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俗文化是一非常宽泛的概念，举凡信仰禁忌，祭祀占卜，人生礼仪，岁时节日，衣食住行，民间文艺，家族制度等，都可以归属为民俗文化。佛、儒、道三家文化本属于精英文化，但在其传播过程中为民众吸收从而转化为民俗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佛、儒、道三家文化本章前三节已有论述，本节主要分析敦煌讲唱文学中较为纯粹的民俗文化。

一、民间信仰与崇尚

民间信仰是民俗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它的内涵和外延极其丰富和宽泛，其内涵是指民间存在的对某种精神体、某种宗教等的信奉和尊重；其外延包括原始宗教在民间的传承，人为宗教在民间的渗透，民间普遍的俗信以及一般的迷信。^[22]敦煌讲唱文学中的民间信仰又包括以下几方面内容。

1．原始迷信观念

人类学研究表明，原始人类的意识中存在着万物有灵和灵魂不死的观念。这是因为远古时期，人类以“原始思维”方式认识把握世界，他们把主观世界即人的生命、情感、思想投射到客观的一山一水一草一木一鸟一兽之中，在心灵中赋予万物以灵魂。图腾崇拜、鬼神信仰就是这种观念的产物。恩格斯对这一观念的产生曾从认识论角度作过分析：“在远古时代，人们还完全不知道自己身体的构造，并且受梦中景象的影响，于是就产生了一种观念，他们的思维和感觉不是他们身体的活动，而是一种独特的寓于这个身体之中而在人死亡时就离开身体的灵魂的活动。从这个时候起，人们不得不思考这种灵魂对外部世界的关系。既然灵魂在人死时离开肉体而继续活着，那么就没有理由去设想它本身还会死亡，这样就产生了灵魂不死的概念。”^[23]鬼神信仰在中国民间普遍存在，敦煌讲唱文学中有大量讲鬼神故事的作品，这反映了敦煌地区人民及唐五代民间普遍的鬼神信仰。《唐太宗入冥记》和《黄仕强传》是这类作品中两篇典型作品。《唐太宗入冥记》写贞观十三年，唐太宗突然生病，太医医治四五天仍不见好。唐太宗精神恍惚之时，魂灵被“阎使人”带往阴曹地府。他想起从前多次征战，杀人无数，心里十分忧虑。“使人”将太宗引入朝门去见阎罗王。之后，又见判官崔子玉，此时，崔子玉还在阳间任辅阳县尉之职，闻听太宗皇帝生魂到，诚惶诚恐。他担心皇帝寿数无尽，转还过来，他一家老小要遭皇帝荼毒。他连忙将太宗迎进审事室，与太宗讨价还价之后，为太宗加寿十年。太宗也赐崔钱物，并为他加官进爵。《黄仕强传》写黄仕强患有偏瘫疾病。受病痛煎熬，极其衰弱，唐高宗永徽三年十一月死去。黄仕强刚死的时候，看见有四个人来捉拿他。这四个人一个手拿文书，一个揪着他的头发，两个架着他的两腋，把他带往阎罗王处。他先看见一座土城，与阳间的州县城池相似。然后进入一座铜城，再后又进入一座银城，最后则进入了一座金城。到了阎罗殿前，只见阎罗王在殿上正襟危坐，容貌和服饰都十分严肃端正。阎罗王要把黄仕强投入猪胎，黄不服，阎罗王责怪手拿文书的人拿错了人。捉他的几个人带他去有关曹司核对。在录事官那里查找案卷，没有找到他的名字，黄仕强将要出去时，一个看守文件的人叫住他，并对他说，只要你肯给我钱，我可以告诉你延寿的方法，黄仕强交了钱，那人教了他长寿的方法，他走出曹司看见一百多丈深的悬崖，就跳了下去，于是就活转过来，之后，他依阴曹地府的那个人所说抄写《证明经》三卷，原来的病全好了，身体变得强壮起来。这两篇作品所描写的阴间与《大目乾连冥间救母变文》所描写的地狱景象不尽相同。《唐太宗入冥记》、《黄仕强传》所写阴间是中国民间观念中的幽冥世界，《大目乾连冥间救母变文》所写地狱情景是佛教文化中想象的冥间。

