

1863年，阿古柏在喀什地区作乱，在数年间割据了一块地盘，并将其总部设在莎车。他接待了一批外国考察团，同俄国人和英国人签订了一系列条约。俄国占领了伊犁河上游，天山以北的固勒扎（今伊宁市）地区。当阿古柏于1877年死后，清廷收复了喀什，同时也要求俄国人结束对固勒扎的占领。后者当然不会乐意听命。利瓦吉亚条约承认了俄国占领的合法性，俄国商人也赢得了许多重大特权，清廷被迫同意俄国在哈密、吐鲁番和迪化（乌鲁木齐）建立领事馆。

俄国人利用这种局面在新疆组织了探险考古活动。由普热瓦尔斯基（Prve valskii）率领的考察团，尤为重视搜集当地的植物资料。圣彼得堡皇家花园的总管，植物学家雷格尔（Regel）首次对吐鲁番地区进行了考察。他于1879年到达迪化，并从那里南下，于同年10月间越过了博格达群山而进入了吐鲁番盆地。他在游记中描述了沿途居民对他所表示的困惑不解的情绪。因为这些居民在他之前从未见过欧洲人。他还特别强调了中国官员们疑虑重重地监视他的情况。他对哈喇和卓、吐峪沟和托克逊地区进行了考察，既注重气象和植物方面，又尽最大努力去研究那些古老建筑，尤其是测绘了哈喇和卓古堡附近的亦都护城（古高昌），在草图上标出了各个主要建筑物的方位。

自从雷格尔把这条大道打通之后，英国的卡里（Carry）于1886年进行了探险旅行。荣赫鹏（Francis Younghusband）也接踵而至，他为了返回印度，以同从北京出发的一支商队相会合，故而在到达焉耆之前曾路过吐鲁番，成了在古丝绸之路上第一个沿着这一方向旅行的欧洲人。此外还有1898年的丹麦人孟克（Baron Munck）和唐纳（Otto Donner）。但任何人在吐鲁番停留的时间，都没有俄国格鲁姆—格尔日迈洛（Grum-Gr譕ima?lo）兄弟那样长久。他们于1889年和1899年的西域旅行记已出版了3大卷，而且还附有史料价值很高的地图和图片。书中关于吐鲁番盆地及其南北山麓的章节，详细记载了沿途耳闻目睹的一切情况：风景、植物、动物、建筑物、灌溉、习俗、居民外貌、语言、歌谣等等。正是他们二人首次发现吐鲁番盆地的大部分地区都低于海拔线。另外一位俄国探险家柯兹洛夫（Kozlov）是由罗伯罗夫斯基（Roborovski）队长率领的考古探险团的成员，他又考察了格鲁姆—格尔日迈洛兄弟的重大发现，从而进一步激起了西方各国对吐鲁番盆地的强烈兴趣。

克列门兹（Klementz），1898年首次考察了吐鲁番的某些古遗址，从而开创了20世纪初在西域进行大规模考察的新时代，并且出现了欧洲与日本考古学家之间的激烈竞争。在吐鲁番发现了古代丝绸之路上的绿洲文明，证明了该地区曾由操印欧语系语言和信仰佛教的民族所占据过。这一新发现打乱了过去所沿袭的看法，即认为新疆地区没有值得考古学重视的伟大历史，而且那里最早是由皈依了伊斯兰教的突厥人所占据。

1900年，俄国在圣彼得堡创设了西域考察委员会，其宗旨并不仅限于地理学研究，而且还要从事对遗址的考古发掘。德国在威廉二世（GuillaumeⅡ）的支持和资助下，也组织了大型考察团，其中成绩最大者是格隆维德尔（AlbertGrünwedel）和勒柯克（Albert Von Le Coq）。德国学者们的考察主要是围绕着古龟兹绿洲和吐鲁番进行的。首批考察团于1902年11月至1903年3月间在吐鲁番逗留，集中力量考察了古高昌城。格隆维德尔由胡特（Huth）陪同，后者负责研究地名和语言。从1904年9月至1905年12月，勒柯克取代了胡特，首先独自在吐鲁番活动。同年10月底，格隆维德尔也赶来同他会合，共同前往喀什，最后在库车一直逗留到1907年6月。他们的最后一次发掘活动是于1913年1月至1914年2月间在吐鲁番和库车进行的，技术员巴尔图（Théodore Bartus）自始至终地参与了这项活动。勒柯克在这些探险中还曾穿越俄国的中亚省份，通过西伯利亚大道而一直到达塞米巴拉金斯克。德国考察团所发掘和在当地居民中搜集的文物，共用100多头骆驼组成的骆驼队而运了出去。1908年，日本人曾在当地一头人的家中发现过德国博物馆馆长发布的一张布告，要求高价索购当地居民们手中的文物。

