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说话”的底本是话本。^[1]最早话本见之于敦煌文献，诸如：《庐山远公话》（S．2073），《韩擒虎话本》（S．2144），《叶净能话》（S．6836），《唐太宗入冥记》（S．2030），《秋胡故事》（S．133）。宋代通俗文学得到很好发展，瓦子里活跃着的“说话”伎艺就是佐证。宋代话本的兴盛与前代文学有密切的传承关系，同时，也与宋代商品经济的发展，城市化加快，城市文化繁荣等文化生态环境密不可分。换言之，宋代商品经济的发展，尤其是城市文化的兴盛为宋话本生成与发展提供了良好的文化生态环境。

一、宋代商品经济步上新台阶

960年，赵匡胤部将发动陈桥驿兵变。赵匡胤黄袍加身，宋朝建立。宋王朝两任皇帝共用20年，统一地区割据政权，但与历史上汉唐盛世相比，宋朝版图一直未能达到全国的统一。北宋时，幽云十六州未能收复，金兵南侵，汴京失陷，南宋退缩江南，偏安一隅，淮河以北大片领土被金人占领。这对怀着大一统情结的宋人来说，不能不说是一件深为遗憾的事。然而，两宋时期在经济、文化上取得的成就，却远远超过了汉代和唐代，而且在当时是世界上最先进、最文明的国家。

北宋的统一使和平代替了五代十国时期的战争与分裂，也为社会生产的恢复创造了必要的条件。而宋代社会的发展变化，尤其是自耕农对地主的人身依附关系的减弱，和独立的工商业者的社会地位相对提高，不仅刺激了农民和商人的生产积极性，而且使整个社会的生产都获得了新的活力。这首先表现为农业生产率的空前提高，接着手工业、商业、城市经济也以惊人的速度增长。当传统的农业生产与商品经济的关系越来越密切时，社会立刻显示出蓬勃的生机。都市和中小城的繁荣，城市坊市制度的破坏，遍布各地的市镇的出现，区域性市场的形成，商品货币关系的发展，逐渐形成了全国性的市场。从中国经济发展的历史考察，我们可以看到：中国古代社会的商品经济经历了两个高涨期。其一为从战国秦汉至中唐以降商品货币关系的再度发达。战国秦汉商品经济的繁荣景象，我们可以从司马迁“天下熙熙，皆为利来；天下攘攘，皆为利往”的语言中想象得出。三国两晋时，由于战乱，商品经济趋向低迷；南朝后期商品经济渐趋复苏，至中唐终于恢复了勃勃生机。其二是入宋以后，随着农业生产的发展，粮食剩余率的提高，私营手工业的蓬勃发展，以及海外贸易的兴盛，商品经济必然走向高涨。这样中国古代经济又迎来一个商品经济高涨期。这一时期较之以前出现一些令人瞩目的新现象，新特点。（1）以经济作物为主体的商品农业加速成长，特别是在太湖流域，成都平原和福建沿海地区，专业茶农、果农、蔗农、菜农大批涌现，他们与独立手工业者一道，开始向小商品生产者转化。（2）商品交换的规模不断扩大，形式日趋多样化。中原王朝不光与周边政权之间保持密切的经贸关系，也与海外存在贸易往来。（3）在国内外市场同时得到开拓，商业规模远远超过前代的情况下，原先具有神奇魅力的金属货币，因其分量沉重，价值低廉，携带不便，于是人们发明了一种具有诸多优点的纸币——交子，使交流更为便利。纸币是商品货币经济的产物。它的出现，与货币经济的发展成熟有着十分密切的关系。北宋统一后，市场上基本是铜币和铁币共同流通，从地域看，大致上四川地区使用铁钱，陕西河东地区兼用铜钱和铁钱，其他地区用铜钱。尽管宋代铜钱的铸造数量比唐代提高了十几倍，但由于商品经济的迅速发展和其他种种原因（如铜钱的流失海外、民间大量贮存等），仍不能满足社会需要，铁钱非但没有被取消，仍需不断铸造，以弥补流通货币之不足。铁钱极其笨重而价贱，使用和携带都非常不便。当时在四川，买丝织品一匹，用二万文铁钱，重量约78公斤，可以想见如购买其他贵重物品，是多么不便了。四川是经济非常富庶的地区，因此，使用铁钱的矛盾非常突出。同时，四川的造纸和雕版印刷事业又非常发达。于是，在北宋真宗大中祥符四年（1011），十几户富商联合发行了被称为“交子”的机构。12年后，宋廷在四川设立交子务，接管了发行交子的机构。交子一开始是用木版印刷的，不久改为铜版，因而比较精密可靠。图案为朱、黑二色，并有各铺户的押字，“隐密题号”。这与近世纸币的特点十分相似。交子的面额，最初为一贯至十贯之间，发放时临时填写，与支票作用相似。到了宋仁宗宝元二年（1039），交子改为固定面额的五贯和十贯两种，这使交子更具有近代纸币的基本功能。宋代交子的发明使用标志着商品经济同农业、手工业一样，发展到一个崭新的阶段。^[2]

