敦煌龙兴寺的器物历

侯锦郎

那些研究中国的考古学家和艺术学家们，尚未充分注意各种资财（法器、明器、绘画、雕刻、书画、书籍等）账目的重要文献。这些文献为我们提供了那些反映了当时的艺术、宗教、社会、经济和政治生活的资财的命名、作用、面貌与保存状态的具体情节。

这些资财账的全部数目相当可观，它不断因新的考古发现而有所增加。在一些刊本史料中，西周成王葬礼时，于其宫廷中展览的国家财富统计表，是我们所知的最古老的资财账⁽¹⁾。我们也知道由刘向（前77—6）及其子刘歆（约前53—23）编制的冗长西汉作品统计表，载于他们的《七略》中，后来又由班固（32—92）和《汉书》的其他编修者重新载于《汉书·艺文志》中。其中还有各种著作统计表，本文无法一一列举了⁽²⁾。自六朝时代起，便存在着一些书法、绘画⁽³⁾和其他出自皇家或私人特藏中的某些艺术品代表作的统计表。

这些史料都已广为人知了，因为它们已被反复刊布。但由考古学家们发现的统计，则更为意义重大。它们有的出自墓葬，有的出自佛教石窟，这些籍账首先写于木简或竹简上，此类简牍从六朝时代起已被纸张所取代。至少自汉初以来，此类文献在墓葬中便相当于明器，从而可以使人更好地对它们进行考证。

在出自敦煌佛教石窟的文献，某些统计表出自各级行政机构，另外一些则出自佛寺，最后是其他出自私人者。那些在同一地区的墓葬中，尤其是在新疆墓葬中出土的文献，则具有一种可比意义。对所有这些文献的研究已大大地超过了本文的范畴。因此，我仅将自己的研究局限在由赵石老卿于龙兴寺编制，并写于P.3432号写本正面的法器器物历，该写本的背面由《净名经关中释抄》的抄经占据。这份器物历实际上包括所提到的每种物品的大量详细情节，从而使我们可以从事更为深入的分析，为了更好地理解原文，我还使用了敦煌的一些类似文书⁽⁴⁾以及日本某些佛寺的资财账⁽⁵⁾。

这卷写本是以横卷的形式出现的（30.5×201.2cm），共包括完整的4页（长43.7—45.2cm），有一残卷的纸张相当薄（长18.9cm），纸浆比较均匀，具有粗大的网纹，呈浅褐色。92行文书中的每一行都抄写于用淡墨仔细地画成的横线格上，采用行书字体，有些墨色较重的字具有楷书倾向。

这卷写本的前面还有一片封面的残卷（长3.5cm），纸张比较厚，呈棕赭色。我们知道唯有第一行的下半部已有残损。由于在位于卷末的破损处，我们可以读到“……绢里……”两个字，从而可以使人得出结论认为，该写本是不完整的。其破损处似乎早于背面抄写的时间，因为抄写者是从破损处之后开始抄写的，留下了相当大的一段空白。从书法的风格来看，其背面文书可断代为10世纪。

这份器物历是分三部分介绍的：

1.佛像、绘画和绸绢品（第3—16行）。

2.佛经（第16—56行）。

3.衣服与法器（第57—92行）。

佛经并不属于我研究的内容，我将不把它们纳入下面的译注文中。

器物有时按照它们所处的地方来分类，有时又以其类别划分，以致这份器物历显得有些混乱。此外，某些器物又出现在它们应被分的那一类之外了。这两点值得注意的事，又导致我认为本卷器物历文书是直接在器物面前编制的，并非事先经过精心挑选。我发现该器物历中相当大的一部分（佛经和衣服除外），都在每种器物名称前用毛笔画一个朱红色的圆点。这就使人相信其统计表曾经过核定。

虽然该文书已由池田温精心地刊布于他那部叫作《中国古代籍帐研究》⁽⁶⁾的大作中了，我认为重新发表它还是很有意义的。我在修订其中某些有疑问的释读时，有时也要修改池田温先生的断句。我必须将本器物历的第1—81行编成条目。这几行的开头部分已用放在括号内的斜体字母标注出来了。

