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学有雅俗之分。所谓高雅文学是指那种典雅、正统、经典的具有较高思想艺术价值的文学类型。它主要服务于社会上文化修养较高的阶层，这类文学的主要特点是：内涵丰富，主题深刻，艺术形式新颖独特，具有鲜明的个性风格和巨大的艺术感染力。而所谓通俗文学是指那种与“高雅文学”相比较而言的浅近、通俗、平易、流行的文学类型。它的主要特点是思想内容浅易，艺术形式简明，富有消遣娱乐之功能，商品性较强。^[1]但文学的雅与俗是相对的。郑振铎谈到通俗文学时说：“何谓‘俗文学’？‘俗文学’就是通俗的文学，就是民间的文学，也就是大众的文学。换一句话，所谓俗文学就是不登大雅之堂，不为学士大夫所重视，而流行于民间，成为大众所嗜好，所喜悦的东西。中国的‘俗文学’，包括的范围很广。因为正统的文学的范围太狭小了，于是‘俗文学’的地盘便愈显其大。差不多除诗与散文之外，凡重要的文体，像小说、戏曲、变文、弹词之类，都要归到‘俗文学’的范围里去。”^[2]通俗文学又包括抒情文学和叙事文学两类。本节主要论述中国古代通俗叙事文学的发展概况。根据我对通俗叙事文学的发展考察，我以为大体可分四个阶段，具体论述如下：

一、发生期（远古—秦）

这一阶段的通俗叙事文学主要有源于民间后由稗官采集的神话传说和民间叙事诗。

1．神话传说

原始社会时期，由于生产力水平低下，人们的生存经常受到来自自然力和野兽猛禽的威胁。与此同时，原始人对客观世界的认识也处于极为幼稚的阶段。自然力对处于童年阶段的人类来说是一种神秘、强大的力量，举凡天象变化、自然灾害以及人类的生老病死都使他们迷惑、惊奇甚至恐惧，而且他们认为“万物有灵”，这样自然物和自然力都被人格化、神话化了。在原始思维方式支配下并依凭丰富的想象力，他们创造出大量的关于人格化的神灵的故事，以图解释这个对他们来说新鲜而又陌生的世界，于是就有了神话。鲁迅对神话产生也曾有过这样分析：“昔者初民，见天地万物，变异不常，其诸现象，又出于人力所能以上，则自造众说以解释之：凡所解释，今谓之神话。”^[3]

如同世界其他民族的先民一样，我们的先祖也创造了异常丰富的神话，它们有的是对于自然现象的解释；有的是反映人类渴求征服自然的愿望；有的反映了原始部落的社会生活。如盘古开天辟地的神话故事是中国古人对宇宙起源的充满想象的浪漫解释：天地混沌如鸡子，盘古生其中，一万八千岁。天地开辟，阳清为天，阴浊为地，盘古在其中，一日九变，神于天，圣于地。天日高一丈，地日厚一丈，盘古日长一丈，如此万八千岁，天数极高，地数极深，盘古极长。后乃有三皇。（《艺文类聚》——引徐整《三五历记》）关于人类的起源，中国古人创造了女娲造人的神话予以解释。神话说：盘古开天辟地以后有了天地日月但还没有人，女娲“抟黄土作人”。关于中国西高东低的地形形成原因，又创造出这样有趣的神话：共工氏与颛顼争为帝，怒而触不周之山，折天柱，绝地维，故天倾西北，日月星辰就焉，地不满东南，故百川水潦归焉。（《列子·汤问》）因为神话通过神奇的幻想来表现生活，其中的想象奇特新颖，形成朴素而壮美，因而具有很强的文学性。可以说，远古神话是最早的叙事文学作品，而且是由民众共同创造的通俗叙事文学。“神话大抵以一‘神格’为中枢，又推演为叙说，而于所叙说之神，之事，又从而信仰敬畏之，于是歌颂其威灵，致美于坛庙，久而俞进，文物遂繁。故神话不特为宗教之萌芽，美术所由起，且实为文章之渊源。”^[4]确实，中国古代神话无疑是中国通俗叙事文学的源头。