从1902年起，日本就参加了西域探险。大谷光瑞长老是一位虔诚的佛教徒，曾多次组织中亚和西域的考察。由他个人资助出版的第一部游记取名为《新西域记》，模仿了唐代取经和尚玄奘的书名。他先后共从事了三次考察：1902—1904年的第一次考察是由渡边哲信和崛贤雄等人进行的，1908—1909年的第二次考察是由橘瑞超和野村荣三郎等进行的；最后一次是1910—1914年。从考古学角度来看，第一次考察收获最大，但这3次考察都曾沿着玄奘的足迹在吐鲁番盆地停留过。

1909年以后，俄国人再度于该地区露面，其中最重要者为印度学家奥登堡（Serge Oldenbourg），他在语言学家马洛夫（Malov）的陪同下，致力于补充前人的考察成果。俄国驻迪化的领事仍然在当地居民中秘密搜集文物。如《新西域记》第1卷中就记载说：“1908年9月7日，我们拜访了吐峪沟村村长……俄国驻迪化领事向他索求一些古文书，村长一次就寄去了3箱。”

斯坦因和伯希和在横穿西域的几次旅行中，都没有对吐鲁番进行深入考察，因为他们觉得那里是德国学者们的独占区。斯坦因于1906年4月到1908年的第一次西域探险时，于1907年秋季走马观花般地路经吐鲁番。他第二次探险是于1913年6月从印度出发的，于1914年10月间到达吐鲁番，趁德国人暂时离开的机会，而一直在那里发掘到年底，特别是对被人们所忽略的古雅尔城（今交河城）遗址作了发掘。斯坦因离开吐鲁番之后就到达了罗布淖尔，在那里曾有过重大发现。

第一次世界大战迫使所有的考察都陷于停顿了，同时也标志着对这些地区进行大规模自由考察时代的结束。战后，瑞典人斯文赫定（Sven Hedin）与中国政府合作分别于1927年和1935年进行了两次考察。斯文赫定在此之前曾于1893年、1899年和1902年三次考察西域和西藏。中瑞联合考察团于1929和1930年间在吐鲁番进行了重要发掘。中国著名的考古学家黄文弼参与了这项活动。他们发现了许多史前时代的遗址。

最后一位考察过吐鲁番的欧洲考古学家是约瑟夫·哈干（Joseph Hakin），他于1932年率领轮带车队横穿西域，有幸在吐鲁番拍摄过柏孜克力克的全部壁画。他发表的有关著作，至今仍是研究西域壁画发展史的重要资料。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后，1955—1961年间曾组织过几次重要发掘，澄清了吐鲁番史前史的许多问题。这些考察的主要组织者和推动者仍是黄文弼，他于1952—1953年间亲自主持了对吐鲁番的考察。此后进入新疆的西方人就很少了，主要是一些新闻记者，他们更为关心的是社会生活新闻，而不是有志于考古学与艺术史问题。1955年，路透社和《曼彻斯特前卫周刊》的一组英国记者被获准进入新疆。其中的戴维森（Basil Davidson）又到达了吐鲁番盆地，回国后著书介绍了他在废庙和石窟中所发现的一切。

在20世纪前四分之一年代中，各考察团的吐鲁番考古资料是相当丰富的，不仅在原地拍摄了许多照片，而且还搜集了壁画残片、绢画、工艺品、用土木金属等原料制作的各种物品，而且还发现了用多种文字所写的大量文书卷子。这批文物至今都分散在世界许多博物馆中。格隆维德尔和勒阿克的搜集品收藏在柏林印度艺术博物馆，特别是有一些保存完好的绘画残片和颜色鲜艳的陶俑。斯坦因携归的一部分文物收藏在伦敦大英博物馆，但大部分有关吐鲁番的物品入藏于新德里博物馆，特别是在阿斯塔那发掘到的明器和壁画。日本考察团的搜集品在二战前入藏于汉城博物馆，现在大部分已集中到了东京国立博物馆，最近还为这批收藏品开设了专室。俄国搜集的吐鲁番和塔里木盆地的大量壁画和其他文物，均收藏于列宁格勒博物馆。

