尽管1950年代至1960年代中国已经有所谓的“拉美文学热”，很多颇具影响力的作家被介绍到中国，然而，因为当时拉美文学的影响力有限，而中国对拉美文学“文学外交”式的引入也显得零散，当时的拉美文学研究严格来说并没有明显的焦点。1980年代初，沉寂10余年的中国学人再次瞩目拉美文学时，发现这片文学天地已经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

1960年代至1970年代，拉美涌现出一批颇具影响力的作家，他们的作品在世界范围内产生了巨大影响，赢得了众多读者和批评家的青睐，评论家把这一现象统称为“Boom latinoamericano”，翻译到中国称之为“拉美文学爆炸”或者“拉美爆炸文学”。魔幻现实主义是“爆炸文学”中的一个流派，但因为其在中国的巨大影响，很长一段时间里是把“魔幻现实主义”等同于“爆炸文学”。1980年代初中国开始关注“爆炸文学”时，这一现象以及魔幻现实主义已经接近尾声。1990年代初著名拉美文学研究专家段若川远赴拉美研究魔幻现实主义，发现其影响远没有中国研究者想象的那么大，但这并不影响国内很长一段时间内对它的追捧。一些作家和研究者惊讶于拉美文学取得的辉煌成就，自觉地把拉美文学当作民族性与世界性完美结合的典范加以学习。

一、关于“魔幻现实主义”概念的讨论

在汉语语境中，“魔幻现实主义”也被称为“魔术现实主义”或者“神奇现实主义”，虽然是根据同一个词翻译而来，但其所引发的语义延伸是不一样的，汉语的“魔幻”、“魔术”与“神奇”，它们的意思存在很大区别。对此，远浩一的《现实主义的新发展》[22]一文对“mágico”专门作了考证，该词来自古拉丁文，基本意义为“神奇”、“机巧”，并无“虚幻”之意，作者认为译作“神奇现实主义”更准确。尽管为很多翻译者诟病，但是“魔幻现实主义”这一译法还是固定了下来，并且引发了人们对它的无穷遐想。

1970年代末国内关于马尔克斯的几篇文章中已经提及“魔幻现实主义”，但对这一概念的真正研究是从1980年代开始的。陈泉的《魔幻现实主义》一文对其作了大致的概括：“魔幻现实主义用晦涩隐喻、虚构夸张的手法，借用古老神话、民间传说等具有深厚群众基础的形式，把拉美的政治、社会和历史现实变成一种虚幻离奇的东西，形成一种‘现代神话’，给人一种似是而非、似非而是的感觉。”[23]作者认为“魔幻现实主义”这一创作手法在拉美文学中的广泛运用，是与拉美严酷的政治环境联系在一起的，是对现实隐喻的表达，同时作者还指出，魔幻现实主义并不满足于反映现实，“而是竭力设法寻找现实背后的东西，总是留给读者十分深广的思索余地，让读者去联想，去得出自己的结论”。[24]值得一提的是，该文把博尔赫斯也归入魔幻现实主义，这一点后来的研究者有所纠正。

陈光孚的《“魔幻现实主义”评介》（《文艺研究》，1980年第5期）一文把魔幻现实主义看做浪漫主义和现实主义相结合的产物，文中分析了它产生的渊源，认为来自两个方面的影响，一是印第安传说和阿拉伯神话故事[25]，二是来自西方卡夫卡和福克纳的现代派文学，它是在继承印第安古典文学的基础上，兼收并蓄东、西方的古典神话，某些创作方法，以及西方现代派的异化，荒诞、梦魇等手法，皆以反映或映射拉丁美洲的现实，达到对社会事态的揶揄、谴责、揭露、讽刺和抨击为目的。陈光孚稍晚一点的文章《关于“魔幻现实主义”》对国内一些研究者夸大魔幻现实主义的“魔幻”成分，忽略了其“现实主义”的本质这一现象作了批驳，作者认为过分强调“魔幻”，从而夸大西方现代派文学的影响，进而把受西方现代派文学影响比较大的作家（比如博尔赫斯、科塔萨尔等）都归入魔幻现实主义是不符合事实的。