二、城市化加快

伴随商品经济迅速发展，宋代城市化进程加快。由于商品经济发展很快，交换关系日趋频繁。无论是农民之间，或是城乡之间，都要依靠农村集市贸易以满足自己的生产和生活需求。因此南北各地出现许多用于商品交换，物资交流的集市。这种集市，在岭南谓之“虚市”，四川称为“痎市”，北方及江淮地区则称为“草市”，又统称为“坊场”。随着集市贸易的增加，定居人口的越来越多，扩大而为市镇，有的市镇发展而为县城。在市镇商业的基础上全国的大、中、小城市也获得了较大规模的发展，宋代著名的大城市有开封、洛阳、大名、应天（商丘）、杭州、苏州、扬州、荆州、广州、成都、南郑（汉中）等，这些都是商业繁荣的城市。杭州地处东南水陆交通要道，有十余户人家，闽商海贾，四方百货，在此交易，北宋时已十分繁华。柳永曾在《望海潮》中描写了杭州的繁盛景象：

东南形胜，三吴都会，钱塘自古繁华。烟柳画桥，风帘翠幕，参差十万人家。云树绕堤沙，怒涛卷霜雪，天堑无涯。市列珠玑，户盈罗绮，竞豪奢。重湖叠山献清嘉，有三秋桂子，十里荷花。羌管弄晴，菱歌泛夜，嬉嬉钓叟莲娃。千骑拥高牙，乘醉听箫鼓，呤赏烟霞。异日图将好景，归去凤池夸。

北宋大城市汴京（现开封）最具代表性，城市化程度最高。张择端的《清明上河图》细腻地描绘了当时繁华盛景。画面中心的城楼以西，商店林立，建筑巍峨，门面宽阔，生意兴隆。最醒目的是酒店、邸店（旅馆）、彩帛铺、饮食商店等，街道上更是车水马龙，熙熙攘攘，热闹非凡。孟元老《东京梦华录》在序言中也描述了北宋时期汴京的繁盛景象：

正当辇毂之下，太平日久，人物繁阜。垂髫之童，但习鼓舞；班白之老，不识干戈。时节相次，各有观赏。灯宵月夕，雪际花时，乞巧登高，教池游苑。举目则青楼画阁，绣户珠帘，雕车竞驻于天衢，宝马争驰于御路，金翠耀目，罗绮飘香。新声巧笑于柳陌花街，按管弦于茶坊酒肆。