2．预兆观念

由于民间有鬼神信仰，从而又形成民间的神秘文化：预兆感应文化。民间有这样的观念：喜鹊叫喜事到；乌鸦，猫头鹰叫丧事到；公鸡当门叫有客人到。耳热是有人背地里骂你；打喷嚏，一个是有人骂，两个是有人念，三个是受风寒。眼皮跳是一种预兆，古人以左为贵，故左眼皮跳预兆好事，右眼皮跳预兆凶事。另外，做梦也可预兆吉凶。《燕子赋》是一篇鸟雀争巢的寓言故事，故事写燕子夫妻十分勤劳垒泥作巢，上攀梁柱，藉草为床，做好自己温暖的小窝，可是，当这一双燕子出外觅食时，麻雀乘机抢占。雀儿仗势欺人，气焰嚣张。燕子与雀儿讲理反遭雀儿父子痛打，以致“起止不能，命重朝夕”。不得已，只好向百鸟之王凤凰告状。凤凰接了状子，当即下令派包鹩去抓犯雀子。这天那雀儿就有预感：“昨夜梦恶，今朝眼，若不私斗，克被官嗔。”雀儿眼跳耳热便预感要吃官司，这说明民间认为眼跳耳热是恶兆。《伍子胥变文》写伍子胥在逃亡途中，“［遂乃眼］［耳热］，［遂即］划地而卜，占见外甥来趁”，他于是施用巫术禳解，逃过劫难。伍子胥到吴国依渔人教示，披发悲啼，吴国大臣见了以为奇人，奔走启告吴王，吴王十分欢喜，他召集群臣说：“朕昨夜三更，梦见贤人入境，遂乃身轻体健，踊跃不腾，卿等详议，为朕解其善恶。”百官闻听此言，齐唱太平，俱称万岁。《捉季布传文一卷》（P．3697）也有类似描写。季布逃亡至旧友处避难，潜入院子时，周氏夫妻“罢饮停餐警耳热，捻箸横匙怪眼”。这些都是预兆观念的体现。

3．崇尚智勇

项托为孔子师的传说故事流传久远、广泛。敦煌遗书中现存《孔子项托相问书》汉文抄卷十三个，即S．395、S．3941、S．5529、S．5530、S．5674、S．3255、P．3754、P．3826、P．3832、P．3882、P．3883，李木斋旧藏一卷等。另有藏文抄卷三个，即Pelliot　Tibetainn　992（简称P1）、1284（简称P2）和Coll　Stein　Tib　Msn　T24（简称S），为敦煌俗文学作品中存世最多的一篇，从抄卷数量之多，足以看出敦煌民间对这一故事之喜爱。《孔子项托相问书》极力渲染了一七岁儿童项托超人的智慧和才辩。作品写孔子东游至荆山之下，路逢三个小儿，孔子与项托展开一连串辩难问答，孔子先问：“何不戏乎？”又问：“何不避车？”项托从容不迫对答如流。接着孔子又问：“何山无石？何水无鱼？何门无锁？何车无轮？何牛无犊？何马无驹？何刀无环？何火无烟？何雄无雌？何树无枝？何城无宫？何人无字？”项托答道：“土山无石，井水无鱼，空门无锁，辇车无轮，泥牛无犊，木马无驹，斫刀无环，萤火无烟，仙人无妻，玉女无夫，冬日不足，夏日有余，孤雄无雌，枯树无枝，空城无宫，小孩无字。”孔子听了小儿的回答十分佩服。他对小儿说：“吾与汝共游天下，可得已否？”小儿答曰：“吾不游也。吾有严父，当须待之；吾有慈母，当须养之；吾有长兄，当须顺之；吾有小弟，当须教之，所以，不随君去也。”孔子共问项托40余问，涉及天文地理、自然现象、家庭社会、伦理道德、神话传说等，范围十分广泛，项托都流利地做以圆满解答。相反，项托问孔子三个问题：“鹅鸭何以能浮？鸿鹤何以能鸣？松柏何以冬夏常青？”孔子一知半解，项托一一予以驳难。这一故事具有浓郁的民间气息，风趣幽默充满智慧。这一作品表现出劳动群众对智慧的崇尚，对“权威”的蔑视，其中渗透朴素的唯物历史观。除《孔子项托相问书》外还有《晏子赋》等作品也体现了民间对智慧的尊崇。

