敦煌讲唱文学在敦煌文学中占有极为重要地位。研究敦煌讲唱文学，首要任务是要弄清其文学性质。本节主要解决这一问题。

考察敦煌讲唱文学，我们可以清楚地认识到它有三个方面的特征具体论述如下。

一、地域性

因敦煌讲唱文学是敦煌文学中一个组成部分，所以对它的考察研究，不能孤立，还须从整体出发，这样有助于我们更好认识这类文学的性质。颜廷亮在《敦煌文学》中讲道：“敦煌文学中有不少是出自中原而传入敦煌地区，并只是在敦煌藏经洞中保存下来的。这些作品中，有的是雅文学作品，如前述韦庄的《秦妇吟》；有的是俗文学作品，如王梵志的大量诗作。”“然而，也有一些是出自甘肃甚至敦煌本土的。这些乡土文学作品在整个敦煌文学中具有重要地位。有的研究者指出：敦煌遗书中甘肃文学作品的存在是确凿无疑的，大凡敦煌文学的主要类别中都有甘肃作品，有一些类别中甘肃作品还占了大多数；从质量上讲，敦煌遗书中的甘肃作品，也是同整个敦煌遗书中的文学之作相当的，其中不少还是敦煌遗书中文学之作的精品。”^[16]确实，在敦煌遗书中保存着为数不少中原传入的文学作品，但就整体而言，中原文学所占比例很小，而敦煌本土文学占有数量上的绝对优势。敦煌文学从大类上讲可分为：讲唱类、曲词类、诗歌类、应用文类四类，前三类属纯文学。我们不妨将这三类文学逐一分析。

在敦煌文学中诗歌类达2000多首，其中有许多是中原传入作品，有韦庄的《秦妇吟》、高适的边塞词，还有《王梵志诗集》、《李山乔杂咏注》、《白香山诗集》以及一些“唐人选唐诗本”。但，更多的诗可以明显地判为敦煌本土诗人文士所作。（1）有一些描写和颂赞敦煌地区名胜古迹的诗作。目前从敦煌遗书发现的名篇《敦煌二十咏》，有7种写本，即S．6167、P．2690、P．2748、P．2983、P．3870、P．3929、P．3691。该诗原序云：“仆到三危，向逾二纪。略观图录，粗览山川，古迹灵奇，莫可详究。聊申短咏，以讽美名云尔矣。”由序言中“仆到三危，向逾二纪”，可知诗作者是久居敦煌的本地人，非常熟悉敦煌地区的山川风物。（2）另有一些敦煌僧人诗作。这些诗歌作品大多数佚去作者姓名，从为数不多留有诗人姓名的诗作可知，其作者是本土诗僧。如S．930悟真诗残卷所载《诗序》云：“河西都僧统赐紫沙门悟真，年逾七十，风疾相兼，动静往来，半身不遂。恩（思）忆一生，所作所为实事，难竟寸阴，无为理中，功行阙少。犹被习气，系在轮回，自责身心，裁诗十首。虽非佳妙，狂简斐然，散虑摅怀，暂时解闷。鉴识君子，矜勿诮焉。”悟真的十首诗，回忆往事，总结人生经验，语言通俗，颇具哲理。S．5558龙兴寺香岩和尚的《嗟世三伤吟》以“鸟”喻化，描写“鵽刀鸟”和“燕子”，辛勤劳碌，筑巢育雏，但雏鸟长大各奔东西，孤老无依的老鸟悲苦不堪。此外，还有当地僧人洞山和尚的《神剑歌》和丹遐和尚的《玩珠吟》（P．3591），融禅师《定后吟》（S．2944），青挫和尚《诫后学铭》（P．3591），佚名和尚《绝学箴》（S．2165）等。（3）有些诗虽然佚去姓名，但从内容可以推知诗人系敦煌本地人。如P．2555《唐人诗人选集》残卷所存59首诗，诗作者已佚，但我们可推知，作者是一位敦煌籍汉人。少年时剃度出家，曾潜心钻研佛典儒学，在西域颇有声望。后出使戎地，身遭缧绁，陷入无法摆脱的困境。诗人以切身的经历，抒写出使途中的见闻，陷蕃后的凄苦悲愁的心境，以及对罪恶战争的厌恶。其中之一：西行过马圈，北望近阳关。回首见城郭，暗然抹树间。野烟暝村墅，初日惨寒山。步步缄（针）愁色，迢迢惟梦还。（《冬出敦煌郡入退浑国朝发马圈之作》）另一诗作：朝行傍海涯，暮宿幕为家。千山空皓雪，万里尽黄沙。戎俗途将近，知音道已赊。回瞻云岭外，挥涕独咨嗟。（《至墨离海奉怀敦煌知己》）此外还有，P．2555卷载有首篇署“马云奇”诗作13首，其写作年代与上述落蕃人诗大体相同，诗中也不乏因落殊俗、随蕃军而产生的感慨之情。P．3620《无名歌》题记为“未年三月廿五日学生张议潮写”，该诗描写吐蕃占领沙州后，广大穷苦百姓遭受的苦难，诗中充满不平之气。唐宣宗大中年间（849—859），民族英雄张议潮率领民众赶走吐蕃和回鹘守将，先后收复瓜、沙、伊、肃等广大地区，派人奉十一州图籍归唐，后受封为归义军节度使，故《无名歌》应是这位英雄所写。（4）敦煌诗歌还包括流行于敦煌民间的通俗诗歌。这些作品大都是敦煌本地士人所作。如P．3500所抄歌颂张淮深平定甘州回鹘而唱的童谣。据邓文宽考定该童谣系敦煌士人“有感于张淮深平甘州回鹘受封而作”，“成于中和四年（884）二月”^[17]总之，在敦煌诗歌中由中原传入的作品所占比重有四分之一左右，占绝对数量优势的还是本土文人学士的作品。