这卷写本没有时间，由两行将它置于当时历史背景下的文字开始：

龙兴寺卿赵石老脚下，依蕃藉（籍）所附佛像供养……等数如后。

一名“卿”⁽⁷⁾的存在和提及“蕃籍”，立即就会把该写本置于了吐蕃占领时代（781—848）。从而导致我们想到，吐蕃当局通过建立这类籍账而希望控制和甚至是没收寺院财产。这是大家在诸如绘画、布帛等易碎品中，发现了有关其保存状态的一种具体说明的原因之一。此外，这一断代已由使用吐蕃的度量单位（诸如“讬”、“箭”和“指”）与汉地的度量单位（诸如约合311cm的“丈”、31.1cm的“尺”和3.11cm的“寸”）同时使用所证实。

这份器物历从第三行起，便只有如下内容：

1.佛帐内当阳脱空金渡像台，并艳座，长叁尺。其座上菩萨声闻捌事围绕。

2.大莲花佛座长两讬⁽⁸⁾，及上方座肆重，并降⁽⁹⁾桥金渡。

3.佛帐额上金渡铜花并白镪花参（叁）面，画垂额壹。

4.佛头上铁伞子壹，少许金渡。

5.座上铁菩提树⁽¹⁰⁾贰。

6.金铜阿弥陀像壹，并艳座叁尺。

7.药师琉璃金铜像壹，并座叁尺贰寸。

8.金铜阿弥陀像贰，各长贰尺肆寸，并座。

9.又贰尺贰寸壹。

10.又无座像壹，长贰尺。

11.金刚

（花）壹，并座长贰尺。

12.画布观世音像壹，长一箭⁽¹¹⁾半。

13.金铜声闻像壹，并座长贰尺。

14.药师琉璃金铜像壹，并艳座长壹尺捌寸。

15.周鼎佛堂内：铁莲花树⁽¹²⁾壹，柒曾（层）千佛围绕，两讬。

16.集圣绢像壹，白练画，色绢绿⁽¹³⁾，长壹丈柒尺，阔长壹丈壹尺伍寸。

17.故末禄^(14)(15)画观世音像壹，长陆尺，阔贰尺，色相应绿。

18.布画千佛像壹，色布绿，长玖尺伍（寸），阔柒尺。

19.佛屏风像壹合陆扇。

20.绣像壹片，方圆伍尺。

21.生绢阿弥陀像壹，长肆尺，阔叁尺壹寸。

22.绣阿弥陀像壹，长叁箭，阔两箭，带色绢。

23.末禄绣伞壹，长壹（丈）柒尺，阔壹丈，无缘，新。

24.四天王绢像肆，色绢里，长壹箭半，阔贰尺。故。

（正如在本文开头处所讲的那样，我于此删去了出现在本器物历中的佛经作品）。

佛衣及头冠数如后：

25.佛头观（冠），铜渡金，柒宝⁽¹⁶⁾钿，并绢带壹。

26.又头冠壹，锦绣⁽¹⁷⁾带陆，长两箭肆指，阔叁寸，并有铜杏壹拾伍⁽¹⁸⁾，并子光下⁽¹⁹⁾。

27.故佛衣，大像袈裟，表杂色绢，并贴金铜花庄严⁽²⁰⁾、绵⁽²¹⁾里、锦缘，周围拾箭壹。

28.又佛衣，绵里，锦缘，金水庄严，周围陆箭，故。

29.故绯绫披，并有绣花色绢里，锦缘及锦绢带，周围陆箭，真珠庄严壹。

30.又披，锦表，绢里，高梨⁽²²⁾锦并紫绢缘，长陆尺伍寸，阔肆尺壹，故。

31.又衣壹，绫锦表，色绢里，高离锦及真珠柒宝缘，色绢带，长肆箭，阔两箭。

32.故阿难袈裟壹，草绿地麹尘相，长柒尺，阔陆尺。

33.又迦叶袈裟壹，黄绢地，紫绢相，长柒尺，阔陆尺。

34.故墨绿绢褊衫壹，并带。

35.阿难裙，杂锦绣并杂绢补方，并贴金花庄严，番锦缘及锦绢沥水⁽²³⁾，长肆箭，阔两箭贰。

36.迦叶故绢褊衫⁽²⁴⁾壹，并带，其绢色像删纳⁽²⁵⁾。

37.金刚裙贰，故，绯绫表，色绢里，紫绢缘，长肆箭半伍，阔两箭。

38.故四福（幅）⁽²⁶⁾锦绢幢壹，罗锦绣者舌⁽²⁷⁾。

39.又肆福（幅）故幢贰，杂色罗表，色绢里，高梨锦屋，并者舌，锦绣罗带，木火珠。

40.又故汉幢壹，杂色罗表，色绢里，锦屋，罗锦绢者舌带。

41.又肆福（幅）罗表，绢里，高离锦屋幢壹，锦绣者舌并带。

42.故不堪受用，杂色罗表，色绢里，锦屋幢壹，伍福（幅），罗锦绢者（73）舌并带。