关于“魔幻现实主义”这一概念的内涵及其边界，中国拉美文学研究界并没有一个统一的认识，这一状况从各种外国文学史关于“魔幻现实主义”的论述中可以看出。刘建军主编的《外国文学史》把它归入现实主义文学范畴，理由是“尽管魔幻现实主义的手法大都是现代主义的，但他的基本题材都来自现实，其作品也都深刻反映社会现实，反对帝国主义、殖民主义，反对社会中的一切罪恶行径，作家也都以反映社会现实为己任”。[26]作者认为“魔幻”只是手法，写实才是目的。其他教材有的把“魔幻现实主义”归入现代主义，有的归入后现代主义。笔者认为把魔幻现实主义归入现代主义文学似乎更为合理些，因为他的创作手法和表现方式更接近于现代主义文学。

王强的《魔幻现实主义再议》（《外国文学研究》，1990年第1期）一文认为，“魔幻现实主义”这一概念的模糊严重影响了属于这一文学系列审美文本的潜在价值的实现，因此作者从这一概念历史形成的知识考古出发探寻其本质，但也只是梳理了这一概念形成过程中的历史文化因素，并未对这一概念实际指向做任何说明。

马小朝的《论魔幻现实主义的艺术原则及艺术价值》一文从艺术哲学的角度对魔幻现实主义进行了美学范畴上的思考。文章首先谈到了魔幻现实主义和超现实主义的紧密联系，同时指出它们在艺术原则上的差别，作者认为超现实主义追求的是梦幻和“下意识”的神奇，“追求睡眠状态下的偶合和潜意识下的自动反应，而魔幻现实主义却将眼光紧紧注视于现实中的神奇”。[27]超现实主义的艺术目的在于否定人类思维的逻辑性，从而否定理性规约下产生的一系列文化和价值观念，而魔幻现实主义是将光怪陆离的幻境与令人称奇的现实有机结合在一起，把神奇怪异与日常生活所见所闻联系在一起。在经过比较之后作者得出结论，魔幻现实主义既不同于超现实主义、表现主义，也不同于现实主义。作者认为魔幻现实主义恰恰是在表现现实这一点上与现实主义拉开了距离，“它不是以现实生活本身的形式规范作为描写现实的内在依据，而是按原始神话的形式，也就是亚里士多德在《诗学》中所举的模仿现实的第二种方式，‘照事物为人们所说所想的样子去模仿’现实”。[28]关于魔幻现实主义艺术原则独特的艺术价值，作者认为它是人类20世纪现实境况别具一格的形象化，是20世纪哲学、人类学、语言学和心理学进步成果的集中体现。作为现代意义上的神话，魔幻现实主义艺术体现了现代人的心智构造，“它是用现代人对存在的体验方式，以求在破碎的世界中帮助人唤起一种崇高的生命激情，它让人通过世界的裂痕瞥见一种庄严的人生态度，以超越这个充满疑问的世界……”[29]

在研究专著方面，陈光孚的《魔幻现实主义》是一部重要的著作。该书首先从魔幻现实主义的历史渊源谈起，论述了安赫尔·阿斯图里亚斯、阿莱霍·卡彭铁尔和乌斯拉尔·彼特里这三位先驱与超现实主义的紧密关系。[30]接着主要介绍了魔幻现实主义的两位代表作家胡安·鲁尔福和加西亚·马尔克斯。书中论述了“魔幻现实主义”产生的诸多因素：一是拉美文化的多样性；二是拉美文学的特殊传统；三是魔幻现实主义作家对西方文学的大胆借鉴；四是拉美各国统治阶级的反面作用；五是中等阶层作家的世界观。在这五点中，前四点是魔幻现实主义研究中常常涉及到的，第五点很少被其他研究者提及。作者从魔幻现实主义作家的社会身份出发分析其产生的重要原因。魔幻现实主义作家几乎大都属于中产阶级知识分子，其文学创作受到专制政府的压制与刁难，这使他们充满了正义感，敢于暴露社会的黑暗，可另一方面，他们又对前途没有信心。这种两重性反映在创作中表现为魔幻现实主义作品的批判性与神秘倾向共存，这是既要反映现实又要逃避现实的双重心理。作者认为魔幻现实主义作品中的一些悲观感伤基调正是这些作家中产阶级身份的体现。