敦煌词是指敦煌遗书中所保存的唐五代燕乐曲词。现存敦煌词1300余首。因未题创作时间作者姓名，难以确知是何人所作。但从内容分析，可知这些曲词几乎都是当地民众的创作。其作品题材十分广泛，如描写卫国英雄，边地豪士，戍卒游客，闺中华人，伎女乐工，佛子道士，船工渔人，士子莲娃，医药名胜等等。P．3128《菩萨蛮·神将》写道：敦煌古往出神将，感得诸蕃遥钦仰。效节望龙庭，麟台早有名。只恨隔蕃部，情恳难申吐。早晚灭狼蕃，一齐拜圣颜。这首词表达敦煌人民在吐蕃奴隶主统治下心向大唐的爱国之心，是敦煌曲子词中表现爱国主义思想感情的名篇。据《元和志》卷四十沙州条载：“建中二年陷于吐蕃。”建中二年即781年，S．0788《沙州地志》记寿昌县云：“建中初陷吐蕃。”晋天神十年（945）敦煌写本《寿昌县地境》亦云：“建中初陷吐蕃。”由此可推断，该曲子词写于781年后吐蕃陷沙时期。《望江南·曹公德》（P．3128、S．5556）：“曹公德，为国托西关。六戎尽来作百姓，压坛河陇定羌浑。雄名远近闻。尽忠孝，向主立殊勋。靖难论兵扶社稷，恒将筹略定妖氛。愿万载作人君。”这首词显然是敦煌人民歌颂民族英雄曹议金的作品。曹议金是五代时期敦煌归义军首领，据姜亮夫考证：曹议金于后梁贞明五年（919）取代自立金山国的张承奉，使祖国版图重归一统。《望江南·敦煌县》：“敦煌县，四面六蕃围。生灵苦屈青天见。数年路隔失朝仪。目断望龙墀。新恩降，草木总光辉。若不远仗天威力，河湟必恐陷戎夷。早晚圣人知。”这首词表现了敦煌人民在吐蕃统治下的痛苦和敦煌光复后的喜悦，全词洋溢着饱满的爱国热情。五首《献忠心》是生活在边地的汉族百姓与边疆少数民族向唐朝觐献忠心之曲词。从词中“早晚得到唐圀里”一句中“圀”字可推测此词是武后时期的作品。因圀（国）字创造使用于武后时代。第一首《献忠心·臣远涉山水》以少数民族的身份，从侧面歌咏唐皇之圣德，唐代风尚之文明，并以处处学唐化来表达对大唐王朝之崇敬：“臣远涉山水，来慕当今。到丹阙，御龙楼，弃毡帐与弓箭，不归边地，学唐化，礼仪同，沐恩深，见中华好，与舜日同钦。垂衣理，菊花浓。臣遐方无珍宝，愿公千秋住，感皇泽，垂珠泪，献忠心。”第二首更为感人：“蓦却多少云水，直至如今。涉历山阻，意难任。早晚得到唐圀（国）里，朝圣明主，望丹阙，步步泪，满衣襟。生死大唐好，喜难任。齐拍手，奏仙音。各将向本国里，呈歌舞，愿皇寿，千万岁，献忠心。”敦煌曲子词丰富多彩，有边塞词、闺情词、咏时事词、咏社会民情风俗词等。从内容分析，它们应是唐代时期流传于敦煌地区的民间曲词。

