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敦煌地区积淀深厚的儒学

敦煌经济繁荣，地形优越，加之中原历代统治者十分重视发展文教事业，使得这里以儒家文化为核心的中原传统文化十分发达。汉代许多学者会集于此聚徒讲学、传授知识，这里的学术气氛十分浓厚。敦煌地区东汉末时出了张芝、西晋时出了索靖这样全国一流的书法家和学者。五凉时期，这里的统治者尤其是创业的君主，不论是汉族还是少数民族，大都能够尊重人才，重视教育，兴办学校，支持私人讲学，使其文化教育得到更进一步的发展。前凉时，统治者是出身儒学世家的张氏家族。他们重视文教，注意延揽人才，奖励办学。前凉末主张天锡还以文人自居，下属官吏争相仿效，一时拜师求学蔚然成风。儒学在河西敦煌的地位更加巩固。西凉统治者李暠文化素养很高，他积极创办官学，尊重儒士，培养造就了许多著名学者，而五凉时期的河西学者中敦煌学者不仅数多，而且学术成就也最大。《晋书·隐逸传》：宋纤，字令艾，敦煌人，隐居酒泉南山，“明究经纬，注《论语》，并作《诗颂》数万言，弟子受业三千人。”《魏书·宋繇传》：宋繇，敦煌人，少有志尚，随妹夫张彦至酒泉，追师求学，闭室读书，昼夜不倦，博通经史。历位显通，雅好儒学，虽在兵难之间，诵读不废。敦煌学者为保存汉晋学术，发展以敦煌为中心的五凉文化作出了巨大贡献。至唐代，敦煌成为“丝绸之路”上最著名的文化都会，这里汇聚了东西方不同体系的文化，各种思想学说在此并存共生，竞相发展，呈现出绚烂多姿的文化景观。在各种文化中，中原传统文化仍居主导地位。官府规定各类学校必须把儒家经典作为学生必读的教材。敦煌藏经洞中保存的大量唐代抄写的儒学经籍和启蒙读物都证实了孔孟儒学在当时敦煌思想文化中占有正统地位。

二、儒家文化在敦煌讲唱文学中的表现

1．关注现世生活的人生态度

“中国人的传统精神在本质上是关注现世、关注人生的，而不欣赏和追求超越、玄虚的境界。儒家的修、齐、治、平的理想，正心、诚意的修养方式，正集中体现了这种精神。”^[8]佛教修行目的在于成佛，道教修炼目的在于成仙，但儒家不谈“怪、力、乱、神”。儒家学派的创始人孔子对鬼神持“敬而远之”的态度。当学生向他请教鬼神之事时，他回答道：“未能事人，焉能事鬼？”“未知生，焉知死？”^[9]孔子这种不语“怪、力、乱、神”的态度体现出儒家关心现实人生，重视人的价值的文化价值观。孔子的价值观被后来儒家学者广泛继承并发扬光大。荀子认为人可以“参与天地”，董仲舒认为“天地之精，所以生物者，莫贵于人”。儒家从族类角度比较人与动物的区别，告示人的无比优越性，由此产生出重人事、乐进取、摒虚无的人生观、价值观，从而形成儒家重视此岸世界的现实主义文化，这与佛家重视彼岸世界的虚无主义文化有显著区别。

