敦煌写本中的租骆驼旅行契

谢和耐

这篇短文的目的，是要指出在敦煌写本中，存在着某些为长途旅行而租骆驼的契约文书。我在这些租契之外，又附上了第6份租驴契。⁽¹⁾这些文书中仅有1种被作了明确断代（它是896年的），它们都如同其他的这类敦煌文书一样，基本可以肯定应断代为9世纪下半叶或10世纪时。它们具有一种双重的意义。首先是由于它们展现了当时甘肃和新疆运输界的情况。其次也是主要的是由于它们以其时代，而成为我们所掌握的中国租骆驼契约的最早样本。

这些有关敦煌运输史的文献，能告诉我们一些什么内容呢？它们既证明骆驼在西域和甘肃曾是最通用的交通手段，同时又证明这些地区的旅行家们有时一直要赴帝国京城。如果大家相信由这些契约集和差异极大的史籍，所提供的那些相当常见的资料的话，那么骆驼于唐代和五代时期的长安街道上乱遛达，便是一种司空见惯的场面。

本文征引的两份契约是为某次“入京”而准备的，也就是说要赴距敦煌有1700公里（3650里）之遥的地方作一次旅行。它是这批契约中提到的距离最长的一次旅行。其他契约中指出的旅行目的地为甘州（今甘肃中部的张掖），因而都是900和600公里左右的旅程，这与根据我们掌握的地图中的距离是一致的。

这些穿越新疆和甘肃西部戈壁地区的旅行，是集体完成的。契约中确实指出，在某些情况下，也让同行旅伴做法律上的证人。那是由于行人不仅可能会害怕游牧民中的那些土匪，后者不但会抢夺牲畜及其负载物，甚至在有机会时还会杀死行人；行人同样还会受到风暴的袭击、因迷路或因饥渴而死。向西北的旅行明显要冒很大的危险，而在甘肃的路上却遍布彼此相对距离较近的聚落。所以，我们这批契约中的一名行人，仅仅骑一头驴（或者更具体地说是一头母驴），就径直前往今天的张掖去了。

我们契约中有4种均指出，雇人“充使”。这就是说，很可能是指他们前去赴任居官。但这些人物均不享有官爵，而且相反还都被承认是“百姓”，他们之中唯有一位是军官“队头”者除外。那名叫作冯文达（P.2825背面）的人的情况相当例外。他确实于896年“奉差入京”，虽然他要自费租用一头骆驼。张议潮于872年收复敦煌之后，中国西北地区的特殊政治形势，可能会解释这些从敦煌出发的“充使”或“奉差”了。该地区实际上是以自治的方式行使权力的。本处征引的契约往往都晚于872年。

在这个时代，铜币在敦煌已经完全消失，所以其雇价用实物支付，就是很正常的事了。下面就是在每种情况下，由“雇人”支付的财物：

由于对于这些不同支付手段的各自价值无法定夺，所以我们根本无法对这些不同的价格，得出任何很明确的结论。此外，租金的价格很可能是根据牲畜的主人与雇人之间存在的关系而决定，同样也随着旅行的距离和危险程度而变化。但这些价格却提供了一个数值范畴，与出售耕牛的价格相比较，则似乎显得相当高。⁽²⁾

从法律观点上来看，租用牲畜要比买牲畜提出了更多的问题，并且也显得更为复杂一些。然而，大家于此却发现了中国所有契约的模式：⁽³⁾主动提出的交易的一方，要独自负担全部责任。

某些条款涉及了在立契时答应和出发时支付的租价，有时也在返回时支付，或者还会在契约上画押和出发时分期交付。在一种情况下，缴纳租金要由提供一种“典”物作保（P.2825背面）；在另外一种情况下，则由人们在卖契中遇到的那种办法作保，⁽⁴⁾即把应付的租价作为一种借贷。在于规定的时间内未支付的情况下，就会生息（P.2652）。此外，在另一种情况下，在未付租价时，则考虑“掣夺”动产（S.1403）。

