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后，随着中国与东欧文学译介与交流的深入，随着文学各学科之间的汇通，在本时期的东欧文学研究中，出现了较为明显的学术研究视野与方法的变化与探索。其中，比较文学的学术视野与理论的引入，使国际文学关系研究的方法与外国文学研究得以有机结合，因此，这一时期的东欧文学研究不仅在成果上体现了多学科视野、理论与方法的结合，也在研究的参与者方面体现了多学科的互动。这种多学科的互动汇通，首先来自于外国文学研究领域的自我觉醒和反思。从吴元迈的《回顾与思考——新中国外国文学研究50年》[28]到陈众议的《外国文学翻译与研究60年》[29]，作为中国外国文学学术界的两代领军人物，他们对本领域的成就与不足的评述，对多学科参与下的外国文学学术研究的展开，特别是越来越自觉的中外文化与文学的比较与关系研究的学术意识的强调，典型地体现了本领域60年来学术视野与方法的变化与探索，反过来也影响和推动了这种多元互动的深入，与东欧文学的翻译与研究直接相关，出现了以丁超教授的《中罗文学关系史探》[30]为代表的一系列有影响的研究专著。

丁著《中罗文学关系史探》是一本具有独特学术价值的专著。作为中罗文化关系的重要组成部分，中罗文学关系已有三百余年的历史，时间跨度大，内容丰富，而且旁涉政治、历史、哲学、外交等诸多领域，值得研究。但长期以来，一直无人问津这一课题。原因是多方面的，资料匮乏，考证难度大，学术时机和政治形势不够成熟等都是其中的重要原因。此外，这一课题对研究者本身的素质和条件也有特殊的要求：既要通晓罗马尼亚语、法语、英语等外语，能够阅读和领会外文资料，发掘线索，理清脉络，以求细节和整体上的全面把握；又要具备丰富的知识储备和良好的文学修养，能够用科学的方法并从一定的理论高度来探讨问题、分析问题；还要有严谨、踏实、不畏艰难的治学态度。丁超显然具备了所有这些条件和素质，在恰当的时机完成了一个冷僻、艰难但又极有意义的课题。这一成果至少有以下意义和价值[31]：一，它首次对中罗两国文学互相接受的历程进行了双向梳理和现代诠释，以客观、适当的方法勾勒了中罗文学关系的全貌，填补了一个学术空白，为小国文学研究树立了一个范例，具有一定的开拓性。二，它发掘出了中罗文学关系中一些原先不为人知的珍贵资料，澄清了不少长期以来一直模糊不清的史实，解决了许多悬而不决的问题。比如，澄清了米列斯库的真实身份和访华的具体背景、细节和过程，全面、客观介绍和评价了他的有关中国的著作；通过考证，推翻了“鲁迅为翻译罗马尼亚文学第一人”的说法；用新的眼光重新评估了中罗文学交流中的一些事件和作品。三，它为中罗文学，乃至中国比较文学研究提供了大量有价值的参考个案和参考资料，在一定程度上扩大和丰富了中罗文学和比较文学的研究领域。最后，论著具有相当大的政治和外交意义，可以为两国关系的发展提供一份有说服力的参照和依据。此外，如王友贵的《波兰文学汉译调查1949—1999》[32]、林温霜的《传自黑海的呼号：保加利亚文学在中国的接受》[33]等论文，也是在中国与东欧对象国之间政治与文化关系历史的背景上，对对象国文学在中国的译介及其影响进行系统的梳理和历史分析。而宋炳辉的《弱势民族文学在中国》[34]则立足于中国现代文学的建构与中外文学关系角度切入中国与东欧文学的关系，以比较文学的文学关系研究方法，将20世纪初期以来鲁迅等新文化运动发起者倡导的以东欧文学为代表的“弱势民族文学”在中国译介及其接受的传统进行系统的历史研究，在梳理东欧文学在20世纪中国译介脉络的同时，将关注重点放在对中国现代文化与文学建构意义的分析上，是从比较文学与中国文学领域参与东欧文学研究，并与之形成对话和互动的一个例子。

