进入1990年代，市场经济体制的确立进一步激发了我国经济的活力，经济的繁荣稳定为学术研究的开展提供了强有力的支持。与此同时，中国与新西兰之间互派学者、交换资料并开展文学讨论会等形式的文化活动变得日益频繁。国内的新西兰文学研究也因此处于一片大好的氛围之中，并在1980年代译评的基础之上在平稳中继续向前发展。

一、研究概况

在翻译方面，1990年代我国共出版新西兰文学方面的译著6部[115]，各类期刊杂志发表译文29篇。翻译打破了以往主要移译新西兰小说、尤其是曼斯菲尔德短篇故事的局限，而开始拓展到曼斯菲尔德的小说、书信、日记、传记以及毛利神话与部落传说等多个领域。虽然这一时期出版的6部译著中有4部与曼斯菲尔德有关，但29篇期刊译文中却仅有3篇是译介曼斯菲尔德的小说[116]，其余的26篇则用于译介弗兰克·萨吉森、伊恩·夏普和弗朗西斯·庞德等20位新西兰作家。如果仅从期刊的译介走向来看，我们不妨可说：在“文革”结束之后30余年以来我国的新西兰文学译介中，1990年代成了一个历史的拐点：1980年代，我国各类期刊杂志总共登载新西兰文学的译文35篇，其中20篇与曼斯菲尔德有关。1990年代，这一比例变成了29：3。进入21世纪之后，这一比例则又迅速改写成了19：0。因此，这些期刊数字的变化从一定程度上说明，在伴随着新西兰文学译介总量逐年递减的同时，曼斯菲尔德逐步淡出、进而终至消失在期刊译介新西兰文学的历史舞台上。

以往国外曾经出版过不同种类的曼斯菲尔德作品选，但这些作品选集的编排往往缺乏一定的系统性和规划性，因此曼斯菲尔德“作品的中文译本在选用与编排上也没有系统和规划，以致中国读者对她作品的统一性认识不足，或者根本感觉不到”。[117]除此之外，在我国实际的读者阅读和学界研究中，曼斯菲尔德也往往“被看作英国作家。很少有人提起她出生在新西兰，即使有人提及，也往往不把这一点与她的作品联系起来”。[118]

对于曼斯菲尔德的作品选虽然版本众多但却难以尽如人意的现状，新西兰研究曼斯菲尔德的权威之一伊恩·戈登（Ian Gordon）做了一定的纠偏工作。1974年伊恩·戈登编辑出版了《未发现的国土——凯瑟琳·曼斯菲尔德新西兰短篇小说集》（Undiscovered Country：The New Zealand Stories of Katherine Mansfield）。这部小说选存在一种显而易见的统一性，因为它只收录曼斯菲尔德著作中涉及新西兰的短篇小说，这样的内容编排彰显了“维多利亚王朝晚期时候一个新西兰家庭的变迁经历”。[119]面对这么一种优秀的小说选本，为了“鼓励其他的译者，并促进加深中国广大读者对曼斯菲尔德及其作品的理解”[120]，在新西兰有关单位和人士的支持下，上海外国语大学新西兰研究中心在我国首次系统地译出了曼斯菲尔德的新西兰小说。

曼斯菲尔德的短篇小说在我国广为人知，但她的日记却少见有人提及。其实，曼斯菲尔德的书信日记不但是一个善良、敏感的女作家内心世界的自述，还是一篇篇优美的散文。“作家独具风韵的笔调在她的书信和日记中，表现得更加自如。记叙大自然的风光，抒发个人偶得之感慨，并非着意写来，却处处妙笔生辉。”[121]曼斯菲尔德的书信日记材料很多。以C.K.Stead的选本作为基本依据，陈家宁编成一本“部头小而内容丰富的”《曼斯菲尔德书信日记选》。编选时各个章节的内容有所侧重，但整个选集“侧重于女作家的创作活动，与文人的交往，对文学的见解和她对生活的感受”[122]。安东尼·阿尔珀斯（Antony Alpers）是新西兰著名的记者、传记作者、神话学家和曼斯菲尔德研究权威。他撰写的《曼斯菲尔德的一生》（The Life of Katherine Mansfield，1980）曾荣获1981年新西兰全国非小说图书大奖。该传记由冯洁音负责翻译，1993年更名为《一次轻率的旅行：凯瑟琳·曼斯菲尔德的一生》后交由上海知识出版社发行问世。《一次轻率的旅行》叙述了曼斯菲尔德的爱情、创作和经历，还记载了她与罗素、劳伦斯等名流不同寻常的交往。曼斯菲尔德的书信日记、传记以及新西兰小说的翻译出版，为国人进一步深入了解和研究曼斯菲尔德提供了丰富的资料。

