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为一种国际区域的划分，“东欧”是上世纪“冷战时期”所形成的一个特殊的政治地理概念，有着特定的政治和文化内涵。因此，按照欧洲当时的格局，政治意义上的“东欧”，实际包括了地理上的中欧3国（波兰、捷克斯洛伐克和匈牙利）、东南欧及巴尔干半岛4国（罗马尼亚、保加利亚、南斯拉夫和阿尔巴尼亚）和东德（德意志民主主义共和国）。自1990年代以来，这一地区的政治地理已发生很大的变化，上述8国迄今已分化或者归并为13个主权国家。对此，晚近的英、美政治学界对“东欧”概念及其所指曾有过不少的相关论述。有人早就预言，“东欧”这一术语，将来很可能被“中欧”和“巴尔干欧洲”这两个术语所替代。的确，以西欧强势国家的眼光看来，东欧国家始终没有形成一个鲜明统一的国际形象，因为它在历史上有好几个世纪都被看作是“东方”四大帝国（德意志、哈布斯堡、俄罗斯和奥斯曼帝国）的一部分，因此，它甚至在国际上或全世界范围内被认为没有什么特别鲜明的民族特性。同时，除匈牙利和波兰外，这个地区对于欧洲来说也是“遥远的”、“陌生的”。但若换一个角度看，东欧诸国极其特殊的地理位置，以及这一地区的政治版图在世界近现代历史中始终变化不定的特点，本身就是东欧诸国在历史演变中所体现出来的共同特性，它至少反映了特定时期的特殊历史现象。

事实上，东欧地区在近代以来虽分属不同的民族国家，但从历史进程、地缘政治到文化传统，都有着明显的相似性和关联性。当西欧在16至17世纪期间启动资本主义现代化的进程时，东欧诸国几乎都处于被外族占领的屈辱地位，尽管在19世纪中叶先后取得了民族自主并启动了现代化进程，但与西欧诸国相比，其现代化的外激性、滞后性和非自主性是共同的。在这个意义上，他们拥有相似的国际境遇、现代化进程和民族历史记忆。从地理位置看，东欧诸国同处贯通欧亚大陆之间的咽喉要道，又夹在俄、德、法等几个大国之间，因此，历来既是大国企图争夺、占领、控制或同化的对象，同时又分别受到西欧和俄苏的政治、经济和文化多重影响，这些影响之间又呈现出种种既相排斥，又相渗透的复杂关系。

近百年来，东欧这片土地经受了一次次的历史激荡：上世纪初的共产主义及苏维埃运动，两次大战的烽火硝烟，特别是冷战时代两大国际阵营的长期对峙和意识形态的对立，使东欧诸国反复遭受强国的控制、侵略甚至瓜分。因此，抵抗列强的侵略、奴役与同化的企图，争取国家独立与自由，努力探索自主的现代化发展道路，一直是他们所共有的民族理想和民族性格。直到1990年代初，随着苏联解体所引发的一系列政治事变，东欧历史似乎开始了新的一页，以东欧国家为主体的华沙条约国纷纷进行体制改革，先后由原来的一党制演变为多党民主选举的议会制，进入21世纪后，又相继加入欧盟组织，几乎不约而同地完成了所谓“回归欧洲”的转型。