当然，新中国60年的东欧文学研究，还存在许多有待补充、拓展、系统与深入的地方。尤其是与英、法、德、俄等语种的文学研究相比，无论在重要作家作品和文学思潮流派的翻译介绍，还是对译介研究历史的系统梳理，还是对其与中国文化和文学关系的深沉研究与分析等领域，还都是方兴未艾的研究领域。总之，东欧文学翻译和研究依然有着丰富的空间和无限的前景，就连经典作家翻译和研究都还存在着许多空白，需要一一填补。而赫拉巴尔、塞弗尔特、齐奥朗、埃里亚德、贡布罗维奇、赫贝特、凯尔泰斯、卡达莱这些在世界文坛享有声誉的东欧作家也值得翻译和研究。要做的事情其实很多，关键在于人才队伍，如何能形成一支翻译和研究队伍，使这一传统事业得以薪火相传。但东欧文学翻译和研究目前恰恰就面临人才青黄不接的局面。商品时代，文学日益边缘化，加上待遇等种种问题，甘愿献身文学翻译和研究的人越来越少。东欧文学翻译和研究领域，更是如此。由于东欧国家都是一些弱小国家，经济上也不太发达，从事东欧文学翻译和研究，面临着人们难以想象的困境：机会少，受重视程度低，出版艰难。在相当程度上，可以说，这项事业已处于濒危状态。期望国家能高度重视这一严重问题，期望有关部门能采取切实有效的措施，扶持东欧文学翻译和研究事业。

注释：

[1]　如果把出身于罗马尼亚，长期在东德生活，2009年获奖的赫塔·米勒（Herta Müller）计算在内，就是8人了。波兰4人：显克维奇（Henryk Sienkiewicz，1846—1916年，1905年获奖）、莱蒙特（Wyadysyaw Reymout，1868—1925年，1924年获奖）、米沃什（Czesfaw Mifosz，1911—2004年，1980年获奖）、西姆博尔斯卡（Wislawa Szymborska，1923年生，1996年获奖），塞尔维亚（属前南地区）1人：安德里奇（Ivo Andric，1892—1975年，1961年获奖），捷克1人：塞弗尔特（Jaroslav Seifert，1901—1986年，1984年获奖），匈牙利1人：克尔蒂斯（又译伊姆雷·凯尔泰斯，2002年获奖）。

[2]　笔者在参与《中国现代翻译文学史（1898—1949）》（上海外语教育出版社，2004年）的研究时，已基本完成对20世纪上半期的译介情况整理，在与丁超教授等合作的“中国与东欧文学交流史”的研究过程中，对20世纪下半期的整理也已基本完成。这项工作主要从文学期刊、重要报纸的副刊、译作单行本的出版等三个层次，对东欧文学在中国的翻译、介绍和研究做尽可能全面的收集，当然这份资料肯定还有进一步补充的余地。

[3]　基督教文化在中国的传播，开始于17世纪初，是由耶稣会士实施的，他们中的东欧人也是有明确记载的东欧文化在中国的最早传播者。参见丁超：《中罗文学关系史探》，人民文学出版社2008年版，第173—179页。

[4]　今译，原署星科伊梯撰：《灯塔看守人》，载《绣像小说》，日本田山花袋译，吴梼重译，1906年第68—69期。

[5]　它们是波兰作家显克微之的短篇《乐人杨珂》、《天使》、《灯台卒》和《酋长》，和波斯尼亚作家穆拉淑微支的《不辰》和《摩诃末翁》，署名周作人，实为与鲁迅合译。

[6]　《小说月报》，第12卷第10期，1921年10月。推出了《被损害民族的文学号》，集中译介了包括波兰、捷克、南斯拉夫、保加利亚、乌克兰在内的8个国家的作家作品。

[7]　他们包括王鲁彦、李霁野、王统照、韦素园、叶灵凤、巴金、赵景深、楼适夷、曹靖华、施蛰存、杜衡、胡愈之、曾虚白、钟宪民、白莽、徐霞村、孙用、冯雪峰、周立波、周扬、胡绳，黎烈文、焦菊隐、覃子豪、叶君健等。

[8]　鲁迅：《南腔北调集·我怎么做起小说来》，载《鲁迅全集》第4卷，人民文学出版社1981年版，第511页。

[9]　周作人：《周作人回忆录》，湖南人民出版社1982年版，第64页。

[10]　沈雁冰：《被损害民族的文学专号》，载《小说月报》1921年，第12卷第10期。

[11]　《文学》杂志1933年7月创刊于上海，由鲁迅、茅盾、郑振铎、叶圣陶、郁达夫等10人集体编辑，他们中的大多数都曾积极倡导或参与对弱小民族文学的译介。“专号”，载《文学》，第2卷第5号，1934年5月1日出版。《译文》由鲁迅提议创刊，1934年5月1日创刊，编辑人署黄源，实际终审者是鲁迅，茅盾也积极支持。“专号”意义不明，似有疏误。

[12]　其中有亚美尼亚、波兰、立陶宛、爱沙尼亚、匈牙利、捷克、南斯拉夫、罗马尼亚、保加利亚等东欧国。

[13]　鲁迅去世后，这一译介传统在第二代作家中得到继续。1936年，上海生活书店出版了由徐懋庸、黎烈文等翻译的《弱小民族小说选》。次年，上海启明书局出版了鲁彦编译的《弱国小说名著》，译者有王鲁彦、艾芜、施蛰存、卞之琳、赵景深等新文学作家，还有较为职业化的翻译者如孙用、钟宪民等。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在茅盾提议下，沿用《译文》刊名的介绍外国文学期刊在1953年重新创刊，1959年改名为《世界文学》，至今仍是最权威的译介外国文学的中文杂志。

