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荷马史诗研究

（一）《奥德赛》

新中国成立以来的《奥德赛》翻译以杨宪益、陈中梅、王焕生三家影响为巨。其中，杨宪益译本采取散文体，陈中梅、王焕生译本采取诗歌体。

杨宪益的《奥德修纪》译本，根据The Loeb Classical Library希腊原文翻译，采取散文体形式。该书收入“外国文学名著丛书”，1979年由上海译文出版社出版。杨宪益在1968年4月写就的“前言”中说明了采取散文体翻译的原因：

因为原文的音乐性和节奏在译文中反正是无法表达出来的，用散文翻译也许还可以使人欣赏古代艺人讲故事的本领。只有史诗开头的十行保持了原文的形式，一行还它一行，不过给它增加了尾韵，这是因为末尾用韵在我国是个习惯，这样的做法也许还可以使它更像诗一些；这一部分所以用诗体翻译是因为荷马史诗开头几句是古代说书人的惯例，在说道本文之前都要请个女神赐给他灵感；实际上，开头来个引子也是为了让大家安静下来，好好听他讲故事，这同我们古代平话小说开头的几句诗的作用是一样的。[20]

陈中梅翻译的《奥德赛》，译文采用诗歌体，并做了详细的注释和评论。最先由花城出版社于1994年出版；2012年译林出版社再次出版。王焕生的诗歌体译本，由人民文学出版社于1997年出版。

（二）《伊利亚特》

新中国成立以后出版的《伊利亚特》译本，于1958年由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译者为傅东华。该译本由《伊利亚特》的英文译本转译而来。罗念生、王焕生译本则由希腊原文翻译，于1994年由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2012年7月，上海人民出版社出版该译本的中文—希腊文对照版，收入“日知古典丛书”。陈中梅译本也由希腊原文翻译而来，1994年由花城出版社出版；1998年由上海译文出版社出版；2012年由译林出版社出版。

（三）荷马史诗在国内的研究状况

新中国成立以来的荷马史诗研究趋于沉寂，受客观文化环境影响，研究者多从政治角度批评史诗中的奴隶主作风，直至1990年代以来，中国学界的荷马史诗研究才进入了较为多元的阶段。

本阶段荷马史诗研究较为突出的本国研究专著有晏绍祥的《荷马社会研究》，从历史学的角度较全面地解读了荷马社会，揭示了希腊城邦产生的特殊历史条件及其一般特征，并对荷马社会在古代希腊文明发展史上的地位做出界定。

陈中梅的《神圣的荷马——荷马史诗研究》，从认识论角度开拓了荷马史诗研究的新局面，并重新追溯了希腊智识的起源。而他于2010年出版的《荷马史诗研究》收集国内外大量研究资料，从史诗构合、诗论、奥林波斯众神等角度深入对荷马史诗进行了分析，是近年来尤为突出的研究专著。

程志敏的《荷马史诗导读》，细致地解读了荷马的思想形象及其史诗的历史，分析了荷马的两部史诗《伊利亚特》和《奥德赛》的内容结构、文本主体和隐喻的古典政治哲学思想，试图通过对《荷马史诗》的解读，呼唤当今古典学的“获救”。

关于荷马史诗的一些外国研究专著也被引进。例如格雷戈里·纳吉的《荷马诸问题》，程志敏所译的《弓弦与竖琴——从柏拉图解读〈奥德赛〉》、《〈奥德赛〉中的歌手、英雄与诸神》，王莹译的《荷马的世界》，还有台湾学者罗青的《荷马史诗研究——诗魂贯古今》等等，研究角度更加多样化。

国内研究者对荷马史诗的研究论文主要集中在史诗中的人物、史诗的艺术特征及史诗所反映的现实问题等方面，也有将荷马史诗与我国同时期诗歌如《江格尔》、《诗经》进行比较的。

