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为外国文学研究的一个重要方面，北欧文学研究在这一阶段发展迅速，研究成果不断问世，研究的视角不断更新，而且有更多理论方面的创建。在易卜生、安徒生、斯特林堡等经典作家的研究方面，学者们注重从跨文化、审美性、现代儿童文学理论的构建、心理分析等诸多层面展开研究，极大地拓宽了北欧文学研究的边际，并且走向世界，和国际特别是北欧国家的学者进行平等的对话，让世界了解了中国学者在北欧文学方面的研究状况和成果。在一时期北欧文学的发展得益于北欧作家及作品更广泛的译介，各种北欧文学研究的学术会议的召开，学术期刊对有关北欧文学研究论文的广泛关注和刊载，以及国家各类研究基金对这一研究领域的支持和立项。所有这些昭示着我国的北欧文学研究步入了一个成熟期。

一、译介方面

对于北欧文学在我国的翻译和介绍的过程和现状，著名北欧文学学者和翻译家石琴娥做了一个很好的总结：“从译介的北欧国家来看，起初集中了斯堪的纳维亚半岛的19世纪的作家，后来芬兰和冰岛的重要作家也逐渐得到译介。1980年代囿于意识形态的制约，近当代的作家译介的不多，除了丹麦的勃朗兑斯的《19世纪文学主流》外，主要译介的是丹麦马丁·尼克索和冰岛拉克斯内斯的作品。1980年代之后这种封闭的局面有了很大的改观，代表不同流派的作家都或多或少地得到了译介，而且译介的面正在愈来愈趋于广泛。但是由于历史和社会背景的制约，至今仍有‘北欧只有两个半’之说，也就是说在中国广为人知的北欧作家仍只有易卜生和安徒生。拉格洛夫在近一二十年来被国人所接受和喜爱，人气正在迅速飙升，但仅限于她的《骑鹅历险记》。其他的作品并没有引起多少兴趣，因而只能算半个。至于才气超群的斯特林堡，其作品被译介过来后似乎总是有点水土不服，这大概和他的狂躁和偏执有很大关系，因为国人的平和胃口似乎不太习惯于这种笔调。”[46]

根据石琴娥的观点，经典作家依然是这一阶段译介的重点，“两个半”作家的作品不断出现。但是一个可喜的现象是对其他作家，特别是当代的青年作家的译介呈现了上升的趋势，诗歌、戏剧、小说、作家传记、书信等各种题材的译作大量涌现，精彩纷呈。严肃的经典之作和通俗文学作品并驾齐驱，而且国别文学之间的介绍趋于平衡，成为这一时期的一个亮点。在北欧文学的整体翻译介绍方面，河北教育出版社于2004年推出了“20世纪世界诗歌译丛”，其中北岛选编了《北欧现代诗选》，精选了北欧5国59位诗人创作的两百余首诗歌，其中有诺贝尔文学奖获得者帕尔·拉格克维斯特、哈里·马丁松的佳作，也有当今瑞典著名诗人托马斯·特朗斯特罗姆、芬兰的索德格朗、冰岛的斯泰因·斯泰纳尔等人的名作，涵盖了现代北欧诗歌的整体风格和艺术特点。译林出版社出版的《北欧文学史》（2005年）是石琴娥的一部力作，弥补了我国在北欧文学史方面的不足。作者从现代的视角对北欧各国的文学进行了全面的梳理和分析，成为研究北欧文学作品的重要参考书。《北欧文学大花园》（2007年）是湖北教育出版社出版的丛书“世界文学大花园”系列丛书中的一部，石琴娥介绍了北欧文学的形成和发展，行文通俗易懂，图文并茂。南京大学的何成洲在他的《对话北欧经典》（北京大学出版社，2009年）的专著中运用现代的文学批评理论，多角度地对北欧文学的经典作品进行了深入的阐释，表达了许多独到的见解，对北欧的文学大师以及他们的作品进行了很有意义的建构。

在国别文学方面，挪威的易卜生一直以来是北欧文学研究者和翻译家注重的重点。据谢群、李晶、李玮琳在《中国十一五期间北欧文学研究》一文中统计，“‘十一五’期间北欧文学译介仍以易卜生作品居多，各种译本、选集计有3种。王忠祥编选的《易卜生精选集》（2004年）以及人民文学出版社的《易卜生戏剧集》（2006年）使易卜生的作品翻译更为广泛和全面，同时对部分误译和‘滤化’进行了规避。而2006年潘家洵、萧乾、成时翻译的《易卜生戏剧集》（3卷本）则以全面和权威而著称。在此期间，易卜生研究的译著有2本：《阁楼里的女人：莎乐美论易卜生笔下的女性》（2005年），以及比约恩·海默尔所著的《易卜生：艺术家之路》（2007年）”。[47]在易卜生戏剧的研究专著方面，四川大学出版社出版的李兵的《现代戏剧之父易卜生心理现实主义剧作研究》（2009年）一书，对易卜生心理现实主义剧作研究，为从心理分析的角度探讨易卜生戏剧中人物的心理活动提供了方法。

除此之外，挪威的其他作家也得到了应有的重视，克努特·汉姆生因其杰出的文学成就而获得了诺贝尔文学奖，他的作品早在1930年代就被译介到中国。鲁迅非常欣赏这位具有反叛精神的作者，他在好几篇文章中都提起过汉姆生。2009年，汉姆生诞辰150周年之际，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了四卷本的《汉姆生文集》（裴显亚等译），其中收录了汉姆生的主要作品，让读者们有机会系统地了解这位现代欧美小说奠基人的作品和艺术风格。此外，他的作品的一些单行本也被翻译出版。乔斯坦·贾德堪称当代北欧最重要的作家，他因为自己的小说《苏菲的世界》而闻名于世。作者在小说中通过小说的叙事方式和故事情节把原本深奥难懂的哲学观点通俗化，既让读者享受到阅读故事的愉悦，又接触到了深邃的哲学道理并能对生活进行哲学的思考。为此，作家出版社专门推出了“贾德名作系列”，他的作品《喂，有人在吗？》（刘泗翰译，2000年）、《苏菲的世界》（萧宝森译，2003年）、《纸牌的秘密》（李永平译，2007年）、《玛雅》（江丽美译，2007年）很受读者的欢迎。福劳德·格吕顿是当今挪威最受欢迎的作家之一，《蜂巢》这部长篇小说让他一举成名。小说描写了挪威奥达小镇一幢冶炼厂工人居住的居民楼“蜂巢”里发生的各种故事以及居住在那里人们的众生相。人民文学出版社于2005年出版了中译本，由石琴娥翻译。《世界没有角落》（贺东译，2005年）由同心出版社出版，作者斯万·尼忽思是挪威著名的儿童作家，《世界没有角落》以独特的视角、夸张的人物形象，展示了儿童的心灵。表达了主人公对生与死的思考。托比扬·埃格纳也是一位儿童作家，他的《哈克坡地森林》（石琴娥译，2008年）是《全球儿童文学典藏书系》中的一本，由湖南少年儿童出版社出版，是世界一流的儿童文学作品。奥拉夫·H.豪格的诗歌素以质朴中见真情、平淡中显绚烂著称，在欧美影响很大。他的诗被译成数十种文字。2009年2月作家出版社推出了汉译豪格诗选《我站着，我受得了》（哈罗德·勃克曼、西川、刘白沙联合翻译），将这位倾心于中国文化的挪威诗人介绍给中国读者。托摩脱·篙根的《保守秘密》（徐朴译，河北少年儿童出版社，2001年）和《总有一天会长大》（裴胜利译，河北少年儿童出版社，2002年）是儿童文学中的畅销书，也是作者的代表作。

在丹麦文学的译介方面，安徒生的童话依然延续了1990年代的盛况，各种版本不断涌现，有不少编入安徒生精品集、外国文学名著文库、译文名著文库。其中有名著名译插图本《安徒生童话故事集》（叶君健译，人民文学出版社，2003年）。《安徒生剪影》（林桦编著，三联书店，2005年），此书分成两部分，分别将安徒生的照片、剪纸、拼图和素描等结合在一起，图文并茂，栩栩如生，形象地展现了安徒生伟大的艺术人生。[48]《安徒生文集》（共四卷）（林桦译，人民文学出版社，2005年）、《安徒生传》（陈雪松、刘寅龙译，九州出版社，2005年）。《即兴诗人》（刘季星译，中国文联出版社，2005年）是安徒生的一部以意大利为背景的长篇小说，记叙了他在意大利的游历生活。小说出版后，就被翻译成德文和英文，广受欢迎，使安徒生一举成名。《我的童话人生》（傅光明译，中国文联出版公司，2005年）是安徒生的自传，描写了他自己坎坷但又幸福的一生。《诗人的市场》（刘季星译，中国文联出版社，2005年）以日记体的形式，叙述了安徒生自己的旅行以及在这个过程的所见所闻。《安徒生童话和故事》（曹元勇译，华夏出版社，2007年）、《安徒生童话与故事全集》（上、中、下）（石琴娥译，译林出版社，2005年）、《安徒生童话全集》（任溶溶译，浙江少年儿童出版社，2005年典藏版）。德拉戈尔所著的《在蓝色中旅行》（冯骏译，译林出版社，2005年）是一部安徒生传记。在书中，作者从一个不同的角度展示了安徒生复杂的个性，让读者看到了一个对生活充满憧憬又在现实中屡遭挫折的安徒生的形象。《安徒生童话》（任溶溶译，上海译文出版社，2006年）。《丹麦当代戏剧选》（京不特译，东方出版社，2009年）收录了丹麦当代戏剧的主要作品，让中国读者开了眼界。因为通常这方面的译介不多，许多丹麦的剧作家在中国不为人所知，从这个意义上讲，这部译作是很有价值的。《丹麦文学的群星》（阮珅、韩玮、刘麟译，辽宁教育出版社，2003年）由美国学者菲·马·米切尔编撰，描述了丹麦文学自中世纪晚期到1940年的文学史，为研究者提供了很好的史料。除此之外，对北欧作家有广泛影响的丹麦哲学家克尔凯戈尔的十本译著也出版发行。

