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关于《堂吉诃德》的译介

十年“文革”期间，外国文学研究基本停滞，《堂吉诃德》研究也不例外。但在粉碎了“四人帮”之后的1978年，杨绛花费多年心血，从西班牙原文直译出的《堂吉诃德》终于由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了。这部译作在忠于原著的基础上，用通俗洗练又优美流畅的文字加以表达。

1980年代至1990年代，继杨绛的译本之后，关于《堂吉诃德》的新译本一直不断出现。比较知名的版本有：冰晶编译，四川少年儿童出版社1981年版的《堂吉诃德》；张世春、殷国义译，北京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1982年版的《堂吉诃德》（墨西哥纳瓦罗改写本）；徐少军缩写，人民文学出版社1990年版的《堂吉诃德》；陈建凯、郭先林译，甘肃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的《唐吉诃德》；董燕生译，浙江文艺出版社1995年版的《堂吉诃德》；屠孟超译，译林出版社1995年版的《堂吉诃德》；刘京胜译，漓江出版社1995版的《唐吉诃德》等。从上述译本情况中，我们可以看出，1995年是《堂吉诃德》翻译大丰收的一年，短短一年时间之内连续出了四个译本，其中以董燕生的译本最具代表性，这部译本立足原著的语言风格，恰到好处地采用了仿古措辞，很大程度地保留了原著的神韵。

到了21世纪，《堂吉诃德》的翻译呈现了前所未有的新面貌，2001年6月，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出版了孙家孟的新译本。这个译本不仅增补了原版书中从未与国内读者见面的内容，譬如价格证书、勘误证明、国王诏书和11首塞万提斯所写赞美《堂吉诃德》的诗等，完整地展现了原著的艺术魅力，还收入了西班牙著名绘画大师萨尔瓦多·达利为《堂吉诃德》绘制的38幅精美插图，图文相互映衬，使译本妙趣横生。

至此，《堂吉诃德》在我国已出现了几十个不同的版本，随着堂吉诃德的故事在更多读者的心目中留下了印记，堂吉诃德的形象也日渐获得更为广泛的解读。

二、关于《堂吉诃德》的研究

（一）新时期《堂吉诃德》研究的基本面貌

伴随着1978年杨绛版《堂吉诃德》的出版，在“文革”之后逐渐恢复或者新办的各种学报、刊物上，出现了一系列探讨塞万提斯和《堂吉诃德》的文章。尽管处在百废待兴的时期，且这些文章仍旧多以介绍作家作品为主。但已可看出其中有一些力图摆脱传统观点，从不同角度来认识观照堂吉诃德的文章。例如，孟宪强发表于《社会科学战线》1982年第1期上的《堂吉诃德不是骑士的典型形象》，就提出堂吉诃德是一个“患了游侠狂的学者形象”的看法。

进入1980年代之后，《堂吉诃德》研究视野逐渐被打开，研究角度不再局限于作家生平与作品内容的关系，而是从探讨人物意义发展至研究文学作品本身的艺术性。此角度的研究性论文以吴士余发表于《名作欣赏》之上的《〈堂吉诃德〉艺术谈》系列四篇为代表，从塞万提斯对形象画面的构筑，把象征意向作为性格显影的对照物，在对比中建立情势以及戏谑性的形象勾勒等多个方面入手，通过对相对应的具体情节分析，深入挖掘了《堂吉诃德》的艺术特色。而且《戏谑性的形象勾勒——〈堂吉诃德〉艺术谈之四》这篇论文，把研究对象从堂吉诃德延伸至了桑丘，展现了塞万提斯对通篇不同人物的良好把握。

塞万提斯在《堂吉诃德》中的用语，尤其是俗语及语谚的运用也开始受到中国研究者们的关注。塞万提斯作为语言艺术大师，语言运用造诣极深，在《堂吉诃德》中使用的谚语多达三百多条，而很多堂吉诃德和桑丘这对主仆在对话时所说过的一些机智、生动、短小精悍的语句，后来在西班牙广大人民的日常生活中也流传开来，又变成了新的谚语。更重要的是，塞万提斯在谚语的使用上，也搭配着不同的人物性格和场景，所以《堂吉诃德》中的谚语运用，有很大的研究价值。相关研究论文中，黄永恒发表于《外国文学专刊》1985年第1期上的《妙趣横生别具一格——〈堂吉诃德〉谚语漫议》和严永通发表于《唐都学刊》1988年第2期上的《串串珍珠贯全书——谈〈堂吉诃德〉的语谚运用》值得参考。