苏州以风景秀丽著名天下，经济繁荣。荆州位于长江中游，地处南北交通要道，是商品集散地。

宋代都市化进程的加快具体从以下几方面表现出来。其一，城市数量激剧增加和城市人口迅速膨胀。宋代城市数量较前代明显增多。“宋史专家朱瑞熙先生据《元丰九域志》统计，北宋神宗时全境拥有10万户（约50万人）以上的城市有40多个，到徽宗崇宁年间（约当12世纪初叶）又上升到50多个。而唐代则只有10多个。人口在20万户以上的有汴京（今开封）、京兆府（治今西安）、临安（今杭州）、福州、泉州和潭州（今长沙）共6个城市。其中，汴京、临安人口常在百万上下。北宋真宗天禧五年（1021），汴京开封府仅城内坊廓户就已接近10万之众（97750户），约50万人，此数还不包括城外九厢的草市居民。到徽宗崇宁元年（1102），汴京城内外共有26万余户，据吴松弟测算，城内约有13．7万户，每户按七口计，城内有人口为百万余众。再如两浙路首府杭州，苏轼估计哲宗年间（1086—1100），‘杭州城内生齿不可胜数，约计四五十万人。里外九县主客户口，共三十余万。’据林正秋先生考证，南宋孝宗乾道年间（1165—1173）杭州城区人口14万，郊区九县有55万口；到理宗淳祐年间（1241—1252）城区32万口，郊区76万口；度宗咸淳年间（1265—1274）城区又增至43万口，郊区124万口。据吴松弟测算，南宋度宗咸淳年间（1265—1274），临安城内约有120万—130万人。其中，城内80万—90万人，城外40万—50万。”^[3]从史料来看，北宋都城汴京以及南宋都城临安，居住人口已超过100万。此外，拥有人口达数十万的大城市有成都、建康（今南京）、苏州、鄂州以及因为海外贸易发展起来的福建、泉州。10万以上城市有北宋时北京大名（今河北大名）、西京洛阳、广州、江陵府荆州、隆兴府南昌、兴元府汉中、潭州、镇江、抚州、温州、台州、潮州等。其二，宋代城市人口急速增长，规模扩大，中心城市产生巨大辐射作用，带动了“卫星城”发展。在大中城市发展过程中，其周围，“特别是交通干线两旁，在商业繁盛的基础发育出一批草市镇，犹如今天的卫星城镇。这种情况在京畿地区如北宋东京（今开封）、南宋临安（今杭州），经济发达的两浙路、四川成都府路周围，以及运河沿线的交通干道等地，表现得最为明显。”^[4]东京汴京外城设置九厢，周围又出现了赤仓、陈桥、郭桥、八角、张二等镇。杭州城外围，北宋中叶已有八镇二市环绕，即南场、北关、安溪、西溪、临平、范浦、江涨桥、汤村八镇和浙江、龙安二市。南宋杭州成为“行在”后，又新添崇新门外南土市、东青门外北土门市，以及湖州、半道红、赤山等市。高宗绍兴十一年（1141），又在杭州城外南北分置左右厢，治所分设于江涨桥和浙江。其他区域性中心城市也发展起卫星城镇。其三，市民阶层出现。宋代在人口户籍管理方面，有了新的特点，即城市坊郭户的出现。坊郭户的出现标志着我国封建社会中的一个新的社会阶层——市民阶层的兴起。当然，坊郭户不能完全等同于市民阶层。坊郭户所含的社会利益群体十分复杂。坊郭户中有地主、没落官僚贵族、士人、低级军官、吏员，以及城市统治阶级的附庸，而市民阶层主要包括代表了新的商品生产关系与交换关系的手工业者，商人和工匠，苦力，自由职业者，贫民。市民阶层在城市经济活动与社会生活中发挥了巨大作用，处于城市劳动的中心地位，成为城市文化的创造者。

三、多彩的城市文化

城市文化是个复杂的概念。一般意义上的城市文化是指城市建筑风格，地理风貌，人造景观，市民生活方式，风俗习惯，道德规范等。宋代出现众多的城市从而形成丰富多彩的城市文化。在众多中的城市中，汴京与临安的城市文化最具代表性。

