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元以后中国通俗小说逐渐趋向发达，至明清出现创作高峰，出现了《三国演义》、《水浒传》、《西游记》、《红楼梦》等文学巨著。考察中国通俗小说发展史，我们可以看到后世几乎每个时代的作品都与敦煌讲唱文学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最为明显的是它们之间存在着一定的承传关系。这种承传关系不仅表现在题材内容，也表现在形式方面。

一、故事与人物

敦煌讲唱文学对后世小说的影响在故事与人物方面有明显表现。

《降魔变文》描写佛弟子舍利弗与外道六师争圣斗法，那六师先后变出毒龙、宝山、水牛、水池、二鬼、二树，但被舍利弗先后变出的金翅鸟、金刚、狮子、白象、天王、风神一一制服，其场面使人惊心动魄，可以说，它开启了我国神魔小说“斗法”情节描写的先河。《西游记》、《封神传》中“斗法”情节与《降魔变文》中“斗法”情节有一定的渊源关系。甚至《西洋记》中的“斗法”情节也与《降魔变文》有一定联系。以《西游记》而言，许多“斗法”场面可谓《降魔变文》的衍变。其中最精彩的是二郎神与孙悟空“斗法”一场，那大圣先后化雀、化大鹚老、化鱼、化水蛇，真君先后又化雀鹰、化大海鹤、化鱼鹰、化灰鹤，一一能将大圣降服，大圣于是化为鸨，真君用弹丸击之。大圣变出一座土地庙：

真君与大圣斗经三百余合，不知胜负。那真君抖擞神威，摇身一变，变得身高万丈，两只手，举着三尖两刃神锋，好便似华山顶上之峰，青脸獠牙，朱红头发，恶狠狠，望大圣着头就砍。这大圣也使神通，变得与二郎身躯一样，嘴脸一般，一条如意金箍棒，却就似昆仑顶上擎天之柱，抵住二郎神。唬得那马、流元帅，战兢兢，摇不得旌旗；崩、芭二将，虚怯怯，使不得刀剑。这阵上，康、张、姚、郭申、直健，传号令，撒放草头神，向他那水帘洞外，纵着鹰犬，搭弩张弓，一齐掩杀。可怜冲散妖猴四健将，捉拿灵怪二三千！那些猴，抛戈弃甲，撇剑抛枪；跑的跑，喊的喊；上山的上山，归洞的归洞；好似夜猫惊宿鸟，飞洒满天星。众兄弟得胜不题。

却说真君与大圣变作法天象地的规模，正斗时，大圣忽见本营中妖猴惊散，自觉心慌，收了法象，掣棒抽身就起。真君见他败走，大步赶上道：“哪里走？趁早归降，饶你性命！”大圣不恋战，只得跑起。将近洞口，正撞着康、张、姚、李四太尉，郭申、直健二将军，一齐帅众挡住道：“泼猴！哪里走！”大圣慌了手脚，就把金箍棒捏做绣花针，藏在耳内，摇身一变，变做个麻雀儿，飞在树梢头钉住。那六兄弟，慌慌张张，前后寻觅不见，一齐吆喝道：“走了这猴精也！走了这猴精也！”

正嚷间，真君到了，问：“兄弟们，赶到哪厢不见了？”众神道：“才在这里围住，就不见了。”二郎圆睁凤眼观看，见大圣变了麻雀儿，钉在树上，就收了法象，撇了神锋，卸下弹弓，摇身一变，变做个雀鹰儿，抖开翅，飞将去扑打。大圣见了，嗖的一翅飞起，去变做一只大鹚老，冲天而去。二郎见了，急抖翎毛，摇身一变，变做一只大海鹤，钻上云霄来嗛。大圣又将身按下，入涧中，变做一个鱼儿，淬入水内。二郎赶至涧边，不见踪迹。心中暗想道：“这猢狲必然下水去也。定变做鱼虾之类。等我再变变拿他。”果一变，变做个鱼鹰儿，飘荡在下溜头波面上。等待片时，那大圣变鱼儿，顺水正游，忽见一只飞禽，似青鹞，毛片不青；似鹭鸶，顶上无缨；似老鹳，腿又不红：“想是二郎变化了等我哩！……”急转头，打个花就走。二郎看见道：“打花的鱼儿，似鲤鱼，尾巴不红；似鳜鱼，花鳞不见；似黑鱼，头上无星；似鲂鱼，腮上无针。他怎么见了我就回去了？必然是那猴变的。”赶上来，刷地啄一嘴。那大圣就蹿出水中，一变，变做一条水蛇，游近岸，钻入草中。二郎因嗛他不着，他见水响中，见一条蛇撺出去，认得是大圣，急转身，又变了一只朱绣顶的灰鹤，伸着一个长嘴，与一把尖头铁钳子相似，径来吃这水蛇。水蛇跳一跳，又变做一只花鸨，木木樗樗的，立在蓼汀之上。二郎见他变得低贱，——花鸨乃鸟中至贱至淫之物，不拘鸾、凤、鹰、鸦都与交群——故此不去拢傍，即现原身，走将去，取过弹弓拽满，一弹子把他打个〔鹴〕踵。

