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时期开启了对外开放的政治文化时代，也启动了1970年代末和1980年代中国文学和学术的黄金时代。东欧文学翻译和研究，经过10多年的沉寂，直到1970年代末之后，这种状况很快有了改观。在新时期10多年时间里，尽管对西欧与北美文学的译介日渐成为整个外国文学译介的主流，但译介对象在整体上获得不断扩大，东欧文学的译介传统也得以恢复。显克维奇等近代著名作家的译介进一步拓展[18]，还进一步译介其他东欧作家和作品。如阿尔巴尼亚诗人米吉安尼（Migjeni，1911—1938年）、保加利亚诗人瓦普察洛夫（1909—1942年）、罗马尼亚诗人考什布克（一译科什布克，George Cosbuc，1866—1918年）、罗马尼亚小说家马林·普列达（一译普雷达，Marin Preda，1922—1980年）、南斯拉夫作家伊沃·安德里奇（Ivo Andric，1892—1975年）、捷克作家哈谢克、伏契克等人的作品，都是1970年代与1980年代之交出版的具有影响的译作。[19]

也正是从那时起，开始呈现出翻译和研究齐头并进的勃勃生机。新时期的东欧文学翻译中，相当一部分是经典重译，也有许多新译得以问世。它们包括从捷克文直接翻译的哈谢克的《好兵帅克历险记》（星灿译）、伏契克的《绞刑架下的报告》（蒋承俊译）、马哈的《五月》（蒋承俊译），从波兰文直接翻译的显克维奇《你往何处去》（林洪亮、张振辉两个译本），从罗马尼亚文直接翻译的卡拉迦列的《卡拉迦列讽刺文集》（冯志臣、张志鹏译），马里安·米兹德里亚的《一封遗失的信》（李家渔译），萨多维亚努（Sadoveanu）的《中篇小说选》、《短篇小说选》（张增信译）和《什特凡大公》（陆象淦译）等。还有显克维奇的《十字军骑士》（张振辉、易丽君译）、莱蒙特的《福地》（张振辉、杨德友译）、普鲁斯的《玩偶》（张振辉译）、普列达的《呓语》（罗友译）、《世上最亲爱的人》（冯志臣、陆象淦、李家渔译）、安德里奇的《桥·小姐》、塞弗尔特的诗选《紫罗兰》（星灿、劳白译），还有兴万生翻译的裴多菲诗歌的多种选本等从原文直译的东欧文学作品，都在中国读者心中留下了深刻的阅读记忆。而且这些译本大都有长篇论文作为序言，对作家、作品都有精当和深入的研究和评析。

另外，也相继编译出版了一批反映东欧各国文学的选本。包括：《东欧短篇小说选》（人民文学出版社，1979年）、《东欧短篇小说选》（冯植生译，中国青年出版社，1988年），以及南斯拉夫的《南斯拉夫短篇小说集》（塔夫卡等著，作家出版社，1957年；人民文学出版社，1978年）、《美人鱼三姐妹：南斯拉夫民间故事》（王志冲编著，浙江人民出版社，1980年）、《皇帝的鬼耳朵：南斯拉夫民间故事》（云南人民出版社，1981年）、《南斯拉夫当代童话选》（贝洛奇·埃著，湖南少年儿童出版社，1982年）、《海盗的眼睛：保加利亚民间故事选》（知白译，新蕾出版社，1983年）、《保加利亚短篇小说选》（余志和译，新华出版社，1984年）、《南斯拉夫讽刺小说选》（努希奇著，四川人民出版社，1985年）、《婚礼：南斯拉夫短篇小说选》（安德里奇著，黑龙江人民出版社，1986年）、《南斯拉夫马其顿诗选》（托多罗夫斯基著，作家出版社，1988年）；匈牙利的《匈牙利民间故事选》（孙小芬编译，江西人民出版社，1982年）、《匈牙利童话选》（埃列克、贝奈德克著，河南少年儿童出版社，1985年）、《匈牙利短篇小说选》（张春风编译，新华出版社，1985年）、《匈牙利现代小说选》（德里·蒂博尔著，外国文学出版社，1984年）、《神秘的王后：匈牙利民间故事》（徐汝舟编译，云南人民出版社，1986年）；罗马尼亚的《罗马尼亚戏剧选》（张志鹏编译，外国文学出版社，1981年）、《罗马尼亚神话故事选》（郑庆耆编译，江西人民出版社，1982年）、《天上的摇篮：罗马尼亚文学作品选》（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3年）；以及《波兰现代短篇小说集》（亦波编译，中国广播电视出版社，1985年）、《湖美人：阿尔巴尼亚童话集》（谢尔科娃著，上海译文出版社，1995年）、《捷克斯洛伐克短篇小说选》（徐哲编译，新华出版社，1985年）等。