43.祈（新）高离锦表，色绢里伞壹，红绢裙，并丝悬针线带，罗网，并金铜杏叶庄严，周围柒箭。在行象（像）□⁽²⁸⁾。

44.故小白绫伞贰，色绢者舌，周围一箭半。

45.故生绢画幡贰拾肆□，长柒尺，并有连提。

46.故珠幡贰。

47.又小珠幡贰，不堪受用。

48.又故金花幡参（叁），不堪受用。

49.金渡紫绢佛帐额，长壹箭半，阔壹尺，肆条。

50.故绯绫罗额，长壹箭半。

51.白绣罗额两段，壹箭半。

52.故画布幡拾壹□，各长陆尺。

53.故高离锦经巾壹，色绢里，四方各长壹箭半。

54.又细画布经巾壹，长参（叁）箭壹析（指），阔两箭半。

55.木经案，大小共贰。

56.绯绢经巾，色绢里，白练画缘，长两箭，阔壹箭半，不堪受用。

57.又经巾壹，花罗表，红绢里，长一箭半，阔叁尺伍，不堪受用。

58.故黄绢额，长壹丈叁尺，不堪受用。

59.金花陆两盏。

60.铜盏壹，拂临⁽²⁹⁾样，角⁽³⁰⁾。

61.散金肆钱。角。

62.拾捌窠锦被壹张。

63.金铜莲花陆支并干及座。

64.大铜金渡畟方四脚香炉，花（叶）上有宝子叁箇。

65.长柄铜香炉壹拾两并香盒（奁）。

66.铜叠子⁽³¹⁾壹拾肆枚。

67.汉小镜壹，叁两。

68.又小镜壹，贰两。

69.又金铜香炉壹，并木油香奁⁽³²⁾。(www.daowen.com)

70.钟壹口，周围肆箭半，长壹箭半。

71.舍利塔相轮上金铜火珠壹。

72.铁索肆条，长拾肆讬。

73.铜铃贰伯（佰）枚。

74.壹拾叁两铜钵盂贰。

75.杂色绢路袋壹，方圆壹箭。

76.圣僧座绣褥壹，青绢里，高离锦□，方圆壹箭，故。

77.又故圣僧座叁，绢表布里，有金钱庄锦，方圆各。

78.高离锦毡代亲褥⁽³³⁾两条，各长捌尺，阔肆尺。

79.供养绯絁毡□□锦缘里毡儭，长捌尺，阔肆尺。

80.又供养捌尺毡壹，绯

81.绢里

登录在这部不完整的器物历中的龙兴寺的资财，都是一些可以搬动的东西，唯有壁画和粘土彩塑除外。后者是不会消失的，现在仍位于原地。这本账目中共包括18尊彩塑、49幅画和幡、两块上面带有佛教各僧像、九幅罗表、人物的绣锦，两顶佛冠、11件袈裟、8幅写有题识的罗额、292种经巾、2件金银器、2个木经案、6朵镀金铜莲花、3个香炉、1口钟、14个铜碟子、1个绢路带、4个绣褥、5块毡以及3180卷佛经（它们具有一种不同的意义，我于本论文暂将它们搁置一旁不顾）。

由于这部器物历是不完整的，所以我很难对收藏于寺院中的全部资财编制一份完整的器物资产账。

《旧唐书》卷七刊载有在所有的县中建造一座中兴寺，以纪念唐中宗皇帝于705年复夺权力的诏令。两年之后，这些寺院的名称改为龙兴寺⁽³⁴⁾。据《唐会要》卷50记载，玄宗皇帝于739年诏令，为皇帝祝寿时要在每个县的开元寺举行，而为皇帝守丧的戒斋仪式要在龙兴寺举行。因此，敦煌的龙兴寺是一座重要寺院，沙州的统治者在近一个世纪期间，要在其中通过隆重仪式而表达他们对朝廷的忠诚。为了举行这些仪轨，朝廷经常向这些寺院赠送已故皇帝的圣像、衣物、经文以及其他物品。然而，在这份器物历中，既没有来自朝廷的物品，又没有用珍贵物质（宝玉和黄金等）制成的物品，更没有在中国中原各地区⁽³⁵⁾以及日本⁽³⁶⁾的寺院中收藏的那些著名艺术家们的代表作。这其中很可能在吐蕃人夺占敦煌时，造成了重大损失。僧侣们也可能在登记这些器物时，将最珍贵者掩藏起来了。因此，这里只是一批更要多得多的资财剩余物的账目。事实上，许多画和布帛的保存状态很坏，并且几乎无法使用了。