1980年代还有一篇重要的研究论文需要注意，那就是陈众议发表于《读书》1986年2月上的《魔幻现实主义与〈堂吉诃德〉》。该篇论文将拉丁美洲的魔幻现实主义文学作品与《堂吉诃德》做比较，认为就像《堂吉诃德》情节中的奇情异想都是基于人物的骑士思想一样，魔幻现实主义作品所渲染的魔幻氛围与所描绘的魔幻现象也都是基于人物的魔幻意识，都是人物意识的形象显现。陈众议还总结道：“《堂吉诃德》与魔幻现实主义的共同特点在于用合理的夸张与可笑的情景、讽刺的手法和鲜明的形象反映一种具有时代特点的心理现象，摒弃一种不合现实的文学倾向。”[32]通过对比和总结，陈众议认为西班牙巨著《堂吉诃德》对拉美的魔幻现实主义产生了深刻的影响，许多魔幻现实主义作品中都能看得到《堂吉诃德》的影子，点出了西班牙文学与拉美文学之间的剪不断的联系。

1990年代《堂吉诃德》中的角色形象和角色意义再次被提到研究层面，不过这次是综合化、动态化地深入挖掘堂吉诃德这个人物的真实意义所在。小说以堂吉诃德最终明白自己所读的骑士小说都是胡说八道，并且否定自己的游侠经历和自我塑造的骑士形象，进而还原为从前的“善人”阿隆索·吉哈诺作为结束。对于小说的这一处理，此前的研究论文往往是理解为塞万提斯借堂吉诃德的自我批判来否定骑士小说，所谓“人之将死，其言也善”。到1990年代，有一些学者认为这样理解是片面的，他们的观点是：若果真如此，则堂吉诃德建立在游侠过程中的热情、执着、勇敢和坚定之上的情感和行为的价值将被彻底摧毁，他的人生意义也要被完全消解。在持此观点的基础之上，周宁的论文《幻想中的英雄——论〈堂吉诃德〉的多重意义》从作者态度入手，认为《堂吉诃德》从第一部到第二部，塞万提斯的叙述态度发生明显改变，从刚开始的嘲弄到后来的同情；角色功能也发生了变化，堂吉诃德从喜剧人物变成了悲剧英雄。“作品以幻想的喜剧形式反讽地表现了英雄受难的悲剧，以荒唐的滑稽模仿检验人类高尚的道义与信仰在世俗中经受考验与误解的能力。”[33]而另一篇重要的研究论文是饶道庆发表于《外国文学评论》1992年第4期上的《意义的重建：从过去到未来——〈堂吉诃德〉新论》。该篇论文从滑稽模仿的文体、复调与虚构叙事的叙事手法、不自觉造成的“黑色幽默”等几个方面重建了《堂吉诃德》的意义，饶道庆在论文中指出：“堂吉诃德的幻想和行为批判了他所生活的时代社会并跨越了它，他所描绘的理想世界不是对过去历史的重返，而是指向一个新的未来的乐园。”[34]

堂吉诃德研究进入21世纪之后，我国的研究者们不再仅仅停留在对堂吉诃德的形象和意义分析上，而是进一步开拓了新的研究方向。罗文敏有三篇关于《堂吉诃德》的研究性文章值得注意，其中发表于2007年1月《宁夏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上的《解构重构性在〈堂吉诃德〉中的多样化表现》立足于后现代文学理论，对《堂吉诃德》的“戏拟”手法进行了分析。罗文敏认为《堂吉诃德》的后现代性主要表现在其戏拟手法所带来的“解构重构性”。也正是由于其解构重构所形成的文本间性，才使得文本在流转的过程中诱惑力激增。“其解构重构性主要表现在文本互涉（互文）、讥讽嘲弄、曲置对衬、聚集困境等四个方面。”[35]同样探讨戏拟手法的还有她的另一篇学术论文：发表于《海南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2007年8月上的《论〈堂吉诃德〉中戏拟手法的艺术表现》。这篇文章论述的是《堂吉诃德》中戏拟手法之讥讽与互文的艺术表现。第三篇则是发表于《甘肃社会科学》2004年第3期上的《语句有涯能指无垠——谈〈堂吉诃德〉的形式创新》，从叙事学理论出发，认为《堂吉诃德》成功的更深层次原因是塞万提斯对叙事形式的创新——使用了距离叙事，在有限的语句中实现了能指的无限延伸，“在拉大或缩小作者和故事内容的距离的同时，构造理解空间无限扩大的审美效果”。[36]

随着研究文章数量的增多和深度的拓展，中国的研究者们开始对堂吉诃德的整体接受情况进行整理，比如2002年3月刘武和在《云南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上发表了《堂吉诃德的中国接受》，从堂吉诃德独特的性格所引起的特殊接受现象说起，立足于《堂吉诃德》在中国的翻译历程以及研究变化等，对堂吉诃德在我国的接受过程作了系统的梳理。而陈国恩发表于《外国文学研究》2002年第3期上的《〈堂·吉诃德〉与20世纪中国文学》，则侧重于探讨《堂吉诃德》对中国作家的文学作品和思想的影响，作家方面以鲁迅和废名为代表，思想方面是从介绍创造社、太阳社与鲁迅的论争开始，讨论堂吉诃德所象征的人类精神以及对中国知识分子的影响。

