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心理性”人物

人物是构成叙事文学作品的重要要素。不同时代的批评家对叙事作品中人物十分关注。对叙事作品中人物的认识主要存在两种不同观点：19世纪以来的传统小说批评家持“心理性”的人物观，叙事学批评家则持“功能性”的人物观。“功能性”人物观将人物视为从属情节或行动的“行动者”，而情节是首要的，人物是次要的，人物的作用仅仅在于推动情节的发展；“心理性”人物观与“功能性”的人物观相对立，根据这一观点，作品中的人物是具有心理可信性或心理实质的（逼真的）“人”，而不是“功能”。“功能性”的人物观认为人物的意义完全在于人物在情节中的作用，而“心理性”的人物观却认为人物的心理或性格具有独立存在的意义。“功能性”的人物观认为人物绝对从属于情节，而很多“心理性”的批评家都认为人物是作品中的首要因素，作品中的一切都为揭示或塑造人物性格而存在。对叙事作品中人物的认识，为什么会出现这两种严重对立的观点呢？仔细考察可以看出，它们之间的对立一定程度上是因为各自分析对象不同，从而导致得出了不同的结论。结构主义叙事学家的研究对象——普洛普的俄罗斯民间故事或托多洛夫的《一千零一夜》、《十日谈》等等——一般均为简单的程式化的叙事作品。在这些作品中，情节确实占主导地位，人物则从属情节。这类作品相对于心理或性格小说而言是较为“初级的”。持“心理性”人物观的批评家研究的主要对象则是19世纪和现代心理小说。19世纪小说，俄国现实主义小说、英国维多利亚时期的小说等，着意于塑造具有丰富心理特征的个性化人物。受现代心理学、特别是弗洛伊德的精神分析学影响的现代心理小说聚焦于人物的动机、自我、心理创伤等等。^[9]可以说，在处于初级阶段的叙事文学作品中，人物是“功能性”的，而在处于较为高级阶段的叙事文学作品中，人物则是“心理性”的。这一规律不仅适用于对西方叙事文学的分析，也适用于对中国古代叙事文学的分析。

以中国古代叙事文学而言，在处于初级阶段的叙事文学作品中，人物是“功能性”的，而在处于较为高级阶段的叙事文学作品中，人物是“心理性”的。神话是叙事文学的源头。神话的产生源于原始初民对自然的崇拜和畏惧，他们“见天地万物，变异不常，其诸现象，又出人力所能之上，则自造众说以解释之”。^[10]从本质上讲，它是初民们对自然现象的形象化解释，所以，神话的叙事功能主要在于叙事而不在塑造人物。志怪志人小说是神话之后中国早期叙事文学，这类作品尚未形成情节，作品中只有包含情节因素的生活事件。（对此上节已作分析）在这类作品中，人物是“功能性”的，他为故事服务，而自身缺乏独立的个性。如，《续齐谐记·阳羡书生》：

阳羡许彦于绥安山行，遇一书生，年十七八，卧路侧，云脚痛，求寄鹅笼中。彦以为戏言，书生便入笼，笼亦不更广，书生亦不更小，宛然与双鹅并坐，鹅亦不惊。彦负笼而去，都不觉重。前行息树下，书生乃出笼谓彦曰，“欲为君薄设。”彦曰，“善。”乃口中吐出一铜奁子，奁子中具诸肴馔。……酒数行，谓彦曰，“向将一妇人自随。今欲暂邀之。”彦曰，“善。”又于口中吐一女子，年可十五六，衣服绮丽，容貌殊绝，共坐宴。俄而书生醉卧，此女谓彦曰，“虽与书生结妻，而实怀怨，向亦窃得一男子同行，书生既眠，暂唤之，君幸勿言。”彦曰，“善。”女子于口中吐出一男子，年可二十三四，亦颖悟可爱，乃与彦叙寒温。书生卧欲觉，女子口吐一锦行障遮书生，书生乃留女子共卧。男子谓彦曰，“此女虽有情，心亦不尽，向复窃得一女人同行，今欲暂见之，愿君勿泄。”彦曰，“善。”男子又于口中吐一妇人，年可二十许，共酌，戏谈甚久，闻书生动声，男子曰：“二人眠已觉。”因取所吐女人，还纳口中。须臾，书生处女乃出彦曰，“书生欲起。”乃吞向男子，独对彦坐。然后书生起谓彦曰，“暂眠遂久，君独坐，当悒悒耶？日又晚，当与君别。”遂吞其女子，诸器皿悉纳口中，留大铜盘可二尺广，与彦别曰，“无以藉君，与君相忆也。”彦大元中为兰台令史，以盘饷侍中张散；散看其铭题，云是永平三年作。

