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中国成立前拉美文学已经有了零星的译介，新中国成立以后，这种趋势得到了延续与强化，比如巴勃鲁·聂鲁达与何塞·马蒂诗歌的翻译，但在相当长的一段时间里，拉美文学并没有受到足够的重视。究其原因，主要是因为缺乏西班牙语人才，更深层次的原因在于受到当时“全盘苏化”国家意识形态的影响，外国文学的译介与研究重点放在苏联和东欧。1950年代末到1960年代初，随着中苏关系的微妙变化，中国需要在更广的层面拓展关系。在这种大背景下，拉美在中国的国际视野里扮演着十分重要的角色，相应地，拉美文学得到了持续而深入的关注，出现了拉美文学在中国的第一次热潮。新中国成立后最初的拉美文学翻译是作为“民间外交”的形式展开的，这一趋势伴随着“古巴革命”达到了高潮，又随着中苏分歧的加深而趋于停止。比如1950年代备受关注的巴勃鲁·聂鲁达作品翻译与介绍，到1960年代，因为他的“亲苏”而中断。

由于在“革命文学”思潮的指引下过于明显的政治倾向性，这一阶段的拉美文学的翻译、介绍与研究有其片面的地方。但是，也正是因为这种特殊的际遇，拉美文学作为一个整体开始越来越多地为中国学术界瞩目。

1980年代，拉美文学在中国出现了第二次热潮，重新放眼世界的中国学人惊奇地重新认出拉美这块神奇的文学沃土。1960年代至1970年代，继博尔赫斯之后，拉美文学在全世界范围内产生了巨大影响，“文学爆炸”这一语汇是对该情形的生动形容。加西亚·马尔克斯的魔幻现实主义引领着爆炸文学的碎片在全世界飘洒，这种轰动效应伴随马尔克斯获得1982年诺贝尔文学奖而达到了高潮。拉美文学在全世界范围内取得的成功深深地刺激着刚从“文革”创伤中走出来，一心谋求中国文学世界话语权的学人，于是，对“拉美经验”[7]的探寻引领人们走向拉美文学的神奇与惊艳，“寻根”文学就是这一倾向的间接产物。1984年由上海文学主办的“杭州会议”被认为是“寻根文学”的起始，当时会议的参与者蔡翔在后来的回忆文章中指出：当时，拉美文学“爆炸”，尤其是马尔克斯的《百年孤独》对中国当代文学刺激极深。[8]尽管有关“寻根文学”的讨论无疾而终，一些当事作家事后也尽量淡化他们和拉美文学的关系，但是，“寻根文学”（甚至整个中国当代文学）与拉美文学之间的影响与接受关系已经是中国拉美文学研究中的一个话语运作点。

从新中国成立初期“革命文学”思潮影响下的拉美文学翻译研究到1980年代拉美文学对中国当代文学的影响以及由此引发的比较研究，从1990年代中国拉美文学研究中的“纯文学”想象到21世纪“文化研究”视野下对拉美作家身份的还原，新中国的拉美文学研究存在一个明显的转变过程，这里将分三个阶段进行论述。需要指出的是，这里的分期主要是出于论述策略的需要，并不是说新中国拉美文学研究的转型存在截然的分界点。此外，中国拉美文学研究的“转型”仅仅是从大的趋势而言，具体来讲各个时期之间都存在内部的交叉与叠合。比如，1950年代至1960年代的研究是一种作为“承诺”的文学研究[9]，它是服务于国家意识形态、服务于国家的外交战略的，在这种逻辑模式影响下的研究，采用的话语和评价标准有其固有特点，这在1980年代初的研究中仍会有所体现。而1990年代以后拉美文学研究中的转变，也有其特定的时代背景和文化语境。

一、1950年代至1970年代的拉美文学研究

从1950年代末期开始，当时翻译介绍外国文学的“重镇”《世界文学》陆续刊登了拉美作家的不少作品，这种趋势一直持续到1964年。《世界文学》对拉美作家作品的厚爱是当时拉美文学受到大量关注的一个缩影。许多拉美作家开始为中国人所熟悉，这一时期介绍的作家中，巴勃鲁·聂鲁达、米格尔·安赫尔·阿斯图里亚斯等甚至到新时期也备受关注。值得一提的是，这一时期的聂鲁达研究和新时期的聂鲁达研究存在根本的分野，具体来说，这一时期主要关注的是聂鲁达的政治抒情诗，新时期以来关注更多的是他的爱情诗。