但牲畜的主人主要是为了预防牲畜的损失，而希望得到保证，在我所掌握的契约中，共考虑到4种不同的情况。

1.牲畜在途中病倒、走失或死亡。在此情况下，则根本不予考虑有隐疾的假设，因为责任只能落到雇主身上。雇主应该提供其自然死亡的证据，必须让其同行人发誓作证。而且根据P.2652的文献来看，同行人必须达到3个人的数目。然而，雇主也必须保证由一头相当的骆驼（同样的性别、岁口和健康状态）来取代已失去的骆驼，而他却会得到退还的雇价。这至少这就是《敦煌杂录》第130页中刊布的文献，向我们指出的解决方法。其他的契约，实际上仅限于指出“用为后验”。

2.当牲畜由于雇主的过失而变得无法使用或走失时，雇主必须提供一头同样岁口的骆驼，而又不能索回雇价，雇价始终由畜主所得。

3．当牲畜被路贼偷走时，这种事实应由同行人见证，至少根据刊布在《敦煌杂录》第129页上的契约来，应该看是这样的。大家接着要参照习惯法（也可能是村庄中长者的裁决）。我们无疑应该这样来解释“看为大礼”或“一看大礼”，它指的是当地的习惯。

4.行人于路途上与其牧畜均失踪，那就有两种可行的解决方法：①要根据习惯法的规则行事（“一看大礼”），但我们不知道在此情况下，应采取什么样的解决方法。②为此目的而立保的人，应提供1头相同的骆驼来取代，扣除雇价（P.2652）。

我所拥有的文书都写得很蹩脚，保存状况很糟糕，特别是在《敦煌杂录》中刊布的两份契约中的文字，经常出现错录。我于此力求以基本可靠的方式复原，于下文将刊布这些契约并作一些译注。附：

敦煌的租骆驼旅行契

1.P. 3448号敦煌文书

辛卯年九月廿日（立契？），百姓善通、张善保二人往入京，欠少驰畜。遂于百姓刘达子面上，雇拾岁黄骆驼壹头，断作雇驼价生绢陆疋，其叁疋长肆拾叁尺，又叁疋长三丈玖尺，又楼机壹疋。看行内⁽⁵⁾骆驼价，将驼去。后比至到来路上有危难，不达本州，一看大礼。若驼相⁽⁶⁾走失者，雇价本在，于年岁却立本驼；或若道疮出病死，须同行证盟。立此文书。故勒私契，用为后验。

驼主　刘达子

雇人　董善通

雇[人]　张善保

见人　史兴子

口承人押衙张庆顺⁽⁷⁾

2.P. 2652号敦煌文书

丙午年正月二十七日，洪润乡百姓宋□□⁽⁸⁾使西州，欠少驼畜。遂于同乡百姓厶专甲面上，故⁽⁹⁾八岁⁽¹⁰⁾驼一头，断作驼价生绢一疋。正月至七月，便须填还。于限不还者，□⁽¹¹⁾乡（？）元礼生理⁽¹²⁾。所有路上驼伤走失，驼□⁽¹³⁾□⁽¹⁴⁾在。须立本驼，驼价本在。若有身东西不平善者，一仰男厶专甲面上，折雇价，立本驼。

如若疮出病死者，得同行三人微见□□□。大（？）

3.P. 2825背面敦煌文书

乾宁三年丙辰岁二月十七日，平康乡百姓冯文达奉差人京，为少畜乘。合于同乡百姓李略（？）□边．遂雇八岁黄父驼一头，断作雇价却回来时，生（？）绢五匹。见立典物，分付（驼主）。

4.《敦煌杂录》第129页刊布的敦煌文书

癸未年四月十五日，张修造遂⁽¹⁵⁾于西州充使，欠阙驰畜。遂于押衙王道之面上雇五岁父驼壹头。断作驼价官布十六疋，长柒捌⁽¹⁶⁾。到日送纳驼。若路贼打病死，一仰⁽¹⁷⁾要同行见□⁽¹⁸⁾，或若□□押损走却，不□⁽¹⁹⁾驼主之事，一角⁽²⁰⁾修造□□。

5.《敦煌杂录》第130页中刊布的敦煌文书

癸未年七月十五日，张修造王⁽²¹⁾于西州充便⁽²²⁾，欠阙驼畜。遂于押衙价⁽²³⁾延德面上，雇六岁父驼一头。断驼价官布拾个，长二丈六七，使⁽²⁴⁾入⁽²⁵⁾了。限三日，便须田⁽²⁶⁾还。更不许推言。或若路上贼打，看为大礼；或若病死舌⁽²⁷⁾，却雇价立为本驼。若是驼高⁽²⁸⁾煞⁽²⁹⁾，不□⁽³⁰⁾□⁽³¹⁾主。诸事一仰（？）修造之⁽³²⁾。当两共对面平章，更（不）许先悔。又⁽³³⁾人悔者，罚麦壹硕，充入不悔人。恐人无凭，故立司⁽³⁴⁾契，用为后验。