1995年，在历时8年之后，四川师范学院（现西华师范大学）新西兰研究室的涂开益等翻译出版了《毛利神话与部落传说》。1980年代，国内新西兰文学研究界曾零星译介过一些毛利文学，但《毛利神话与部落传说》的中文版却首次系统地把毛利神话与传说奉献给中国读者。不管在当今时代遭到了怎样的解构，作为毛利人的心灵之工艺品，这些毛利神话与部落传说“如同在过去一样，今天依然雄辩地述说着一个伟大民族的种种价值观与渴求”。[123]1990年代，《外国文艺》、《世界文学》、《外国文学》、《当代外国文学》、《译林》等刊物也刊发了不少新西兰文学作品的译文，其中1992年第1期的《世界文学》还专门设立了大洋洲文学专辑。这一期的《世界文学》总共刊登了8个新西兰的短篇故事，它们依次为：萨吉森的《只打扰一下，谢谢》、奥·爱·米德尔顿的《初次冒险》、威·伊希玛埃拉的《紧握的拳头》、珍尼特·弗雷姆的《两鳏夫》、莫里斯·达根的《拉瓦蒂小姐的布鲁斯》、诺·希利亚德的《歌唱家》、菲·基德曼的《受伤害的人们》和朱·怀特的《浴室景观》。

在整个1990年代，我国新西兰文学研究中值得大书特书的一件事情就是虞建华推出了《新西兰文学史》。这是我国第一部、也是迄今为止唯一的一部新西兰文学史，因此有学者认为本书的出版“无疑是填补了国内的外国文学研究的一项空白，它必将为中新两国文化学术交流作出贡献”。[124]其实，上述的褒扬并非夸大其词。即使结合当时国际上新西兰文学史的编撰情况来看，虞建华的《新西兰文学史》的出版依然占据了一定的前沿位置。

麦考密克（E.H.McCormick）于1940年撰写的《新西兰文学和艺术》（Literature and Art in New Zealand）对于新西兰的文学概貌给予了最早的描绘。在此基础上，加以修订扩容的《新西兰文学概观》（New Zealand Literature，A Survey，1959年）在1990年前一直是新西兰国内唯一的一部文学史著作。但《新西兰文学概观》仅有薄薄的160余页，其文学记述截止到1958年年初为止，且对于1930年后新西兰文学创作留下的空间甚是狭小。不言而喻，与加拿大和澳大利亚至少拥有十几部鸿篇巨制的文学通史相比，新西兰文学史的叙述依然存在巨大的空间。进入1990年代之后，这种难以令人满意的情况稍微得到改变：1990年问世的《企鹅新西兰文学史》（The Penguin History of New Zealand Literature）把新西兰文学置于一个较为宽广的文化史、出版史和国际文学史的语境中进行了考量。但令人遗憾的是，《企鹅新西兰文学史》对于毛利文化、那些并不注重描写新西兰性的作品（如曼斯菲尔德和弗雷姆的创作）以及旨在颠覆新西兰民族身份的后现代创作关注甚少。1991年初版和1998年再版的《牛津新西兰英语文学史》（The Oxford History of New Zealand Literature in English）是迄今为止规模最大也最为权威的新西兰文学史。《牛津新西兰英语文学史》把大约40％的篇幅用于描绘1960、1970和1980年代的文学创作，并对1920年代和1930年代之前的新西兰文学重新作了价值评估，这在较大程度上弥补了麦考密克《新西兰文学概观》一书的缺陷。然而，《牛津新西兰英语文学史》并不以编年为序，且各个文类的叙述之间缺少横向的联系，读者因此很难从中看到新西兰文学发展的全貌。新西兰文学史的书写依然没有画上圆满的句号。

