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五代讲唱文学的兴盛是印度佛教文化艺术在中土传播过程中与本土文学融合的产物。印度是佛教发源地。佛教文化艺术通过丝绸之路源源不断传入中国：如佛经、佛教美术。但印度发达的讲唱文学，也是用于宣传佛教的文学艺术却没有及时引入中国。这里存在着诗文创作与音乐创制两方面问题。经过魏晋南北朝近百年的实践，汉语韵文与音乐配合的体制才趋于成熟。于是，在唐代和平繁荣的时代，在敦煌文化昌明的地域，这种文艺兴旺发达起来。其发展历程如下。

一、探索中发展的六朝佛教文艺

佛教于汉代起向中原传播。因佛教不立文字，它的许多经典由僧人、信徒们通过讲唱文艺向群众传播。于是在翻译成汉语之后，与原有的音乐不相契合，这就需要中原僧人文士重新创作与翻译与佛经相契合的新佛教音乐曲子。关于中西体制，鸠摩罗什与沙门慧睿论西方辞体曾说：天竺国俗，甚重文制。其宫商体韵，以入弦为善。凡觐国王必有赞德；见佛之仪，以歌叹为贵。经中偈颂，皆其式也。但改梵为秦，失其藻蔚，殊融文体，有似嚼饭与人……梵音重复，汉语单奇，若用梵音以咏汉语，则声繁而偈促；若用汉曲以咏梵文，则韵短而辞长（《高僧传》卷二）。

为了弘扬佛法，宣传教义，中国僧侣文士在民族民间音乐的基础上吸收印度佛教音乐的特点，努力创制一种适宜中国民众口味又有印度佛曲风格的音乐曲调，最终使文辞与之相配合。这就有了“转读”和“梵呗”。转读就是用抑扬顿挫的声调诵读佛经；梵呗是用一定曲子唱经。《高僧传·经师篇总论》曰：“天竺方俗，凡是歌咏法言，皆称为呗。至于此土，诵经则称为转读，歌赞则号为梵音。昔诸天赞呗，皆以韵入弦管；五众既与俗违，故宣以声曲为妙，原夫梵呗之起，亦肇自陈思，始著《太子颂》及《睒子颂》等，因为之制声，吐纳抑扬，并法神授；今之‘皇皇顾惟’，盖其风烈也。”从这段文字看，当时人们普遍认为，擅长文辞，精通音乐的陈思王曹植是制作梵呗第一人。从现存史料看，在中国精于“转读”的一个人是4世纪晚期的支昙籥（月支人）。《高僧传》云：“籥特禀妙声，善于‘转读’。尝梦天神授其声法，觉，因裁制新声。梵响清靡，四飞欲转，反折还弄。……后进传写，莫非其法。所制六言梵呗传响于今。支昙籥之后，僧饶、道综、智宗、僧辩也擅长‘转读’。”当时，转读之风很盛，不独限于京师，《高僧传》云：“浙江、江西、荆、陕、庸、蜀，亦颇有转读。”

转读很重视音乐性。《高僧传》云：转读之为懿，贵在声文两得。若唯声而不文，则道心无以得生；若唯文而不声，则俗情无以得入。……若能精达经旨，洞晓音律，三位七声次而无乱，五言四句契而莫爽；其间起掷荡举，游飞却转，反叠娇弄，动韵则榆摩弗穷，张喉则变态无尽；故能炳发八音，光扬七善，壮而不猛，凝而不滞，弱而不野，刚而不锐，清而不扰，浊而不蔽，谅足以超畅微言，怡养神性。故听声可以娱耳，聆语可以开襟。若然可谓梵音深妙，令人乐闻者也。