6.S. 1403号敦煌文书⁽³⁵⁾

（年十二）月十六日，队头程住儿，今往甘州充使。（欠少驴畜），遂于僧福性面上，雇七岁怀身骒（驴一头）。断作雇价，上好羊皮九张。到上卅日（）得（？）。如若不还，便任掣夺，便皮贾（）归，仰住儿，裴（？）掣（？？）。如若身东西（）驴，其驴人（？）失及非用（？）损，雇（）驴（），雇价本在。仰立本驴（？）□。两共对面，平章为定。恐人无信，故立此契，以（？）为后凭。书上四主字

十二月十六日雇驴人程住儿艹（画押）

□承人父兵马使程庆七

见人　徐贤者（？）

见人　队头程憨奴艹(www.daowen.com)

见人　程善住×

见人　竹（？）加进×

（译自巴黎1966年出版的《献给戴密微先生的汉学论文集》）

【注释】

(1)巴黎国立图书馆所藏伯希和敦煌汉文写本P.2652、2825、3448号；大英博物馆所藏斯坦因敦煌汉文写本S.1402号；北京图书馆所藏敦煌汉文写本，已由许国霖刊布于《敦煌石室写经题记与敦煌杂录》第2册，第129和130页中了。

(2)为购一头牛需牛价1匹长37尺（即11．47米）的丝绸（P. 4083），14硕（约840公升）粮食购一头奶牛（S. 5326）。为租一头骆驼所需交纳的10匹绢（《敦煌杂录》第130页），相反却代表着25硕粮食。事实上，1匹官布应为25尺（6．50米）长，1尺绢在9—10世纪的敦煌，大致相当于1斗（1硕）粮食。当然，骆驼的租价仍要低于它们的售价。

(3)请参阅谢和耐：《敦煌卖契与专卖制度》，载《通报》第45卷，第4—5期，295—391页。

(4)这至少似乎是可以从P.4083号敦煌文书中得出的结论（请参阅上引谢和耐文，第353—354页）。此外，在一份典身契中出现的一个术语，似乎揭示了在卖与借的观念之间的某种犹豫不决。在P.3150号敦煌文书中，提到了“自取物后人无顾价，物无利头”。如果考虑到出售被认为明确地有别于借和租，那么这种具体规定就没有任何意义了。

(5)应为“纳”。

(6)应为“伤”。

(7)该文献已刊布于东京《东方学报》第9卷中，1939年，101页。

(8)可能应作“充”（？）。

(9)应作“雇”。

(10)可能应作“父”（？）。

(11)应作“准”。

(12)应作“利”。

(13)应作“价本”。

(14)应作“价本”。应作“徵”，相当于“证”。该文献已刊布于《敦煌掇琐》第3册，225页，第53号文书；它也被刊布于仁井田陞的《唐宋法律之研究》418页中。

(15)应为“往”。本处指出的长度似乎无法理解。唯的一种可行的解决办法，似乎是将“柒捌”之前增加“二丈”并理解作“二丈柒捌”。这是布的正常长度（8．60米左右）。由于在本契约以及在下一件以同一个人的名义订立的契约中，布匹都被称为“官布”，所以我们应该承认这些布匹，都具有政府规定所要求的长度。虽然它们都略微超过了法定的长度25尺（7．75米）。

(16)原文作“你”。

(17)可能应作“盟”（？）或“证”（？）

(18)应作“干”。

(19)可能应作“仰”（？）。

(20)可能应作“知当”（？）。

(21)应作“往”。

(22)应作“使”。

(23)应作“贾”。

(24)应作“入使”。

(25)应作“人使”。

(26)应作“填”。

(27)可能应作“者”。

(28)应作“畜”。

(29)应作“失”。

(30)应作“干駞”。

(31)应作“干駞”。

(32)应作“知”。

(33)应作“有”。

(34)应作“私”。

(35)该文书已由仁井田陞刊布于《中国法制史研究》第2卷734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