《韩擒虎话本》（S．2144）成功描绘了一位勇敢机智的英雄形象，这又体现出民间崇尚勇敢的文化心理。这个话本写隋文帝杨坚称帝以后，金陵陈王闻知心生不服，兴兵40万前来讨伐。隋文帝杨坚也得消息，“拜将出师剪戮。”将军贺若弼主动请缨，话音未落，13岁的小将韩擒虎也争着领兵，语出惊人：“蹄觥小水，争知大海沧波，假若蝼蚁成堆，那能与天为患，臣愿请军，克日活擒陈王进上。”这一番豪语壮言，震惊朝野。隋文帝低头一看，不禁大喜，原来说话的人正是名将韩熊之子韩擒虎，现今才13岁，长得十分威猛，如同一只小老虎，文帝遂拜二人为将，由杨素为招讨使领兵30万前往讨敌。他们日夜兼程，赶到郑州境内，此时先锋探马报曰：陈将萧磨呵率20万人马在陈留扎下营寨，杨素乃招贺韩二将商讨退敌之计。小将韩擒虎自告奋勇，要带三万五千人马前去迎敌，杨素应允。小将韩擒虎有勇有谋，先探敌情，妙换旗帜，偷路过江，直抵金陵陈王老巢，巧妙击破敌阵，活捉陈王。韩擒虎班师回朝，被拜为开国公，后有大夏国不服隋朝，韩擒虎以其神勇胆略使之折服。《捉季布传文》又称《大汉三年季布骂阵词文》、《大汉三年楚将季布骂阵汉王羞耻群臣拔马收军词文》，现存有十个抄卷：P．2648、P．2747、P．3197、P．3386、S．1156、S．2056、S．5439、S．5440、S．5441等。这篇词文篇幅宏伟，是唐代民间最长的叙事诗之一。作品写楚汉相争之时，楚将季布数窘汉王，并在阵前当众耻辱汉王，汉王发誓得天下后一定将他碎尸万段。楚灭汉兴后，刘邦颁布榜文，捉拿季布。捉住季布者，赏千金，藏匿季布者，灭三族。季布无奈东躲西藏。看着在劫难逃，但季布依凭他的聪明才智及勇敢，一次次逃脱险境，最后还迫使汉王封他为官。从正统观念来看，季布辱骂汉王是大逆不道，理应谴责，但这篇词文站立于民间立场，却把季布当做英雄来赞颂，这种与正统文化截然不同价值观是民间智勇崇拜文化心理的反映。

二、人生礼仪

人生礼仪也是民俗文化一个组成部分，包括生育、婚嫁、丧葬等礼俗。所有这礼俗中最受重视的莫过于婚嫁之礼。《下女夫词》用古朴、简洁、委婉、活泼和富于民歌情趣的语言，反映了唐五代敦煌民间的婚礼习俗。这些婚姻礼俗，在现代某些地方仍有遗存。《下女夫词》共存13件，各件并不完全相同，它们在歌咏女方家物事的诗歌数量、顺序、标题等方面均有极大差异。但P．3284《通婚书》为我们提供了古代婚礼程序（仪程）的完整资料，以此为参照，我们可以理顺13件不同的《下女夫词》所反映的唐五代敦煌地区民间婚礼仪程。其仪程是：