首先，从史诗中的人物方面研究的相关文章比较多，如《英雄符码及其解构：荷马史诗三位主要英雄形象论析》（《外国文学研究》，1997年第3期）、《爱欲与文明的冲突——荷马笔下的帕里斯和海伦》（《浙江学刊》，1997年第4期）、《“被缚的女人”——浅析〈荷马史诗〉中的女人群像》（《云梦学刊》，2002年第6期）、《论阿喀琉斯的人本主义精神》（《中国人民大学学报》，1995年第2期）、《〈荷马史诗〉人物形象的文化内涵》（《成都大学学报》，2004年第2期）等；从史诗的艺术特征方面研究的也比较多，如《〈荷马史诗〉的象喻世界初探》（《外国文学评论》，2003年第1期）；此外，从史诗所反映的现实方面研究，如《荷马史诗所反映的君主制度》（《华中师范大学学报》，2004年第1期）。

二、赫西俄德研究

赫西俄德是古希腊最重要的神话诗人之一。如果说荷马史诗为希腊文明提供了历史传奇的镜子，那么，赫西俄德的作品——《神谱》、《劳作与时日》以及疑为赫西俄德作品的《赫拉克勒斯之盾》就是希腊文明的历史基石，从而成为整个西方文明的基础。

刘小枫在《一个故事两种讲法——读赫西俄德笔下的普罗米修斯神话》（《中山大学学报》，2010年第3期）中，通过文本绎读的方式，比较《神谱》、《劳作与时日》中的两种讲法，分析赫西俄德讲述这一神话的意图。而《诗人的权杖》（《中国图书评论》，2007年第3期）则把赫西俄德与荷马相提并论，并认为赫西俄德与荷马之间最大的区别是对神义秩序的理解不同。

吴雅凌在《赫西俄德〈神谱〉中的提坦神族》（《思想战线》，2009年第7期）中提出，赫西俄德的《神谱》有近一半篇幅与提坦神族有关，赫西俄德在500多行神谱诗中悉心成就提坦神族形象的含糊性，文章重新解读长期困惑西方学者的文本疑点，深入领会诗人隐藏于神话诗歌背后的道德教诲。在《潘多拉与诗人——赫西俄德笔下的女人神话》（《国外文学》，2010年第2期）中，通过文本细读，分析赫西俄德在《神谱》和《劳作与时日》中的女人神话叙事，把赫西俄德和尼采这两位作家联系起来，解读从赫西俄德开始并根本影响西方文明的潘多拉之谜，揭示从赫西俄德到柏拉图，再到尼采以哲学沉思诗人身份和诗歌职能的思想的相互承传。在《宙斯的天平——试论荷马与赫西俄德之争》（《浙江学刊》，2010年第3期）中，从“荷马与赫西俄德之争”出发，以赫西俄德在《神谱》和《劳作与时日》中的普罗米修斯神话叙事为例，结合荷马在《伊利亚特》卷八中宙斯决定特洛伊战争定局的相关篇章，揭示宙斯与普罗米修斯的纷争真相，从而探究两位诗人阐释古希腊神王宙斯的正义精神的异同，以及隐藏在赫西俄德反荷马背后的政治哲学意蕴。论文《厄庇米修斯的哲学——赫西俄德的人类起源叙事》（《现代哲学》，2010年第7期），则通过细致阅读和分析文本，揭示普罗米修斯和厄庇米修斯这两个神话形象的辩证关系，领会赫西俄德隐藏于神话诗歌背后的对人类生存处境的哲学沉思，同时考察普罗米修斯形象从古至今的嬗变。