再从我国的情况来看，1980年代萧乾、文洁若、任荣珍、陈家宁等人在新西兰文学的翻译和研究方面都作出了一定的贡献。安徽大学的大洋洲文学丛书更是经常介绍和评析新西兰的作家与作品，这些无疑都是十分有益的工作。不过从整体来看，我国对新西兰文学的这些译评“总使人感到零敲碎打，不见全豹，缺少一幅相对完整的全景图”[125]。在这样的形势之下，中文版《新西兰文学史》的撰写就具有了不可否认的学术价值，而本书也顺理成章地获得了1995年国家教委第二届高校出版社的学术专著优秀奖。

《新西兰文学史》为中国读者和研究者设计撰写。作者前后历时将近5年，终于完成了这部近30万字的高质量的学术专著。该文学史具有如下特点：一是本书的撰写以时间为顺序，以新西兰历史发展、社会沿革、思想动荡或新思想的产生作背景，以新西兰文学家的创作活动和作品为依据，将新西兰文学史分作四个发展阶段来介绍。二是本书排除西方学者的种族偏见，不囿于国外新西兰文史书籍的传统观念，有说服力地论述了欧洲与毛利文化传统互相影响渗透，才使新西兰文学获得与任何其他国家所不同的鲜明个性。三是本书的覆盖面广，新西兰文学史上有影响的文学家基本都有涉及，一些对新西兰文学作出重大贡献的作家、诗人和戏剧家，还设立专章评述，从而使新西兰文坛不同时期的佼佼者都在书中各就其位，得到恰当的评价。

除了具有极高的学术价值之外，《新西兰文学史》的诞生还肩负着强烈的时代使命。1987年在新西兰政府的支持和资助下，上海外国语大学成立了新西兰研究中心。时任新西兰副总理的帕尔默亲自为中心揭幕，并祝愿新中之间文化交流不断发展。虞建华的《新西兰文学史》正是本着加深了解、互相学习的宗旨，意在将新西兰文化介绍给中国读者的诸多研究项目之一。当然《新西兰文学史》也并不能说是十全十美，由于问世时间较早及文学史撰写的性质限定，它对新西兰当代文学的勾勒难免显得略微有些粗疏。尽管存在这样的不足，但瑕不掩瑜，《新西兰文学史》依然是一部高质量的学术专著，它“让读者比较容易地了解新西兰文学是怎样开头的，又怎样在历史上形成一个个流变、潮涌，曲曲折折地走到现在”。[126]

除了上述译著和《新西兰文学史》，这一时期我国还出现了两篇以曼斯菲尔德为题的硕士学位论文，它们分别是武洪斌的《凯瑟琳·曼斯菲尔德写作主题的转变：从“悲观”到对“美”的寻求》（兰州大学，英语语言文学，1998年）和董欣的《凯瑟琳·曼斯菲尔德小说中象征性场景的应用》（北京大学，英语语言文学，1999年）。在整个1990年代，各类期刊杂志上发表了有关新西兰文学的译文29篇、论文79篇。1990年代，国内主要的新西兰文学研究者除了虞建华[127]外，还有赵友斌（译文4篇、论文11篇，共计15篇）、任荣珍（译文3篇、论文5篇，共计8篇）、耿宁（论文6篇）、付灿邦（论文4篇）、何亚惠（论文4篇）、熊建国（编著1部、论文2篇）等人。