李之义翻译的《斯特林堡文集》（全五册）由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2005年），是斯特林堡作品译介的一个重要事件。《疯人辩护词》（人民文学出版社，2005年）是李之义翻译的另一部斯特林堡的作品，与他的其他作品不同的是，这部小说不但是一部现代心理分析小说，更是作家婚史的写照，展示了作者噩梦般的经历。这种自我的剖析在《地狱·神秘日记抄》（潘小松译，东方出版社，2003年）中也有描述。斯特林堡对自己的日记进行了改写，如同一部自传体的小说。拉格尔克朗斯撰写的《斯特林堡传》的副标题是“斯特林堡：在天堂地狱间游走的灵魂”[49]，反映了斯特林堡内心的焦虑和在现实生活中的忧郁和无奈。《红房间》（石琴娥、斯文译，译林出版社，2007年）这部长篇小说是斯特林堡的名著，作者以冷峻的笔调抨击了19世纪瑞典社会对青年艺术家的冷漠和摧残。塞尔玛·拉格洛芙是一位在北欧很受人们喜爱的作家，在世界文坛上也是大师级的人物。她的《尼尔斯骑鹅历险记》（石琴娥译，北京燕山出版社，2005年）通过小调皮尼尔斯在世界上的漫游，向人们展示了这位少年的善良和勇敢。通过穿插的童话、传说和故事，作者描述了瑞典特有的风土人情、文化历史。译林出版社于2006年再版了石琴娥翻译的《尼尔斯骑鹅历险记》。

《婚变》是塞尔玛·拉格洛夫创作的一部中篇小说，由余杰翻译，新星出版社于2006年出版。小说通过一个村姑历尽艰辛，追求自己爱情和幸福的感人故事，讴歌了女主人公的善良和美德。

托马斯·特朗斯特罗姆是一位享誉欧洲的瑞典诗人。《特朗斯特罗姆诗全集》由南海出版公司于2001年推出，李笠翻译。河北教育出版社也在其“二十世纪世界诗歌译丛”中选编了《特兰斯特罗默诗选》（董继平译，2003年）。

芬兰文学的译介包含了伦洛特的芬兰民族史诗《卡莱瓦拉》（张华文译，译林出版社，2000年）；芬兰犯罪小说家蕾娜·莱道拉宁的《顺风》（奚梅芳译，四川文艺出版社，2002年）是一部芬兰当代长篇小说，以“尤哈·麦瑞瓦拉命案”为背景，折射了芬兰社会的风貌。《索德格朗诗全集》集中了芬兰著名瑞典语女诗人、20世纪北欧诗歌先驱埃迪特·索德格朗的诗作，收入河北教育出版社出版的“二十世纪世界诗歌译丛”（董继平译，2003年）。《芬兰短篇小说选》（杜钟瀛译，昆仑出版社，2004年）由西朗佩选编，特点是所选作品时间上跨度较大，从芬兰独立前的1907年直至1975年，作品涉及的范围广。

由中国前驻芬兰大使杜钟瀛精心翻译的《芬兰童话故事》于2005年由昆仑出版社出版。其作者——芬兰著名作家劳尔·洛依奈，对芬兰最优秀的古代传说进行了加工，创作出了具有独特审美的芬兰童话。《明娜·康特作品选》（余志远译，昆仑出版社，2007年）将芬兰著名女剧作家、小说家的佳作呈现给中国读者。明娜·康特深受易卜生的影响，被誉为“芬兰的易卜生”，其作品为芬兰及北欧读者所喜爱。约尔马·库尔维年的《狼犬和九年级三班》（韦苇译，浙江文艺出版社，2008年）、阿尔托·巴西林纳的《兔年》（余志远译，昆仑出版社，2009年）、瑞达·雅洛宁的《女孩和寒鸦树三部曲》（张蕾译，北京科学技术出版社，2009年）都是很受欢迎的儿童作品，情节精彩，引人入胜。

冰岛文学的译介呈现出经典作品和现代作品并重的特点。以经典而言，萨迦是首选。商务印书馆在2000年出版了《萨迦选集》（上、下册）（石琴娥、周景兴、金冰译），译林出版社于2003年在其“世界英雄史诗译丛”里推出了《萨迦》（石琴娥、斯文译）。拉克斯内斯是现代冰岛文学的杰出代表，他的小说《萨尔卡·瓦尔卡》（张福生译，漓江出版社，2002年）以一个渔村为背景，描写了贫穷的渔家女萨尔卡·瓦尔卡在贫穷中为生存而抗争的经历。奥拉夫·奥拉夫桑的《回家》（熊德米、王黎译，重庆出版社，2002年）表现了1960年代初一位冰岛妇女迪萨曲折的人生经历，一生探索着生命的意义和真谛，情真意切，感人肺腑。艾纳·马尔·古德芒德松的《宇宙天使》（张学智等译，商务印书馆，2002年）让青少年读者痴狂。该书已被译成十几种文字出版。《宇宙天使》中的主人公保罗虽然患有精神分裂症，他却喜欢艺术和绘画，并具有音乐天分和诗人特质。由斯泰纳尔选编的《二十世纪冰岛诗选》（董继平译，2003年）是河北教育出版社推出的“二十世纪世界诗歌译丛”中的一部分，把冰岛的新诗人的诗作呈现给读者，让他们体验这些新诗人带给世界的新的诗风和用朴素的语言表达的心境。阿诺德·英德里达松堪称北欧当代最杰出的犯罪推理小说家之一。《墓地的沉默》（余晨璐、楼晨晔、陈文心译，人民文学出版社，2008年）和《污血之玷》（宋嘉喆译，人民文学出版社，2008年）出版后非常畅销，频频得奖，是犯罪推理小说的杰作。

二、作家作品研究

（一）易卜生研究

这一阶段的易卜生研究体现出了系统研究的特点。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1．现代性

易卜生被誉为“现代戏剧之父”，易卜生的戏剧给19世纪的欧洲剧坛带来了巨大的冲击，引起了一场戏剧革命。就其戏剧艺术而言，这种“现代性”体现在哪里呢？许多批评家都注意到易卜生戏剧中丰富的悲剧和喜剧的内涵，而这两种最基本且最重要的戏剧因素经易卜生之手巧妙地混合在一起，形成了独特的审美情趣，产生了巨大的震撼力。这种悲喜合一的戏剧特点是现代戏剧的重要条件。由此可见，易卜生是有着某种超前意识的大作家。王宁主编的《易卜生与现代性：西方与中国》（百花文艺出版社，2001年）论文集刊载了中外易卜生研究学者的一系列文章，从不同的视角对这个主题进行了阐述。如王宁的《易卜生研究的后现代视角》（第38页）、刘明厚的《易卜生：现代戏剧之父的预言》（第50页）、陈戎女的《易卜生与宗教现代性——〈布朗德〉个案研究》（第64页）、陈红和杨梅的《易卜生中期社会问题剧的现代性——谈〈玩偶之家〉及〈群鬼〉对人物深层心理与梦幻的表现》（第78页）、王忠祥的《中国接受易卜生及其剧作史迹——易卜生的戏剧与中国现代文学》（第133页）、何成洲的《剧诗：易卜生和中国话剧》（第147页）、孙惠柱的《娜拉出走以后该到哪儿去？——我看〈玩偶之家〉的跨文化文本》（第178页）、〔英〕罗纳德·格雷的《〈野鸭〉的重新解释》（第264页）、〔丹麦〕乔根·丹尼斯·乔翰森的《〈小艾友夫〉中的重复与绝望》（第342页）、谢群的《易卜生女性形象的重新解读》（第357页）等。正如论文集的主编王宁指出的那样，“无论在主题和本质内容还是在语言媒介的形式上，易卜生都对现代主义文学运动的兴起有着直接的启迪，这尤其可以从他对乔伊斯和贝克特这两位公认的现代主义和后现代主义大师的影响上见出端倪”（第2页）。

