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新中国成立前的西班牙文学研究

1915年4月，上海商务印书馆编译出版了《西班牙宫闱琐语》一书，虽作者不详，译者不详，却是20世纪对西班牙文学最早的中译。在第一部西班牙文学作品的中译本诞生之后，中国便与西班牙文学结下了不解之缘。最早致力于介绍西班牙文学的新文学作家是周作人、茅盾和鲁迅，他们于20世纪初便在《小说月报》和《新青年》杂志上倡导并亲自参与西班牙文学的译介。新中国成立前，中国对西班牙文学的接受基本停留在翻译知名作品与主要内容简介的层面上，并无深入研究。无专门的文学史，仅在周作人编撰的《欧洲文学史》中有相关篇章的出现，而朱曼华与万良浚的《西班牙文学》一书则是第一部对西班牙文学进行相对系统的综述性整理的专著。此为西班牙文学初入中国的基本情况。

朱曼华与万良浚合著的《西班牙文学》，在某种意义上，可以算是中国的第一部“西班牙文学史”。1931年由商务印书馆出版，收录在王云五主编的《万有文库》第一集当中，1934年5月由商务印书馆重新出版，8月再版。《西班牙文学》除绪论外，分六章，依次为“史诗”、“歌谣”、“戏剧”、“抒情诗”、“小说”和“论文及其他”，全书约6.5万字。这本小书的体例与传统意义上的文学史不同，不是分阶段叙述西班牙文学的发展进程，而是转为叙述它的各种文学类型的发展历程。其中，戏剧与小说是重点。在戏剧部分，作者较为详细地介绍了西班牙戏剧如何由中世纪的宗教剧、民间戏剧一步步发展为近代戏剧的过程。在这基础上，用较大的篇幅分析了几个对西班牙戏剧发展产生过重大影响的剧作家，特别是维加。作者的评价力图从事实出发，不掩饰作家的缺点，也不拔高他们的成就。一方面，他对维加的人品深不以为然，不回避他的种种劣行；另一方面又认为，就文学而论，其成就是巨大的，认为维加在西班牙文学中的地位就好比英国文学中的莎士比亚，只是因为维加的剧作地方色彩太浓，其他国家的观众不容易产生深刻的印象。

1920年代，刘复等翻译了大量西班牙民歌，“在1926年11月的第106期至12月的第109期的《语丝》杂志上，先后发表了45首民歌”。[1]使中国读者开始认识西班牙民歌；1920年代末到1930年代初，报纸杂志上刊登了一批介绍西班牙文坛的文章，比如徐霞村所写的《20年来的西班牙文学》，又比如许德佑的《新西班牙的新兴作家》等，这些都促进了西班牙文学在中国的传播。

西班牙文学与中国、塞万提斯与《堂吉诃德》，这两个方面始终为中国学者所关注。在《堂吉诃德》的译本正式出版之前，周作人便在他编撰的《欧洲文学史》中对塞万提斯的《堂吉诃德》进行了简单的介绍和分析，他认为塞万提斯“以此书为刺，即示人以旧思想之难行于新时代也，惟其成果之大，乃出意外，凡一时之讽刺，至今或失色泽，而人生永久之问题，并寄于此，故其书亦永久如新，不以时地变其价值。书中所记，以平庸实在之背景，演勇壮虚幻之行事。不啻示空想与实际生活之抵触，亦即人间向上精进之心，与现实世俗之冲突也。Don Quixote后时而失败，其行事可笑。然古之英雄，先时而失败者，其精神固皆Don Quixote也，此可深长思者也”。[2]

《堂吉诃德》最早的中译本是林纾和陈家麟翻译的，当时书名被译作了《魔侠传》，这其实是塞万提斯原著第一部的节译，以文言文的形式呈现，1922年由上海商务印书馆出版。此后仅仅在1930年代，就有另外四个版本的中译本诞生，分别是：蒋瑞青译的《吉诃德先生》，1933年3月由上海世界书局出版，是节译本；汪惆然译的《吉诃德先生》，1934年1月由上海新生命书局出版，该版本仅仅是叙述了原著的故事梗概；贺玉波译的《吉诃德先生》，1935年5月由上海开明书店出版，同样是一个节译本；以及温志达译的《唐吉诃德》，1937年6月由上海启明书局出版，此版本添加翻译了作者原序。《堂吉诃德》中译本的不断涌现，推动了中国的《堂吉诃德》研究，而研究的深入化，又反过来更促进了翻译的进行与发展。追看源头，这股1930年代中国文坛掀起的“堂吉诃德热”，竟是由1920年代末，鲁迅、周作人等与创造社、太阳社的论战引起的。

