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新中国成立后30年的东欧文学研究中，也出现了东欧当代作家的一系列研究热点。

其中，诺贝尔文学奖获得者就是热点之一。这里也有两种情形，一种情况是由于这些东欧作家先后获得诺贝尔奖文学奖，受到西方和世界文坛的关注。20世纪上半期东欧只有两位作家获奖，即波兰的显科维奇（1905年获奖）和莱蒙特（1924年获奖），这两位作家成为当然的译介与研究热点，详情前面已有详述。另一种就是当代获奖作家的译介与研究。由诺奖作家的译介与研究的带动，中国的读者与研究者，对东欧相应国家的文学、历史及文化状况的整体也有了了解和进一步研究的兴趣，使其与中国当代文化与文学发生进一步的关联。

1961年获奖的南斯拉夫（塞尔维亚）作家安德里奇（Ivo Andric，1892—1975年），因为当时国内政治意识形态的对西方文学的排斥和主流话语对诺贝尔文学奖的冷淡，一直到1970年代末之后才有相应的译介和研究，先后翻译出版了《德里纳河上的桥》（周文燕、李雄飞译，人民文学出版社，1979年）、《萨瓦河畔的战斗》（包也直译，上海译文出版社，1980年）、《婚礼：南斯拉夫短篇小说集》（樊新民译，黑龙江人民出版社，1986年）、《情妇玛拉》（王森译，外国文学出版社，1988年）、《特拉夫尼克风云》（郑泽生、吴克礼译，上海译文出版社，1988年）、《万恶的庭院》（臧乐安、井勤荪、范信龙、包也直译，上海译文出版社，2001年）、《桥·小姐》（高韧、郑恩波、文美惠译，漓江出版社，2001年）等作品，但有关安德里奇的研究则比较有限，专业期刊的研究论文至今只有李士敏、马家骏等十多篇以及天蓝海著的评传一部《安德里奇传》（时代文艺出版社，2012年）。

作为一个东欧小国的波兰，历史上曾无数次沦为强国间利益争斗的牺牲品，然而文学上却有着非常骄人的历史。早在1905年，亨利克·显克维奇就以他“一个历史小说家的显著功绩和对史诗般叙事艺术的杰出贡献”而获得诺贝尔文学奖。1924年，弗瓦迪斯瓦夫·莱蒙特又以他的“土地的史诗”《农民》而获得该年的诺贝尔文学奖。在20世纪下半叶，波兰又有两位诗人获此殊荣。一位是切斯瓦尔·米沃什（Czesfaw Mifosz，1911—2004年），战争年代，他曾写过大量反法西斯诗歌。1960年代迁居美国，一直努力写作，创作了大量诗歌，如《白昼之光》、《没有名字的诚实》等诗歌集，也写过小说如《权力的攫取》等。他强调创作的现实性，但又认为这种现实性要靠诗人来赋予作品，显然这就不可避免地会带上诗人自己的主观性。米沃什早期是个比较悲观的诗人，后随着年龄增长与阅历的丰富，对生活的认识不断深化，他的作品逐渐开始显现其深度与广度，他以能在作品中表现“人道主义的态度和艺术特点”而获得了1980年度的诺贝尔文学奖。米沃什在中国的译介在当时也没有引起多大的反响，除少量译作在期刊发表外，评价文章同样不多，直到21世纪之后，才有若干评价文章和《米沃什词典》（西川、北塔译，三联书店，2004年）、《切·米沃什诗选》（张曙光译，河北教育出版社，2002年）两部诗集和诗歌评论集《诗的见证》（黄灿然译，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11年）以及莱涅尔-拉瓦斯汀的论著《欧洲精神：围绕切斯拉夫·米沃什，雅恩·帕托什卡和伊斯特万·毕波展开》（吉林出版集团，2009年）翻译出版，后者所叙述的三位思想家中，除切斯拉夫·米沃什外，还有捷克哲学家雅恩·帕托什卡和匈牙利思想家伊斯特万·毕波。