尽管有损失，这份器物历仍基本反映了于11世纪初叶封闭藏经洞和于1900年被王圆箓重新打开之间敦煌17洞中收藏物的全面内容。它证明了9世纪时敦煌一座佛寺中的资财是什么。我们可以从中发现大量佛经经卷，其次是绘画和幡，最后是一小批佛教人物的绣像。最有价值的器物，都被分在以下几类中，它们形成了对寺院资财其基本特点进行某些研究的内容。

在雕塑品中，我们可以区别出用干漆制成和涂金的佛陀空心雕像（第5号），它们要比一般代表次要人物的镀金青铜小像大一些。我们还应提醒大家注意，干漆空心像出现于西晋王朝（290—419）期间，以著名的雕塑家戴安道为代表。据史料记载，他特别制造了一些“夹紵”（多层绢）的漆“行像”。为了制造这类彩塑像，制作者们从制造粘土胚开始，再在它上面贴数层带漆的绢和香灰。再接着制造面部并把它拧成褶状，从中加入一种漆泥和香灰。当绢层和漆层都干固时，再取出其中的粘土团：坐像是从基部挖出，站像则是从背部挖洞。在经过装饰的石窟中，便竖立起一个木架以加固塑像⁽³⁷⁾。这样完成的塑像相当轻便，以使大家能够在佛像的行像节时将之抬出来。

我应该指出，在敦煌存在有一种节日，居民们于节日期间组织一次佛像的行像仪式⁽³⁸⁾。P. 2049背b号写本是一份净土寺的入破历，由僧愿达于931年编制。信徒们二月八日于城市中在佛顶帐和华盖下出行大大小小的佛像，他们停留在北门吃一次带酒的斋供。据P.3638号写本记载，佛像被抬在为了行像仪式而专门制造的彩床上（第20行）。

大家都会于此发现，1个世纪之后，在925年（据P. 2049背a第408行记载），一些塑像匠受请在寺中从事完全是同样内容的工作。他们用两天（二月六日和七日）来制造塑像，在塑像上贴了多层绢，寺院为此付给他们1斗面和3斗粟。这种技术于8世纪初叶传到了日本，在那里风靡一时。在中国，只有很少的这类塑像保存下来了。纽约市立博物馆收藏的一尊被断代为6世纪初叶（？）⁽³⁹⁾的佛陀坐像，以及华盛顿美术馆收藏的另一种被断代为宋代（12—13世纪）⁽⁴⁰⁾的佛陀坐像，都可以被列入大家熟悉的器物之列。

代表着佛陀（第19号）、阿弥陀佛（第21号）、观音菩萨（第12和17号）、四天王（第24号）、千佛（第18号）和全部佛教上师（第16号）的10幅活动画，都是在单色丝绸、经常是出自末禄的棉布或麻绢上制作的，大部分都装在竖卷之中，有一些装成扇屏状。其边缘为彩色，装饰着往往是多色的图案，从而突出了其中有一些裱有彩色丝绸里子的绘画。

一些类似的绘画已在P.2613号写本中造册登记，这是于873年在交接职务时编造的敦煌一家寺院的资产账。我们可以于其中发现11幅绘于丝绸、棉织物和麻织物上的代表着阿弥陀佛、大日如来、四天王和千佛的画像，它们都被裱装为竖卷本和扇屏状。