敦煌讲唱文学中描写世俗生活的作品占有相当比例。这些作品有的描写家庭矛盾，有的描写国家大事，有的描写男女爱情，当然有的描写历史故事。P．2721《舜子至孝变文》描写传说中历史人物舜行孝的感人故事，尽管后母百般陷害舜子，但他总能绝处逢生。作品曲折生动地为儒家所称颂的理想帝王蒙上一层传奇色彩。S．133《秋胡变文》描写读书人秋胡考取功名，衣锦还乡。在回家路途中遇见一十分美貌的采桑女子，秋胡便轻浮地吟诗表白爱心，遭到女子严厉斥责，秋胡十分惭愧。回至家中，方知采桑女子原是自己的妻子。采桑女也认出那轻浮官人是自己丈夫后泪流满面，结气不语。她在堂中苦等九年，未料想丈夫得了功名，变了品行。这一作品鞭笞了秋胡的无耻行径，呼唤儒家倡导的“富贵不能淫，贫贱不能移，威武不能屈”理想人格。《伍子胥变文》（P．3213）《伍子胥变文（2）》（S．328）描写了春秋战国时楚人伍子胥为复父兄之仇，顽强不屈，不避险阻，逃入吴国，苦心沥胆，最终实现心愿的历史故事。《王昭君变文》（P．255）描写的是历史上有名的昭君出塞的故事。《汉将王陵变》描写王陵之母不为强权所屈的高尚节操。《季布骂阵词文》（P．3697）描写历史人物季布机智过人的故事。以上是历史题材作品。还有一些反映了现实生活，属于“时文”。如：《张议潮变文》（P．2962）《张淮深变文》（P．3451）歌颂现实生活中的英雄人物，直接为社会斗争服务。这两篇变文描述晚唐时事，赞颂收复瓜沙失地，维护祖国统一的民族英雄张议潮、张淮深的光辉业绩。还有一些讲唱文学作品虽非现实生活题材，但其内容折射出现实生活的影子。如《唐太宗入冥记》通过艺术想象反映唐代司法的黑暗与吏治的腐败。《燕子赋》是一篇寓言故事。作品借助想象和虚构，以拟人手法，联系禽鸟本身的一些生理或生活习性，赋予它们某些人类才具有的社会意识、思想感情，语言行为等。文中鸟与鸟的关系实际上曲折地反映出现实生活中人与人的复杂社会关系。《燕子赋》中雀儿恃强霸占燕巢，雀儿上下行贿钻营，鸟王凤凰枉法宽纵雀儿等等，无不是唐代社会现实的投影。故事发生的时代背景是唐玄宗执政的时代，这一时代虽是史家赞美的“开元盛世”，但在表面的繁荣之下，各种社会矛盾日益激化。官僚、贵族、地主、豪绅等有权势者，依仗特殊的政治和经济特权，巧取豪夺，大肆兼并农民土地。这样造成大批农民逃亡求生，可是不法官吏，又借机大肆勒索。平民百姓，深受其害。这一作品用拟人化手法，深刻揭露唐代存在的严重土地兼并和司法腐败等问题，为被欺凌被压迫的平民发出愤怒的抗议呼声，作品具有鲜明的现实性和战斗性。

2．重伦理道德的文化价值观

儒家文化是道德本位文化，其价值观以伦理道德为标准，贤能有德者誉之为“君子”，反之为“小人”。儒家最高道德标准是“仁”。关于“仁”有多种解释：“仁者，爱人”；“克己复礼为仁”等。而“爱人”是最原始、最本质的含义，它体现着原始人道主义精神。“仁”是君子立身处世的最高境界，具体在道德行为表现为：首先能做到忠、孝、节、义，再进一步就是恭、宽、信、敏、惠等。而所有这些中孔子又特别强调孝悌，他说“孝悌者也，其为仁之本与”，“弟子入则孝，出则弟。”（《论语·学而》）次于孝悌的品德是“忠”、“信”，孔子认为人要现实自身的价值就要努力培养这些美德。

敦煌文学中有许多作品宣扬孝悌观念，如敦煌本《搜神记》中有许多故事内容就是这样的。《焦华得瓜救父》：焦华在父亲病重期间，衣冠不解地服侍老父。一天，父亲告诉他，自己做了一个梦，梦见神人说，“你只要能吃上香瓜，就会好起来。”可是，那时正值严冬季节，哪来香瓜呢？焦华因为得不到香瓜，不能为父亲治病，悲痛异常，寝食难安，日夜哭泣。他的孝行，感动了上天，天帝派神人送来两个香瓜，医好了父亲的病。《郭巨》叙述孝子郭巨的故事。郭巨是河内人。兄弟三人，父亲亡故埋葬后，二弟求分家财，家中有二千万，二弟各取一千万。郭巨没有分取家产，他独自孝养老母，生活越来越贫穷。郭巨有一个儿子，年方两岁，郭巨跟妻子商量：孩子可以再生，母亲不能再有，现在，食物不够，不如埋了孩子以保全母亲。妻子不敢违拗，听从了他。但当郭巨拿着铁锹，挖开土坑时却看见一只釜，里面盛满黄金。釜上有铭，写着：“天帝赐给孝子的黄金。郭巨杀子以保全母命，孝行感人，特赐黄金一釜。官府不得抢夺，别人不得侵占。”这则故事是儒、佛、道三教文化融合的产物。倡导孝行是儒家文化的突出特征，因果报应观念又是佛教文化的核心内容，天帝、神仙则又是属道教文化。这一则故事中儒、释、道三家文化一应俱全，各有体现，而且这三种文化融合得十分自然和谐。但是，应该看到这则故事中这三种文化，儒家文化占有主导地位。《樊寮卧冰》也是敦煌《搜神记》宣扬孝道文化的作品。这一作品讲述古代有一个叫樊寮的人行孝的故事。内容是樊寮母亲去世，父亲续了弦，樊寮对后母亦如亲生母亲。后母长了个毒疮，疼痛难忍，整夜整夜睡不着觉。樊寮为此愁肠百结，心乱如麻。他衣冠不解地日日夜夜守候在母亲身边照料她。后来，他梦见一鬼说，他后母吃了鲤鱼就可以痊愈，他便在天寒地冻的季节去湖上找鲤鱼。湖面上结着厚厚的冰，他把外衣脱掉趴在冰上，想用身体融化冰层，从而捕捉到鲤鱼。他的孝行，感召了两条鲤鱼。樊寮将两条冲破冰层跳出湖面的鲤鱼带回家给母亲吃了，母亲的病遂好了。类似的作品还有《张嵩》、《丁兰》、《孙元觉》、《蔡顺》等。(www.daowen.com)

