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作为新中国文化建构的重要组成部分，文学翻译和研究事业得到了重视。尤其因同样面临着主权独立以后特定的现代化处境与任务，还有政治意识形态的相似性，以及在国际冷战格局中所处的相同阵营（保加利亚、罗马尼亚等国最先承认并与新中国建交），使中国与东欧间的文化和文学交往获得新生的政府机构的大力支持，作为全国文学艺术界领导人的周扬与茅盾，在新中国成立之初，针对引进外国文学的资源问题，提出了加强对苏联和其他新民主主义国家文学的学习和介绍主张。

中国与苏联以及东欧国家在政治意识形态和经济贸易密切关系，相互之间往来频繁。在1966年“文化大革命”开始之前的17年里，仅东德之外的东欧7国的古典（19世纪前）文学作品翻译就有80多种单行本，共涉及100多位作家的300多个篇目，同时还有多种以国别形式编译的现代中短篇小说集问世。因而使五六十年代的东欧文学译介形成了第三次热潮。尤其是在1950年至1959年间，东欧文学作品源源不断地被译成了汉语，掀起了东欧文学翻译的又一个高潮。

这期间的东欧文学翻译作品中，以现代小说居多。仅罗马尼亚小说就翻译出版了26部。时隔几十年，一些中国老作家依然记得萨多维亚努（M.Sadoveaun）的《安古察克店》（李伧人译，新文艺出版社，1955年，自法语转译）、《百花岛》（钱金泉译，作家出版社上海编译所，1964年）、《泥棚户》（黎声译，平民出版社，1952年；赵蔚青译，作家出版社，1955年）、《漂来的磨房》（方煜译，上海文艺出版社，1959年，自俄语转译）、《斧头》（朱惠译，新文艺出版社，1957年）、《战争故事》（赵蔚青译，作家出版社，1956年）、《马蹄铁·尼古阿拉》（冯俊岳译，上海文艺出版社，1959年，自法语转译）等小说，以及儿童故事《倔强的驴子》（徐朴译，少年儿童出版社，1956年）等。当时进入中国读者视野的东欧作家还有罗马尼亚作家格林内斯库、爱明内斯库、阿列克山德里、谢别良努；波兰作家奥若什科娃、柯诺普尼茨卡；南斯拉夫作家乔比奇、普列舍伦；捷克斯洛伐克作家狄尔、聂姆曹娃、马哈、爱尔本等等。

其中，罗马尼亚剧作家扬·路卡·卡拉迦列的代表剧作《失去的信》，就是当时所译介的优秀作品。曲折多变的情节，辛辣尖锐的笔锋，妙趣横生的语言，滑稽可笑的人物，所有这些确保了《失去的信》的艺术性、思想性和战斗性。一百多年来，该剧始终是罗马尼亚各大剧院的保留剧目，一直受到广大观众的喜爱，已成为罗马尼亚戏剧中的经典。当这部剧作于1953年同中国读者见面时，同样受到了热烈欢迎。5年后，它还被武汉人民艺术剧院搬上了舞台。此外，波兰诗人密茨凯维奇的《阿喀曼草原》，捷克小说家狄尔的《吹风笛的人》，捷克诗人爱尔本的《花束集》，捷克女作家聂姆曹娃的《外祖母》，捷克小说家哈谢克的《好兵帅克》，捷克诗人马哈的《五月》，波兰作家显克维奇、普鲁斯的不少小说和散文等也都具有相当高的艺术价值，不愧为东欧文学中的经典。

