伯希和西域敦煌探险与法国的敦煌学研究（代序）

耿　昇

敦煌藏经洞的开窟、敦煌文献的发现和敦煌学的诞生，已经100余年了。明年又恰恰是法国伯希和敦煌劫经的100周年（1908—2008年），我国西域与敦煌历史文物和文献的外流，其实已经远远地超过了100年。在西方和日本的科考、探险、考古学家们劫掠敦煌西域文物的狂潮中，法国探险家、语史学家、东方学家和汉学家伯希和的西域敦煌探险，则颇为引人注目。本文试对伯希和西域敦煌探险团在我国新疆和甘肃各站，特别是在敦煌从事考察和劫掠文物的史事，略作钩沉，以对《伯希和敦煌石窟笔记》的大历史背景作以介绍，以飨我国学术界。

一、伯希和西域探险团的缘起

伯希和西域考古探险和敦煌劫经，是当时国际大历史背景下的产物。

自19世纪下半叶起，西方列强对海外殖民地分割完毕之后，又掀起了一股西域探险考古热潮。其间，俄、英、德、瑞典、美、芬等国进入西域并从事科考探险的时间，要比法国早一些。西方列强在西域探险问题上，也如同在争夺海外殖民地和海外市场一样，始终都勾心斗角，互相倾轧。号称“日不落国”的大英帝国借助于印度的有利地位和阿古柏对新疆侵扰的机会，首先妄图染指我国新疆，于1834年派遣沃森（W.H.Wathen）赴于阗进行考察，派约翰逊（W.H. Johnson）于1865—1866年考察于阗，派沙敖（R.B.Shaw，邵乌）于1870年考察叶尔羌与喀什，派佛塞斯（T.D.Forsyth）及其同伴于1873年考察喀什与塔里木盆地周边地区。英国探险家贾斯理（Carey）和达尔格莱斯（Dalgleish）稍后于1886一1887年也前往同一地区搜掠文物，鲍尔（Bower）少校利用追捕杀害达格莱什的逃犯的机会而于1889年到达沙雅。但这些英国人直到此时仍未考察清楚，究竟应将塔里木文化归属于哪一种文明，直到斯坦因受英国政府派遣，于1900—1901年第一次西域探险为止，这种无知局面才略有改观。早就对中国新疆垂涎三尺的沙俄帝国，更是迫不及待地派遣文武官吏对塔里木盆地南缘与喀什地区进行考察。如普热瓦尔斯基（N.M.Przeval skji）于1870—1885年4次分别对罗布泊、且末和阿尔金山诸绿洲进行考察。1885年，格伦伯切夫斯基（B.L Gromb~cevskii）在塔里木盆地西缘从事考察发掘。1889—1890年间，佩夫乔夫（M.V.Pevcov）、罗博罗夫斯基（Roborovskii）、博格达诺维奇（Bogdanovi~）和柯兹洛夫（P.K.Kozlov）分别对喀什、天山南麓、叶尔羌河上游地区作了考察，帝俄驻喀什领事馆秘书雅·雅·鲁特斯（Ya.Ya.Lyuts）搜集了一批古文献并入藏于艾尔米塔日（列宁格勒）博物馆。贝林格（Belinko）和帝俄驻喀什领事科洛科洛夫（G. Kolokolov）则将其搜集品人藏于帝俄科学院的人类学和民族学博物馆。帝俄皇家考古学会东方部根据1891年11月28日的会议纪要，而向彼得罗夫斯基发去了一份有关在喀什地区从事考古发掘和科学考察的调查提纲。帝俄皇家科学院与考古学会于是在1897年派出由克莱门茨（D.A.Klementz）率领的考察团赴吐鲁番和塔里木盆地从事发掘工作。瑞典人斯文·赫定于1890—1902年间三次赴西域进行考察。由格伦维德尔（Grunwedel）、胡特（Huth）率领的德国考古探险团，于1902—1903年首开四次大规模西域探险之先河。由渡边哲信和堀贤雄率领的第一个日本大谷探险团，也于此前后到达塔里木盆地。

这些考古探险团都大肆非法发掘、采集、收购、骗取和盗窃了大量中国西域文物，以丰富他们各自国家博物馆与图书馆的收藏，其目的仍然是为殖民主义扩张服务。

在西方和日本竞相向中国西部派遣考古探险团的热潮中，老牌的殖民主义者和尤为注重文化争夺的法国却姗姗来迟。但在19世纪下半叶，也有几名法国旅行探险家曾先后进入过西域。如博安（C.E.Bonin）于1899—1900年、吕推（Dutreuil de rhins）和李默德（Grenard）于1889—1894年、沙畹（E.Chavannes）于1907年、古伯察（E.R.Huc）和泰神父（Joseph Gabet）于1843—1845年，多伦（d’Ollone）于1906—1907年、邦瓦洛（G.Bonvalot）和奥尔良（Henri d’Orléans）于1895—1896年都曾赴西域不同地区旅行探险。虽然法国在西域考古探险起步较晚，人数较少，但搜罗的文物与文献却价值不菲。因为等到法国考古探险团远涉西域时，虽然那里的几大重点考古发掘地点（喀什、库车、吐鲁番、敦煌、于阗）均被其他国家的同行们捷足先登了，但非常注重人文精神的法国仍出奇招而获得了高价值的文物。

西方列强在西域的科考与探险方面的竞争，主要是对文物古迹和考古发掘点的竞争，形成严重对峙的局面。为了在西域从事更加系统而广泛的考察，分工对几大重点地区进行发掘，他们决定统一协调这方面的工作。1890年在罗马召开的东方学家代表大会上，西方列强决定组建一个“西域和远东历史、考古、语言与民族国际考察委员会”。1902年在汉堡召开的新一届东方学家代表大会上，这个西域国际考察委员会最终应运而生了。其总部设在西方列强中离西域最近的国都——俄京圣彼得堡。在国际委员会之下，还设立了各个成员国的国家委员会。这是帝国主义和殖民主义国家惯用的划定势力范围的老伎俩。

西域国际考察委员会的法国委员会，由法国著名东方学家埃米尔.塞纳尔（Emile Sénart，1847—1928年）任主席。塞纳尔出身于豪门富户，终生酷爱学术。他年轻时就深受印度佛教，特别是“北宗佛教”的吸引，成为一名卓有成就的印度学家。他曾出版过有关巴利文语法、印度文碑铭、印度种姓制度、《正法华经》和《大事》（Mahavastu）的研究论著。他从1882年起便当选为法国金石和美文学科学院院士，同时又受聘为意、比、荷、俄、德诸国科学院的院士。他担任法国亚洲委员会主席一职近30年，曾大力推动筹建法兰西远东学院，也曾参与组织法国赴伊朗和阿富汗的考古活动，同时又兼任法国地理学会主席。所以，正是他积极提议和鼎力推荐派遣法兰西远东学院的汉语教授伯希和（Paul Pell.iot）率团赴西域考察，参加这场国际大角逐。

法国的既定目标就是，在这场激烈的国际大竞争中，法国必须占有与其国际名望和地位相匹配的份额。伯希和的中选是由于他学识过人，又富有在亚洲活动的经验，精通多门亚洲语言并拥有这方面的高水平文化知识。该团中的另外两名成员分别是法国殖民地军队的军医、原交州（东京湾）人路易·瓦扬（Louis Vaillant）博士，负责地理测绘、天文观察和自然史方面的项目；专业摄影师夏尔·努埃特（Charles Nouette），负责拍摄照片、图片资料和档案保管。整个探险团所需要的大部分资金由法国金石和美文学科学院、法国科学院、公共教育部共同提供赞助。诸如法国商业地理学会、法国亚洲委员会和自然史博物馆那样的一批学术团体，诸如波拿巴王子和塞纳尔先生本人那样的一些热衷于赞助文化教育事业的名流，也都慷慨解囊。奥尔良基金会的一笔逾期未付款也被划归伯希和支配，从而使伯希和西域考古探险团置于一位大旅行家奥尔良的名誉保护之下。其实，伯希和于1901年刚从越南西贡医院出院的那天，奥尔良王子恰恰于同一天逝世于同一家医院，这既是一种巧合，又是一种“天缘”。

伯希和西域考古探险团就是在这样的国际国内背景下，匆忙组建起来并兴冲冲地出发赴西域，进行了近三年的考古探险活动。

二、伯希和西域探险团首赴喀什地区与图木舒克

伯希和西域考古探险团一经组建，便立即开始了积极的筹备工作。他们在人员、资金和设备方面的准备工作，持续了一年多。1906年6月15日，伯希和一行离开法京巴黎，踏上了漫漫的近三年的西域考古探险之路。他们先乘火车，经过10天的旅行后便经莫斯科和奥伦堡，到达当时俄属突厥斯坦的首府塔什干。他们在塔什干停留了一个多月。这是为了等待其从圣彼得堡用货船运来的大批行李设备。

伯希和也需要利用这段时间，突击学习东突厥语。因为作为语言学家的伯希和过去只从书本上学习过这种语言，而缺乏实际应用的机会。

伯希和一行乘火车前往安集延，他们一路上沿富饶的费尔干纳河谷缓缓行进，那里盛产棉花，遍地是森林和宝藏。8月11日，他们到达距安集延只有10余公里的奥希（Och），最终下了火车，开始组织赴哈什的马队。沙俄地方当局为他们找到了可供雇佣的哥萨克护卫队，卫队长是芬兰裔男爵马达汉（Emil Mannerheim，马达汉于1939年出任芬兰军队的元帅，于1944年又担任芬兰共和国总统）。马达汉实际上是奉沙俄的命令利用伯希和探险团作为自己进入中国的掩护以刺探中国西部军情和掠夺文物。他们结队而行，一直到达哈什。

伯希和一行于1906年8月间，率一支由74匹马组成的马队出发，仅供驮行李的马匹就多达24匹之多。他们经过塔尔迪克达坂（Taldyq Dawan，山口），再沿柯尔克孜牧场前进。伯希和还曾与阿尔泰山地区的柯尔克孜女王公之子阿塞姆（Assam）有过一次颇具学术味道的对话。伯希和一行最终从伊尔凯什坦或休循（Irkechtan）越过俄中边界，再经过20天的旅行，最终于1906年9月1日到达喀什。这是他们计划中于中国从事考古发掘的第一站。

在喀什，俄国驻喀什领事科洛科洛夫将伯希和一行安排在俄国领事馆的一座建筑物中。英国驻喀什领事马继业（Macartney，1867—1945年，为l793年出使中国的英使老马戛尔尼之孙）公爵也经常去拜访他们，并帮助他们组织驮队。瓦扬声称，伯希和在俄国人、英国人和中国人中都颇有“面子”，这是伯希和以其渊博学问和丰富的语言学知识而赢得的荣誉。由于其他国家的考古探险团已先于伯希和一行在喀什作过考古发掘，所以伯希和一行在那里只作过一次人类学调查。此外，他们还从事地理调查和对道路进行测绘。

伯希和一行在喀什逗留了6个多星期，因为其最终目标是喀什东北约一月行程的库车绿洲。在他们到达喀什时才获悉，德国人刚在库车作过发掘，俄国人贝勒佐夫斯基（Berezovskii）正在那里逗留。在一个多月的时间里，伯希和一行分别从地理学、考古学和语言学等角度，对该地区作了考察，其考察工作集中在四个重点目标上。

距喀什北部15公里左右的三仙洞是喀什的一处名胜。在伯希和之前，英国的斯坦因、日本的橘瑞超、德国的勒柯克都曾对这里做过考察。但不知为什么，伯希和始终称此地为“三山洞”，可能是由于误听而造成的。伯希和于1906年10月10日从喀什发出的一封信中，介绍了他的这次考察结果。三仙洞位于从喀什到七河的大道上，也就是在喀什城北15公里左右的那林河（Naryn）流经的地面上，于黄土高坡上开凿了三眼洞。其土著名称是Utch—meravan或Outchmah—rav？n，意为“正在坍塌的和难以进入的三个洞子”。在伯氏之前，第一个也是以前唯一一个撰文描述过“三仙洞”的欧洲人，是俄国探险家彼得罗夫斯基（Petrovski），其描述文发表在帝俄考古学会东方部的《论丛》第7卷中：《喀什附近的一处佛教古迹》。彼得罗夫斯基为配合其文章，同时还发表了从大路一侧拍摄的三仙洞照片以及他绘制的一幅平面图。德国格伦维德尔探险团于1905年考察该洞时，其成员巴尔图斯（Bartus）曾从山崖上用绳索滑入洞内。斯坦因第二次西域探险时，只作壁上观而未敢冒险进入洞中去。更富有探险精神的伯希和却率瓦杨与努埃特共同用滑车攀上了三仙洞。他们发现洞内的烧陶层是在原层被剥落之后，重新贴上去的。这应该是1815年的重修层。装饰和绘画风格都是汉地式的。洞中原来收藏的箭矢和木简，已被彼得罗夫斯基的卫队长尽数劫走了。洞中写满了游人题记，其中有汉人、蒙古人、满族人和突厥人的，这大体上反映了当地民族的构成。赴三仙洞参观考察的人具有各种不同信仰，除了汉满两族人之外，其余几乎都是兵勇。清嘉庆二十一年九月（1816年10至11月）由清朝将军下令修葺的。最早的游人题记写于1788年，所以，三仙洞的装饰大部分都是乾隆皇帝于18世纪平定新疆之后竣工的，因为涂层上写有比绘画更古老的题记。

伯希和继瑞典传教士霍贝克之后，也介绍了三仙洞的开洞原因。努埃特拍摄了现在很少见的几幅三仙洞的照片，瓦杨对洞子作了全面的调查，详细记录了洞口、中部、后部和左右两侧各自的长度、高度和宽度，还记下了洞内壁画内容，并录下了壁画题识和游人题记。事实上，考察三仙洞是伯希和西域大探险鏖战前的一次演习。

在三仙洞以东约两公里左右的地方，于察克玛克河南岸，便是图古曼（Tegurman）遗址。伯希和将该遗址考证为“水磨房”。彼得罗夫斯基曾提到过该遗址。1905年的德国探险团和1906年的斯坦因也都曾提到过该地。斯坦因将该地名记作Tigharman，后又改作Khakan—ning—shahri，意为“大汗城”。但他却未考证清楚这个“大汗城”即水磨房。在伯希和探险团使用的地图上，却做Khanlya，意为“汗城”。伯希和认为该遗址群为佛教时代（似乎是由率堵波和南墙保护的四边形建筑）和伊斯兰时代（西部的“炮台”或嘹墩以及介于炮台和四边形建筑之间那座尚未被考证清楚的建筑）的遗存。伯希和亲自率领10名民工，对水磨房进行了考古发掘，获得了一批陶片和一个铜铃。

在从穆斯林的喀什到英吉沙尔古汉城之间大道的左侧，便是“旧城”，或“古城”（Eski—chahr）遗址。彼得罗夫斯基从未讲到过此地，斯坦因对它也仅仅是一笔带过而已。伯希和认为应将它断代为伊斯兰时代，但却显得相当古老。伯希和未对它做详细描述，只拍摄了一批照片，并绘制了平面测量图。