时隔16年，另一位波兰女诗人维斯拉瓦·希姆·博尔斯卡（1923年生）又获得了诺贝尔文学奖。希姆·博尔斯卡的主要诗集有《大数字》（1976年）、《桥上的人们》（1986年）、《终了与开端》（1993年）等。她的诗歌从1950年代开始就具有较大的影响力。早期作品主要是表达热爱祖国、反对战争的感情；后来的作品视野逐渐开阔，追寻历史、放眼世界、抨击现实，她关注着整个人类的发展和变化，她因为“不寻常的精确性描绘出了历史和生命的内涵，具有深刻的讽刺意义”获得1996年度的诺贝尔文学奖。当时，中国文坛对诺贝尔文学奖的态度已经有了很大的改变，不仅不排斥，而且充满了期待与渴望。因此，获奖后不久，国内的报刊就有十多篇专题报道、介绍与研究文章。但一般读者对这位女诗人所知甚少，更自21世纪开始所形成的每年度的诺奖媒体热，因此，随后的几年里，并没有多少译介研究的出现，直到21世纪之后，才有《呼唤雪人》（林洪亮译，漓江出版社，2000年）、《诗人与世界：维斯瓦娃·希姆博尔斯卡诗文选》（张振辉译，中央编译出版社，2003年）两部诗集翻译出版。

捷克斯洛伐克也是历史上屡经磨难的民族，同样在文学艺术上也是硕果累累。从近期而言，因为1960年代的“布拉格事变”及其与苏联的矛盾冲突，捷克与中国之间在半个多世纪中虽然没有特别密切的政治、经济交往，但由于它的国际境遇、政治体制及其变迁、国内知识分子的命运遭遇、思想文化与文学特点等与中国的相似性，在新时期中国引发了强烈的兴趣和高度的关注，这种关注当然也与诺贝尔文学奖有关。

首先是获得1984年诺贝尔文学奖的老作家雅罗斯拉夫·塞弗尔特（1901—1986年）。这位作家从事文学创作的时间较早，1920年代就已经成名。其作品内容多歌颂友谊、爱情及一切美好的事物。1930年代希特勒上台以后，当捷克面临着生死存亡之际，诗人才从他的美好的梦境里清醒过来，开始为祖国的自由而呼吁。代表作品有诗集《别了，春天》、《披上白昼的光》等。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他的创作有了新的发展，但诗歌的主题仍然是祖国和爱情。由于诗人的创作与当时主流社会的意识形态存在着距离与分歧，如反对个人崇拜和小资情调等，他曾受到过公开批判，被迫停止发表作品十几年。1960年代晚期复出时，他推出了数部诗集，如《皮尔迪利的伞》、《身为诗人》等，另有回忆录《世界美如斯》。他的作品在中国的译介有诗集《紫罗兰》（星灿、劳白译，漓江出版社，1986年）、回忆录《世界美如斯》（杨乐云、杨学新、陈韫宁译，中国青年出版社，2006年）。

如果说塞弗尔特的译介首先是因为诺奖而引起中国读者的瞩目，那么，瓦茨拉夫·哈维尔（Václav Havel，1936—2011年）更多的是因为他的精神力量和思想锋芒、他在民主政治上的努力及其成就。他的重要作品有《花园盛会》、《乞丐的歌剧》、《展览会的开幕典礼》、《抗议》、《过失》、《诱惑》等。哈维尔除了是一个著名的作家，他作为一个社会活动家的生涯更加引人注目。1970年代，由于持不同政见，他基本上在抗议斗争和审判牢狱中度过。他是著名的《七七宪章》运动的主要起草人，“天鹅绒革命”后，1989年12月29日被人民选为总统。1992年7月，捷克与斯洛伐克分离后，他辞去总统职务。1993年哈维尔再次就任捷克总统。哈维尔的政论作品有《狱中书简》、《给胡萨克的信》、《无权者的权力》、《政治与良心》、《对沉默的解剖》、《知识分子的责任》等。尽管哈维尔不仅在捷克文学中具有典型性与代表性，而且在整个东欧文学中也是一个颇有研究价值的作家，不过因为意识形态因素，哈维尔虽然在中国知识分子中谈论颇多，但其作品的翻译则一直受到限制。

另外，由于中国与东欧之间特殊的政治文化渊源，有若干东欧作家在中国的翻译与研究，获得了特别明显的本土文化与文学响应。其中，捷克流亡作家米兰·昆德拉是一个突出的个案。