不过，从这种纷然的举动中，我们仍可看出他们在境遇、利益和选择上的共同之处。从文化角度看，东欧诸国同处东西文化交界地带，均有着深厚的历史文化传统，区域内各国间交往密切，文化习俗又相互影响，其民族文化也体现出明显的差异而又相近的特征。其具体表现是：一方面，东西方宗教文化在这个地区同时有着较大影响，基督教和伊斯兰教在这里都拥有各自的信众，具有程度不同的影响力。波兰、捷克、斯洛伐克、匈牙利等受西欧拉丁文化传统的影响较深，所以这里的居民大多信奉基督教；保加利亚多数居民则受东正教的影响；阿尔巴尼亚居民多信仰伊斯兰教，也有不少东正教和天主教徒；而罗马尼亚则以东正教徒居多，同时也有天主教和新教徒；南斯拉夫（即前南地区）更是由多民族组成，三种宗教同时交叉存在。这种多信仰并存的格局，使这个地区的宗教文化显现出差异又多元的混成特点。因此，在不同历史时期，东欧诸国都因不同历史机缘和文化中介，分别受到来自西欧和俄罗斯及亚洲等不同地区的文化影响。另一方面，东欧诸国尽管都有被外族占领或奴役、控制的历史，但自近代以来，她们又始终保有各自的民族特性和语言、文字的民族独立性，发展了各自的文化传统，在历史、文化，特别是文学创造中积累了深厚丰富的成果。尤其是进入20世纪后，更取得了绚丽多彩的文学成就，为世界文学创造出许多杰出的作品。百年来，东欧地区已有7位作家获诺贝尔文学奖，其中波兰4人，塞尔维亚（属前南地区）、捷克和匈牙利各1人。[1]除此之外，在19、20世纪文学史中，还出现了波兰的密茨凯维奇（Adam Mickiewicz，1798—1855年）；匈牙利的裴多菲（Petöfi Sándor，1823—1849年）、约卡伊·莫尔（Jokai Mor，1825—1904年）和莫尔纳（Molnar Ferenc，1878—1952年）；保加利亚的埃林·彼林（Elin Pelin，1877—1949年）、伐佐夫（Ivanvazov，1850—1921年）、卢卡契（Ceorg Lukacs，1885—1971年）；捷克的恰佩克（Karel Capek，1890—1938年）、米兰·昆德拉（Milan Kundera，1929年生）和哈韦尔（Vaclav Havel，1936—1996年）等一大批具有世界声誉的作家。(www.daowen.com)

地缘政治的相邻、历史经验的相似和文化传统的亲缘关系，使东欧各国的文学，尤其是20世纪以后的文学，也呈现出一些共同的特性和发展脉络，而这些共同倾向，又同样与西欧，特别是东邻的大国苏联有着不可分割的联系。当然，文学是一种多元繁复的文化存在，即便是同一个作家，他在不同时期的创作，也不应以一种理论模式来加以概括，何况是整个国家和民族的文学，更何况是如东欧地区这样包括了多个民族的文学，何以用这种“整体性”和“统一性”的概念和方式去概括呢？这种概括又在多大程度上有其意义呢？所以，这种质疑当然也有其合理性的成分。因此，将“东欧文学”作为一个整体概念加以探讨，的确是在有限程度上体现其理论意义。但笔者同时认为，这种有限度的意义，在讨论中国与东欧文学的关系这个问题时，更具体地说，正是居于中国文学的主体立场，探讨东欧文学对于现代中国的意义，或者讨论文学东欧在现代中国的形象问题时，才体现其特殊的价值。进一步说，所有对民族文学关系的讨论，其实都蕴含着一个理论前提，即承认一个民族主体的某种程度的统一性，也就是将一个民族作为一个相对统一的整体看待，并认为它具有某种集体的意识和记忆，集体的文化性格以及对未来的共同向往，这是我们分析民族文学特点，探讨国际间民族文学和文化关系的起点，也是在中国学术语境中的讨论外国文学学术史的前提。这就意味着，这种讨论暂且搁置了民族整体内部的种种差异，包括时代、族群、区域、阶级和性别的不同，以及政治意识形态和宗教信仰的差别、审美态度和文学观念的个体特征等因素。而在讨论东欧文学对现代中国的意义问题时，这种相对“统一性”则更显其不可忽略的意义。

本章拟在分析东欧诸国的政治、地域和历史文化的相似性，及其对现代中国文化和文学的相近意义基础上，概述1950年代以来东欧文学在中国的译介、研究和接受情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