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上所述，在中国现代话语中，将东欧诸国并称并赋予特殊意义的历史并不太长。二战结束前，“东欧”并不意味着更多超出地域之外的涵义，也就是说，作为一个具有特定文化内涵之政治地理概念的“东欧”，同样是冷战格局形成后从外部（苏联）传入的。但是，东欧文学在中国的译介与研究，从而体现其整体的文化与文学意义，则早在20世纪初期就开始了。

关于东欧文学在现代中国的译介，相关研究比较系统的整理[2]，从已掌握的资料判断，东欧文学的中译起始于20世纪初叶，远远滞后于包括东欧在内的欧洲基督教文化在中国的传播。[3]1906年，吴梼从日文转译波兰作家显克维奇的小说《灯台卒》[4]，可能是最早发表的东欧文学的译作，由此开始了现代中国对东欧文学翻译的历史，之后经过近百年的翻译、介绍和研究的积累，中国的读者、学术界和文学界对东欧的了解在整体上也更趋于全面和深入。因此，早在20世纪初，中国读者就读到了显克微奇、密茨凯维奇、斯沃瓦斯基、裴多菲、约卡伊·莫尔、崛古立克等东欧作家的作品。李石曾、鲁迅、周作人、周瘦鹃等都是东欧文学翻译和介绍的先驱，鲁迅的功绩尤为突出。在《摩罗诗力说》中，除雪莱、拜伦、普希金、莱蒙托夫等英国和俄国诗人外，鲁迅着重介绍了波兰诗人密茨凯维奇，论及《先人祭》、《克里米亚十四行诗》、《格拉席娜》、《康拉德·华伦洛德》、《塔杜什先生》等多部作品。对于密茨凯维奇，鲁迅大加赞赏。不过，如果与西欧文学的中译相比较，东欧文学无论在数量还是在系统程度上，都有着明显差距。但作为一种外来文化和文学资源，东欧文学在现代中国又因其独特性而发挥着特别的作用和影响。

这一个多世纪的东欧文学译介历史，大致可以新中国成立为界分为前后两个时期。其间先后出现四次译介热潮，一是“五四”新文学运动前后（民国前至1920年代中期）；二是1930年代初至抗战初期；三是新中国成立后至“文革”爆发；四是“新时期”至今的35年。本章讨论的对象主要是后两个时期，前两个时期，虽然不是本章论述的主要对象，却是东欧文学在新中国译介与研究的基础和前提。这里借对20世纪东欧文学在中国译介的基本特点及其意义作概括性论述之机，在展开后两个时期的论述之前，先对前两个时期的概况做一个回顾。

20世纪上半期的东欧文学译介，开始于新文化运动的酝酿期，又在“五四”新文学运动前后形成第一次译介热潮。这表明，作为一种重要的外来文化和文学资源，东欧文学的译介和阐释一开始就直接参与了中国新文学的建构。几乎与吴梼从日文转译显克维奇小说的同时，远在法国的李石曾和留学日本的周氏兄弟，也同时关注着东欧文学。鲁迅（即兄周树人）在著名的《摩罗诗力说》（1907年）一文中，高度评价波兰作家密茨凯维奇、斯沃瓦茨基和匈牙利诗人裴多菲（Petöfi Sándor，1823—1849年）；李石曾从法语翻译波兰剧作家廖亢夫（Leopold Kampf，1881—1913年）的剧本《夜未央》（Le Grand Soir，1908年）；周作人则翻译了匈牙利作家约卡伊·莫尔的历史小说《匈奴骑士录》（1908年），而兄弟俩合译的《域外小说集》（1909年）则选译了两位波兰作家的6篇小说。[5]