敦煌讲唱文学也渗透着“居家尽孝，为国尽忠”等儒家伦理道德观念。《舜子至孝变文》用夸张笔法描述舜子行孝的故事，赞美舜子所具有的孝道美德。作品写舜子的后母挑唆其父瞽叟毒打舜子，“鲜血遍流洒地”，幸有帝释相护，“犹如不打相似”，后母又设下修仓放火的毒计，舜子由仓往下跳时，“感得地神拥起”，“毫毛不损”。后母再设淘井下石的恶谋，意欲置舜于死地，“帝释变作一黄龙，引舜通穴往东家井出”，最后舜子躬耕历山，“自有群猪以嘴耕地开垄，百鸟衔子抛田，天雨浇溉”，得谷百石，舜子思念家乡，想要报答父母之恩，于是，返回故乡，与父母相认，一家和好，孝名传扬天下。《董永变文》描写董永孝顺父母感动天仙的故事。董永15岁时父母双亡。由于没有兄弟姐妹，没有朋友、亲戚帮忙，无钱安葬父母，董永将自己卖为奴隶，拣择一个黄道吉日埋葬了父母。董永的孝义感动了天界神仙。帝释在天宫中派一仙女下凡与董永结婚，替他偿还债务。这一则故事结合了某些道教思想的因素而主要成分则是儒家的。敦煌讲唱文学表现儒家孝道文化的作品有精华也有糟粕。有的作品表现子女孝养父母，他们不仅在经济上赡养父母，使他们老有所终，而且在精神上尊敬他们使他们心情愉快，这是儒家文化值得珍视和继承发扬的部分，它也是中华民族精神文明的重要组成部分。但有的作品如《郭巨》、《樊寮》等宣扬的所谓的“孝道”是违反人情人性的“愚孝”，应当抛弃。

宣扬忠君爱国思想的作品在敦煌讲唱文学中也占有重要地位。《王昭君变文》、《张议潮变文》、《张淮深变文》、《汉将王陵变》，均表现了这一主题。《王昭君变文》演绎“昭君出塞”这一古老传说，作品中的王昭君因受奸人毛延寿陷害，被迫无奈远嫁匈奴，嫁至匈奴后，王昭君十分思念故国家乡，郁郁寡欢。匈奴单于见王昭君不开心，违反季节限制诏令千军万马出猎，那无数的军队将王昭君团团保卫在中央，然而，昭君登上高岭，越加引发她的愁思，她更加思念父母、思念君王。变文写道：“昭君一度登千山，千回下泪！慈母只今何在，君王不见追来。”昭君后来积郁成疾，卧床不起，她留下遗言：死后请报汉王知。《张议潮变文》描写了民族英雄张议潮英勇杀敌，守卫国土的故事，赞颂了他崇高的爱国精神。作品所叙述的故事发生在唐代大中十年。当时，张议潮驻守西部边城沙州。一天，吐谷浑国王召集各路吐蕃兵马，侵略沙州，张议潮率领部队前去迎敌，汉军行至西桐附近，与敌军相遇，敌众不敢抵抗，一时落荒而逃，张议潮号令三军乘势追击，追赶1000里左右，赶上敌军，汉军分兵两路，将敌军四面包围。汉军气势勇猛，锐不可当。吐蕃部队心惊胆战，四下逃窜，大中十年六月六日，张议潮再次率领兵马，讨伐异族侵略者。汉军摆开乌云阵，从四面向敌人展开围攻。吐蕃兵顿时溃不成军。这次战斗，汉军又获大胜。《张淮深变文》表现出的忠君爱国思想更为突出、感人。这篇变文描写张议潮的侄子张淮深的故事。张淮深神机妙算，运兵如神，一次战斗中，张淮深攻破了吐蕃，收复了被吐蕃占领了的失地，部队回师敦煌后，收押了俘虏。张淮深请幕府修书一封将此事禀告皇上。使者到了京城，皇上看了书信后，一面下诏释放了匈奴俘虏，一面又派几位大臣去西部边关慰问将士。皇上在诏书中高度赞扬了张淮深的功绩，诏令说：“你坐镇龙沙，威严地面对戎狄，横戈大漠，扫荡匈奴，生擒匪首，又能对战俘加以宽待，朕很赞赏，希望继续努力。”张淮深手捧诏书，东向帝王，不觉流涕。接受诏赐之后，张淮深立即引领天朝使者，入敦煌开元寺，一起参拜玄宗圣容。使节看到往年的御座，还像玄宗生前一般，不由得感叹道：敦煌虽然百年来与朝廷阻隔，没落在西戎，尚能敬爱本朝，留存先帝遗像。使节们有感于此，不禁潸然泪下。出于对唐王朝的尊敬也出于对皇上忠诚，张淮深又天天摆开歌舞宴会盛情款待使者。使者们住了一段时间要动身回京，张淮深修表感谢皇恩，并远送使者至郊外，饯行之后，才依依不舍地分手。使节走后，回鹘再次侵略唐朝领土。张淮深率兵出击，大获全胜，显示了军威、国威。