关于这一时期拉美文学的翻译出版情况，查明建与谢天振的《20世纪外国文学翻译史》[10]有详细的介绍，这里不再赘述。与翻译相呼应的是大量评论文章的出现，鉴于当时专门的外国文学研究刊物缺乏，除《世界文学》外，拉美文学的评论以报纸为主，《人民日报》《光明日报》《文艺报》《文汇报》等都有大量刊载，如王央乐的《拉丁美洲文学在中国》（《人民日报》，1960年3月25日）和《具有光荣革命传统的古巴文学》（《人民日报》，1962年12月23日）、周而复的《中国和拉丁美洲文学之交》（《世界文学》，1960年第6期）、王寿彭的《略谈河塞·曼西西杜尔和他的现实主义创作》（《世界文学》，1960年第1期）、万青的《进步的拉丁美洲文学》（《光明日报》，1963年5月23日）和李爽的《阴暗河流上的曙光》（《世界文学》，1960年第1期）等。

王央乐的《拉丁美洲文学在中国》对当时拉美文学在中国的翻译出版情况作了全面的介绍，把中国关注的拉美文学作品分为三个时期，第一个时期是独立战争时期，以革命浪漫主义为主流的文学；第二个时期是暴露半封建半殖民地社会的以批判现实主义为主流的文学；第三个时期是反映当前反帝反殖民主义斗争的文学。在文章的最后，作者在充分肯定拉美文学在中国取得的成绩时，也指出存在的缺失。作者认为对印第安人的文学关注不够，特别强调马雅·基切人的著名神话故事《波波尔·乌》应该受到重视。《具有光荣革命传统的古巴文学》以反殖民主义反帝国主义的视野对古巴文学进了粗略介绍。

《世界文学》在刊登作家作品的同时，也刊载了一些高质量的评论文章，王寿彭的《略谈河塞·曼西西杜尔和他的现实主义创作》以革命文学家为定位，对该作家的整个创作经历和几部代表作品作了较为详细的介绍。比如《风向所趋》、《深渊上的黎民》（此两部当时已有中译本）、《红色的城》、《暴动》、《海疆》。还有李爽的《阴暗河流上的曙光》对阿根廷作家阿尔弗雷陀·伐莱拉《阴暗的河流》的详细解读。

这一时期，关于拉美文学研究的专著共有两部，一部是王央乐的《拉丁美洲文学》；另一部是陈佳荣编写的《何塞·马蒂》，该书从一个革命文学家的角度介绍了这位古巴作家的生平及一些重要诗作。

《拉丁美洲文学》是中国第一部拉美文学史专著，该书一共七章，全面介绍了1930年代以前的拉美文学概况，分别为：印第安民族文学、殖民地时期文学、独立革命时期的歌手、浪漫主义文学、后期浪漫主义和现实主义文学、现代主义诗歌、现实主义小说。该书是这个时期拉美文学在中国的集中概括与总结。整体而言，该书除了序言部分“意识形态”色彩较浓外，其他部分的介绍都比较客观。作者更多注重作品思想内容的介绍，艺术手法方面较少涉及。

1964年第4期《文学评论》刊登了何映《外国文学研究工作需要联系现实斗争》一文，文章认为当时的外国文学研究存在两种方法，“一种是紧密联系当前现实斗争，为阶级斗争服务；一种是脱离实际，为研究而研究，为学术而学术”。[11]作者认为后一种脱离了阶级斗争的实际，忽略了革命的目的，对现实问题起不了什么作用。在研究方法日益多元化的今天，这种论调显然早已为我们抛弃，但它却是新中国成立后二三十年外国文学研究中普遍存在的情况，甚至在1980年代初仍能在一些文章中看到这种观念的残痕。就拉美文学研究而言，这一时期的大部分研究属于上述第一种情况。在“文学外交”这一国家意识形态的指引下，拉美文学受到了较多的关注，很多拉美著名作家和作品得以被介绍到中国。但由于时代局限所致，这一时期拉美文学的研究多以介绍为主，在“承诺文学”的大背景下，大部分的评论文章介绍多于分析，激情多于沉思。随着“文革”的临近，即使是这样的评论也趋于停滞。