这场论战中，对堂吉诃德这个人物形象意义的争论成为了主要内容。创造社、太阳社把堂吉诃德当做一种抽象的与时代不符的精神指称鲁迅等人，把鲁迅、周作人、郁达夫等称为“文坛的老骑士”[3]、“Don Quixote一类的人道主义者”。[4]他们认为时代已经前进到了无产阶级革命的阶段，鲁迅等人却仍然说着“五四”式的人道主义“梦话”，与他们这些革命时代的先进战士作对，正像堂吉诃德战风车一样既滑稽又可悲。

对创造社、太阳社的声讨，鲁迅则回应说：“中国现在也有人嚷些什么‘堂吉诃德’了，但因为实在没有看过这一部书，所以和实际上是一点不对的。”[5]于是，他请郁达夫翻译屠格涅夫关于哈姆雷特和堂吉诃德的著名演讲，并写下“编校后记”。鲁迅和瞿秋白在1932年更先后发表了《中华民国的新“唐吉诃德”们》和《真假唐吉诃德》这两篇文章。在文章中，鲁迅反复提醒人们，要区分“真假”堂吉诃德：“究竟是中国的‘堂吉诃德’。所以他只一个，他们是一团；送他的是嘲笑，送他们的是欢呼；送他的是诧异，而迎他们的也是欢呼；他在磨坊里打风磨，他们在常州玩梳篦，又见美女，何幸如之。”[6]到了1930年代初，鲁迅还将苏联作家卢纳察尔斯基根据堂吉诃德原型创作的戏剧《解放了的唐吉诃德》中的第一幕翻译成了中文。鲁迅与创造社、太阳社的论战以及他的翻译工作，都进一步扩大了《堂吉诃德》在中国的传播和影响。

除了塞万提斯以外，还有一些作家也受到了中国知识分子的关注，比如贝纳文特、阿索林、巴罗哈还有伊巴涅斯等。其中，最早将贝纳文特[7]的作品介绍入中国的是茅盾。他在1923年《小说月报》第14卷第2号上翻译了《太子的旅行》，同期还撰写了译介文章《培那文德的作风》，对贝纳文特的生平及主要创作成果作了介绍。到1934年，茅盾又以沈德鸿的署名在上海商务印书馆出版了《培那文德戏曲集》。

最早介绍巴罗哈[8]的也是茅盾。早在1923年茅盾就在《小说月报》第14卷上发表了《西班牙现代小说家巴洛迦》一文，并且在文中介绍了巴罗哈的生平经历和基本创作情况。然而，要说对这位西班牙作家最为钟情的，当属鲁迅。鲁迅翻译了很多巴罗哈的作品，1928年他就从巴罗哈的短篇小说集《山民牧唱》的日译本中挑选了短篇小说《跋司珂族的人们》进行转译，后又翻译了小说《放浪者伊利沙辟台》、《往诊之夜》和巴罗哈的自传体随笔《面包店时代》等。1934年起，鲁迅开始用张禄如这个笔名进行巴罗哈作品的翻译。巴罗哈的短篇小说集《山民牧唱》中的6篇小说加上序言，除去《钟的显灵》一篇以外，鲁迅全部将其译成中文，扩大了巴罗哈文学作品在中国的影响。鲁迅对巴罗哈如此“情有独钟”，许是因为巴罗哈和他有着相似的生命轨迹：早年学医，之后弃医从文，鲁迅由此对他产生了惺惺相惜之情。

“98年一代”[9]里的另一位西班牙作家阿索林[10]，由戴望舒担任译介“主力”。同样身为“98年一代”的一员，阿索林被译介到中国的时间比巴罗哈要晚得多，1929年之前甚至都鲜有他作品的中译本出现，直到戴望舒翻译了阿索林的短篇小说《西万提斯的未婚妻》和《一侍女》、散文《西班牙的一小时》和一组《阿索林散文抄》。而从数量上来看，徐霞村才是译介阿索林作品最多的一位学者。他译有阿索林的小说《斗牛》、《一个“伊达哥”》、《内阁总理》、《黄昏》等，还有散文《鱼与表》、《修伞匠》、《卖饼人》和诗歌《哀歌》等。除此之外，徐霞村还撰有一篇名为《一位绝世的散文作家——阿佐林》的文章，登于《新文艺》第一卷第4期之上，对阿索林的生平经历与文学创作进行了介绍。