彩幡的数目相当大：24幅用长7尺的生丝绢制成，1幅用长6尺的麻绢制成，上面装饰有各种绘画。此外，我们还发现4种装饰以珍珠和3种饰金的图案。

P. 2613号写本向我们表明，仅仅保存在敦煌一座寺院中的彩幡，总数便可以多达380幅之巨，其中196幅用绢制作（24种用生绢制成）、83种用麻布制成、5种用夹缬（多种彩色的布，其装饰系由木板印刷而获得）⁽⁴¹⁾、1种绫、5种其顶部⁽⁴²⁾为丝锦⁽⁴³⁾（彩色丝织成的布）、83种带有银画、4种装饰以珍珠。这后几种是特别保存在漆函（漆木箱）中的，上面盖有一颗寺院的（？）印。这些幡的高度变化于6—49尺之间，被分成大、小和“等身”等种类。此类幡的特藏一般均为白色或本色，但有6种为红棕色，1种为缎纹红色丝绸。其底面上绘有装饰。

1.错（彩）或仅仅为彩，这一名称既未出现在辞书中，又未出现在绘画论著中。“错”是一种古老的冶炼术，可与金银嵌花术相比较。匠人们可以用这种方法在铜制或铜制品中嵌入金线或银线。它于此可能是指一种使多种颜色同时存在在幡上，产生一种如同金属镶嵌般效果的做法。我在该卷写本（P.2613）中共发现102面幡，均以大幡丝绸或有一人高的丝绸造成并用这种技术装饰。

2.画，共有63幅。其中有13幅系用麻织物制成，但画中的内容却未被作出具体说明：42幅丝幡各自绘有一身菩萨像，其中24身都有“一人高”；其余8幡都用未被作出具体解释的帛制成，其中在上部拥有一匹用彩色线织成的丝绸。

3.银泥。83幅用没有具体解释的帛制成的幡均属于这一组。其中20幅大幡，5幅小幡和36幅约有一人高的幡，都仅仅提到有“银泥”。另外22幅幡则长9尺，绘有菩萨像。

无论是在我们这份器物历（P. 3432），还是在本处提及的P. 2613号写本的器物历上，对这些幡中所画的菩萨名称都没有作出具体比定。但大家可以根据出自敦煌和现今分别收藏于巴黎、伦敦、德里的绘有观世音、地藏、普贤、文殊师利、月藏、引路⁽⁴⁴⁾和四方四天王菩萨的同时代幡中的名字来猜测。这类幡在杆顶的空中迎风飘扬，它们一方面可以用于召神或一种出行仪式，另一方面是为了在殡葬礼仪中引导亡灵一直达西方极乐世界。

本处画的负承物是丝绢、棉布或麻布。在这些丝绸中，我们识别出了生绢，这对于淡色墨产生的效果极好；此外还有练，它是精细颜色的最好承负物。

然而，大家在敦煌没有发现绘在棉布上的画。人们由此便可以得出结论认为，本器物历中提到的“末禄”可能使用得相当稀少。相反，人们却发现了大量纸画，但无论是在这卷写本的器物历中，还是在被断代为873年的P.2613号写本中，都没有提到任何一种纸画。这就使我们联想到，直到吐蕃占领时代（781—848）初期，甚至直到9世纪下半叶，宗教画很少绘于纸上，可能是大家认为这是一种过分平庸的物质。因此，现在保存于各种特藏中的宗教画都要晚于这两份器物历编制的时间。根据于其上面绘画的纸张式样和特点，其中的大部分画似乎都应断代为10世纪。

方形或长形的织锦代表着与绘画同样的内容，即佛教人物，唯华盖的锦绣除外，上面绘有花卉画。锦绣的边缘上装饰以采绦。我们在P.2613号写本（前面已多次提及）中，共发现了11种帛画，其中有一种上面是宗教图象（第83行）。我还应该指出，这些锦绣的宗教形像与绘画具有同样的作用。

我们这份器物历中描述的4块经巾（第53、54、56和57号）均为长方形的（可能有一块例外，它为矩形），可以计算到从一箭半到三箭和一指等长度。前3种为各种丝绸，如锦、花罗和绢，它们都有彩色丝绸里子。最后一种为布，没有里子，相反却用一幅手工画来装饰。

写在佛经之后的一种说明，使我们可以估计当时每种经巾的平均面积。“已前，都计三千一十（百？）八十卷，经袟二百八十八”。这样一来，我们就知道了每块经巾都包有11卷经文。

铜镀金的佛头冠中往往都镶嵌有宝石，装饰着同样也是用铜镀金制作的杏叶和长彩带，所有这一切都仅仅使用在佛陀、菩萨和金刚力士的塑像上。它们的形状（大家还可以根据敦煌的绘画和彩塑来判断）是根据他们在佛教万神殿中的地位而变化的。据被断代为931年和在上文已经指出的写本P. 2049背b来看，一尊菩萨的法冠之镀金要求1两汞到22斗小麦，从0.6两金水到30斗小麦。一名来到净土寺的金匠用10天来制作这顶佛头冠。