三、埃斯库罗斯研究

埃斯库罗斯的著作在中国已有多个译本，罗列如下：（1）罗念生、杨宪益、王焕生译，《古希腊戏剧选》（人民文学出版社，1998年）。收有埃斯库罗斯的悲剧《被缚的普罗米修斯》、《阿伽门农》，文字较为古朴典雅，行文流畅。（2）缪灵珠译，《奥瑞斯提亚三部曲：附：普罗米修斯被囚》（上海译文出版社，1983年）。根据两大作品分析了其中的女性形象、罪的概念，以及立法等一系列社会问题。（3）罗念生译，《悲剧两种》（人民文学出版社，1979年）。译介《普罗米修斯》、《阿伽门农》，后收入《古希腊戏剧选》。（4）王焕生译，《古希腊悲剧喜剧全集》（译林出版社，2007年）。在分册《埃斯库罗斯》中翻译了《乞援人》、《波斯人》、《普罗米修斯》、《七将攻忒拜》、《阿伽门农》、《奠酒人》、《报仇神》：吸收了以往中译本的成果，文字易懂，文风简洁，可读性强，但译注较少。（5）《罗念生全集》第二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4年）。其中的《埃斯库罗斯》译文详细考证了埃斯库罗斯的生平，介绍了其主要作品的内容、结构、风格与主旨；依据Arturue Sidgwick的牛津版本和A.D.Prichard编写的《波斯人》的注解译成，对《波斯人》的战争背景作了详细的考察，并穿插论述其文本结构与艺术价值；《普罗米修斯》则根据Joseph Edward Herry编注的《埃斯库罗斯的普罗米修斯》翻译，编者引言中介绍了埃斯库罗斯的生平、性格、地位出身，并讨论了其作品中的哲学与宗教问题、戏剧表现艺术、风格与文字、节律与音步，最后对普罗米修斯故事的源变、剧中人物都作了具体的分析；又收入译作《阿伽门农》；全书注释详细，源流考证博引古今，翻译流畅易读；不足在于人物介绍往往重复。（6）陈中梅译，《埃斯库罗斯悲剧集》（辽宁教育出版社，1999年）。译作意境优美，但有时为韵律用词稍显拗涩，缺点在于注释不足。

杨周翰主编的《欧洲文学史——古代至十八世纪欧洲文学》（商务印书馆，1961年），古希腊部分由北大英语系辜正坤编写，古罗马部分由清华外文系覃学岚编写。第一卷第五节概述了古希腊戏剧的起源与发展历史，并简单介绍了埃斯库罗斯的《七将攻忒拜》、《乞援人》、《俄瑞斯忒斯》以及《普罗米修斯》三联剧。篇末的书评认为埃斯库罗斯的戏剧首先以三联剧的形式开拓了空间，作者可以自由发挥；其次，舞台布景、服装等也不乏辞藻的堆砌。

杜佳的《为什么是埃斯库罗斯》（《外国文学研究》，2009年第7期）评述，在阿里斯托芬的喜剧《蛙》中，酒神去到冥府，想把欧里庇得斯带回阳世，但最后却改变初衷，把埃斯库罗斯带了回来。酒神为何选择埃斯库罗斯，这历来是人们讨论的话题。其实酒神的选择是喜剧诗人阿里斯托芬的选择：选择埃斯库罗斯，并非因为阿里斯托芬不喜欢欧里庇得斯，也不是因为欧里庇得斯的悲剧诗歌艺术不如埃斯库罗斯，而是因为在宗教虔敬、道德教化和政治智慧等方面，埃斯库罗斯更符合阿里斯托芬拯救雅典城邦的理想。

陈中梅的《普罗米修斯的hubris——重读〈被缚的普罗米修斯〉》（《外国文学评论》，2001年第2期），以hubris一词为切入点，统计了埃斯库罗斯使用“过度”这一词的频率，认为不虔敬是导致过度行为的根源，而不虔敬又是由于人性的弱点所致，结论在于普罗米修斯的行为对于诸神来说是过分的，宙斯的惩罚又是过分的，最有效的方法应当以理性作出一定的妥协。

罗晓颖的《“技艺胜不过定数”——埃斯库罗斯〈被缚的普罗米修斯〉第436—525行解读》（《国外文学》，2008年第2期）阐述，命运（定数）是古希腊悲剧的重要主题。本文通过解读埃斯库罗斯《被缚的普罗米修斯》第二场（436—525行）普罗米修斯关于技艺的讲辞，探讨技艺与命运的关系在埃斯库罗斯这一作品中的表现及其意义，以尝试理解古希腊悲剧的政治和宗教意蕴。最后认为普罗米修斯故事是埃斯库罗斯对智术师兴起的预言，普罗米修斯那样传授给人的技艺使人自大而疯狂，妄图改变神圣的秩序，而命运却永远无动于衷、难以变更。此外，肖厚国的《埃斯库罗斯的悲剧正义》（《海国图志》，2012年第5辑）解读了三部曲的第一部《阿伽门农》，切入的角度是如下对照和冲突：克吕泰代表的私人正义，雅典娜代表的公共正义。这也是古希腊的英雄时代和雅典时代的对照。