对于喀什东北的汉诺依（Khan-？l，Khan-tüi），也就是“汗宫”的著名遗址，伯希和作了重点发掘，特别是对其中“鸽子窝”（Kaptar-Kha-na）、萨喀尔墙（Saqaham）和哈萨尔墙（Hasa Tam）、“九间房”（To-qqouz-Hod-jrah）等重要考古点都作了发掘和考察，并且均有不同程度的收获。尤其是他还发现了一处尚未有人考证过的佛教遗址，发现了佛像残片及几枚钱币。

对于喀什绿洲的前伊斯兰文明古迹，伯希和主要对三个古遗址作了考察发掘。

第一个发掘点是“库尔干率堵波”（Kourghan Tim），伯希和又称之为“库尔干墙”或“库尔干炮台（嘹墩）”。斯坦因曾对该遗址作过考察并留下了不太详细的记述。

第二个考古发掘点是红山（克孜勒—戴卜，Qyzyl-Debe），位于克孜勒苏河故道左岸，距克孜勒苏与土门河（Tmen）交汇处只有3公里之遥。

第三个是“小山”（Kichik-Debe），位于红山以西。

对于喀什地区的佛教遗址，伯希和考察了炮台山（Mori Tim）、沙山（Topa Tim）、墩库勒（Tong Kill）和阿克噶什（Aqq？ch）等处。伯希和一行于炮台山作了两天发掘，在帕依纳普村发现了一个所谓的阿布达尔人（Abdal）的小聚落。

1906年9月26日，伯希和探险团离开了汗宫，取道东南方向，前往墩库勒。那里是距汗宫有6～7公里的一片小绿洲。9月27日，他们前往阿克噶什，在那里发掘了克孜尔炮台（Qyzyl-Tim）以及尕哈炮台（Qaqha Tim，tim指“墙”或“率堵波”）。

伯希和在喀什地区搜集到的某些佛教文物价值有限，虽然它们都是绝无仅有的。如在炮台山发掘到的一只巨耳造像。此外还有一些非泥塑而是石膏烧陶物残片。所有这些文物现在均收藏于巴黎吉美博物馆。

三、伯希和探险团在图木舒克的惊世大发现

经过在喀什地区一个多月的斟察之后，伯希和考古探险团于1906年10月26日离开该绿洲西部的玉代克利克（？rdeklik，野鸭地），在那里搜集到几种罕见的玉器残片之后，于该月28日到达玛喇尔巴什（Maral-Ba.chi，今巴楚县）。他们于29日到达图木舒克并在该地区一直停留到当年12月15日，在那里发现了库车绿洲西沿唯一的一处佛教大型遗址群，因为在图木舒克村不远处，有一片完全被湮没的遗址。斯文·赫定认为它是伊斯兰时代的遗址。伯希和在该遗址中仔细地搜寻任何一星半点可为古建筑断代的标志。当他用马鞭梢无意地扒拉地面时，便发现了一个属于希腊一佛教风格的陶俑。这种半希腊半印度的佛教艺术，主要是诞生于印度河上游。它通过西域“胡人”的媒介作用，缓慢地通过印度河、阿姆河与帕米尔而传人中国中原，乃至远东的日本。新疆是该传播链中的一个大站。图木舒克有一座早于公元1000年的佛教僧伽蓝遗址。这是在伯希和之前没有任何人发现和指出过的事实。该遗址实际上应被称为托古孜—萨莱或托乎孜—萨拉依（Toqqouz-Sara？，意为“九间房”或“九僧房”）。伯希和立即组织民工队对该遗址进行发掘。

这项发掘工程以每天使用25—30名民工的发掘速度展开，共维持6个星期。他们对该遗址作了完整的平面测绘，出土了大批雕塑和木刻残片、几种奇形怪状的陶器。他们在发掘后期，还发现了一块类似浅浮雕陈列馆的地方，浅浮雕虽已变得坚硬易碎和残损严重，但仍不失其宏大气魄。它们揭示了在7—8世纪期间，把中国西域与由印度—斯基泰国王统治下的犍陀罗艺术密切联系起来的纽带。伯希和发掘到的文物运往法国后，先在罗浮宫展出，后又入藏吉美博物馆，曾使法国乃至整个西方轰动一时。1906年9月至12月12日之间，伯希和保留了一部宝贵的喀什与图木舒克考古笔记。

图木舒克（Toumchouq，Tum？uq）在突厥语中的本意是“鸟喙”，后来用于指崎岖不平的地势，具有指“岬角”的意思。图木舒克村庄也确实是向南于喀什河与叶尔羌河的沼泽山谷方向延伸的岬角。此地即唐之拨换城或跋禄迦（Barukha）之故地。在18世纪时，则是指从南部的麦盖提（Markat）到北部的启浪之间的整个巴楚（Bartchouq）的地区。此名相当古老，在穆斯林突厥人入主龟兹之前，它便被用于指在玛喇尔巴什地区所操的两种近似于阗语的方言：一种为玛喇尔巴什方言，另一种为图木舒克方言。“图木舒克”这个地名既未出现在喀什噶里的突厥语大辞典中，甚至也未出现在米儿咱·海答儿的《拉失德史》（1541—1547年）中。这是一个突厥文名称，但它似乎曾在敦煌藏文写本中出现过，作Thum—？uk。德国考古学家勒柯克曾将该遗址断代为4世纪末叶或5世纪初叶。伯希和于1923年在《通报》中发表的书评指出：“我确实认为，图未舒克是中国新疆，至少是塔里木盆地北缘最古老的佛教遗址之一……但我觉得应将勒柯克教授提出的断代时间推后1—2个世纪。”最后，伯氏认为应将该遗址断代为公元8世纪。

伯希和考古探险团在图木舒克发掘到的物品，主要有雕塑、壁画、陶器和杂物。雕刻品或版画大多是在托古孜一萨莱（“九僧房”）发现的，包括仪轨供像和单独的雕像、浅浮雕和装饰建筑的浮雕。其中的雕塑品有佛陀、菩萨、天神、王公或下层世俗人、僧侣和修道山僧等。其主体应断代为6—7世纪中叶。雕塑的主要原料是黏土和“柴泥”。其技术主要是模制。那里的壁画主要是用于装饰寺院的墙壁、天花板和地面的。其中的杂物可分为宗教法器、金箔、舍利盒、还愿物、世俗生活用品（珍珠、首饰、骨制品、青铜或其他金属品、箭头、玻璃片、布帛和绳索、扫帚等）。它们现在均被人藏巴黎吉美博物馆。

四、伯希和考古探险团在库车绿洲的重大发现

经过在图木舒克的发掘之后，伯希和考古探险团于1906年12月15日离开那里，经阿克苏和拜城，向他们的另一个重点发掘目标库车绿洲前进，并于1907年1月2日到达库车。他们一行在库车共勘察发掘了8个月，直到1907年9月3日才离开那里奔赴乌鲁木齐。早在该考古探险团离开法国之前，他们就听说了有关库车“明屋”（Ming—u？，Ming—o？g，千佛洞）的信息，洞中覆盖着7—10世纪的壁画，而且德国人、日本人和俄国人均曾闻风而先期光顾过。但由于先前几个外国探险团都过分地专注于“千佛洞”而忽略了几座露天寺院，伯希和一行最终在那里发掘到了一大批木雕、印鉴、钱币、涂漆与绘画的骨灰盒以及一大批写本，特别是在一座寺院的院子里发现了很多用被称为“婆罗谜”文的印度字母书写的写本（龟兹文写本）。它们都被运往了巴黎。

在此期间，瓦杨博士测绘了库车绿洲的一幅平面图，努埃特拍摄了克孜尔千佛洞的大量照片，伯希和本人又亲自去考察了库车以北那条过去将裕勒都斯河（Youldouze）与帖克斯河（Tekes）连接起来的通道。

伯希和一行到达库车时，德国考古探险团刚刚满载而去。他们在那里遇到了俄国考古探险家贝勒佐夫斯基，并与之保持友好关系。一直到1907年4月间，伯希和一行都停留在库车周边地区。后来，伯希和制订了自己的考察方案：踏勘和研究库木吐拉千佛洞，这批佛洞开凿于木扎提河（渭干河）左岸的雀离大山山口的崖壁上；考察都勒都尔—阿乎尔（Douldour—？qour），那里有在木札提河以西平原中建造的寺庙遗址；然后再前往苏巴什（Soubachi），那里有数座寺庙和寺庙遗址，它们一直延伸到即将流出大山的库车河两岸。根据这项考察计划，伯希和一行于1907年3月16日至5月22日在库木吐拉停留，然后有交叉地发掘了都勒都尔—阿乎尔（4月17至8月5日），绘制了一幅考古遗址平面图，发掘出土了各种文字的写本，特别是早于9世纪的汉文和婆罗谜文写本或木简，此外还有供像遗物和木雕像、各种钱币、各类装饰物。但伯希和在这里的最满意的发现物，还是获得了那些死文字的写本。他于6月4日的日记中写道：“我对此感到了满足，因为我获得了丰富的写本文献。”他们一行于6月10日至7月25日又对苏巴什作了发掘，也获得了彩绘木盒、雕塑像残片与壁画等。最后，伯希和一行又从库车以北翻越天山到达裕勒都斯，并在那里与土尔扈特人度过了几天。瓦扬再次返回库车，以对该绿洲进行测绘并从事天文观察，努埃特则赴克孜尔去拍摄千佛洞及其壁画。

希伯和一行在库车地区考古探险时，以唐代礼佛取经高僧玄奘的《大唐西域记》为导游手册。玄奘于630年经过屈支（库车）国，并对昭怙求告鳌二伽蓝作了记述。伯希和根据玄奘的美妙的描述，曾对该地区的考古发掘寄托了很大希望。伯氏将都勒都尔—阿乎尔寺和苏巴什寺和苏巴什宗教双城考定为阿奢理贰（屈支语，意为“奇迹”。但伯希和不知为什么又读作“阿奢理腻”）大寺和昭怙鳌二伽蓝。

伯希和特别注重绘制一幅有关库车绿洲以及从沙雅直到塔里木盆地的详细地图。他为此而不仅让瓦扬以各种方法从事天文观察、测量路途距离、搜集动物和矿物标本，并且还注意搜集民间传说。为了吸引民众，并从事人类学方面的研究，他们还开办了一间诊所，主要从抽取腹水手术、解毒、医治脊椎结核和髋关节结核、急性和慢性风湿病、肝胃肾脏疾病和眼疾等方面着手，其实仅为一种从事人类学研究的手段。

1907年5月28日星期二，伯希和在都勒都尔一阿乎尔过了其29岁的生日。这一天，他们基本上完成了对该遗址的发掘，清理了最后一个垃圾坑，获得了一批文书残卷。

伯希和一行6月10日到达苏巴什，一直逗留到7月24日。这个考古点位于库车以北15公里左右的地方，地处雀离塔格山脚下和库车河出口。各自占地近l平方公里的二伽蓝便分别位于该河的两岸。

伯希和留下了分别写于1907年4月17日、6月4日和6月6日至18日的—部都勒都尔—阿乎尔和苏巴什的考古笔记，详细记载了他们每天的发掘工作和所获得的文物。他们在都勒都尔—阿乎尔每天雇佣25名民工，在苏巴什最多时每天动用67名民工（6月12日星期三），对所有遗址都作了大规模的系统发掘。他们在都勒都尔—阿乎尔主要是对佛寺精舍、寺院与山口、中央大院、阿兰若、僧伽蓝的侧院、中心率堵波、甬道地点等进行发掘。伯希和根据文书和钱币，而将都勒都尔—阿乎尔遗址断代为初建于公元4世纪，活跃于8世纪，停废于11世纪。在苏巴什“壁画屋”，伯希和对壁画各部分的人物姿态、服饰、发型、首饰、头冠、飘带以及乐器、金刚、钵、装饰图案和建筑等方面都进行了详细研究。

为了对库车地区的矿业资源进行考察，伯希和一行于7月24日—8月6日前往库车北部的铜、钒和煤矿区作了考察。这些矿区均位于一个叫做札木什—塔格（Zamutch—tagh）的山区，意为“矾矿山”。只要沿库车河逆流而上便可以到达那里。在库治—马哈拉希村周围，有一股山泉，泉水中有石油飘动，以个人用葫芦瓢每天就可以打出2—3公斤的石油。逆河而上，他们便到达拉什·凯奇克铜矿区。从焉耆地区各地开采出的铜矿石都集中到那里冶炼，当地居民使用风箱加热木炭的原始冶炼法。木炭出自附近的雪杉林，伯希和认为这样的乱砍伐必然导致灾难性的后果。在达扎木什—塔格山区也有煤矿。煤层为50厘米至1米厚。在山顶上有一个“呼呼洞”，从洞中喷出二氧化硫的气味，热浪逼人，气味燥人。在库车河谷以东的扎木什—塔格山区，也有阿摩铵矿（钒矿）。人们可以在洞壁上搜集到矾和硇砂（氯化铵）。在克孜勒苏的黑英山一带，也蕴藏着煤矿。此外，该地区还拥有铅矿和硫磺矿。伯希和一行对各矿点均作了仔细勘察。瓦扬采集了许多地质矿藏样品，同时还采集到了许多动物、昆虫或飞禽的标本。

在努埃特返回库车拍摄千佛洞和瓦杨整理动植物与矿物标本时，伯希和于7月26日出发，前往考察通往裕勒都斯蒙古人中的道路，特别是从库车到科克苏河（K？Ke—Sou，清水河）之间的道路。

伯希和从都勒都尔—阿乎尔和苏巴什带回法国的物品，现在就收藏与巴黎吉美博物馆，其中主要有都勒都尔—阿乎尔的壁画、黏土和陶土塑像残片、木制品、建筑用木材、活动木制装饰品、金属品、玻璃品、印鉴、陶器和杂物。属于苏巴什的则有木制品、金属和各种原料制品、陶器和骨灰盒等。

五、伯希和一行赴乌鲁木齐考察并广交谪居乌市的中国文化名流

伯希和在考察天山道路后，于8月24日返回库车。他们在库车的考古发掘已宣告结束。1907年9月3日，他们一行携带自己发掘和搜集到的文物离开库车，前往新疆的行政和文化中心乌鲁木齐。他们经过轮台（Bout-gour）和库尔勒（Kourla）绿洲，一直到达焉耆（Qarachar，喀喇沙尔）。他们三人从那里开始分道而行，努埃特押送满载文物的车队直至乌鲁木齐。伯希和再返回库尔勒，沿一条山间小道直到喀喇苏（Kara—sou，黑水，今阿拉沟），然后逆河谷而上，一直到达托克逊（Tuksoun）。他在河谷中考察了多处佛教遗址，特别是在和硕一布拉克，他们均由格伦维德尔率领的德国探险团考察过。伯希和10月间到达乌鲁木齐。瓦杨则于9月14—24日之间始终逗留在焉耆（喀喇沙尔），于博湖附近搜集各种动植物标本，如鹅、鸭、猛禽和鱼类，甚至还有野猪。他还完成了多次天文观察，特别是于一夜间对3次星辰掩始的观察。瓦杨还根据伯希和的命令，也从焉耆前往托克逊和吐鲁番，以察看在德国人发掘过的遗址上，是否还会另有收获。他于10月6日离开吐鲁番，于9日在俄国驻乌鲁木齐的领事馆中与其同伴们相会合。