那大圣趁着机会，滚下山崖，伏在那里又变，变一座土地庙儿；大张着口，似个庙门；牙齿变做门扇，舌头变做菩萨，眼睛变做窗棂。只有尾巴不好收拾，竖在后面，变做一根旗杆。真君赶到崖下，不见打倒的鸨鸟，只有一间小庙，急睁凤眼，仔细看之，见旗杆立在后面，笑道：“是这猢狲了！他今又在那里哄我。我也曾见庙宇，更不曾见一个旗杆竖在后面的。断是这畜生弄的！他若哄我进去，他便一口咬住。我怎肯进去？等我掣拳先捣窗棂，后踢门扇！”大圣听得，心惊道：“好狠！好狠！门扇是我牙齿，窗棂是我眼睛；若打了牙，捣了眼，却怎么是好？”扑的一个虎跳，又冒在空中不见。

《封神传》、《西洋记》也有类似的情节。

《叶净能话》叙述岳神娶妇，斩狐除病，术止鼓乐，酒瓮道士，神送龙腿，天旱求雨，剑南观灯，奏寻子嗣，遨游月宫，劫美生变等十余则故事。其中，酒瓮道士、遨游月宫、天旱求雨和剑南观灯故事在明代凌蒙初《初刻拍案惊奇》第七卷《唐明皇好道集奇人》及清代褚人获的《隋唐演义》第八十四回《幻作戏屏上婵娟小游仙空中音乐》及第八十五回《罗公远预寄蜀当归安禄山请用番将士》中有进一步发展。《初刻拍案惊奇》写唐明皇中秋夜凭栏赏月，召叶法善，叶法善带玄宗游月宫，叶法善以手中板笏造桥，渡玄宗进月宫，只见其中有“一株大桂树，扶疏遮阴，不知覆着多少里数；桂树之下，有无数白衣仙女，乘着白鸾，在那里舞”。唐明皇还在月宫听到仙乐《霓裳羽衣曲》，回到宫中将它记了下来。《隋唐演义》将《叶净能话》中“身长三尺”的“酒瓮道士”改编为“酒葫芦道士”。《叶净能话》中写唐玄宗游月宫是八月十五日夜，净能作法，唐玄宗须臾得到月宫，看到一个水晶的世界。而《隋唐演义》写中秋月明之夜，道士罗公远作法，他折桂枝、结彩线、吹仙气变出彩舆，请玄宗乘坐，又将手中如意化作大白鹿，驾车而行往观月宫，只见月中宫殿重重，户门洞开，遥见里面琪花瑶草，映耀夺目，远胜昔日梦中所见。其情景与《叶净能话》中所写相似。“剑南观灯”故事在《隋唐演义》中改为“广陵观灯”，而“天旱求雨”故事在《隋唐演义》中进一步扩展了。《叶净能话》中写叶净能有隐身之术，《隋唐演义》中写了罗公远会隐身法。

敦煌本《唐太宗入冥记》（S．2630）首尾俱缺，仅存中间部分，主要叙述太宗杀建成元吉，生魂被勘之事。其情节单元为（1）入冥（2）拜鬼（3）见拜官（4）忧思（5）见帝（6）授信（7）杀兄事（8）见六曹官（9）问功德（10）检命禄（11）增五年（12）再加五年（13）求归（14）写文状（15）问头（16）赐官（17）天符到（18）写经。《唐太宗入冥记》中记叙的故事颇受民众的喜爱，后世作家、艺术家便将这一故事融化吸收为自己作品的一部分。《西游记》、《隋唐演义》等小说都与《唐太宗入冥记》有千丝万缕的联系。应该说，明吴承恩《西游记》中第十回《老龙王拙计犯天条魏丞相遗书托冥吏》，第十一回《游地府太宗还魂进瓜果刘全续配》这两回的情节内容，就由敦煌本《唐太宗入冥记》发展而来。另外，清代褚人获的《隋唐演义》第六十八回《成后志怨女出宫证前盟阴司定案》中情节，也由敦煌本《唐太宗入冥记》发展而来。只是《西游记》和《隋唐演义》中唐太宗入冥故事情节比敦煌本《唐太宗入冥记》更丰富生动。还需注意的是，《西游记》与《隋唐演义》描写唐太宗在阴曹地府见到的情景与《目连变文》中所叙情景颇为吻合。如目连到地府寻母先见到三重门楼，阎罗殿前有善恶两童子，见到奈河桥、五道将军居所：“鬼门关”以及刀山、剑树、铜柱铁床、阿鼻等十处地狱。《西游记》写唐太宗入冥间也见到阴曹地府有青衣二童子，有一座城，城门上挂着一面大牌，写着“幽冥地府鬼门关”七个大金字，也有十八层地狱和奈河桥。《隋唐演义》也写到“幽冥地府鬼门关”、二青衣童子等。由此可见，二书与《目连变文》也有一定内在联系。