[14]　这个统计，由北京外国语大学欧洲语学院的丁超教授做出。丁超：《中罗文学关系史稿》，人民文学出版社2008年版，第187页；徐迺翔主编：《中国现代文学期刊目录汇编》，天津人民出版社1984年版。

[15]　北京图书馆编：《民国时期总书目·外国文学卷》，书目文献出版社1987年版。

[16]　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的17年间，东欧国家的许多电影被中国译制并播映，这在国产电影并不发达的当时，产生了很大的社会影响。作为一种直观的影像展现，这些电影呈现了这些国家的历史和现实，对建构新中国的民族文化意识及其世界想象，甚至有着比文学作品更为直接和广泛的作用。(www.daowen.com)

[17]　参见古凡：《黄皮书及其他：中苏论争时期的集中外国文学内部刊物》，载《文艺理论与批评》，2001年第6期。

[18]　在1978至1980年不到3年的时间里，先后出版了显克维奇长篇历史小说《十字军骑士》（陈冠商译，上海译文出版社，1978年）、《你往何处去》（侍桁译，上海译文出版社，1980年）和《显克微支中短篇小说选》（陈冠商译，江苏人民出版社，1979年）。至此，这位波兰近代伟大作家的代表性作品几乎全部有了中译本。

[19]　〔阿尔巴尼亚〕米吉安尼（Migjeni，1911—1938年）：《我们是新时代的儿女》，萧曼译，人民文学出版社1978年；〔保加利亚〕瓦普察洛夫（1909—1942年）：《瓦普察洛夫诗选》，周熙良译，上海译文出版社1978年版；〔罗马尼亚〕考什布克（一译科什布克，George Cosbuc，1866—1918年）：《考什布克诗选》，冯志臣译，人民文学出版社1979年版；〔罗马尼亚〕马林·普列达（一译普雷达，Marin Preda，1922—1980年）：《呓语》，卢仁译，外国文学出版社1979年版；〔南斯拉夫〕伊沃·安德里奇（Ivo Andric，1892—1975年）：《德里纳河上的桥》，周文燕、李雄飞译，人民文学出版社1979年版；〔捷克〕哈谢克：《好兵帅克历险记》，星灿译，外国文学出版社1983年版；〔捷克〕伏契克：《绞刑架下的报告》，蒋承俊译，人民文学出版1985年版。

[20]　1984年辽宁人民出版社再版时改名为《裴多菲：1823—1849》。

[21]　杨云乐：《美刊介绍捷克作家伐错立克和昆德拉》，载《外国文学动态》，1977年第2期。署名“乐云”。

[22]　李欧梵：《世界文学的两个见证：南美和东欧文学对中国现代文学的启发》，载《外国文学研究》，1985年第2期。

[23]　1987年，《中外文学》杂志第4期发表赵长江译短篇小说《搭车游戏》是昆德拉作品的最早中译。

[24]　如张贤亮的中篇小说《男人的一半是女人》和王安忆的短篇小说《小城之恋》、《荒山之恋》、《锦绣谷之恋》和中篇小说《岗上的世纪》等，都是1980年代引人注目的，大胆涉及性爱问题的作品。

[25]　韩少功的《马桥词典》，最早发表在《小说界》杂志1996年第2期，后由作家出版社于1996年出版。2003年8月由美国哥伦比亚大学出版社出版英译本A Dictionary of Maqiao。

[26]　参见陈思和：《〈马桥词典〉：中国当代文学的世界性因素之一例》，载《当代作家评论》, 1997年第2期。

[27]　参见宋炳辉：《米兰·昆德拉在中国的译介及其接受》，载《弱势民族文学在中国》，南京大学出版社2007年版，第187—218页。

[28]　吴元迈：《回顾与思考——新中国外国文学研究50年》，载《外国文学研究》，2000年第1期。

[29]　陈众议：《外国文学翻译与研究60年》，载《外国文学研究》，2009年第6期。

[30]　丁超：《中罗文学关系史探》，人民文学出版社2008年版。

[31]　此处评述引用高兴《六十年曲折的道路：东欧文学翻译和研究》一文的相关内容，原文载《文艺理论与批评》，2010年第6期。

[32]　王友贵：《波兰文学汉译调查1949—1999》，载《广州外语外贸大学学报》，2007年第6期。

[33]　北京外国语大学欧洲语言文化学院编：《欧洲语言文化研究》第4辑，时事出版社2008年12月版。

[34]　宋炳辉：《弱势民族文学在中国》，南京大学出版社2007年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