伯希和一行于1907年10月9日至12月24日逗留在乌鲁木齐，这本来是为了等待将他们携带的俄国钱币兑换成中国钱币。由于藩台鼎力相助，他们才万事如意，一帆风顺。瓦杨认为，这一切都要归功于伯希和在中国官府与上层社会中的“面子”。但在等待期间，伯希和却得到了意外收获。伯希和不仅与新疆的藩台、抚台与绥台保持着友好往来，而且还与当时新疆最著名的中国文人交往频繁，这些文人大多是遭清政府流放而谪居新疆的，其中的多数人的流放又与义和团有关。当义和团在北京围攻外国公使馆时，伯希和正在法国驻华使馆武官处工作，并且曾与义和团直接正面冲突，甚至还夺取了一面义和团团旗，伯氏终生以此为荣。此旗至今仍收藏在法国巴黎的荣誉军人院或残老军人院（lnvalides）中。

早期在乌鲁木齐的中原人人数不多，只有数千名商人和衙门的差役，再加上一支驻军。后来，乾隆皇帝在北路、伊犁和焉耆设立兵屯，迁来了西宁、宁夏、兰州、西安的非穆斯林居民，才使新疆的中原人人数剧增。

在居住于乌鲁木齐的中原人中，被发配流放的谪民旧官吏特别引人注目。除了那些因触犯普通刑法而被判刑的流犯外，清朝政府还向乌鲁木齐地区发配了不少因犯罪过失而被判刑的达官显贵。这些具有很高文化修养的人，非常关心该地区的发展，并且积极地对外介绍新疆。这些人对开发新疆做出了贡献，就如同当年俄国的政治流放犯对开发西伯利亚做出贡献一样。先后谪戍新疆的人中，有曾撰写《四库全书总目提要》并出任《四库全书》总纂官的纪昀，史学家、舆地学家和诗人洪亮吉，手捧罗盘和豪笔而游遍新疆并撰写有《西域水道记》等多种传世名著的徐松，鸦片战争中的钦差和在新疆大兴水利工程的林则徐，因戊戌变法而受牵连的户部侍郎张荫桓等。伯希和在乌鲁木齐期间，曾研究过这些人的功过。

在伯希和一行于乌鲁木齐逗留期间，谪戍新疆的清朝官吏中，最有名的应首推辅国公载澜，伯希和称之为“澜国公”。他是嘉庆帝曾孙、光绪帝堂弟。载澜曾力主招抚义和团而抵御洋人，是支持义和团的端亲王载漪的兄弟。他被攻人北京的八国联军指为“首祸诸臣”之一。丧权辱国的《辛丑各国和约》（1901年9月7日签订于北京）第二款（一）明文规定：“端郡王载漪、辅国公载澜，均定斩监候罪名，又约定如皇上以为应加恩贷其一死，即发往新疆，永久监禁，永不减免。”伯希和遇到这名55岁的大清旧官吏时，发现他性格开朗，已经相当西化了。载澜经常于其府中招待伯氏一行。每当有盛大宴会时，也将伯氏安排于其身旁。他狂热地醉心于摄影，以消磨无聊的时光。24/30的相机已经不够他用了，他很需要一架扩印机。所以他与伯希和的摄影师努埃特交往甚笃，经常把努埃特召至其府上，共同榷磋摄影技巧。甚至伯希和一行即将离开时，他还不无伤感地说：“你们要走了，而我却仍然留在这里。”

其次是苏元春，此前任广西提督，驻防越南，曾多次抗击法军，也与法国多有交涉，被法国人称为“苏公保”。他于1906年遭劾，被革职逮问并被发配到新疆。他在印度支那就曾与伯希和相识，曾略带伤感地对伯希和说：“我认识你们所有的驻越南总督和领事。此外，我还是法国三级荣誉勋章的获得者。”法国加列尼（Galli6ni）元帅正是与他谈判签订中法双方通邮条约，从而一度评定了中国一东京湾的边境。1902年，瓦扬曾在谅山流动医院中为他的一名军官疗伤，该军官是在与海盗的作战中受伤的。他曾经与伯希和一行在乌市的一个由比利时人创建的圣母圣心会传教区的设施内相聚。

宋伯鲁是光绪时的进士，入翰林，任散馆御史。他与康梁变法派人士交往甚密，曾代康有为呈递变法奏章，于百日维新期间全力支持新政和变法。变法失败后，他遭革职通缉，并被流放到乌鲁木齐。宋伯鲁著有《新疆建署志》等书。他还是一名天才画家，酷爱舶来品。他与伯希和交往甚频和甚笃，曾向伯氏赞扬《茶花女》这部已被译成汉文的法国歌剧。

裴景福曾任南海（广州）知县，因被两广总督岑春煊弹劾贪污，故逃往澳门，后又经由葡萄牙政府同意引渡人内地。中国当局对他的审判从容不迫地进行，他也在谪居地等待昭雪。他在乌鲁木齐又成了巡抚言听计从的朋友。伯希和在新疆布政使举行的宴会上遇到了裴景福，布政使把他作为当代中国最大的书画收藏家介绍给伯希和和其他人。伯希和从此与他的交往甚为频繁，也甚为投机。裴氏在路过甘肃时，曾见到过出自敦煌藏经洞的绘画、写本。他认为其写本可上溯到8世纪，而绘画不会早于明代。这一切引起了伯希和的极大兴趣。当时的伊犁将军长庚正在乌鲁木齐逗留，他试图在乌鲁木齐建立总督府，将巡抚派往阿克苏，但此议案似乎未得到清政府的恩准。但他创办武备学堂、练新军、收回部分俄“租借”地，颇有建树，伯希和与他也有不少交往。他曾对伯希和讲到过敦煌写本。

当时在乌鲁木齐的新疆布政使王树楠是一位声名远播的学者，他既修中学，也谙熟西学，曾著有《希腊哲学史》、《欧洲族类源流略》、《彼得兴俄记》等书。当时中国各省都拥有一部省别通志，惟新疆没有。王树楠正在组织编纂一部《新疆通志》。他国学功底深厚，是许多中国经典著作的疏注者。如分别对于《尚书》、《大戴礼记》、《尔雅》、《广雅》、《离骚》、《墨子》等书的笺注与疏证。为了编写《新疆通志》，王树楠特别注意向伯希和与瓦扬打听他们测量的新疆诸多地点的海拔高度、天文观察成果等。

伯希和与这些人广加交往。有人向他吹嘘自己熟悉法国歌剧《茶花女》，有人要伯希和只用几页文字来介绍欧洲两个世纪以来的哲学发展史，有人还向他询问欧洲信贷的条件。

伯希和仍然念念不忘他的文化人类学研究。他对乌鲁木齐的学校教育作了一番深入调查。当时乌鲁木齐有半数居民操突厥语的各种方言，另一半讲汉语。在省学中，还讲授俄语和英语。而英、俄、突厥和汉语，又正是伯希和精通的语言，所以伯希和可以旁听授课并向学生们提问。在乌鲁木齐仅有一所“高等学堂”，计有60余名学生。他们都学习由教学大纲规定的外语、舆地学、数学和语言学知识，此外还有体育课。但由于缺乏课本和教员，教学质量低下而又发展缓慢，不过学生们却都非常刻苦用功。另外还有一所“陆军学堂”。俄国领事馆开设了讲授俄语的学校。载澜的岳父是玛纳斯的一名正直勇敢的中原人，他也希望在那里创办一所学堂，延请比利时圣母圣心会的传教士们讲授西洋语言课。由于乌鲁木齐的巡抚希望新疆的所有知州和知县都能掌握突厥语，所以他对天才的语言学家伯希和甚为仰慕。

伯希和对新疆的居民作了全面的调查，其调查成果写成了一份《伯希和西域探险团有关新疆居民的调查报告》，发表于1909年河内出版的《商业地理学会印度支那分部年鉴》中；他对于新疆地理的考察成果，则由瓦扬发表于《伯希和西域探险团地理考察报告》中了，载于1955年的《历史和科学工作委员会地理分部学报》。

伯希和探险团在乌鲁木齐停留期间，还从事了一系列的天文观察以及气候、气象的考察，对于新疆蕴藏的石油、煤炭、铅、银矿也作了勘探。对于该地区的医疗、温泉及热水资源、商业、军事、货币、新疆官吏的人员组成、中俄关系等，也煞费苦心地作过仔细调查。

通过与这些谪居文化名人的交往和其他调查，更进一步丰富了伯希和的汉学，特别是西域学的文化知识，从而有利于他的西域考古探险活动。

当时，有关在敦煌千佛洞发现中世纪写本和绘画之事已有风言四布，有少量文物被王道士作为礼物送给了当地官吏，从而流散到社会上，特别是已有几个外国探险团先后光顾那里，甚至掠其精华而去。伯希和探险团在离开巴黎时，就已经通过普热瓦尔斯基、克雷特纳和博安的著作，知道了在敦煌东南20公里处，有一大片被称为“沙州千佛洞”的佛教石窟群，洞内壁画尚未遭伊斯兰教徒破坏。所以，伯希和便下决心要研究他们。伯希和在乌鲁木齐停留期间，又从那些谪居文化名人口中获知，1900年在敦煌千佛洞发现了大批中世纪的写本、绘画与文物。苏元春简单地向他作了介绍。载澜则送给他一卷出自敦煌千佛洞的《金刚经》写本，由于卷本写有“大唐贞元二年弟子法明沐浴焚香敬书”的题跋，所以伯希和一眼就看出它至少应被断代为公元8世纪。当时正在乌鲁木齐的伊犁将军长庚，也曾以敦煌卷子相赠。伯希和还通过各种渠道而获悉了这桩大发现的过程。王道士在清理千佛洞中的一个大洞时，偶然间打开了一个耳室，惊讶地发现其中堆满了写本、绘画和其他文物。虽然斯坦因已经拿走了一大批，但伯希和仍满怀希望会在那里有重大发现。与其他外国西域探险家相比，伯希和的汉学水平最高，对情况也更为熟悉。他看到这些中世纪的文物和听到这些消息后再也坐不住了，匆匆忙忙地离开乌鲁木齐并直奔敦煌而去。

六、伯希和西域考古探险团从乌鲁木齐赶赴敦煌

伯希和与努埃特于1907年12月中旬从乌鲁木齐出发，经吐鲁番和哈密而奔赴敦煌。瓦扬在此之前，又对天山地区作了一次考察。

1907年12月12日，当伯希和与努埃特尚留在乌鲁木齐等待兑换钱币时，瓦扬受伯希和的派遣，便前往考察当时已是冰天雪地的玛纳斯以北的考古遗址。瓦扬一方面考察了乌市以西130多公里处受1876年回民起义重创的废墟，另一方面又考察了因缺水而于1885年遭遗弃的马轿子废墟。瓦扬用1:20万的比例尺绘制了平面图，沿途遍是由回民起义造成的荒芜。他详细的测量了昌吉、玛纳斯、呼图壁、芨芨梁子、五户地等地的距离与海拔高度。

12月24日，瓦扬返回乌市，伯希和一行已经离去。瓦扬没有直接去吐鲁番，而是取道天山北麓的那些被大雪封盖的山峰、牧场与松树林。他首先向北走了40余公里，经过博格达一乌拉山的最后余脉，直到济木萨尔。他然后又离开古城大道而到达泉子街，再到大杨树，渡过白杨河而到达夏图勒克。1908年1月5日，瓦扬在吐鲁番与伯希和、努埃特相会合。他们一行于6日从吐鲁番出发，经辟展、七个井子、后窟煤矿区，而于1月24日到达哈密。他们又考察了由“萨尔特”小王公统治下的哈密地区。1月28日，他们一行离开哈密，一直达到南山脚下的沙漠地区。从此走上了赴敦煌之路。

伯希和一行在从吐鲁番到哈密这400多公里的道路上，共分12程走完。他们在辟展和啜库鲁泉建立了两个天文观察站，分别测量了胜金口、七克台、西盐池的海拔高度和距离。在伯孜克里克、木头沟、七克台作了考古发掘并获得了一批写本卷子和陶片。经过萨里·库米什之后，一条路通嘹墩，另一条则通向哈密。从北部经巴里坤后，也到达嘹墩。他们经过沙泉子、塔什开其克采石场，便到达煤矿区，再从三道岭子折回，经三堡、五堡和四堡等佛教遗址，最终到达太仓、阿斯塔那、博斯坦和卡瓦特等地。

1908年2月3日，正值中国新年之际，伯希和自沙泉子写给巴黎地理学会的信（载1908年6月15日于巴黎出版的《地理学报》第17卷）中，详细地介绍了这条路，特别是对这条路上的汉文和维吾尔文地名作了比对。伯希和指出，从甘肃西部到哈密有4条路可走：1.从安西到哈密；2.从敦煌出发，经石板、马莲泉、柳树筐子、红柳井子到达苦水，再经哈剌泊而到达哈密；3.从敦煌以北的伊尔呼本克井出发，经艾什莫克井、嘎顺、格子烟墩，然后也从哈剌泊到哈密；4.从敦煌出发，经库鲁克塔格山和阿尔金山以北，经伯罗春子、嘎斯布拉克和脱利而到达哈密。

他们在新疆经过的最后一站是星星峡，于此经历了他们旅途中最低气温-36℃。他们在那里经过考察穆斯林遗址和一座佛塔之后，才到达马莲井子，接着他们又分别在烟墩、沙泉子和红柳园子建立了三个天文观察站。出哈密后，经喀尔力克山遗址，到达库米什（骆驼草）沙漠，再到红柳岗，直达长流水，沿途测绘。他们曾专门从烟墩赶到天生墩去考察小佛寺群，然后再返回苦水。

伯希和一行在安西州南部的大山中转了一圈之后，于2月24日最终到达敦煌。他们自从1月28日离开哈密后，直到2月12日到达沙州绿洲，才首次见到了耕田。沙州绿洲是从石槽子开始的，伯希和探险团的主攻方向便是敦煌了。

七、伯希和千佛洞劫经及其对敦煌地区的考察

沙州绿洲的面积只有25平方公里，人口3万（沙州城内3000-4000人），分散在85个村庄。伯希和首先对这片绿洲作了测绘。瓦杨于1908年2月25日至3月20日，在千佛洞从事天文观察，然后又依次对嘎顺、石板、青冬峡与南台作了测绘。

伯希和一行于1908年2月12日到达沙州绿洲后，又于2月14日到达敦煌县城。努埃特利用这几天的时间，对千佛洞的182个石窟（有的带有几个耳室）作了编号，克服重重困难，拍摄了数百幅洞内壁画的照片，这就是后来于1920—1926年分6卷出版的《敦煌图录》。瓦杨则绘制了一幅石窟平面草图。2月24日，伯希和首次考察千佛洞，然后又返回敦煌县城，以借用那里收藏的木刻版而印刷了两套1831年出版的《敦煌县志》。他首先从中寻找徐松于1823年在《西域水道记》中抄录，由沙畹曾提及却又未曾刊布过的一批碑文。