2．民间叙事诗

至商周代出现新的通俗叙事文学形式，民间叙事诗，如《诗经》中的《谷风》和《氓》。这是两篇较为有名的弃妇诗，可算是中国民间叙事诗的雏形。《谷风》叙述了一个善良温顺的妇女无辜被丈夫遗弃的故事；而《氓》则描写了一个痴情女子不幸的婚姻生活。两首诗题材虽同，人物性格却有差异。

总的来说，神话故事和这一时期的民间叙事诗，从叙事学的角度看，有这样的特点：其故事较为简单，人物性格单一，篇幅较短，叙事艺术也比较朴素。

二、发展期（汉—六朝）

这一阶段的通俗叙事文学主要有志怪小说、志人小说、民间叙事诗。

1．志怪小说

六朝时志怪小说兴盛是当时社会普遍存在的鬼神信仰在文学中的反映。对六朝志怪小说十分兴盛的这一独特文学现象及写作特点，鲁迅曾有过精辟分析：“中国本信巫，秦汉以来，神仙之说盛行，汉末又大畅巫风，而鬼道愈炽；会小乘佛教亦入中土，渐见流传。凡此，皆张皇鬼神，称道灵异，故自晋讫隋，特多鬼神志怪之书，其书有出于文人者，有出于教徒者，文人之作。虽非如释道二家，意在自神其教，然亦非有意为小说，盖当时以为幽明虽殊途，而人鬼乃皆实有，故事叙述异事，与记载人间常事，自视固无诚妄之别矣。”^[5]可以说，志怪小说来自稗官文人对民间流传的鬼神故事的收集整理，所以，虽然从文字形式看是文言，但其本质却是通俗文学。较为有名的志怪小说集有魏文帝撰，今佚，但为许多古文集所引用的《列异传》（三卷），以及晋人干宝的《搜神记》和题陶潜撰的《搜神后记》，荀氏《灵鬼记》，陆氏《异林》，刘敬叔《异苑》，宋刘义庆《幽明录》、《宣验记》，东阳无疑《齐谐记》，齐王琰《冥祥记》，梁吴均《续齐谐记》，隋颜之推《集灵记》、《冤魂志》，侯白《旌异记》。志怪小说以记载地理博物、佛法灵异及鬼神怪异为主，其中描述鬼神故事的作品占多数。较典型的作品有：南阳宋定伯年少时，夜行逢鬼，问曰，“谁？”鬼曰，“鬼也。”鬼曰，“卿复谁？”定伯欺之，言我亦鬼也。鬼问欲至何所，答曰欲至宛市。鬼言我亦欲至宛市。共行数里，鬼言步行大亟，可共迭相担也。定伯曰大善。鬼便先担定数里，鬼言卿大重，将非鬼也？定伯言，我新死，故重耳。定伯因复担鬼，鬼略无重。如是再三。定伯复言，我新死，不知鬼悉何所畏忌？鬼曰，唯不喜人唾。……行欲至宛市，定伯便担鬼至头上，急持之。鬼大呼，声咋咋索下。不复听之，径至宛市中，著地化为一羊。便卖之。恐其便化，乃唾之，得钱千五百。（《列异传》见《太平御览》卷八百八十四，《法苑珠林》卷六）又有：阮瞻字千里，素执无鬼论，物莫能难，每自谓此理足以辩正幽明。忽有客通名诣瞻，寒温毕，聊谈名理，客甚有才辩，瞻与之言良久，及鬼神之事，反复甚苦，客遂屈，乃作色曰，“鬼神古今圣贤所共传，君何得独言无？即仆便是鬼！”于是变为异形，须臾消灭。瞻默然，意色大恶，岁余而卒。（《搜神记》卷十六）总的来说，志怪小说意在“发明神道之不之诬”。（《搜神记·自序》）