六朝在转读、梵呗基础上，僧人们创造一种近乎印度讲唱文学的唱导。唱导，又称导达、宣唱、声唱等。梁慧皎《高僧传·唱导·论》中解释说：“唱导者，盖以宣唱法理，开导众心也。昔佛法初传，于时斋集，止宣唱佛名，依文教礼。至中宵疲极，事资启悟，乃别请宿德升座说法，或杂序因缘，或傍引譬喻。其后庐山慧远道业贞华，风才秀发，每至斋集，辄自升高座，躬为导首，广明三世因果，却辩一斋大意，后代传播，遂成永则。”从这段文字看，慧远对唱导进行了改革并使之程式化。唱导是僧人布道化俗运用的手段，须要针对不同听众，又有所变化：如为出家五众，则需切语无常，苦陈忏悔；若为君王长者，则须兼引俗典，绮综成辞；若为悠悠凡庶，则须指事造型，直谈闻见；若为山民野处，则须近局言辞，陈斥罪目。凡此变态，与事而兴，可谓知时知众，又能善说，虽然故以恳切感人，倾城动物，此其上也（《僧传》）。六朝时的唱导为吸引民众常用极富鼓动性语言描述“百年迅速，迁灭俄顷，苦乐参差，必由因果”之类宗教故事，布道宣传效果极好：至如八关初夕，旋绕周行，烟盖停氛，灯帷靖耀，四众专心，又指缄默。尔时导师则擎炉慷慨，含吐抑扬，辩出不穷，言尽无尽。谈无常则令心形战栗，语地狱则使怖泪交零。征昔因则如见往世，核当果则已示来报；谈怡乐则情抱畅悦，叙哀戚则洒泪含酸，于是合众倾心，举堂恻怆，五体输席，碎首陈哀，各各弹指，人人唱佛。

六朝时，除了通俗布道方式“唱导”之外，还有一种严格的讲经。这种讲经也是在“转读”、“梵呗”基础上发展起来的。讲经初期是：“唯叙大意，转读而已”；至晋道安才“条贯既叙，文理会通”^[13]，且“别置序、正、流通”。其程序是：先开题，次释正文，最后散讲。释正文又包括分述序、正、流通三个阶段。六朝的转读、梵呗、唱导是隋唐五代讲唱文发展的基础，特别是：唱导是讲唱文学的雏形。

二、隋唐时俗讲的产生

隋唐时期，佛经宣扬方式有两种：其一，僧讲；其二，俗讲。僧讲是严格的讲经，它是在六朝的讲经基础上发展起来的；俗讲是在唱导基础上发展起来的，它是一种通俗易懂，群众喜闻乐见的佛教化俗方式。尽管这种传教形式受正统僧侣文士的轻视，但它受到下层群众的热烈欢迎。从史料看，俗讲大约起于隋。《佛祖统纪》卷三十九云：“隋开皇十四年（594）冬十月，智者过岳州为刺史王宣武授戒法，沙门昙捷等请讲《金光明经》，其俗闻法，感化一郡五县一千余所，咸舍渔捕。”^[14]这里讲的智者是天台大师智轛（538—597），他在岳州讲《金光明经》，听众是州县百姓。他的讲经方式应是俗讲。至唐代俗讲形式更为成熟。《续高僧传》卷二十六《释善伏传》记载：释善伏，一名等照，姓蒋，常州义兴人。生即白首，性知远离，五岁于安国寺随兄才法师出家，布衣蔬食，日诵经卷，目睹七行，一闻七行，贞观三年（629）窦刺史闻其聪敏，追充州学，因而日听俗讲，夕思佛义。唐段成式《酉阳杂俎续集》卷五“寺塔记”记京城长安平康坊菩提寺：“佛殿内槽东壁‘维摩变’，舍利弗角而转睐。元和来，俗讲僧文淑（溆）装之，笔迹近矣。”^[15]

和僧讲比较，俗讲听众以在家人为主，内容注重世俗人情和故事性，形式上讲求审美娱乐性，它向着伎艺逐渐转化。中唐时，俗讲已伎艺化。上自皇帝下至平民，都乐于欣赏。唐赵璘《因话录》记述较为具体：有文淑（溆）僧者，公为聚众谈说，假托经论，所言无非淫秽鄙亵之事。不逞之徒转相鼓扇扶树，愚夫冶妇乐闻其说，听者填咽寺舍，瞻礼崇拜，呼为“和尚教坊”，效其声调以为歌曲。其氓庶易诱，释徒苟知真理及文义稍精，亦甚嗤鄙之。近日庸僧以名系功德使，不惧台省府县，以士流奴窥其所为，视衣冠过于仇雠，而溆僧最甚，前后杖背流在边地数矣。除了《因话录》和《太平广记》文宗条、段安节的《乐府杂录》“文溆子”条、圆仁《入唐求法巡礼行记》卷三等处，皆有有关文溆子之记述，盛赞其俗讲技艺之高超。(www.daowen.com)

三、其他形式讲唱文学的产生

在俗讲兴起之后，随着唐代社会进一步发展，追求享乐成为时尚，于是其他娱乐性更强的伎艺，并在此基础上发展起来，这就是转变（其底本是变文）、词文、俗赋、说话（其底本是话本）。

