研究敦煌讲唱文学之产生与发展，不仅要研究其赖以生成的社会、历史、文化背景这些时代性因素，即文化生态大环境，还要研究那个时代河西地区独特社会文化生态小环境。可以说，敦煌文学的兴盛，既离不开唐代文化生态大环境，也离不开河西地区尤其敦煌具体文化生态小环境。

敦煌讲唱文学的兴起与河西地区具体的文化生态小环境有密切关系。文化发展常常以经济发展为基础。敦煌讲唱文学的发展与河西地区发达的经济紧密相连。河西地区亦即河西走廊地区，东起乌鞘岭，西接新疆，南依祁连，北枕合黎，是一个东西长达1000公里，南北宽仅40—100公里的狭长地带，包括酒泉、张掖、武威、敦煌等地。在河西走廊内有大黄山、黑山、宽台山把走廊分为三个主要区域，每个区域又与一个较大的内陆河流域相对应，那就是石羊河流域的武威、永吕平原；黑河流域的张掖、酒泉平原；疏勒河流域的玉门、敦煌平原。这三个主要区域是河西走廊主要的农业区，也是河西走廊的精华所在。河西走廊是以祁连山的雪水灌溉才成为千里沃野的。祁连山高入云际，积雪皑皑，起伏连绵，长达1000余公里，有诗赞曰：“马上望祁连，连峰高插天。西走接嘉峪，凝素无青烟；对峰拱合黎，遥海瞰居迁；四时积雪明，六月飞霜寒。所喜炎阳会，雪消灌甫田。可以代雨泽；可以资流泉……”祁连山正是以它消融的雪水，形成了几十条大大小小的河流，灌溉着河西走廊的万顷良田。除了祁连山之外，大黄山（亦名焉支山），也是极具经济意义的名山。它位于山丹县东南90里，绵亘于祁连山和龙首山之间，山上郁郁葱葱，松柏常青，山下草原辽阔，一望无际。当年汉代名将霍去病大破匈奴于焉支山后，匈奴人曾作歌曰：“亡我祁连山，使我六畜不蕃息；失我燕（焉）支山，使我嫁女无颜色。”

河西走廊不仅是重要产粮区，也是古丝绸之路的交通孔道，其商业贸易十分发达。自从汉代打通这条通往西域的交通要道之后，中国与西域经济交流不断扩大。汉代中国的大批商品，如丝织品（缣、帛等）、蜀布、邛竹杖、橘皮、桃李、黄连、土茯苓等源源西去；冶铁技术和水利灌溉技术，漆树和漆器生产方法，也经过河西走廊传入西域各国，远播大秦（今意大利罗马）、地中海沿岸地区。西域商人除运去牲畜（骆驼、骏马、驴、骡等）、兽皮和各种精致的毛织品外，还有玻璃器皿、珊瑚、琥珀和各类植物如葡萄、石榴、苜蓿、胡麻、胡桃、胡豆、胡瓜等。当时中西贸易的盛况，如《后汉书·西域传》所说：“驰命走驿，不绝于时日，胡商贩客，日款于塞下。”大宛（今乌兹别克共和国弗尔干）、大夏、大秦等国商人，为了与中国通商，长期留居河西的很多。据文献记载，张掖郡的骊靬县（今永昌县南）就是专门为款待远地的商人长期留居而设置的。西汉国力强盛，西北边境安宁，河西走廊“兵马精强，仓库有蓄，民庶殷富”。

魏晋南北朝300余年间，除西晋（265—317）的短暂统一外，全国基本处于动荡割据时期。甘肃地处各民族交会点，氐、羌、匈奴、鲜卑等族的上层统治者乘机在甘肃境内建立了许多割据政权，其中河西五凉（前凉、后凉、南凉、西凉、北凉）、西秦等几个小小的王朝分别建立在著名的“丝绸之路”上。这一时期，西域与中原地区的交通隔绝了。