敦煌讲唱文学（含讲经文、变文、词文、话本、俗赋），在敦煌文学中具有重要地位。是中原传入文学，还是本土文学，对它们的认定还得依据其内容及题记。有些敦煌讲唱文学从内容来看，很容易断判其产生地，如：《张议潮变文》、《张淮深变文》。张议潮、张淮深是当地的英雄人物，当地文人赞美歌颂他们应在情理之中，所以这两篇变文绝非外地输入。《王昭君变文》所写人物并非出于本地，但从变文个别文字透露的信息看，它也应是本土文学。《王昭君变文》下卷有“单于见他不乐，又传一箭，告报诸蕃，非时出猎，围绕胭脂山，用昭君作心，万里攒军，千兵逐兽。”这里写道到的胭脂山即为焉支山，此山位于河西走廊离张掖不远处。变文也有“风光日色何处度，春色何时度酒泉”，这里指到河西地区的酒泉，显然作者在描写历史故事时乐喜与自己的故乡联系起来，这样一方面使故事更吸引当地群众，另一方面也使自己的故土随历史名人而更加有名。受变文影响，元人马致远在描写王昭君义不受辱纵身投水时所写的河流也是河西地区的黑水河。变文中几处地方描写匈奴荒凉的生活环境，从这些生动细致的描写来看，作者也应是熟悉这里生活的本地文人。有许多讲唱文学文后有题记，从题记文字中也可以捕捉类似的信息。如P．3375《欢喜国王缘变文》后有这样题记：“乙卯年六月六日三界寺僧戒净写耳。”三界寺是敦煌一座有名寺院，由此可知该变文是敦煌僧人戒净本人创作或抄录他人的作品，但不管自己创作还是抄录别人作品均应是本土文学。P．5031《功德意供养塔生天因缘变文》，文末题记为：“维大周广顺三年癸丑岁四月二十日三界夺禅僧法保自手写记。”从题记看，该变文是僧人法保创作。P．2292《维摩诘经菩萨品变文》文末题记：“广政十年八月九日，在西川静真禅院写此第二十卷文书，恰遇抵黑了，书了不知如何得到乡地去。年至四十八岁，於州中宿明寺开讲，极是温熟（热）。”广政（938—965）是后蜀孟昶年号，蜀地在唐至德年后分为东川、西川两镇。西川约为今成都平原及其以北、以西之地。^[18]从这个写本题记可知讲唱该变文的僧人是外乡人，长期在外思念故土，所以有“不知如何得到乡地去”的感慨。这个写本后来又在藏经洞发现，这说明该僧人是敦煌籍人士在四川布道，之后，又把讲稿带回故乡。S．2614《目连变文》有“贞明七年辛巳岁四月十六日净土寺学郎薛安俊写，张保达文书”，这一题记表明这篇变文是学子薛安俊创作改编，由张保达抄录。