（1）在成礼夜，男女双方必须各自进行拜别父母的仪式。

（2）男方迎亲队伍骑马、打着灯笼火把来女家大门前，这时女家大门紧闭，男方叩门呼唤：“贼来须打，客来须看；报道姑爷，出来相看。”女方派姑嫂出来应对道：“门门相对，户户相当，通问刺史，是何祗当？”男方答：“心游方外，意逐姮娥；日为西至，更阑至此。人先（困）马乏，暂欲停留，幸愿姑嫂请垂接引。”女又问：“更深月朗，星斗齐明；不审何方贵客，侵夜得至门庭？”男方答：“凤凰故来此，合得百鸟参迎；姑嫂若无疑，火急返身却回。”女问：“本是何方君子，何处英才？精神磊朗，因何到此？”儿答：“本是长安君子，进士出身，选得刺史，故至高门。”女问：“既是高门君子，贵胜英流，不审来意，有何所求？”儿答：“闻君高语，故来相投；窈窕淑女，君子好逑。”女方了解男方的门第、家世、才华等等，男方一一做了解答。这些问答看似刁难对方，实际是借此机会向亲戚介绍男家情况。女方满意后，就请男方来客下马，此时女方要念“请下马诗”。诗曰：“窈窕出兰闺，步步发阳台。刺史千金重，终须下马来。”

（3）新郎至女家来接新娘，如果是夜深，要念“催妆诗”：“远乘妙手作催妆，心中报道实不知。即合刺史自身造，因何得遣宾郎书。”念“催妆诗”意在敦促新娘早早登车起程。

（4）女方请男方下马之后对男方的考验尚未结束，进女家院大门后每过一外，每遇一物均须以诗相咏，依次为：论女家大门词、至中门诗、至堆诗、至堂基诗、逢锁诗、至堂门诗，等等。

（5）女家铺设帐仪，凡成礼帐须在宅上西南角吉地安帐铺设，然后念“撒帐词”。其词祝愿民间成婚男女富贵长寿，有“千秋万岁保守吉昌。五男二女，奴婢成行”。另还要合念“撒帐诗”。其诗曰：“一双青白鸽，绕帐三五匝，为言相郎道：绕帐三巡看！”

（6）撒帐后，有“奠鹰”仪式，即将捕获的苍鹰放生。这一仪式象征人们对幸福自由生活的渴望和追求。

（7）司仪请陪伴新娘的童男童女出房门，并除去座幛，念“去童男童女去行座幛诗”。其诗曰：“夜久更阑月欲斜，绣幛玲珑掩绮罗。为报侍娘浑擎却，从他驸马见青娥。”又曰：“锦幛重重掩，罗衣队队香，为言姑嫂道，去却有何妨！”

（8）将遮挡床帐的扇幅取去，念“去扇诗”：“青春今夜正方新，红叶开时一朵花。分明室树从人看，何劳玉扇更来遮！”

（9）举行“同牢”的仪式，新郎新娘同吃一盘牲牢。

（10）去帽，要念“去帽惑诗”。

（11）除花，要念“去花诗”。

（12）脱衣，要念“脱衣诗”。

（13）夫妻双方还要进行结发仪式，要念“合发诗”。

（14）新郎还要给新娘梳头，要念“梳头诗”。

（15）夫妻还要进行系手指头的仪式，要念“系指头诗”。

（16）夫妻互相宣誓，要念“咏系去离心人去情诗”。

（17）垂帘安寝前，要念“咏下帘诗”。

（18）拜双方父母。

从《下女夫词》看，敦煌地区民间婚礼仪程十分复杂，这充分说明这里人们对结婚仪式的高度重视。^[24]

三、民间文学

民间文学是指在下层民众中广泛流传的文学，主要是口头文学，它包括神话、传说、民间故事、民间歌谣、民间谚语和谜语等。(www.daowen.com)