四、索福克勒斯研究

汉语学界研究索福克勒斯起于20世纪初，周作人的《欧洲文学史》（1917年作为北京大学讲义；1918年由上海商务印书馆初版）[21]、郑振铎的《文学大纲》（商务印书馆初版，1927年）[22]、王力的《希腊文学 罗马文学》（《希腊文学》，商务印书馆初版，1934年；《罗马文学》，商务印书馆初版，1933年）[23]，不过都主要是简单译介西方学界的研究成果。《俄狄浦斯在科罗诺斯》虽有两个中译本，但相关的研究几乎阙如。罗念生出版于1985年的《论古希腊戏剧》主要谈到《俄狄浦斯王》和《安提戈涅》，而他的译注和简介《俄狄浦斯在科罗诺斯》，都主要来自于Jebb的注疏。刘小枫的《“这女孩儿的眼睛为我看路”》（《读书》，2000年12期），分析了两种罪：道德、法律的罪和宗教的罪；进而，宗教的罪，让我们能够理解俄狄浦斯与安提戈涅的不幸、人与神的始终为伴。刘小枫的《〈安提戈涅〉第一合唱歌的启蒙意蕴》（《国外文学》，2004年第2期），从荷尔德林到海德格尔都力图回归古希腊，可他们对索福克勒斯的读解却仍是现代解释的释义语境，提出了该如何重读索福克勒斯的重要疑问。可以说，汉语学界索福克勒斯的翻译和解释已经重新起步。

五、欧里庇得斯研究

杨周翰主编《欧洲文学史——古代至十八世纪欧洲文学》相关部分介绍了欧里庇得斯生平之余，讲述了《特洛伊妇女》、《美狄亚》两个剧本。以“神”的形象为介质，与埃斯库罗斯的戏剧进行对比，得出结论认为欧里庇得斯削弱了歌队的重要性，其戏剧内容旨在表现现实的政治、家庭问题。《罗念生全集》第三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4年）书中详细考证了欧里庇得斯的生平与创作，在序言中提出了欧里庇得斯的命运论主宰于人的自由意志，而神遭到了怀疑，认为他站在人民的立场，借用神话传说来批判社会现象，但又有历史局限性；罗念生提出欧里庇得斯悲剧在方法上有两大贡献：写实手法、心理分析；具体特点包括善于描绘心理，尤其是妇女的心理，对结构不甚注重，歌队彻底成为装饰品，语言流畅但有冗长的雄辩。全书收入罗念生译的《阿尔刻提斯》、《美狄亚》、《特洛亚妇女》、《伊菲格涅亚在陶洛人里》、《酒神的伴侣》，以及节译的《安德洛玛克》，并对各作品都作了细致的注释，对相关的故事材料都有充足的历史考证，对剧中人物皆作详细的分析。肖厚国《古希腊神义论：政治与法律的序言》（上海人民出版社，2012年）的第五章系统梳理了欧里庇得斯与其作品的关系，总结了他作品中所反映的神学观点，认为欧里庇得斯推动了古希腊道德的滑坡。

六、维吉尔研究

《埃涅阿斯纪》最早的是杨周翰的译本，1984年由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牧歌》目前只有杨宪益所翻译的出版，《农事诗》至今在中国大陆尚无正式出版的译本。杨周翰的《埃涅阿斯纪》译者序介绍了维吉尔的生平、写作背景、主要作品及其内容特色。王焕生在《古罗马文学史》中对维吉尔的生平做了简要介绍，对维吉尔的三部作品《埃涅阿斯纪》、《牧歌》、《农事诗》都做了评述。

杨周翰在《维吉尔与中国诗歌的传统》（《北京大学学报》，1988年第5期）中将维吉尔的《牧歌》、《埃涅阿斯纪》与中国古典诗歌作比较，选取杜甫的《石壕吏》、《新婚别》、《垂老别》等，论证维吉尔的离别诗与中国古典离别诗具有异曲同工之处。杨周翰认为，维吉尔的诗歌具有一种哀婉的基调，这与中国读者的审美趣味是相投和的。

