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五代及宋初，敦煌地区讲唱文学出现兴盛的局面。这一现象的产生既是偶然的，又是必然的，其中最重要的因素就是唐代良好的社会环境为之提供了适宜的文化生态条件，而敦煌地区独特的地域环境又为其提供了生存空间。特别是由于敦煌地处偏远，未受唐末战乱的影响，使得这里的文化生态持续发展一直到五代宋初。后来由于异族占领河西，这里的文化生态环境才遭到破坏。我以为促使敦煌讲唱文学兴盛的文化生态环境因素是复杂和多方面的，但主要有两个方面：一者是时代因素，一者是地域因素。本节着重分析敦煌讲唱文学兴起的时代因素。

文学艺术与时代关系非常密切。丹纳在《艺术哲学》中说：“只要翻一下艺术史上各个重要的时代，就可看到某种艺术是和某些时代精神与风俗情况同时出现，同时消灭的。”“荷兰绘画的勃兴，正是荷兰凭着顽强与勇敢推翻西班牙的统治，与英国势均力敌的作战，在欧洲成为最富庶，最自由，最繁荣，最发达的国家的时候，十八世纪初期荷兰绘画衰落的时候，正是荷兰的国势趋于颓唐，让英国占了第一位，国家缩成一个组织严密管理完善的商号与银行，人民过着安分守己的小康生活，不再有什么壮志雄心，也不再有激动的情绪的时代。”^[1]考察唐代文化艺术，我们看到几乎每一领域均取得辉煌成就：文学、音乐、舞蹈、绘画、建筑、书法……文化艺术的全面繁荣，正是唐代国力强盛、经济繁荣、思想自由、文化发达的必然结果。所以，对敦煌讲唱文学的考察不能离开时代大环境。张鸿勋先生说：“敦煌文学不是前无古人突兀自来的某种特异的文学，也不是茕茕孑立四无依傍仅限于敦煌一地的文学，更不是后无来者子嗣断绝的文学，她同样是根植于中华沃土，只是由于某种原因，偶然集中包藏在敦煌莫高窟内，千年之后又偶然被发现才重现于世的一批文学作品而已……必须将敦煌文学现象放到整体中国文学的大背景下进行宏观观照，才好进行对她的研究探讨。”^[2]

一、政治

唐代敦煌讲唱文学的兴盛与时代政治密不可分。唐王朝是在推翻隋暴政之后建立的新政权。以李世民为首的唐初统治集团，亲身经历了隋末严峻的战乱洗礼，亲眼目睹隋朝灭亡的整个过程。为了使新的政权能够长治久安，唐初统治集团君臣讨论认真总结了隋朝灭亡的教训。在“贞观君臣论政”之后，实行了一系列开明政策。首先在吸收前代土地政策的基础上实行“均田制”。其内容为：凡年满十八岁以上的男丁给田一顷，其中八十亩为“口分田”，二十亩为“永业田”；工商业者，永业田、口分田各减半给之；笃疾、废疾者各给口分田四十亩；其次，更定税法，减轻农民赋役负担。广大农民群众的主要负担是租庸调法；再次，奖励婚配，释放僧尼，检察户口，增加社会劳动力，发展社会生产力。唐初实行的一系列政策对稳定社会发展生产起到良好的促进作用。由于以唐太宗李世民为首的统治者们，能够谨慎施政，关心民瘼，减轻赋役，澄清吏治，出现了历史上所谓的“贞观之治”。从唐肇始到玄宗开元时期，100多年间，政治较为清明，经济比较发达，其国力空前强盛。玄宗时，“万邦无事减戈铤，四夷来稽前玉阶”（P．3821《曲子感皇恩》）。吐蕃在开元时期屡次进犯大唐遭败绩之后，多次求和。据《新唐书》卷五载：开元元年十二月，“甲午，吐蕃请和”。开元四年，“七月丁丑，吐蕃请称”；开元五年，“三月丙寅，吐蕃请和”。突厥在开元时代进犯大唐屡尝败绩后不得不归附大唐。之后，西域各小国也纷纷归附大唐。《新唐书》卷五赞曰：“玄宗方其励精政事，开元之际，几致太平，何其盛也！”开元时期是我国历史上最为辉煌灿烂的时代。盛唐王朝是继秦、汉之后出现的空前统一巩固、国力强大无比的封建王朝。唐初百余年间，河清海晏，天下太平。