21世纪中国对后现代主义理论研究逐渐成熟，这也体现在对《堂吉诃德》的研究之上。比如李德恩发表于《外国文学》2009年第2期上的《堂吉诃德：伟大与渺小——兼论〈堂吉诃德〉中后现代主义小说特征》，侧重讨论了塞万提斯创作《堂吉诃德》时所使用的虚构性和人物、情节、语言的不确定性等后现代主义小说的特征。

而运用叙事学理论来分析主要集中于《堂吉诃德》这部作品的元小说性，较有代表性的是滕威发表于《外国文学研究》2003年第1期上的《〈堂吉诃德〉的元小说性》，他认为《堂吉诃德》的元小说特征体现在它的自指性以及它对小说自身的思考上。

总的来看，研究持续到21世纪，中国学者们对《堂吉诃德》的关注方向大致有以下这些类别：元素以及主题研究（讽刺、戏拟、人文主义、后现代性、不确定性、文化身份、理想主义、精神恋爱、荒诞性、悲剧性、喜剧性、偶然性、必然性等）、形式以及类型研究（元小说性、文本间性、与流浪汉小说和骑士小说的关系、叙事模式等）、比较研究（中国接受、平行研究、影响研究等）、跨学科研究（语义学研究等）等。

（二）比较视野下的《堂吉诃德》研究

最先进入比较视野的是鲁迅先生的作品《阿Q正传》与《狂人日记》。秦家琪、陆协新发表于1982年第4期《文学评论》上的《阿Q和堂吉诃德形象的比较研究》是堂吉诃德与阿Q的比较研究中非常经典的一篇研究论文，一直作为研究参考被之后相同论题的研究论文所引用。该篇论文主要分为三个部分，先从阿Q与堂吉诃德的性格相似点入手，认为他们“都具有质朴、直率的性格特点”，他们在“生活中是被欺侮的弱者，但却都希望成为强者，其愿望之迫切，有时竟达到妄自尊大的地步”。[37]在这些性格特点的基础上，“精神胜利法”就顺理成章了，并且不仅是阿Q会，堂吉诃德也是个中高手。作者认为，在阿Q和堂吉诃德身上，“既存在着难于混同的特殊性和差异性，也存在着难以区别的类似性和不可分离性。而显著的差异又是和惊人的相似密切结合在一起的，它们都统一在一个严整而复杂矛盾的性格之中”。[38]另一方面，秦家琪、陆协新还从艺术形象性格的美学构成方面分别分析了阿Q与堂吉诃德，通过对文本的具体分析，得出了他们都是“悲剧性的喜剧性格和喜剧性的悲剧性格”[39]的结论。这并不矛盾，这两种对立的性格完美而和谐地统一在一个完整的艺术典型之中，“使两个形象都具有正当合理的思想内核和‘可笑可怜’的主要性格特征，让人们在讽刺的笑声中否定他们的否定性品质，又在叹息中肯定他们的肯定性品质，人们因他们的痴迷和狂乱而感到好笑，又因为他们的不幸和屈辱而付之同情”。[40]最后，作者则分析了鲁迅塑造的阿Q与塞万提斯塑造的堂吉诃德产生相似性的必然性，他们所处的社会时代，他们在世界观、价值观、美学思想以及创作方法上的相似性决定了他们创作人物的形象类似性。此后的一些相关研究性论文，例如陈光军发表于《山东教育学院学报》1994年第3期上的《借鉴与突破：阿Q与堂吉诃德之比较》、李志斌发表于《郑州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1999年1月上的《堂吉诃德与阿Q形象之比较》、李承辉发表于《江苏工业学院学报》2006年9月上的《阿Q与堂吉诃德比较研究》以及华中师范大学2002届学生吕俊的硕士学位论文《悲剧性的喜剧与喜剧性的悲剧——〈堂吉诃德〉与〈阿Q正传〉之比较》等，论证内容均无出其右。

秦家琪、陆协新在这篇《阿Q和堂吉诃德形象的比较研究》中，选择了平行研究与影响研究相结合的方法，在第一、第二部分阿Q与堂吉诃德的性格对比中，运用的是平行研究的方法，在第三部分对于鲁迅创作阿Q这个形象的论述中，用的是影响研究方法。秦家琪、陆协新认为，虽然鲁迅并没有直接承认自己创作阿Q这一形象是受到了塞万提斯的《堂吉诃德》的影响，但是“通过对两大艺术典型的美学性格，以及对两部作品构思方向、创作意图、文体特点、语言风格和艺术手段等方面的类似性特点的比较研究”[41]，他们还是倾向于认为阿Q与堂吉诃德是“影响性”相似，阿Q是受到堂吉诃德“影响”的产物。