敦煌本《韩擒虎话本》在《北史·韩雄传》基础上对韩擒虎故事作了艺术加工，作品生动塑造出有勇有谋的少年将军韩擒虎的形象。后来，清代民间艺术家编撰的《说唐全传》（十卷六十八回）继承了敦煌民间话本的主要情节，并将之进一步发展。该书第十六回“麒麟关莽将捐躯，南阳城英雄却敌”提到他12岁打过老虎、13岁出兵破番。这与敦煌本《韩擒虎话本》的内容一脉相承。另有《说唐演义全传》（十卷六十八回）第十七回和第二十回描写韩擒虎带兵之事。

敦煌本《孟姜女变文》（P．5019）是个残本。孟姜女本为杞梁之妻，其事始于《礼记·檀弓下》、《左传》、《孟子·告子下》、《列女传》等，但其均粗陈梗概。至唐代，作家在史料基础上糅合当时民间流传的孟姜女故事编创了这一讲唱文学作品。因是残卷，文字脱漏较多，难以卒读，但从尚存的文字，可看出故事的概貌。作品主要情节单元有（1）送寒衣；（2）哭倒长城；（3）指血验骨；（4）骷髅对话；（5）痛祭亡灵等。作品控诉了残暴君主的罪恶，表达了对遭受苦难的下层人民的无限同情，魔幻手法的运用使作品具有浓重的悲剧性。后世出现了两本描写“孟姜女故事”的小说，一本是《孟姜女万里寻夫全传》，凡十六回；一本是《哀情小说孟姜女》（又名《万里寻夫贞节传》）凡十二回。两本小说的情节在变文基础上各自又有新的发展。

此外，《董永词文》与明话本《董永遇仙传》（见《清平山堂话本》中的《雨窗集》）关系密切。明话本在敦煌本的基础上将情节进一步扩充，使故事更加丰富生动曲折。《王昭君变文》与清小说《双凤奇缘》（二十八卷八十回）有先后承传关系。《伍子胥变文》唐代民间作家对伍子胥传说的初步艺术加工改编，它对明清小说有深刻影响，宋元《吴越春秋·连象平话》。明末《新列国志》清代《东周列国志》等小说对伍子胥故事有一定的继承和发展。