高峰枫在《维吉尔史诗中的罗马主神》（《外国文学评论》，2008年第11期）中解读了诗人塑造的主神尤庇特，并将其与荷马史诗做了对比，认为荷马史诗创作于“英雄时代”，较少道德批判，而维吉尔在史诗的涉神段落中，对荷马史诗的描述做了修正，他笔下的罗马诸神已然高度道德化。同时，高峰枫也探讨了尤庇特与“命运”之间的关系，认为他与荷马史诗中的宙斯一样，神力有限，尤庇特与命运是独立运行的两种决定力量。维吉尔笔下的尤庇特一方面坦言在自己眼中，众生平等；另一方面又将世事诉诸命运的安排。至少在字面意义上，尤庇特似乎承认命运是更高的主宰力量。在《奥古斯丁与维吉尔》（《外国文学评论》，2003年第3期）中，高峰枫通过分析奥古斯都历年的作品，考察了奥古斯都与维吉尔之间的关系，认为奥古斯都一方面不满维吉尔诗中的“帝国”倾向，或说不满维吉尔被基督教的敌人想当然地尊为帝国的桂冠诗人。另一方面，奥古斯都终究难以彻底抛弃对维吉尔的热爱，终究不肯将自己毕生钟爱的诗人完全划归敌方的阵营，于是煞费苦心，为他百般回护，甚至不惜将精心构思的辩词直接放入诗人口中，以期将自己青年时代的偶像从异教阵营中挽救出来。

王承教在《自然哲人——帕里努鲁斯的身份》（《东岳论丛》，2000年第8期）中提出，在维吉尔的史诗《埃涅阿斯纪》中，帕里努鲁斯是一个特别值得关注的人物。帕里努鲁斯之死是埃涅阿斯冥府之旅的背景，针对这一事件，存在着由史诗叙述者、埃涅阿斯以及帕里努鲁斯本人所描述的三个不同版本。前二者均将帕里努鲁斯之死描述为神意的结果，而帕里努鲁斯本人则给出了一个自然的和人事方面的原因。作者认为，帕里努鲁斯之所以如此并不奇怪，史诗作者述及帕里努鲁斯的六段诗歌的遣词都彰显出他具有某种哲人品性。无论帕里努鲁斯对自己的死亡的归因，还是他对天象的探查，都表明帕里努鲁斯是个自然哲人。

另外，林国华的《诗歌与历史：政治哲学的古典风格》（上海三联书店，2005年）中收入的《埃涅阿斯的幻梦与帝国的自由技艺》颇有参考价值。在其发表在《上海文化》上的《读维吉尔偶得》中，他把维吉尔与荷马、奥古斯都做了简单的对比，并提出了“政治技艺”的概念，认为在荷马那里，原本是神的才质与人的才质的差异与紧张，在维吉尔这里，则被置换成主人的技艺与臣民乃至奴隶的技艺的差异与紧张，这是一种全然世俗化的紧张关系。如果说荷马着眼于“凡人”，那么我们可以说维吉尔着眼于“罗马人”，而奥古斯都则着眼于“选民”。林国华认为，政治技艺最终指向被称作“城邦”的政治共同体，即人类无力企及的宇宙整全在凡世中的最高摹本，这意味着人获得了人之为人的整全生活，此乃最高的善，而“政治技艺”将是成就这一大业的唯一技艺，政治技艺因而是凌驾于其他所有技艺之上的“主人技艺”。(www.daowen.com)

七、塞涅卡研究

国内对塞涅卡作品的翻译大都有所交叉，并没有将塞涅卡全部作品翻译出来，所以翻译情况有所欠缺。对道德和政治论文集的翻译比较丰满，可是对悲剧集的翻译只有三部，还有待学术界对塞涅卡悲剧予以重视。

国内对塞涅卡的研究多局限于对他的道德论文集的研究，其中有结合他的书信集，这与现在中国对塞涅卡作品的翻译情况有很大关系。我们对塞涅卡作品的翻译着重在他的道德和政治论文集方面，书信集方面只有《面包里的幸福人生》，而就他的悲剧翻译情况看，只有杨宪益等译的《古罗马戏剧选》。