值得一提的是两套丛书。一是在上节提及的大型丛书“外国文学名著丛书”即“网格本”中，本时期终于有波兰普鲁斯的《傀儡》（上下册，庄瑞源译，上海译文出版社，1978年、1982年）和显克维奇的《十字军骑士》（上下册，陈冠商译，上海译文出版社，1978年、1981年），匈牙利裴多菲的《诗选》（兴万生译，上海译文出版社，1990年）和约卡伊·莫尔的《金人》（柯青译，人民文学出版社，1981年），保加利亚伐佐夫的《轭下》（施蛰存译，人民文学出版社，1982年），捷克卡·恰佩克的《鲵鱼之乱》（贝京译，人民文学出版社，1981年）等6部译著入选。二是由中国社会科学院外国文学研究所和重庆出版社特选编出版的《东欧当代文学丛书》。丛书重点介绍东欧各国当代文学创作中的名篇佳作，特别是1980年代的近作，选材注重思想性和艺术性，同时兼顾各种流派和各种艺术风格。其中包括：保加利亚古利亚什基大家《怪人》（1989年），捷克斯韦达的《情与火》（1990年）、扬·聂鲁达的《小城故事》（1990年），南斯拉夫安德里奇的《五百级台阶：南斯拉夫小说选》（1990年）等。

1989年底，东欧国家先后发生剧变，共产党政府纷纷垮台，社会主义制度遭到抛弃。这一剧变深刻影响并改变了东欧国家的历史进程和发展模式。这种影响和改变自然会波及社会的各个领域，包括文学。东欧剧变后，我国对东欧文学译介再一次面临困境：学术交流机会锐减，资料交换机制中断。一时间看不到报刊，看不到图书，看不到必要的资料，没有出访机会，这对于文学翻译与研究几乎是致命的打击。这种局面持续了好几年，到后来才逐渐得到改观。而此时，不少东欧文学研究者已进入老年。翻译和研究队伍已青黄不接。曾经人丁兴旺的中国社科院东欧文学研究室，也随着最后一位研究者的退休而不复存在。

但是，这一次挫折毕竟不同于1960年代的政治动荡，和以往不同的是，这一次的困境并没有导致东欧文学译介的停滞，而是某种沉淀。沉淀有助于走向深入，进行反思。事实上，随着世界格局的变化和全球现代化进程的展开，中国与东欧间在政治、经济和文化方面似乎又同样面临了后冷战时代的文化困局和文化生机，相互间有着许多特殊的关联，也因为这种种关联，使中国与东欧文学的交流和相互关系，又在新意义上找到了新的契合，体现了某种共同的节奏、相似或相关的展开方式。因此，尽管在1990年代初一段时间内，东欧文学译介遭遇了一些问题，翻译和研究依然在进行，只是节奏放慢了一些，不久之后，作为外来文学译介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东欧文学的译介逐渐趋于正常，相应地研究更加深入和系统（容后节详述），从而使新中国后30年的东欧文学译介与研究在整体形成了热潮。