二、创作方式与目的

1．创作方式

敦煌讲唱文学作品，除了几篇反映现实生活的作品属完全意义上的创作外，其余均属于编创作品。也可以说敦煌讲唱文学的创作主要以编创方法为主，即对已有故事或有文学价值的材料进行再改编再加工再创造。敦煌遗书中的讲经文是俗讲的底本。俗讲是为将深奥抽象的佛经教义转化为普通民众易于接受的通俗讲经形式。俗讲僧在讲唱经文时，往往脱离经义，适当加以虚构敷衍，使故事更曲折感人，文学性更强。现存的讲经文如：《金刚般若波罗蜜经》、《阿弥陀经》、《妙法莲华经》、《维摩诘经》、《父母恩重经》、《佛报恩经》全是对佛教大乘经的演绎。如《维摩诘经讲经文》源于鸠摩罗什译《维摩诘所说经》。变文由俗讲发展而来，但它比讲经文有更多创作成分。取《贤愚经》卷十《须达起精舍品》由民间艺术家改编为《降魔变文》故事跌宕变化，场面十分热闹。《大目乾连冥间救母变文》源出竺法护译《佛说盂兰盆经》，《八相变》、《破魔变》、《太子成道变文》是对佛本行故事的改编。当变文由佛门寺院走向井市街衢时，民间作家、艺术家撷取一些历史事件中的逸闻趣事，再吸收民间传说，进行艺术再加工和再创造，编创为讲唱故事，如根据《史记·陈丞相世家》有关部分和《汉书·王陵传》的记载，吸收民间传说，变史传为讲唱故事《汉将王陵变》或《汉八年楚灭汉兴王陵变文》。《伍子胥变文》、《王昭君变文》、《孟姜女变文》都是民间作家在史书和传说的基础上，经过再创作而写成的作品。据现有资料，敦煌所出“史传变文”约有十余种。敦煌文学中的话本作品也是对历史传说和民间传说的编创。《叶净能话》是对唐代许多民间流传的道教人物故事的连缀。《韩擒虎话本》对史料有大幅度的改编，许多情节是作家的虚构和想象，与史传比较话本更富有文学趣味。敦煌讲唱文学的创作方式明显地影响着后世小说的创作方式。考察中国小说发展史，我们可以看到至《金瓶梅》问世之前通俗小说的创作基本上以编创为主。在宋、元、明三代很长的时期内，古代作家们都忙于将话本、戏剧、民间传说以及史传故事改编为小说，如《西游记》是在话本、杂剧以及民间传说的基础上改编，再创作的作品。在它之前，已出现《大唐三藏取经诗话》，元末明初还可能有一部比《取经诗话》更为成熟的话本小说。元明时也有过《西游记》杂剧。吴承恩正是在这一基础上进行了集大成式的再创作，从而完成这部文学巨著。《三国演义》是罗贯中在民间有关三国故事的基础上，以《三国志》平话为蓝本再参照正史再创作而成。有关梁山好汉故事约在南宋末已在民间流传，宋末元初出现的《大宋宣和遗事》可能是说话人的详细提纲，另元时还有水浒戏剧。施耐庵、罗贯中在此基础上写成《水浒传》。罗贯中的其他几部小说如《隋唐两朝志传》、《残唐五代史演义传》、《三逐平妖传》等都运用了编创的创作方法。我国通俗小说以编创为主的创作方法无疑与敦煌讲唱文学的创作方法一脉相承。

2．写作目的

敦煌讲唱文学的创作有两个目的：其一是教化。宗教题材的作品对民众的教化主要表现为劝善修福。许多作品利用以善感人，乐善好施的道德力量启迪人们的善念，从而使人们走弃恶从善之路。《双恩记变文》（另名《佛报恩经讲经文》）叙述波罗奈国太子善友与其弟恶友，一个行善一个作恶。结果善友行善得好报，恶友作恶遭恶报。《大目乾连冥间救母变文》描写阴森恐怖、令人毛骨悚然的地狱景象以及青提夫人在地狱遭受的惩罚，警示人们不可作孽。敦煌讲唱文学基本上都是编创文学。敦煌讲唱文学编创目的之二便是愉悦群众：满足下层民众的精神文化生活的需求。因其形式通俗易懂，有说有唱，故事性强，所以深受广大民众欢迎。唐代赵琳《因话录》记载俗讲僧文溆举行俗讲时，“听者填咽寺舍”并“转相鼓扇扶树”。敦煌讲唱文学作家的写作倾向影响着后世作家。他们创作（或编创）兼顾教化与娱乐，力求做到寓教于乐。如明代小说《三国演义》它在传播历史知识，反映东汉末年至三国鼎立时期的社会生活时，也要向读者灌输封建忠孝节义等伦理思想。这部历史小说本着封建正统观念，极力美化诸葛亮的忠贞，颂扬刘、关、张的义气，同时不遗余力地鞭挞董卓、曹操、司马懿等人的篡逆。《水浒传》的创作显然也是向读者强调和灌输“忠义”思想。讲史演义小说如此，神魔小说也不例外。这些作品虽叙述荒诞怪异之事，但其创作目的也无非是“穷人天水陆之幻境，阐道德性命之奥旨”，^[10]“于世道人心，不无唤醒耳。”^[11]总之，中国通俗小说继承了敦煌讲唱文学注重教化的文学传统。此外，后世通俗小说作家创作也为满足民众的审美娱乐需要，使人“消遣于长夜永昼，或解闷于烦剧忧愁，以豁一时之情怀”。^[12]尤其精美插图的大量插入这种消遣娱乐的目的更为明显。

三、体例与体制(www.daowen.com)