二、经济

恩格斯在谈到18、19世纪欧洲文学时曾说：“不论在法国或是在德国，哲学和那个时代的文学的普遍繁荣一样，都是经济高涨的结果。”^[3]文学发展是在诸多因素的“合力”中进行的，“合力”的方向可能与其中任何一种力的方向都不相同，而“合力”中起着终极作用的因素是经济。社会农业、手工业和商业贸易都有长足进步，生产力有了显著提高，社会经济十分繁荣。当时，农业生产发展尤为迅速。“四方丰稔，百姓殷富”，“人情欣欣然”，^[4]中产“人家粮储，皆及数月”，国家粮仓积满，甚至“陈腐不可校量”。^[5]伟大诗人杜甫在《忆昔》中写道：“忆昔开元全盛日，小邑犹藏万家室。稻米流脂粟米白，公私仓廪俱丰实。九州道路无豺虎，远行不劳吉日出。齐纨鲁缟车班班，男耕女桑不相失。”手工业也有巨大进步。手工业的进步表现在：矿冶业相当发达，铸造业有明显进步，纺织业在毛、麻、丝和棉纺织等方面都获得巨大的成就，制瓷业发展显著，技术更为娴熟，此外，造船业、制盐、制茶、造纸、文具等也获得巨大进步。在农业、手工业普遍发达的基础之上，唐代商业也相应得到迅速发展。商业发展的主要表现是商品日益增多，交换异常频繁。唐初百余年间，市场物价平稳，贸易发达，全国形成众多商业城市。全国性城市有长安、洛阳、扬州、成都、苏州、杭州、广州。地方性城市，西北有兰州、凉州、敦煌等地；长江中下游有越、潭、荆各州及江陵等地；北方黄河流域有太原、开封、定州、滑州等地；沿海地区有泉州、登州等地；此外，西南有桂林，南方有交州等地。长安更是当时政治、经济、文化发展中心，城内居民人口100万以上。城市建筑规模宏大、布局规整，东西宽9721米，南北长8651米，全城总面积约84平方公里。商贸之繁荣为世界之少有，当时丝绸之路畅通，西域胡商大量涌入长安，城内专门为他们设有两个规模庞大的商业区，称东市和西市，东市和西市各有220个行业，“四方珍奇，皆所积集”（宋敏求《长安志》卷八）。两市之内，店铺林立，贸易交换十分活跃，城市经济颇为繁荣。社会稳定，经济繁荣为文化艺术发展提供了必要条件。

在这样的社会环境下，百姓尤其是日益增多的城市居民对在物质生活需求不断得到满足的情况下，对精神文化生活的需求也日益增长和多样化。特别是不断壮大的商人阶层，他们既对文化娱乐有强烈需求，也能为其发展提供经济支持。对于文学方面，长于抒情弱于叙事的诗歌不能完全满足人们尤其是水平水准不是很高的普通民众的需求，他们期待着一种娱乐性、趣味性更强的叙事体裁的文学类型产生。没有比巨大的社会需要更能促进生产发展的了。接受群体的期待需求无疑促使通俗叙事文学的产生与发展。

三、科举与教育

唐代诗赋取士的用人政策及发达的教育，也为文学包括俗文学发展提供了有利条件。唐代统治者为了扩大统治基础，在用人方面继承隋的政策，实行科举考试制度。这种制度较之魏晋以来保护士族特权的九品中正制，更具优越性。唐代科举内容繁多，科目复杂。《文献通考》云：唐制：取士之科，多因隋旧。然大要有三。由学馆者曰生徒，由州县者曰乡贡，皆升于有司而进退之。其科之目，有秀才，有明经，有进士，有俊士，有明法，有明字，有明算，有一史，有三史，有开元礼，有道举，有童子。而明经之别，有五经，有三经，有二经，有学究一经，有三礼，有三传，有史科。此岁举之常选也。其天子自诏者曰制举，所以待非常之材焉。通常讲来有所谓“八科”：秀才、明经、进士、明法、明字、明算、童举等，常设仅有明经、进士两科，明法、明字、明算则是专门科目。考生来源多为学馆“生徒”和州县“乡贡”士人，每年应试者常达八九百人，多者超过一千四五百人。考试内容除侧重经义、策论、律令、诗赋、杂文以外，另据科目不同，进行专门考试。(www.daowen.com)