在这则故事中，人物面目模糊，个性特征不突出，叙事是作品的主要目的，所以其中的人物是“功能性”的。和志怪小说略微不同的是，以记载人物言行为主的志人小说，已经将叙事作品重心由记事转向写人。这类作品开始注重展示人物的性格，重视刻画人物心理。但是，“由于结构体制的短小，对人物性格的描绘只能是吉光片羽式的显示，只能是某一瞬间的曝光，缺少穿透肌理的细毫皴染和丰富多彩的内心披沥。”^[11]因而，描写的人物仍是扁平和单一的。然而，志人小说中人物正由“功能性”向“心理性”转变。

叙事文学发展至唐五代，其写作重心已由“记奇事”转变到“记奇人”，塑造人物形象成为美学追求，这一转变在敦煌讲唱文学中有突出表现。敦煌讲唱文学能够全方位、立体描绘人物，其作品所塑造的人物形象有血有肉，性格鲜明。多数作品虽取材于宗教故事、民间传说和史实，但创作者能够在原始材料的基础上发挥艺术想象，从而塑造出具有独立性格的人物形象。这类作品中的人物不再是“功能性”人物，而是“心理性”人物。如，P．2553《王昭君变文》，该作品以史实为根据，然后加以大胆的艺术想象，描写了立体、可感的王昭君形象。作品不仅描写了她美丽的外表：天降之精，地生之灵，钟山川之灵秀，集天地之精华，风姿绰约，亭亭玉立，倾城倾国；也细致刻画了她丰富复杂的内心世界：远嫁匈奴，身处异乡，尽管受到匈奴王的百般疼爱，但她日夜思念故乡，郁郁不乐。陌生的生活环境使她产生无尽的乡愁，她终日生活在以泪洗面的情形中。和神话故事及南北朝志怪志人小说相比，敦煌讲唱文学中的人物已有独立的艺术生命不再是面目模糊、为情节服务的“行动者”。