2．艺术性

把易卜生作为一位思想家和社会弊端的批判者来看待是许多学者在研究中所持的观点。根据易卜生作品中展示的对资本主义社会的种种弊病所做的严厉批判来看，这种看法也无可厚非。但是近年来，不少研究者的注意力开始转向易卜生作品的艺术层面，将易卜生看作是一位现代戏剧大师，从戏剧艺术的角度评判他的审美观和他对戏剧艺术的发展所做的贡献。在这方面，王宁、孙建主编的《易卜生与中国：走向一种美学建构》（天津人民出版社，2004年）对易卜生作品中的艺术性问题作了比较深入的阐述。如〔美〕布莱恩·约翰斯通的《〈群鬼〉中的原型重复》（第19页）、何成洲的《易卜生与‘世纪末’：艺术家形象塑造》（第54页）、孙建的《易卜生戏剧中的悲喜剧特点》（第68页）、王忠祥的《〈论罗斯莫庄〉的‘悲剧精神’和象征意义》（第81页）、林骧华的《易卜生的哲学观〈皇帝和加利利人〉》（第95页）、〔挪威〕克努特·布莱恩希尔德斯瓦尔的《从怪异美学视角论〈培尔·金特〉剧中的身份危机》（第137页）、宋丽丽的《灵与肉的两难选择：论易卜生的〈爱情的喜剧〉中的反讽特征》（第154页）、费春放的《娜拉和海达的跨文化反思》（第225页）等。王宁在《作为艺术家的易卜生：易卜生与中国重新思考》一文中强调说：“易卜生对中国知识分子的影响主要是通过其戏剧艺术创作而产生的。因而‘返回’作为艺术家的‘真正的’易卜生将使我们能够准确地、恰如其分地评价易卜生之于中国现代戏剧的美学意义。”（第2页）另外，张春蕾在《穿越现实腹地的理想追寻——以〈野鸭〉为坐标对易卜生戏剧思想艺术的剖析》（《江苏社会科学》，2005年第5期）中探讨了易卜生在剧中展示的新的创作方法，认为他为日后创作心理戏剧和象征戏剧进行了大胆的尝试。叶新在《酒神的女祭司——从尼采美学看海达·高布乐》（《四川戏剧》，2008年第2期）一文中结合尼采美学的理论，剖析了海达这一女主人公的独特的艺术形象和易卜生的审美特点。总之，这一时期有关易卜生戏剧艺术的评价的文章很多，说明对这位挪威文学大师的作品的研究更加深入。

3．心理研究

易卜生在其后期戏剧创作中使用了很多象征主义的手法，许多象征物折射了戏剧主人公复杂的心理活动。对易卜生的戏剧人物运用心理分析的理论进行解读，是许多研究论文所使用的方法，对深层次挖掘易卜生戏剧的艺术内涵做了贡献。其实，易卜生的许多人物展示了现代人焦虑、忧郁、恐惧的心理状态，其典型性甚至吸引了弗洛伊德的注意力。汪余礼的论文《罗斯莫庄：奔腾的白马与夜半的太阳——兼析该剧对戏剧艺术本质与潜能的探掘》（《艺术百家》，2008年第3期）则通过对《罗斯莫庄》一剧的分析，从易卜生“自我探索—重铸心魂”的角度，切入这部悲剧的核心与底蕴，试图在思想冲突的底层展现更具审美普遍性的人性冲突。丁扬忠在《哲理·诗情·象征——论易卜生象征主义戏剧》（《戏剧》，2009年第3期）文章中论述了易卜生戏剧艺术的独到之处，指出，“社会现实始终是易卜生戏剧创作的立足点。这是易卜生的象征主义戏剧和梅特林克、霍普特曼象征主义戏剧的最大区别。易卜生象征主义从现实主义关注人的外部世界转向关注人的内心世界，心理分析和心理描写自然就成为主要艺术表现方法，而象征手法最适宜于揭示人的内心和精神微妙、隐秘、朦胧的活动状态，因此，心理现实主义便与象征手法结下不解之缘，携手前行。是故，论者又将易卜生象征主义戏剧称为心理现实主义戏剧”（第67页）。李兵、陈燕红在《从〈建筑大师〉看易卜生剧作中的“妖性”》（《外国语文》，2009年第4期）一文中，探讨了易卜生对人物心理的深度剖析，认为，“《建筑大师》的妖性，就在于它是一部关乎灵魂的戏：灵魂的茫然和寂寞，灵魂的痛苦与挣扎，灵与灵疯狂的对话与交流，以及为了实现自我，完成自己为自己设计的使命，灵魂不惜以死相拼。建筑师索尔尼斯这一颗被各种疑虑和恐惧所困扰和纠缠的灵魂，在与另一颗寻他而来的灵魂——希尔达经过一番激情而怪异的对话之后，被一股神秘而强大的力量支配着，缓慢然而坚定地攀爬上了他刚刚盖好的自己家的高高的塔楼。谁也不清楚他在上面与那巨大的‘终极的存在’进行了怎样一番交流；总之，在众目仰望之下，他决绝地踏上了不归之路”（第92页）。在2009年出版的《现代戏剧之父：易卜生心理现实主义剧作研究》一书中，作者李兵[50]比较系统地探讨了戏剧家本人和他所塑造的人物的复杂的心理活动，分三章从易卜生的心路历程、艺术创作、具体剧作分析方面阐释了易卜生的心理现实主义戏剧和象征戏剧产生的成因。作者在引述了许多学者的评价后说：“易卜生戏剧的一个突出特点：关注人的灵魂及其挣扎，探索‘无意识’底层的‘黑暗力量以及它们之间无休止的涌动和厮杀’。各种戏剧人物其实就是剧作家人格的展开、延伸或演变，分别呈现出戏剧诗人在不同时期的心理状态，或者在同一时期人格的不同要素之间的碰撞及冲突。这自然也就使他与作为精神分析之父的弗洛伊德在诸多层面上契合起来。”（第10页）

4．影响比较

接受和影响研究是一个现代的命题，在跨文化的语境下，这是一个很重要的方法。一个作家的作品一经问世，便产生接受和影响的问题。而影响会在不同的层面上辐射，产生不同的结果。以易卜生为例，他的接受和影响在不同的语境中会产生不同的效应。易卜生在英国和在中国不一样，同样他在美国的接受又异于前两种情况。影响研究其实起步很早，只是在现代的语境中又有了新的方法和形式。黄爱华在《论易卜生、契诃夫对中国现实主义戏剧发展的影响》（《杭州师范学院学报》，2000年第2期）的文章中，从主题思想、题材选择、人物形象、情节设置、结构安排、创作方法六个方面阐述了易卜生戏剧和他的戏剧创作手法对“五四”以来的中国话剧的影响，指出：“易卜生对‘五四’剧坛的冲击和影响之大是无与伦比的：不仅戏剧改革运动中把易卜生作为戏剧改革的‘样板’来看待，并以此为‘实例’对旧戏进行猛烈抨击；而且，整个剧坛都转而尝试创作易卜生式的反映社会矛盾、提出社会问题的‘社会问题剧’，致使‘五四’问题剧盛极一时，成为这一时期中国话剧文学创作的主流。”（第52页）除了在宏观上论述易卜生的影响之外，许多学者还将易卜生的剧作和中国文学作品进行比较。邵锦娣的《〈伤逝〉与〈玩偶之家〉：映照中的阐发》（《天津外国语学院学报》，2003年第1期）一文展示了两部作品之间四个共同点，列举了情景反讽、结构反讽、戏剧反讽的创作手法，深入地探讨了中外大家作品中深厚的思想和艺术底蕴。马春娟的《同是天涯沦落人——海达·高布乐与蘩漪形象比较》（《当代戏剧》，2004年第6期）同样把易卜生和中国著名戏剧家曹禺的作品进行比较，分析了中外名剧中的两位富有个性、情感丰富的女主人公，从欲望和复仇两个角度探讨了她们的悲剧结局的原因，讴歌了她们为自由而战的勇气。“海达和蘩漪潜意识中都向往毫无羁绊的自由生活，她们要挣脱的是束缚人类的自由意志、残害人类自然本性的天罗地网。对周萍的紧追不舍，实际上是蘩漪对实现自我价值的一种憧憬，是她对自然人性的狂热追求。她们表现的种种暴烈的反抗是向命运的挑战，以一种近乎于‘蛮性的遗留’的原初自然人性来对抗扼杀人性的残酷。她们的悲剧是人类向往自由，摆脱命运主宰而不能的一曲悲歌。”（第55页）乔国强、姜玉琴在《鲁迅的〈狂人日记〉与易卜生的〈人民公敌〉》（《中国比较文学》，2007年第2期）的文章中，从一个崭新的视角将鲁迅的《狂人日记》和易卜生的《人民公敌》进行对比，把不同体裁的两部作品放在思想和艺术层面加以审视，写出了新意。“鲁迅的小说有一个非常明显的特点，即篇幅通常都比较短小，人物、内容也不复杂，但往往能给读者一种莫测高深、丰富无边的感觉。这除了鲁迅本身具有独特的创造性禀赋外，也与其平素擅长广泛、巧妙地吸取他人的思想火花与表达技巧有很大的关系。由上述分析可以看出，《狂人日记》就是从《人民公敌》一剧中捕捉到创作灵感的，即借‘狂人’的形象演绎发生在斯多克芒医生身上的故事。从新文学的发生史上看，中国现代小说的开山之作《狂人日记》异常重要，它标志着中国新文学是以个体向‘公众’宣战之格局揭开其序幕的。”（第132页）在2009年出版的《对话北欧经典：易卜生、斯特林堡与哈姆生》（何成洲，北京大学出版社）中，作者在第四章中专门谈到了北欧现代文学的影响研究问题，比较详细地阐述了易卜生在中国的影响和接受，萧伯纳和易卜生、奥尼尔和斯特林堡的相互影响和这种影响对中西文学发展的积极作用。