1．民谚

民间谚语内容十分丰富，它是人民生活的百科全书，是下层民众生产知识和生活经验的总结。敦煌讲唱文学中就有大量的民间谚语。如《王昭君变文》（P．2553）有：“妾闻：居塞北者，不知江海有万斛之船；居江南之人，不知塞北有千日之雪。”《捉季布传文一卷》（P．3697）中写季布避难旧友家中，汉王派天使四处悬赏捉拿季布，同时，诏告天下，如有窝藏季布者，灭三族。故人周氏看了布告十分恐惧，回家后对着季布唉声叹气。季布不知专使已到生气地说：“仆且常闻谚云：古来久住令人贱。”《伍子胥变文》（P．3213）写伍奢听说楚平王抢取太子的妻子纳为自己的妃子时十分气愤，他上殿斥责楚平王，平王羞惭难当，但嘴上却强辩说：“国相何不闻道，‘成谋不说，覆水难收’，事已如斯，勿复重谏。”《伍子胥变文》（乙）（S．328）有渔人见伍子胥独身一人，在江边徘徊就请他说出心事，伍子胥对渔人说：“吾闻人相知于道术，鱼相望于江湖。”渔人劝伍子胥用餐时说：“吾闻：麒麟得食，日行千里；凤凰得食，飞腾四海。”伍子胥帮助吴王治理好吴国之后，有替父报仇的愿望，吴王得知，十分理解，他说：“朕闻养子备老。”《秋胡变文》（S．133）中，秋胡在戏妻时说：“娘子，不闻道，采桑不如见少年，力田不如丰年！”还有：“学如牛毛，成如麟角”，“慈鸟有返哺之报恩，羊羔有跪母之酬谢，牛怀舔犊之”，“一马不被两鞍，单牛岂有双车并驾。”《燕子赋》有俗谚：“耕田人打兔，蹠履人吃臛”，“卒客无卒主人”，“人急烧香，狗急蓦墙”，“宁值十狼九虎，莫逢痴儿一怒”，“官不容针，私可容车。”《庐山远公话》：“人发善愿，天必从之；人发恶愿，天必除之。”《韩擒虎话本》（S．2144）：“败军之将，腰领难存；亡国大夫，罪当难赦。”

2．民间谜语

敦煌地区民间谜语十分丰富，“概括来说，敦煌民间谜语共分四类：一类是物谜，二类是药名谜，三类是设物谜，四类是问答谜。故它们是呈系统状态存在于敦煌俗文化学之中。”^[25]敦煌讲唱文学中也有一些民间谜语。《伍子胥变文》中有两处十分典型。一处是当伍子胥逃亡在外，与其姐在危难之中相见，但又不能相认，只好设物谜，曲折传达心意。变文写道：（子胥）川中忽遇一家，遂即叩门乞食。有一妇人出应，远荫弟声，遥知是弟子胥。切语思相慰问，子胥缄口不言。知弟渴乏多时，遂取葫芦盛饭，并将苦苣为齑，与弟食之，心由速去。子胥贤士，逆知阿姊之情，审细思量，便即解而言曰：“葫芦盛饭者，内苦外甘也。苦苣为齑者，以苦和苦也。义合遣我，速去速去，不可久停。”第二处为，伍子胥与妻子相见也不能相认，只能用隐语、谜语相问答。这里用的是药名谜，作者能将大量药材名妙巧镶嵌于情节叙述中，显示了丰富的中医知识和高度驾驭语言的才能，从中我们也可以看到在劳动群众身上潜藏着的巨大的艺术创造力。这段药名谜是十分新颖精彩的。变文写道：伍子胥摆脱两外甥的追赶，又遭遇一处大家，四顾无人，前去叩门乞食，其妻敛容而出应，知是自家夫君又不敢相识，夫妻设药名谜相通名姓：其妻作药名谜曰：“妾是仵茄（伍家）之妇细辛（细君：妻名），早仕于梁，就礼末及当归（未归），使妾闲居独活（独居）。蒿莨（膏粱子弟）姜芥（困窘），泽写无怜，仰叹槟榔（宾郎：丈夫），何时远志（远至：回家）！近闻楚王无道，遂发柴胡（豺狐）之心，诛亲家破芒硝（家破人亡）。屈身苜蓿。葳蕤怯弱，石胆（失胆）难当，夫怕桃仁人（逃人），茱萸（诛杀）得脱。潜形菌草，匿影藜芦（草野）：状似被趁野干（野兽），遂使狂夫莨蓉（浪荡）。妾忆泪沾赤石（染红石头），结恨青箱（青霜），夜寝难可决明（睡到天明）。日念舌干卷柏（唇干舌燥）。闻君乞声厚朴（敦厚朴实），不觉踯躅君前（君迁子），谓言夫婿麦门（敲门），遂使苁蓉（从蓉）缓步。看君龙齿，似妾狼牙，桔梗（积郁梗塞）若为，愿陈枳壳（尽情倾诉）。伍子胥以药名作答：余亦不是仵茄（伍家）之子，亦不是避难桃仁（逃人），听说途之行李，余乃生于巴蜀（巴菽），长在藿乡（藿香），父是蜈蚣（吴公），生居贝母，遂使金牙（金牙石）采宝，支子远行，刘寄奴是余贱朋，徐长卿为之贵友，共渡襄河（襄荷），被寒水伤身，二伴芒硝（身亡），唯余独活（独活）。每日悬肠断续（断肠），情思飘摇（漂摇草），独步恒山（恒山草），石膏（山石高峻）难度，披岩巴戟（荆棘），数值柴胡（豺狐），乃意款冬（终止），忽逢钟乳（钟乳石），留心半夏（半个夏天），不见郁金（金子）；余乃返步当归（返回），芎蓉（困窘）至此。我之羊齿（羊齿草），非是狼牙。桔梗（积郁梗塞）之情，愿知其意。”伍子胥虽被妻子认出，但他不愿承认。妻子料知他另有隐情，不敢惊动，让他吃了饭送他上路。