唐五代敦煌讲唱文学的重要一支变文至宋趋于消亡。但它的嫡传子孙河西宝卷一直存活下来，而且至今依然充满活力，活跃在河西地区。对河西宝卷的内容形式进行分析，我们可以看到它们与变文有明显的承传痕迹。应该说河西宝卷就是当年的变文。方步和在《河西宝卷真本校注研究》中说：“宝卷活跃的河西走廊，曾是丝绸之路的咽喉之地。它的西端，就是沙漠明珠——敦煌。敦煌发生的事也曾深刻地影响了河西。由于陆上丝路的荒落，河西在闭塞、受外界影响小的环境中，代代相传的河西宝卷，易留其古老的原貌。”河西宝卷与敦煌变文的关系我们通过比较分析会清楚地看到。从题材上看，二者之间有许多地方相同或相似。敦煌讲唱文学变文中有《孟姜女变文》，河西地区也有《孟姜女哭长城宝卷》。敦煌变文有《王昭君变文》，河西也有《昭君和北番宝卷》。敦煌讲唱文学有《董永变文》，河西地区有《天仙配宝卷》。敦煌讲唱文学中有《燕子赋》这样的寓言体作品，河西地区的《鹦哥宝卷》、《老鼠宝卷》也是寓言体作品，这些题材相同相近的作品在内容及表现形式上大同小异。就孟姜女题材作品而言，《孟姜女变文》从孟姜女为丈夫送寒衣写起至其身背夫骨终止，文字缺损较多，《孟姜女哭长城宝卷》情节完整。二者在人物姓氏、籍贯、筑古城处十分相似。变文中女主人公叫姜女，男主人公叫杞梁，宝卷中女主人公叫许孟姜，男主人公叫范其郎；变文中主人公籍贯不明，宝卷中写女主人公是“长城边”人，男主人公是“民乐洪水（今甘肃民乐县城）人”；其筑长城处，变文中是“陇上”，宝卷中是“山海关”。其故事情节大致相同，男主人公遭遇同样的不幸。变文中“杞梁”被“槌杵”而死，宝卷写“范其郎遭诬陷”被拷打而死。尸骨都被筑在长城中。女主人公命运同样悲惨。变文和宝卷的女主人公都为夫“送寒衣”，“哭倒长城”，咬指滴血认夫，奠祭丈夫。不同之处是，变文中姜女祭夫后身背夫骨，因变文残缺，不知背向何处；宝卷中许孟姜运用机智，为夫报仇，最后抱夫棺沉海。《王昭君变文》和《昭君和北番宝卷》也具有一脉相承的发展关系。昭君故事流传2000多年，对它的文学改编加工，存在两种体系：一是画家毛延寿索贿不成，点坏了昭君的美容；一是昭君长居后宫不得幸宠，愤而自请出塞。变文与宝卷则属于同一体系，这绝非偶然。另变文与宝卷中的昭君，与单于（或称藩王）均不合作，最后悲惨死去。变文中提到“胭脂山”、“酒泉”地名都是河西；宝卷中又不时提到黑水和石羊河，这两条河都在河西。变文写昭君死后，由汉降匈奴的胡人卫律操办丧事，宝卷中也是如此。卫律不是西汉末人，连错也错得一样，更不能是巧合了。再表现形式上看，两者都是唱讲结合的艺术形式。韵唱与散说结合一起。正如方步和所言：“在陆上丝绸之路荒废之后，河西地区与外界交流逐渐减少，在这种情况下，它倒能够相对完整地保留和发展本土文化。”总的来讲，宝卷是对变文的继承和发展，我们今天看到的宝卷即是变文在该地区的发展演变之结果。宝卷的存在是变文产生于该地的一个证据，它是变文的活化石。(www.daowen.com)

敦煌文学中应用文类资料更是当地文人所写作，这里不再赘述。

整个敦煌文学写卷从时间上讲，不出前秦甘露元年（359）至北宋景德三年（1001），而以唐五代写本占绝大多数。从以上分类分析看，它们成分以本土文学为主，中原传入文学占较小比例。由此，我们可以得出这样的判断：敦煌讲唱文学是唐五代时期流传敦煌地区的地方文学，其内容虽有一些属于宗教，不少作品反映了现实生活、历史人物、历史事件，从本质上讲它们应是带有浓郁地域文化色彩的地域文学，也可称之为乡土文学。