5．伦理批评

伦理学研究是以人为目标的。人的行为、人的价值取向、道德的判断、善与恶的界定等都属于伦理学的范畴，涵盖面非常广。许多研究学者借鉴了伦理学方法来进行文学批评，并以此来探讨易卜生戏剧中有关伦理道德的主题，在家庭伦理、社会伦理的方面分析人物所处的伦理困境。段汉武在《论海特维格之死：对〈野鸭〉的伦理学解读》（《外国文学研究》，2005年第5期）一文中试图运用康德、石里克、韦伯等的道德伦理观点，分析海特维格悲剧的原因，展示了易卜生伦理观的变化。“从娜拉、布朗德、斯多克芒到格瑞格斯，易卜生始终在探索和思考真理与理想这一关乎人类生存状态的重要课题。娜拉的出走，代表着剧作家对真理的一种呼喊、一种信仰；布朗德，一个孤独的叛逆者，对真理的探索，犹如一盏明灯，照亮了人性黑暗的夜空；斯多克芒拒绝为报纸撰写撒谎文章，主张给民众以真相，寄托着易卜生的信念与希望。但格瑞格斯因为坚持真理而被人们嘲笑、挖苦，因为说出了真相而导致了海特维格走上了绝路。这里，真理已经失去了神圣的光环而被解构、消解。”（第48页）谭咪咪的文章《论易卜生诗剧〈英格夫人〉的伦理主题》（《世界文学评论》，2009年第1期）则从社会伦理和家庭伦理两个方面探讨了易卜生这部早期的戏剧，指出造成英格夫人悲剧的原因是她对伦理规范的背离。文章认为：“在诗剧《厄斯特罗特的英格夫人》中，剧作家易卜生在对英格夫人这一悲剧形象的塑造上，突出了她违犯社会伦理秩序的行为，显示了英格夫人悲剧命运中的伦理因素，同时还通过英格夫人由于突破社会伦理道德禁忌最终走向伦理悲剧的结局强调了禁忌对人类的约束作用，揭示了人类遵守伦理道德禁忌的重要性。”（第74页）在《从家族利益到国家政治——〈觊觎王位的人〉伦理冲突的核心》（《外国文学研究》，2009年第4期）中，作者袁运隆也探讨了易卜生早期诗剧《觊觎王位的人》中围绕着家庭伦理和王权伦理所产生的冲突，叙述了国王霍古恩与斯古利伯爵围绕王权而展开的斗争，指出“剧作家将冲突的焦点聚集在王权政治及其相关人物相互之间的复杂伦理关系上：君臣、父子和夫妻是其中最为主要的人物关系，正是在复杂而多样的情感对立与伦理冲突中，不同的政治信念、意志品格及其独特而复杂的性格得到了深刻的表达与塑造，作家对新旧伦理转换正义性的深入思考，也正由此得到了独到而深入的揭示”（第114页）。2006年出版的《文学伦理学批评：文学研究方法新探讨》（聂珍钊、邹建军）为文学伦理学批评提供了新方法和新思路。在伦理批评方面，华中师范大学易卜生戏剧的研究团队进行了广泛的实践，撰写了一系列的评论文章，在我国易卜生研究领域开辟了一块新的园地。

6．生态批评

生态批评是当下文学批评中比较热门的话题。原因是人们对生态日益恶化的担忧和对生存危机的关注。文学作品中有关人与自然的关系，社会的快速发展对生态的破坏等描写的例子不胜枚举。易卜生在他的名剧《人民公敌》中就表示了他对环境和健康的一种关切。韦清琦在《从〈人民公敌〉看易卜生的生态观》（《易卜生与中国：走向一种美学建构》，天津人民出版社，2004年）比较早地就易卜生戏剧中所涉及的生态问题进行了阐述。他认为，“斯多克芒医生和卡逊的不幸反而彰显了这样一个事实，即环境污染的根源是由人的群落组成的文化在工业发展的道路上逐渐失去自然纯朴的本性，日益堕落和利己，不再把与自然的关系看成是伙伴关系，而视之为可以任意践踏的我‘物’。物欲的横流才导致自然环境的恶化。这是易卜生最主要的生态观”（第178页）。付治鹏在《生态批评与中国生态戏剧——对三个戏剧文本的生态主义批评》（《戏剧》，2005年第4期）一文中谈及了易卜生的《人民公敌》和其中戏剧家对生态问题的关注，并对中国剧作家高行健的《野人》（1985年）、孙惠柱和费春放的《中国梦》（1987年）和过士行的《鱼人》（1989年）的生态主题进行了深入的探讨。2009年《信阳师范学院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的第4期发表了一组文章，集中探讨易卜生戏剧中的生态主题，如王忠祥的《绿色之思　道德之艺——易卜生戏剧〈野鸭〉的现代阐释》、陈世丹的《论易卜生〈人民公敌〉中自我毁灭的人类社会生态环境》、刘明厚的《〈培尔·金特〉中的绿色回归》和汪余礼的《从〈建筑大师〉看易卜生晚期的深层生态观》。王忠祥在文中认为，“易卜生的杰出剧作《野鸭》通过多元艺术方法，凭借自审、辩驳的形式，表现了多重思想意义。可以简化为三位一体的主要三层绿色之思：一、从戏剧情节和人物关系层面上观察，艾克达尔父子受威利欺骗和压迫的故事，批判了社会不公平，格瑞格斯揭秘引起海特维格自杀的悲剧，反映了剧作家的自审精神，反思不切合当时实际的‘理想要求’，可能引发人们现实生活的危机。二、从格瑞格斯和瑞凌的多次争议的深层观察，显示了剧作家关于‘做讲真理的人’。如何抵制‘生活的谎言’而又不伤害人们正常的现实生活安宁的新思路。三、从人物形象的象征性、各类‘象征物’（森林、野鸭、照相等）的影射指向，并结合反讽式辩驳的隐形内层观察，剧作家的绿色之思并未淡化，只是处于‘两难境地’”（第1页）。《易卜生创作的生态价值研究：绿色易卜生国际学术研讨会论文集》（聂珍钊，2011年）刊载了许多论述易卜生生态观的文章，为在我国易卜生研究中使用生态批评的方法开了个好头。

7．戏剧改编

在中国的舞台上演易卜生的戏剧不是新鲜事，但把易卜生的戏剧用中国传统的戏剧形式或歌剧形式上演并非易事。近几年来，随着易卜生研究的升温，一些从事戏剧研究和创作的学者大胆实践，改编了几部易卜生戏剧，在戏剧表演、戏剧艺术和戏剧理论方面给易卜生研究提供了新的内容和话题。其中比较典型的例子是根据易卜生的《海达·高布乐》改编的越剧《心比天高》（孙惠柱、费春放）和根据易卜生的《海上夫人》改变的音乐剧《海上夫人》（刘明厚、石俊）、越剧《海上夫人》（孙惠柱、费春放）。这些改编的剧目上演以后，引起了国内外易卜生学者的热议，也引起了诸如戏曲改编的本土化、跨文化演出的接受、戏剧改编后的表演性等话题的讨论与交流，把对易卜生文本的研究拓展到了舞台和剧院。曹树钧在评价一位青年艺术家改编易卜生的最后一部戏剧《我们死去的人醒来》的一篇文章《永远燃烧的理想追求——由易卜生晚年代表作〈尾声〉排演说起》（《广东艺术》，2002年第3期）中对戏剧结尾的处理表示了不同的看法，认为“将原作结尾作了一个重大的改动，将鲁贝克与爱吕尼共同上山的剧终部分改为爱吕尼走到中途，停止不走”与该剧主题不符，与原作的描写明显矛盾，造成了艺术风格上前后不统一。“笔者认为，二度创作可以在艺术上有新的阐述，但不宜背离原作的主旨，添加原作所没有甚至相反的内容。”（第40页）宫宝荣在《东橘西枳为何缘　文化水土不一般——京剧改编本〈培尔·金特〉中的文化冲突与融合》（《戏剧》，2007年第2期）一文中，对易卜生戏剧的本土化谈了看法，认为，“从东西方戏剧的不同审美特征、原著与改编的主题侧重以及京剧剧本和演出呈现三个方面对京剧改编本《培尔·金特》的中西方文化交流中的冲突与融合进行了比较分析。如果从话剧被引入中国算起，这种不同文化的碰撞与融合可谓贯串了整个中国现当代戏剧进程，对推动中国戏剧的发展、丰富中国戏剧的艺术无疑有着重要的积极意义。然而，中西方文化毕竟在本质上有着巨大的差异，无论是从西方的戏剧宝库中直接取来，还是通过改编间接获得，两者的冲突都会不可避免地突显出来”（第102页）。诸如此类的评论文章随着易卜生戏剧在中国的不断改编和上演而不断增多。

（二）其他挪威作家研究

比昂逊：对于比昂逊的作品，的确存在一个再认识和重新建构的问题。不少论文主要集中在比昂逊的三部戏剧《挑战的手套》、《新婚的一对》和《超越人力》上，就其中的道德伦理的主题和导演的策略进行了探讨。总的感觉，多数论文采用了伦理批评的方法，阐释剧作中的家庭伦理、社会伦理、善与恶的问题以及剧作家的人道主义的情怀。另外，有些学者还谈及了为什么比昂逊在中国受冷落的问题。总之，比昂逊的研究还在起步阶段，需要进一步深入。具体可参阅《跨文化的比昂逊与当代中国》（刘明厚主编，上海大学出版社，2011年）、熊美的《比昂逊戏剧及其在中国的演出》（《云南艺术学院学报》，2011年第4期）、王非一《现代化进程中的城市生活——〈新婚的一对〉与现代城市》（《艺苑》，2011年第1期）。