吴新民的《古典惩罚伦理学范式的突破——从柏拉图到塞涅卡》（《中南大学学报》，2006年第5期）将塞涅卡对愤怒的态度解释为不同于亚里士多德和柏拉图的惩罚伦理学，指出，塞涅卡惩罚的用意正如医生对病人的治疗作用一样，医生为了给病人治病而进行各种治疗，塞涅卡的惩罚最终用意也正在于此。所以，惩罚者所应抱有的态度是治疗的态度，意在劝诫统治者要仁慈宽容，即实行惩罚手段不能严酷残忍，所以不同于柏拉图的“惩罚就是治疗”所约束的是被惩罚者。塞涅卡大胆地指出惩罚者应该做到的行为，在当时严酷的环境下，在狂暴血腥充斥的罗马，塞涅卡仍保有冷静平和的态度，不仅对公民，即使是女人、奴隶也一样享有平等的待遇。肖剑的《罗马哲学的闲暇观——塞涅卡作品中的闲暇问题》（《西北师大学报》，2009年第3期）指出闲暇对哲人的重要作用，将斯多亚学派与伊壁鸠鲁学派的观点予以比较。塞涅卡吸收伊壁鸠鲁学派的观点，指出两者的最终目标是一致的。斯多亚哲学是为城邦利益服务，拒绝为研究而研究的超脱想法，他们重视更实用的目标。然而，结合当时的社会环境，塞涅卡清楚地知道自己所处的境地，指出，哲人的闲暇生活相比他们投身公共生活，贡献要大得多，“他们有办法叫他们的悠闲安适比起其他人的喧嚣汗水来更有益于人类”。[24]评价塞涅卡谆谆教诲的方法，首先是书信体的方式更易让人亲切。书信体由来已久，采用书信体明显是为了教化的目的；还有塞涅卡话语的日常性，在华丽的词藻中间穿插一些口语的问候与表达，更能拉近读者与作者的距离；另外就是《道德书简》的行文结构，从《论友谊》、《论交往》说起，到《论哲学的使命》、《论学习》、《论命运》，由浅入深，由现实到哲学。

另外，丁智琼的《塞涅卡三论研究》（浙江大学博士学位论文）系统地阐释了《论愤怒》、《论行善》、《论仁慈》，将塞涅卡生平著作与当时的写作背景及理论来源做了详细的叙述，然后将塞涅卡的这三篇论文进行分析，归纳其定义，分析其结构，最后对它们的影响予以概括。作者先是从当时古罗马的社会政治和经济历史背景来阐述塞涅卡写作三论的主要政治目的和动机。接着作者开始论述塞涅卡三论的理论来源，认为“犬儒学派、伊壁鸠鲁学派和斯多亚学派的思想学说是塞涅卡的主要思想资源，接着作者贴近文本论述了塞涅卡三论的组织结构和写作风格，并认为冗长重复、通俗时间化、善于运用修辞学和雄辩术是三论对后世影响最深的风格特征”。[25]然后是塞涅卡三论对不同时期的影响，作者分别论述了“三论对罗马政治、基督教、中世纪经院哲学、文艺复兴和近代欧洲资产阶级革命运动、康德古典哲学、十九世纪北美妇女和奴隶解放运动、现代西方哲学等方面”[26]的影响，从正面和负面廓清了塞涅卡三论在西方思想文化界的地位和作为。

八、奥维德研究

杨周翰主编的《欧洲文学史——古代至十八世纪欧洲文学》第一卷第七节，介绍了奥维德的生平及代表作《变形记》。以文学史的视角分析了其故事结构、艺术特色、哲学基础以及主要思想，在具体文本上并未作详细的介绍。杨宪益1957年3月20日载于《文汇报》的文章，简述了奥维德的《恋歌》、《岁时志》、《幻异志》、《哀歌》，仅是普及性的简介。《罗念生全集》第八卷《论古典文学》（上海人民出版社，2004年）介绍了奥维德其人与作品，主要提及《变形记》，记述了罗念生阅读时的自我体验。王焕生的《古罗马文学史》（人民文学出版社，2006年），区分了其创作分期，介绍了《列女志》、《爱的艺术》、《论容饰》、《变形记》、《岁时记》、《哀歌》、《黑海零简》，主要指出《变形记》与《岁时记》宣扬的是罗马的伟大历史，是为赞扬奥古斯都而作。