此外，这期间还出版了多部短篇小说选集译作。它们包括1950年代：《保加利亚短篇小说选》（伐佐夫等著，陈登颐、邱威译，上海光明书店，1952年）、《南斯拉夫短篇小说集》（塔夫卡等著，作家出版社，1957年，1978年重印）、《新波兰短篇小说集》（彭塔克等著，上海光明书局，1954年）、《阿尔巴尼亚短篇小说集》（恰奇等著，上海新文艺出版社，1956年）、《七个小钱：匈牙利短篇小说集》（马拉·费令兹著，少年儿童出版社，1957年）、《罗马尼亚现代短篇小说选集》（两卷，包格查·罗著，新文艺出版社，1957年）、《旧日的保加利亚人》（卡拉维洛夫著，海岑、黛云译，上海新文艺出版社，1957年，1984年重印）。1960年代以后还有《阿尔巴尼亚短篇小说集》（斯巴塞等著，作家出版社，1961年）、《在国境线上：阿尔巴尼亚短篇小说》（卡费泽齐·卢著，上海文艺出版社，1963年）、《阿尔巴尼亚现代短篇小说集》（农达·布尔卡著，作家出版社，1964年）、《阿尔巴尼亚短篇小说集》（舒特里奇著，人民文学出版社，1973年）等翻译出版。除小说外，译作还有诗歌、戏剧、童话等文体。如《阿尔巴尼亚诗选》（萨科·恰佑比等著，上海文艺出版社，1959年）、《捷克诗歌选》（郄霍著，晨光出版社，1950年）、保加利亚《波特夫诗集》（杨燕杰、叶明珍译，人民文学出版社，1956年）、《小花牛：匈牙利三幕六景喜歌剧》（中国戏剧出版社，1957年，自德语转译）、《东欧民主国家童话集》（Краснова著，北新书局，1953年）、《历史的教训：保加利亚电影故事》（李直编译，中国电影出版社，1958年）。值得一提的是东欧民间故事的译介：《唱歌的树：波兰民间故事》（鲍兰任尼斯卡著，作家出版社，1958年）、《不屈的好汉们：捷克斯洛伐克古代传说》（依腊谢克著，少年儿童出版社，1955年）、《捷克民间故事》（捷耳陀维奇著，少年儿童出版社，1954年）、《捷克斯洛伐克民歌集》（雷曼编译，音乐出版社，1960年）、《匈牙利民间故事》（吉达施著，少年儿童出版社，1953年）、《阿尔巴尼亚民间故事》（王易今编译，少年儿童出版社，1962年）。

总之，这一时期的东欧文学译介体现了如下明显特色：

第一，政府力量的推动大大加强了双方的人员来往和信息交流，文学译介的数量剧增，范围也拓展到包括电影等新兴艺术[16]；在大学逐渐设置了东欧语言文化专业，培养了一批专业人才，他们便相继成为中国与东欧文化交往和文学译介的中坚。在此之前，东欧文学作品大都由日、德、英、法、俄、世界语等语言转译成汉语，基本上都绕了一个弯，有些还绕了几个弯。介绍和研究文章也都是根据二手或三手材料而写成的。艺术性和准确性都有可能遭到损害。这自然只是无奈之举和权宜之计。因为，很长一段时间，我国根本没有通晓东欧国家语言的人才。新中国成立后，为了更好地进行文化交流，国家先后多次选派留学生到东欧各国，学习它们的语言、历史和文化，培养了一批专门从事东欧文学教学、翻译和研究的人才。后来，这些人才主要集中在北京外国语学院东欧语系和中国社会科学院外国文学研究所。外国文学研究所东欧文学研究（组）室也应运而生。最鼎盛时，它几乎拥有东欧各语种的专家学者，他们中有：波兰文学的林洪亮和张振辉；捷克文的蒋承俊；匈牙利文的兴万生、冯植生和李孝凤；保加利亚文的樊石和陈九瑛；罗马尼亚文的王敏生；南斯拉夫文和阿尔巴尼亚文的高韧和郑恩波。此外，《世界文学》编辑部和北京外国语学院东欧语系等单位还涌现出了杨乐云、易丽君、冯志臣、陆象淦、李家渔等优秀的翻译家和学者。

第二，这一时期的东欧文学在译介途径上也大多从原语直接译入；在译介方式上也与英、法、俄、德等主流西方语种的文学译介一样，逐步建立起一定的翻译规范。于是，从1950年代末开始，人们就从《译文》（1959年后改名为《世界文学》）上陆续读到一些直接译自东欧语言的文学作品，一些介绍文章也都出自第一手材料，如上所述的许多东欧文学作品得以翻译出版。(www.daowen.com)