1．转变

转变伎艺由俗讲分化而来，从现存的变文作品看，它们依然保留了一些讲经文的痕迹。转变与俗讲有相似的地方，但转变表演性更强，更大众化。如P．2187《破魔变文》卷后题云：破魔变一卷，第一行标题为“降魔变押座文”。首录梵赞长行文云：“年去年来暗更移……亦经题名目唱起来。”而P．3899、P．4417《俗讲仪式》所记讲《温室》、《维摩》二经，于唱经开题之前，并有“说押座了”。向达先生《唐代俗讲考》研究俗讲仪式说：“说押座乃俗讲所特有。”据此，《破魔变文》题名为变，而其首有押座文，又有“经题名目唱将来”之语，接下来有对府主或座下听众的一段长长祝辞，“祝辞”正是俗讲中的说庄严，这些显然都是变文有讲经文的痕迹之证据，由此可以推测，转变源于俗讲，或从俗讲中分化出来。

俗讲与转变形式相似，应属一类，然而，转变为何又不称俗讲？将转变的底本变文与讲经文进一步对比分析，可以发现变文是与“变相”（佛教美术）相配合演出，讲经文则没有配图之迹象。这一点可从两方面来证明，其一，从敦煌发现的文献看，如：S．2614号卷子，首题为“大目乾连冥间救母变文并图一卷并序”这说明文图相配的。P．4524《降魔变文》有七铺变相，每铺背面有唱记唱词一首。其第4铺正面图为《狮王斗水牛》，背面有七言唱词：“六师不忿又争先，化出水牛甚可怜。直入场中惊四众，磨角掘地喊连天……”S．3627《汉将王陵变》其尾题有：《汉八年楚灭汉兴王陵变一铺》。“铺”是变相单位，这里所讲“王陵变一铺”显然是：“王陵变相图”一铺无疑。敦煌遗书中有《王昭君变文》，而唐代诗人吉师老的七言诗《看蜀女转昭君变》描写他观看四川女艺人演唱这一变文的情景，诗中描写的情景说明女艺人演唱转变时配有图画，即变相。李贺诗《许公子郑姬歌》中有“长翻蜀纸卷《明君》，转角含悲破碧云”之句，也说明这一点。其二，从正规体制的变文卷子看，它们的结构形式都是录一段散文体说白，再录一段韵文体唱词，如此复沓回环。在由白转唱之际，常有“……处；看……处；看……处，若为陈说”这些惯用语。我们可以推测这是艺人向观众指示她唱的内容就是画图中的某处。这越加说明变文与变相是密切联系的。可以说，所谓转变即是转唱变相。变文之“变”即变相之“变”。

转变伎艺也是不断发展的。最初它的演出如同俗讲一样是在“寺舍”进行。演唱内容以宗教经典故事为主，后来，增加了不少世俗生活内容的成分，一些历史故事、时闻大事也被改编成为转变演唱，并且取得很好的宣传效果。如《伍子胥变文》、《李陵变文》、《张仪潮变文》、《张淮深变文》，而且，这种伎艺终于冲出佛寺禅门的束缚，走向现实社会，随之也产生了以转变伎艺为职业的民间艺人，如蜀女用婉转清亮的嗓音演唱《昭君变》。

2．词文、故事赋和说话

俗讲在语言形式方面是韵散结合，它们的韵文部分，即诗体文部分，主要使用七言，但也常常换用一些非七言的句子，比较多的是五言句，还有少量的六言句和四言句，这是用于唱的部分。说的部分是散文部分。俗讲纯韵文一面与民间叙事诗融合产生词文。故事赋继承了俗讲讲究故事性的特点，又发展了它纯韵文的一面，最终从俗讲中分化出来而自成体系。俗讲散说受民间讲故事的影响，向有说无唱形式——说话转化。这种转化其实是俗讲向说话过渡。以上概述了俗讲、转变、俗赋、词文、说话的发展，现列表如下：

总的来说，唐五代敦煌发现的讲唱文学是印度佛教文学与中国本土文学相结合的产物。它的繁荣兴盛与唐五代（主要是唐代）高度发达的社会环境分不开，更与宗教圣地敦煌独特的文化环境分不开。这种通俗文学样式逐渐发展壮大并在宋以后代表了中国文学发展的新趋势，最后成为中国文学史后半期波澜壮阔的主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