对于这一点，其他的研究学者有不同的看法。姜智芹在她发表于2000年第7期《山东文学》上的《阿Q和堂吉诃德平行研究新探》中指出，虽然塞万提斯对鲁迅的影响之大无可非议，但是若说鲁迅的阿Q是对堂吉诃德的“影响性”再现，则还得再商榷。因为“鲁迅的《阿Q正传》完成于1921年12月，此时林纾的译本还未出来，而鲁迅又不懂英文和西班牙文，很难证明他在此之前接触过《堂吉诃德》”[42]，虽然鲁迅写过不少关于《堂吉诃德》的文章，但是那都是在1930年代之后的事情了，并不能作为论据进行支持，而“影响研究强调事实接触，注重资料考据”[43]，所以姜智芹认为在阿Q与堂吉诃德的比较研究中运用影响研究方法，稍显缺乏依据，故她的文章中选用的是平行研究的方法。观点类似的还有赵晓霞发表于《社科纵横》2005年10月上的《论堂吉诃德与阿Q之比较研究的误区》。

除了《阿Q正传》，还经常被与《堂吉诃德》作比较研究的是鲁迅的另外一部作品——《狂人日记》。“狂人”与堂吉诃德都是世界文学史中著名的“疯子”形象：“狂人”似乎是“迫害妄想症”患者，每天惶惶不可终日，总觉得周围的人都是要吃人的，他脑中的世界似乎是一个原始的食人社会，他每天担心着被人吃掉，给人一种“疯魔”了的感觉；相较于“狂人”，堂吉诃德就是典型的“游侠疯魔症”患者了，他矢志恢复骑士道，所到之处，皆因他而人仰马翻。中国学者们看到了这两部作品的内在相似性，于是比较视野下的《堂吉诃德》研究中，与《狂人日记》的对比成为了不可或缺的一环。众多相关研究性文章中，张凌江的两篇论文值得注意：一篇是发表于《洛阳师专学报》1996年2月上的《疯狂：急进知识分子的经典病症——堂吉诃德与狂人比较研究之一》，另外一篇是发表于《洛阳师专学报》1996年6月上的《在风车中看见巨人与在巨人中看见风车——堂吉诃德与狂人比较研究之二》。

由于写作时代相近等背景因素，中国古典名著诸如《西游记》、《红楼梦》等也常常进入与《堂吉诃德》的比较视野。然而此类比较研究的内容较为局限，大多是对写作背景、人物设置、故事情节、艺术风格等进行分门别类的对比研究，并无或深刻或新颖的研究观点，其中可作参考的有：登载于《浙江师大学报》1996年第6期上何峰所写的《耐人寻味的异中之同与同中之异——〈堂吉诃德〉与〈西游记〉之比较》、登载于1984年第2期《红楼梦学刊》上的刘梦溪所写的《异地则同易时而通——〈堂吉诃德〉的前言和〈红楼梦〉第一回比较》等。

另一方面，除了绝对主人公堂吉诃德以外，他的随从桑丘作为一个性格特征也极其鲜明的人物，也被中国学者作为研究对象与中国文学人物形象进行比较研究。比较有趣的对比研究是将桑丘与《红楼梦》中的刘姥姥进行对比的，还有将桑丘与《西游记》中的猪八戒进行对比的。桑丘与刘姥姥的相似点在于他们“同是生活中的弱者，在现实中饱尝艰辛和屈辱，都仍然保持着自尊豁达和乐观幽默的处世态度——也唯其如此，在与所处处境极不相称的时候，他们就只能置身于多层次多色彩的喜剧之中”。[44]桑丘与刘姥姥都是喜剧背景下的悲剧人物。而桑丘与猪八戒则都是“一方面狭隘自私，贪吃爱睡，另一方面又纯朴善良，深明大义”。[45]究其相似原因，还是可以归结到作家所处的时代背景之上，相似的社会历史条件与生活原型使得不同年代、不同民族、不同创作风格的作家创造出了相类似的人物角色。可参考的研究论文有登载于《外国文学研究》1989年第1期上胡书义所写的《隔代异国的孪生兄弟——桑丘与八戒形象比较》等。

（三）《堂吉诃德》与知识分子精神历程研究

《堂吉诃德》自20世纪初进入中国以来，影响了中国一代又一代的知识分子。作家的作品是作家本人生活经历与思想体验相结合的产物，于是深受《堂吉诃德》影响的中国作家们，常常自觉或不自觉地在自己的作品中带上了《堂吉诃德》的影子。