第三，这时期东欧文学译介也明显受制于这种意识形态和国际关系的变化。由于政治因素的影响，所选择和译介的作品的艺术水准良莠不齐，不少作品的政治性大于艺术性，有些更是充满政治说教色彩，作品的题材也有明显的时代痕迹。如二次大战和农村集体化题材成为两大主要译介内容，尤其是后者，更与苏联文学这一共同的影响源有关。1950年代早期斯大林时代的结束，引起的苏联内部变革和东欧政治经济改革，由此引发中国与东欧之间在政治意识形态和国际关系上的摩擦乃至冲突。进入1960年代，由于中苏关系开始恶化，中国和东欧大多数国家的关系也因此日趋冷淡。“文革”期间，整个国家都处于非正常状态，东欧文学翻译和研究事业也基本处于停滞阶段。在10多年的时间里，东欧文学的译介活动充满各种波折和动荡，至1960年代中期后一度几乎中断，我们几乎读不到什么东欧文学作品，只看到一些阿尔巴尼亚、罗马尼亚和南斯拉夫的电影，如阿尔巴尼亚的《伏击战》、《第八个铜像》，罗马尼亚的《多瑙河之波》、《勇敢的米哈伊》、《齐波里安·波隆佩斯库》，南斯拉夫的《桥》、《瓦尔特保卫萨拉热窝》等，对我们了解到那些国家的历史和现实状况，起到了特殊的作用，也伴随了一代中国人的成长。

这也可以从1950年代启动编辑出版的外国文学“三套丛书”，即“外国文学名著丛书”、“外国文艺理论丛书”和“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丛书”的编目中看出。这一译介工程，是新中国成立后外国文学译介，当然也是东欧文学译介的标志性成果，它由冯至、卞之琳、罗大冈、戈宝权等著名专家学者参与制定选题，工程宏伟，而且目标明确，就是要让中国读者分享到外国的优秀文学成果，提高中国作家的艺术修养，丰富人民的精神生活。不过，在这一时期出版的外国文学译著篇目（即“网格本”）中，东欧文学作品仍然阙如，直至下一个时期的1980年代才有5部作品收入该丛书，仅占全套丛书150多部作品的一小部分。这除了东欧文学译介人才短缺，东欧文学在外国文学界相对欧美其他国家文学较为被忽视外，也反映了在意识形态限制下，当时东欧文学缺少艺术成就突出的译介对象这一困局。尽管如此，还是有一批优秀的作品被译介，丰富了新中国读者的世界文学视野。

这一时期的东欧文学研究，也体现了相应的特点，同时取得了重要的成就，为新时期的学术发展打下了重要的基础。新中国成立之前，有关东欧文学的研究以译述为主，且限于周作人、茅盾等少数有意引入弱小民族文学的新文学作家。周作人编译的《波兰文学一脔》（诃勒温斯基等著，周作人、沈雁冰等编译，商务印书馆，1925年）是代表性著作，尽管这一传统在巴金等部分新文学第二代作家那里得到了继承，但研究的范围、方式和途径并没有明显的突破，其中重要的原因，就是专业人才的缺乏。

新中国成立初期的1950年代，东欧文学的专业人才还没有走出校门，因此对东欧文学的研究，基本延续了之前的方式，多以翻译、编译为主，且多为从俄、英等语言转译，同时也以介绍东欧国家文学与文化的概况为工作重点。其中，在新中国成立之初，“中国人民对外文化协会”、“对外文化联络局”以及东欧国家驻华使馆等政府外交机构在译介东欧文学概貌中起到了重要推动作用。相继出版了：《捷克艺文选》（魏荒弩辑译，光华出版社，1949年）、《保加利亚文学所反映的民族解放斗争》（维塞林诺夫著，对外文化联络事务局，1953年）、《匈牙利的文学概况》（对外文化联络局，1953年）、《罗马尼亚二十三位作家介绍》（袁湘生编译，中国人民对外文化协会，1956年）、《东欧作家论）（纳尔凯维奇著，万紫、汤真译，新文艺出版社，1958年）、《波兰现代作家简介》（波兰人民共和国驻华大使馆文化新闻处，1959年）、《保加利亚的现代戏剧》（米列夫著，对外文化联络局，1954年）、《论捷克的散文》（玛耶洛娃著，对外文化联络局，1954年）、《捷克二大女作家》（对外文化联络局，1954年）等，还有师陀（《保加利亚行纪》，上海文艺出版社，1960年）等部分作家的旅行游记也承担了介绍东欧国家现实的任务。值得一提的是，1955年适逢波兰作家密茨凯维奇逝世百周年，相继翻译出版了《关于密茨凯维奇》，（（俄）吉洪诺夫著，李丁文译，新文艺出版社，1957年）、《亚兰·密茨凯维支传》（普鲁辛斯基著，王宗炎译，中国青年出版社，1958年，自英语转译）、《密茨凯维支评传》（雅斯特隆著，张闳凡译，人民文学出版社，1959年）等三部密茨凯维奇的传记著作。