蒋显璟的《奥维德与英国文艺复兴时期小史诗》（《国外文学》，2012年第2期）以英国文艺复兴时期一种新兴文类“小史诗”为研究对象，着重探索了古罗马诗人奥维德的《变形记》对小史诗的影响，追溯了奥维德在16世纪英国文坛的接受史，试图论证这一新诗体在社会世俗化趋势中的表现。结论认为文艺复兴小史诗是奥维德的诗歌艺术在英国的再生，它代表了一种时代精神，张扬人类自然情感，纵情于文字游戏和艳丽雕饰，与欧洲大陆的人文主义互为呼应，构成了16世纪末英国文坛的一道亮丽风景。

注释：

[1]　康有为：《康南海文集》第11册《希腊游记》，上海共和编译局1914年版。

[2]　参见李长林：《晚清时期中国关于古希腊文学艺术的介绍》，载《求索》，1987年第3期，第114—117页；张齐政：《辛亥革命前中国思想界对古希腊罗马的评述》，载《衡阳师范学院学报》，2011年第8期，第13—18页。

[3]　参见李长林、徐良利：《20世纪上半叶中国学术界的古希腊热》，载《湖南师范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2年第3期，第106—110页。

[4]　参见蒋保：《周作人之古希腊文化观》，载《历史教学问题》，2005年第5期，第73—79页。

[5]　刘季富：《试论周作人的古希腊文学研究》，载《河南社会科学》，2008年第9期，第133—135页。

[6]　庄浩然：《周作人译述古希腊戏剧的文化策略》，载《福建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3年第4期，第64—69页。

[7]　参见严辉：《周作人建国后文学创作活动研究述评》，载《南京师范大学文学院学报》，2008年第2期，第117—123页。

[8]　参见耿传明：《周作人与古希腊、罗马文学》，载《书屋》，2006年第7期，第26—31页。

[9]　参见徐莹：《罗念生杰出的古希腊文学研究者》，载《中国戏剧》，2010年第5期，第66—67页。

[10]　参见刘小枫：《这女孩儿的眼睛为我看路——纪念罗念生先生逝世十周年》，载《读书》，2000年第12期，第48—55页。

[11]　参见Michael Davis：The Poetry of Philosophy：On Aristotle’s Poesie，St.Augustine’s Press，1999.

[12]　Michael Davis：《诗学微》，载“经典解释”第15辑《诗学解诂》，华夏出版社2006年版，第18页。

[13]　〔英〕哈里维尔：《〈诗学〉的背景》，陈陌译，载《诗学解诂》，华夏出版社2006年版，第43—45页。

[14]　戈登：《作为诗人和戏剧人的柏拉图》，载《戏剧诗人柏拉图》，第63页。（无出版社、出版年。）

[15]　〔美〕朗佩特：《施特劳斯与尼采》，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5年版，第129页。

[16]　Levi Strauss，The City and Man.Chicago：The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1964，p.137.

[17]　〔美〕罗森：《诗与哲学之争》，张辉译，华夏出版社2004年版。

[18]　〔美〕朗佩特：《施特劳斯与尼采》，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5年版，第169页。

[19]　〔美〕科内尔：《悲剧世界中的少数家族——亚里士多德的〈诗学〉与荷尔德林的〈索福克勒斯注疏〉》，黄旭东译，载《诗学解诂》，华夏出版社2006年版，第110页。

[20]　〔古希腊〕荷马：《奥德修纪》，杨宪益译，上海译文出版社2008年版，第28页。

[21]　周作人：《欧洲文学史》，河北教育出版社2002年版。

[22]　郑振铎编：《文学大纲》（上、下），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3年版。

[23]　王力：《希腊文学 罗马文学》，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5年版。

[24]　肖剑：《塞涅卡——道德书简的教化政策》，载《北京大学教育评论》，2009年第1期。

[25]　丁智琼：《塞涅卡三论研究》，浙江大学外国哲学专业博士学位论文，2004年。

[26]　丁智琼：《塞涅卡三论研究》，浙江大学外国哲学专业博士学位论文，2004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