什么是魔幻现实主义？这仍是个需要继续深入研究的课题，很显然，它不仅仅是“魔幻”与“现实”的叠加，也不仅仅是属于现实主义还是现代主义抑或后现代主义的问题，这牵涉到文学研究中如何考察作品形式与内容之间的关系，如何在内容亦形式、形式即内容的交合中区分不同文化／文学因素的问题。

二、魔幻现实主义与中国当代文学关系研究

虽然极个别被冠名为“魔幻写作”的作家否认以马尔克斯为代表的拉美魔幻现主义对其创作的影响，但总体上讲，魔幻现实主义对以“寻根文学”为代表的中国当代文学产生了重大影响，这是中国相关研究界普遍承认的实事。至于说这种影响在多大程度上深入到作家创作的内在肌理之中，这是有待深入研究的问题。

孟繁华的《魔幻现实主义在中国》（《电大语文》，1988年第9期）是一篇较早研究魔幻现实主义与中国当代文学关系的文章，并且引起广泛的关注。该文坦承，中国当代作家对魔幻现实主义的借鉴是显而易见的，这不仅表现在创作手法上，甚至在一些创作原则上也能找到一致之处。同时作者也指出，中国具有魔幻现实主义色彩的作品与拉美的魔幻现实主义存在很大的区别：首先是表现手法上，中国作家的作品不仅仅吸收了魔幻现实主义作品的艺术手法，同时还借鉴了西方一些艺术流派的表现手法；其次是思想层面，拉美魔幻现实主义作家普遍表现出对现行统治及其制度的不满，尤其是对军人的“寡头政治”表现出强烈的反抗情绪，而中国作家有意抽空社会政治现实；第三是对待民族文化的态度上，拉美作家在批判民族文化消极方面的同时，有意流露出对土著民族文化的欣赏，而中国作家更多的是对民族传统文化的反思，对文化传统中消极层面的批判，对愚昧和落后的痛惜等。

1980年代是魔幻现实主义与中国当代文学影响发生的时段，这一阶段关于两者关系研究的论文不多。1990年代关于两者关系的文章主要集中在马尔克斯及其《百年孤独》与中国一些作家及其作品的比较研究，比如周吉本的《马尔克斯与扎西达娃》（《西藏民族学院学报》，1988年第4期）、里德的《〈桑古里马家族〉与〈百年孤独〉》（《外国文学》，1988年第6期）、叶继宗的《寻找本民族的群体意识——〈百年孤独〉与〈小鲍庄〉的比较》（《外国文学研究》，1989年第1期）等。

2000年以后，作家作品的分析比较相对减少，研究者更注重对“魔幻现实主义与中国当代文学”这一理论话题进行整体的观照。吴家荣的《魔幻现实主义与寻根文学之比较》（《外国文学研究》，1997年第3期）、邓楠的《论魔幻现实主义与寻根文学民族独创性的建构》（《江汉论坛》，2006年第6期）、陈黎明的《魔幻现实主义文学与“寻根”小说》（《文学评论》，2006年第2期）、曾丽君的《魔幻现实主义与中国当代文学的再思考》（《重庆社会科学》，2006年第2期）以及滕威的《从政治的书写到形式先锋的移译——拉美“魔幻现实主义”与中国当代文学》（《文艺争鸣》，2006年第4期）等都是这一方面的相关研究。