汉姆生（又译为哈姆生）。何成洲在《对话北欧经典：易卜生、斯特林堡与哈姆生》一书中用了一章的篇幅专门论述汉姆生和他的经典名篇。从“都市空间”、“生态批评”等视角着重对汉姆生的三部小说《饥饿》、《牧羊神》和《大地之子》进行了详细的分析和解读，开启了研究这位西方“现代小说之父”的大门。1980年代中期，汉姆生的一些小说的单行本在我国重新翻译出版。2009年，在汉姆生诞辰150周年的时候，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了四卷本的《汉姆生文集》，其中收录了汉姆生的主要作品，让读者们有机会系统地了解这位现代欧美小说奠基人的作品和艺术风格。汉姆生研究尚在起步阶段，研究的论文也寥寥无几，其中有些文章论述比较宽泛，介绍性的文字较多。

贾德。乔斯坦·贾德堪称当代北欧最重要的作家。他因为小说《苏菲的世界》而闻名于世。多数文章的重点都集中在小说的写作和叙事策略方面。这是因为作者在小说中通过小说的叙事方式和故事情节把原本深奥难懂的哲学观点通俗化，既让读者享受到阅读故事的愉悦，又接触到了深邃的哲学道理并能对生活进行哲学的思考。有些学者探讨了作者在小说使用元小说叙事方法的效果和意义。可以预计，将来对贾德作品的研究还会不断升温。何成洲在贾德访华时就他的作品和风格进行了访谈，具体参看《“你是谁？”“世界从何而来？”——挪威作家乔斯坦贾德访谈》（陈琳译，《当代外国文学》，2008年第1期）。

（三）安徒生研究

1．现代性

许多学者在评价安特生的童话故事，经常论及其现代性，以及他的童话对世界现代文学的影响。《丑小鸭》、《卖火柴的小女孩》、《皇帝的新装》等故事仍有其重要的现实意义。对中国文学来说，安徒生的现代性莫过于催生了中国的现代儿童文学，这是安徒生对中国现代化做出的最大贡献。在《安徒生童话与中国现代儿童文学》一书中，学者王蕾[51]对这一命题进行了系统的研究，就“安徒生童话与中国现代儿童观”、“安徒生童话与中国现代儿童文学理论的构建”和“安徒生童话与中国现代儿童文学的创作实践”三个专题进行了阐述，发表了许多独到的看法。关于现代性的问题，我们还可以参看李红叶的《安徒生童话经典品格的追寻与叩问——兼论其对当代中国儿童文学的意义》（《漳州师范学院学报》，2002年第1期）、陈宜安的《从〈皇帝的新装〉看安徒生童话对民间故事的继承与创新》（《外国文学研究》，2001年第3期）以及王泉根的《与200岁的安徒生相遇》（《湖南科技学院学报》，2006年第4期）等。

2．艺术性

童话是文学中一个比较特殊的题材，一般是以儿童为对象。童话作家根据儿童的心理特点和需要，用曲折动人的故事打动孩子，用奇特的幻想和夸张的手法塑造人物，激发孩子们的想象力，让他们体验一种特殊的审美快感，并接受真善美的教育。对于安徒生童话的艺术性，著名安徒生童话翻译家叶君健在《安徒生童话创作思想和艺术特色》一文中根据安徒生在不同时期的创作，总结了他的艺术特色，认为他的童话的艺术魅力源自于他高尚的情操、强烈的爱憎、他诗一般的境界以及他对善良和美的追求。他是一个伟大的“人类灵魂的工程师”。有关论述安徒生童话作品艺术性的文章不胜枚举，学者们从不同角度系统地阐释了安徒生童话的审美特点，而且着重点开始移向安徒生的人们不常读的童话、诗歌、日记和书信。这方面我们可读王宁的《论安徒生童话创作的悲剧心理》（《河北大学学报》，2003年第28期）、周笑海的《潜藏的激流——论〈海的女儿〉及安徒生的生命意识》（《浙江师范大学学报》，2004年第6期）、乐黛云的《人文素养：安徒生童话的真正价值》（《湖南科技学院学报》，2006年第3期）、黄祥玉的《安徒生〈丑小鸭〉的艺术魅力》（《文学教育》，2007年第9期）、孙爱萍的《安徒生童话中的玫瑰意象内涵探究》（《安徽文学》，2008年第8期）、刘之杰的《安徒生童话的理想主义与象征艺术》（《名作欣赏》，2008年第18期）、廖韵涵的《幻想与残酷——安徒生童话儿童性与成人性之极端体现》（《湖南科技学院学报》，2009年第1期）等。

3．影响研究

安徒生对中国的儿童和社会的影响是巨大的。他的童话除了有寓教于乐的作用外，还对跨文化的交流做出了很大的贡献。可以毫不夸张地说，安徒生已经成为一种文化符号，甚至是一个产业。比如在上海有安徒生主题公园还有安徒生酒店。从这些例子不难看出，文学作品具有跨越疆界的巨大能量，能对许多非文学的领域进行辐射，施以影响。从这个意义上讲，影响研究为文学的研究拓宽了路径，提供了新的思路。在安徒生诞辰200周年的时候，李叶红编译出版了《安徒生童话的中国阐释》[52]一书，将一百多年来安徒生在中国的接受和影响进行了认真地梳理和归纳，史料翔实，条理清晰，观点明确，是一部研究安徒生童话在中国的影响的佳作。更为重要的是，作者有很强烈的问题意识，在书中提出“我们读懂安徒生了吗”的问题，激励安徒生研究者继续努力，将安徒生的研究推向一个新的高度。除了本书之外，李红叶还发表了大量有关安徒生的研究文章，对我国中青年研究安徒生的学者起了一个领引的作用。此外曹文轩的《对于中国儿童文学来说，安徒生恩重如山》（《湖南科技学院学报》，2005年第3期），张颖、许福兰《西欧传统童话的文化解读——兼论童话对女童的影响》（《长春大学学报》，2006年第4期），王珊的《〈安徒生童话〉中的中国形象》（《世界文学评论》，2008年第1期），陈元元的《从〈龙王公主〉和〈海的女儿〉看中西方文化的不同表现》（《安徽科技学院学报》，2008年第1期）等文章都对这一主题进行了阐释。

（四）其他丹麦作家研究

凯伦·布里克森是一位有名的丹麦女作家，她把自己在非洲肯尼亚的经历写进了自传体小说《走出非洲》。小说家生前默默无闻，去世后她的这部小说被搬上银幕，在世界上引起极大的轰动，人们这才开始关注这位已经去世多年的女作家。小说用优美的文笔，表达了作者纯真的情感和对非洲大陆真挚而又充满矛盾的眷恋。由于电影所带来的轰动效应，研究学者对这部小说给予了很大的关注，对文本进行了多角度的解读，论及了诸如后殖民女性话语、生态批评和生态智慧、生命的探寻和隐喻的视角等话题。有的学者还对布里克森的独特的叙事方式进行了探讨，指出由于她采用了轶事性的叙事方式，所以小说对读者有吸引力。还有学者对《走出非洲》电影改编的得失表达了自己的看法。曾建湘的《讲故事、母题与凯伦·布里克森的创作》（《四川外语学院学报》，2008年7月第4期）、宁慧霞的《从女性主义解读作家凯伦·布里克森》（《牡丹江大学学报》，2008年第2期）、肖志红的《从小说与电影〈走出非洲〉看布里克森的生态叙事》（《外国语文》，2011年第6期）分别论述了布里克森的作品。

这个阶段有关勃兰兑斯的评论增多，其中潘温亚的《勃兰兑斯文学史方法对文学史建设的启示》（《盐城师范学院学报》，2000年第2期），朱寿桐的《论中国新文学界对勃兰兑斯的接受》（《广东社会科学》，2006年第3期），王桂平、肖燕的《论勃兰兑斯〈英国的自然主义〉的批评特色》（《铜陵学院学报》，2006年第4期），杨冬的《百年中国批评史中的“勃兰兑斯问题”——关于勃兰兑斯在中国的译介与接收》（《文艺争鸣》，2009年第1期），朱寿桐的《〈流亡文学〉与勃兰兑斯巨大世界性影响的形成》（《江海学刊》，2009年第6期）等文章对勃兰兑斯在中国的研究作了有益的开拓。

（五）斯特林堡研究

1．现代性

关于斯特林堡戏剧的现代性问题，许多研究学者在他们的论文和文章中都进行了阐释。众所周知，斯特林堡和易卜生都对现代戏剧产生了重大影响。从某种意义上说，斯特林堡更具先锋和创新意识，他对戏剧的形式、舞台的设置、时空的概念、演员和观众的关系、人物的塑造、叙事的安排都有一些革命性的想法并有自己的阐释，他从早期的自然主义的表达方法到后来表现主义的转向足以表明他是一个锐意创新的戏剧家。他创立的亲密剧院至今还有影响，被人们仿效。何成洲在《对话北欧经典》中对斯特林堡的独特的戏剧艺术构想和实践从新的角度进行解读，有借鉴意义。吕长发的《斯特林堡与表现主义戏剧》（《河南大学学报》，2001年第1期）、赵玫的《为斯特林堡先生辩护》（《文学自由谈》，2006年第1期）、杨敏的《现实的故事和故事的现实——论斯特林堡小说〈红房间〉的艺术表现手法》（《时代文学（下半月）》，2009年第12期）等文章从不同角度对斯特林堡戏剧的现代性进行了探讨。