西班牙小说家伊巴涅斯[11]也很受中国学者与翻译家的关注。他的很多作品，在中国一版再版。鲁迅对他的评价很高，认为他是伟大的西班牙现代作家。1921年，茅盾在《小说月报》上发表了介绍伊巴涅斯的文章：《西班牙写实文学的代表者伊本讷兹》。同年，周作人翻译了他的小说《癫狗病》。1928年周作人还翻译了伊巴涅斯的短篇小说《海上》，收录在短篇翻译小说集《星火》中，此后《海上》分别被谢六逸、胡愈之编入《模范小说读本》（上海光华书局，1933年、1936年）和《世界短篇小说名作选》（上海然而社出版部，1935年）。此外，戴望舒也先后翻译了伊巴涅斯的短篇小说《蛊妇的女儿》、《愁春》，并翻译出版了伊巴涅斯短篇小说集《良夜幽情曲》（上集）和《醉男醉女》（下集），共收14篇作品，1928年12月由上海光华书局出版，1929年重版，1935年又由上海大光书局出了第三版，足见伊巴涅斯的影响。[12]

除了这些名家名作外，西班牙1930年代兴起的内战时期文学，也是20世纪上半叶中国学者关注的重要内容。1936年，西班牙内战爆发，中国知识分子普遍表示了对西班牙人民保卫共和国的正义斗争的支持，并开始大量译介西班牙战争文学。《译文》、《诗创作》先后开设专号，重点译介西班牙文学，前者发表了小说《西班牙的爱国者》（阿拉宫著，黎烈文译，1937年第2卷第5期）、《马德里·瓦伦西亚·巴塞罗那》（E.索马柯依斯著，绮萍译）和诗歌《西班牙的歌谣（3首）》（J.厄雷拉等著，孙用译，载1937年第3卷第2期“西班牙专号”）。

二、1950年代至1970年代的西班牙文学研究

文学译介是文学研究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在我国，外国文学研究更是始终与外国文学翻译紧密相连，这是我国外国文学工作的传统和特点。新中国成立初期有许多重要的翻译作品。例如：杨绛翻译的西班牙佚名作家的流浪汉小说《小癞子》，1951年由平明出版社出版，此后多次再版；博园翻译的阿拉尔孔的中篇小说《三角帽》，由人民文学出版社1959年出版；吕漠野翻译的伊巴涅斯的长篇小说《血与沙》，由新文艺出版社1958年出版；戴望舒翻译的小说集《伊巴涅思短篇小说选》，由新文艺出版社1956年出版；赵清慎翻译的加尔多斯的长篇小说《悲翡达夫人》，由人民文学出版社1961年出版；巴罗哈的短篇小说集《山民牧歌》则由人民文学出版社将鲁迅旧译在1953年重版。诗歌方面，最早翻译西班牙现代著名诗人加西亚·洛尔伽的是戴望舒，1956年作家出版社出版了戴望舒翻译、施蛰存整理版的洛尔伽诗集《洛尔伽诗钞》；人民文学出版社1959年出版了拓生等翻译的《阿尔贝蒂诗选》等。翻译成果丰硕。

1960年代至1970年代，由于“文化大革命”的特殊背景，西班牙文学翻译进程被迫中断。至1970年代末，“文革”的阴影逐渐消散，许多世界文学名著得以重印，西班牙文学中代表性的标志就是杨绛从西语原文直译过来的《堂吉诃德》在1978年得以出版。