上文中提到的秦家琪、陆协新的观点就是，从这两部作品与堂吉诃德的相似之处可以推论，鲁迅“可能”是受到了《堂吉诃德》的启迪和影响。例如，《狂人日记》中的疯与愚的错位所包含的喻意正如《堂吉诃德》中疯与智的反差。被人当作疯子的狂人以敏锐的目光看透了封建中国的本质，揭示了人们在这个社会中对腐败丑陋的熟视无睹、麻木不仁，甚至随波逐流的心态。堂吉诃德是因为读骑士小说着了迷而变得痴疯，而狂人则是看《道德经》中了邪。而在《阿Q正传》里，阿Q也以其和堂吉诃德相似的意识、语言、行为和性格体现了塞万提斯对于鲁迅创作影响的可能性。阿Q和堂吉诃德同样以幻想代替现实，把痛苦当成幸福，把失败当成胜利（即所谓的“精神胜利法”）；其中他们的精神胜利法又建立在幻想的基础之上，使得他们的行为都显示出了盲目、荒唐、憨拙等特点，这在堂吉诃德的“行侠”和阿Q的“革命”中都表现得十分突出。

另一方面，虽然鲁迅对《堂吉诃德》的评论文章以及提到塞万提斯的相关言论多发表于1930年代，但是鲁迅对《堂吉诃德》以及塞万提斯的关注确是有迹可循的，“在1920年代周氏兄弟与现代评论派陈西滢的论战中，就多次提及塞万提斯，表明鲁迅与周作人一样，是熟知塞万提斯其人其文的”[46]，所以他同时创造了阿Q和狂人这两个不朽的文学典型，并不是偶然的。

若说鲁迅只是受《堂吉诃德》影响，而创作出了相似的文学人物形象，那么废名于1932年出版的长篇小说《莫须有先生传》，则可以说是1930年代中国的真正的“仿《堂吉诃德》”的作品了。这两部作品之间的相似之处随处可见：堂吉诃德为追寻理想自封为“骑士”，而莫须有先生则自认为“隐士”，他们都“不合时宜”，与环境格格不入，也与时代处于一种“紧张”的状态之中；《堂吉诃德》是对骑士小说的滑稽模仿，《莫须有先生传》则杂糅了人物传记、书信、民间故事、佛经等不同类别的文学作品，在文章细节处或戏仿其结构，或戏仿其语言；另外，在成语的运用上，则起到了像堂吉诃德和桑丘层出不穷的奇妙语谚一样的喜剧效果。

虽然废名自己曾称他写作《莫须有先生传》时，是以莎士比亚为师的。但也说了“西班牙的伟大小说《吉诃德先生》里，我也呼吸了它的空气”。[47]废名还曾经撰文高度评价《堂吉诃德》，他认为“世界无比的《堂吉诃德》，以为这部书最有意思的地方，至少我个人觉得最有意思，乃是无全书在胸，而姑涉笔成书，其价值恐在《水浒》以上也”。[48]而他的《莫须有先生》所采用的“情生文，文生情”的结构，其实也是这种“无全书在胸，而姑涉笔成书”写作的实际运用。另外，作家废名本人，在他的朋友们的回忆中，他生性激烈，“热肠沸腾，不能自已”，常常“擅发议论，甚至怪论”，“认真而至于执”，又却是“天真可爱”[49]，正是一个活脱脱的堂吉诃德。所以他创造出中国的堂吉诃德——莫须有先生的形象，是很自然的。“莫须有先生的理想主义、善良、迂腐、不通事理、不合时宜，却偏有一股不顾一切的劲头，连同他所骑的那头小毛驴，都让人想起那位举世闻名的西班牙骑士。”[50]

当代浪漫主义诗人顾城也认为他曾经有过堂吉诃德式的意念。他说，堂吉诃德式的意念就是想入非非，生活在自己预想的故事里，他觉得生活中最重要的是有一个能够做梦的环境。顾城写了很多关于骑士和幻想的诗歌，其中在《骑士的使命》中他写道：“我挥舞着剑／去和风作战／或是守卫城堡／打退野藤的攀援／用铜盾挡住／暴雨的投枪／对大胆越境的云／疯狂呐喊……”[51]顾城把自己想象成一个理想的无所不能的英雄，希望以这个形象所固有的积极战斗精神，来获得一种高尚的荣誉和信念，达到自己对美和幻想的追求。

另一方面，在研究20世纪中国文学的过程当中，不断有学者从中国和世界文学与精神史的客观联系上得到启发，从而审视中国与世界知识分子的精神历程，以便为历史的行进找到一个内在的发展逻辑，钱理群就是这类学者中的代表人物。