1．建筑

宋代城市整体上讲建筑雄伟，规划整齐。东京开封有巍峨的宫殿，宽阔的御道，玉带般的护城河，城中大街上随处可见宏丽的楼宇，达官富商的豪华住宅，庄严的寺院道观，以及沿街的大树，从外观看，颇具京城的气派。由于历史原因，汴京共有三重城墙，由外向内，分别被称为外城、里城和皇城。外城始建于后周时期，里城为唐代汴宋节度使李勉重修筑的汴州城，所以又称为旧城。最里面的城墙护卫的是皇城，它是在五代皇宫的基础上修建的，汴京有蛛网般的交通网络，四条大街贯穿全城主要地区，同时是皇帝出行的道路，称为御街。从皇城的宣德门向南至外城南薰门御街，最为大气。整街约4公里长，宽约200步，街心有皇帝出巡时的专用路面，由红色木栏杆隔离保护。栏杆外侧，又有两条御沟，引入皇城的金水河经御沟流过，水中种植了莲花，沟堤均匀种植了花草树木。御街的两边是平民车马人行的道路。路外又有一条走道，称作御廊，允许商人在此开设商店进行营业。这条御街也是汴京最热闹的商业街。酒楼、饭店、香药铺、漆器店铺，互相交错，各色字号的幅帜十分醒目。皇城东边的潘楼街商店高大，屋宇雄壮，这里是金银、彩帛交易中心，一次交易，动辄千万钱。除此之外，还有州桥的东大街、西大街，马行街，中行街是通行要道也是商业繁华地区。由于统治者提倡享乐的生活态度，朝野追求享乐成风。为了适应这种生活的需要，汴京的服务行业、娱乐行业十分兴旺。全城歌楼酒馆林立。最有名的酒楼是皇城东边的樊楼。三层五座楼相互连接，雕梁画栋，珠帘绣额。宋话本《闹樊楼多情周胜仙》以此为背景编写。为适应边官贵人及市民郊游需要，外城西边建有琼林苑、金明池。话本《金明池吴清逢爱爱》就是以金明池为背景写成。

南宋定都杭州后，更其名为临安。临安在宋之前曾为五代时吴越国都。南宋定都后，经多次扩建，临安终于被建成南跨吴山，北到武林门，左靠钱塘江，右近西湖的雄伟都城。临安城由外城和皇城构成。外城以砖石砌墙，高达三丈，厚达丈余。城墙外是十余丈宽的护城河，与汴京一样，护城河两岸种植杨柳，并禁止车与行人往来。皇城坐落在城南凤凰山东麓。皇城的正门仿北宋汴京皇城正门宣德楼建成，气势雄伟。皇城宫室林立，亭阁楼台不计其数。贯穿临安城的御街，从皇城北门和宁门起，直至城北斜桥，将全城分为两部分。御街的式样与格局与汴京御街相似。全城与御街并行的还有四条南北主干道。城内河渠密布。全城大小石桥80余座，一派江南水乡风光。

2．节庆文化

中国古代的人们，根据每年气候节序的变化及生产、生活、文化娱乐的需要，形成了许多传统的民俗节日，这些节日随着时代进步，经济文化的发展，不断充实新的内容。宋代，因为商品经济的发展，这些节日又与商业活动相结合，使节日增添许多社会内容，宋代城市节日过得尤为隆重。最隆重热烈的节日是元旦、寒食和冬至。

（1）元旦　农历正月初一，称元旦或元日，表示新的一年开始。北宋汴京的市民在这一天，很早起床燃烧鞭炮并换上整洁干净的新衣服，亲戚、邻居之间互相庆贺，往来拜年，街道上车水马龙，人群如流。市面上商品琳琅满目，供应更为丰富。舞场歌馆一起开放，任人娱乐。著名的商业街如马行街、潘楼街、州东宋门外等，在元旦期间显得格外热闹，南宋临安元旦夜晚有烟火、赏灯等内容。