公元初期，地中海盆地出现了罗马帝国，在中国建立了汉王朝，在印度北部和西北部是贵霜帝国，欧亚大陆上呈现了一种相对和平的气氛，从而也促进了贸易交流。人们很早以前就已经提到了通商大道沿途的各站。罗马奥古斯都（Auguste）时代的地理学家斯特拉波（Strabon）曾著书作传，公元2世纪时的亚历山大城学者托勒密（Ptolémeé）在其《地理书》中也有所记载。自西方而来的道路经过伊朗之后，又要经过木鹿城和大夏都巴克特拉，通过经自犍陀罗出发的印度道路而汇合在一起。接着步履艰难地翻越帕米尔高原之后，便抵达了重要驿站疏勒，来自康居和大宛的重要通道都要经由此城。为了越过塔里木盆地而抵达中国中原，旅行家和商客们有两条道路可供选择。这两条道路围绕着塔克拉马干沙漠而形成了两个辽阔的包围圈。两条路分别沿天山南北两麓而前进，首先经过昆仑山，然后再经过阿尔金山。这两条大道沿途都有许多建立在绿洲中的城市，在北侧有龟兹和焉耆，南侧有于阗，最后在进入中国中原的门户——敦煌地区的玉门关之后而互相汇合了。在长达数世纪的光阴里，商队一直是从陆路沟通东西方交通的重要纽带。在这两条大道的两端，即罗马（或亚历山大城）和长安之间出现了许多居间经纪人，以致这两极之间从未有过直接交往。

中国天朝政府要想开拓塔里木盆地，必须严密注视天山之北，准噶尔盆地一带居民们的动向。所以吐鲁番（更确切地说是车师王国）就开始扮演重要角色了。因为自乌孙人、匈奴人以及后期的突厥人地区延伸而来的道路，就是在这里汇合的。汉文各断代史在记载通向西域诸邦道路时，都非常简单。但值得庆幸的是，我们可以利用中国朝圣进香和尚们的游记故事作以补充。从公元4世纪起，历代都有赴西域求法的高僧。

在公元初年，似乎仅有两条通道，其一在非常靠南的地方，路经鄯善和于阗，另一条路则经过蒲昌海（罗布淖尔）地区，然后再到达焉耆和龟兹。很快又出现了第三条路线，从敦煌出发，直往北向哈密挺进，穿越了吐鲁番地区，在焉耆与通向龟兹的道路相汇合了。由于政局的波动，这条新路的作用逐渐超过了其他路线，南路逐渐失去了其重要性。

唐代史料对北路各主要驿站都作过详细记载，沙畹把分散在两唐书中的有关段落进行了集中分类。其一经过天山以北，其二为南路，两条路都是从高昌王国的都城出发的。对于从吐鲁番到玉门之间的一段路程，我们所知道的并不太确切。在哈密与吐鲁番之间有一片充满危险的沙漠地带，所以旅行家们都喜欢从北路绕行。1415年，沙哈鲁（Shah-Rokh）遣往中国的使节，就是经过这条路到达明朝宫廷的。甚至18世纪巴黎出版的杜赫德大作《中华帝国全志》中对此也有所记载。

当时通过北方的大道有两条路线，其中之一要经过准噶尔盆地而到达伊犁河谷，植物学家雷格尔1879年就是沿着这条道路前进的。我们认为宋朝使节王延德也是沿此路前进的。在吐鲁番盆地内部，各交通要道都是根据居民聚落中心而选择的，因此各条道路都必须沿绿洲一线行进。在东部路过鲁克沁之后，继续向哈密和中国中原地区挺进。另一条路则直接转向南部和罗布淖尔地区。黄文弼曾在那里发现过古代交通大道中的某些遗迹。

早期那些在吐鲁番和塔里木盆地从事考古的学者们，并不太关心史前时代。格隆维德尔在他发表的任何著作中，都未曾触及这一问题。勒柯克虽然带回了许多瓷器碎片，但却没有致力于考证那些可能属于史前文化时代的文物。斯坦因考古探险时带回的金属片和磨制石器，也没有经过特别研究，伯希和带回的三把玉斧现藏圣—日尔曼博物馆。第一次世界大战之后，开始了一场研究中国文明起源的强势运动，尤其是中瑞联合考察团曾作过这方面的尝试。人们终于成功地考定，从新石器时代起，整个塔里木盆地就存在有一个或数个定居民聚落。新中国在那里进行考古发掘时，主要精力都集中于史前时代，尤其是1953年、1957年和1960年的几次考察更为如此。郑德坤的《中国考古学》一书曾对此作过一番简单总结。