唐高宗以后，以进士、明经二科为时人所尚，“以至岁贡，常不减八九百人。其推重谓之‘白衣公卿’，又曰‘一品白衫’；其艰难谓之‘三十老明经、五十少进士’。……其有老死于文场者，亦无所恨。”^[6]进士科考试录取难于明经科，“其进士大抵千人得第者百为一二，明经倍之，得第者十一二”^[7]。一般士人都愿试进士、明经二科。进士科尤被人看重，士人录取此科，第一名称状头或状元，视为“登龙门”，可任要职。科举制打破前代门阀特权阶层垄断仕途状态，为出身中下层的读书人打开通往社会上层的通道，激发了他们求取功名的热望。由于进士第的录取标准主要是诗赋，时人谓之：“闻达之路惟文章。”^[8]由此形式“五尺童子耻不言文墨”的重视文化学习的社会风气。学习文学艺术也成为很实用的求取功名利禄的途径。

唐统治者为了培养符合自己要求的各种人才，十分重视教育。与前代相比，唐朝学校教育十分发达。唐代的学校，可分为中央与地方两个系统，中央方面的学校，有著名的六学。所谓六学，即：（1）国子学，这是二三品以上官僚的子弟求学之所；（2）太学，这是五品以上官僚的子弟求学之所；（3）四门学，这是七品以上官僚的子弟求学之所；此外还有（4）律学；（5）书学；（6）算学，这是八品以下官僚的子弟及庶人中通此类学问的人求学之所。另外，还有二馆。一曰弘文馆；二曰崇文馆。这是皇帝缌麻以上亲属，皇太后、皇帝大功以上亲属及宰相散官一品、京官从三品的子弟求学之所，其等级最高，居于国子学之上。除了六学二馆由中央管理的学府外，地方也有各级学校。京都有学，大都督府、中都督府、下都督府有学；上州、中州、下州有学；京县、上县、中县、下县亦皆有学，而且，私学兴起。总之，有唐一代教育十分兴盛。

唐代由于实行用人的科举制度，同时，重视学校教育。这为文学繁荣提供制度政策上的保障，从而形成整个社会重视文化、崇尚文学的风气。唐代人民群众爱好文学成为风尚。《全唐诗》收录了很多和尚、道士、尼姑、宫人、歌妓，以及无名氏的作品，可以看出能够创作诗歌的诗人分布于社会各个阶层。唐代小说不少引用诗歌，变文和其他通俗文学大量应用五言、七言诗歌作唱词，都说明群众对诗的喜爱。

四、文化与思潮

唐代是思想文化自由开放的时代，社会价值观念及思想信仰具备多元化特点。这种宽松自由的社会环境也为文学春天的到来提供了条件。思想文化的自由尤其表现在学术和宗教信仰方面。唐代统治者实行开明的文化政策对本土文化、外来文化采取兼收并蓄、兼容并包的宽容态度。儒学自汉代实行“罢黜百家，独尊儒术”以来，成为我国占统治地位的思想。唐代依然崇尊儒学。但是，唐初存在诸多经文相互舛异，经文注解相有分歧，于是，唐太宗令当时经学大师孔颖达对经书的注文进行统一整理。孔颖达编定的《五经正义》成为以后儒生治经、应试明经科的标准读本。为了方便科考试经，唐太宗还令另一经学大师颜师古专门校订经书原文。颜师古比较了《周易》、《尚书》、《诗经》、《礼记》和《左传》的各种本子，并在众多儒学学派中，采用南方派的观点，撰成《五经定本》颁行天下，这样解决了经文原文舛异的问题。至玄宗时期，江南地区出现“《春秋》学派”，研究“专门之学”。《春秋》学派在取舍三传和自我发挥时有一个基本原则，即“明王道”。为了坚持这一原则，在注经时对有损“王道”的史实可以不讲，叫“以讳为善”；对有利于“王道”的史实，即使不真实，是“无经之传”，也可以酌情采用。以啖助、赵匡和陆淳为代表的《春秋》学派在唐代经学史上影响极大。中唐以后，经学家们共同的思想倾向是不再宗奉东汉以来诸家的注疏，而是自己重新解释经文，以此来表达自己的主张。韩愈、李翱所治经学具有代表性。作为正统儒家思想的继承者，韩愈从儒家经典原文中挖掘先贤的本意，然后作出自己的解释。他把经学家们一向不太重视的《礼记》中的《大学》、《中庸》专门抽出来，作为载道的重要经典详加注释，大力宣扬其中的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内容。李翱讲复性论，在继承孟子性善说的同时也吸收了佛教的本心、佛性等说法，试图通过至诚正思来恢复人的善良本性。