（2）上元节　正月十五，谓之上元，又称之元宵、元夜、元夕等。宋时上元节燃灯的习俗遍及全国各地，汴京、临安（杭州）、成都、福州、苏州等城市的规模最为盛大。汴京上元节三天，城市通宵开放，从宣德门往南御街变为灯的海洋。“两廊下奇术异能。歌舞百戏。鳞鳞相切。乐声嘈杂十余里”，“灯山上采，金碧相射。锦绣交辉。”^[5]南宋时临安张灯，大体仿效东京，但灯的品种更多、质量更高。文娱节很多，以舞队最为活跃。其舞者“首饰衣装，相矜侈靡，珠翠锦绫，炫耀华丽”。^[6]东京、临安之外，其他城市如苏州、福州张灯也别树一帜。

（3）寒食和清明　寒食与清明相隔三天。节前家家户户准备许多节日食品。清明是扫墓的日子同时也是踏青春游的日子。节日期间，许多人走到城外，欣赏自然野景。南宋临安市民外出郊游，还常常泛舟西湖，流连于春日美景之中。

（4）冬至节　冬至节那天宫廷内举行隆重的庆典活动，百姓家也沐浴换衣，相互拜访，馈赠年礼。

3．城市文娱

宋代城市文化生活丰富多彩。城市活跃着种种文娱活动。特别是瓦子勾栏的兴起标志着我国民间百戏、曲艺出现一个新高峰。

所谓瓦子，《梦粱录》卷十九《瓦舍》记载：“瓦舍者，谓其来时瓦合，去时瓦解之意，易聚易散也。”所谓勾栏原是我国古代大车车箱上勾栏装置，宋人借以指称瓦子中由不同专业的艺人用栏杆等物组成一些小的演出场所。从北宋东京的情况看，北宋中期，瓦子勾栏已相当盛行。各地一些有名的艺人，到东京演出，以此作为谋生手段。北宋末期，东京的瓦子勾栏极为兴盛。据《东京梦华录》载，大内东角楼街巷瓦子最集中，街南桑家瓦子，近北则中瓦，次里瓦。其中大小勾栏50余座，内中瓦子莲花棚、牡丹棚，里瓦子夜叉棚，象棚最大，可容纳数千人。另曹门外保康旧封直门，大内西等场有大型瓦子。

宋迁都临安之后，勾栏瓦子发展极快。南宋中期，临安城内人南瓦、中瓦、北瓦、蒲桥瓦。唯北瓦大，有勾栏13座。城外有20座瓦子，如钱湖门里勾栏，门外瓦子，嘉会门瓦，候朝门瓦，小堰门瓦，四通馆瓦，新门瓦，荐桥门瓦，菜市门瓦等。除此之外，还有离市区较远的勾栏瓦市。宋代城市有寺观庙宇，这些寺观庙宇除祠神外，也是经济文化之所，文化娱乐之地。庙会多半由民间艺人组成的社火来此演出，为演出方便，临时搭台。还有一些艺人没有固定演出场所。流动演出，活跃于大街小巷。

宋代城市中的瓦子勾栏以临安为最，而其中的北瓦又最具代表性，囊括了各种文艺形式。据《西湖老人繁胜录》载：

（1）常是两座勾栏，专说史书，乔万卷，许贡士，张解之。

（2）背做莲花棚，常是御前杂剧，赵泰，王葵喜，宋邦宁，何宴，清锄头，假子贵。

（3）弟子散乐，作场相扑，王侥大，撞倒山，刘子路，铁板踏，宋金刚，倒提山，赛板踏，金重旺，曹铁凛，人人好汉。(www.daowen.com)