伯希和到达敦煌后，首先制订了其考察提纲。他要把洞壁上尚可辨认出来的题识和游人题记都抄录下来，当时莫高窟共有500多个洞子。其石窟外貌、洞内壁画、彩塑、画像和供养人的名字，仍保持着6—10世纪的原状。其中的绝大部分题记都是汉文的，西夏文题识有20余方，而八思巴文题识只有10方左右。此外还有藏文、回鹘文和婆罗谜文的题识。伯希和便逐洞地记录了洞内壁画的内容、题识、壁画和建筑风格等。

但伯希和最念念不忘的，还是他从乌鲁木齐就获知的藏经洞中收藏的卷子、绘画和其他文物。伯希和并未费多大力气，便在敦煌找到了道士王圆篆。王道士讲到，在藏经洞内工作过三天的斯坦因，曾给过他“一笔相当可观的钱”。王道士返回敦煌取钥匙去了，伯希和又在千佛洞等待了几天。

1908年3月3日，正是天主教封斋前的星期一（狂欢节的最后一天），伯希和进人了他称之为“至圣所”的藏经洞。他于1908年3月26日写于敦煌千佛洞，并于4月27日交给驿站而寄给法国地理学会会长，也就是法国西域国际考察委员会主席和举荐派遣伯希和出使西域的塞纳尔的一封信中，详细地介绍了这一过程。

从1908年3月27日起，伯希和结束了在藏经洞的工作，又开始了对敦煌石窟的考察。5月28日，他在敦煌城度过了其30岁的生日。他留下了这部《沙州千佛洞》又称《敦煌石窟笔记》的现场临记。

八、伯希和从沙州到北京

伯希和探险团完成了在敦煌的考察和搜罗文物古籍活动，于1908年6月8日离开沙州。他们于6月8日至30日，共分19程走完了从沙州到甘州的560公里的路程。

伯希和一行经安西州，过嘉峪关，越过万里长城，进人中原地区。他们分别于甜水井（6月10日）、玉门县（6月15日）和肃州（6月21日）三个地点从事天文观察。

7月3日，伯希和与努埃特率领满载文物的车队，沿官道缓缓前进。瓦扬为了从事地理人文考察，却绕道甘南和西宁府。他先后经过了万关堆子、马蹄寺、红化城、永固城，于7月5日到达贾家庄和炒面庄。于7月14日到达西宁府，于7月14—18日之间考察了塔尔寺，于18—23日经临夏而到达兰州。他沿途都作了考古调查、天文观察和地理测绘。他们三人又在兰州相聚了。在此之前，伯希和在凉州会见了正从蒙古而来并准备赴北京的多伦考察团。他们一行于8月2日离开兰州，于同月22日到达西安。伯希和本来准备赴山西云冈石窟和河南龙门石窟进行考察。但由于沙畹刚刚对这两个石窟群作了考察，故没有必要再去了。伯希和在西安用一个月的时间采购文物书籍。他采购到了一口公元前的大钟，一批铜镜、陶器、石佛像、大批书籍和拓片。这个考古探险团于10月2日到达了京汉路的中程站郑州火车站。这是自他们于两年前在安集延离开铁路线之后，再次见到火车。他们煞费苦心地搜集和发掘的这批宝贵而又易碎文物由原始而危险的马车承运过程至此也宣告结束了。他们改乘火车并于两天后到达北京。

伯希和一行在北京稍作休整之后，瓦扬第一个携带一大批自然史搜集品，乘船经广州返回法国。努埃特则陪同伯希和先赴南京，以拍摄两江总督和闽浙总督端方的那套珍贵收藏品，然后又赴无锡拍摄裴景福搜集的那套古画。这两项工作完成之后，努埃特于1908年12月乘船护送80余箱雕刻品、绘画和写本返法。伯希和自己却前往印度支那，以重建与那里已经中断了一段时间的联系。继此之后，他又投身于最后一项工作。欧洲的所有图书馆都只有很少的汉文典籍特藏，巴黎国家图书馆自18世纪以来也再未得以充实。所以，在他于上海和北京居住的几个月期间，共采购到近3万卷汉文书，准备典藏于巴黎国家图书馆。在此期间，有关他们在敦煌大发现的消息在中国学者之间广泛流传，端方总督向他借去了最珍贵的文书之一，如同任何国家的收藏家们一样，端方对于放弃已经掌握到手中的至宝也深感遗憾。北京的学者们也都接踵来到他的住处，以研究和拍摄未带走的那几卷书。最后，中国学术界为伯希和举行了一次宴会，并且结成一个社，以选择他携带的那批文献中的珍贵者，影印发表和刊印成一大套书。他们甚至要求伯希和作中间调停，以便将来能在巴黎方便他们在这方面的工作。

我们可以对伯希和西域敦煌考古探险团作一番总结了。努埃特先生带回了几千幅照片底版，瓦扬博士测绘了近2000公里的路程图，共用约25个天文点相连接。他根据已完成的计算结果，为这些点而计算出在纬度方面只有10公里和在经度方面只有l公里的误差。鉴于当时的工作条件，世人也不能苛求更大的准确性了。他们还获得了一批地质样品，包括80余种植物的一本植物标本集、2000多只飞鸟、哺乳动物、大批昆虫、头颅骨和人体测量数据，形成了一批自然史的特藏。至于他们获得的绘画、雕刻品、青铜器和陶瓷品，罗浮宫的保管员们都想用它们来专辟一个完整的展厅。最后，他们为国家图书馆带回了一大批汉文刊本书籍，而在欧洲尚不存在如此规模的藏书。他们还携归了一批汉文写本，甚至中国本地也没有可与此相媲美者。

1909年12月10日，在巴黎大学阶梯教室，法国亚洲委员会和地理学会为欢迎伯希和“凯旋”而举行了隆重的欢迎大会。应邀参加的有4000多名各界名流。大会由塞纳尔和波拿巴王子联袂主持。法国公共教育部、金石和美文学科学院、法国科学院的负责人，巴黎市政府的市长、法国殖民地事务部长、科学促进会主席、商业地理学会会长、里尔地理学会会长、国防部长等莅临大会。瓦扬和努埃特陪同出席。塞纳尔致开幕词，各单位的代表轮番发言，给予了伯希和一行很高的评价。伯希和利用这一机会作了《高地亚洲探险三年》的报告。

伯希和为期3年的敦煌考古探险活动，到此也算落下了大幕。

九、伯希和西域探险团劫掠的中国古文物和古文献

毋庸置疑，在19世纪末叶至20世纪上半叶赴西域的所有外国考古探险家中，伯希和是最具权威的汉学家、西域学家和东方学家，而且是集历史学、考古学、语史小学、艺术史、文献学、汉学、突厥学、蒙古学、藏学、伊朗学、南海学、佛教、道教、伊斯兰教、基督教（包括其各宗各派）、西域夷教（景教、祆教、摩尼教、萨满教）、民间宗教专业专家于一身的学界泰斗人物，被誉为“超级东方学家”。尽管西方列强当时不惜血本，劳师动众地竞相向我国西域和敦煌派遣考古探险团，而且在掠夺文献与文物方面，个个都所获甚丰，满载而归。但从文书和文献的总体质量来看，尤其是在劫掠西域和敦煌稀见古文字文献、带题记和纪年的文献方面，拔头筹者则非伯希和莫属。因为伯希和这个汉学家，比其他人都要略胜一筹，甚至还可以说是要高明得多、专业得多和内行得多。他掠夺的文物和文献都具有较高的学术价值，大都属于“精品”之类。我们甚至可以说，伯希和劫掠的西域和敦煌文物文献，主宰了法国几代汉学家们的研究方向与领域，造就了法国的几代汉学家，推出了一大批传世东方学名著。

伯希和究竟从我国西域掠夺走了些什么文物呢？

在敦煌汉文写本方面，据法国现已出版和即将出版的《巴黎国家图书馆所藏伯希和敦煌汉文写本目录》5卷6册统计，共有2001—6040号。这就是第l卷（2001—2500号，由谢和耐与吴其昱编写，1955年巴黎国家图书馆版）、第2卷（2501—3000号，由隋丽玟和魏普贤等人先后编写，尚未出版）、第3卷（300l—3500，由苏远鸣主编，圣·波利尼亚格基金会1983年版）、第4卷（3501—4000号，由苏远呜主编，法兰西远东学院1991版）、第5卷（第4001—6040号，上下册，由苏远鸣主编，法兰西远东学院1995年版）。这样算来，伯希和敦煌汉文写本就共有4040个号。

伯希和敦煌藏文写本，已由拉露（Marcelle Lalou，1890—1969年）小姐编写了3卷目录《巴黎国家图书馆所藏伯希和敦煌藏文写本目录》（第1卷，第1—849号，1939年版；第2卷，第850—1282号，1950年版；第3卷，第1283—2216号，1961年版。均由巴黎国家图书馆出版）。这样算来，伯希和敦煌藏文写本就共有2216个号。这远远超过了伯希和当年将l—2000号留作编写藏文写本目录而使用的数目（故其汉文写本从2001号开始）。这其中尚不包括大量重复的《无量寿宗要经》和《十万颂般若经》的写经。拉露小姐因其重复数量太大而未加编目。此外，在许多汉文或其他文字的写本中，还夹杂着藏文文书，包括粘贴件在内，有的短至只有数行或几个字，故现在仍不断“发现”新的藏文写本，从而使其数目总量不断增加。

伯希和敦煌回鹘文字本共有25个编号，已由哈密屯（J.Hamilton，1921—2005年）辑录、译注和刊行，于1986年在法国彼特出版社出版了两卷本的《9—10世纪的敦煌回鹘文文献汇编》，共发表了36个卷子的编号，其中包括伯希和敦煌回鹘文写本24个编号。另外，还包括伦敦斯坦因特藏中的12个号。其中有不少回鹘文写本因与汉文写本写在一起，故被编人了汉文写本之中，形成了双重编号。在此之前，哈密屯还于1971年在法国克林西克出版社单独发表了P.3509号回鹘文写本《回鹘文本善恶两王子的佛教故事》的转写和译注本。此外，伯希和从敦煌千佛洞北区元代石窟中，还获得过360多件元代畏兀儿文的写本。对于敦煌回鹘文写本，究竟应该是如同哈密屯认为的那样，断代为9—10世纪，还是如同某些德国学者们所认为的那样，应该属于元蒙时代，国际学术界尚有争论。因为王道士可能在斯坦因于千佛洞劫经之后，将他陆续零散地从敦煌其他地方搜集到的元代畏兀儿文晚期卷子，又都塞进藏经洞中滥竽充数了，以弥补他暗盗文书之缺，故使伯希和上当受骗。直到目前为止，这场争论尚无最终定论。哈密屯受到了某些同行们的非难，但他始终顽强地捍卫自己的观点。此外，法国学者路易·菲诺（Louis F？not）、菲利奥札（Jean Fil—liozat）和为数不少的日本学者，也都从事过对这批写本的研究。

伯希和敦煌粟特文写本共有30个编号，大都已由哈密屯与英国学者辛姆斯一威廉姆斯（Sims Williams）合作，于1990年在英国伦敦大学东方和非洲研究学院出版了转写、泽注和图版本《敦煌突厥一粟特文文献汇编》，其中发表了伯希和敦煌粟特文写本5个号，斯坦因的3个号。其中一部分也有双重编号。被编成汉文写本P.351l—3521号。伯氏曾与法国学者高狄奥（Robea.Gauthiot）和邦维尼斯特（Emile Benveniste）、英国学者亨宁（W.B.Hennines）等人或共同合作，或各自单独从事过对这批写本的研究。

伯希和敦煌和西域梵文写本数量较大，出自西域者为多，属于敦煌者只有13个编号。它们基本均为佛教文献，其中不乏稀见佛典精品，大部分都被编入伯希和敦煌汉文写本的目录中了。它们早年曾由菲诺、菲利奥札和日本学者们从事过研究。在20世纪的50—60年代，又由法国学者鲍利（B.Pauly）作了系统整理《伯希和西域探险团所获梵文文献残卷》（连载《亚细亚学报》，1957—1966年）。

在伯希和所获敦煌西域的“东伊朗文”写本中，有些是所谓“吐火罗语”文书，亦被他称为用“婆罗谜字母”书写的文书。另外还有这种文字的某些木简文字和题记等。它们主要出自新疆的都勒都尔——阿乎尔和图木舒克。事实上，这其中主要是乙种吐火罗语或“龟兹语”（焉耆语为甲种吐火罗语），特别是P.3533号。法国早期学者烈维、菲利奥扎以及德国学者西格都对它们作过研究。近年来，法国年轻一代的优秀吐火罗语学者彼诺（Georges Pinauh）系统地刊布和研究了这批写本。经他整理，伯希和龟兹文特藏共有2000件左右：旧编ASl～19，共141件文书126个编号；新编NS 1～508和某些残卷，共527件文书。此外，还有些只有数平方厘米的极小残卷，即新编第509～1166号，共658件文书；粘贴在卡片上的小残卷393个编号。目前，彼诺正准备将它们汇编出版。

伯希和西域于阗文写本都被散编在汉文写本和藏文写本目录中了。据统计，共有近70个编号。它们已由法国学者哈密屯和格勒奈（F.Grenet）研究。英国学者贝利（H.W.Beilley）和德国恩默瑞克（E. E.Emmenik）等学者，都是这方面的研究专家。此外，还有被柯诺称为“于阗文变异体”的一卷东伊朗语写本，有人亦称之为“图木舒克语”。

伯希和也从新疆发掘到了一批怯卢文文书。它连同吕推（Dutreuil deRhins）于1890年搜集的怯卢文《法句经》残卷，共同收藏在国家图书馆。烈维、拉古佩里（F.De Lacoupefie）和波兰裔法国学者普祖鲁斯基（Preyluski）均为这一方面的研究专家。

伯希和在敦煌还获得一卷希伯莱文写本，它是唐代中国西域曾有犹太人活动的证据。

伯希和在敦煌藏经洞未获得任何西夏文写本，但是在北窟区却获得了一大批，共装有3箱，计有200余件，目前尚未刊布。(www.daowen.com)

伯希和在敦煌所作的考察笔记、题识录文以及他对经变画的考证、艺术风格、断代、窟型的研究文，已由尼古拉·旺迪埃和玛雅尔夫人于1980—1992年分6册出版（《伯希和敦煌石窟笔记》，法兰西学院亚洲研究所中亚和高地亚洲研究中心版）。它就是奉献在读者面前的这部译注本。伯希和探险团成员努埃特拍摄的敦煌壁画照片，于1920—1926年分6大卷出版，即《敦煌石窟图录》（法国亚细亚学会版）。

在伯希和敦煌写本中，有许多素描插图画和纸本绘画。其中P. 4525《降魔变相》中的绘画，已由尼古拉·旺迪埃于1954年发表，载于《舍利佛与六师外道》（巴黎国家图书馆版）中。其余大都由饶宗颐于1978年发表于《敦煌白画》（巴黎国家图书馆版）一书中了。