但与翻译成果相比，文学研究就显得十分薄弱。新中国成立初期，中国对外国文学的研究虽然经过了世纪初的启蒙期，有所发展，但是仍然处于对理论和人才等进行准备的阶段。

新中国17年的外国文学研究成果在各语种之间显得十分不平衡，严格意义上的研究成果不多。杨周翰、吴达元、赵萝蕤主编的《欧洲文学史》是当时影响较大的文学史著作。该书上卷中，除分散在各章中零散地提到西班牙的《熙德之歌》、谣曲等内容以外，在第三章的“文艺复兴时期文学”和第四章“十七世纪文学”中各为西班牙文学单独设置了一小节。塞万提斯的《堂吉诃德》是相对来说的重点，除此之外，还有关于维加和他的《羊泉村》、卡尔德隆和他的《人生如梦》的详细介绍与简单评论。除此之外，在解放后的十余年里，没有一部专著出版；文章发表虽不少，但基本上是纪念性和介绍性的，还停留在一百多年以来对外国文学经常采取的形式上，那就是为译作撰写“小序”、“跋”、“附记”或者“附言”。

值得注意的是，1950年代中期与《堂吉诃德》相关的文章出现“井喷”，一方面因为1955年是《堂吉诃德》出版350周年，另一方面也与当时“双百”方针的政治大背景有密切关系。众多学者都在当时的主流报刊上发表了相关文章。比如，1954年12月20日《大公报》刊登了穆修写的《塞万提斯和他的名著〈堂吉诃德〉》，1955年5月30日《南方日报》刊登了戴镏龄写的《伟大的人文主义和现实主义：论〈堂吉诃德〉》，同年《新建设》第6期刊出潘耀德写的《〈堂吉诃德〉出版350周年》，《文史哲》第7期发表黄嘉德写的《〈堂吉诃德〉简论》，《文艺学习》第9期刊出石秦的《不朽之书》，《人民文学》第10期刊登王淡芳的《塞万提斯和他的杰作〈堂吉诃德〉》，《解放军文艺》第10期发表叶君健的《塞万提斯的〈堂吉诃德〉》，《中国青年报》10月20日刊出方游的《纪念〈堂吉诃德〉出版350周年》，《人民日报》11月25日刊登冰夷的《纪念〈堂吉诃德〉出版350周年》，《解放日报》12月4日刊载巴金写的《永远属于人民的巨著》等。但这些文章与其被称为研究性论文，不如说是评介性文章：以介绍塞万提斯的生平，《堂吉诃德》的故事情节、人物形象为主，并无深入的研究，理论性亦不足。这些都再次印证了前文提到的新中国成立初期的研究力量不足和文学研究尚在安排和准备之中的基本情况。

但中国对《堂吉诃德》的研究还是在不断进步的，单就研究方法而论，如果说1950年代对堂吉诃德的研究还停留在较浅层次，并且更多运用的是社会学批评方法的话，那么，1960年代则进入了文本研究这样一个进阶层次。使用这种研究方法的代表是杨绛。杨绛自1950年代起，就开始了从西班牙原文翻译《堂吉诃德》的工作。正因为直接从原文翻译，使她对文本有了更多、更深入的认识。1964年，杨绛在《文学评论》上发表了一篇纯学术研究的文章《堂吉诃德和〈堂吉诃德〉》。这篇论文并不在堂吉诃德性格分析和形象意义的揭示上作文章，而首先系统地梳理了17世纪以来西方学者对堂吉诃德众说纷纭的看法和评价，进而深入文本，探讨分析作者的创作意图与堂吉诃德性格的关系，她这样分析道：“显然，堂吉诃德是他嘲笑的对象，无论作者把他描摹成多么模范的骑士，无论作者的嘲笑带有多少同情，无论他把堂吉诃德的面貌画得多么严肃、多么愁苦，堂吉诃德还是塞万提斯笔下所取笑的人物，堂吉诃德的理想也是塞万提斯所取笑的理想。”“塞万提斯对堂吉诃德的嘲笑既然带着深厚的同情，他自己的笑脸又躲闪在堂吉诃德的苦脸后面，小说里哪里是嘲笑哪里是认真，有时候不易分辨，会使人得出矛盾的结论：堂吉诃德是可笑的呢？可悲的呢？”这种深入本文的研究对读者进一步认识堂吉诃德性格的矛盾、复杂及其形成原因提供了帮助。

三、新时期的西班牙文学研究(www.daowen.com)