关于这一时期的中国拉美文学研究，有两个作家尤其值得关注，其中一个是古巴诗人何塞·马蒂，另外一个是智利诗人巴勃罗·聂鲁达。

聂鲁达曾于1951年和1957年两次到访中国，关于这两次到访，国内媒体作了大量的报道。显然，这与聂鲁达的研究密切相关，媒体的关注度往往直接影响对一个作家的研究广度。然而，国内对聂鲁达的关注比他的到访要更早些。1949年9月15日的《人民日报》刊载了王修的《美洲拥护和平大会代表——智利诗人聂鲁达》，对聂鲁达进行了简单的介绍。紧接着，新群出版社和人民文学出版社分别于1950和1951年出版了袁水拍翻译的《让那伐木者醒来》和《聂鲁达诗文集》两个集子。此外，作家出版社还于1957年出版了苏联学者库契希奇科娃（В.Кутейщикова）和施契因（А.Штейн）著的《巴勃罗·聂鲁达传》。

国内对聂鲁达的关注热情贯穿整个1950年代，但无论是报纸还是期刊杂志，都很难看到对聂鲁达作品深入浅出地进行分析的文章，举目之处多是些“中美洲的枪手”、“斗士”及“伟大的和平战士”这样的标签。与此同时，这个时期介绍的聂鲁达的诗歌，也几乎全是政治抒情诗，而聂鲁达最为著名的爱情诗，在这一时期基本被忽略。即使偶尔涉及，其内容也是关于如何通过爱情去战斗，比如《保卫和平》1954年第1期上的《爱情》就属于这样的诗篇。聂鲁达曾经说过：“我们不能只写谈政治的诗，不能只用一种颜色来画画……还有一个长远的责任，是诗人所不能忘记的。首先诗人应该写爱情，否则，这是一个很奇怪的诗人。”[12]遗憾的是这一时期的聂鲁达研究，就是只用一种颜色画画。1950年代末，随着中苏关系的交恶，对聂鲁达的介绍也趋于停止。

王璞的《两个聂鲁达》[13]以一个普通读者的身份讲述了她阅读聂鲁达的经历。从中学时代对其政治抒情诗的迷恋到渐渐的反感，再到1990年代因为关于聂鲁达的奥斯卡获奖爱情电影《一场事先张扬的爱情》（又名《邮差》）而发现另外一个聂鲁达——作为爱情诗人的聂鲁达。文中作者采用非常感性的文字描述了对聂鲁达认知的转变：两个聂鲁达，这也是新中国成立以来聂鲁达研究的真实写照。岳志华的《聂鲁达的“诗人形象”在中国》（《诗歌月刊》，2011年第8期）从“政治诗人”、“爱情歌者”和“传奇诗人”三个方面论述了聂鲁达形象在中国的转变过程。同类性质的文章还有硕士论文《聂鲁达在当代中国的接受与塑造》（首都师范大学比较文学与世界文学硕士学位论文，2009年）和《诗人聂鲁达在中国的影响与形象塑造》（《长城》，2010年第6期）。

在出版方面，新时期以来主要关注的是他的爱情诗，这与1950年代的聂鲁达诗集只收入政治抒情诗相反（这也许是因为他的政治抒情诗在1950年代已经介绍得差不多了）。“爱情很短，而遗忘太长”这样的诗句，甚至成为广为流传的网络流行语。与翻译出版对应的是研究，新时期的聂鲁达研究关注点较多，而且已经不再停留在一个层面，在这些研究中，有硕士论文3篇、期刊论文200余篇。吴忻的硕士学位论文《论聂鲁达诗歌的主体性表现》（浙江大学比较文学与世界文学硕士学位论文，2006年）是较为出色的一篇。该文在拉美作家主体意识确立的大背景下，论述了“历史裂变中聂鲁达诗歌的主体的形成”过程，这表现在两个方面，一是“爱情诗歌中的主体抒情与平等对话”，二是“政治诗歌中的主体表达与主客倒置”。作者认为，与现实的对抗是聂鲁达诗歌的语言惯性。