伯希和探险团从敦煌劫回的幡画共有200多幅，现藏吉美博物馆。它们已由玛雅尔夫人和热拉—贝札尔（Jera Bezard）先生公布并作了研究，发表在1974年出版的两卷本《敦煌的幡画》（法兰西学院版）一书中。书中共发表了216幅幡画的图录与解说文字。此后又发现的6幅三角形幡和3幅幡画不计在内。1994年，当时的吉美博物馆馆长贾立基（Jean Fran？cois Jarrige）与日本秋山光和联袂出版了日法两种文字版本的《西域美术，吉美博物馆伯希和特藏》（法国国家科研中心版）第1卷，共发表99幅绘画。据报道，第2卷拟发表89件，笔者尚未见到。

伯希和从敦煌带回的织物残片，大都是作为经卷的包袱皮而使用的。它们在式样、装饰图案和纺织技术方面都颇有价值。这批织物后来分别人藏于吉美博物馆和巴黎国家图书馆，已经由里布（Krishna.Riboud）夫人和维雅尔（Gabrie Vial）先生作了深入研究，见《吉美博物馆和国家图书馆所藏敦煌织物》（1970年巴黎法兰西学院版）。其中集中研究了85个编号的织物（有些是同一片织物的不同片段）。这批宋之初或五代末之前的织物甚为宝贵。伯希和探险团自敦煌携归的木制品，已由弗朗索瓦兹·戴奈斯（Fra？ncoise Denes）整理编目，大约100余件，详见1976年出版的《吉美博物馆所藏伯希和敦煌木制品目录》（吉美博物馆版）。

伯希和自喀什和图木舒克携归的中国文物，基本上都在由韩百诗主编的《伯希和探险团考古档案》第2卷《图木舒克》（两卷本，文字与图版各一卷，1961—1964年法兰西学院版）中发表，其中主要有壁画、写本卷子、宗教用品、杂物、雕塑、陶器和钱币等。该书中共发表研究了雕塑248件、陶器5件、壁画15幅、杂物56个编号。

伯希和西域探险团于库车地区的都勒都尔一阿乎尔和苏巴什掠夺的中国文物，已由阿拉德等人公布，载入1982年出版的《伯希和探险团档案》第4卷《都勒都尔—阿乎尔和苏巴什》（法兰西学院版）一书中了。其中公布和研究的壁画有22个号、黏土—陶土—柴泥雕塑38个号、木雕品31个号、考古木材7个号、活动装饰木制品55个号、玻璃和钱币等杂物7个号、印鉴6个号、金属物等15个号、陶器37个号、骨灰盒5个号。

伯希和西域探险团在库车周围诸遗址所掠夺的文物，所抄录的龟兹文题记，已由玛雅尔夫人（Monique Maillard）和彼诺等人于1987年发表在《库车地区诸遗址，龟兹文题记》（法兰西学院版）一书中了，它基本上是以克孜尔尕哈（Qyzyl Qargha）为中心。书中公布并研究了壁画5个号、柴泥和石膏雕塑2个号、杂物20个号、雕塑2个号、浮雕2个号、建筑类寺庙和千佛洞内物品12个号、各小遗址中的物品6个号、金属品26个号、各种材料的物品9个号。

当然，伯希和西域探险团还留下了不计其数的档案，绝大部分尚有待于整理刊布。伯希和的大弟子韩百诗（Louis Hambis，1906—1978年）在世时，曾雄心勃勃地制订规划，共出版27卷伯希和西域敦煌探险团档案。但在实际运作中，这项浩大工程进展缓慢，在40多年间，才出版寥寥数卷。自韩百诗于1978年逝世，尼古拉·旺迪埃—尼古拉（Nicole Vandier-Nicolas，1908—1987年）夫人于1987年逝世，热拉—贝札尔（Robert Jera—Bezard）先生于1994年退休，法兰西学院中亚和高地亚洲研究中心于1994年同时被解散，这套档案的出版工作前途渺茫、吉凶难卜，甚至中途夭折的可能性极大。按照韩百诗当时的规划，伯希和西域探险团的27卷档案目录如下：

1.《图木舒克》（图版卷），1961年法兰西学院版。

2.《图木舒克》（文字卷），1964.年法兰西学院版。

3.《库车建筑寺院，年法兰西学院版。都勒都尔—阿乎尔和苏巴什》（图版卷），1967

4.《库车建筑寺院，年法兰西学院版。都勒都尔—阿乎尔和苏巴什》（文字卷），1982

5.《库车石窟寺》（图版卷），尚未出版。

6.《库车石窟寺》（文字卷），尚未出版。

7.《库车素描画与速写画》，尚未出版。

8.《库车地区诸遗址，龟兹文题记》，1987年法兰西学院版。

9.《库车壁画》，尚未出版。

10.《从库车到敦煌之间的诸小遗址》，尚未出版。

11.《伯希和敦煌石窟笔记》6册，1980—1992年法兰西学院亚洲研究所中亚和高地亚洲研究中心版。

12.《敦煌的幡画，风格与图像研究》，尚未出版。

13.《敦煌的织物》，1970年法兰西学院版。

14.《敦煌的幡画》（文字卷），1974年法兰西学院版。

15.《敦煌的幡画》（图版卷），1976年法兰西学院版。

16.《敦煌的幡画，题记研究》，尚未出版。

17.《敦煌的幡画，图像研究》，尚未出版。

18.《敦煌的幡画，风格研究》，尚未出版。

19.《敦煌的版画与白画》，尚未出版。

20.《敦煌的雕塑》，尚未出版。

2l～23.《敦煌的壁画》（文字卷），尚未出版。

24～26.《敦煌的壁画》（图版卷），尚未出版。

27.《敦煌的织物》（图版卷），尚未出版。

自从伯希和从西域特别是自敦煌携归一批重要文书和文献之后，对这批文书和文献的研究形成了法国汉学界一大特征，主宰了几代学者的研究方向，培育了数代杰出的汉学家和东方学家。

十、法国学者对于敦煌和西域民族古文字写本的研究

在敦煌文书中，发现了一大批死文字和古文字的文献。如于阗文、粟特文、吐火罗文、突厥一回鹘文、梵文、吐蕃文等。它们揭示了许多历史谜团，成了研究古文明的钥匙，是世界文明史上的宝贵遗产。

对于敦煌粟特文写本研究，也首先是由伯希和开始的。他先后发表过《一卷粟特文—汉文的双语写本》（1911年）、《（沙州都督府图经）》与《罗布泊地区的粟特人聚落》（1920年）等。伯希和又与高狄奥（Gauthi—ot）合作，研究了一批敦煌粟特文写本，如粟特文本的《粟特文佛说善恶因缘经》和《药师琉璃光如来经》（1920—1928年），此后又刊布了《粟特文书信集》（1931年）。高狄奥根据敦煌粟特文写本而编写的《粟特语语法初编》，在他死后才由邦文尼斯特（Emile Benveniste）于1914—1929年间整理出版。伯希和所获粟特文献的主要研究者是高狄奥。高狄奥也研究斯坦因所获粟特文献。1911年，高狄奥发表《谈粟特字母表》，同年又发表《佛教中的几个摩尼教术语》。1911—1912年，他发表《粟特文佛经所用数量词—至十》、《粟特文长爪经》，他又与瓦勒普散合作发表《粟特文转写梵文千眼千臂观世音菩萨陀罗尼经》等。

继高狄奥之后，研究粟特文献的是本维尼斯特。1928年，他写了一篇《论粟特文写本》，作为斯坦因的《亚洲腹地》第2卷的附录；1933年，他又先后发表了《粟特文观佛三昧海经残页考》、《大英博物馆藏粟特文佛典考》；1936年，他发表了《安息文和粟特文研究》。他于1938、1939、1951年，又先后发表了《粟特文研究》3篇；1940年，他出版了《粟特文书汇编》和《粟特佛典文献汇编》两书。后者收录了《入楞伽经》、《鸯掘魔罗经》、《长爪经》、《药师琉璃光如来经》、《佛说不空藕索咒经》、《观音尊敬百论赞》、《戒酒经》、《般若波罗密多心经》、《粟特文转写梵文陀罗尼经》等残卷；1946年，他还重新发表了一种粟特文本生故事，纠正了高狄奥的某些译误。戴密微早年也曾研究过粟特文《观佛三昧海经》和粟特文《佛为心王菩萨说投陀经》等佛经写本。最近法国的格勒内先生，又成了研究敦煌粟特文写本的一大专家。他于1984年在国家科研中心出版了《从希腊征服到伊斯兰化之间粟特人定居民中心的殡葬礼仪》。此外他还发表了一系列论文，如《穆格山粟特文献中的匈人》（1989年）、《从吐鲁番绘画看印度与伊朗天文学传统的交流》（1997年）、《粟特字母的历史背景》（1987年）、《粟特宗教的晚期避难地》（1996年）等。法国另一位学者埃狄纳·德·拉·韦西埃尔（Etienne de La Vaissiere）于2002年在法兰西学院汉学研究所出版了《粟特商人的历史》一书，其中也使用了敦煌西域粟特文写本。

在于阗文文献方面，伯希和除了获得大量佛典外，也有不少史料价值很高的文书和词汇集等。佛典有如《金光明经》、《菩萨行愿赞》、《出生无边门陀罗尼》、《观自在陀罗尼》、《观自在赞颂》、《妙法莲华经》、《阿育王譬喻》、《善欢喜譬喻》、《善财童子譬喻》、《般若波罗密多经》、《文殊师利化生经》等。其中还有历史文书词汇集（梵语—于阗语词汇、突厥语—于阗语词汇、汉语—于阗语词汇）等。此外还有迦腻色迦传（P.2787）、罗摩传（P.2781、P.2783、P.280l、P. 2895、P.2896）和习字作品（P.2028、P.5537）和医书（P.2893、P.2889）等。

早在1930年代，伯希和就曾研究于阗文文献，所著《于阗塞语中的几个西域地名》，讨论了于阗文《沙州纪行》的若干地名。这卷于阗文文书就是著名“钢和泰藏卷”，可能出自敦煌，因收藏者钢和泰（st？l—H01 stein，1877—1937年）而得名。1920年代钢和泰在北京大学讲授梵文（后在哈佛燕京学社作研究员），故得收藏之便。1929年，挪威于阗文专家柯诺和英国藏文专家托马斯合作发表了“钢和泰藏卷”的释读《敦煌所出两卷中古文书》。此后于阗文文献的整理和研究者主要是英国伦敦大学东方和非洲研究院的贝利教授。1950年代末，法国的哈密尔顿发表过研究于阗文文献的论著。其主要著作有：《关于钢和泰藏卷的研究》、《10世纪于阗突厥语中的不稳定鼻音》、《仲云考族》（851至1061年的于阗王统世系）等。

在敦煌回鹘—突厥文写本的研究中，法国的主要代表人物是哈密屯（James Hamilton，1921—2003年）和路易·巴赞（Louis Bazin，192l—2005年）两位大师。

哈密屯于1921年3月14日生于美国堪萨斯州的托皮卡（Topeka）。1939年6月毕业于海兰帕茨高中，然后又分别在劳伦斯的堪萨斯大学和曼哈顿的堪萨斯州国立学院度过了三年的大学生活。1942年春，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应征入伍，参加美国海军，经过在华盛顿的一所专门学校受训之后，便被派往美国驻土耳其使馆海军处，先后在安卡拉和伊斯坦布尔一直工作到1945年5月“二战”结束为止。他1946年离开学校并从海军复员。1946年7月，他赴日本，在美国驻日使馆武官处任文职翻译，后又在东京的盟军翻译部工作，直到1947年8月为止。

1947年9月3日，哈密屯先生在巴黎大学文学系注册。1949年获巴黎大学日本文明和巴黎法国国立东方现代语言学院的日本语言毕业文凭。他于1951年又获取国立东方现代语言学院的突厥文和汉文文凭。1954年，他由戴密微主持通过了其大学级博士论文并于1955年出版，这就是《五代回鹘史》。1955年他进入国家科研中心。1968年5月，他又在巴黎大学文学和人文科学系通过三级国家级博士论文并于1971年出版，这就是《回鹘文本善恶两王子的佛教故事》。1983年，由路易·巴赞主持通过了其国家级博士论文并于1986年出版，这就是《9—10世纪的敦煌回鹘文献汇编》。哈密屯博士于1985年访华。他曾长时期担任法国巴黎第三大学的突厥学研究所所长，是当代世界上屈指可数的古代突厥和回鹘语言文献与历史学家。

哈密屯与粟特文专家辛姆斯一威廉姆斯（Sims—Williams）合作，刊布了《敦煌突厥—粟特文写本汇编》，附有法文的译注本；对于其中的突厥文部分，他又与路易·巴赞合作译注，同时还刊布了出自同一地点的一卷汉文和突厥文写本。

除了4部专著之外，哈密屯教授还发表了30多篇文章。其中不少是有关敦煌文书的。

路易·巴赞先生于1920年12月29日诞生在法国卡昂（Cahen，诺曼底的卡尔瓦多地区）。他于1937年到巴黎继续其有关古典文化（法文、拉丁文和希腊文）的高等学业。1939—1943年，他是法国培养政治家的摇篮——高等师范大学古典文学和语言学系的学生，1942年获大学助教职称。由于他非常酷爱基础语言学，故于1942—1945年在法国国立东方现代语言学院学习突厥语。1945年，路易·巴赞先生被法国外交部文化交流司派往土耳其的安卡拉工作，直至1948年才返归法国。他归国后旋即被延聘为法国国立东方现代语言学院的突厥语教授，并于1949年在该校继承其师让·德尼（Jean Denys）的教席。此后，路易·巴赞先生一直在该校（该校后来更名为法国国立东方语言文化学院）任教至1990年退休为止。他于1950年还同时兼任法国高等研究实验学院的突厥历史和语言研究导师，后又于1978年兼任巴黎第三大学的教授，多年兼任由该校与法国国家科研中心合办的突厥学研究所所长。从1967年起，他又出任法国国家科学研究委员会东方语言文化部的委员，并于1971至1975年、1980至1990年两次出任该部主任委员。

路易·巴赞先生的教学科研工作和出版物涉及了整个古今突厥语言学。他的国家级博士论文正是1972年12月2日在巴黎第三大学通过的，书名为《古代与中世纪的突厥历法》。后于1991年由法国国立科研中心出版社与匈牙利科学院合作而公开出版时，又更名为《古代突厥世界的历史纪年制》（有笔者中译本）。此书主要涉及了公元6世纪至伊斯兰时代的古代突厥历史纪年制。路易·巴赞先生的突厥学研究主要涉及了在蒙古和南西伯利亚发掘到的古代突厥碑铭、吐鲁番出土的古突厥历书、突厥语的历史和比较语言学，以及突厥—蒙古的语言和文化比较研究。

路易·巴赞先生是法国亚细亚学会（欧洲最早的亚洲研究学会，创建于1822年）的老会员（1943年入会），自1994年起任该学会第一副会长；他于1947年成为法国语言学会会长，1965年起为乌拉尔一阿尔泰学会会员并于1971年任该学会执行主席；自（设于汉堡），并自1968年起任该学会副会长；1957—1971年任国际东方学家联合会司库，并从1971年起至今任该学会秘书长（该学会现已更名为“东方和亚洲研究国际联合会”）。他于1967年获法国骑士荣誉勋章，1981年获金棕榈荣誉勋章，1993年成为法国科学院院士。