直到目前为止，尚未在新疆发现旧石器时代的遗址。最为古老的文物也只能追溯到新石器时代，这就是1931年由德日进（de Teillard）和荣赫鹏（Youngnushand）在阿克苏发现的“圆石器文化”。人们将之考定为40个世纪前末期的文物。

在3000年之前，吐鲁番地区开始出现了“细石器文化”，这种文明发展了很长时间，至少是一直持续到了公元前500年，在2500年之前曾与“彩陶文化”共存过。哈密以东的庙儿谷遗址就是这种陶瓷文明最典型的地方。中国的考古学家们现在认为，在第二个阶段，肯定要比此前所认为的那样复杂得多。

吐鲁番盆地的许多遗址都属于新石器时代。在雅尔城和阿斯塔那，发掘到了有关新石器时代第二阶段的一批文物。在吐鲁番盆地的其他地段，也曾发现过彩陶残片或其他文物，主要是在胜金口的一个小清真寺附近发现的。安特生曾将这些物品与在甘肃马厂的发掘物作了比较。在托克逊所搜集的陶器碎片也具有同样的装饰。在雅尔古城遗址中，黄文弼发掘出了大量文物，并且推定其时间为公元前最后几个世纪。郑德坤又将雅尔城的陶罐、托克逊的陶器碎片与在万里长城附近的沙井发现的文物进行了比较。这后一种文化被视为新石器时代的残余。而在长城地区，新石器文化是于公元前500年到公元初之间消失的。

黄文弼于1929年对雅尔古城的十几座墓葬进行了发掘，获得了一批文物。事实证明，游牧民族于公元初生活在整个西域地区，而且是居住在山区，定居民族栖身于平原地区，这两类民族在经济上经常互相补充。

当汉朝皇帝意欲抵御匈奴人时，便决定控制西域大路各主要驿站。只是从这个时代起，我们才开始掌握了一些有关吐鲁番绿洲历史的具体资料。从公元前2世纪后半叶起，汉文史料便称之为“西域”，这一名称一直延用了很久；汉人也是从这个时代起才开始越过了敦煌和玉门地区，根据不同时代而一直推进到西部远近不等的地方。第一位出使西域的张骞于公元前138年奉汉武帝的诏令，而前往寻求与大月氏（粟特人）结盟，以抵御匈奴，并且还带回了大宛良种血汗马。

到李广利于公元前102年远征之后，西域的道路向中原开放了。汉朝在焉耆附近的渠犁建立了第一个军屯，同时在蒲昌海建立了一批城堡。其中的某些城堡遗址是由斯坦因所发掘到的，对它们的发掘为研究中国京师同遥远的驻军之间的关系，提供了某些珍贵史料。当时西域共包括36国，其中大部分都处于匈奴的控制之下。每个王国的政治和宗教中心都是这条通商大道的驿站。其中最重要的一个绿洲就是龟兹绿洲，曾闪烁过灿烂的文明之光芒。唯有通过汉文史籍，我们才得以知道塔里木盆地定居民王国的历史。当山北的匈奴游牧部落对它们滥施淫威时，这些小王国都试图摆脱匈奴人越来越繁重的压迫，尤其是摆脱匈奴人的横征暴敛，以及对取道北路的商人旅客们的控制。(www.daowen.com)

高昌王国是最早处于中原王朝管辖下的地区之一。因为中原王朝认为那里是一个强大据点，可以作为开拓整个塔里木盆地的跳板。汉文史料称吐鲁番地区为“车师”，山南是车师前国，山北是车师后国。前一王国的首府设在交河城，已经有人将之考订为吐鲁番西北的雅尔城遗址。公元前60年，郑吉又发动了一次对车师国的征服，使车师国分裂成了8个小国：车师前国、车师后国和山北六国。中原王朝就在车师国中建立了高昌壁军屯，位于距雅尔城30多公里的地方。

西汉王朝于公元1世纪末衰落了，因而也使中原人失去了对西域的控制并导致匈奴人势力的复苏。西域诸邦中又出现了新分化，共形成了56国，而且都同匈奴人建立了联系。匈奴单于利用汉帝国在王莽篡政和赤眉起义后而出现的内乱，乘火打劫地煽动西域诸邦兵犯汉朝边陲。车师王国也于公元前46年归降了匈奴人。在汉明帝执政末年，汉王朝又派班超收复塔里木盆地，并且将势力扩大到了以远地区。公元73或74年，西域诸国又纷纷归降了汉朝，由耿恭指挥的一支军队驻扎在车师王国的领土上，其治所就在东部的柳中（鲁克沁）。公元91年，班超作为西域都护而屯兵龟兹，派500多名士兵占领了高昌壁，车师国王也遣其子前往汉廷进贡。