钱理群的论著《丰富的痛苦——堂吉诃德与哈姆雷特的东移》，考察与描述的重点就是20世纪中国知识分子的精神气质，以及他们与世界知识分子的内在精神联系。他以比较文学的视野，在世界文学中找到哈姆雷特与堂吉诃德两个“典型现象”作为研究的中介，将20世纪中国知识分子的精神气质与世界知识分子的内在精神进行沟通，寻求民族精神历程与人类精神史的联系。他把20世纪民族精神的代表——中国知识分子放到整个世界历史中，通过两个文学典型的东移历史，探讨不同国家、民族、时代的知识分子对共同关注的“人类精神命题”的思考，考察了17—20世纪整个人类精神发展中知识分子心灵历程的两个侧面。在研究者、作家、人类精神命题三者的对话与思考中，探寻隐藏在大量的文学现象背后的人的生存困境、体验、困惑。简单来说，就是通过中外知识分子精神发展历程的对话与比较，通过对20世纪中国知识分子精神史的剖析和研究，揭示了20世纪现代中国的心灵、思想、文化。

钱理群还提出了20世纪中国文学和思想文化界的一个重要精神现象：“堂吉诃德气”。钱理群在他发表于《天津社会科学》1993年第1期上的《“五四”新村运动和知识分子的堂吉诃德气》（这篇文章其实也是钱理群的《丰富的痛苦——堂吉诃德与哈姆雷特的东移》中的一部分内容）中论述道：中国的现代知识分子，是作为乌托邦的梦想家出现在20世纪初的中国历史舞台上的。他们和塞万提斯笔下的堂吉诃德在“乌托邦理想”这一根本点上，取得了精神上的共鸣和契合。周作人在“五四”以后的著作中，曾多次提到，“五四”时期他是一个“理想派”，是一个“梦想家”与“传道者”，而堂吉诃德所热烈追求的、不惜为之献身的“黄金世界”，其实就是一个乌托邦的理想国。而“五四”时期的乌托邦理想，集中体现在对于“新村”有着极大的憧憬上。“新村运动在‘五四’时期是风靡一时的，不仅为‘五四’新文化运动大部分领导人所关注，更对‘五四’运动中成长起来的一代青年人产生了巨大的吸引力，其倡导者、活动分子中，除周作人外，还有蔡元培、李大钊、陈独秀、胡适、罗家伦、王光祈、毛泽东、蔡和森、恽代英等在当时及此后对中国的命运发生过重大影响的人物。以后，随着中国社会与他们自身思想的发展，新村运动的乌托邦理想以及与之相适应的堂吉诃德的精神气质被逐步扬弃（超越），同时又更加深刻地渗透于新的历史选择中，以更加隐蔽的、不易为人们所知觉的方式，对这些历史人物的历史活动持续地发生影响。”[52]人们也从这些“五四”时期的中国梦想家身上看到了堂吉诃德式的“道德理想主义”的印记，堂吉诃德就是把道德置于至高无上的地位，以为勇气、意志等道德力量可以决定一切，多次宣称“游侠骑士”所依仗的全是“浑身的勇气”和“自己的意志”。“五四”时期的中国现代梦想家们企图超越时代的理想主义，最终变成了传统幽灵的复归梦。这一点上，却又与那位企图恢复旧骑士制度的西班牙骑士取得了内在的一致。

三、塞万提斯学术史研究

陈众议所著的《塞万提斯学术史研究》（译林出版社，2011年）是一部重要著作。我国的西班牙文学学术史研究尚无专门著作，这本书在某种程度上填补了这一空缺。塞万提斯作为一位经典作家，关于他的研究称得上是了无边际，要想用一本书来涵盖塞学研究的方方面面，的确是不可能的任务。所以，塞万提斯学术史中最为突出的冰山一角——作为绝对的中心的《堂吉诃德》研究，成为了陈众议这一研究专著的巧妙的切入点，并以点至线、至面，最终为读者勾勒出一幅塞万提斯学术史的全景图。

《塞万提斯学术史研究》主要由两部分组成，第一部分为对塞万提斯及其代表作《堂吉诃德》的学术史梳理，按照时间的先后顺序，相对客观地对有关研究成果进行了系统的全面整理：追本溯源，从《堂吉诃德》问世的17世纪（“最初的是非恩怨”、“滑稽的堂吉诃德”、“崇高的堂吉诃德”、“堂吉诃德在境外”）、18世纪（“18世纪上半叶”、“18世纪下半叶”、“重要版本、译本：序、跋和注疏”、“否定性批评”）、19世纪（“19世纪上半叶”、“19世纪下半叶”），一直叙述到20世纪，20世纪又细分九节（“世纪之初”、“20年代”、“30年代”、“40年代”、“50年代”、“60年代”、“70年代”、“80年代”、“90年代”），还引证了众多学者和作家的论述，系统而详尽地、有理有据地说明塞万提斯确实是文学天才，《堂吉诃德》这部作品就是塞万提斯非凡想象力和创造力的体现。