路易·巴赞先生曾长期任法中友协副主席，并于1985年起任法中友协主席，直到1989年该协会停止活动为止。在此期间，历任中国党政领导人访问法国时，都曾会见过他。

1990年，为纪念路易·巴赞先生的70华诞，他在各国的弟子、同事与挚友们通力合作，出版了一本巨著——《路易·巴赞纪念文集》，拉尔玛塘出版社出版，由设在伊斯坦布尔的法国安纳托利亚研究所编辑，共收入西方当代突厥学名流们的40篇论文，多为高质量的佳作。路易·巴赞先生自己近50年学术生涯中辛勤笔耕的成果结晶——其论文集《突厥民族、文字与人》，于1994年在巴黎阿尔俱芒（论证）出版社出版，共收入作者的40多篇有关突厥民族学、人类学、语言学和史学的论文。此书出版后评价很高。其中大量使用了敦煌吐鲁番的突厥一回鹘文文书。

在敦煌和西域出土的吐火罗文（龟兹文与焉耆文）写本的研究方面，法国最著名的代表人物，是法国高等实验学院的彼诺（Georges-JeanPinault）先生。他现已发表数十篇论文。他于1987年，在《库车诸遗址》一书中，发表了龟兹文（乙种吐火罗语）的“过所”、题识和游人题记等，如他于1984年发表的《伯希和龟兹语特藏中的一封寺院书信》。同年发表的《一部龟兹语的佛教剧本残卷》，1991年发表的《西域的吐火罗语写本与佛教文献》等。伯希和吐火罗语写本，尤其是其中残卷，都是由他编目和整理的。

敦煌藏经洞中的藏文写本，在民族古文字写本中的数量最大，它们在伯希和特藏中的比重也很大。正是由于这批写本，法国才出现了一大批著名的藏学家，形成了法国藏学研究的一大特征。

法国早期的藏学研究代表人物是雅克一巴科（Jacques Bacot，1877—1967）。巴科是法国高等研究实验学院教授、法国金石和美文学科学院院士，1946—1951年间任法国亚细亚学会会长。他1906—1910年前后曾两次赴西藏东南亚部进行考察，穿越澜沧江上游，到达打箭炉（今康定）西北的雅砻地区。他早年曾受伯希和委托编写伯氏携往巴黎的敦煌藏文写本目录，可惜未能出版。

巴科于1940年与图散（Challes Toussaint）和托马斯（F.w. Thom-as，1867—1950）合作，出版了著名的《敦煌吐蕃历史文书》一书。该书考证了敦煌藏文写本pt.1286、pt.1287、pt.1036、pt.1047和pt.1290号等吐蕃古代史文书，首次发表了《吐蕃历史大事纪年》、《吐蕃赞普世系牒》以及《吐蕃小邦王臣传》等稀世敦煌藏文文书，它们为古代吐蕃史的研究独辟蹊径。在此之前，世人对于西藏古代史的研究，主要依靠汉文史籍、以传说为基础的晚期藏文著作以及零散发现的金石木简等资料。由于敦煌文书是10世纪之前的作品，其中不少甚至是在事件发生的同时写成的，而且也比较系统地涉及了吐蕃的政治、军事、宗教、法律、社会、生活、经济、风俗习惯、历史传说以及天文历法诸领域，所以它们成了研究吐蕃史的直接资料。此后，各国学者对古代赞普世系谱争论不休，揭开了吐蕃松赞干布之前“神话赞普时代”的神秘面纱。

巴科于1956年在《亚细亚学报》第244卷中发表了《8世纪五位回鹘使节对高地亚洲的考察》一文。他在伯希和等前人研究的基础上对Pt.1283作了考释。伯希和在1927年于法兰西学院授课时，就讲解过该文书。这卷写本的内容是出使吐蕃北方民族的使节所写的报告，其中涉及了中国西北的民族、地理、历史、王统、物产和习俗诸方面，是研究中国西北民族史的宝贵资料。巴科考证出该文书是先用突厥文写成的真实考察报告，后译作藏文，所以他认为使者是回鹘人。

后来各国学者有关该卷敦煌藏文文书的论文均以巴科的开拓性研究成果为基础。事实证明巴科的考释基本正确，使人们更清楚地了解到吐蕃与其北方民族的关系，解决了中国北方民族史上的某些重大问题。

拉露（Marcelle Lalou，1890—1969年）女士是法国一代藏学名师。她于1890年8月23日诞生于法国默东，1969年12月15日逝世于巴黎。拉露一生中未获得过任何文凭，全靠自学成才。她由于偶然机会结识了当时法国的印度学、中国学和佛教学大师烈维，随他学习梵文，后来又在巴科的指导下终生研究藏学。

拉露的主要功劳是编写了上文提到的《巴黎国立图书馆所藏伯希和敦煌藏文写本目录》。她还对每卷文书的定名、内容提要、篇幅、纸张、字体特征都作了描述和考证，抄录了经文的题跋和某些主要藏文段落。虽然其中仍有不少错误、遗漏或欠妥之处，但它至今仍是研究敦煌藏文写本的必不可缺的工具书。

拉露藏学著作共分文字、艺术和图像、语言、文献、宗教、书目、历史和东方学史诸领域，其中有不少涉及了敦煌文书。

为了纪念拉露80寿诞，法国国家科研中心资助由美洲和东方书店于1971年出版了一部《西藏学论文集》（《拉露纪念文集》），其中有不少论文就是有关敦煌藏文文书的。

戴密微（Paul Demiéville，1894—1979年）是当代法国著名中国学家，也是谢和耐教授的老师。他于1894年9月13日诞生于瑞士洛桑，1979年3月23日逝世于巴黎。戴氏于1909年在伯尼尔中学毕业之后，先后赴慕尼黑、伦敦、爱丁堡和巴黎求学深造。1914年获巴黎大学博士学位，曾先后投在当时西方的中国学名流微席叶和沙畹门下，陆续学习了日文、梵文、藏文和印欧语系许多语种。戴密微1918年在国立东方现代语言学院毕业后，于1919年成为当时设在河内的法兰西远东学院的公费寄宿生。他1919年赴中国考察，1924—1926年间在厦门大学执教，讲授梵文和西方哲学。他于1926年赴日本，先任日佛会馆会长，1929—1930年间任佛教百科性刊物《法宝义林》主编。戴密微在远东生活10多年，1930年返法国，先在东方现代语言学院继微席叶（Arnold Vissière，1818—1930）任教，从1945年起任高等研究实验学院历史语言系的研究导师，从次年起继马伯乐主持的法兰西学院的中国语言和文明讲座，直到1946年退休。戴氏中国学著作共160多篇（部），书评100多篇，其中有关敦煌文书者约占1/4。

戴密微的藏学、敦煌学和佛教学名著，就是他于1952年作为《汉学研究所文库》第8卷而出版的《吐蕃僧诤记》一书。该书涉及了唐史、吐蕃史、唐蕃关系史、西域史、佛教史、禅宗人藏史、吐蕃进出西域史诸领域。他的学生和事业继承人——原法兰西学院教授和法国金石和美文学科学院院士谢和耐先生，于1979年在《通报》中撰文，称该书“每一条注释都堪称百科全书的一大条目”。日本著名敦煌学家藤枝晃也称该书是“当代欧洲佛教学和中国学的最高权威”。全书共分两章。第一章根据敦煌写本，论述8世纪时在吐蕃赞普墀松德赞（挲悉笼腊赞，有人认为此人是吐蕃赞普弃隶蹄赞和唐金城公主的儿子）主持下，由汉僧摩诃衍与印度僧侣莲华戒在逻些（今拉萨）就禅宗问题展开的一场大辩论。书中译注了pt.4646号敦煌写本《顿悟大乘正理决》。它包括前河西观察、朝散大夫、殿中侍御史王锡作的序，大辩论的汉文档案和摩诃衍呈赞普的三道表章。戴密微在长篇注释中表现了他在梵文、藏文、佛教教理和经典方面的特长与渊博学问。第二章是史料疏议，译注了大批有关唐蕃关系的敦煌汉文文书（包括被吐蕃俘去的唐人诗文残卷）。他首次刊布了一大批有关唐蕃关系的敦煌写本，提供了许多不见诸汉藏史籍的资料。书中关于沙州（敦煌）于贞元三年（787年）陷落人吐蕃的结论，现已成为西方普遍接受的观点。此书实际上曾得到我国学者王重民先生多方面的帮助。

这次僧诤对于藏传佛教史，尤其是对于禅宗入藏史具有决定性意义。但这一事件不见诸汉文典籍，惟有晚期根据传说或第二手资料写成的藏文著作《拔协》（14世纪）、《王统世系明鉴》（1388年）、布顿《善逝教法史》（1322年）及《贤者喜宴》（1545—1565年）中略有记载。敦煌藏文写本中也有记载（如Pt.823号）。但敦煌写本与晚期藏文著作中的记载完全不同，主要是表现在有关这次僧诤的结果问题上。藏文著作认为是印度人获胜，吐蕃赞普反对汉僧摩诃衍一方。敦煌写本却认为汉僧于辩论中大获全胜，吐蕃赞普允许摩诃衍等在吐蕃传播禅宗并取得了很大成功，包括王室成员在内的一批吐蕃人皈依禅宗，只是由于吐蕃王廷某些大相“谋结朋党”，汉僧才受迫害。藏文著作是晚期的传说，敦煌写本则是在事件发生之后不久或是同时写成的，为该档案作序的世俗文人王锡就是见证人.奉大师之命作序，所以它更为翔实可靠一些。

戴密微1960年在冢本善隆祝寿文集《佛教史论丛》中发表了《有关中国禅宗的两卷敦煌汉文写本》，其中S.2672号敦煌写本也是有关这次僧诤的，基本与Pt.4646号相同，但多20页，个别措辞和句子也略有小异。戴氏对这两卷写本对勘，互相参照作了校正，使之成为一部非常宝贵的小部佛典。

戴氏著作发表40多年来，对这次僧诤的争论越来越强烈。意大利藏学家图齐（G.Tucci，1894—1984年）于1958年在《小部佛典》第2卷中，根据晚期藏文史料，尤其是根据《贤者喜宴》而反对“拉萨僧诤会”一说。他认为这场大辩论是在桑耶寺举行的。提出了“桑耶寺僧诤会”之说。1964年，日本禅宗研究专家上山大峻又发现了一卷叫做《大乘二十二问本》的敦煌汉文写本，其内容也是针对这次僧净的。他于是便得出结论，认为共举行过两次讨论会，第一次摩诃衍获胜，第二次莲花戒获胜。

戴密微1970年在《通报》中发表过10余万字的书评《敦煌学近作》，对日、苏、法、美、意、匈、新加坡以及我国港台22篇（部）敦煌学著作作了评价。他改变了自己的观点，放弃“拉萨僧诤”之说而接受“吐蕃僧诤”（“僧诤”实际上就是佛教中所说的“结集”，梵文作Sangiti）一说。他认为从未举行过一次或两次面对面的僧诤会，只不过是持续了数年的一场笔墨官司，因而建议将其书易名为《吐蕃僧诤记》。今枝由郎1975年在敦煌藏文写本中找到了有关这次僧诤的藏文文书，也支持“吐蕃僧诤”一说。日本一批后起之秀也参加了这场辩论。戴密微1979年在《敦煌学论文集》第一卷（于他死后出版）中，发表了《从敦煌写本看汉传佛教传入吐蕃的历史》，对这批日文著作作了分析。他又根据《历代法宝记》和《楞伽师资记》等敦煌汉文写本以及《拔协》等晚期藏文著作，而提出由无住（714—774年）及其师无相（684—1762年）为代表的四川“成都宗”，在禅宗传人吐蕃中所起的作用。新罗僧无相就是《拔协》中的金和尚，曾于750—760年间会见墀松德赞的使者。

石泰安（R.A.Stein，1911—1999年）是当代法国最有权威的藏学家，也是法国少有的几个能同时熟练地运用汉藏两种文字史料的藏学家。石泰安1911年6月13日诞生于德国施韦茨，在柏林大学获得汉语文凭后，为逃避德国法西斯对犹太人的迫害，于1933年迁居法国，次年就获得法国国立东方现代语言学院的汉语文凭。他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于印度支那参加抗日战争，先后任山炮炮兵和法军司令部翻译，曾一度被日本侵略军俘虏。他于1946—1947年间被法兰西远东学院派往中国昆明、成都、北京和内蒙古等地区考察，后又在巴黎大学北京汉学研究所工作。他1951年任高等研究实验学院第四系教授，1954和1966年两次对包括锡金在内的喜马拉雅山麓进行考察。1966年后，石泰安任法兰西学院教授，主持西藏社会文明讲座，1981年10月退休后曾任该院名誉教授。

石泰安先生长期从事西藏文化史研究，其名著《西藏的文明》于1962年在巴黎刊行第1版，1971年由山口瑞凤和定方晟译成日文，在东京出版；1972年由英国德赖弗译作英文，在伦敦出版，1982年又在巴黎出了增订第2版；1985年在中国出版了笔者的汉译本；1994年出版法文第2版的英译本。其中使用了不少敦煌文书。

石泰安先生有关敦煌文文书的主要论文有：《桑耶寺古史（拔协）》（1961年）、《有关吐蕃古代史的两条注释》（1963年）、《圣神赞普名号考》（1981年）、《敦煌藏文写本综述》（1984年）、《喇嘛教跳神中的身相信仰》（1957年）、《顿悟》（1977年）、《敦煌藏文写本中有关苯教仪轨的记述》（1971年）、《有关吐蕃苯教殡葬仪轨的一卷古文献》（1970年）、《未诠释过的摩羯罗嘴》（1977年）、《有关金刚橛的古文献》（1978年）、《吐蕃赞普墀松德赞在选择佛教为国教时有关摩尼教的记载》（1980年）、《对古代吐蕃和于阗密教阐述的一种特殊方式》（1987年）、《唐蕃会盟时的盟誓仪式》（1988年）、《印度和西藏的神话》（1985年）等。

石泰安在晚年曾撰写系列文章《吐蕃古代文献汇编》，以敦煌藏文写本为基本史料。他先后于《法兰西远东学院学报》中发表了5篇，第1篇于1983年发表，标题是《敦煌写本中印度文—藏文和汉文—藏文翻译的两种辞书》，主要是论述了运用于梵文—藏文翻译的《翻译名义大集》以及在敦煌写本中发现的汉—藏词汇辞书。第2篇于1984年发表，主要是论述《吐蕃赞普时代的告身中使用譬喻的习惯》。第3篇《论祖拉及吐蕃巫教》发表于1985年。第4篇《有关吐蕃早期佛教的传说》发表于1986年。第5篇《两卷敦煌写本中的儒教格言》发表于1992年。其中特别有意义的是第3篇。它是石泰安教授与麦克唐纳夫人论战的一篇文章，主要是针对下文将提到的麦克唐纳夫人的《敦煌吐蕃历史文书》一文而提出了不同观点。特别是有关“祖拉”（gcug—lag）的辞义问题。麦克唐纳夫人认为，“祖”或“祖拉”是吐蕃佛教之前的宗教的专用名词。它如同“神仙教法，犹如天际一般辽阔。它包括一种全面的世界观和时空观”，其特点是“一种系统的且肯定是在佛教传人吐蕃之前形成的宗教体系”，被松赞干布于7世纪时定为“王家宗教”。石泰安则认为“祖拉系指一种智慧、一种艺术、一种科学和手段”，对于松赞干布来说则明显是一种“治国术”，绝不会是指“天命”。此外，他们在对一大批敦煌吐蕃历史文书的断代、具体诠释方面都有很大的分歧。