这几人当中，任荣珍早在1980年代即已开始从事新西兰文学方面的翻译或研究。进入1990年代之后，任荣珍依旧辛勤地耕耘在新西兰文学的大花园里。赵友斌、耿宁、付灿邦、何亚惠和熊建国则是1990年代涌现出来的新西兰文学研究者，其中又以赵友斌和熊建国的成绩最为突出。赵友斌发表译文或论文的刊物档次规格高，自然影响也比较大。熊建国的贡献则在于编写了一本《新西兰文学作品选读》，该书与虞建华的《新西兰文学史》可以说互为补充，都是为了“较系统地介绍新西兰文学”，“满足广大读者开拓视野、启迪智慧、更进一步了解英语语言文学的需要”。[128]有一点需要指出的是，这时期研究者的知识结构进一步丰富完善，其中的赵友斌、耿宁和熊建国都有在新西兰求学或访学的经历。赵友斌现为国家留学基金委员会专家评委，1990年至1992年曾在怀卡托大学攻读英语语言文学研究生。耿宁于1990年至1991年在奥克兰大学做访问学者。熊建国在撰写《新西兰文学作品选读》期间，也曾于1987年至1988年在奥克兰大学和梅西大学进修。通过游学新西兰，这些学者不但开阔了视野，而且搜集了一些当时在国内难以接触到的宝贵资料，从而为提升我国新西兰文学研究成果的质量打下了坚实的基础。

1980年代，传播新西兰文学研究成果的主要媒介为大洋洲文学丛刊、《淮北煤炭师范学院学报》、《外国文学》和《译林》这四家刊物。进入1990年代，登载新西兰文学研究成果数量较多的杂志发生了较大变化。这一时期对于在中国传播新西兰文学研究贡献较多的媒介主要有9家杂志，它们分别是：《四川师范学院学报》（译文2篇、论文15篇，共计17篇）、《外国文学》（译文7篇、论文2篇，共计9篇）、《世界文学》（译文8篇）、《当代外国文学》（译文6篇、论文2篇，共计8篇）、《淮北煤炭师范学院学报》（论文7篇）、《外国文艺》（译文5篇）、《外国文学研究》（论文5篇）、《聊城师范学院学报》（论文3篇）、《菏泽师范专科学校学报》（论文3篇）。

在这9家杂志中，传播新西兰文学研究成果力度最大的当属《四川师范学院学报》。从1991年至1999年，该刊几乎每年都刊登相关论文或译文，显示了对新西兰文学持续跟踪的态势。西华师范大学当时设有新西兰研究室，赵友斌、付灿邦以及翻译《毛利神话与部落传说》的涂开益都曾任职于此。显然，《四川师范学院学报》在这一时期之所以极为关注新西兰文学，与该校存在这么一支研究团队密不可分。与1980年代只有《外国文学》和《译林》两家外国文学类核心刊物重视译介新西兰文学相比，1990年代则有《外国文学》、《外国文学研究》、《当代外国文学》、《世界文学》等在学术圈内影响较大的几家核心刊物都对新西兰文学的译评显示出了浓厚的兴趣。高规格的刊物自然无形之中扩大了新西兰文学研究在我国的影响。除此之外，1980年代就致力于传播新西兰文学译评成果的《淮北煤炭师范学院学报》一如既往地重视新西兰文学研究。《聊城师范学院学报》和《菏泽师范专科学校学报》对新西兰文学的关注则与耿宁有关。耿宁，山东菏泽人，任教于聊城师范学院（今聊城大学），《聊城师范学院学报》和《菏泽师范专科学校学报》上刊载的相关论文均出自耿宁之手。不过，《四川师范学院学报》、《淮北煤炭师范学院学报》、《聊城师范学院学报》和《菏泽师范专科学校学报》毕竟都是些普通的地方性刊物，这在一定程度上也削弱了上面刊载的这些新西兰文学研究成果的传播范围和影响力。

二、研究特点

1990年代国内的新西兰文学研究取得了不俗的佳绩，《新西兰文学史》的出版应该算是一项标志性的成就。此时国内的新西兰文学评介既有对新西兰文学全景的持续勾勒，也有视角多元的曼斯菲尔德研究，还有“新面孔”的出现与研究者视阈的扩大。与1980年代相比，1990年代的新西兰文学研究从整体上呈现出既有继承又有创新的特点。

（一）整体文学图景的持续勾勒

较之英美等西方大国的文学而言，新西兰文学此时在我国依然算是一块比较陌生的领域。所以，摆在国内研究者面前的一项迫切任务还是继续宣传介绍新西兰文学。与1980年代相比，此时从宏观上介绍新西兰文学的论文涉及面更广，其中既有针对新西兰文学发展历程的全景式描绘，也有分体裁专门论述新西兰小说、诗歌或戏剧创作的相对细化的局部勾勒。无论是全景式描绘还是相对细化的局部勾勒，与工笔画式的文本阐释细读相比，它们都在极力为国人描绘一幅新西兰文学发展的整体图景。