陈众议认为，在历时四个多世纪的塞万提斯研究中，《堂吉诃德》始终是无可争辩的中心。尤其是在17至18世纪，所谓塞万提斯研究，如果称得上研究的话，也只是《堂吉诃德》研究。而在某种意义上，真正为《堂吉诃德》研究鸣锣开道的，是19世纪的浪漫主义，浪漫主义作家对《堂吉诃德》可谓推崇备至。到了20世纪，进入了一个批评的世纪，一个学术研究繁荣的世纪，塞万提斯及其创作受到空前的关注，评论文章更是层出不穷。陈众议在《塞万提斯学术史研究》这本书中，采用的是这样一种撰写方法：摘其要点，概括论述，细细梳理，并把重点放在经典作家的代表作上，在繁杂的枝蔓中，取其最有代表性的观点和方法，加以阐述。并不是对有关塞万提斯的所有评论进行审视，而是紧扣有关《堂吉诃德》的评论进行分析，从浩如烟海的著述和资料中梳理出一条清晰的线索：从最初的嘘声和笑声，到18世纪的完全对立的接受和评价，到19世纪浪漫派的推崇备至，再到20世纪的多元批评。这条线索其实就是一部塞万提斯学术史。

该书在第一编对塞万提斯学术史进行描述的基础上，在第二编中，从哲学高度对塞万提斯研究中的许多重要理论问题，如“塞万提斯的矛盾与偏见”、“塞万提斯的反讽或戏仿”、“塞万提斯的虚构与真实”、“《堂吉诃德》：经典的偶然性与必然性”、“否定之否定、认识之认识”、“《堂吉诃德》与经典背反”、“《堂吉诃德》与文艺复兴运动”等问题进行了分析。例如在关于经典的必然性与偶然性的论述中，陈众议认为，对于何谓经典，虽然是个悬而未决的问题，但用简单的方式综观前人的观点，大约可用两句话来概括：一是它们必须体现时代社会（及民族）的最高认知和一般价值（包括人类永恒的主题、永恒的矛盾）；二是其方法的魅力及审美的高度不会随着岁月的更迭而褪色或销蚀。陈众议试图通过《堂吉诃德》这一部经典的产生或经典化过程，探究其中的偶然性和必然性，并借以论证某些决定因素，比如作品的一系列二元关系：“崇高与滑稽”、“理想与现实”、“真实与虚构”、“知与行”、“新与旧”等。

作者在第一部分的塞万提斯学术史梳理中，是作为一个冷静、客观的审视分析者而存在，而在第二部分塞万提斯学术史研究中，作者则给出了更多个人化的、创新性的分析与阐释。作为一名中国本土的塞学研究者，陈众议一方面在整理并深入挖掘塞学研究状况的同时适时地做出自己的反应和理解，另一方面又将塞学与世界文学联系起来，并最终回归中国文学研究。在这本论著的最后，陈众议还在尽可能详尽的基础上，去粗存精，罗列出关于塞万提斯研究的重要文献目录，对之后的研究者有很大的参考价值。在中国对塞万提斯研究尚不充分的情况下，该学术史研究是一个范例，有十分可贵的参照价值。

历经一个世纪，西班牙文学研究在中国已经硕果累累，但同时，研究也存在着诸多问题。首先，作家作品的翻译方面，数量和质量都有所不足，特别是对当代作家作品，包括新小说和女性文学等，还有很大的开拓空间。其次，研究工作仍显薄弱，主要表现在，研究对象及范围虽已不断扩大，但还限于为数不多的一些代表作家，对某一流派或某作家进行全面而深入的研究还做得不够；对西班牙文学学术史的研究，可进一步展开，详细梳理西班牙文学在中国的接受过程，从中吸取百年来西班牙文学研究进程中的经验与教训，促进西班牙文学研究的进一步发展。

注释：

[1]　查明建、谢天振：《中国20世纪外国文学翻译史》，湖北教育出版社2007年版，第282页。

[2]　周作人：《欧洲文学史》，岳麓书社1989年版，第131页。

[3]　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现代文学研究室：《“革命文学”论争资料选编》（上），人民文学出版社1981年版，第288页。

[4]　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现代文学研究室：《“革命文学”论争资料选编》（上），人民文学出版社1981年版，第123页。

[5]　鲁迅：《鲁迅全集》第7卷，人民文学出版社1981年版，第158页。

[6]　鲁迅：《鲁迅全集》第4卷，人民文学出版社1981年版，第353页。(www.daowen.com)

[7]　也译作“培那文德”。

[8]　也译作“巴洛迦”。

[9]　据沈石岩版《西班牙文学史》所述，“98年一代”是西班牙文学史上重要的一个文学流派，是“1898年一派”的简称，成员大多出生在1864年到1875年之间，关注西班牙兴亡，受来自欧洲其他国家的文艺思潮、哲学观点的影响而形成的一个客观存在的文学实体。