在进行主体构建的过程中，聂鲁达将现实中的被动转化为虚构中的主动，在假象中进行心理补偿，反“客”为“主”。然而，诗人尽管在诗歌中得到充分的主体展示，却无法改变现实中被动的角色。这也从侧面说明了拉美立足现代文明、复兴民主的梦想是也只能是一种文学想象，一种充满了意识形态痕迹的渴望。[14]

在专著方面，新时期的聂鲁达研究共有两部：罗海燕的《聂鲁达，大海的儿子》和赵振江与滕威著的《山岩上的肖像：聂鲁达的爱情·诗·革命》。这两部专著都是评传性质的作品，都以作者的生平和创作历程为线索，可是，这两本专著又各有其特点。《聂鲁达，大海的儿子》采用散文诗的陈述方式，更倾向于一种发散式的启迪，行文中带有强烈的感情色彩，对一些诗歌的解释富含激情。《山岩上的肖像》注重从一些论题开始进行论述，行文严谨，从作者深入浅出的笔触中，聂鲁达的完整形象展现在我们眼前，他作品的丰富内涵以及其丰满的人格发人深省。

1950年代至1960年代中国拉美文学研究关注得较多的另外一位作家是古巴诗人何塞·马蒂。和聂鲁达的情况相似，这一时期关于马蒂的文章虽然充斥各大报刊杂志，但多是从国家意识形态的角度进行政治宣传，真正对其作品进行深入研究的寥寥无几。1963年商务印书馆出版的传记《何塞·马蒂》主要是从一个“革命斗士”的角度展开论述，而对其作家身份几乎忽略不计。新时期以来国内对马蒂的研究介绍相对较少，最为引人关注的是朱景冬的《何塞・马蒂评传》。该书是国内目前为止最为客观详细地论述何塞・马蒂的著作。全书围绕马蒂的生平和创作经历展开，对其散文、诗歌、戏剧、小说、儿童文学作品以及诗、画、音乐等均有详细的介绍与分析。同时，该书还对“马蒂和中国”这一论题进行了论述，探讨了他和中国传统文化的关系。此外，该书的“前言”部分详细梳理了1950年代以来马蒂的作品在国内的翻译出版情况，具有很高的参考价值。

二、新时期的拉美文学研究

1979年10月，西葡拉美文学研究会在南京大学成立，形成了一支专业的翻译、研究队伍，这标志着拉美文学研究有了新的起点和方向。研究会于1982年8月16日在天津举行了第一届年会，会议共收到拉美文学方面的相关论文17篇。其中赵德明的《试析拉丁美洲“新小说”》首先从“创作理论”、“作品题材”和“思想内容”三个方面论述了拉丁美洲“新小说”之“新”，并强调指出拉美“新小说”的出现是与拉美社会、政治、经济生活发生的巨大变化密切相关的；该文还对新小说的三位代表作家胡利奥·科塔萨尔，卡洛斯·富恩特斯和加西亚·马尔克斯的代表作品以及他们的主要创作思想进行了论述总结；与此同时，作者也指出了“新小说”的兴起带来的不少问题：(www.daowen.com)

首先，由于舆论宣传的过分赞扬，一些作家过分追求艺术技巧的“新奇、怪诞”，忽略了文学创作的严肃性和生活真实与艺术真实的重要性，致使作品的思想内容空泛、浮华，甚至晦涩和朦胧。其次，商业化的宣传和对少数“明星”作家的吹捧，压制了有才华的青年作家的成长，同时，造成“明星”的作品供不应求，结果出现粗制滥造的不良倾向。[15]

这样的年会时有举行，成为拉美文学研究中的一个亮点。

在新时期的文化语境中，1980年代至1990年代的拉美文学研究蓬勃开展，大量拉美文学史的出现直接证明了这一情况。文学爆炸、魔幻现实主义、马尔克斯以及博尔赫斯，这是贯穿始终的研究话题。同时，这一时期出现了大量的作家评传性质的研究著作，其中以关于魔幻现实主义、马尔克斯和博尔赫斯的居多，因为对这三者后面有专章论述，所以关于他们的研究著作这里不再多述。下面我们来看看一些其他的作品。