二、人物类型

从文化内涵分析，敦煌讲唱文学中的人物可分以下几个类型：

1．智勇英雄

基于民众的英雄崇拜心理，唐五代讲唱文学中，作者改编、创作了许多作品，塑造出许多具有智慧、勇敢品质的人物形象以适应他们的审美需求。S．328、P．3213《伍子胥变文》通过伍子胥不屈不挠为父兄复仇的故事，塑造了一位忠贞刚直、坚毅不屈的复仇英雄形象。他铁骨铮铮正气浩然令人敬畏，使人感慨。为使这一人物形象丰满，作品从多个侧面对他的性格作了展示：（1）刚毅豪迈。为报父兄之仇，他敢于与大国君主楚平王为敌。楚平王派使者追杀，他与楚王使者拔剑相向，逼走使者。逃亡途中路过家门，担心妻子认出耽误大事，他毅然打落牙齿。去吴国借得90万精兵讨伐楚国，踏平了楚国，取了仇人心肝奠祭了父兄。班师回朝途中，厉声斥责不讲义气的郑国、梁国国君。两国国君认错，他又大度地宽恕了他们。（2）为人精细。他慧眼识破楚平王伪造的假信，逃过杀身之祸。逃亡途中十分谨慎，与渔父、浣纱女乞食先是仔细观察，左右观望，确信没有危险才肯出来。至姐姐乞食，见姐姐用葫芦盛饭他便心知姐姐内有苦衷于是迅速离去。（3）恩怨分明。对待仇敌决不饶恕，楚平王虽然已死，他也找到他的坟墓，刨出他的尸骨，鞭尸三百，焚烧尸骨，这还不解心头之恨，他又抓住他的儿子，取了他的心肝，才肯罢休。而对待恩人，知恩图报。为报渔父之恩，他以楚王之位赠与渔父之子；为报浣纱女之恩，他将百金撒入江中以厚殡这一侠义女子。总之，作品为我们塑造了一位顶天立地，气概非凡的英雄义士形象。S．2144《韩擒虎话本》着力塑造一位智勇双全、赤胆忠心的少年英雄形象。作品从多侧面刻画了这位英雄人物：（1）年少志大。他虽年仅十三，但胸襟远大、抱负非凡。为平陈在朝廷慷慨请缨，语出惊人。（2）胆识过人。出征江南，他用兵如神，出奇制胜。生擒陈王后又巧降周罗喉。（3）射艺精湛。他与蕃使赌射不但准确命中，而且穿透箭垛入土三尺。出使北蕃与诸王子赛射，他表演了一箭双雕的绝技，之后，又乘势宣扬隋朝人才济济、国力强大，使得藩王不敢藐视中原，收敛了侵吞中原的虎狼之心。这一方面表现出他的武艺高强，另一方面又充分显示出他的足智多谋。P．3697《季布骂阵词文》塑造了一位临危不惧、有勇有谋、能言善辩，敢于与命运抗争的智勇英雄的形象。他以自己的聪明才智不但化解了一次又一次的危险，而且逼使汉王不得不封他为齐州太守。P．2692《张议潮变文》、P．3451《张淮深变文》塑造了张议潮、张淮深叔侄两位忠义卫国的“当代”英雄形象。

2．烈女贞妇

敦煌讲唱文学许多作品描写了忠贞贤惠、勇敢刚强、节操过人的女性形象。P．2653、S．2922《韩朋赋》所写故事取材于《搜神记》卷一一“韩凭妻”条，但故事情节更加丰富生动，人物性格更加鲜明突出。这一作品所塑造的贞夫形象尤为感人。这个作品情节大致如下：“少小孤单”的韩朋与美丽聪明的贞夫结为夫妇，俩人十分恩爱。韩朋出游，仕于宋国，“六秋不归”；贞夫思念丈夫，寄去书信，韩朋读后偶然遗失不料为宋王所得。宋王贪爱贞夫才情意欲占有。他设计欺骗贞夫入京，想要霸占。面对宋王的威胁利诱，她毫不动摇，而对自己的丈夫忠贞不贰。后来她与韩朋以血书相约共死，韩朋自杀后，她在韩朋坟前的高楼上跳下殉情而死。作品中的贞夫是一个不贪富贵、不畏强暴、矢志不移、为爱献身的节烈女子形象。S．133《秋胡变文》塑造了一位美丽善良、热爱劳动、忠于爱情、孝敬婆母的贤德女子形象。作品重点描写了秋胡妻性格的两个侧面：（1）忠于爱情。秋胡为了追求功名，决意远出。离别之时，她依依不舍，愁云满面，黯然洒泪。秋胡六载未归，婆母不忍其独守空房，劝其改嫁，她坚决拒绝，她说：“于后忽尔儿来，遣妾将何申吐？”几年后，在桑林间，面对调戏自己的“陌生人”（秋胡）她再次表达出忠于丈夫的心曲：“忽尔一朝夫至，遣妾将何申吐？”丈夫远离，她忧愁不已；丈夫归来，她喜不自胜。丈夫远离，她不曾梳妆；丈夫归来，妆束容仪。她对丈夫爱得多深。（2）孝顺贤惠。秋胡外出游学，六年不归，家庭生活重担由她一人承担，她辛勤劳动，敬养婆母，毫无怨言，使婆母惭愧又感动。P．3627、S．5437《汉将王陵变》塑造了一位深明大义、威武不屈、有胆有识的伟大母亲形象。王陵母认识到霸王项羽残暴无道，汉王刘邦大仁大义。她坚持正义，反对邪恶，为了保全儿子，更为正义事业，她英勇献身。《伍子胥变文》中的浣纱女是一个富有正义感和同情心的侠义女子。她不贪富贵、不慕荣华、疾恶如仇、爱憎分明、舍生忘死、品格高洁。从她身上可以看到普通下层妇女所具有的美德。P．2553《王昭君变文》塑造了一个美丽善良，远嫁匈奴，但不慕外邦荣华，一心系念故土，最终郁郁而死的悲剧形象。