作品翻译方面，在一系列大型外国文学翻译作品丛书中，以东欧及其各国分卷的形式出版了一批译作。如由作家刘白羽署名主编的《世界反法西斯文学书系》中，分别由杨燕杰、林洪亮等主编的保加利亚卷、阿尔巴尼亚—罗马利亚卷、波兰卷、南斯拉夫卷、捷克—匈牙利（五卷本，重庆出版社，1992年）、《世界散文随笔精品文库·东欧卷》（林洪亮、蒋承俊主编，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3年）、《我曾在那个世界里》（蒋承俊选编，河北教育出版社，1995年）、《世界短篇小说精品文库·东欧卷》（张振辉、陈九瑛主编，海峡文艺出版社，1996年）、《世界经典戏剧全集·东欧卷》（林洪亮编译，浙江文艺出版社，1999年）、《世界诗库》（第5卷：俄罗斯—东欧卷，飞白编译，花城出版社，1994年）、《世界短篇小说精品文库·东欧卷》（柳鸣九编，海峡文艺出版社，1996年）、《世界经典散文新编·东欧卷》（冯植生主编，百花文艺出版社，2000年）、《东欧国家经典散文》（林洪亮主编，上海文艺出版社，2005年），以及《捷克幽默笑话》（海华编译，外国文学出版社，1991年）、《祖国母亲爱情：匈牙利著名诗人诗选》（许强编译，当代世界出版社，1999年）、《断头台》（中外文学名著读本·东欧卷，蔡茂友编译，收入俄苏东欧文学作品60多篇，今日中国出版社，1994年）、《世界童话经典》（东欧·南欧卷，浦漫汀编，春风文艺出版社，1996年）、《世界寓言经典·东欧卷》（吴庆先编，春风文艺出版社，1997年）等。

另外还有：《呼唤雪人》（林洪亮译，漓江出版社，2000年）、《诗人与世界：维斯瓦娃·希姆博尔斯卡诗文选》（张振辉译，中央编译出版社，2003年）、《无命运的人生》（许衍艺译，上海译文出版社，2003年）、《伊凡·克里玛作品系列》（五卷本，星灿、高兴主编，中国友谊出版公司，2004年）、《安娜·布兰迪亚娜诗选》（高兴译，河北教育出版社，2004年）、《世界美如斯》（杨乐云等译，中国青年出版社，2006年）、《塔杜施·鲁热维奇诗选》（张振辉译，河北教育出版社，2006年）、《河畔小城》（杨乐云、刘星灿、万世荣译，中国青年出版社，2007年）、《一个女人》（余泽民译，上海人民出版社，2009年）等。(www.daowen.com)

从外国文学期刊的角度看，《世界文学》杂志一直在孜孜不倦地译介东欧文学作品。它先后推出的《斯特内斯库小辑》、《鲁齐安·布拉加诗选》、《塞弗尔特作品小辑》、《米沃什诗选》、《赫拉巴尔作品小辑》、《米兰·昆德拉作品小辑》、《希姆博斯卡作品小辑》、《凯尔泰斯·伊姆雷作品小辑》、《贡布罗维奇作品小辑》、《埃里亚德作品小辑》、《齐奥朗随笔选》、《霍朗诗选》、《克里玛小说选》等在艺术性和思想性上都具有一定的分量。有些作品甚至引起了读书界、评论界和出版界的高度关注和热情呼应，比如赫拉巴尔、齐奥朗两位的作品。

《世界文学》1993年第2期重点推出《捷克作家博·赫拉巴尔作品小辑》，收入中篇小说《过于喧嚣的孤独》、短篇小说《中魔的人们》和《露倩卡和巴芙琳娜》以及创作谈。赫拉巴尔，一个真正有捷克味的小说家。说到赫拉巴尔，笔者总会想到哈谢克。在笔者的心目中，他们都是十分亲切的形象。赫拉巴尔也确实受到过哈谢克的影响。但他比哈谢克更精致、更深沉，语言上也更独特和讲究。他的《过于喧嚣的孤独》是其最有代表性的小说，篇幅不长，译成中文也就八万多字。小说讲述了一位废纸打包工的故事。一个爱书的人却不得不每天将大量的书当作废纸处理。这已不仅仅是书的命运了，而是整个民族的命运。我们同样遭遇过这样的命运。小说通篇都是主人公的对白，绵长、密集，却能扣人心弦，语言鲜活，时常闪烁着一些动人的细节，整体上又有一股异常忧伤的气息。因此，我称这部小说为“一首忧伤的叙事曲”。这种忧伤的气息，甚至让读者忘记了作者的存在，忘记了任何文学手法和技巧之类的东西。这是文学的美妙境界。《赫拉巴尔小辑》出版后，赢得了众多读者的喜爱。中国青年出版社编辑龙冬在读到赫拉巴尔作品后，顿时被吸引住了，不久便开始考虑出版赫拉巴尔作品。版权、翻译等事宜费了一番周折。终于，从2003年起，《赫拉巴尔作品集》陆陆续续与中国读者见面了。作品集包含了《我曾侍候过英国国王》、《我是谁》、《传记三部曲：林中小屋》、《传记三部曲：婚宴》、《传记三部曲：新生活》、《过于喧嚣的孤独·底层的珍珠》、《巴比代尔》等。星灿、杨乐云和万世荣参加了翻译。译者都是捷克文学专家和翻译家，对作品的把握准确、可信。星灿的序言也为读者提供了不少信息，大致勾勒了赫拉巴尔的创作景象。读者的反响出乎出版社的意料，既产生了社会影响，又带来了经济效益。这真是一个不小的惊喜。