从105年起，西域诸国又开始反叛汉朝，匈奴人再次入侵。公元119年，班索出师哈密，先成功地降服了车师前国，但在匈奴和车师后国的前后夹攻下，却战败身亡。直到公元123年班勇继任西域长史的时候，才得以收复在塔里木盆地失去的地盘。他率领500名“

刑士”在柳中建军，既平定了车师，又将势力扩展到了莎车国。车师后国经常与匈奴人采取共同行动，并且不断出兵相助他们山南的兄弟——车师前国。汉朝不仅对山南的那个王国施加政治影响，而且还有文化影响，塔里木盆地的考古发掘物完全可以证明这一点。

在汉王朝覆灭和唐王朝建国之前，西域的局势非常混乱。有关这一阶段的汉文文献也经常互相矛盾，不能自圆其说。正如斯文赫定探险团在楼兰发现的一片简牍所证实的那样。在公元222年，高昌似乎还在天朝政府的管辖之下。这块木简的时间为268年，文中特别指出天朝向高昌地区派遣军队一事。在甘肃建立的凉王朝，在高昌也建立了一个郡。因为在吐鲁番附近阿斯塔那墓中发现了这个王朝的文献，其时间为364年，已刊布于马伯乐所著《斯坦因第3次中亚探险所获汉文文书》一书中了，编为第262号文书。在胡族人建立的前秦王朝执政时代，由于苻坚威望的强大，使西域的某些王国都转向了他，并要求他给予保护。苻坚派大将吕光统大兵进驻，高昌于383年再次归降天朝。后来吕光自己建立了一个小王朝，任命自己的儿子为“持节镇西将军”，并且命他进驻高昌。该王朝很快就于403年灭国了，所以不可能对高昌施加更大影响。在拓跋北魏开国时，中国天朝似乎又恢复了对西域的关系，它于435年曾收到西域诸邦的贡品和恭贺，其中也包括高昌。当时对高昌的威胁仍来自山北，因为另一个强大的民族柔然人也逐渐将他们的势力扩张到塔里木盆地，而且同匈奴人一样，也首先从高昌兴师。公元460年，他们征服了整个地区，并且建立了一个傀儡王朝。其国王叫作闵伯周，自称高昌王，这是首次出现的一个尊号。北魏的皇帝们既无法从柔然人手中收复高昌，也无法成功地保护高昌王，平息马儒叛乱。马儒在这场战乱中身亡之后，麴嘉继任国王，该家族一直执政到唐军于649年进驻为止。在唐朝建国之前的衰落时代，麴氏王朝统治的高昌也属于柔然人的势力范围。但在552年，突厥人对柔然人发动了进攻，并且迫使他们向西逃窜。突厥人建立了一个从阿尔泰山到咸海的大汗国。塔里木盆地便很快就落入了突厥可汗们的势力范围，因而使突厥人控制了通向西方的商业大道，也就是控制了丝绸贸易市场。高昌王国可能试图维持它与天朝政府的关系，以抵消突厥人的影响，到了520年，它又向天朝宫廷遣使。该王国还试图与中国南朝诸国建立联系。梁王朝曾收到过高昌王国的贡品。但突厥很快就使高昌王国的独立念头化为泡影，使它无法与天朝政府保持密切的关系了。在长达一个多世纪的时间内，吐鲁番盆地的政治命运是由人口占绝大多数的突厥人所主宰的，突厥人胁迫麴氏家族按突厥可汗的意志行事，并迫使他们聘娶突厥少女为妻，以加强控制。

对于麴氏王朝最初几位国王执政年间的情况，我们没有掌握更多的资料，汉文史料对此也始终保持缄默。然而，在墓葬中发现的某些墓志铭，却可以使我们列出全部国王的名单，甚至可以整理出某些年号来。完全如同575年的一篇碑文所证实的那样，这些国王们执行了一种保护佛教的政策，因为原碑是为了纪念麴斌国王修造寺功德的。麴氏家族统治的高昌王国具有一种汉族与突厥混合文明的特征。在雅尔古城北部发掘的一个大型坟墓中，许多墓葬都属于6—7世纪初叶的。从日本考古团所发掘出来的文献中可以发现，麴氏宫廷及其行政机构都是按照汉人模式组织的，那些达官显贵们的尊号也完全是汉式的。