隋（581—618）统一全国后，分崩离析的局面结束了，长期被隔绝的丝绸之路，再度出现了商旅不绝的盛况。隋炀帝于大业五年（609）亲自出巡青海和河西走廊，到达过张掖。隋炀帝西巡的目的，一是为了安定西陲，二是为了打通丝绸之路。隋炀帝西巡时在张掖会见了西域20多个国家的国主，重振了中西交通，使中原和西域各国恢复了贸易关系。从此，中原和西域交通和商业贸易获得了进一步的恢复和发展。特别是到了唐代，为了保证中西经济、文化交流的安全，在丝绸之路的沿途设立镇守、屯驻戍军，设立烽燧从而使河西地区进入中西经济交流的盛世。当时，西域以及阿拉伯、波斯（今伊朗，汉代称安息）甚至欧洲地中海沿岸国家的使者和商人络绎不绝来到中国，中国的丝织品源源不断输送到西域各国去。位于丝绸之路交通要道上河西走廊的几座城市都十分繁华。唐代可以说是丝绸之路历史上最光辉的时代。当时整个河陇地区是一个农桑繁荣、士民殷富的地区，《资治通鉴》上有所记载：“当时中国盛强，自安远门西尽唐境万二千里，闾阎相望，桑麻翳野，天下称富庶者无如陇右。”

敦煌讲唱文学的发展与河西地区发达的文化也紧密相关。河西地区经济发达，文化也十分发达。这里是中原与西域文化交流的重要通道，也是中西文化交会地。尤其西域宗教文化通过这里大量传入中原地区。（1）佛教的东传。佛教的开创者为乔达摩悉达多，他的生卒，传说不一。普遍认为他生于公元前557年，死于公元前477年，他是中天竺（即中印度）迦罗比城净饭王的太子，因为感受到印度社会上阶级的不平等，以及人类有生、老、病、死四大苦痛，遂舍妻子，入山修道。修道成功以后，周游印度诸国，宣传其平等慈悲等教义。死后，人们尊称他为释迦牟尼或佛陀。公元前3世纪时，印度孔雀王朝的阿育王定佛教为国教，派遣教徒四出宣传，南到锡兰，北到中亚，汉初传入中土。丝绸之路打通之后，中亚方面的佛教向中原传播更快。《魏书·释老志》云：汉武元狩中，遣霍去病讨匈奴，至皋兰，过居延，斩首大获，昆邪王杀休屠王，将其众五万来降，获其金人，帝以为大神，列于甘泉宫。金人率长丈余，不祭祀，但烧香礼拜而已，此则佛道流通之渐也。及开西域，遣张骞使大夏；还，传其旁有身毒国，一名天竺，始闻有浮屠教；中土闻之，未之信也。后孝明帝夜梦金人，顶有白光，飞行殿庭，乃访群臣，傅毅始以佛对。帝遣郎中蔡愔，博士弟子秦景等使于天竺，写浮屠遗范。愔乃与沙门摄摩腾，竺法兰东还洛阳。中国有沙门及跪拜之法，自此始也。愔又得佛经四十二章及释迦立像。明帝令画工图佛像，置清凉台及显节陵上。经缄于兰台石室。愔之还世，以白马负经而至，汉因立白马寺于洛城雍关西、摩腾、法兰咸卒于此寺。浮屠正号曰佛陀，佛陀与浮屠声相近，皆西方言，其来转为二音，华言译之，则谓净觉，言灭秽成明道，为圣悟。（2）除佛教外，景教于唐代由此传入；祆教于唐代由此传入，摩尼教、伊斯兰教也于唐代由此传入中国。（3）随着佛教的传入，佛教艺术也传入东土。首先，佛教文学得以流传。梁启超在《饮冰室合集·专集》（第十四册）中说：“……大乘在印度本为晚出，其所以能盛行者，因其教义顺应时代以开拓，而借助于文学之力者亦甚多。大乘首创，共推马鸣。读什译《马鸣菩萨传》，则知彼实一大文学家、大音乐家。其弘法事业，恒借以为利器。”试细检藏中马鸣著述：其《佛本行赞》，实一首三万余言之长歌。今译本虽不用韵，然吾辈读之，犹觉其与《孔雀东南飞》等古乐府相仿佛。其《大乘庄严论》，则直是一部《儒林外史》式之小说；其原料皆采自“四阿含”，而经彼点缀之后，能令读者肉正神动。马鸣以后成立之大乘经典，及汲其流；皆以极壮阔之文澜，演极微眇之教理。若《华严》、《涅槃》、《般若》等，其尤著也。此等富于文学性的经典，复经译家宗匠以极优美之国语之移写，社会上人人嗜读；即不信解教理者，亦靡不心醉于其词缋，故想象力不期而增进，诠写法不期而革新，其影响乃直接表现于一般文艺。其次，佛教美术传入。印度佛教美术于贵霜王朝时代达到了最高峰。在佛教美术处于昌盛之时，佛教学说与佛教艺术（包括美术）开始经中亚细亚、西域渐渐传入中土。佛教美术传入中国的路线分两条，其一，由今北印度般遮布北方起始，其南道沿阿姆河上游喷赤河东上，东经和干谷间，而出塔什库尔干，再东进即到达叶尔羌之路而进入中土。其北道由阿姆河至撒马儿罕，东出霍阐，沿锡尔河南岸前进，达今俄领费尔干那州之沃什。自沃什更南进出阿赖谷间，下赤水，出喀什噶尔，而进入中土。其二，由喀什噶尔（疏勒）东进，北道由喀什噶尔沿阿克苏（姑墨），库车（龟兹），哈喇沙尔（焉耆），吐鲁番（高昌），沿天山南路东行，出哈密，由此东南进入安西。其南道自喀什噶尔东南进，经叶尔羌（莎车），于阗（和阗），而东越昆仑山脉北麓，沿卡墙河流域，而至罗布泊南之鄯善，再东进则从敦煌（沙州）入安西，再由安西经嘉峪关、甘州（张掖）、凉州（武威）、兰州直至长安。汉代摩腾、竺法兰、张骞、蔡愔、秦景、王遵，或来中国，或出使西域，给中原带来大量佛教文化与佛教艺术的资料。张骞、蔡愔等带来了大量的佛教资料，促进中国佛教美术的发展。晋时，著名佛学者竺法护、安法钦、疆梁娄至等人分别在敦煌、洛阳、天水、长安、嵩山、陈留、淮阳、扬州、广州等地译经弘法，广传佛教，促进佛教文化的发展，同时，众多才智之士逃避现实，多为信佛崇佛乐攻艺事，以此为消遣，从而更加推动佛教的普及和佛教美术的发展。南北朝时期，各代君主、贵族、官吏，为了维持社会的繁荣与稳定，均极力保持佛教，崇信佛法。当时与印度交通方便，两国文化交流广泛，印度犍陀罗与毱多式佛教美术精华传入中土，从而使此时的佛教美术风格焕然一新。隋唐时代受西域绘画技艺的影响加之当时画家的辛勤劳动，艰苦努力，佛教绘画取得很高成就。唐著名画家吴道子就受印度“凹凸画法”影响，创造了许多艺术珍品。(www.daowen.com)