齐奥朗可以算是20世纪世界文坛的一大怪杰，一辈子过着一种近乎隐居的生活，在孤独中写下了大量哲学和文学作品。他从罗马尼亚移居法国后，一直用法语写作，文笔清晰、简洁、优雅，字里行间不时地会流露出黑色幽默的色彩。他的大量箴言很有特色和深度，各种话题都涉及。他还写有不少有关当今一些大作家的文字。他的文字与其说在叙述、在评论，不如说在剖析、在挖掘，独特，无情，直抵本质。齐奥朗在欧美文坛早就出名，但国内却一直没有介绍过他的作品。《世界文学》1999第6期刊登了《齐奥朗散文六篇》，其中既有箴言，也有笔记，还有一些评论。小辑出来后，立即引起了一些读者的注意。诗人寒烟在《值得人活下去的成长》一文中表达了对这位作家的喜爱：“终于，我也能读到带来终结意义的齐奥朗了。”

《世界文学》之所以一直关注东欧文学，与它几十年的传统有关，与中国和东欧国家共同的经历有关，自然，更主要的还是与东欧文学丰富的资源有关。进入改革开放时期，《世界文学》更注重作品的艺术性、思想性和经典性，将文学价值提升到了一定的高度。如此，我们便通过这个窗口，目睹了一大批真正有价值的外国作家的文学风采。在《世界文学》的带动和倡导下，其他外国文学期刊如《外国文艺》、《译林》、《国外文学》等也不同程度地翻译了东欧文学作家作品。

从译介的影响角度看，这段时间内，捷克文学的翻译是一个重点。中国青年出版社成功地出版了赫拉巴尔、塞弗尔特的作品，特别是自1980年代后期开始的米兰·昆德拉的译介，使捷克文学热在中国读书界悄然掀起。另外，新时期之后获得诺贝尔文学奖的东欧作家也先后成为译介的焦点，这部分内容将在下节一并详述。

尽管与欧美其他语种与国家的文学译介相比，东欧文学的译介始终处于相对边缘的状态，在读者中的关注度也不及前者，但在日益多元化的文化与文学环境中，仍有少数有识之士积极投身东欧文学的翻译推介，也受到不少有心的读者的欢迎。最后需要提及的就是21世纪由《世界文学》副主编高兴先生主编的“蓝色东欧丛书”，由花城出版社出版，2012年已经推出了第一批书目，已经出版的由阿尔巴尼亚伊斯梅尔·卡达莱的《谁带回了杜伦迪娜》（邹琰译）、《错宴》（余中先译）、《石头城记事》（李玉民译）、《梦幻宫殿》（高兴译）；罗马尼亚的加布里埃尔·基富的《权力之图的绘制者》（林亭、周关超译）和《罗马尼亚当代抒情诗选》（卢齐安·布拉加等著，高兴编译），随后还会有更多的东欧优秀文学作品被译介。这一套丛书，可以说是继前述的“网格本”和“东欧当代文学丛书”之后的又一套成规模、有影响的东欧文学译介的最新成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