米兰·昆德拉在中国的译介起于1970年代末，捷克语翻译家杨乐云在题为《美刊介绍捷克作家伐错立克和昆德拉》[21]的编译文章中对昆德拉的创作及其在欧美的影响作了简单介绍，但很长时间内得不到呼应。8年后，美籍华裔学者李欧梵发表《世界文学的两个见证：南美和东欧文学对中国现代文学的启发》[22]一文，把加西亚·马尔克斯和昆德拉作为南美和东欧当代作家的代表介绍给中国读者，其中重点介绍昆德拉的《生命中不能承受之轻》以及《笑忘录》、《玩笑》等小说，但对读者而言，因没有翻译作品的出版，这种介绍仍显隔膜。这种局面直到1987年才被打破[23]，作家出版社出版了昆德拉的两部长篇小说的中文译本，即景凯旋、徐乃健译《为了告别的聚会》（1987年8月）和韩少功、韩刚译《生命中不能承受之轻》（1987年9月），而尤以后者在中国文坛和读者中的影响最大，从此开始了持续至今的“中国昆德拉热”。这首先表现在对其人其作的翻译介绍和研究阐释连续不断，从1990年代起，昆德拉作品的汉译不仅覆盖其创作的全部，许多作品不止一个译本，而且译介速度逐渐与作家创作基本同步，他的每一个写作举动几乎都在中国译介者的关注之中。(www.daowen.com)

昆德拉一进入中国，首先引人注目的是他作为一个出身于东欧社会主义国度的作家，对政治现状的批判态度，经历十年“文革”的中国读者很容易从这种政治批判中找到认同。最早开始翻译昆德拉作品的小说家韩少功一开始就意识到：中国读者特别需要昆德拉，因为他写的社会主义捷克的情况和中国很接近。作家莫言也同样认为，昆德拉的政治讽刺能够引发中国人的“文革”记忆。当然，昆德拉的吸引力不仅在于批判态度，更在其独特的批判方式，它的尖锐性和超越性。1980年代后期，中国文坛的“伤痕”、“反思”文学思潮虽已消退，但中国作家和读者的历史反思和现实批判的激情仍在，他们只是厌倦了1970年代至1980年代之交那种简单化的批判方式，期待一种更有效的反思途径。因此，尽管昆德拉在西方被看作索尔仁尼琴式的极权政治反抗者，但他的中国形象意涵一开始就不限于此，因为他显然具有索氏所没有的幽默、机智和怀疑主义品质，其现代叙事手法和艺术风格都与后者决然有别。

另外，昆德拉小说中大量的性爱展示是一个十分明显的标识，尽管因为长期的禁忌使中国研究者在当时很少正面肯定这一点。在同时期中国文学中，虽也有张贤亮、王安忆等大胆通过性爱进行社会批判和人性探索的例子。[24]但前者的性爱不过是进行政治批判的简单工具或者直接中介，性爱本身在主题中没有独立地位，而王安忆出于某种艺术考虑，在直面性爱时有意模糊了时代政治因素，这两者都在一定程度上妨碍了对政治现实、人性和人的生存处境的进一步探索与反思。对昆德拉而言，性爱与情欲是探讨人的本质的一个入口，是照亮人的本质的一束强光，它使得昆德拉的政治批判具有某种独特的力量，从而在对极权政治体制与社会的批判之外，还有更高一层的对人的批判与发现。这对同样经历过历史创痛的中国作家，也提出了更高的诘问与要求。新时期的中国小说中还没有人像昆德拉那样，直接将政治和性爱两个主题如此紧紧地结合，并且将两者同时加以形而上的提升，使之达到抽象的高度。而昆德拉在处理政治和性爱两大主题的大胆独特方式，恰好同时刺激了中国文学两根敏感的神经，极大地刺激了中国当代读者和作家的想象力。当然，昆德拉的吸引力，还在于其独特的小说观念和艺术手法。他在《生命中不能承受之轻》中，以“轻与重”、“肉体与灵魂”、“忠诚与背叛”、“记忆与遗忘”、“媚俗”、“玩笑”等关键词进行构思，加以音乐性的共时结构的采用，使其自由地融小说与散文于一体，将关于存在问题的哲理探讨与小说技巧随机结合，而他的讽刺、反讽等等手法，那种历尽辛酸之后的无奈、荒诞与自嘲，对习惯于怒目金刚或者涕泪交零式的中国读者来说，就显得特别新颖有力。