表彰节义也是儒家文化的重要内容。这在《韩朋赋》、《秋胡变文》、《汉将王陵变》中有所表现。《韩朋赋》塑造一位不慕荣华，节操冰雪的女性形象。韩朋妻贞夫是一位“明律经书”的淑女，婚后便立下了“不再改嫁，死事一夫”的誓言。当韩朋出游，六秋不归，贞夫思念至极之时，她遂写下家书盼其归来。韩朋读到家书，意感心悲。然而，不幸的是韩朋不慎将家书丢失在宋王殿前，宋王读了贞夫所写家书，为她的才情所动，产生了占有贞夫的恶念。于是，他设下毒计骗来贞夫，逼其与他成婚。贞夫十分蔑视成为“王后”以后的荣华富贵。她说：“芦苇有地，荆棘有丛。豺狼有伴，雉兔有双。鱼鳖有水，不乐高堂。燕雀群飞，不乐凤凰。妾是庶人之妻，不乐宋王之妇。”当身陷囹圄的韩朋怀疑她的品行节操时，贞夫为表自己的清白坠下高楼。贞夫用生命捍卫了自己的尊严，保全了自己的节操。《秋胡变文》中描写了一位勤劳善良，贞洁贤顺十分符合儒家道德规范的妇女——秋胡妻。当丈夫远游求学长期在外时，她“出亦当奴，入亦学婢，冬中忍寒，夏中忍热，蚕桑织络，以事阿婆，昼夜勤心，无时暂舍”。她辛勤劳动，敬养婆母，对丈夫怀有坚贞不渝的爱情，纵然积金半天，垛彩如山，丝毫动摇不了“守贫取死”的决心。面对甜言蜜语的引诱，她冷若冰霜，严词驳斥，谨持操守。《汉将王陵变》也描写一位识大体，明大义的贤德女性，即：王陵之母。她认识到霸王残暴无道，汉王仁义英明，故而支持儿子扶助汉王的正义事业。王陵偷袭楚营大获成功，触怒霸王，他派人抓来陵母以此来要挟王陵。陵母不畏强暴，果敢机智，她从霸王手中骗来宝剑，自刎身亡。在生与义事业的选择中她选了义。作品极力赞扬了她的高风亮节。