在公元6世纪末，中国中原地区又恢复了一统天下，可以继续其对西域的开拓政策了。麴氏王朝处于一种进退维谷的窘境，试图在两大近邻强国之间维持一种中立立场。公元601年，麴伯雅继任王位，一直在汉人与突蹶人之间唯唯诺诺，不敢得罪任何一方。他虽然被迫纳自己的“大母”为妻，因为她是突厥可汗的公主，但他于609年又亲自赴天朝宫廷，并随同隋炀帝远征高丽。612年，麴伯雅回到高昌之后，便降旨令举国上下一律穿汉服。尽管如此，他还向突厥人纳税。其子麴文泰执政初期，也曾多次向天朝进贡，同时仍与突厥人保持亲善关系；玄奘西游时，曾于629—630年间经过高昌。但时隔不久，高昌王国便不允许西域诸邦赴天朝的使节们穿越其领土了；更有甚者，高昌王还对那些与唐朝保持友好关系的邻国大兴问罪之师，特别是将焉耆五城劫掠一空。唐太宗决定发兵西征，侯君集于640年指挥一支大军向西挺进，麴文泰悸骇发病而卒，其幼子麴智盛出降，并被押解到了长安。高昌麴氏王朝共传9世134年。其旧疆土成了唐之西州，并被分成了高昌、柳中、交河、天山和蒲昌五郡。651年，高昌曾一度为安西都护府的治所。

英国和日本考察团在吐鲁番发掘到了许多官方和私人文书，它们均可以证明，当时吐鲁番地区与天朝是何等密切。这些文书特别涉及了该地区的农业组织、驿站服务和驿站马等方面的重要情节。在殡葬服装、艺术和壁画中，至今还保留着源远流长的烙印。汉人对吐鲁番地区的开拓并没有导致当地艺术的消失和艺术流派的沉亡。吐鲁番在一段时间内呈现了一片兴旺发达的繁荣景象，并且还巧妙地利用了天朝与西域诸邦之间的贸易交流。在670—672年间，唐朝的“安西四镇”（龟兹、于阗、疏勒和城）被吐蕃人所占领。当时吐蕃也正处在鼎盛时期，于667年在库库诺尔（青海湖）附近击溃了唐军。据藏文史料记载，吐蕃占领高昌的时间为760年，而汉文史料则认为是790年左右。对于吐蕃占领高昌时代的情况并不为人熟知多少，我们从吐鲁番所发现的一些壁画中可以略知一二，因为在画面中出现了前所未有过的密宗倾向。据在吐鲁番发现的一卷粟特文文书记载，高昌军队曾与吐蕃人并肩同回鹘人作战。

回鹘人于9世纪中叶在吐鲁番盆地定居，他们最早从750年起就经常介入中原的政治事务。公元756年，回鹘可汗改宗信仰了摩尼教，使回鹘这个粗犷和好战的民族接触到了一种具有丰富文化遗产的教理，其最早的成果是使回鹘人拥有了一种文字。回鹘可汗们居住在鄂尔浑河流域，曾多次进入吐鲁番和塔里木盆地。据哈喇巴勒哈逊的碑文记载，高昌与北部山区于9世纪初叶被回鹘人所征服。842年，黠嘎斯人利用回鹘人内部爆发的王位危机，而发兵攻打回鹘都城，迫使回鹘人逃至新疆和甘肃一带建立回鹘汗国。当唐朝于907年覆灭之后，又在中国北方走马灯般地建立了一系列胡族王朝。高昌与塔里木盆地基本上是被回鹘人所占领，以致在《世界疆域志》这样的伊斯兰史料和马可·波罗游记中，这一地区都被称为“回鹘斯坦”。高昌在回鹘汗国中占有非常重要的地位，因为回鹘可汗于847年将都城迁至那里。从此之后，此地又以“和州”（火州）的名称而出现在汉籍中了。我们掌握有这个时代的许多古迹、建筑物、绘画和写本卷子。

对于此后的情况，汉籍中所提供的资料并不多，同时代的伊斯兰史料也不算浩繁。但残唐五代的汉文史料却为我们提供了足够的资料，使我们可以看到回鹘人同天朝保持着密切的关系。《辽史》也记载了回鹘人于951年，曾向天朝派去一个包括摩尼教僧侣的大型使团。当时回鹘国王被称为“亦都护”，意为“神圣的殿下”，所以后来也用“亦都护城”来称呼高昌。