“五四”新文化运动，倡导科学和民主，极大地促进了中国的文学翻译和介绍事业。在此情形下，东欧文学翻译和介绍，于1920年代至1930年代，又迎来了一次难得的发展机遇。茅盾、郑振铎、沈泽民、胡愈之、王鲁彦、冯雪峰、楼适夷、巴金等都译介过东欧文学作品。茅盾、郑振铎主编的《小说月报》除大力译介东欧文学作品外，还组织翻译过《近代波兰文学概观》、《近代捷克文学概观》、《塞尔维亚文学概观》等重要文章，为中国读者了解和研究东欧文学提供了宝贵的资料。茅盾更是常常亲自撰文，介绍和报道东欧文学。莱蒙特、普鲁斯、聂鲁达、萨多维亚努、伐佐夫、参卡尔等更多东欧作家被译介到了中国。甚至还有为数可观的东欧文学作品以单行本形式出版。其中包括显克维奇的《你往何处去》、莱蒙特的《农民》（4卷）这样恢弘的杰作。鲁迅等先辈倾心译介东欧文学有着明确的意图：声援弱小民族，鼓舞同胞精神。鲁迅本人就说过：因为所求的作品是叫喊和反抗，势必至于倾向了东欧，因此，所看的俄国、波兰以及巴尔干诸小国家的东西特别多。应该说，在国家苦难深重的时刻，这些东欧文学作品的确成为了许多中国民众和斗士的精神食粮，在特殊时期发挥了特殊的作用。

“五四”运动之后，另一位新文学重要骨干沈雁冰（茅盾）在其主编的《小说月报》发表了大量介绍东欧文学作品的文章。[6]此后包括郑振铎等一大批现代作家，都不同程度地相继参与了东欧文学的译介，其中以左翼阵营作家的居多。[7]他们对东欧文学的关注很大程度上是受周氏兄弟及茅盾等新文学主将的影响，因此倡导者明确的译介意图显得尤其重要。鲁迅、周作人和茅盾等文坛领袖，都力主对东欧文学的译介，以下三段话是他们最有代表性和影响力的表述：(www.daowen.com)

（当时）注重的倒是绍介，在翻译……特别是被压迫民族作者的作品。因为那时正盛行着排满论，有些青年，都引那叫喊和反抗的作者为同调的。……因为所求的作品是叫喊和反抗，势必至于倾向了东欧，因此所看的俄国、波兰以及巴尔干诸小国作家的东西就特别多。[8]

当时我所最为注重的是波兰，其次是匈牙利，因他们都是亡国之民，尤其值得同情，中国革命运动正在发达，我们也受了民族思想的影响，对于所谓被损害与侮辱的国民的文学，更比强国的表示尊重与亲近。[9]

凡被损害的民族的求正义、求公道的呼声是真正的正义的公道。……他们中被损害而向下的灵魂感动我们，因为我们自己亦悲伤我们同是不合理的传统思想与制度的牺牲者；他们中被损害而仍旧向上的灵魂更感动我们，因为由此我们更确信人性的沙砾里有精金，更确信前途的黑暗背后就是光明！[10]

不过，从上述引文也可以看出，在20世纪上半期的东欧文学译介中，除直接以东欧文学称之外，更多还是以“被压迫”、“被损害”、“被侮辱”及“弱小”民族文学等概念，来谈论和倡导非强势民族文学的译介和阐释，其中东欧诸国文学无疑是他们所理解的“弱小民族文学”的核心部分，因此对“弱小民族文学”的意义阐释和理解，同样适用于东欧文学。

这种传统一直延续到1930年代的第二次译介热潮。1930年代创刊的《文学》和《译文》[11]杂志成为译介东欧文学的重镇。前者在1934年推出“弱小民族文学专号”，其中包括茅盾《英文的弱小民族文学史之类》（署名冯夷）、化鲁《现世界弱小民族及其概况》等译介文章，并刊载包括波兰等东欧国家[12]在内的17个国家26位作家的28篇作品。而《译文》杂志更是将这一传统贯穿至20世纪后半期。[13]可以看出，20世纪上半期的东欧文学译介已成一种有意识的传统，其规模也可从具体数字反映出来。在《中国现代文学期刊目录汇编》[14]所收35年（1915—1949年）276种期刊中，就有74种（占26.81％）刊有东欧国家的文学简讯、作品翻译或介绍；作品总数为282篇（含重译），其中匈牙利111篇、波兰66篇、保加利亚55篇、捷克33篇，南斯拉夫和罗马尼亚各18篇。而《民国时期总书目·外国文学卷（1912—1949）》[15]收录期间出版的东欧文学图书有85种（包括重译和合集）。由于当时中国掌握东欧语言的人数匮乏，以上的译介活动，在途径上都借助于日、德、英、法、俄包括世界语等第三种语言转译而来，在译介方式上，改译增删的情况也较多见。这为新中国东欧文学的译介与研究奠定了基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