徐玉明编著的《拉丁美洲“爆炸”文学》一书共分两个部分，首先讲述“爆炸”文学中的一个重要流派——魔幻现实主义，解释这一流派概念的内涵及其产生的条件，同时分别介绍了魔幻现实主义的两位先驱：米格尔·安赫尔·阿斯图里亚斯和胡安·鲁尔福。其次重点介绍“爆炸”文学的两位代表作家马尔克斯和略萨及其他们的代表作品，该书内容虽然不多，但较为全面地呈现出爆炸文学的全貌。段若川的《米斯特拉尔——高山的女儿》是这一时期另一部内容翔实的著作，该书以作家的传奇经历为主线，全面地展现了一位“灵魂歌者”的女诗人形象。

这一时期还有两部重要的研究专著，它们是陈众议的《拉美当代小说流派》和李德恩的《拉美文学流派的嬗变与趋势》。[16]《拉美当代小说流派》着重介绍了五个文学流派，分别是魔幻现实主义、结构现实主义、心理现实主义、社会现实主义和幻想派。作者在绪论部分追溯了拉美文学的发展历程，从浪漫主义到自然—现实主义以及反独裁小说，再到土著主义小说，同时还强调了西方文学中的浪漫主义、自然主义，尤其是以超现实主义为代表的先锋派对拉美文学的影响。这样的行文意在表明，1950年代至1960年代拉美文学“爆炸”并不是瞬间的聚变，而是经过长期的积淀，在本土诉求与自觉西化的双向结合中成熟起来的。在对五个流派各自特点和代表作家的分析之后，作者特别指出，拉美当代小说流派已经完全不同于传统意义上的文学流派，具体而言，幻想派是一种“泛流派”，“他超越了传统流派的概念，但所涵盖的作家作品又具有相对近似的艺术倾向或内容，能激发相似的审美感受或情趣”[17]，该流派以博尔赫斯为中心，几乎遍及远至神话传说近至科幻梦境的所有非写实领域；魔幻现实主义、结构现实主义、心理现实主义和社会现实主义是一种“潜流派”，“它们既无宣言又无刊物团体但却在某一时期形成了一定数量具有相似审美品格或取向、相近的表现形式或内容的作家作品”。[18]此外，作者在本书中提出了拉美文学“内倾”品质的著名论点，把拉美当代小说当做“文学自表”的典范，并指出这是与世界文学范围内“文学的自省式回归”相吻合的。

《拉美文学流派的嬗变与趋势》是这一时期拉美文学研究的又一力作，全书可以分为两个部分，第一部分对拉美文学的一些议题进行了研究，比如拉美文学中的美洲主义、拉美文学中的时间观、拉美作家对欧美文艺思潮的接受以及魔幻现实主义与超现实主义等；第二部分逐个介绍拉丁美洲文学史上出现过的重要文学流派。全书采用独立论文的形式，不拘一格地进行论题解析，让我们对拉美文学流派及其与之相对应的文学关系有了较为清晰的认识。

纵观这一时期的中国拉美文学研究，与前一阶段存在明显的不同。首先，一位作家受到关注主要是因为他的文学成就，而不是其他意识形态因素。其次，评判一个作家的好坏是从作品出发而不再是从阶级立场出发。第三，作品的翻译出版更多地遵从市场原则，而不是政治宣传。在这样的氛围里，很多优秀的拉美作家被介绍到中国，比如巴尔加斯·略萨、奥塔维奥·帕斯、卡洛斯·富恩特斯和德里克·沃尔科特等。在这种氛围里的拉美文学研究，研究者看重的是作品文学性，是一部文学作品之为文学作品的独特气质。因此可以这么说，1980年代至1990年代的中国拉美文学研究走的是一条“纯文学”的路子。之所以出现这样的情况，原因是多方面的：首先，这是对1950年代至1960年代以来国家意识形态对文学研究过度干预的“拨乱反正”；其次，这是对1980年代至1990年代全球范围内的“去革命化”、“告别革命”思潮的本能反应。新的时代语境中，更多的研究者倾向于一种“研究的零度”状态。