而昆德拉对于中国当代文学的影响，不仅波及新时期几代作家，韩少功、莫言、王安忆、阎连科、王小波、陈染等诸多作家的创作在1980年代至1990年代的变化，都有昆德拉启发的因素。身兼作家和昆德拉作品译者于一身的韩少功，就是深受昆德拉影响者之一，他在其长篇小说《马桥词典》[25]中对昆德拉的标志性艺术方式的借鉴与发展就是这种影响的一个例子。昆德拉习惯于把类似于词典条目的关键词解释方式结合于小说叙事之中，从而在叙述情节的同时获得议论的高度自由，这在其《生命中不能承受之轻》、《笑忘录》、《玩笑》、《生活在别处》等小说中被屡屡使用。而韩少功的《马桥词典》则在借鉴的基础上，进一步强化词条解释方式在叙述中的作用，使词典诠释的形式不再是通常情节叙事的补充。他以完整的构思提供了一个地理意义上的“马桥”王国，将其历史、地理、风俗、物产、传说、人物等等，以马桥土语为符号，汇编成一部含115个词条的名副其实的乡土词典；同时又以词典编撰者与早年亲历者的身份，对这些词条做出诠释，引申出一个个回忆性故事。这就使故事的文学性被包容在词典的叙事形式中，传统叙事方式反过来成为词典形式的补充，因此把以词条形式展开的叙事方式推到极致，并以小说形式固定下来，从而丰富了小说叙述形态。这不仅对于中国文学，而且对于世界文学来说都是具有创造性的。[26]

引发中国持久昆德拉热的另一个不可忽视的因素，就是中国文坛对新时期民族文学未来发展的策略性考虑。作为最早面向中国读者的昆德拉介绍者，李欧梵用意本就不是在一般意义上介绍昆德拉和马尔克斯两位新起的外国作家，而带有明显的世界文学意识，以及为中国当代文学如何走向世界的设计策略，他“呼吁中国作家和读者注意南美、东欧和非洲的文学，向世界各地区的文学求取借镜，而不必唯英美文学马首是瞻”，这也是其他外国作家和思潮在中译活动得以展开并产生影响的重要动力。马尔克斯和昆德拉在中国新时期引起的巨大影响，恰好反映了新时期中外文学思潮交汇中的一个特殊现象。当时，西欧、北美现代文学思潮大量引进，使英、美、法、德等国的文学在1970年代至1980年代之交占据中国文学话语的主流地位，引发一系列的学习和模仿，其后果是，一方面，激起了传统政治意识形态的压力，另一方面，激进而繁多的先锋写作形式，也使中国读者的接受呈现某种疲倦和滞后。更重要的是，在尾追西方现代主义文学的同时，中国文学主体寻求民族文学发展的焦虑也日益暴露。诺贝尔文学奖日渐成为一种情结，更把这一焦虑表面化了。马尔克斯在1982年获奖，昆德拉的被提名，似乎预示了非西方的小民族文学同样可以“走向世界”，被世界（某种意义上就是西方）认可。李欧梵的文章尽管声称“得不得奖并不重要”，但他以诺贝尔文学奖作为推荐的一个佐证，还是挠到了中国作家和读者的痒处。事实上，1985年“寻根文学”在中国的崛起，正好印证了中国作家在这种焦虑下的“走向世界文学”的努力。不论寻根文学与马尔克斯、福克纳、昆德拉这些外来作家是否具有确凿的因果联系，但都表明处于文化边缘状态的民族文学，在寻求世界认同的努力上具有某种共通性。综上所述，昆德拉这位后来定居西欧（法国）的作家，与当代中国文学之间形成了复杂的关系，他的影响甚至超出文学领域之外，与中国当代文化思潮形成呼应。[27]这果然以新时期以来中外文学交往的正常化为前提，但同样与昆德拉与中国文化语境的契合有关。