唐代多种宗教并存，影响比较大的是佛、道二教。佛教自两汉之际从印度传入中国后，在南北朝时期开始分派，隋唐时期演变发展成为一些较为固定的宗派，唐代佛教宗派主要有四宗。（1）天台宗，也称法华宗、空宗，是诸宗中创立最早的宗派，创立人是陈隋时期的智轛。天台宗兴盛于唐初，中唐以后逐渐衰落。（2）法相宗，也称唯识宗、瑜伽宗、慈恩宗，创立者是玄奘和窥基，主要的经典是《成唯识论》。唐贞观时玄奘西游印度学佛19年，学成回国，带回并翻译了大量佛经原典。窥基是其弟子，在协助翻译佛经并学佛的同时，丰富发展了该宗学说。（3）华严宗，又称贤首宗、法界宗，创立人是法藏，主要经典是《华典经》。武则天时兴盛，武宗灭佛后趋向衰落。（4）禅宗，又称佛心宗，该宗分为南北宗即顿、渐二教。北宗渐教为唐释神秀所创立，主张通过念佛诵经、打坐参禅以体认佛性，渐修以成佛；南宗顿教为神秀的同学慧能所创立，其说以《坛经》为代表，认为渐修不可以成佛，而顿悟可以“见性成佛”。二教经过辩论南宗战胜北宗成为唐代最有影响且居于正统地位的佛教宗派，南宗在唐末五代时期臻于鼎盛。道教是中国传统宗教，历史悠久，该教奉老子为教祖，老子姓李名耳。唐代，道教得到朝廷的特别尊崇。唐朝统治者推重道教，除了出于一般的信仰和政治上的需要之外，还有一个更重要的原因，即为抬高李姓皇族的门第。“唐皇室李氏本来出身于北周宇文氏府兵六镇的武川镇军阀，有着鲜卑人的血统。把自己的宗族归属到陇西李氏，再进一步把具体家系推及老子，这在魏晋以来崇重门阀的社会传统中，是提高天璜贵胄身份的手段。这样自唐初，朝野上下即不断制造老子降迹的神话，以坐实皇族李氏为老子后裔的伪说。”^[9]唐朝建立后，朝廷一再下达“尊祖”诏令，随之道教和道士也备受礼遇。贞观十一年朝命“斋供行立至于称谓，道士、女冠可在僧、民之前”^[10]。乾封元年尊太上老君为玄元皇帝，并立祠堂，置令、丞；上元元年，武后上表，“请令王公以下皆习《老子》，每岁明经，准《孝经》、《论语》策试”^[11]；唐玄宗是著名崇道的帝王，他在位期间把朝廷的崇道活动推向高潮。安史之乱后唐室衰微，道教不及前朝兴盛了。除佛、道两大宗教外，另有景教（该教是基督教的别称）、祆教、摩尼教、伊斯兰教。

而且，由于佛教盛行，佛教文化得到广泛传播，印度发达的佛教叙事文学，在民众中受到热烈欢迎，加之，城市和大城市出现，城镇居民日常闲暇时间增多，民众对文化消费也有了更高要求，以往的抒情文学不能满足他们的需求，由此引发唐人文学观念的变化，往昔备受冷落与轻视的叙事文学开始受到重视，一股创作虚构性叙事作品的新思潮悄然兴起。一些上层知识分子也受新思潮影响开始创作叙事作品。如白居易受印度翻译文学《欢喜国王缘》变文的启发创作《长恨歌》，此外，还有元稹的《连昌宫词》，刘禹锡的《泰娘歌》和《伤秦姝行》等。中晚唐时，一些文人开始大量创作传奇小说，文言小说出现创作繁荣局面，与此同时民间艺人为谋生也大量编创历史故事、民间传说，通俗叙事性文学十分盛行。

总之，唐五代敦煌讲唱文学的产生与发展与其文化生态环境关系密切，特别是处于封建社会鼎盛时期的唐代为它提供了政治、经济、文化等适宜的条件，大大促进了它的诞生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