综观新西兰文学的发展进程之后，熊建国断定：新西兰文学尽管惊人杰作不多，但新西兰作家们毕竟创造了一个真正充满活力、值得学习、研究和借鉴的新西兰文学。新西兰文学主要是英语文学，而现实主义创作占据了其中的主导地位。新西兰英语文学的发展大致可以分为三个阶段：殖民地时期（1840—1906年），开拓、发展和丰收时期（1907—1945年）以及当代时期（1946年至今）。[129]赵友斌则将新西兰民族文学的发展分作四个阶段：殖民地时期、过渡时期、辉煌时期和当代时期。其中，赵友斌认为新西兰民族文学史上最繁荣、辉煌的时期出现在1930年代至1950年代。辉煌时期的新西兰民族文学呈现出不同于以往的特点，具体表现在如下四个方面：(www.daowen.com)

第一，文学主题转向闲适生活，转向社会底层；第二，作品中不再称颂“田园式天堂”，排斥了乐观基调，社会图景的颜色是灰暗的；第三，地地道道的典型新西兰人形象出现在作品；第四，创作风格独特，语言地方色彩浓厚。[130]

何昌邑和区林认为，新西兰文学的发展具有自身的民族特色，从开始之日起新西兰文化和文学就种下了多元文化的基因。虽然不同历史时期的作家和作品似乎各异，但其共同特征是在不同的程度上和从不同的角度反映了新西兰的多元文化冲突与融合，其文学发展的轨迹与其民族意识的建构相同步。[131]

在从具体文学体裁入手方面，任荣珍发表了4篇论述新西兰诗歌的论文。任荣珍认为，新西兰民族诗歌与新西兰民族文学运动互为影响，“新西兰30年代的民族文学运动哺育和造就了一大批诗人，诗人们又推进了民族文学运动的进程，使新西兰诗歌彻底告别了以往的模仿、因袭，摆脱了英国诗歌的影响，开创了一代民族诗风，朝着反映现实生活的方向发展”。[132]1970年代以来新西兰诗坛上出现了一片繁荣景象，针对新西兰诗歌史上发生的这第二次重要变化，任荣珍宣称：“从整体上来看，新西兰的诗歌创作是健康的、活泼的，目前正面临着一个自我调整和自我完善的新时期。”[133]与1930年代民族诗歌的兴起相比，近20年以来，“新西兰的诗歌已由多年来强调内容本土化转向对技巧风格的追求。就内容本身也由过去的乡村化转为都市化”。[134]作为一名女学者，任荣珍还极为关注新西兰的当代女诗人群体。尽管第二次世界大战后至1970年代中期新西兰女性诗人出现了断层，但在1970年代中期以后的20年中，新西兰诗坛出现了女诗人群星灿烂的喜人局面，而且至今其势头没有丝毫减弱。如果说1970年代中期女诗人作品的问世多少还得益于编辑者和出版商对她们的同情和扶植的话，那么1980年代乃至1990年代这批女诗人作品的数量和质量则完全抵消了这些感情因素。

短篇小说一直以来都是新西兰文学的主流，其短小灵活、精巧隽永的艺术形式历来颇受作家和读者的钟爱。尽管新西兰的短篇小说历史不算太长，但新西兰短篇小说家们使用这一小巧玲珑的艺术形式展现了新西兰各个历史时期的生活画面和新西兰独特的民族文化。与短篇小说和诗歌相比，新西兰的长篇小说则显得逊色许多。王晓凌指出，如果说20世纪前半叶新西兰小说家关注的还是个人与社会之间的矛盾，那么后半叶他们则把目光更多地投向了“作家与其自身的矛盾。小说的题材与艺术表现形式主要取材于作家赖以生存的自然环境，并以作家自己独特的思想、情感及心理积淀用现实主义的创作方法表现出来”。[135]在关注作品建构与创作技巧的同时，有相当一部分作品“已超越了新西兰的自然环境与社会环境，蕴藉了更多更宽泛的内涵意义”。[136]