（一）译介基本面貌

被译介进入中国的西班牙文学作品的范围逐渐扩大，到1980年代至1990年代开始进入高潮，新中国成立初期很多作品都是从其他国家语言转译过来的，而1980年代之后的翻译多译自西语原文。西班牙的主要作家作品，或多或少都被译介进入了中国，部分著名作家，例如塞万提斯、加尔德隆、维加、伊巴涅斯、塞拉等，他们的主要作品几乎全部都被翻译了过来。

1980年代至1990年代中国还出版了数种西班牙语文学丛书：1984—1987年，北方文艺出版社出版了《西班牙葡萄牙语文学丛书》；1993年、1996年，由西班牙文化部图书总署资助，黑龙江人民出版社推出《西班牙文学名著丛书》；1990年代末，重庆出版社也出版了一套《西班牙文学名著丛书》；1999年，由西班牙教育文化部书籍图书馆总局资助，华夏出版社、光明日报出版社出版《当代西班牙文学系列》；2000年，北京昆仑出版社推出了《伊比利亚文学丛书·西班牙经典系列》等。这些系列丛书的出版对西班牙文学在中国的传播发挥了重要的作用。

中国读者向来对获过诺贝尔文学奖的作家作品尤为青睐，这一特征在对西班牙文学的译介中也表现得尤为明显。1989年诺贝尔文学奖得主卡米洛·何塞·塞拉的作品中，最早被译介到我国的是短篇小说《圣巴尔维纳街37号的故事》（《外国文学》，1980年第2期），由毛金里翻译；此后塞拉的长篇小说《帕斯夸尔·杜阿尔特一家》和代表作《蜂房》也在1980年代出版；到1989年他获诺贝尔文学奖之后，我国的多家刊物和出版社便纷纷开始介绍他的小说和散文。比如《外国文学》1990年第1期上刊登李德明翻译的《艺术家咖啡馆》、朱景冬翻译的《流浪汉胡安尼托》、尹承东翻译的《矮个儿消夏者》、申报楼翻译的《老调调》，《环球文学》1991年第1期刊登朱景冬翻译的《痴情的少女》和《一副墨镜》，又如1991年南海出版公司出版了一本题为《罪恶下的恋情》的塞拉小说选等。此外，同样获得过诺贝尔文学奖的西班牙诗人希梅内斯和阿莱克桑德雷，他们两人的诗歌选集已经以《悲哀的咏叹调》这一中文译名出版，希梅内斯的另一部作品《我和银灰儿》也已由塔西亚娜·费萨克译成中文。

（二）对西班牙当代文学与作家的关注

1979年10月，西葡拉美文学研究会正式成立。这是西班牙文学研究史上的重大事件。虽然是将西班牙文学研究与拉丁美洲、葡萄牙文学研究共同整合的一个组织，却是西班牙文学研究逐渐受到重视、发展初具规模，并已成为外国文学研究中一支不可忽视的力量的一个重要信号。

西葡拉美文学研究会成立后，1982年召开首次年会，首次年会上共收到22篇研究论文，其中有关拉美文学的有17篇，有关西、葡文学的共5篇。首次年会在研读与讨论这些研究论文的同时，对当时的西葡拉美文学研究情况进行了总结，并提出之后的发展努力方向。首次年会还推举了王央乐作为第一任西葡拉美文学研究会的会长。[13]此后研究会每三年定期举办一次年会，总结近几年的研究成果，引导未来研究方向。西葡拉美文学研究会现任会长为北京外国语大学西葡语系教授郑书九。

研究会成立之后至1980年代，中国的西班牙文学研究在逐渐繁荣中开始从关注中世纪西班牙文学经典转向关注现当代西班牙文学。研究论文中，以王央乐发表于《外国文学动态》1978年第8期上的《西班牙“战后小说”概况》，张绪华、施永令发表于《译林》1983年第4期上的《当代西班牙文学概况》和屠孟超发表于《当代外国文学》1985年第2期上的《西班牙内战后的小说概述》为代表。

西班牙当代文学，一定程度上以西班牙战后文学为代表。王央乐在《西班牙“战后小说”概况》中界定了“战后”文学的概念，即是在1936—1939年的西班牙内战结束之后的，佛朗哥政权30多年统治之下的西班牙文学。而这时期的小说被称为“战后小说”，又因为其发展繁盛，特点鲜明，也被称为“新浪潮小说”。战后小说的一个重要特点是多社会小说，以现实主义手法为主要表现手段，并不断提升艺术技巧。而《当代西班牙文学概述》及《西班牙内战后的小说概述》这两篇论文则是概述性文章，论述形式与文学史的写作基本一致：按照时间和类别来安排论文内容，并对不同时期的主要作家及其代表作品进行简单的介绍和评论。