2．志人小说

魏晋以后，志人小说勃兴，这一现象的产生除了文体本身发展的原因之外，也与当时以举荐为主选拔官吏的制度以及品评人物的社会风气有关。从内容来看，志人小说可分三类：野史杂传；逸闻逸事；笑话。野史杂传是民间对历史的敷衍，其中有很多的夸饰与想象，显然注重了趣味性与娱乐性，因而文学色彩较强。如汉晋间《燕丹子》在《史记》“荆轲传”的基础上有所增益，其情节愈加丰富，人物更有个性，它显示出中国通俗文学向着英雄传奇发展的趋势。东汉赵晔撰《吴越春秋》描述吴越两国历史，叙事多铺陈，情节蔓衍，已初具后世历史演义的雏形。除此之外，还有《汉武故事》、《汉武内传》、《飞燕外传》以及《西京杂记》。《西京杂记》中的许多故事后世十分流行，如：王昭君故事、司马相如与卓文君的故事。逸闻逸事是志人小说的重要部分，这类志人小说主要记叙人物的神情风貌、奇闻逸事，其特点是：撷取人物在特定情境中的举止言谈、神情动作，以表现其内在人格。这部分作品集有（东晋）裴启《语林》、（东晋）郭澄之《郭子》、（梁）沈约《俗说》、（梁）殷芸《小说》、（宋）刘义庆《世说新语》，其中，《世说新语》是成就和影响最大的一部。对《世说新语》的艺术特点张稔穰先生有精到的评价：这部小说记述的人物，不乏帝王将相、国家重臣，但作者选材时的视觉焦点不是这些人的外在文治武功，而是他们作为生命个体所表现出来的独立的人格、个性，是能表现人格、个性的日常言行。作家像高明的画家和摄影师那样，十分善于抓住人物容止中“最富于孕育性的”、“可以让想象自由活动的”那一顷刻（莱辛《拉奥孔》），善于通过人物的片言只语，披露人物独有的内心世界，显示人物的个性、才情、品貌、气度。^[6]确实，这部作品在人物刻画方面取得了很高的成就。除上述两类，还有笑话。这部分作品主要收集在（魏）邯郸淳《笑林》中。《笑林》今佚，遗文存20余篇。其中作品对世态有所讽刺，开后世幽默讽刺文学之端。如：某父母在，出学三年而归。舅氏问其何所得，并序别父久。乃答曰，“渭阳之思，过于秦康。”即而父数之，“尔学奚益。”答曰，“少失过庭之训，故学无益。”（《太平广记》卷二百二十）再如：甲与乙争斗，甲啮下乙鼻，官吏欲断之，甲称乙自啮落。吏曰，“夫人鼻高而口低，岂能就啮之乎？”甲曰，“他踏床是就啮之。”（同上）

3．民间叙事诗

至汉代民间叙事诗有长足进步。乐府民歌常常“感于衰乐，缘事而发”所以其中有不少反映社会生活的叙事歌。如《东门行》、《十五从军行》、《病妇行》、《孤儿行》、《上山采蘼芜》及《陌上桑》等等。东汉末年，产生《孔雀东南飞》，南北朝时期，出现《木兰辞》。较之《诗经》中的叙事诗，这一阶段的叙事诗情节曲折起伏，叙事生动感人，人物刻画形神皆备。

就整体而言，这一阶段的通俗叙事文学体制短小，叙事简单，还缺乏丰富的想象和生动的细节，人物刻画尚不丰满。但是，这一阶段的通俗叙事文学为唐五代通俗叙事文学的发展积累了丰富的经验，也为唐五代通俗叙事文学的兴盛奠定了基础。