3．重视文学的教化功能

儒家关注现实人生，关注政治，把文学当做教化民众的手段。孔子在评《诗》时说：“小子何莫学夫诗？诗可以兴，可以观，可以群，可以怨。迩之事父，远之事君，多识于鸟兽草木之名。”^[10]《毛诗序》：“故正得失，动天地，感鬼神，莫近于诗。先王以是经夫妇，成孝敬，厚人伦，美教化，移风俗。”^[11]后代儒者更直接地提出“文以载道”这一观点。总之，培养具有忠孝节义德道人格、传播思想文化以及生活知识是儒家对文学的要求。敦煌讲唱文学中许多作品正体现了这种要求。从上文的分析，我们已经看到敦煌讲唱文学中许多作品宣扬儒家的忠孝节义思想，明显地在为现实服务。这些作品的创作意图很明确，即引导人们成为温柔敦厚，符合儒家道德规范的人。这类作品有一个突出特点是倾向性十分明显，对那些符合儒家道德标准的人物，作品充满溢美之词，而对那些背离儒家道德标准的人物，作品极力贬斥。如《舜子变文》赞颂舜帝至孝美德；《董永词文》赞扬董永行孝的美德，张议潮、张淮深故事则赞扬他的忠君报国行为。那些缺乏道德或道德方面有缺陷的人物则在作品中受到无情贬低，谴责。《秋胡变文》塑造了两个截然相反的人物形象，这两个人物一个美好一个丑恶。秋胡妻是符合传统道德、光彩照人的女性，而秋胡则是一个品德卑下灵魂丑陋的人物。作品在极力赞美秋胡妻贞节贤德的同时，对秋胡极尽讽刺贬低之能事。他出身贫寒，家有老母新妇，然而他鄙视劳动，苦心钻研，一心求官。官居显位之后，得意忘形，恬不知耻地调戏采桑女。作品借他妻子之口斥责他：“于家不孝，于国不忠”，“若于家慈孝，天恩赐金，教将归金，报娘乳哺之恩。今即未及见母，桑间已赠与人，所以于国不忠，于家不孝。”《苏武李陵执别词》将历史上两个截然相向的人物纳于同一作品，两种人格对照十分鲜明。面对强大的匈奴，苏武坚贞不屈，忠于故国；李陵屈膝投降，苟且偷生，作品褒贬十分鲜明。此外，王陵母大义凛然，高风亮节的形象，张议潮叔侄忠义卫国的形象，都能给人深刻教育。这些倾向性十分鲜明作品，在文化价值观上对民众确实有重要的引导作用，它使人们懂得什么是美，什么是丑，什么是高尚，什么是卑鄙，什么是光荣，什么是耻辱。

敦煌讲唱文学通过文学形式传播文化。《百鸟名（君臣仪仗）》（S．3835、S．5752）意在教人“多识于鸟兽草木之名”。这是一篇寓言性质的作品。作品借这个寓言故事，影射现实社会的君臣秩序。同时又简单地介绍了40余种鸟儿的习性、毛色、命名及与之有关的传说故事。作品一开始描写了群鸟生活的自然环境：“二月向尽，才始三春，百鸟林中而弄翼，鱼玩水而跃鳞，花照妁，色辉辉”，展示人们眼前的是一派明媚秀丽，生机勃勃的阳春景象。此时，群鸟纷纷出巢，熙熙攘攘，朝见鸟王凤凰。鸟王凤凰的到来，威严无比，“排备仪式，一仿人君。”“白鹤身为宰相”，“翠碧鸟为纠弹待御”，“鹞子为游奕将军”，“苍鹰作六军神策”，“孔雀专知禁门”……这是一支等级森严，秩序井然的君臣队伍。除了百官外，还有平民百姓：薰胡鸟、鹄鹄师、鸿娘子，包鹩儿、赤嘴鸦、碧玉鸡、淘河鸟、野鸭、角鸱，他们“闻道凤凰林里现”“将男挟女悉来臻”。这一作品为自然界鸟类世界涂上一层社会学色彩。此外，作品描写各种鸟禽特性十分准确、鲜明：淘河鸟，脚趔趄，寻常傍水觅鱼吃，野鸦遥见角鸱来，刾头水底觅不得。白鹦鹉，赤鸡赤，身上毛衣有五色，两两三三傍水波，向日遥观珍锦翼。尤其是“巧女子”：巧女子，可怜喜，树梢头，养男女，衔茅花，拾柳絮，窠里金针谁解取？作品写它辛劳筑巢，抚养儿女，惹人怜爱，具有浓厚的人情味与幽默感。这真可谓一篇生动有趣的文艺性科普作品。

为了强化宣传效果，使儒家道德观深入人心，敦煌讲唱文学的创作改编者吸收佛家的因果报应观念，所以作品往往采用因果有报的深层结构模式，这一点在儒家孝道文学中表现得尤为突出。《舜子至孝变文》结局是舜子至孝行为感动天地感动人，尧帝把两个女儿嫁给舜，并把帝位禅让与他，这是行孝得到善报。《董永词文》结局是董永行孝感得天女下凡与其成婚，生下一个聪明伶俐的儿子。郭巨为孝养母亲，准备埋儿却得到一釜黄金。

总的来讲，在敦煌由于其独特地理位置，容纳着丰富多彩的文化，其中儒家文化积淀十分深厚。敦煌讲唱文学中所蕴涵的文化以儒家文化为最，正反映了这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