这些研究西班牙当代小说的论文中，都共同提到了一个重要的代表人物：卡米洛·何塞·塞拉。塞拉的文学创作与西班牙战后新浪潮小说的发展息息相关，而塞拉于1989年获得诺贝尔文学奖之后，更受到了世界范围的肯定。1990年代中国对塞拉的文学研究逐渐增多，但是研究视角还较为局限，介绍生平之余，研究重点主要放在塞拉的两部代表作品《蜂房》与《帕斯库亚尔·杜阿尔特一家》上。上文提到的几篇介绍西班牙战后小说的论文都对卡米洛·何塞·塞拉给予了很高的评价，屠孟超认为塞拉的《蜂房》代表了“塞拉的创作已达成熟的地步”，塞拉的功绩是将“电影镜头式”的写作技巧和集体主角等手法“介绍到西班牙国内，为1950年代中期起大量涌现的年轻一代的小说家的创作开辟了道路”。[14]1980年代至1990年代塞拉研究中较重要的论文还有：屠孟超发表于《当代外国文学研究》1983年第4期上的《塞拉及其代表作〈帕斯库亚尔·杜阿尔特一家〉》、罗嘉发表于《外国文学》1990年第1期上的《西班牙战后新浪潮小说与塞拉》、陈凯先发表于《译林》1990年第2期上的《塞拉——文学创新的勇士》、卢燕发表于《外国文学》1990年第1期上的《一部大胆创新的杰作——评卡米洛·何塞·塞拉的〈蜂巢〉》和王军发表于《北京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1997年第4期上的《塞拉和他的小说创作》。

西班牙当代文学史上可以与塞拉齐名的另一名作家米盖尔·德里维斯在1990年代也受到了西班牙文学研究者们的关注。塞拉的作品通常都被与佛朗哥政权统治下的新浪潮小说的发展联系到一起。《蜂房》被当做是西班牙当代小说现实主义写作风潮正式回归和重新确立的标志，作品的背景被放大；而与对塞拉的研究不同的是，1990年代对德里维斯作品的研究，将关注点更多地放在了作者对主题的选择和艺术手法的应用上，是文学研究开始更加学术化与细致化的表现。对德里维斯的研究论文中，李修民发表于1994年第4期的《当代外国文学》上的《完美的女性形象——评德利维斯的〈灰底色上的红衣夫人〉》，与胡方发表于1998年第1期《外国文学》上的《德里维斯作品浅析》可作为参考。

1990年代对西班牙当代文学发展情况的研究中，赵德明的几篇综述性论文值得留意，分别是：发表于《外国文学动态》1998年第3期上的《九十年代西班牙小说一瞥》与同年第4期上的《当代西班牙诗歌一瞥》，以及发表于《戏剧文学》1998年第8期上的《当代西班牙戏剧一瞥》。对于1990年代的西班牙小说，赵德明认为与老一代作家作品中体现的“政治性、社会性、深奥的哲理”不同，新一代作家更注重“讲故事的兴趣和讲故事所产生的愉悦效果”[15]，并且与想象和虚构相比，写实的成分大大增加。而对于当代诗歌与戏剧，赵德明认为当代西班牙诗坛仍然一片繁荣，仍处于“黄金世纪”，但是这种繁荣“并不表现在喧闹之中，也不是‘你方唱罢我登场’式的竞争，而是各自走自己的路”。[16]西班牙当代戏剧则在西班牙政府的支持之下，虽然遭遇其他娱乐方式的挑战，却依然在稳步发展。

除了上述研究内容之外，西班牙当代作家传记研究也受到关注。1990年代后半期，长春出版社组织出版了一套大型人物传记丛书——《全球诺贝尔文学奖获得者传记大系》，其中包括了西班牙的著名作家——塞拉，这本人物传记是丁文林所著的《塞拉：西班牙“一个真正的文库”》。丁文林认为《蜂房》是1950年代以社会现实主义文学为主导的小说创作新阶段的开始，并且在之后很长一段时间里都是西班牙战后新小说的代表作品。他在书中总结道：“这是一部汇聚了客观描写、电影技术手段、透视法、民俗主义特点的作品，通过这些手段，描写了人们熟知的社会环境和细节，涉及到西班牙文学传统的一些共同之处，也就是流浪汉小说的传统和巴罗哈式的创作风格。”“毫无疑问，《蜂房》延续了一种西班牙的文学传统，在此基础上加以发展和创新，从而走出一条不同于前人的、具有新的时代特征的道路。”[17]