到1960年代初期，随着中苏关系的冷淡乃至恶化，中国对东欧文学的译介也相应受到影响。在批判苏联“修正主义”的意识形态过滤下，对大部分东欧国家的文学都采取批判和排斥的态度，最后只剩下阿尔巴尼亚文学的有限作品还可以译介和公开出版。东欧文学的研究除了批判修正主义的一类外，也只有如《阿尔巴尼亚人民光辉的形象——谈〈渔人之家〉》（李超，《剧本》，1962年第1期）和《阿尔巴尼亚四诗人》（臧克家，《文学评论》，1965年第6期）等少数论述了。

值得一提的是，除上述东欧文学概况介绍与专题研究的译述工作外，有关东欧文学研究的基础性工作已经展开。首先是中国社科院外国文学研究所（前身为中国科学院外国文学研究所）和《世界文学》（前身为《译文》）编辑部先后编辑出版的一系列内部参考资料，前者包括《现代文艺理论译丛》、《现代文艺理论译丛》增刊、《外国文学现状》和《外国文学现状》增刊等；后者包括《世界文学参考资料》（前身为《外国文学情况汇报》、外国文学参考资料》）、《世界文学情况汇报》和《世界文学情况汇报副刊》[17]等，还有数量众多的“黄皮书”。1950年代中期至1960年代中期，正值中苏关系发生动荡，中国对东欧文学的态度与评价也从新中国成立初期的正面介绍逐渐趋于争议和批评，因此，在上述译介和研究出版物中，东欧文学自然也就成为重要的组成部分。另外，其他一些文化机构也积累了不少有关东欧文学研究的基础资料。比如，借国际性的纪念世界文化名人活动之机，北京图书馆在1955年编辑出版了《纪念世界文化名人密茨凯维支逝世一百周年：1798—1855》研究资料集。同年，广州中山图书馆也编印了资料索引《纪念世界四大文化名人》（包括席勒逝世150周年，密茨凯维奇逝世100周年，孟德斯鸠逝世200周年，安徒生逝世150周年）。同时，部分地方高校及研究机构也开始着手相关资料的编目整理工作，如杭州大学和浙江师范大学两校的中文系资料室联合编撰的《东欧文学参考资料索引》，就在1958年以油印本印行，全书16开，45页。这是笔者所见的最早有关东欧文学研究的专门资料索引。

特别需要指出的是，正是在1960年代初中苏关系和中国与东欧关系日渐紧张，东欧文学的译介与研究相对沉寂的状态下，现代著名诗人和学者孙席珍（1906—1984年）将其对东欧文学的研究成果以《东欧文学史纲》为题予以出版。孙席珍在1930年代就被鲁迅、钱玄同、刘半农称赞为“诗孩”，从16岁起发表诗歌，先后发表《稚儿的春天》、《黄花》等新自由诗数百首，还积极参加文学社团活动，创作散文、小说，小说《槐花》引起读者较大反响，被人称为“京华才子”，后参加“五卅”运动和“八一”南昌起义，是左翼文学运动的领导者之一。新中国成立之后，孙席珍历任南京大学、浙江大学、浙江师范学院、杭州大学中文系教授，先后著有《欧洲文学史》（中国大学出版部，1933年）、《日本文学史纲》（杭州大学，1959年）、《西欧文学史》（杭州大学，1959年）、《印度文学史纲》（杭州大学，1960年）等，是我国外国文学研究领域著名专家。他的《东欧文学史纲》也是在杭州大学执教时的讲义，后经整理于1961年由杭州大学出版社出版，是中国学者撰写的最早的东欧文学史著。孙席珍著作虽材料多来自英、法、日和世界语，以及中文译介，但筚路蓝缕，功莫大焉，在东欧文学在中国的译介与研究史上具有里程碑的意义。所有这些，都为下一个时期东欧文学的研究打下了基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