2．梦幻与现实

有不少研究成果从斯特林堡的个人经历来解构他的创作倾向和作品中人物的表现和行为。如把他多次失败的婚姻和他作品中表现出的厌女情结挂起钩来，进而说明他对女性的怨恨。应该承认斯特林堡的许多戏剧和作品中有他的影子和他生活经历的蛛丝马迹，如《父亲》一剧便是例子。但也不能因此完全认定作品是他全部生活的写照，即使在他的所谓的自然主义作品中也非如此。不过，一些学者从实证批评的角度证明斯特林堡的确通过他的作品表达了某种情感，特别是他的忧患和焦虑。斯特林堡所处的时代是欧洲发生深刻变革的时代。占统治地位的贵族阶层的崩坍使得斯特林堡为欧洲文明的衰落而焦虑，他处心积虑地寻找良方，借以拯救日益堕落的文明。怀着这样的心情，斯特林堡在创作《朱丽小姐》之前，马不停蹄地穿梭于法国、瑞士和丹麦，试图将希望寄托在农民身上。但他失败了。这次经历让他深刻地意识到自己所处的时代和罗马终结时期真真切切地相似。理想与现实和梦幻与现实在他的作品中真实地反映了出来。评价斯特林堡的论文中有不少以梦幻为题对他戏剧中所采用的表现主义手法进行了详细的分析和解读。斯特林堡的戏剧《父亲》、《一出梦的戏剧》，特别是他后期的戏剧《鬼魂奏鸣曲》具有很鲜明的表现主义美学特点。他在这些戏剧中突出表现人的狂躁的心理活动，通过幻觉、梦境和错觉来折射人物荒诞的生存状态。他刻意淡化情节，制造一种亦真亦幻的场景，让人物把扭曲的精神世界赤裸裸地呈现在观众面前，给他们一种强大的震撼力。在有关论述梦幻的文章中，耿幼壮的《现实·梦幻·梦幻戏剧——斯特林堡的〈父亲〉和蒙克的〈病室中的死亡〉》一文值得参考。何成洲、张小玲的《厌女症背后的男性身份危机：再读〈父亲〉中的上尉之死》（《外语教学》，2009年第6期），北塔的《令人悚惧的“父亲”——观斯特林堡的话剧〈父亲〉》（《艺术评论》，2005年第11期）等都值得一读。

3．《朱丽小姐》[53]

有关斯特林堡的大量评论文章分析和评价了他的戏剧作品——《朱丽小姐》。其中的原因之一是《朱丽小姐》自问世以来，成为斯特林堡戏剧中最受欢迎、上演次数最多的一部。斯特林堡于1887年上演了他惊世骇俗的《父亲》一剧，内容令观众震惊，之后的评论贬多褒少。但斯特林堡并没有胆怯，在1888年又推出了两部力作《朱丽小姐》和《债权人》。《朱丽小姐》的艺术魅力经久不衰，常演常新，令观众和戏剧评论家感叹不已。这部戏剧的容量惊人，在所谓的自然主义的外表下蕴含着很多神秘的代码。一百多年来，众多学者对此剧进行了多角度的评价和解构，不断有新的阐释出现。斯特林堡对《朱丽小姐》一剧倾注了许多心血，凸现了此剧的重要性。更值得一提的是他还为这部戏剧写了一篇很长的序言，解释自己的戏剧思想和创作体会，将这部戏剧的重要特点娓娓道来，细细评判，展示了他对人类生存状况的关切和对欧洲文明衰落的担忧。在分析《朱丽小姐》这部戏的时候，研究学者们会关注以下几个方面：（1）性爱和狂欢；（2）女性身份和自我认同；（3）阶级差异；（4）厌女症；（5）梦与现实等等。除此之外，许多人还对戏剧结构、对白、舞台布局、场景设置、道具等进行了分析。何成洲的《性、阶级和狂欢化：〈朱丽小姐〉的新阐释》（《南京师大学报》，2009年第6期）、王欣的《〈朱丽小姐〉：自然主义戏剧和电影改编中的延展性》（《电影评介》，2008年第22期）、黄益倩的《另一种含蓄的话剧言说——话剧〈朱丽小姐〉中“象征”的运用》（《戏剧文学》，2003年第2期）等文章从不同层面对这部戏剧做了很深入的分析。

4．影响研究

作为欧洲现代戏剧的奠基人，斯特林堡和易卜生一样对欧洲乃至世界的戏剧产生了重大影响。不少研究文章用影响研究的方法来审视斯特林堡对以后作家的影响。比如说斯特林堡对美国戏剧家奥尼尔的影响，对荒诞派戏剧家的影响等等。在这个语境下，有的学者还将斯特林堡和其同时代的作家进行比较，如易卜生、契诃夫以及画家蒙克等。另外还有一些文章研究了斯特林堡在中国的接受和对中国戏剧的影响。

（六）其他瑞典作家研究

塞尔玛·拉格洛夫是一位具有传奇色彩的瑞典女作家。她身残志坚，凭着顽强的毅力，游历了瑞典许多地方，仔细观察自然界的景物，收集了许多第一手资料，在这个基础上写出了深受全世界广大儿童喜爱的童话故事《骑鹅旅行记》，并因这部作品而获得1909年诺贝尔文学奖。她是世界上第一位获得这一文学奖的女性，成为了一位和安徒生齐名的瑞典童话女作家。拉格洛夫的童话写得优美感人，介绍这部作品的文章也非常多。但有关这部作品的研究文章却很少。有论文就作品中采用的陌生化的手法发表了看法，从叙事的角度加以探讨。还有学者在文章中从荒诞美学的角度阐释了拉格洛夫的创作策略和手法。如赵玉的《〈尼尔斯骑鹅旅行记〉中的陌生化手法》（《科技信息·学术研究》，2008年第26期）、程庆的《浅谈儿童文学作品中的荒诞性》（《大众文艺》，2012年第19期）。

阿斯特丽德·林格伦在瑞典是一位家喻户晓的童话作家。她创作的皮皮使她荣获“安徒生金质奖章”。她为世界儿童文学做出了杰出的贡献，用瑞典首相约朗·佩尔松的话说，“长袜子皮皮这个人物形象在某种程度上把儿童和儿童文学从传统、迷信权威和道德主义中解放出来……皮皮变成了自由人类的象征”。有关评价其作品的文章有冯海的《从“长袜子皮皮”到“小飞人卡尔松”——阿斯特丽·林格伦童话的两次飞跃》（《湖南城市学院学报》，2003年第1期）、吴海超的《论〈长袜子皮皮〉中的快乐原则》（《“文学伦理学批评：文学研究方法新探讨”学术研讨会论文集》，2005年）、管晓莉的《儿童理想世界的建构——论〈长袜子皮皮〉中的人物及场景设置》（《白城师范学院学报》，2006年第2期）、肖遥的《瑞典“童话外婆”林格伦童话的审美浅析》（《小说评论》，2009年第S1期）和彭应翃的《现实困境中的童心张扬——论〈长袜子皮皮〉的狂欢化精神》（《华侨大学学报》，2009年第2期）。

托马斯·特朗斯特罗姆是一位大师级的人物，这位瑞典著名的象征主义和超现实主义诗人于1954年出版了第一本诗集《诗十七首》，引起瑞典诗坛的轰动，一举成名，多次被诺贝尔文学奖提名。最终他于2011年荣获诺贝尔文学奖。特朗斯特罗姆诗歌作品的特点是其中对意象的处理，而意象则是现代诗歌的灵魂。他的诗作充满了隐喻，作品短小、精练，藏情感于平静的文字之中，在持续和不间断的诗行里流淌着炽热的情感，这就是特朗斯特罗姆神秘的诗的境界。对于特朗斯特罗姆诗歌的评介文章为数不少，大多数的文章都集中在他诗歌的意象之上，试图从不同的角度破译其中神奇的密码，阐释其诗中神秘力量的来源。有的文章从人性的层面探讨诗人在诗歌中对生命和人生所做的哲性思考。林和生的《和自己的影子结合——特朗斯特罗姆诗作的柏拉图意向》（《当代文坛》，2005年第4期）、雷格的《特朗斯特罗姆：饮者的刀斧》（《诗歌月刊》，2009年第6期）是这时期的重要文章。

此外，不少文章评价了瑞典著名导演伯格曼的电影艺术及其风格。如魏桢的《开启伯格曼电影之门的三把钥匙——伯格曼电影风格初探》（《电影评介》，2006年第24期）、张红军的《“魔灯”与“影像”灵魂——英格玛·伯格曼自传〈魔灯〉读解》（《当代电影》，2007年第5期）、朱靖江的《擦魔灯的人远去了——记伯格曼的艺术人生》（《艺术评论》，2007年第9期）、林洁的《思索神性的冷酷：评伯格曼〈冬日之光〉》（《电影评介》，2007年第15期）、魏晋霞的《纪念英格玛·伯格曼——英格玛·伯格曼电影语言分析》（《电影评介》，2008年第4期）、郑雪来的《银海遐思录（之十五）——早期瑞典学派与瑞典新电影》（《电影评介》，2008年第22期）、曹雷雨的《论伯格曼的戏剧艺术》（《外国文学》，2009年第9期）、王宜文的《伯格曼的“魔灯”：显影灵魂深处的呼喊与细语》（《当代电影》，2009年第8期）等文章，涉及的面很广。