吴家荣的《魔幻现实主义与寻根文学之比较》从本土特色、历史思考以及艺术手法几个方面对“魔幻现实主义”与“寻根文学”这两个明显存在影响关系的文学现象进行了平行比较，行文之中对“寻根文学”取得的文学成就及其达到的思想深度有很高的评价。(www.daowen.com)

在“魔幻现实主义与中国当代文学”这一论题的探讨上，滕威的《从政治的书写到形式先锋的移译——拉美“魔幻现实主义”与中国当代文学》（《文艺争鸣》，2006年第4期）是一篇值得关注的重要文章，该文也是他的专著《“边境”之南——拉丁美洲文学汉译与中国当代文学（1949—1999）》的一部分。在对史实进行梳理之后，作者向我们道出了一个事实：拉美没有哪个作家是典型的魔幻现实主义作家，我们谈论最多的两个代表作家胡安·鲁尔福和加西亚·马尔克斯也都否认自己魔幻现实主义作家的身份。此外，魔幻现实主义在中国受关注的程度只是中国本土文化内部的一个事件，在拉美“爆炸”文学历史上，魔幻现实主义只是众多流派之一，并不是一个“不可逾越”的概念。接着作者对魔幻现实主义在中国的流传、阐释以及对当代文学产生的影响进行了理论分析。国内刚开始介绍魔幻现实主义是持批判态度的，后来通过强调其“现实主义”的特质才得以确立其“合法”地位。魔幻现实主义在中国的阐释经历了“从政治书写到形式先锋”的转变，这其中加入了国人太多的想象。比如魔幻现实主义阐释过程中的“纯文学”倾向，几乎完全割裂了其植根于拉美当代社会现实的特征，而“寻根文学”对魔幻现实主义的借鉴，也仅仅停留在技巧层面，而没有达到它所具有的文化深度。“寻根文学没能在历史反思与富于想象力的现代性探索之路上走得更远，其对拉美文学的借鉴也仅在文体层面上获得承认。1980年代喧闹的拉美文学热中，对历史、对现实的反思都被放置在文学之外，最终更多的是剩下技巧的移植。”[31]

关于“魔幻现实主义与中国当代文学关系”的研究，目前已经有多篇硕博学位论文，这里主要对三篇比较有代表性的博士学位论文进行介绍，它们是邓楠的《全球化语境下的民族文化身份认同——魔幻现实主义与寻根文学比较研究》、陈黎明的《魔幻现实主义与20世纪后期中国小说》和曾利君的《魔幻现实主义与中国当代文学》。这三篇博士学位论文都在稍晚些时候以专著的形式出版了，邓楠的同名论文由作家出版社2006年出版，陈黎明的名为《魔幻现实主义与新时期中国小说》，曾利君的名为《魔幻现实主义在中国的影响与接受》。这三篇论文议题相近，在非常接近的时间段完成，因此相互之间不存在借鉴关系。由于三篇论文和与之对应的专著在章节安排和观点上全部一致，这里主要就博士论文展开论述。

邓楠的《全球化语境下的民族文化身份认同》主要探讨拉美魔幻现实主义对寻根文学的影响，比较分析了在全球化语境下两者如何通过民族文化身份的认同来构建民族文学，该文从文学策略，文化主题和艺术形式三个方面来阐释民族文化身份认同的具体内涵。

文章首先介绍魔幻现实主义在中国的传播与接受的情况，分析了魔幻现实主义和“寻根文学”面临的历史文化语境。作者认为拉美魔幻现实主义的发生主要是因为深受殖民文化统治的拉美有着强烈的忧患意识，正是这种忧患意识使得拉美作家的创作自觉地追寻振兴民族文化与民族文学的振兴之路；“寻根文学”的历史文化语境是当时的中国处在“对自我身份阐释和对世界文化认同”的双重焦虑之中，“中国文化在现代化进程中，成为西方文化中凝视中的次等文化。在西方虚构出来的东方形象中，中国文化屡屡被误读”。[32]与此同时，作者还分析了魔幻现实主义在中国传播的主要原因：一是政治话语意识的松懈与疏离，二是西方大量现代主义文学的刺激，三是拉美文学研究格局的形成，四是马尔克斯获得诺贝尔文学奖引发的轰动效应。