显然，“纯文学”化研究是1980年代至1990年代年代中国外国文学研究中普遍存在的情况，这种研究思路在阐释西方现代派作品时不失为一种别具一格的方式，但对于拉美文学研究，这样的思路似乎不甚贴切。其原因在于以拉美“新小说”为代表的拉美当代文学虽然受到西方现代派文学的深刻影响，但是它们之间存在很大的不同。西方现代派文学更倾向于表现“抽象的真实”，而拉美现代文学立足的是拉丁美洲的“现实真实”。因为其严峻的社会现实，拉美文学直面的是其有血有肉甚至可以说是血肉模糊的现实。如果说拉美现代派文学跟西方现代派作品存在共同之处，那也是就创作手法与表现技巧而言。

因此，1980年代至1990年代的中国拉美文学研究在对1950年代至1960年代作为“承诺”的文学研究进行反驳的同时也走向另一个极端，在“纯文学”视阈里，作家的社会身份被抽空，文学作品仅被看做美学意义上的存在物，而忽略了作品的意识形态内涵。这一时期的拉美文学研究普遍存在多元文本的幻想性抽空以及作家身份的单向度理解，比如马尔克斯的研究一直纠缠于作家的“魔幻现实主义”身份，“魔幻现实主义与《百年孤独》……”是这一时期的马尔克斯研究论文中最常见的标题。

对于中国拉美文学研究中的“纯文学”倾向与拉美文学实际之间的背离，以及由此产生的误读这一情况，已经为一些具有广博的拉美历史文化知识的拉美文学研究者觉察到。滕威在《拉美“文学爆炸”神话的本土重构》一文中强调了“爆炸文学”与“古巴革命”之间的紧密关系，国内的很多拉美文学研究者很少注意到这点。

“我们不能忽视文学高潮与古巴革命带来的革命高潮之间的必然联系，因此不能将拉美文学的繁盛视为文学内部变革的结果，以为拉美文学的国际化仅仅源自文学自身的开放与变革。如果这种对拉美1960年代小说的去革命和非政治化的话语实践使得中国作家在阅读这些作品时，过于关注文本自身所包含的技巧、形式、语言的创新，而忘记了其中没有一种创新仅仅是出于形式革命的诉求，更忘记追问离开1960年代，拉美文学是否能够‘爆炸’？”[19]

三、21世纪的拉美文学研究

21世纪中国的拉美文学研究，其最大的特点在于“文化研究”理论与“后殖民主义”理论的介入。文化研究与后殖民理论都兴起于1970年代，两者之间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具体来说，文学研究向文化研究的转向是后殖民主义的理论背景。从更广的层面看，两者之间存在明显的视阈叠交。文化研究的特色之一在于检视文化活动和权力之间的关系，而后殖民主义往往把“话语／权力”以及文化身份作为重要的理论点。对中国的拉美文学研究而言，文化研究与后殖民主义理论的引入，其直接结果在于促成了文学与意识形态关系的修复。这是对1980年代至1990年代拉美文学研究中出现的“纯文学”倾向的反驳，但并不是回到1950年代至1960年代那种国家意识形态与文学研究“共谋”的时代。总之，新的理论资源的加入，使中国的拉美文学研究更加多元，作家作品的分析也更切合拉丁美洲的历史文化语境。

以博尔赫斯的研究为例，1990年代的博尔赫斯研究把其当做“纯文学”大师与“文化英雄”来书写，而这其中掺杂了太多中国研究者的想象与重构。与这种形象不吻合的是，博尔赫斯在1972年的一次采访中曾说出“阿根廷的先民用残剩的黑种奴隶充当炮灰是明智之举，清除国内印第安土著是历史性的成就”[20]这样的民族主义言论。此外，博尔赫斯还于1976年从杀害了成千上万智利人的大独裁者皮诺切特手中接过了为其颁发的贝尔纳多·奥希金斯十字勋章。这些事实开始为21世纪的博尔赫斯研究者注意到，从而对博尔赫斯的作品以及作家身份多了一个可以参照的视角。