（七）芬兰文学和冰岛文学

新中国成立初期到1990年代关于芬兰和冰岛文学的研究、论文、文章和专著数量不多，而且比较零散，缺乏系统的研究成果。2000年后发表的一些论文主要论述冰岛《埃达》和《萨迦》、芬兰史诗《卡勒瓦拉》，数量也不多。有关两国作家作品的介绍散见于石琴娥所著的《北欧文学史》中。文章有明晓东的《〈埃吉尔萨迦〉中埃吉尔的男性形象解读》（英文）（《科技信息》，2001年第25期），曲布的《芬兰口传文学资料库介绍》（《民俗研究》，2002年第3期），刘建军的《北欧古代的文化演进与文学成就》（《东北师大学报》，2003年第5期）、《冰岛萨迦文学简论》（《社会科学战线》，2003年第6期）、《论冰岛萨迦文学的艺术成就》（《东北师大学报》，2004年第3期），邵彬、李建的《从北欧神话传说到〈魔戒〉》（《湖北成人教育学院学报》，2006年第2期），肖小红、李望春的《叶芝〈当你老了〉和索德格朗〈爱〉之比较赏析》（《名作欣赏》，2006年第23期），宋晓梅的《略论北欧地区的神话》（《内蒙古大学学报》，2007年第3期），刘双的《生存与神话——北欧神话体系形成发展分析》（《绵阳师范学院学报》，2008年第10期）等。《叶芝〈当你老了〉和索德格朗〈爱〉之比较赏析》是一篇比较研究论文，作者将爱尔兰诗人叶芝和芬兰著名女诗人伊迪特·伊蕾内·索德格朗的两首抒情诗进行比较。索德格朗是北欧文学史上最早的现代主义作家之一，深受法国象征主义、德国表现主义的影响，一生只出版了四部诗集。她活着时不为人所知，死后才获得读者和文学界的认可。由于她诗歌的重要文学价值，人们把她奉为北欧文学史上最杰出的女诗人，她的影响至今不衰。范澍在《文学之岛——冰岛文学综述》[54]一篇文章中，对冰岛这个“文学之岛”做了概要的介绍，其中提到了作家哈多尔·拉克斯内斯。他荣获了1955年诺贝尔文学奖，为冰岛赢得了殊荣。陈春生在《拉克斯内斯创作论》[55]一文中介绍了这位诺奖得主的生平和他的文学创作生涯，讲述了拉克斯内斯的代表作《独立之子》。指出小说的主人公毕雅特是冰岛人追求独立自主、酷爱自由、敢于斗争精神的象征。这部作品具有史诗般的气势和力量。

芬兰和冰岛文学的研究在中国开始形成气候，学者们对两国的文学开始关注。其实两国的文学传统和底蕴是非常丰厚的。应该说随着中芬和中冰交流的日益增多，会有更多的学者关注两国的文学发展，进而对芬兰和冰岛两国的作家和作品展开研究。

在主题研究方面，文学研究和批评的一个重要方面是对文学作品进行主题研究，而主题和体裁研究是比较文学的一个重要方面。北欧文学研究也不例外。如同其他国别文学一样，北欧作家的作品往往主题鲜明，具有浓郁的北欧地域的特点。作者通过作品集中表达他对社会生活的看法、人生的态度、批评的视角、审美的情趣以及哲学的思考。毋庸置疑，主题是作品内容的主体，也可以说是一部作品的“灵魂”，是作者对自己生活态度的艺术提炼。许多评论文章都把着重点放在主题研究方面，从这个角度诠释北欧神话、易卜生戏剧、安徒生童话、斯特林堡戏剧、汉姆生小说的特点，多维度地展示和分析这些作品中诸如人性、伦理、阶级、婚姻、性别、追寻、流浪等主题，进而对作品进行整体的观照，系统地挖掘其中丰富的艺术内涵。

在艺术风格研究方面，作家的艺术风格体现了其对艺术的追求和审美情趣。“风格即人”，这句名言说明作者的创作个性取决于他的生活经历、性格特质、艺术才华。一部好的作品体现了内容和形式的高度统一，体现了作者高超的艺术手法的运用，体现了作者驾驭文学语言的能力。作品艺术性的高低决定了它的生存时间。在北欧文学研究方面，越来越多的学者意识到了作品艺术内涵的重要性，注意力从早期研究阶段的意识形态批评逐步向作品的美学建构转向，为此进一步拓宽了研究视野，从艺术的层面读取作品更深刻的含义。以易卜生的《玩偶之家》为例，早期的评论往往偏向于把它和社会问题、妇女解放、家庭伦理挂钩，把易卜生视为一个忧国忧民的反叛者，而不是把他当作一位艺术大师来看待。诚然，易卜生的确在这部戏中表达了他对社会问题的关注，并对资产阶级的虚伪给予了无情的揭露。但首先他是一位戏剧家，而正是由于这部戏的艺术性才让其久演不衰。如果运用戏剧艺术的理论来阐释《玩偶之家》，其意义就非同一般了。

在人物塑造研究方面，北欧作家在他们众多的作品中塑造了一个又一个栩栩如生的、具有鲜明性格特点的人物形象，可谓是群星璀璨、光彩夺目。中国学者在研究中，对作品中的人物塑造倾注了很大的注意力，在形象、行为、语言、心理等多个层面对人物进行分析，结合人物所处的环境，表现人与社会、人与自然、人与人之间的关系和冲突，进而描述人物的心理流程和性格特征。探索人的内心世界，并以此来展示人物的焦虑、忧郁、孤独、恐惧，这一现代人生存困境的成因是很多研究者的目标所在。现代人的生存状况和困境是北欧文学作品中经常涉及的主题。易卜生、安徒生、斯特林堡、汉姆生、比昂逊等笔下的众多人物无一不遭遇到置身于异化的环境和社会中而不能自拔的尴尬境地。《海达·高布乐》中的女主人公海达、《小美人鱼》中的美人鱼、《朱丽小姐》中的朱丽、《饥饿》中的青年艺术家等人物群体的身上集中体现了北欧作家对人的生存状况所做的哲学思考。

在比较研究方面，对不同的作家及作品进行比较分析和比较研究是文学批评领域中一个常见的有效的模式。这类比较研究的方式在北欧文学研究中也比较普遍。研究学者常常运用比较文学的研究方法，综合采用影响比较方法和平行比较方法的要素对作品进行建构和诠释，对不同的作家和作品在渊源和影响、翻译介绍、作品接受、主题设置、题材类型、文体风格等不同的层面进行研究。这种尝试极大地扩展了作品的内涵，在一种新的批评语境下解构了作品的多重代码。(www.daowen.com)

北欧的作家和作品无论在题材上或是在内容上都有许多相似之处，但也存在相当大的差异。作家既是同行，也是竞争对手，甚至是宿敌。易卜生和比昂逊是同时代剧作家，在挪威享有盛誉，后者还获得了诺贝尔文学奖，一度名声超过易卜生。但在作品的艺术性和思想的深刻性方面，比昂逊难以和易卜生比肩。易卜生和斯特林堡都是北欧剧坛的巨擘，对西方戏剧的现代化做出了重大贡献。但是两位戏剧家视对方为敌手，怨恨十足，相互对作品不断揭短挑刺。安徒生的童话享誉世界，他的作品和德国的格林兄弟、瑞典的塞尔玛·拉格洛夫的童话有很大的不同。安徒生注重原创，而格林兄弟则喜欢借鉴与改写。除此之外，这些作家的作品被译介到中国和其他国家后，对当地的文学加以影响，促成了所在国文学的发展。中国的许多研究学者在比较研究方面做了很大的努力，发表了一批很有分量的论文和专著。

在时空研究方面，北欧的作家特别是易卜生和斯特林堡这样的戏剧家都很注重场景的设置、环境的描写。这些环境包括家庭环境、社会环境、自然环境乃至心理环境。有的环境有其现实性，也有虚拟性。在这些特定的情景中，时空交错，人物的梦境、幻觉和现实交汇，营造出亦真亦幻的震撼效果。从事戏剧研究的学者常常结合戏剧艺术理论来解读北欧作家在戏剧形式和舞台叙事方面对传统戏剧进行的革新，通过对场景、人物、叙事的分析，将北欧戏剧的现代和后现代特征展现出来。一些学者注意到，易卜生戏剧中场景的设置反映了挪威特殊的地理位置和地域特点。挪威著名的峡湾、环绕的海水、漫长的冬日在易卜生的戏剧中都有所反映。经过剧作家的艺术加工，陡峭的悬崖和冰冷的气候折射出剧中人巨大的心理落差和忧郁的情绪。在斯特林堡戏剧中，这种垂直的结构是通过主人公的梦幻来实现的，梦幻和现实的反差使人物卷入时空的漩涡中而不能自拔。时空的概念在安徒生的童话中反映得更为突出。童话这一体裁很容易对时空做自由的转换，将过去、现在、将来同置于一个载体中，让人物体验一种跨越时空的经历，形成一种独特的审美快感。安徒生的《小美人鱼》就是一个典型的例子。有学者注意到安徒生刻意安排了一个从海底到陆地、从海上到天穹的立体的结构，让小美人鱼在时空中追寻自己的爱情，最后得到了永恒的穿越。

在跨文化研究方面，跨文化研究是当下一门很重要的显学，它的盛兴是和全球化的发展相呼应的。在文学研究领域，从跨文化的角度对文学作品进行研究，无疑为多角度阐释和重构文本开辟了一条新的路径。这种从传统的文学批评方式向跨文化研究转向，强调的是一种不同视阈的融合和不同视阈之间的互动。跨文化研究不是仅仅分析文化间的差异，而是探寻一种新的方法，重构文学作品在具体的文化和历史语境下文本和话语的交互，从而赋予文本新的活力，继而从中获取新的意义。北欧文学中的跨文化研究早在21世纪初已经起步。2006年，复旦大学主办了“第十二届国际易卜生年会”的研究，会议的主题就是“跨文化的易卜生”，大会的论文也结集出版。这次国际研讨会可以被看成是对北欧文学进行跨文化研究的一次很有意义的尝试，昭示了北欧文学作品进行跨文化阐释已成为可能。之后，挪威奥斯陆大学易卜生研究中心主持了一个名为“不同文化之间的易卜生”，从跨文化的角度再次就易卜生在不同文化语境下的接受进行了研究，中国学者刘明厚、何成洲、孙建参与了这个研究计划，并结合易卜生对中国戏剧乃至中国现代化的影响这个主题展开了研究。