敦煌讲唱文学在体例与体制方面影响宋话本小说，也对处于下游的宋以后小说有影响，其影响表现在：

1．有入场诗和散场诗形式

《三言》的短篇都有入场诗和散场诗。《杜十娘怒沉百宝箱》的入场诗是：扫荡残胡立帝畿，龙翔凤舞势崔嵬。左环沧海天一带，右拥太行山万围。戈戟九边雄绝塞，衣冠万国仰垂衣。太平人乐华胥世，永永金瓯共日辉。《隋炀帝逸游召谴》末尾有诗叹曰：“千里长河一旦开，亡隋波浪九天来。锦帆未落干戈起，惆怅龙舟不更回。”通俗长篇小说也有散场诗，《封神演义》后有一首七言散场诗，《西游记》后有一首五言散场诗，《隋唐演义》后有［调寄“一丛花”］词一首。明话本也如此。

2．语言上的散韵结合

冯梦龙《三言》中《苏小妹三难新郎》就是散韵结合。散说如：少游道：请第一题。丫鬟取第一个纸封拆开，请新郎自看。少游看时，封着花笺一幅，写诗四句道：铜铁投洪冶，蝼蚁上粉墙。阴阳无二义，天地我中央。少游想道：“这个题目，别人做定猜不着。则我曾假扮做云游道人，在岳庙化缘，去相那苏小姐。此四句乃含着‘化缘道人’四字，明明嘲我。”遂于月下取笔写诗一首：化工何意把春催？缘到名园花自开。道是东风原有主，人人不敢上花台。总之，宋以后的小说，无论是短篇，还是长篇几乎无一例外地运用这种语言表现形式。再次，文图相配的形式。原本藏于日本内阁文库，刊刻于元至治（1321—1323）年间的新安虞氏刊本全相（今所谓插图）平话五种，《武王伐纣书》、《乐毅图齐七国春秋后集》、《秦并六国》、《吕后斩韩信前汉书续集》、《三国志》。这五种平话均是文图对照。如《武王伐纣书》（上、中、下三卷），别题《吕望兴周》，上图下文，每图有题字，犹如回目，共42幅。《乐毅图齐七国春秋后集》（上、中、下三卷）上图下文，每图有题字，犹如回目，共42幅。《秦并六国》（上、中、下三卷）上图下文，有图51幅。《吕后斩韩信前汉书续集》（上、中、下三卷）上图下文，有图37幅。《三国志》平话（上、中、下三卷）上图下文，有图70幅。由于插图小说图文并茂，强化了小说的消遣娱乐功能，读者更乐意去购买。至明清插图小说的出版发行业更加兴旺，不同风格的精美刊本争奇斗艳，为后世留下可资借鉴的珍贵文化遗产。现存明版的《水浒传》、《三国演义》中有插图200多幅，崇祯四年刊印的，《隋炀帝艳史》有插图80幅。清代《隋唐演义》也有许多精美的插图。

3．章回体形式

至明清这种体制完全定型，无论是短篇小说集，还是长篇小说均编排若干回目。如《拍案惊奇初刻》是第一部明代创作的话本集，共有话本四十篇，每篇是书中一回，共四十回。第一回是：转运汉巧遇洞庭红波斯胡指破鼍龙壳；第二回是：姚滴珠避羞惹羞郑月娥将错就错；……第三十六回是：东廊僧怠招魔黑衣盗奸生杀；第四十回是：华阴道独逢异客江陵郡三拆仙书。明《封神演义》从“纣王女娲宫进香”到“武王封列国诸侯”排编一百回。《西游记》从“灵根育孕源流出心性修持大道生”到“径回东土　五圣成真”凡一百回。

【注释】

[1]关于“话本”，鲁迅认为是“说书人的底本”，但日本学者增田涉等学者持不同意见。

[2]参见葛金芳：《中国经济通史》（第五卷），湖南人民出版社，2002年，第464页。

[3]参见葛金芳：《中国经济通史》（第五卷），湖南人民出版社，2002年，第467—468页。

[4]参见葛金芳：《中国经济通史》（第五卷），湖南人民出版社，2002年，第474页。

[5]［宋］孟元老：《东京梦华录·元宵》卷六，北京：中华书局，1982年。

[6]［南宋］周密：《武林旧事·元夕》卷二，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3年。

[7]郑振铎：《中国文学研究》，人民文学出版社，2000年，第332页。

[8]参见张鸿勋：《敦煌俗文学研究》，甘肃教育出版社，2002年，第114—119页。

[9]鲁迅：《中国小说史略》，东方出版社，1996年，第91页。

[10]烟霞外史：《韩湘子全传序》，《四库全书》卷一四七，道家类。

[11]李云翔：《封神演义序》，北京图书馆出版社，2001年。

[12]酉阳野史：《新刻续编三国志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