[10]　也译作“阿佐林”。

[11]　也译作“伊本讷兹”。

[12]　以上贝纳文特、阿索林、巴罗哈、乌纳穆诺、伊巴涅斯作品译介进入中国的情况参考的是査明建、谢天振所编写的《中国20世纪外国文学翻译史》。

[13]　以上西葡拉美文学研究会首次年会情况参见全国哲学社会科学规划办公室主编的《哲学社会科学各学科研究状况与发展趋势》一书。

[14]　屠孟超：《西班牙内战后的小说概述》，载《当代外国文学》，1985年第2期。

[15]　赵德明：《九十年代西班牙小说一瞥》，载《外国文学动态》，1998年第3期。

[16]　赵德明：《当代西班牙诗歌一瞥》，载《外国文学动态》，1998年第4期。

[17]　丁文林：《塞拉：西班牙“一个真正的文库”》，长春出版社1997年版，第82页。

[18]　王思韵：《后现代主义元小说研究述评》，载《漳州师范学院学报》，2011年第2期。

[19]　王军：《解读与重构文本——论西班牙元小说的兴起与发展》，载《当代外国文学》，2005年第3期。

[20]　朱维之、赵澧主编：《外国文学史（欧美卷）》，南开大学出版社1985年版，第124页。

[21]　李赋宁：《欧洲文学史》第三卷（下），商务印书馆1999年版，第882页。

[22]　董燕生：《西班牙文学》，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1998年版，第60页。

[23]　沈石岩：《西班牙文学史》，北京大学出版社2006年版，第4页。

[24]　张绪华：《20世纪西班牙文学》，上海外语教育出版社1997年版，第313页。

[25]　陈众议：《西班牙文学：黄金世纪研究》，译林出版社2007年版，第8页。

[26]　陈众议：《西班牙文学：黄金世纪研究》，译林出版社2007年版，第214页。

[27]　陈众议：《西班牙文学：黄金世纪研究》，译林出版社2007年版，第219页。

[28]　陈众议：《西班牙文学：黄金世纪研究》，译林出版社2007年版，第219页。

[29]　陈众议：《西班牙文学：黄金世纪研究》，译林出版社2007年版，第203页。

[30]　陈众议：《西班牙文学：黄金世纪研究》，译林出版社2007年版，第211页。

[31]　陈众议：《西班牙文学：黄金世纪研究》，译林出版社2007年版，第211页。

[32]　陈众议：《魔幻现实主义与〈堂吉诃德〉》，载《读书》，1986年第2期。

[33]　周宁：《幻想中的英雄——论〈堂吉诃德〉的多重意义》，载《厦门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1996年第1期。

[34]　饶道庆：《意义的重建：从过去到未来——〈堂吉诃德〉新论》，载《外国文学评论》，1992年第4期。

[35]　罗文敏：《解构重构性在〈堂吉诃德〉中的多样化表现》，载《宁夏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2007年，第29卷第1期。

[36]　罗文敏：《语句有涯能指无垠——谈〈堂吉诃德〉的形式创新》，载《甘肃社会科学》，2004年第3期。

[37]　秦家琪、陆协新：《阿Q和堂吉诃德形象的比较研究》，载《文学评论》，1982年第4期。

[38]　秦家琪、陆协新：《阿Q和堂吉诃德形象的比较研究》，载《文学评论》，1982年第4期。

[39]　秦家琪、陆协新：《阿Q和堂吉诃德形象的比较研究》，载《文学评论》，1982年第4期。

[40]　秦家琪、陆协新：《阿Q和堂吉诃德形象的比较研究》，载《文学评论》，1982年第4期。

[41]　秦家琪、陆协新：《阿Q和堂吉诃德形象的比较研究》，载《文学评论》，1982年第4期。

[42]　姜智芹：《阿Q和堂吉诃德平行研究新探》，载《山东文学》，2000年第7期。

[43]　姜智芹：《阿Q和堂吉诃德平行研究新探》，载《山东文学》，2000年第7期。

[44]　魏贤梅：《同在喜剧背景下演绎悲剧人生——桑丘和刘姥姥形象比较》，载《徐州教育学院学报》，1999年第14卷第1期。

[45]　胡书义：《隔代异国的孪生兄弟——桑丘与八戒形象比较》，载《外国文学研究》，1989年第1期。

[46]　钱理群：《丰富的痛苦——堂吉诃德与哈姆雷特的东移》，北京大学出版社2007年版。

[47]　废名：《冯文炳选集》，人民文学出版社1985年版，第395页。

[48]　废名：《冯文炳选集》，人民文学出版社1985年版，第395页。

[49]　废名：《冯文炳选集》，人民文学出版社1985年版，第10页。

[50]　钱理群：《丰富的痛苦——堂吉诃德与哈姆雷特的东移》，北京大学出版社2007年版，第280页。

[51]　顾工：《顾城诗全编》，上海三联书店1995年版，第167页。

[52]　钱理群：《“五四”新村运动和知识分子的堂吉诃德气》，载《天津社会科学》，1993年第1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