对于中国学者而言，从跨文化的角度审视和研究北欧文学是一个很有意义的学术命题。这是因为北欧的文学大师早在20世纪初叶就对中国产生了重大的影响。就中国由一个半封建半殖民地的落后国家向一个现代化新中国转向而言，易卜生的作用不亚于马克思，这一点“五四”时期的学者都有同感。为此，对于这种现象有必要从跨文化的视阈加以探讨。另外，安徒生、斯特林堡、勃兰兑斯等北欧文学大家对中国文学的影响也值得好好研究。可喜的是，许多中青年研究学者已在这方面做了大量的开拓工作，取得了许多阶段性的成果。

跨文化研究的意义还在于其互动的特点。在跨文化的语境下，中国的研究学者可以在同一个层面，就同一个主题和研究课题和国外的同行展开交流和平等的对话。这对于解构西方的话语霸权，破除文化偏见，摒除“拿来主义”的习惯，开展无障碍的健康的学术交流是大有裨益的。

近些年来，随着全球化进程的不断加快，国际间的交流也日益频繁，国际会议和出访极大地促进了学术研究和交流，各种科研项目的立项让很多学者获得了丰厚的资金资助，使他们有可能掌握大量翔实的第一手资料，并能经常走出国门，和国外的同行进行交流并且共同参与科研项目。丰富的网络资源也为研究者追踪国际前沿的研究成果和课题提供了帮助。

北欧文学研究也借此东风，在前期研究工作的基础上，北欧文学研究的学者们，特别是青年学者，锐意创新、积极进取，自觉地关注国际北欧文学研究的动向，主动走出去参加各类学术会议。在当前的语境下，他们运用浪漫主义、现实主义、象征主义、现代主义、生态批评、伦理研究、后殖民主义、女性主义等诸多理论来系统地重构经典，多角度地介绍和阐释现当代的作品，力图形成中国北欧文学研究的特色，以期在更高的层面和国外的北欧文学研究的学者展开对话。

注释：

[1]　石琴娥：《北欧文学大花园》，湖北教育出版社2007年版，第1页。

[2]　王忠祥：《19世纪挪威文学与北欧文化巨人》，载《外国文学评论》，2009年第5期，第66页。

[3]　沈雁冰：《谈〈傀儡之家〉》，载《文学周报》，1925年，第176期。

[4]　参见鲁迅：《鲁迅全集》第1卷，人民文学出版社1981年版，第161页。

[5]　王宁：《文化翻译与经典阐释》，中华书局2006年版，第8页。

[6]　潘家洵翻译了易卜生的15部剧本，自英文转译，忠实原文，译笔流畅、生动优美。

[7]　萧乾是我国著名的作家和翻译家。他因为翻译易卜生的《培尔·金特》而被挪威授予国家勋章。

[8]　约纳士·李（1833—1908年）与易卜生、比昂斯特恩·比昂松和亚历山大·基兰德齐名，被称为19世纪挪威文学界“四杰”。

[9]　西格丽德·温塞特（1882—1949年），著名挪威小说家，1928年诺贝尔文学奖获得者。

[10]　叶君健（1914—1999年），我国著名的作家和文学翻译家。他翻译的《安徒生童话全集》在中国读者中享有很高的声誉。

[11]　孙用，原名卜成中，是我国著名的翻译家、鲁迅研究专家。

[12]　石琴娥，1936年出生于上海。中国社科院外国文学研究所北欧文学专家。

[13]　该书载于世界著名文学奖获得者文库·北欧卷。

[14]　勃兰兑斯（Georg Brandes，1842—1927年），丹麦文学批评家、文学史家。有犹太血统，曾在哥本哈根大学攻读法律、哲学、美学。

[15]　James Mc Farlane，eds.，The Cambridge Companion to Ibsen.Cambridge：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1994，p.248.

[16]　龙怀珠：《〈玩偶之家〉艺术结构琐谈》，载《固原师专学报》（社会科学版），1982年10期，第66页。

[17]　马家骏：《〈玩偶之家〉的艺术结构》，载《外国文学研究》，1987年第7期，第99页。

[18]　郭绪权：《试论娜拉形象的塑造》，载《暨南学报》（哲学社会科学），1982年第2期，第74页。

[19]　伍厚恺：《漫谈〈玩偶之家〉中的阮克医生》，载《成都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1987年第2期，第65页。

[20]　焦尚志：《曹禺剧作与易卜生的“创作场”》，载《天津社会科学》，1987年第3期，第88页。

[21]　徐敏：《论易卜生“妇女解放”观的历史局限性》，载《杭州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 1987年第4期，第39页。

[22]　王泉根：《安徒生童话的艺术》，载《西南师范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1981年第1期，第73页。

[23]　浦漫汀：《从安徒生的性格特点看他的童话创作》，载《外国文学研究》，1983年第3期，第61页。

[24]　黄云生：《从海洋走向陆地——读安徒生童话〈海的女儿〉》，载《名作欣赏》，1988年第1期，第70页。

[25]　高翔：《勃兰兑斯的文艺生态学思想》，载《社会科学辑刊》，1988年第6期，第119页。

[26]　伍菡卿：《英格玛·伯格曼的生活和创作》，载《世界电影》，1986年第1期，第199页。

[27]　伍菡卿：《英格玛·伯格曼的生活和创作》，载《世界电影》，1986年第1期，第206页。

[28]　李子和：《我国〈苗族古歌〉与芬兰民族史诗〈卡勒瓦拉〉的比较研究》，载《贵州文史丛刊》, 1989年第3期，第140页。

[29]　阿格纳·米克勒（1915—1994年）是挪威战后著名作家，对后来的作者影响巨大。

[30]　托默德·豪根（1945—2008年）是挪威著名儿童文学作家和翻译家。

[31]　乔斯坦·贾德（1952年生）是挪威一位世界级的作家，他的作品很受欢迎。

[32]　弗兰斯·埃米尔·西兰帕（1888—1964年），芬兰著名作家，曾经获得1939年的诺贝尔文学奖，著名作品为《少女西丽亚》。

[33]　艾迪斯·瑟德格兰（Edith Sodergran，1892—1923年），瑞典著名女诗人，她被认为是北欧现代诗歌的开拓者。

[34]　瓦尔诺·林纳（1920—1992年），20世纪芬兰最有影响的作家之一。

[35]　王忠祥，1931年生于湖北武昌，华中师范大学文学院资深教授，出版学术著作、译作30余部，发表学术论文200余篇。

[36]　王宁（1955年生），清华大学外语系教授、文学研究家。主要研究领域为比较文学、现当代西方文学及理论、文化研究、翻译研究和影视传媒研究。

[37]　王宁：《易卜生剧作的多重代码》，载《外国文学研究》，1995年第4期，第25页。

[38]　刘明厚，上海戏剧学院教授，国际戏剧评论家学会中国分会理事，易卜生戏剧工作室负责人，主要教学与研究方向为外国戏剧史论。

[39]　刘明厚：《易卜生的象征主义戏剧》，载《戏剧》（中央戏剧学院学报），1994年第1期，第57页。

[40]　廖可兑，中央戏剧学院教授，著有《西欧戏剧史》、《美国戏剧论辑》等著作。

[41]　陈新汉：《〈苏菲的世界〉引起的关于哲学通俗化的思考》，载《哲学动态》，1996年第7期，第10页。

[42]　叶君健：《安徒生童话创作思想和艺术特色》，载《黄冈师专学报》，1990年第2期，第16页。

[43]　参见张耀辉：《安徒生童话对中国现代童话创作的影响》，载《安徽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1992年第3期，第94页。

[44]　张致祥：《从自然主义到表现主义——论斯特林堡在戏剧创作上的探索》，载《兰州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1994年第2期，第87页。

[45]　吴瑞裘：《斯特林堡的东方意识——由自然主义转向表现主义的“催化剂”》，载《龙岩师专学报》，1995年第4期，第9页。

[46]　石琴娥：《北欧文学史》，译林出版社2005年版，第5页。

[47]　谢群、李晶、李玮琳：《中国“十一五”期间北欧文学研究》，载《外国文学研究》，2010年第6期，第20页。

[48]　该书编著者林桦先生曾写道：“我们绝不能把安徒生的剪纸和他的文字作品分割开来，安徒生说过，‘剪纸是诗文创作的开始’。”

[49]　作品由人民文学出版社于2005年出版，高子英翻译。

[50]　李兵：《现代戏剧之父：易卜生心理现实主义剧作研究》，四川大学出版社2009年版。

[51]　参见王蕾：《安徒生童话与中国现代儿童文学》，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09年版。

[52]　李红叶：《安徒生童话的中国阐释》，中国和平出版社2005年版。

[53]　这一阶段有关《朱丽小姐》的评论文章非常多，而且视角独特。

[54]　范澍：《文学之岛——冰岛文学综述》，载《外国文学动态》，1997年第4期。

[55]　陈春生：《拉克斯内斯创作论》，载《湖北师范学院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1997年第1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