当论述魔幻现实主义与寻根文学在民族文化身份认同上的文学策略时，作者认为主要体现在“本土文化特征的凸显”和“民族文学独创性特色的构建”上。在独创性特色的构建上，寻根文学和魔幻现实主义是有很大区别的。魔幻现实主义注重全方位的“创新”，诸如主题、语言、叙述技巧、小说中的时间观、各种艺术手段的运用等，而寻根作家仅仅停留在“文学观念和思维方式对文学作品内容的更新”。相比较而言，魔幻现实主义的创新更全面、具体，也更成熟。

寻根文学对于如何表现和怎么写的问题考虑欠成熟，理论上的分析也欠火候，还根本没有达到深刻性。尽管寻根作家在整体“创新”意识上达成了共识，但它对文学创作中的具体“创新”还落实不够，不仅其理论倡导显得大而空洞，而且也缺少实质性的内容，多少给人一种漂浮的感觉。这就使得人们对寻根作家用“创新性”去建构民族文学特色的目标产生怀疑。再者寻根作家阐释“创新”、“出新”所用的术语和一些基本概念大多照搬照抄异域文学，民族文化特色锐减。[33]

该文最后对魔幻现实主义与寻根文学在民族文化身份认同上的文化策略进行比较，从宗教哲理、道德文化和历史意识三个方面分析其文化策略上存在的个性与共性。与此相对应，作者还分析了两者在民族文化身份认同上采取的艺术形式。首先是隐喻象征的大量运用。具体而言，魔幻现实主义的隐喻更加含混，也更富哲理性，“常常与变形夸张交织在一起”；寻根文学的隐喻象征更加诗意，因而更加明晰，“但常常滑向抽象化的轨道”。其次，在叙述方式与叙事话语上，两者存在很多共同之处，比如都采用多变的“人物——叙述者”方式，故事的时间颠倒错乱以及追求叙述话语的个性化等。

曾利君的《魔幻现实主义与中国当代文学》从影响与接受的角度探讨魔幻现实主义与中国当代文学的关系。在对“魔幻现实主义”这一概念及其在中国的研究、译介情况作了大概梳理之后，作者重点分析了魔幻现实主义进入中国的契机与根源。首先是新时期思想及文化上改革开放的时代语境决定的；其次是新时期作家急切创新求变的写作心态；第三是魔幻现实主义在全世界范围内具有很高的“价值声誉”；第四是魔幻现实主义与中国文学传统存在很多审美契合点，“中国传统文学本身就具有对拉美魔幻现实主义的认同空间：中国本来就有着极悠久的魔幻文学传统，中国文学中的志怪一脉源远流长。拉美魔幻现实主义译介进来以后，骤然契合并接通了中国已有的魔幻文学的审美旨趣，唤醒了国人对中国魔幻文学的遥远记忆，令那些深受传统文学浸染的中国作家们倍感亲切”。[34]

该文花很大篇幅论述了魔幻现实主义与“寻根文学”、“西藏小说”和“新笔记小说”的关系，并细致分析了扎西达娃、莫言、贾平凹等其他作家的魔幻小说创作实践。同时分析了这些作家接受魔幻现实主义影响的复杂性。

首先从接受倾向上看，有的作家持迎合心态，比如贾平凹、莫言等；而也有作家持抗拒心理，比如张炜就曾直言：

它们（魔幻现实主义）写实的精神对中国作家有启发。但“魔幻”本身的移植是不会有生命力的。……中国作家偶尔一学尚可，但也往往学不好，做不到水乳交融。……我是避免学它们的，也尽可能避开这个侧面的影响。[35]