这卷写本也向我们提供了有关被称为袈裟的佛衣之珍贵资料。佛陀的袈裟中最为豪华者，带有杂色锦缘并贴有金铜花图案。佛教中其余的神都穿有褊衫、裙并带等，这一切都是用各种锦制造的。我们从中发现了一种有关伞盖和罗表的非常丰富的辞汇，其中的某些术语，尚有待于借助同一时代的绘画和雕塑来考证清楚。

我们在这份器物历中发现了相当数量的来自外邦异地的产品。如其中用彩色线织成的高梨（高离，即高丽）锦占据了首位。它们一共被提及8次（第30、31、39、41、43、53、76和78号）。它们被用于制造衣服的锦缘、伞盖和罗表的幅、经巾和垫套。很清楚，这些高丽丝绸在敦煌颇受器重。另外一种当时很著名的产品也在本器物历提到了两次，这就是“末禄（第17和23号）。据《新唐书·列传》“列传第146”（北京版本第6263页）记载，末禄是位于波斯（大食）以东的一个小国，出产特别精细的棉花。我们看到了这种棉布是一种很好的画布。

器物历中也提到了由吐蕃杂色线织成的丝绸，即番锦（第35号），同样还有一种君士坦丁堡（？）式（拂临样）的铜（？）杯。另外，在P. 2613号写本中，也提到了这些高梨锦和番锦，还有重7两的拂临样杯与陈列柜（第57行）。此外，其中还提到了两种波斯奁（第33行）、一个南蛮奁、一个龟兹桶（第31行）、一个铸铁锅（第21行）和一把胡锁（第65行）。在其他写本中，我们还看到一条装饰有8两银的绿色胡带（P. 2567，被断代为793年，第8行）、10块装饰以于阗花卉图案的毡（P. 2583，可能应断代为828年，第2行）、蛮盆、盘子、独袄⁽⁴⁵⁾（P.3410，第16和44行）。这就清楚地说明敦煌在丝绸之路上所占的交通要道的作用了。

罗表（第40行）和小镜（第67号）这两种东西被称为“汉”地产品。同样的现象也出现在其他某些写本中，如我们于其中可以看到用彩色丝织成的汉锦（请参阅P. 2613号，第45行）、“新汉擀白毡”（P. 3638，第48号）和汉锁（P.2613，第65和91行）。这就说明，虽然敦煌的居民是汉族出身，但大部人却并不自认为完全如同其中原的同胞们。他们生活的地理和历史背景实际上也非常特殊。

有些出自中国内地的产品，同时提及了它们的制造地。例如，吴绫（吴系指江苏南部，见P.2613第102和104行）、益州（四川成都地区）小练（P.3841背）和梓州（仍在四川）小练（P. 3348背）、河南和陕西的胣纟（如同绢一般的粗丝织物，P.3438背）。这里无疑是指当时的著名织物，其中大部分都销售于西州⁽⁴⁶⁾的市场上，无疑也销售于沙州市场。我们需要指出的是，当时京城时髦的衣服都传到了敦煌。在P. 3410号写本中，我们看到一种衫（即无里子的衣服）和一种剪裁得很合身的栗色绫裙（第7行）、一种栗色的长袖衣服以及一双毡底靴子（第11行）。其中也出现了庐山（江西省）的绫与罗（第28—45行）。

即使只对我们这份器物历的简单研究，也会使我们深入理解敦煌9世纪时的生活，引起许多当时的艺术、经济和宗教问题。敦煌的交通要道作用，也由这些出产于遥远地区产品的存在，而得以澄清。

对出自敦煌器物历的研究，必然会为我们对中世纪西域的认知，做出颇有意义的贡献。

注释:

（译自日内瓦1981年出版的《敦煌学论文集》第2卷）

【注释】

(1)这份财务账保存在《书经·顾命》一卷中。请参阅孙星衍的《尚书今古文注疏》，台北商务印书馆1967年版，卷25，第23—28页。

(2)这些统计表中的一大部分，已连同古书的目录，刊布于《书目丛刊》中了，台北1966年版。

(3)在有关绘画的问题上也如此。
　　《太清目》是梁代（502—556）皇帝收藏品的目录，现在仅于唐代裴孝源的《贞观公私画史》中保存下来了某些节录。请参阅《美术丛书》，Ⅱ，3，第5—25页。
　　窦蒙《南齐画目》是保存在南齐皇帝收藏品中的绘画目录。
　　《八朝画目》是由同一名作家编纂的八朝皇帝收藏的绘画《目录》。
　　《陈秘阁图画法书目录》系指收藏于陈代秘阁中的绘画和书法目录。
　　这后3种目录未留传至我们手中。

(4)我特别是参阅了以下写本：1.交河郡市场上的商品及其价目账，已被断代为743年，龙谷大学收藏大谷文书第3072、3097等号，已由池田温刊布于其《中国古代籍账研究》（京都1979年版）第447—462页中了。2.沙州望族施物账，于973年二月编制（P.2567背）。3.828年（？）的俗教人施主（吐蕃大相和军人）疏（P.2583）。4.僧崇恩遗嘱（约为840年，P.3410）。5.873年在职务移交时敦煌某寺的入破历（P. 2613）。6.沙州首领进贡朝廷财务账以及回赐的礼物（874—879年，P.3517）。7.归义军（899—910）的布和纸破历（P.4640）。8.911年由僧善胜（P.3638）编制的净土寺器物历。

(5)日本人受到了中国佛教传统的影响，他们自716年起也每年都编制各座寺院的资财账，这些账目中有相当部分已为我们保存下来了。其中有一些被列入了国有财产和重要的文化遗产。例如，请参阅有关这一内容（资财账）的一次展览的目录，由奈良国家博物馆组织，1978年8月8日—9月10日。

(6)第514—516页，附有两幅插图（第1—21和72—92行）。

(7)我在其他敦煌写本中没有找到“脚下”（意为“在……主持下”）一词，在P.2613号写本中载有一个相似的词“手下”。有关这一职务名称，请参阅竺沙雅章于《东洋学报》（京都版，第31卷，1961年，第175—177页）中发表的文章。

(8)“”是古代吐蕃的度量单位，但我不知道其值。

(9)这是一座将供养佛像的莲台与信徒们进行祈祷的地点联接起来的桥，其功能是使佛陀的慈悲传给信徒们。我在出自敦煌的画中发现了与该写本同时代的画像（如吉美博物馆所藏EO.1128和MG.17637号，已刊布于《敦煌的幡与画》，巴黎1976年版，第15和17幅图）。大家在日本的佛寺内还可以看到这样的桥。

(10)请参阅望月信亨：《佛教大辞典》第5卷，第4668—4669页。

(11)这是吐蕃的度量单位。

(12)莲花象征着纯洁和化身，它经常被用作佛教神的台座。信徒们或将他们的真莲花，或将其木制、纸制、铜制，以及如同本处的情况一样的铁制莲花，供奉于佛寺中。这也是同时用于装饰的供品。

(13)练的制造过程已在一竖卷写本中作了描述，这就是张萱（8世纪）的《捣练图》，其一份由徽宗皇帝（12世纪初叶）制作的非常忠于原文的抄件，现保存于波士顿精美艺术博物馆。

(14)末禄是位于大食（波斯）以东的一个小王国，以其极其精细的棉布而著名。请参阅《新唐书》（北京1975年版）卷221下第6263页，还可以参阅伯希和的文章，载《通报》，1923年，第129页注；岑仲勉：《唐史余沈》，北京1979年版，第261页。

(15)本写本中的“”字的字体派生自“緤”，这是为了避唐太宗李世民皇帝的名字中的“世”字偏旁之讳，而使用的禁忌字“緤”，对于西州和敦煌的棉花问题，请参阁王仲荦的《唐代西州的緤布》，载《文物》，1976年，第1期，第85—88页。

(16)佛经中提供了略有不同的名物表，金、银、玻璃、玛瑙和砗磲（出自印度的一种漂亮的石头），载于所有的名表中；珍珠、玫瑰（漂亮的红石）、珊瑚和赤珠则不大被人经常提及。