二、通俗性

敦煌讲唱文学是一种地域文学，同时也是通俗文学。文学有雅俗之分。雅文学是典雅、正统、经典的具有较高思想艺术价值的文学类型。俗文学是指思想内容浅易，艺术形式简明，富于消遣娱乐功能、易于为普通民众接受的文学类型。敦煌讲唱文学是以口头进行说唱表演的艺术，它是为下层民众所喜闻乐见的一种艺术形式。它为下层民众所创造、所喜爱，其通俗性十分明显。这种通俗性表现在两方面：（1）其思想内容的平民化、大众化。敦煌讲唱文学产生、发展于市井，它的作者多为市井细民及下层文人，受众多为下层民众，这就决定了它的作品内容必然体现出大众色彩，反映下层民众的思想情趣，寄托他们的审美理想。从《秋胡变文》、《季布骂阵词文》、《伍子胥变文》等作品中，我们明显看到作者所持的民间立场和民间价值观。尤其，在《季布骂阵词文》中，作者把在两军阵前大骂高祖刘邦的季布当做智勇英雄来描写，表现出民众对最高统治者的蔑视和对英雄人物的崇拜，其民间立场十分明显。（2）语言等表现形式的通俗化。敦煌讲唱文学不论是作者，还是接受者基本都是下层民众。他们的文化素养自然赶不上文人学士，这就决定敦煌讲唱文学作品表现形式的简单、朴素，尤其是语言的通俗易懂、简洁明快。敦煌讲唱文学作品有许多方言土语、谚语、歇后语，大众语言的运用为的是便于大众的接受。如《秋胡变文》中有俗语：“学如牛毛，成如麟角”，“慈鸟有返哺之报恩，羊羔有跪母之酬谢，牛怀舔犊之情”，“一马不被两鞍，单牛岂有双车并驾”……《燕子赋》也有类似的语言“人急烧香，狗急跳墙”，“兔死狐悲，物伤其类”，“四海皆为兄弟”，“宁值十狼九虎，莫逢痴儿一怒”，“官不容针，私可容车”等。地方语言的运用也很好地体现出它的地域文学特点。

三、叙事性

从文学类型上讲敦煌讲唱文学属叙事性文学。和抒情类文学相比较，这一类型文学有故事、有人物更具审美娱乐功能，所以深受广大民众的喜爱。概括地讲，敦煌讲唱文学的叙事性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1）故事的传奇性。敦煌讲唱文学的多数作品所叙述的故事极具传奇色彩，如《王昭君变文》所叙述的王昭君远嫁匈奴的故事、《董永词文》所叙述的董永与仙女的人神恋、《季布骂阵词文》所叙述的季布智勇超人的故事、《伍子胥变文》中所述为父复仇的故事对听众均有极大的吸引力。（2）人物的传奇性。敦煌讲唱文学作品所写之事奇，所写之人也奇。《韩擒虎话本》中的韩擒虎是奇人，他年方13岁，但胸襟远大，抱负不凡。小小年纪就能建功立业，拜将封侯，为人称颂。季布足智多谋，化险为夷。王陵母不畏强权，舍生取义。《季布骂阵词文》通过楚将季布骂阵、当众羞辱刘邦、楚灭汉兴后刘邦张文布榜捉拿季布，而最终以君臣相待、解冤释仇作结的故事，塑造出机智勇敢，带传奇色彩的人物季布的形象。《庐山远公话》通过描写远公诵经感动潭龙听经和山神造寺、远公“指地泉涌”和制写具有神奇功能的佛经疏抄等情节塑造出一个高僧形象。《叶净能话》通过描写道士叶净能书符令河枯、书符令华岳神放还张令妻等情节描写出一个神道形象。孟姜女千里寻夫，哭倒长城三百里。这些人物都具有传奇色彩。（3）情节曲折性。敦煌讲唱文学作品的情节大都完整统一，而且又能将情节设置的波澜起伏、生动曲折、扣人心弦。由于敦煌讲唱文学故事感人、人物鲜活、情节生动而且有丰富的想象，所以其作品颇具趣味性，深受广大民众喜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