作者认为在考察作家的接受态度和心理时，不仅要看作家的自述，还要从作品出发来考察，有些作家声称受到魔幻现实主义的影响但不一定受到了影响，而有的作家认为他们的创作没有受到影响，这也不代表真的没有受到影响。

其次论文分析了中国作家对魔幻现实主义的接受与转化。“看他们在接受魔幻现实主义的过程中，究竟吸收、借鉴了什么？舍弃了什么？其创作中哪些是仿效？哪些是接受启发点拨之后的创造性转化和本土性的表达？”[36]作者认为中国作家在以下几个方面存在对魔幻现实主义的模仿：一是对魔幻现实主义作品结构模式的借鉴和情节的化用；二是对打破生死界限的写法的大量使用；三是对《百年孤独》“多年以后”式叙述方法的借鉴。同时指出了中国作家魔幻写作的异质性：一是用意象来营造魔幻；二是用中国特色的鬼魂描写来达成魔幻；此外，中国作家还常常运用一些极富本土特色的民间文化因素如占卜、征兆、风水等来营造魔幻，形成了“中国化”的魔幻现实主义。

程黎明的《魔幻现实主义与20世纪后期中国小说》采用比较文学中的传播——影响研究的方法来探讨魔幻现实主义对中国20世纪后期小说的影响，作者认为魔幻现实主义在中国传播与接受不仅直接催生了“寻根文学”，而且对20世纪后期中国小说哲学意识与文体意识的觉醒方面也有着独特的贡献。论文首先论述了魔幻现实主义在中国的传播过程中“漠视与误读”、“认同与接受”和“深化与抗拒”的过程。其次主要讲述魔幻现实主义影响下20世纪后期中国小说创作思维中心的转移。关于这点可以从两方面来看，一是“人”的观念的调整。具体表现为对人的文化属性的重视，突破了“阶级人”的观念，人的复杂性与局限性得以揭示；二是思维中心的转移与创作模式的突破。“魔幻现实主义的成功，使中国作家们认识到，古老的民族文化与现代文化一样具有平等地参与现代文明世界的可能性，一样充满着审美的活力。”这是对“五四”以来中国文学中“反传统”倾向这一思维中心的重要调整。由于思维中心的转移，中国20世纪后期小说超越了传统的现实主义这一文学模式，具体表现为“追求个性中对意识形态与工具性的游离与超越”[37]，与此同时超越了对现代主义这一“西方中心”文化的理解，使人们意识到民族化与本土化才是“走向世界”的窗口。

在魔幻现实主义的影响下，20世纪后期中国小说中产生了大量以“孤独”为母题的作品，“书写了中国式的孤独”。魔幻现实主义促成了中国小说中魔幻意象的书写。同时还影响了20世纪后期中国小说中艺术手法的多样化倾向。在论文“结语”部分，作者探寻了“全球化与本土化两难选择中的文学思考”，对此，作者提出了文化、文学的全球化也许只是虚构的疑问，因为本土化与全球化尚处在一定程度的对抗中。最后，作者认为，一种“指向开放性的民族文学”才是解决文学全球化与本土化的有效途径，“开放的民族性文学能够使我们找到全球化与本土化语境下民族文学发展的契合点，在这个契合点上，中国文学一定不再只是满足于创造出类似于西方伟大作品的文学，而是发掘并弘扬中国文学自身独特的审美个性与文化个性，创造出能够真正走向世界的具有民族性的伟大文学”。[38]

“魔幻现实主义与中国当代文学”是中外文学关系研究的热点之一，相关的研究近年越来越多，涉及的问题也越来越深入。在全球化与各民族独特文化交织的当下，这样的研究是很有必要的，它必将加深我们对异域文化的研究以及自身文化的理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