这一时期对于米兰·昆德拉的研究，除上述提及的论文之外，还有许多重要的成果出版。其中，李风亮主编的《对话的灵光：米兰·昆德拉研究资料辑要：1986—1996》（中国友谊出版公司，1999年）是最早出版的相关著作，也是一部完整收集了20世纪后期中国对昆德拉译介与研究状况的研究资料，后来也成为许多研究者的重要参考。之外还有，李平的昆德拉传论《错位人生：米兰·昆德拉》（四川人民出版社，2000年）、彭少健的《诗意的冥思：米兰·昆德拉小说解读》（西泠印社，2003年）、仵从巨著《叩问存在：米兰·昆德拉的世界》（华夏出版社，2005年）、高兴著《米兰·昆德拉传》（新世界出版社，2005年）、李凤亮《诗·思·史：冲突与融合——米兰·昆德拉小说诗学引论》（商务印书馆，2006年）、彭少健《米兰·昆德拉小说：探索生命存在的艺术哲学》（东方出版中心，2009年）、张红翠《“流亡”与“回归”：论米兰·昆德拉小说叙事的内在结构与精神走向》（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2011）等。此外，吴晓东的讲演录《从卡夫卡到昆德拉：20世纪的小说和小说家》（三联书店，2003年）、宋炳辉的《弱势民族文学在中国》（南京大学出版社，2007年）和裴亚莉《政治变革与小说形式的演进：卡尔维诺、昆德拉和三位拉丁美洲作家》（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8年）也都设有专章，对昆德拉的生平、思想和创作艺术作出专门的论述。袁筱一译的《阿涅丝的最后一个下午：米兰·昆德拉作品论》（里卡尔·弗朗索瓦著，上海译文出版社，2005年）也是国内昆德拉研究的重要参考。

当然，昆德拉的译介热潮仍然与其被多次提名诺奖有关，而作为21世纪初获奖的匈牙利犹太作家的凯尔泰斯（Kertész Imre，1929年生），自然更让读者产生了浓厚的兴致。2002年诺贝尔文学奖的得主是匈牙利的老作家凯尔泰斯，他是一位犹太人，但他像许多西方犹太人一样，他并不信奉犹太教，也不懂希伯来语，甚至完全不了解犹太人的风俗习惯，仅仅因为血统的关系，所有的人仍然视之为犹太人，这种自己无法左右的身份认定，使他深感自己无论是在犹太人之中还是在犹太人之外，都是一个陌生的外来者。凯尔泰斯少年时代曾在两个纳粹集中营生活过，这种生活给他后来的时光投下了浓重的阴影，他的很多作品都离不开集中营生活的主题，而他作品的意义显然不仅仅在于回忆与记住。真实生活中的他非常勤勉也非常孤独，不爱与人交往，也真的不想要孩子，因为他像他作品中的主人公一样，也不想生一个犹太孩子。

凯尔泰斯用德语写作，也翻译过许多德国哲学家的作品。有人说他毫无名气，虽然他成名确实算晚了一点，但并非无名小卒。他的作品在德国、法国和北欧读者甚众，并且荣获过多种国际文学奖，只是我们一直以来对东欧国家的文学关注得太少而已。研究他的作品，至少有两个问题值得我们深入的探讨：一是二战中犹太人的处境；二是德国纳粹主义形成的社会基础。纳粹对犹太人的种族灭绝政策使犹太人陷入绝境，然而，除了希特勒纳粹这些罪魁祸首以外，德国民族应该承担什么责任？其他歧视犹太民族的人们，还有那些见死不救的人们，他们又该承担什么责任？应该如何防止纳粹主义在今天死灰复燃？希特勒的极权主义在今天又会以何种形式出现？

凯尔泰斯的作品就相继有：长篇小说《无命运的人生》（许衍艺译，上海译文出版社，2003年；译林出版社，2010年）、日记体小说《船夫日记》（余泽民译，作家出版社，2004年）和《惨败》（卫茂平译，上海译文出版社，2005年），随笔集《另一个人：变形者札记》（余泽民译，作家出版社，2003年）、中篇小说《英国旗》（余泽民译，作家出版社，2003年）、电影剧本《命运无常》（余泽民译，作家出版社，2004年）、中篇小说《给未出生的孩子做安息祷告》（朱建飞译，上海译文出版社，2005年）。卫茂平、余泽民、刘学思、周明燕等都发表过相关的论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