三、初步成熟期（唐—五代）

唐代是我国封建社会的鼎盛时期。从唐王朝建立到唐开元、天宝年间，约有一百多年天下承平。强大的国力、繁荣的经济以及统治者实行的开明政策使唐代文学得到很好发展。就在唐代的伟大作家们把诗歌和古文等高雅文学推向辉煌灿烂的顶峰时，民间也有无数不知名的作家创造了丰富多样并在艺术上初步成熟的通俗文学，使这一阶段的通俗文学出现百花争艳的繁荣局面，尤其，通俗叙事文学得到快速发展。由于唐五代通俗叙事文学取得极高成就，促使这一类型文学在后世发展成为文学史的主流。这一阶段的作品多数已经佚失，但一部分在敦煌石室中保留下来，从现有文献看，这一阶段的通俗叙事文学主要有讲经文、变文、故事赋、话本、词文。

1．讲经文(www.daowen.com)

讲经文是俗讲的底本。佛教传入我国后，由于佛经义理深奥，普通民众难以理解接受，一些宗教宣传家为了普及佛教文化，他们有意选取佛经中生动有趣故事性的片段加以改编以吸引民众，这样产生了俗讲。俗讲出现很早，到唐代发展成为基本成熟的通俗文艺。这类作品有《金刚般若波罗蜜经》、《阿弥陀经》、《妙法莲花经》、《维摩诘经》、《父母恩重经》、《佛报恩经》（《双恩经》），其中，《妙法莲花经》、《佛报恩经》（《双恩经》）故事生动，文学性极强。

2．变文

变文，简称“变”，它是唐五代时期的一种民间讲唱伎艺“转变”的底本。变的体制是散韵组合，有说有唱，唱词主要是七言，部分用五言、六言以至杂言；少则一联上百句；押韵方面，有在一段之内一韵到底者，也有一段之中转韵者，其声腔灵活多样，丰富多彩。过去，在相当长一段时期内，人们把敦煌遗书中的所有讲唱故事类作品都称为变文，然而，近年来学者们逐渐认识到变文只是其中较少的一部分。现存的变文有：《破魔变》、《大目乾连冥间救母变文并图一卷并序》、《八相变》、《频婆婆罗王后宫彩女功德意供养塔生因缘变》、《汉将王陵变》、《舜子变》、《前汉刘家太子变一卷》、《伍子胥变文》、《李陵变文》、《王昭君变文》、《张议潮变文》、《张淮深变文》、《目连变文》。

3．话本

话本是唐五代间讲唱伎艺之一“说话”的底本，而所谓“说话”，用今天的语言来讲就是讲故事，其作品有：《庐山远公话》、《韩擒虎话本》、《叶净能话》、《唐太宗入冥记》、《胡秋小说》。诗话是话本中一种。作为民间通俗叙事文学的诗话与唐宋以后文人评论诗歌的论著诗话不同，它是一种讲唱伎艺的底本。诗话的体制是：说唱结合，以唱为主，其散说部分，即有押韵自由的四、六骈语，又有句法灵活的散体叙说，并在文中或文末证以诗咏，因有诗有话，故而得名。敦煌遗书中的诗话作品有：《孟姜女故事》、《季布诗咏》、《百鸟名》、《齖齕书》。

4．故事赋

故事赋是一种以通俗韵文形式讲唱故事的赋体作品，故又称俗赋，其形式以叙事为主，多用问答体，语言通俗且多为韵脚较疏、大体整齐的四言或六言，有的作品带有较为浓重的散文化成分。现存作品，虽然数量少，但内容丰富，题材广泛，主要作品有：《晏子赋》、《韩朋赋》、《燕子赋》、《丑女赋》，其中，《燕子赋》在艺术上取得很高成就。

5．词文

词文是唐代民间流行的一种叙事韵文。它以第三人称，有腔有调、有辙有韵地演唱故事。词文由乐府民歌如《孔雀东南飞》、《木兰辞》等古代民间叙事诗形式孕育并发展而来的。至唐代发展成为纯粹以通俗韵文叙事的说唱形式。它的特点是：全篇以白话韵文构成：以讲唱故事为主，句式以七言为多，也有五言、六言句。句末押韵有两种：一是逢双句押韵，一韵到尾；二是用韵宽而不严，大致押韵，而且平上去入不论，还可以混用韵、重用韵。敦煌遗书中保存的词文作品有：《季布骂阵词文》、《董永词文》、《下女夫词》、《悉达太子修道因缘词》、《苏武李陵执别词》，其中，《季布骂阵词文》写得最为成功。