到了北宋时代，高昌虽然也同回鹘人保持着友好关系，但互相往来却稀少了。王延德于981年出使高昌回鹘时，曾受到过热烈欢迎。当时在高昌地区建立了一个强大和组织严密的回鹘汗国，他们逐渐排斥了印欧语系的古老文明。当时吐鲁番又呈现出了一片繁荣与和平的大治景象。无论佛教、摩尼教还是景教都得以发展。

当契丹王国被女真人推翻后，他们的首领之一耶律大石率领一部分军队向西逃亡。从1122年起，耶律大石罢黜了哈喇巴勒哈逊的喀喇汗王朝（黑汗王朝）的王子，并自称菊儿汗。当时西域已经出现了一个新的强大国家喀喇契丹（西辽）汗国。龟兹、别失八里、高昌及其附近地区都承认他们的宗主权。高昌人对耶律大石的军队感到心惊胆战，又对喀喇契丹的压榨和勒索忍无可忍。喀喇契丹人于13世纪初叶被蒙古人所灭。据波斯史学家志费尼（uwaini）的分析，当回鹘人得到元王朝的支持和保护时，便归降了他们。第一个承认成吉思汗宗主权的正是高昌回鹘王。1209年，西辽少监代表菊儿汗前往哈喇和卓，由于该城军民被他的敲诈勒索所激怒，一怒之下便将之处死，高昌回鹘便与成吉思汗结盟了。

从此之后，回鹘人的历史便与蒙古人的历史交织在一起了，回

鹘王子和他们的将士在以后数年中都参加了成古思汗的远征，如1219年，亦都护的部队也参加了围攻兀提剌耳的战役。成吉思汗死后，高昌回鹘地区成了察合台汗国的封地，当时伊斯兰教尚未传入吐鲁番，但在疏勒和塔里木盆地，伊斯兰教早已深深扎根了。直到14世纪末，吐鲁番才成为穆斯林地区。

从明代起，这一地区才正式被称为吐鲁番。明永乐皇帝的一位

使节曾于1406年穿越了这一地区。在15世纪前半叶，每三五年都非常有规则地互换使节。吐鲁番国王于1428年亲自赴明廷朝觐，他的太子也于1428年入朝称臣。1408年，一位叫作清来的吐鲁番僧侣也曾到过明朝宫廷。

当清朝康熙皇帝同厄鲁特（或卫拉特）人的首领噶尔丹作战

时，吐鲁番一名又在汉籍中出现了。噶尔丹于1681年前后占领了哈密与吐鲁番。这两个地区在清代只于1646年、1673年和1681年几次进朝纳贡。康熙对蒙古人的势力在自己边陲日益增长而感到不安，便从1690年起进行军事干预，向哈密、托克沁和吐鲁番地区派遣军屯。噶尔丹死后，他的一位侄子策妄阿拉布坦继续作乱，以致当地居民于1725年离开吐鲁番而前往投奔清将宁富安。

乾隆执政年间是清军最终进驻新疆的标志。1757年，和卓家族的最后一位首领失败，喀什也被纳入了清王朝的疆域，整个地区才被称为“新疆”。吐鲁番也因此而变成了清帝国一个省的组成部分。杜赫德在《中华帝国全志》中称吐鲁番为“西鞑靼地区一座美好而著名的城市”。耶稣会士们绘制的《西藏、喀什和哈密地区图》中也标有这一城市。

对于该地区佛教之前的宗教信仰，我们一无所知，因为没有留下任何遗址，汉籍中也没有提到车师国的宗教信仰。据斯坦因分析，当地居民可能信仰和崇拜过那些灌溉绿洲的“神祇”。在斯坦因前往探险的时候，吐峪沟地区还存有这样的信仰。即使在佛教传入该地区之后，某些传统信仰也曾继续过一段时间，如木头沟三号洞中的两幅画即可以支持我们的这一断言。