这一时期的拉美文学研究出现了许多学术水平极高的著作，除了关于魔幻现实主义、博尔赫斯以及马尔克斯留待后面章节再做介绍外，这里需要重点介绍的作品有这几部，分别是：王军的《诗与思的激情对话：论奥克塔维奥·帕斯的诗歌艺术》、王彤的《从身份游离到话语突围——智利文学的女性书写》和张德明的《流散族群的身份建构：当代加勒比英语文学研究》。

《诗与思的激情对话：论奥克塔维奥·帕斯的诗歌艺术》是目前国内唯一一部关于墨西哥诗人帕斯的研究著作，该书首先从帕斯的诗歌体系出发，从语言、节奏、灵感、意象和技巧等方面对帕斯的诗学观点作了介绍与评价；接着作者对帕斯诗歌中的一些永恒主题，诸如孤独与交流、爱情与情欲、生命与死亡等进行了深入分析；随后是对帕斯代表作品的详细解读。该书大量引用帕斯的诗歌和国外对帕斯诗歌的研究成果，是国内帕斯研究的珍贵材料。

帕斯是拉美现代文学的重要作家，1990年因“他的作品充满激情，视野广阔，渗透着感悟的智慧，表现了完美的人道主义精神”而获得诺贝尔文学奖。借着诺贝尔文学奖的光环，1990年代帕斯的很多诗歌就被翻译过来，仅《太阳石》就有几个不同的版本。此外，作家出版社还在2008年推出了两卷本的帕斯选集，这是对帕斯作品较为完整的介绍。虽然国内对帕斯的大部分作品已经有了翻译与介绍，但对帕斯的研究却不多，目前为止国内关于帕斯的研究论文大约有20来篇，但多是介绍性的文字，其中较为出色的有王军的《〈弓与琴〉——奥克塔维奥·帕斯诗学理论的阐述》（《欧美文学论丛》，2004年第00期）、陈凯先的《孤独迷宫中的诗人》（《当代外国文学》，1991年第1期）和墨文的《奥克塔维奥·帕斯谈诗歌》（《外国文学评论》，1994年第4期）。

《从身份游离到话语突围——智利文学的女性书写》以智利的三位女作家加斯列拉·米斯特拉尔、玛利亚·邦巴尔和伊莎贝尔·阿连德为阐释对象，通过对她们写作特点的剖析，追溯了智利文学中女性写作的成形历程。从“失声的群体”到“话语的重建”，从“父权语言中的流浪者”到“女性书写”的完成，智利女性作家成功地实现了“话语突围”。书中涉及到的三位女作家在拉美文学界极具影响力，但国内有分量的研究相对较少，该书对三位女作家丰富而独特的阐释，在一定程度上填补了这方面的缺憾。

《流散族群的身份建构：当代加勒比英语文学研究》以“文化身份的建构和文学叙事的关系”作为研究的基础，探讨了三个前沿性的问题：一是当代加勒比文学如何表述被殖民的经验，如何处理与帝国霸权的紧张关系，以及如何强调或突出自己独特的文化身份；二是加勒比作家以什么方式，既从各种本土和移民文化又从欧洲殖民文化中汲取文化资源，并将之融合为一种新的文化身份；三是作为一个整体的加勒比作家在建构民族文化身份时具体采用了哪些语言和叙事策略，体现出哪些独特的美学特征。为了弄清这三个问题，作者从“文化语境”、“语言表述”、“主题形象”和“叙事策略”四个层面入手，广泛采用结构主义、解构主义、后殖民主义、文化人类学、叙事学和心理分析等理论，深入浅出地分析了加勒比英语文学的文化特性和意蕴。

“作为一个在西方现代性展开过程中被强行迁徙到加勒比地区的移民和杂交民族，加勒比的文化身份既反映了这个流散族群在殖民势力衰弱后渴求文化归属的痛苦和迷茫，也表现了一种通过‘认同政治’将长期共居一地而又具有不同族群、语言、文化、历史传统的获得安全、繁荣和幸福的理想杂交族群凝聚起来，创造出一个‘想象的共同体’在一个动荡不安的世界中。”[2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