这一阶段的通俗叙事文学在人物塑造、情节安排、叙述视角及语言运用方面均已趋于成熟，它对后世通俗叙事文学创作从题材到艺术形式均有重要影响，它为以后通俗叙事文学的繁荣奠定坚实基础。

四、繁荣期（宋、元、明、清）

至宋、元、明、清，通俗叙事文学发展成为中国古代文学的主流，其影响力远远超出了一向占据正统地位的诗文词赋。这一阶段的通俗叙事文学门类主要有小说、戏剧以及由变文衍变而来的宝卷、诸宫调、弹词、鼓词等曲艺。

1．小说

这一阶段小说最为发达。从容量上讲，有三类：一短篇小说，二长篇小说，三中篇小说。短篇小说，宋、明两代较为发达，主要作品集有：《清平山堂话本》、《京本通俗小说》、《古今小说》、《警世通言》、《醒世恒言》以及《拍案惊奇》、《今古奇观》。长篇小说兴盛于明清两代，这类作品多数是文人在收集民间故事的基础上整理加工而成，也有文人独创作品。主要作品有：《三国演义》、《水浒传》、《西游记》、《金瓶梅》、《醒世姻缘传》、《红楼梦》、《儒林外史》等等。中篇小说发展较晚，盛行于明、清之间，主要作品有：《玉娇梨》、《平山冷燕》、《平鬼传》、《吴江雪》等。

2．戏曲

这一部门成分复杂，大体可分三类。一戏文，明清两代最为流行，主要作品有《劝善金科》、《莲花宝筏》、《鼎峙春秋》。二杂剧，它是在“诸宫调”的基础上发展而来的。宋金时期南北阻隔出现杂剧和南戏两类，至元代杂剧发展至巅峰，此时产生了以关汉卿为代表的一大批优秀剧作家和以《窦娥冤》为代表的一大批杰出作品。杂剧至明、清则演变为“传奇”，代表性作品有《牡丹亭》、《桃花扇》等。三地方戏。这一类戏曲范围极为广泛，几乎每个地方都有自己的地方戏，如徽调、汉调、秦腔、晋剧、黄梅戏、豫剧、吕剧等。

3．曲艺

郑振铎认为变文是在宋真宗时代消亡的。因为“在那时候，一切的异教，除了释、道之外，竟完全地被禁止了。而僧人们的讲唱变文，也连带的被明令禁止。但变文的名称虽不存，她的身躯虽已死去，她虽不能再在寺院里被讲唱，但她却幻身为宝卷，为诸宫调，为鼓词……在瓦子里讲唱着，在后来通俗文学的发展上遗留下最重要的痕迹”。^[7]由此看来，这一阶段的曲艺是由演变而来。

在所有曲艺中宝卷与变文的关系最近，它是变文的嫡亲，其歌唱方法和体裁，几乎和变文无甚区别，主要作品有《香山卷》、《鱼篮观音宝卷》、《刘香女宝卷》、《孟姜女宝卷》等。诸宫调由变文演唱发展而来，但较变文复杂得多。它是采取当时流行的曲调组成其歌唱部分的。代表作品有《西厢记诸宫调》、《刘知远诸宫调》。弹词是流行于南方的讲唱曲艺，作品有《天雨花》、《再生缘》、《笔生花》、《榴花梦》。鼓词是流行于北方的曲艺，其内容十分丰富，作品有《呼家将》、《包公案》、《蝴蝶杯》。总之，这一阶段的通俗叙事文学发展到了巅峰。

纵观中国古代通俗叙事文学的发展史，我们可以看到唐五代在其中占有重要地位。它在题材、表现技巧等方面均为后世通俗叙事文学发展奠定了基础，它为宋元明清通俗叙事文学的繁荣作了充分准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