3．宗教人物

敦煌讲唱文学中有许多宗教题材的作品，这类作品塑造的人物大多为神通广大、法力无边的宗教人物。

（1）佛教人物　S．3491《破魔变文》叙述迦吡罗卫国净饭王的悉达太子，为普度众生，舍弃王位，去雪山苦修道行，六年之后成佛。太子得道成佛惊动了魔宫，魔王波旬得知如来出世，心生不快。他要扰乱如来的法坛，不让他宣扬佛法。魔王波旬召集百万党徒，气势汹汹，向如来围攻过来。面对猖狂来敌，如来运起慈悲善根力，披着忍辱甲，拿着智慧刀，禅定弓上搭了慈悲箭，身下骑了十力马。如来的惭愧刀还没举起，鬼神已惊慌失措；智慧剑还没拿起，魔王已害怕了。邪魔外道不战自溃。魔王的三个女儿不服，决计要为父王报仇。她们打扮得花枝招展，想以其美色打败如来，而意志坚定的如来不为所动。为了教训她们，如来运起神力，用手指一指三个如花似玉的魔女一瞬间变成丑陋不堪的老太婆。她们在镜中看到自己奇丑无比的模样羞愧难当，于是一齐向如来求饶。如来以慈悲为怀，不计前嫌，将魔女容貌复原，魔女心服口服皈依佛门。作品极力赞美了如来的无边法力，广大神通和宽广胸怀。P．4524《降魔变文》叙述佛弟子舍利弗与外道六师劳度叉斗法的故事，描写了一个勇敢聪明，法术高强的佛徒形象。他与六师斗法毫不畏惧，十分沉着。六师变成一座高大的宝山，舍利弗变出一个巨大的金刚，金刚力大无穷，推倒宝山。六师变出一头水牛，舍利弗变出一只狮子，狮子扑向水牛，水牛魂飞魄散，被狮子一口吞没。凡六回合，舍利弗均胜。六师羞愧不已，皈依佛门。敦煌遗书存有7种唐人抄卷的《维摩诘经讲经文》是连续性的讲唱作品，这一系列作品塑造了一个神通广大，圣德无穷的在家佛弟子形象。

（2）道教人物　S．6836《叶净能话》通过叙述道士叶净能以符录救回被华岳神摄去的张令妻、斩妖狐救活康太清女、为唐玄宗遥采仙药、化蛇噤鼓、化瓮助酒、斩龙取肉、祈天降雨、侍玄宗神游剑南观灯和神游月宫等一系列神奇灵异的故事情节，着力塑造一个见义勇为、法力无边“造化须移则移，乾坤要止则止”的道教法师形象。(www.daowen.com)

4．市井细民

S．4129、P．2564、P．2633《齖齕新妇文》塑造了一个性格爽朗泼辣、心直口快、敢怒敢骂的新妇形象。有抄本P．2941、S．0214等的《燕子赋》以拟人手法成功塑造了倚强凌弱、蛮横刁钻、市井无赖的“黄雀”形象和拘谨老实、善良安分的“燕子”形象。