比利时鲁汶大学出版了一套《献给石泰安教授的论文集》，共有5卷，其中包括大批藏学论著，均出自石泰安的弟子及同事之手，作为比利时汉学研究所《汉学与佛学论丛》专刊号出版。有关敦煌吐蕃文书的论文，也占很大分量。

麦克唐纳（Ariane Macdonald）夫人是高等研究实验学院的研究导师，法国当代女藏学家拉露的门生，犹太血统。自从她与其夫亚历山大·麦克唐纳离婚后，又改名为阿丽雅娜-斯巴尼安（Ariane Spanien）。麦克唐纳夫人的代表作是她于1971年在《拉露纪念文集》中发表的长文《伯希和敦煌藏文写本第1286、1287、1038、1047和1290号释读，兼论松赞干布时代吐蕃王家宗教中政治神话的形成》。由于她考释的是几卷敦煌吐蕃历史文书，所以该文一般都被称为《敦煌吐蕃历史文书考释》（此书有笔者中译本，青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全文共200页，实际上形成了一部专著。她在巴科《敦煌吐蕃历史文书》的基础上作了进一步深入探讨。这是一篇很全面的论文，它超越了历史的范畴，对吐蕃佛教之前的宗教具有全新的看法。她把古代文献与晚期传说中的松赞干布作了一番比较，不同意把吐蕃古代宗教称为“苯教”，因为在敦煌吐蕃文书和金石文献中都找不到这种提法。文中认为吐蕃赞普主要是崇拜神山，其权力是以两条原则为基础的：他们都自称是占卜之神，因而具有布施和巫术的本领；他们依赖“祖拉”的永恒不变。她认为“祖拉”是吐蕃佛教之前的宗教，从中发现了汉族观念对吐蕃的影响。布隆多夫人于1973午在《亚细亚学报》中撰文总结法国1923—1973年这50年藏学研究时，以及在1979年巴黎国际敦煌学术讨论会上的报告中，一再强调此文具有划时代的意义，打乱了人们对于吐蕃佛教之前古代宗教的全部观念。近年来法国对敦煌藏文写本的研究，大都是围绕着她提出的问题而展开的。

麦克唐纳夫人最大的功劳是她在石泰安先生的指导下，与今枝由郎等人合作，分别于1978年和1979年影印发表了两辑《巴黎国家图书馆所藏敦煌藏文文书节选》。第l辑中发表了巴黎国立图书馆的56卷和伦敦印度事务部图书馆斯坦因特藏中的两卷敦煌写本；第2辑中发表了巴黎的105卷和伦敦的一卷。他们为这两辑文书撰写了序言和说明，对每卷写本都作了提要，指出了其标题、内容、纸张、字体、篇幅及研究情况。这批敦煌藏文文书被公之于世，有力地推动了世界各国对敦煌藏文文书的研究。布隆多（Anne—Marie Blondeau）夫人是高等研究实验学院宗教学系的研究导师，现任法国西藏研究中心（由高等研究实验学院和法兰西学院联合组成）的主任，兼任1986年创建的法国国立科学研究中心第1229组（西藏高原语言和文化研究组）的主任。

布隆多的西藏学代表作是她1972年于日内瓦出版的《有关西藏的马体结构与医马术的敦煌文书》，作为《高等研究实验学院东方高等研究丛书》之一刊行。书中译注了Pt.106l—1066号中有关吐蕃养马术及医马术的文书，然后又与《丹珠尔》中的记述作了比较。她在其作为兽医专家的丈夫帮助下，研究这个一般人不敢涉足的难题。布隆多夫人写过多篇利用敦煌文书研究吐蕃苯教的论文。今枝由郎（Yoshiro Imaeda）诞生于日本爱知县，后毕业于京都大学。1972年赴法国学习，现于法国国家科学研究中心工作。今枝由郎除了与麦克唐纳夫人合作出版《西藏艺术论集》以及《巴黎国立图书馆所藏敦煌藏文文书选》之外，还有大量藏学和与敦煌藏文写本有关的论著。

今枝由郎1981年在日内瓦—巴黎出版了《生死轮回史》的专著，作为法国高等研究实验学院第4系的《东方高等研究》丛书第15卷刊行。书中主要是译注了有关《生死轮回史》的一大批敦煌藏文写本。《生死轮回史》的故事梗概大致如下：天神俄巴尔国王暴卒，其子仁钦希望他能还阳、得到幸福并能重新见到他。仁钦先后向各自具有独特本领的35位大师求援，他们均无能为力。他最后在摩揭陀国会见了佛祖释迦牟尼，佛陀向他解释了生死轮回法并向他推荐了《大佛顶尊胜陀罗尼经》。该故事诞生于800年左右，是对须大拿（诺桑王子）朝圣故事的改编。

今枝由郎最大的贡献是于1986年与库洛伊合作编辑出版了《西藏研究目录》的巨作，其中搜集了各种文字的西藏研究著作，论文、资料目录11822条，包括了世界范围内有关敦煌文文书的著述与论文目录。它成了现在从事西藏研究的一本必备的工具书。

今枝由郎的另一大功劳是他于1991年与日本藏学家武内绍人共同推出了《巴黎国立图书馆所藏敦煌藏文文献选》第3卷。这是部巨著，主要是对敦煌藏文写本按音节进行检索的工具书，其中共收入巴黎国立图书馆所藏伯希和敦煌藏文写本162卷，伦敦印度事务部和大英博物馆的斯坦因特藏6卷，共168卷。这是继1978—1979年出版的这套《敦煌藏文文献选》第1～2卷之后的又一大工程。

今枝由郎有关敦煌吐蕃文书的主要论文还有：《有关吐蕃僧诤会的敦煌藏文文献》，载《亚细亚学报》第263卷（1975年）；《对藏文本（甘珠尔）和（丹珠尔）的汉文本的整理》，载《西藏艺术论集》（1977年），23～5l页；《敦煌写本中的六字真言嘛呢叭咪畔初探》，载《敦煌学论文集》第1卷（1979年），由苏远鸣主编，日内瓦—巴黎德罗兹书店版；《Pt.129l号写本之汉文原文的考证，（战国策）的藏译文》，载匈牙利《东方学报》第34卷（1980年）；《敦煌写本（文殊师利根本仪轨）的藏文本节录》，载《敦煌学论文集》第2卷（1981年），由苏远鸣主编。

吴其昱是华裔法籍学者，祖籍江苏，西南联大毕业生。他原任国立科研中心研究员，国家级博士。他的研究领域相当广泛，包括文学、历史、宗教、语言、文字诸领域，其藏学著作主要是研究敦煌藏文写本。他于1971年在《拉露纪念文集》中发表了《台北中央图书馆藏敦煌藏文写本考察》，研究了台北藏4卷藏文写本，1976年又于香港《敦煌学》第2辑中发表该文的汉译文。他写过数篇关于禅宗入藏的论文，分别在港台杂志上发表，如《卧轮禅师逸语敦煌藏文（伯希和1～6号）译文考释》（1979年，《敦煌学》第4辑）、《卧轮禅师出家安心十功德蕃本试辑》（1980年，台湾《珠海学报》第1l期）和上文的修订稿（1982年，《敦煌学》第5辑等）。

十一、法国汉学家对敦煌汉文文献的研究

法国汉学界，对于敦煌汉文文献的研究，当然也应首推伯希和了。他于1908年在千佛洞就写下了《敦煌石室访书记》。同年，他又给法国地理学会寄送了题为《我们在西域的科考和探险》的文章，1909年发表了《伯希和西域探险团探险记》，1910年发表了《高地亚洲三年探险记》等报告。他还陆续发表了《敦煌千佛洞》（1914年）、《（书经）和（尚书释文）》（1916年）、《一卷带有藏文对音的（千字文）写本》（1920年）、《敦煌石窟图录》（6卷，1924年）、《敦煌壁画与欧莫弗普尔山的珍画》（1928年）、《中国印刷术的起源》（1953年，遗作）等。

伯希和自1908年于西域探险后归国不久，法国的最高学府法兰西学院便于1909年为他专门设立了一个西域语言、历史和考古讲座。伯希和于1920年才着手为他携回巴黎的敦煌汉文写本编了一个简目，后于1926年由日本学者羽田亨在日本京都发表。1926年，伯氏又与羽田亨合作影印发表了《敦煌遗书》第一套，主要包括《慧超往五天竺国传》、《沙州地志》等10余种珍贵遗书。1937年，他又与羽田亨、神田喜一郎等合作，影印发表了一套《敦煌秘籍留真》。这些文书都是伯氏在藏经洞精心挑选的。

继伯希和之后，法国汉学家中研究敦煌汉文文书的有马伯乐。马伯乐（Henri Maspéro，1883—1945年）也是沙畹的弟子，伯希和的同门师兄弟，法兰西学院教授，法国金石和美文学科学院院士。马伯乐在法国敦煌学方面的贡献，主要是刊布、考证和研究了英国探险家斯坦因（A.Stein，1862—1943年）第3次中亚探险（1913—1915年）所获的汉文文献。这就是他完稿于1936年，直到1953年才出版的《斯坦因第三次中亚探险所获汉文文献》一书。马伯乐这样做，实际上是继承了其师沙畹的一项重大事业。斯坦因于1900—1901年的第一次与1906—1908年的第二次西域探险期间所获的汉文文献，有2000余件都委托给沙畹整理、考证、研究和刊布。这批汉文文献共分3部分：700多件竹简和木简，于1907年在距敦煌之北的中国土长城一带发现，应断代为公元前98年到公元153年之间。在敦煌以西800公里左右的楼兰发现的230件木质或纸质文书，应断代为公元3—4世纪；唐代（7—9世纪）的40多种纸卷写本，出自西域的不同地点。沙畹于1913年在牛津出版了《斯坦因在东突厥斯坦沙漠中发掘到的汉文文献》。马伯乐继其师之后，整理刊布并研究了斯坦因第三次西域探险所获的汉文文书。他于1920年共接受930件木质与纸质文书。他从中精选607个号，并将这些文献分成5个发掘地：敦煌、楼兰、吐鲁番、塔里木盆地、黑城。其时代分别为：汉、晋、唐、西夏—元代。这是法国老一代汉学家们参与敦煌和西域文书研究的情况。

从1950年代初开始，戴密微便向西方揭示了敦煌写本对于中国文学史的重要意义（《汉文俗文学的起源》，1952年），他着手翻译和分析了一批数目相当多的受佛教感应的俗文学文献，如：《蚜蚜新妇》，1959年；《唐代变文看胡族习俗》，1962年《唐代的人冥故事》，1976年。戴密微还出版了两部重要著作。首先是《敦煌曲》（1971年），这是由饶宗颐研究并由戴密微翻译的说唱曲子集；其后是两部民间诗歌集的译本，即《王梵志诗集》和《太公家教》的译本（1982年）。他的许多弟子都走上了这条道路。苏远鸣翻译和比较了多种语言的《孔子项橐相问书》（1954年）。陈祚龙搜集了敦煌的名人貌真赞（《唐与五代敦煌名人貌真赞》，1970年），研究了婚姻习惯（《9世纪下半叶敦煌的婚礼与婚装》，1972年）和著名的王敷的《茶酒论》（1961年）。戴密微对中国中世纪文学的这些研究，其贡献必然会推动在远东的研究。

在佛教领域中，戴密微也为此做出了自己的贡献。除了其《吐蕃僧诤记》之外，他还在多年间于自己的授课中讲述禅宗文献，如慧能的《六祖坛经》（1944—1947年）和《神会和尚语录》。这些文献是由胡适于1926年在敦煌写本中发现并汇辑而成的。这后一批文献又由澍和耐译成法文（1949年和1954年），前一批却被多次译成英文，近期又由卡特琳娜.杜尔莎莉（Catherine Toulsaly）译成法文（1992年）。1994年，郭丽英出版了一部《中国5—10世纪佛教中的忏悔与忏仪》的博士论文，其中利用了敦煌写本。此外，多种有关佛教传人中国和佛教教理书的写本，已由梅弘理（Paul Magnin）介绍和翻译（《（佛法东流传）的古版本》，1981年；《从3卷中观宗汉文经文看超越思惟的体验》，1984年）。苏远鸣从一种不同的角度着眼，对民间佛教的修持颇感兴趣，特别是有关祈祷历和斋日历的写本，将佛教与道教的修持联系起来了（《地藏菩萨十斋日》，1979年；《敦煌写本中的每年十二日历》，1981年）。佛道两大宗教中的这种交流及其内容的某些结合，是一种很强烈的感应。除了苏远鸣之外，该课题还吸引了其他数名科研人员，如索安士（Anna Seidel，《太上灵宝老子化胡经》，1984年），她是由苏远鸣先生培养的出蓝弟子；艾丽白（Danielle Eliasberg）、侯锦郎和梅弘理也参与了这些有关民间宗教修持的研究，写出了有关大傩仪轨（艾丽白《敦煌写本中的“儿郎佛”》，1981年；《敦煌写本中的大傩仪轨》，1984年；《敦煌写本中的上梁文》，1993年）、埋葬动物时的祈祷文（艾丽白《中国古代和中世纪的动物陪葬仪轨》，1993年）或制造还愿物（侯锦郎《敦煌写本看印沙佛仪轨》，1984年）时的祈祷文，或者是有关斋琬文（梅弘理《敦煌写本中的斋琬文》，1992年）的论文。王杜丹出版了一部有关地藏菩萨的博士论文。

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敦煌学研究略有转机。由于对逐渐变得系统起来的各不相同特藏的探讨，敦煌学研究取得了超乎寻常的发展。在法国，这种迅速发展的伟大倡导者无疑是戴密微先生。戴先生从1944年起，便将他在高等研究实验学院和法兰西学院的大部分课程，都用于分析和翻译宗教或文学领域的佛教敦煌写本。直至其生命的最后，敦煌始终是戴先生的研究中心，他通过其教学而培养了一大批敦煌学家。如艾丽白有关敦煌写本中乌形押的文章（《敦煌汉文写本中的乌形押》，1979年）；陈祚龙对于悟真和尚的研究（《悟真的生平与著作》，1966年）；苏远鸣有关地藏的众弟子（《中国的图像札记，地藏及其诸弟子》，1966—1967年）、瑞像（《敦煌石窟中的瑞像图》，1984年）或有关绘画的题识集（《敦煌壁画题识集》，P.3304背研究，1981年）的研究，魏普贤研究刘萨诃的文章（《刘萨诃的传说与图像》，1984年）。侯锦郎从事的对一座寺院器物历的分析，他提出了某些既属于艺术又属于经济范畴的问题（《敦煌龙兴寺的器物历》，1981年）。