长期以来，戏剧一直是新西兰文学史上比较贫乏的一页，然而在1970年代初却涌现出一批年轻有为的专业剧作家队伍。在他们的辛勤耕耘下，新西兰的“各种戏剧流派和戏剧形式都相当活跃。既有传统的现实主义，又有探索性的表现主义和印象主义，但现实主义仍是主流”。[137]与1960年代相比，1970年代涌现的剧作“更接近于生活，他们的作品更富有时代的节奏感和忧患感，更集中表现了新西兰人民日常生活中的喜怒哀乐和真善美”。[138]1970年代专业剧作家的崛起有着不可低估的历史意义，因为“这在新西兰戏剧史上是绝无仅有的，它标志着新西兰戏剧日益走向成熟”。[139]

（二）视角多元的曼斯菲尔德研究

在1990年代国内的新西兰文学评介中，曼斯菲尔德研究依然保持着领先的地位。在此期间，各种学术刊物总共发表了79篇有关新西兰文学的论文，其中仅探讨曼斯菲尔德一人的文章就占到了67.1％，总计有53篇。而在1980年代的时候，这一比例还是65.6％。[140]1980年代研究曼斯菲尔德及其作品的论文大致可以分为如下四种类型：剖析曼斯菲尔德的某一作品（12篇），探讨其小说艺术（6篇），把曼斯菲尔德与其他作家进行比较（2篇），介绍其生平（1篇）。进入1990年代，不仅研究曼斯菲尔德的论文数量激增，而且研究视角进一步多样化，学界或解读曼斯菲尔德的某部作品（18篇），综论其小说艺术（8篇），详解其小说的某一表现形式（6篇），或从女性视角展开评述（5篇），梳理曼斯菲尔德与中国作家的关系（3篇），探讨其语言艺术（2篇）等等不一而足。[141]

研究曼斯菲尔德具体作品的论文数量最多，总计18篇，涉及到曼氏的9个短篇小说，它们分别是：《花园茶会》（4篇）、《幸福》（3篇）、《布列尔小姐》（2篇）、《苍蝇》（2篇）、《金丝雀》（2篇）、《理想家庭》（2篇）、《已故上校的女儿》（1篇）、《阳阳与亮亮》（1篇）、《序曲》（1篇）。其中排名前三位的《花园茶会》、《幸福》和《布列尔小姐》在1980年代就有学者撰文探讨，其余的6个短篇则是1990年代才第一次有人写文剖析。

李践认为，《幸福》是曼氏影响最大，最引人注目的优秀作品之一。《幸福》的发表进一步奠定了曼斯菲尔德作为现代短篇小说家的基础，其中的犬儒主义和看破尘世的态度震惊了当时伦敦的上流社会，以至于曼斯菲尔德之后的作品未能产生同样强烈的效应。[142]赵友斌指出，曼斯菲尔德在《幸福》中观察敏锐，注重心理表现，不以叙述者出场，完全融入小说中三个主要人物的内心，用他们的语调和方式进行思考，恰到好处地用“梨树”去象征主人公勃莎那扑朔迷离的性变态，她的“幸福”带给她的只是不可名状的隐痛。[143]《序曲》描写了伯纳尔一家的日常生活，曼斯菲尔德在这部作品里大胆地进行艺术风格和写作技巧方面的创新。张金凤以《序曲》作为个案，评析了曼氏创造的新文体。张金凤宣称：《序曲》是曼斯菲尔德创作生涯和写作风格的转折点，她在小说中成功地融入了其他文学形式如戏剧、诗歌及非文学艺术形式如绘画的表现手法，从而极大地拓宽了小说这一艺术载体的内涵和容量。《序曲》以其独特的创作手法成为20世纪短篇小说创作的一大突破。[144]何亚惠从《理想家庭》入手，具体分析了曼斯菲尔德的现代派小说技巧的运用，以及她的现代意识在作品中的渗透。何亚惠指出，在这篇不足5000字的小说中，作者运用了意识流、人物视角和印象主义方法以及表现的“异化”现象等，描写了一个充满危机的所谓“理想家庭”，从而折射了资本主义社会里的重重危机和人与人之间的冷漠关系。[145]