敦煌讲唱文学中塑造了丰富多彩的人物形象。这些形象虽可分为不同类型，但即使是同一类型人物，也性格各异、绝不雷同。

三、人物塑造的艺术手法

敦煌讲唱文学在人物塑造方面积累了丰富的经验，能够运用多种手段，多角度、多侧面、立体地描写人物，具体表现如下：

1．通过生动的语言、行动描写塑造人物

《秋胡变文》能够通过人物语言的描写展示人物的性格。作品描写秋胡出游前，他与母亲的对话尤为生动传神。秋胡的贪图富贵，母亲的温厚善良，跃然纸上。秋胡对母亲说：“儿闻古者有司马相如，求学于梓童山，封达名而显；苏秦求学于鬼谷，六国之印不带不归。儿闻：学如牛毛，成如麟角，陈之典诰，不可一读即成；□□见家，不可一步而至。儿今辞娘，远学三二年间，愿娘赐许！”他企图以利禄功名打动母亲的心，然而，把亲情看得高于一切的母亲不为所动。她不慕高官厚爵，不爱荣华富贵，她更看重普通平常的生活：母子相依、夫妻团圆。她对儿子说：“吾与汝母子，恩深义重，吾不辞放汝游学，今在家习学，何愁技艺不成？吾纵放汝寻师，岂即立成官宦？汝不如忍意在家，深耕浅种，广作蚕功，三余读书，岂不得达？好与娘团圆，又与汝少年新妇常相见，好即共有，恶即自知，语笑同欢，情羞作用，阻隔娘娘，孤茕寂寂，徒步含悲。纵汝在外得达，回日□岂得与吾相见？汝今再三，弃吾游学，努力勤心，早须归舍，莫遣吾忧。”这段对话逼真、生动，使人如闻其声，如见其人。特别是秋母的话语重心长，入情入理，表现出一位母亲的担忧、不忍和无奈，把一位慈爱的年迈母亲形象真实生动地描写出来。《伍子胥变文》主要以人物行动描写展示性格。如作品描写他在颍水边遇见浣纱女时，先是在树林间偷眼观望，后来才大胆走出乞食，忽而“心意怀疑生犹豫”，又要离去，浣纱女真诚劝慰，他才放心吃饭。作品通过伍子胥的行动描写写出他性格刚毅之外，精细的一面。

2．运用浪漫化手段塑造人物

《韩朋赋》的结尾写韩朋夫妇双双殉情以后，变为两块石头，一青一白，宋王把它们分埋在道路两旁，两块石头变为两棵大树。枝枝相当，叶叶相拢。宋王让人砍伐了它们，大树落水后又变为一对鸳鸯。鸳鸯落下一根羽毛，宋王得到后，用它摩拂其身，结果大放光彩，只有项上未好，宋王摩拂其项，结果人头落地。作品通过浪漫化处理使人物性格更加鲜明、突出，人物形象更为生动感人。《孟姜女故事》写孟姜女千里寻夫，丈夫早已死去，尸骨难寻。这时作者加入一段具有浪漫色彩的人鬼对话：“姜女悲啼，向前供问：‘如许骷髅，家居何郡？因取夫回，为君传言，君若有神，儿当接引。’”这一浪漫化处理突出了孟姜女性格的悲剧性。敦煌讲唱文学许多作品在塑造人物时运用了这一手段。

3．在矛盾冲突中塑造人物

《汉将王陵变》中王陵母的大义凛然、高风亮节形象，是在怒斥霸王、身殉助子中显现的；张议潮叔侄的忠义卫国形象是在同吐蕃、回鹘等入侵者尖锐冲突中表现的。

4．通过典型化手段塑造人物

《叶净能话》把历史上许多著名僧人、道士的故事集中在叶净能一人身上，塑造出一个无所不能的神道形象。当然，还有许多手法如环境衬托、对比等，此处不一一赘述。

总之，敦煌讲唱文学在塑造人物方面较前代有巨大进步，它也为后世叙事文学在人物塑造方面提供了有益的借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