21世纪初，吴元迈主编的《泰斗丛书：20世纪文学泰斗》系列丛书中也有关于西班牙作家的部分，其中埃切加赖传记由沈石岩撰写。沈石岩将埃切加赖的人生分为科学家、国务活动家和戏剧家三部分，在戏剧家的部分，有对埃切加赖的几部主要剧作，比如《伟大的牵线人》等，以及他的新浪漫主义剧作进行了介绍和简要评述。

人物传记虽然不是严格意义上的研究专著，但是作家的生平本就与其作品密不可分，故从事文学研究也必须要研究作家的生平经历，且传记中必不可少地需要提到作家的代表作品，分析虽并不深入，却也有一定的学术参考价值。

（三）研究视角的多样化

1990年代以来，中国对西班牙文学研究的视角逐渐多样化，范围逐渐扩大，对原本极少关注到的文学领域也开始重新审视，首先便是“色情文学”。胡真才发表于《外国文学》1993年第6期上的《当代西班牙色情文学》就是一个例子。胡真才在该篇论文中简单叙述了当代西班牙色情文学的发展背景与特点，除《蜂房》之外，还关注到了卡米洛·何塞·塞拉的色情文学创作和对色情文学做出的贡献。同时也在详述色情文学发展情况的基础上，提出了对该种文学题材发展局限性的思考。

其次是西班牙女性主义文学进入研究视野。女性主义文学批评是1960年代末欧美兴起的新女性主义话语的一部分，是当代西方文学理论与实践中一支充满活力与生机的劲旅，而自1980年代进入中国以来，在不同时期都出现了一些有代表性的学术观念、学术方法，并催生了一批有影响的成果。细观外国文学领域的女性主义文学研究，基本都集中在美、英、法、德等主要西方国家，西班牙女性文学很少被人注意到，这一景况在新世纪终于得到改善。在中国对西班牙女性主义文学作家与作品的研究中，王军发表于《解放军外国语学院学报》2005年第11期的《论当代西班牙女性小说中女性形象的演变》可作为代表。“怪女孩”形象先驱女作家卡门·拉弗雷特、西班牙著名才女卡门·马丁·盖特等代表性女性作家在该文中都有被论述到，这些作家力图通过自己的文学作品，用女性的话语表达自己的感受，使她们自己塑造的女性形象，成为认识和了解西班牙妇女的一面镜子。

再次是后现代主义文学理论的运用。后现代主义文学理论，尤其是其中的“元小说”理论，开始被运用到中国对西班牙文学的研究之上。“我国最早关于‘元小说’的提法出现在1988年北大研究生学刊上的《论元文学与泛文学》一文。1988年、1989年两年间共有5篇相关学术论文发表，是国内元小说研究的起步阶段。”[18]至2000年相关研究的文章并不多，人们对元小说的了解来源几乎仅限于威廉·加斯、帕特里夏·沃和华莱士·马丁。进入21世纪以来，随着后现代主义理论相关著作的大量翻译，我国理论界对于元小说的接受和研究向度都有所扩大，西班牙文学中的“元小说”现象，也开始成为国内西班牙文学研究者的研究对象，这里可以参考王军的另外一篇论文：发表于《当代外国文学》2005年第3期上的《解读与重构文本——论西班牙元小说的兴起与发展》。该篇论文以托伦特·巴列斯特尔、卡门·马丁·盖特、胡安·何塞·米亚斯和路易斯·戈伊蒂索洛这几个作家的元小说代表作为范本，对西班牙元小说的特点及发展进行了分析，她总结道：“元小说”是一些作品创作和批评的共生现象，是文学中的文学，所以又称“镜子小说”。“而西班牙的元小说家不再把小说仅仅当作反映现实、改造世界的工具，而是通过它来探索写作过程、写作理论、文本阅读及口语叙事等小说的内在机制。”[1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