河西走廊丝绸之路也是一条音乐文化的运河，中原的乐舞由此传入西域，西域的乐舞也由此传到中原。汉代，随着丝绸之路的打通，琵琶、竖箜篌、胡笳、羌笛等少数民族和外国乐器传入中原；印度和西域的佛教音乐也走进中国千百座寺院的殿堂；南亚的音乐家和罗马帝国的杂技表演艺术家来中原献艺。魏晋南北朝时期，有许多少数民族和外国音乐家来到中原定居。他们不但带来了一些人们从来没有见过的乐器，还带来了许多优美的乐典，其中有印度的天竺乐，中亚细亚的康国乐、安国乐，新疆的高昌乐、龟兹乐、悦般乐、疏勒乐等。西域一套非常著名的大曲《摩河兜勒》也于这时传入中原。十六国时前秦苻坚派大将军吕光率兵7万远征龟兹，384年，吕光灭龟兹国之后，为龟兹瑰丽的音乐文化所倾倒。翌年，班师东归时，吕光用2万只骆驼驮着龟兹的乐舞艺人和珍宝回到甘肃武威。当时，前秦已灭亡，吕光便在武威建立凉国。他组建了一支庞大的歌舞队，为龟兹乐的东传和后来西凉乐的形成作出了贡献。568年，北周武帝宇文邕派使臣向突厥可汗求婚，请求娶精通音乐的阿史那公主为皇后，突厥可汗应允了这门亲事，并将一支由龟兹、疏勒、安国、康国等地300人组成的庞大西域乐舞队，作为陪嫁送至长安。阿史那公主嫁到中原后，把西域优秀的乐舞艺术带到中原地区。隋唐时期，河西走廊人如潮，歌如海，乐工咸集，歌舞升平。在那里，不仅能听到国内各地区各民族的歌曲，还能看到来自许多国家的乐舞。盛唐乐舞和大唐之音就是在中国各民族之间和中外各国间的音乐文化交流中产生的。