在公元4世纪时，高昌国王们可能就是佛教徒了。公元387年，一位叫弥弟的王子曾在鸠摩罗佛提（童觉）和尚的陪同下前往晋天朝都城，后者是一位汉文大藏经译师。到了5世纪中叶，高昌的一位王子还特别为弥勒菩萨修造了一座寺院。高昌如同龟兹一样，成了佛教中心。佛教在这里的传播是由于受贵霜大帝国影响的结果，在加腻色迦国王皈依佛门之后，一股强大的佛教浪潮便发展起来了。斯坦因在塔里木盆地以南的于阗和米兰发现过该时代的艺术品。北路的龟兹在传播佛教的过程中起过特殊作用，因为在那里创设了一个活跃的译经中心。由龟兹往西，人们用梵文阅读佛经，由此往东则用汉文阅读。高昌译经中心与龟兹译经中心之间，也有非常频繁的往来。禅宗教理于5世纪时由一位来自罽宾的和尚传入龟兹。5世纪末叶，高昌的一位和尚法慧亲自赴龟兹学习这一教理，回去后就在一座寺院中讲授经文。那些朝圣进香的高僧也都要在高昌停留。印度和尚达摩笈多在拜访龟兹以后和赴隋朝宫廷之前，曾在高昌逗留两年，他发现那里的大部分僧侣都懂汉文。斯坦因在吐峪沟的圣址中发观的《大般若波罗密多经》汉译本抄经，就是根据麴韩固国王的命令而抄写的。麴文泰于630年曾召对玄奘，并给予热烈欢迎，企图挽留他从事佛教的布教活动，玄奘只好采取绝食手段以迫使国王放他继续西行。

汉人的开拓也没有影响佛教的发展。在伯孜克力克就存有这个时代的佛教建筑和带绘画的石窟。在10世纪时，由于摩尼教的传入而一度有所黯然失色的佛教又得到了复苏，佛教徒们又重新占领了摩尼教徒们的圣址。

在吐鲁番的考古发掘证明，除了佛教遗址之外，还有一些摩尼教画和写本。在这些考古发现之前，人们主要是通过天主教神父们的辩论性著作而了解摩尼教的。在吐鲁番发掘到的写本装饰有精妙的小绘画。694年，一位西域的摩尼教官员出现在唐朝宫廷；719年，另一位精通天文学的摩尼教徒从吐火罗斯坦前往朝拜天朝皇帝，并且打开了一条新的通道。17世纪的耶稣会士们就是沿着这条道路赴中国宫廷的。摩尼教慢慢地从西域传遍了整个中国。732年，唐朝正式允许传播摩尼教（明教）。回鹘人于762年洗劫了洛阳，牟羽可汗会见了一些摩尼教徒。当牟羽可汗回归其都城哈喇巴勒哈逊时，带回了4位摩尼教僧侣，不但他本人改信摩尼教，而且还奉之为国教。当时摩尼教徒们利用回鹘人对唐朝的巨大影响，而在中国中原地区得到了一定程度的发展。高昌不仅成了回鹘的都城之一，而且也成了西域的一个摩尼教中心。高昌回鹘王子们很快就以西部伊斯兰地区那些受迫害的摩尼教徒们的保护人自居了。汉籍在记载高昌回鹘的使节时，也提到了一些摩尼教僧侣，951年派出的大型使团中的摩尼教僧侣人数最多。

高昌摩尼教徒与佛教融洽地和平共处。但摩尼教的存在时间似乎没有超过元代，逐渐被佛教所取代。

另外一种发源于西方的宗教——景教也曾在高昌地区流行，在那里已经发现了一批写本卷子和壁画残片。景教是基督教的一个异端派别，于5世纪中叶在东罗马帝国兴起。商人们把它从叙利亚和伊朗传入了中国。公元638年前，在长安建立了第一座景教教堂，著名的西安府大秦景教碑就是景教在唐帝国流行的铁证。在11世纪时，蒙古克烈部接受景教的归化，又出现了一股新的发展高潮。鲁布鲁克和马可·波罗的游记故事向我们介绍了12世纪时景教徒们对蒙古可汗的影响。马可·波罗还特别强调“回鹘斯坦”有许多景教徒。18世纪的著名东方学家阿色玛尼（Assemani）在《梵蒂冈克莱芒教皇的东方学书目》中介绍说，景教史上经常提到Ighur，即指回鹘人。在高昌遗址中，已经发现了许多有特殊风格的壁画，其中画有典型的景教铁制十字架。吐鲁番以北的葡萄沟也曾为景教徒们占领过，因为在那里发现过古叙利亚文和粟特文的写本残卷，但有时用回鹘文书写。因此，不仅吐鲁番的传教士和外国商人们都信仰景教，而且当地那些操突厥语的居民也崇仰之。

（译自1973巴黎出版的《亚洲艺术》第29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