(17)“字不存在于字典中。

(18)“”字于此写作“”，以避李世民的“世”字之讳。

(19)池田温认为“子光”是一个专用名词（见其书第515页），而又没有作出解释。

(20)“庄严”一词经常山现在本文中，从而可以使我从中推论出其意义来。

(21)据段玉裁的《说文》（经韵搂版本，第13篇上，第11页）认为，“”系指一种粗线布。

(22)“高梨”（如在此处）和“高离”（如下1行中）均指“高丽”，即今之朝鲜。

(23)这一词组的意义尚有待于确定。

(24)“褊衫”一词也出现在P.2049号写本背面b（第46行）中，其中指出一件褊衫于925年要出售25斗麦。

(25)这一词组的意义尚不太明确。

(26)“幅”字于敦煌写本中，通过由于的关系而写作“福”。

(27)“者舌”是指一种需要确定其意义的罗表的组成部分，也出现于P.613号写本中（被断代为873年）。池田温于其刊本（第579页）中将“者”字改为“赭”而又未作解释。

(28)这段资料是用淡墨由另一个人在该行前的格子中增写的，共包括4个字，其最后个一字不堪卒读。

(29)这是汉文对一个指君士坦丁堡罗马帝国的古波斯文的对音。

(30)该字是用小体字写于“样”字旁边的。

(31)“叠子”一词具有多义：织席、棉花或如同在本写本中一样指碟子。这后一种意义清楚地出现在P.3410号写本中，即僧崇恩的遗书，其中于厨具中写有一只“铜叠子”，一只蛮叠子、另外四只“（漆）叠子、两个画油叠子”和另外10个“画木叠子”。

(32)“油”字共3次出现在P.3638号写本中，该写本为由僧善胜于911年编制的敦煌净土寺入破历。其中在第20行中提到37“床子”，以在行像仪式中抬佛像，它们被装饰以油画。在另外两段文字（第11行）中，又提到了狮子，其中一头系用木头制成并被油漆为金色，另外两头用石头雕成被油作银色。

(33)这里很可能是指没有装饰品的羊毛毡，用一层多色丝绸覆盖。我没有掌握有关该项内容的资料。

(34)据《佛祖统纪》卷41记载，738年的一道敕旨强迫每个郡都要建造一座同名寺院。该资料未被其他史书所证实。

(35)在9世纪时，著名艺术史学家张彦远于其《历代名画记》（毛氏汲古阁版本）和著名的文人段成式于其《寺塔记》中，都指出了他们在两京（长安和洛阳）的寺院中看到的绘画、书法和雕塑品的代表作。稍后不久，到9世纪末叶和10世纪初叶，著名的道教天师杜光庭于其《道教灵验记）（《道藏》版本，第590册，第325—326页）中，也指出了他在道观中看到的雕刻品和绘画。对于四川（它在10世纪时与江西是重要要的文化中心）寺院中所收藏的财宝，请参阅黄休复的《益州名画录》（《王氏画苑》版本）和景焕（10世纪）的《野人闲话》（由《太平广记》引证）。

(36)在日本，贵族以及派向中国的日本遣唐使和学生，大都是大收藏家，他们是通过交换或采购至少是自隋代以来中国艺术的代表作而获得的。这些财宝都于同一时代或在稍后不久存入了佛寺之中，它们中有相当多的一部分一直保存到今天。这些寺院中最著名者是奈良的正仓院。

(37)对于“干漆”塑像的历史，见伯希和：《中国古代艺术中的干漆塑像》，载《亚细亚学报》，1923年4—6月，第181—207页。还可以参阅松本文三郎于《东方学报》（1940年）第11卷的文章。

(38)有关这一问题，请参阅塚本善隆于《石滨先生古稀纪念东洋学论集》（1958年11月）第301—324页中发表的文章。

(39)请参阅冯州于《中国佛教雕刻研究》（载《市立艺术博物馆学报》第23卷1965年5月，第320页）中的解释。我觉得其中的的断代似乎应该重新研究。

(40)见《艺术博物馆目录》（东京，讲谈社1971年版）第1卷《中国》的图83。

(41)有关这一问题，请参阅武敏于《文物》（1973年，第10期，第37—47页）中发表的文章。

(42)“顶”字在写本中作“项”字。

(43)“司锦”无疑应具有“司马锦”的简称，它经常出现于同一卷写本中。这里很可能是指当时很著名的一种产品。我在这一问题上没有掌握任何具体资料。

(44)见塚木善隆于《东方学报》（京都版）第1卷，1931年，第130—182页发表的文章。

(45)这是应考证的地名。

(46)大谷文书第3051—3060、3083和3097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