河西走廊得天独厚的自然条件，优越的地理位置为这一地区文化发展提供有利条件。虽然这里远离中原文化中心区域，但这里的文化依然十分发达，文化积淀颇为深厚，其文化特点是多元文化共存，多种文化融合，宗教色彩浓厚。河西文化又有两个中心：其一，敦煌；其二，武威。地处河西走廊西端的敦煌在宋代另开海外贸易之前，一直是中西交通的枢纽，它是在政治上、经济上、军事上和文化上联结中原和西域、中亚以至欧洲的“咽喉之地”，自古是中原通往西域的必经之路。隋代裴矩在《西域图记·序》中说：“发自敦煌，至于西海，凡为三道，各有襟带。……总凑敦煌，是其咽喉之地。”敦煌独特的地理位置使其有“华戎所交一都会”之美称。中原文化与外来文化最先在敦煌交锋，互相融合、相激与包容，留下了独具特色的多元文化。季羡林先生说：“世界上历史悠久、地域广阔、自成体系、影响深远的文化体系只有四个：中国、印度、希腊、伊斯兰，再没有第五个；而这四个文化体系汇流的地方只有一个，就是中国的敦煌和新疆地区，再没有第二个。”^[12]范文澜也说敦煌是“北中国保存汉族传统文化最多又是接触西方文化最先的地区”（《中国通史简编》修订本第二编）之一。由于中原文化的大潮由此涌出，西域文化和外来文化的大潮又由此涌入，这里形成几股文化潮头相互交融、撞击的情形。至唐代这里人文极盛，外来宗教如佛教、祆教、景教、摩尼教皆先后汇集其间。敦煌文化正如其名字一样显示出一种泱泱大气和辉煌壮丽。除敦煌外，凉州（武威）是河西又一文化中心。这里佛教文化十分兴盛。据北凉时期道安在襄阳整理的《综理众经目录》中所列《凉土异经录》记述，北凉时期，凉州所出的佛经便已有59部79卷之多。数量如此众多的佛经出自凉州，这绝非十年八年所能做到。出了许多著名译经高僧和弘法大师，如竺佛念、释宝云、智严、鸠摩罗什等，他们翻译了许多佛教经典。罽宾僧人县摩密多在晋宋之际到敦煌后，便曾在“闲旷之地，建立精舍，植榛千株，开园百亩，房阁池沼，极为严净顷之，复适凉州仍于公府旧寺更葺堂宇，学徒济济，禅业甚盛。”总之，河西地区一向人文荟萃，人才辈出，文化事业繁荣昌盛。

另外，敦煌讲唱文学兴盛的势头一直保持到宋初，更与这里特殊的地理位置有密切关系。唐代天宝年间中原发生“安史之乱”，这场战乱持续八年之久。它使盛极一时的大唐王朝从此走向衰败。晚唐到五代，中原一直战乱不止，而地处西北一隅的敦煌却相对的社会安宁，未遭兵火。唐以来形成的文化生态环境持续存在，这种情形一直保持到宋初。

由于敦煌地区有良好的适于文学发展的文化生态小环境，所以，这里的地方文学一向较为发达。十六国时期，敦煌地区从事文学创作的士人相当多，如，谢艾，有文集七卷；张斌，作《葡萄酒赋》，文辞华美；索绥，作《六夷颂》；刘昞，作《靖恭堂铭》、《酒泉铭》等；张穆，作《玄石神图赋》；宗敞，主写过《理王尚疏》；西凉政权的创立者李暠的文学成就，尤为可观，他的创作不仅数量多，质量也高。据史料记载：李暠在处理国事之余，创作过《靖恭堂铭》、《上巳日曲水诗宴序》、《述志赋》、《槐树赋》、《大酒容赋》、《辛夫人诔》等诗文。北朝至隋朝的170多年间，敦煌地区文学发展缓慢。到唐代，受大时代的影响，敦煌地区文学又一次出现繁荣局面。中晚唐时期，国力衰微，吐蕃曾对敦煌地区有近70年的统治，这一时期敦煌文学处于低谷。自张议潮率敦煌军民驱逐吐蕃归唐建立归义军政权至归义军政权结束，总计200多年，敦煌地区文学进入黄金时期。归义军前期，敦煌地区的作家有慧菀、张延锷、汜唐彦、杜太初、悟真、张球、张永、张文彻等；归义军后期，敦煌地区的作家有翟奉达、灵俊、龙训、保宣、杨继恩、孔明亮、张盈润等。

综上所述，敦煌讲唱文学的兴盛不是偶然的，它是唐代社会经济高涨的结果，也是城市繁荣市民阶层壮大，文学艺术自身发展的结果。它与那个时代的文化生态大环境有关，也与敦煌特殊的文化生态小环境密切相关。敦煌地区发达的地域经济，浓厚的宗教文化氛围，发达的音乐文化是敦煌讲唱文学兴起的肥沃土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