敦煌讲唱文学中大量存在着的民俗文化，具有很高的民俗学价值，它为我们了解唐五代敦煌地区的风土民情、社会状况、民间文化颇有意义。

唐以前通俗叙事文学的叙事内容主要以表现鬼神怪异之事、叙述世俗生活故事、反映人物品藻为主，文化内涵较为简单、浅显。而唐以后则大为改观，唐五代兴起的敦煌讲唱文学在文化内涵的深刻性、丰富性上大大超越了前代。

【注释】

[1]以上主要参考弘学：《中国汉语系佛教文学》（第二章），巴蜀书社，2006年。

[2]以上主要参考杜泽逊：《文献学概要》（第三章），中华书局，2002年。

[3]转引自张锡厚：《敦煌文学源流》，作家出版社，2001年，第421页。

[4]转引项楚：《敦煌变文选注》，中华书局，2006年，第1048页，注①。

[5]顾颉刚：《孟姜女故事研究》，《孟姜女故事研究集》（第一册），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4年，第28页。

[6]黄瑞旗：《孟姜女故事研究》，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3年，第85页。

[7]转引自张鸿勋：《敦煌俗文学研究》，甘肃教育出版社，2002年，第141页。

[8]孙昌武：《道教与唐代文学》，人民文学出版社，2001年，第5页。

[9]［宋］朱熹：《四书集注·论语》，海南出版社，1992年，第124页。

[10]［宋］朱熹：《四书集注·论语》，海南出版社，1992年，第221页。

[11]郭绍虞主编：《中国古代文论选》（第一册），上海古籍出版社，2000年，第63页。

[12]方立天：《佛教哲学》，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91年，第73页。

[13]〔英〕亚当斯·贝克夫人：《释迦牟尼的故事》，陕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2年，第66—68页。

[14]〔英〕亚当斯·贝克夫人：《释迦牟尼的故事》，陕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2年，第76页。

[15]陈进波，惠尚学主编：《文艺心理学通论》，兰州大学出版社，1999年，第83页。

[16]方立天：《佛教哲学》，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91年，第89页。

[17]郑振铎：《中国文学史（插图）》（中卷），上海商务印书馆，1999年，第445页。

[18]〔日〕洼德忠：《道教史》，上海译文出版社，1987年，第13页。

[19]阎国权：《敦煌二千一百年》，新华出版社，2002年，第198页。

[20]高国藩：《中国巫术史》，上海三联书店，1999年，第57页。

[21]葛兆光：《道教与中国文化》，上海人民出版社，1987年，第95页。

[22]王平：《中国古代小说文化研究》，山东教育出版社，1998年，第155页。

[23]〔德〕恩格斯：《路德·维希·费尔巴哈和德国古典哲学的终结》，《马克思恩格斯选集》，人民出版社，1972年。

[24]高国藩：《敦煌俗文化学》，上海三联书店，1999年，第172—175页。

[25]高国藩：《敦煌俗文化学》，上海三联书店，1999年，第656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