（4）说经，长啸和尚，彭道安，陆妙慧。

（5）小说，蔡和，李公佐，史惠英（女），小张四郎。其中小张四郎，一世只在此瓦，占一座勾栏说话，不曾去别瓦作场。

（6）勾栏合生，双秀才。

（7）覆谢，女郎中。

（8）踢弄瓶碗，张宝歌。

（9）仗头傀儡，陈中喜。

（10）悬丝傀儡，炉金线。

（11）使棒作场，朱来儿。

（12）打硬，孙大郎。

（13）杂班，铁刷汤，江鱼头，兔儿头，菖蒲头。

（14）背商迷，胡六郎。

（15）教飞禽，赵十七郎。

（16）装鬼神，谢兴歌。

（17）舞番乐，张遇喜。

（18）水傀儡，刘小仆射。

（19）影戏，尚保仪，贾雄。

（20）卖嘌唱，樊华。

（21）唱赚，濮三郎，扇李二郎，郭四郎。

（22）说唱诸宫调，高郎妇，黄淑卿。

（23）乔相扑，※鱼头，鹤儿头，鸳鸯头，一条黑，斗门桥、白条儿。

（24）踢弄，吴全脚，耍大头。

（25）说浑话，蛮张四郎。

（26）散耍，杨宝兴，陆行，小关西。

（27）装秀才，陈斋郎。

（28）学乡谈，方斋郎。

勾栏瓦市中的文艺表演内容主要有百戏、杂剧、南戏、说唱曲艺。宋代杂乐百戏在前代基础上发展较大。在北宋东京及南宋临安表演的百戏有：踏球，蹴球，上竿，还有绳技，踢弄家表演的杂手艺，傀儡戏，角牴，魔术，驯兽。宋代城市文化活动中，戏曲占主导地位。北方城市演出以杂剧为主。宋杂剧可分艳段，正本，杂扮三部分。宋杂剧以政治讽刺性内容为主。杂扮以山东、河北乡下人出洋相为内容，以供城市人娱乐。两宋之际，南方流行地方戏，总称南曲戏文，简称戏文，南方城市杂剧、南戏共存。

勾栏瓦市中的说唱曲艺也十分活跃。宋代说唱曲艺，分以说为主唱为辅和以唱为主说为辅的伎艺两大类，它们各呈异彩。以唱为主说为辅的曲艺，有小唱弹唱，唱赚，鼓子词，诸宫调等，无论形式还是内容丰富多彩。以说为主唱为辅曲艺是说话。说话有固定场所，它已脱离“杂戏”而独立门户，而且已经分出家数。据《都城纪胜》所载：说话分四家。一者小说。谓之银字儿。如烟粉。灵怪。传奇。说公案。皆是杆棒及发迹变泰之事。说铁骑儿。谓士马金鼓之事。说经。谓演说佛书。说参请。谓宾主参禅悟道等事。讲史书。讲说前代书史文传兴废争战之事。最畏小说人。盖小说者能以一朝一代故事顷刻间提破。合生与起令随令相似。各占一事。商迷。旧用鼓板吹贺胜朝。聚人猜诗谜、字谜……“说话”艺人也组织了自己的行会，有固定的创作队伍——书会才人。书会才人和一些说话艺人都博览经史，洞悉世情，有较高的文化素养。书会才人编创各种题材故事，说书人以此为底本，用讲说的形式进行表演，宋代“说话”技巧已相当成熟。《醉翁谈录》载：“说国贼怀奸从佞，遣愚夫等辈生嗔；说忠臣负屈衔冤，铁心肠也须下泪；讲鬼怪令羽士心寒胆战；论闺怨遣佳人绿惨红愁。……讲论处不滞搭，不絮烦；敷衍处有规模，有收拾；冷淡处提掇得有家数；热闹处敷衍得越久长。”

总之，“说话”伎艺唐以前已产生，至宋代这种“伎艺”获得更好的文化生态环境，发展更加迅速。宋代繁荣的经济为之提供了物质基础，瓦子勾栏的兴起又为之提供宝贵的平台，城市生活的丰富多样为之提供了大量的题材，新崛起的城民阶层对文化生活的需求推进了它的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