道教写本首先主要是在日本被检索编目和利用。在法国，吴其昱是最早介绍和复原了道藏原文的学者之一（《7世纪的未刊道藏（本际经）》，1960年）。从此之后，以敦煌写本为基础的道教研究，由于康德谟（Max Kaltenmark）和施舟人（Ch.Schipper）的推动，在法国蓬勃发展起来了。劳格文（John Lagerwey）指出了6世纪时一部类书《无上秘要》的重要意义（1981年）。穆瑞明（Christine Mollier）通过对《洞渊神咒经》的研究。阐述了中国人有关世界末日的观念（1990年）。该经文的不同抄本还使左景权论证了道藏不同文本的演变过程（《论（洞渊神咒经）的形成》，1984年）。康德谟和施舟人本人却很少触及敦煌学，但前者写了一篇有关在《本际经中出现的神》的鼓动性文章（1979年）；后者却关心道教天师们的受符仪轨和品级的问题（《敦煌写本中的道教品级问题》，1985年）。

对于其他宗教，在敦煌写本中则很少有描述，但稀有的几件文书，却可以使人更好地了解来自波斯的宗教对中国社会各界的影响。首先是摩尼教，沙畹和伯希和早在1911年就已经强调了它的重要意义。早在1911—1913年，伯希和便与沙畹合作，发表了《在中国发现的一卷摩尼教残经》。近期，尼哈尔·塔札朵（Nahal Tajadod）又出版了一部论述摩尼教汉文教理书的译本（《摩尼——光明佛，中国的摩尼教教理书》，1990年）。但这些文献应该由在吐鲁番出土的大量粟特文或回鹘文文献的发现来补充。景教在中国也曾获得过某种程度的圣宠。在已经发现的文献中，《景教三威蒙度赞》是吴其昱特别注意的内容（《（景教三威蒙度赞）研究》，1984年）。

对于经典和儒教的研究，在法国则未曾取得过太大的成就。上文提到过伯希和1916年发表的一篇有关研究《尚书》敦煌卷子的文章。相反，文学却受到了特别的青睐，无论是对《珠英集》未刊诗或文集有研究（《贯休的三首未刊诗》，1959年；《（珠英集）的两残集》，1975年；《（珠英集）中的14位诗人》，1981年）（《巴黎国家图书馆藏唐拓“温铭”的吴其昱，还是曾翻译过唐拓“温铭”考》，1958年）的陈祚龙，都取得了巨大成功，在敦煌发现的温铭拓片是现知最古老的拓片之一。敦煌俗文学变成了一种特别受宠的研究对象，也首先是由戴密微先生首开先河。

有一类写本则很少有人研究过，这就是与科学和占卜有关的写本类别。医学和药学文书也未受到很大注意。占卜领域长时期在中国和日本被普遍地忽略了。法国的研究人员独辟蹊径，从而可以使人更好地将这些占卜法以及作为其基础的观念，均断代于这样一个时代，敦煌资料之外的其他资料无情地付诸阙如。这样一来，茅甘（Carole Morgan）得以研究了根据乌鸣（《敦煌写本中的（乌鸣占凶吉书）新论》，1987年）或犬类行为而占凶吉（《敦煌写本中的犬占》，1983年）以及堪舆的某些方面（《敦煌写本中的（五姓修宅）文书》，1984年）的文书；马克（Marc Kalinowski）浏览了论述用数字占卜的各种写本（《敦煌写本中的数字占卜法》，1987年；《法国学者对敦煌占卜文书的研究》，1994年）；戴仁触及了解梦书的问题（《敦煌写本中的解梦书》，1981年）。现在，在马克的推动下，一项刊布和研究与科学及前科学有关的全部写本的庞大计划正在筹划中，他于2002年出版了一部巨作《中国中世纪的占卜法》。

有关敦煌文书中的书籍、纸张和文献载体的历史问题，主要是在欧洲而不是在远东被提出来的。从西域写本的最早发现起，纸史学家们便探讨它自中国缓慢地传向西方的过程，作了考证性分析。至今所发现的最古老文书中的某些刊本文献作出的重要揭示，已经先由美国的卡特（Thomas F.Carter.1925年）、后由伯希和（1957年）强调指出过。对写本的物质分析（也就是人们现在称之为“表象分析”者）以及古文字研究，其传统作法在敦煌写本中已经具有相当古老的历史了。戴仁沿藤枝晃的足迹前进，致力于探讨敦煌写本物质特征的不同方面（《敦煌写本中的册子卷》，1979年；《敦煌写本的纸张》，1981年；《敦煌的经折装写本》，1984年；《台北藏敦煌写本的表象研究》，1985年；《敦煌纸张的纤维分析与写本的断代》，1986年），同样也重新论述了由某些写本特藏提出的问题。这些特藏或正确或错误地被怀疑为赝品（《敦煌吐鲁番写本研究的方法论》，1984年；《敦煌吐鲁番写本的物质分析》，1985年）。文字研究也是一个还很少探讨过的研究方向，它只能依靠一种坚实可靠的传统来进行。文字在古代著作中与书法的关系十分密切。法国至今已完成著作的目的，依然主要在于对抄本断代，尤其是涉及了对其准确的外表、武后新字（戴仁《敦煌吐鲁番写本中的武后新字》，1984年）或避讳字（苏远鸣《敦煌汉文写本的断代》，1990年）、对有误的佛经抄本进行校勘（施内德《一名印度和尚的五台山行记》，1957年）等方面。有关稿本著作的制作、流通和保护问题，戴仁也有所触及（《写本时代的中国藏书》，1991年）。

1973年，戴密微先生主持了法国科学研究中心与法国高等实验学院联袂建立法国敦煌学研究组的工作。该组成立后，聚集了苏远鸣、梅弘理、戴仁、艾丽白、吴其昱、侯锦郎、郭恩、郭丽英、王杜丹、施奈德、童丕、马克、马若安等一批精兵强将。该研究组的主要工作是为伯希和敦煌汉文写本编目，他们承担的3～5卷目录已出版。另外，该研究组还出版了4卷《敦煌学论文选》，主持召开了几次国际敦煌学讨论会。到20世纪90年代，其任务已基本完成，该小组改组成了写本、拓片与图像研究组。法国的敦煌学研究成果在很大程度上要归功于该组。

法国著名汉学家谢和耐（Jacques Gemet）教授对敦煌学的研究也贡献很大。

1952年，谢和耐受戴密微先生的委托，编写巴黎国立图书馆所藏伯希和敦煌汉文写本特藏的目录。这项任务成了进一步深入开发利用该敦煌特藏之财富的一次宝贵机会，也是他发表多种论文之缘起，最后作为其博士论文而于1956年出版了《中国5—10世纪的寺院经济》一书。这部著作的意义既在于其资料的选择（大都是未曾刊布的第一手资料），又在于其研究的方法和方向。其基本内容很丰富，由谢和耐阅读写本时积累的有关经济事件的资料组成，但也有正史以及作者很熟悉的佛教文献。他研究过的全部原始资料都是经济性的和具体的，并且与历史中的一种集合心理学现象联系起来了（该论著的新奇特征和价值正在于此）。谢和耐于其导言中指出：“我希望研究的，正是经济与法律事项、社会结构、习惯做法和行为之间，有时是很密切的关系和联系。”它主要是一部经济学家的著作，而不是宗教史学家的著述。对于宗教、经济和社会现象之间互相影响的这种分析，是在并不教条性地注重哪个领域高于其他领域的情况下完成的，这就可以使人揭示这一套复杂活动的全部真相。由此便可以看出，如果经济现象不能离开宗教现象，而且又不是始终都支配宗教现象，那么佛教运动的强大和自发特征便会强迫人接受新的和大量的做法。这些做法又不符合一种合理的经济法则，甚至相反，似乎却往往会向它们挑战。这种研究的另一个重要方面，则是其内容系根据一种长远的历史观点来处理的。“印度遗产，，被作了详细描述，他对使从这种模式继承而来的戒律和制度与中国社会相适应的过程，也作了同样处理。他提出了佛教运动的衰落问题，其最早的迹象从公元8世纪起就已经出现了。谢和耐教授从两方面探求其原因：一方面是在“佛教本身的内部矛盾和最有利于佛教发展的背景中，寻找一种世人可以称之为商业思想的心理状态（追求利润趋向于变成其目的本身），它也正是在这种背景中形成的”；另一方面是在社会关系向一种社会分裂方向发展的伴发性变化中探求。为了适应时代的趋势，佛教也放弃了与旧关系体系的残余作斗争，特色。从其普遍性中获得力量的佛教，从而放弃了它那保障社会凝聚力的在此则失去了其灵魂并仅以蜕变的谢和耐教授是于1956年在当时设于西贡的法兰西远东学院发表其博士论文《中国5——10世纪的寺院经济》的。书中根据汉籍、大藏经和敦煌文书而分析了从南北朝到五代期间的中国寺院经济。书中对佛图户、寺户、僧祗祗户、常住百姓、磑户、梁户、长生库、社邑、三阶教无尽藏都作了深入探讨。他成功地把汉文载籍、译自印度梵文的大藏经（特别是律部经文）和敦煌文书资料结合在一起，互相比照印证。浦立本（E·G·Pulley-blank）于1957年在莱顿出版的《东方经济社会史学报》第1卷第1期中发表书评，给予此书很高的评价。美国著名汉学家芮沃寿（Ar-thur Frederick Wright，1913—1976年）在《亚洲研究杂志》中发表书评称此书“朝着用西方现代科学标准来编写中国史的方向，迈出了重要的一步”。它至今仍是法国研究敦煌经济文书的惟一一部重要著作，于1983年重印。1995年，傅飞岚（Franciscus Verellen）将此书译作英文，在纽约哥伦比亚大学出版社出版。

谢和耐沿着其对敦煌写本研究的势头向前发展，一鼓作气于1957年于《通报》45卷第1～5期中，发表了一篇长文，叫做《从敦煌卖契看中国5—10世纪的专卖制度》。他依靠了仁井田隍有关唐宋时代法律文书的著作，但仅将其内容局限在惟一的一类契约（卖契）中，对这种法规的运作本身作了分析。由于他清醒地知道，在中国和西方，“同样的术语并不涵盖同样的事实”，所以他力求精心地翻译和论证了10多种经过选择的契约，可以作为对专卖制度运作本身的一种分析的基础。这种分析超越了简单的法律研究范畴，它一直扩大到了心理机制的范围，而这些机制又是中国专卖法律观念的基础，同样也解释了其新颖特征，特别是在诸如实物与价格之间交易的意义、缔约各方的地位和文契的价值方面更为如此。他根据几卷伯希和和斯坦因敦煌写本，而分别研究了出售黑牛、小头钏、家妮于、屋舍、房基地和坟田的买卖契约。他于1979年在《敦煌学论文集》第1集中发表的《在敦煌写本中发现的一项缓税请牒》，主要是研究了伯希和敦煌写本P.2155号。1966年在《献给戴密微先生的汉学论文集》第1卷中发表了《敦煌写本中的租骆驼旅行契》的论文，主要是研究有关租骆驼旅行内容的伯希和敦煌写本P_2652、P.3448和P.2825号、斯坦因敦煌写本S·1403号以及北京图书馆收藏的几卷敦煌文书。他还曾为编辑《伯希和敦煌汉文写本目录》第1卷的工作做出了贡献。1949年发表了《荷泽神会大师遗集》，它实际上是对胡适所著以敦煌残卷为基础的《神会和尚遗集》一书的译注文。1956年，他又发表了《神会和尚集补遗》。

童丕是1973年由戴密微创建的敦煌写本研究组的成员，该小组曾由苏远鸣领导了20余年。在编写法国巴黎国立图书馆所藏伯希和敦煌汉文写本目录的范畴内，他承担了对具有经济和社会特征的写本的处理。他是一部有关敦煌借贷契约（便物历）的论著的作者，其中作为比较也使用了在新疆（吐鲁番、于阗和龟兹）发现的同类文书。其著作的新奇之处在于使用了迄今已知的所有契约（现今分散在北京、巴黎、伦敦和圣彼得堡的各特藏中），同时也在于用信息化处理引自这些文书的全部资料。这种处理法用于编制一部很有意义的资料集，不仅涉及借贷的机制，而且还涉及了与经济社会史和物质生活（农作物、农活历法、制造和交易各类织物、饮食习惯、旅行方式等）有关的各种问题。这就是他于1994年在法兰西学院汉学研究所出版的《敦煌的信贷，他于1994年在《通报》中发表了中国中世纪的物质生活与社会》一书。《10世纪敦煌的借贷人》。1996年又发表了《从敦煌账册看二月八日的节日》等。从1995年秋季起，童丕承担了高等研究实验学院（第4系）有关中国中世纪经济和社会的讲座，现在正从事根据敦煌吐鲁番写本对物质文化和日常生活不同方面的研究。

综上所述，法国汉学界的敦煌学研究历史悠久、成果丰硕、人才辈出，颇令国际敦煌学界刮目相看。这其中既有伯希和、沙畹、马伯乐、戴密微等老一辈学者们筚路蓝缕，开先河之功绩，也有谢和耐、苏远鸣、哈密屯、巴赞、石泰安这样一批中间学者承上启下、继往开来，形成了法国敦煌学的鲜明特征，为法国在国际敦煌学界取得领先地位而孜孜不倦地努力，更有戴仁、童丕、马克、梅弘理、艾丽白这样一批后起之秀锦上添花。他们使法国敦煌学研究在欧美国家中独占鳌头。在一个世纪的法国三代敦煌学家中，谢和耐教授是承前启后时代的领军人物，他将法国敦煌学研究带人了一个现代化时代。因为在谢和耐教授之前，法国的敦煌学研究仅仅局限在刊布敦煌文书，并对具体文书作详细考释的范畴内。甚至连戴密微先生那部敦煌学名著《吐蕃僧诤记》，也是一部考据派的代表作。尽管这些考释有时非常精彩、深入和全面，需要有非常广博的知识底蕴，甚至需要学贯中西、精通多学科的知识。谢和耐教授开始以现代历史研究的科学的方法，写成了这部敦煌学专著，尽管其中仍然留下了考据派学风的深刻烙印，但这是法国敦煌学研究继续发展的轨迹。

这部译著是笔者于上个世纪80年代陆续翻译出来的。甘肃人民出版社于1993年出版了拙译。现在，近15年的时光过去了，又恰逢伯希和西域探险100周年（1908—2008）之际，甘肃人民出版社又再版了这部译著，本人对于当时所缺的内容作了补证。为了使读者对伯希和敦煌劫经的国际背景和具体过程以及法国学者对这批文献的研究有个初步了解，笔者写了一篇长序，以作交代。同时又补译了伯希和当时的几篇亲笔记述作为附录。

笔者水平有限，对于译著的错误和欠妥之处，欢迎广大读者批评指正。

耿　昇

2007年8月于陋室灯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