曼斯菲尔德是短篇小说的艺术大师，这一点也引起了1980年代曼斯菲尔德研究者的关注。石雅芳发现曼斯菲尔德的小说创作存在一个多维的空间。曼斯菲尔德在小说中揉进了多种艺术手法，她在浪漫主义和现实主义的基础上探求适合新时代的表现手法，如人物心理的多种表现手段、象征手法以及气氛的渲染方面的印象主义手法等，恰如其分地刻画了她所处时代的人物的心态，从而使其小说在当时乃至现在都有着独特的魅力。[146]耿宁认为曼斯菲尔德的现代主义倾向表现在如下三个方面：淡化情节，探究心灵轨迹；突破传统模式，引入象征主义技巧；多层次的象征手法。[147]赵友斌和梁永洪指出，曼斯菲尔德以其小说成就在英语文学中占有独到的地位。曼氏的成就主要在于：她拓展了英语的表达力度，发明了一种崭新的小说体裁；她探索了人类情感经历的新领域，在文学创作中挖掘了非同寻常的、前所未有的认识生活、探索生活的新视角。[148]

除了综论曼斯菲尔德的小说艺术之外，还有些论者缩小选题，具体论述曼氏写作中运用的象征艺术、意识流和印象主义等具体技巧。赵友斌指出：在探讨象征主义运动对曼斯菲尔德的影响时，我们应该注意研究方法的选择：我们不仅应当从曼斯菲尔德的作品中去挖掘，而且还应当通过作家的书信、日记、读书札记去寻找作者心灵的记载，这样才能更好地洞察曼斯菲尔德一生中对象征“情有独钟”的缘由，也才能帮助我们更深入透彻地理解她的作品。[149]赵友斌还针对在曼斯菲尔德小说和书信日记中频频出现的“船”这个象征物展开讨论。赵友斌认为，“船”对曼斯菲尔德来说意味着：逃避、人生旅程以及对死亡、恐怖的轻视。[150]

从女性视角分析曼斯菲尔德、考察曼斯菲尔德与中国作家的关系及其作品中的语言艺术，这是1990年代国内新西兰文学研究中出现的一些新角度。曼斯菲尔德不是一位激进的女权主义者，有关曼氏的女权主义思想虽然很少见之于世，但其实在曼斯菲尔德几乎所有的作品中都有其女权主义思想的流露。何亚惠就曼斯菲尔德女权主义思想的成因、内容及其局限性陈述了自己的看法。何亚惠认为，无论是从社会层面上还是从心理层面上，曼斯菲尔德在女性本体失落后寻找回归的道路上作出了积极的探索。不过，曼斯菲尔德的女权主义思想过多地考虑到女性自身在逆境中的需求，没有在历史的长河中思索女性的位置，思索女人的真正价值和真正意义。[151]王雅华剖析了曼斯菲尔德小说中四种不同的女性心理：下层社会劳动妇女的孤独感及心理共鸣需要；未婚妇女的自我意识，自我否定和寻找真正自我；上层社会妇女的矛盾情感与其双重性格；上层社会妇女的幻灭感和对生活真谛的顿悟。[152]谢江南更是对曼斯菲尔德关注女性问题的创作作出了高度评价：曼斯菲尔德“对融注了自身经历和体验的女性生存窘境的思考以及为探索出路所作的苦斗，其独特性和性别文化方面的价值，或许远在他人之上”。[153]

徐志摩对曼斯菲尔德的人品和艺术推崇备至，两人之间的关系一直为人津津乐道。赵友斌和耿宁分别追溯了曼斯菲尔德与这位中国之音的关联。耿宁以为，探究曼斯菲尔德对徐志摩的思想和文学创作究竟产生了怎样的影响是一个颇为值得研究的课题。曾翻译过曼斯菲尔德小说的凌叔华有“中国的曼斯菲尔德”之称，沈从文和苏雪林都曾发现凌叔华与曼斯菲尔德的创作存在相似之处。基于这些相似和相近，李奇志对曼斯菲尔德与凌叔华的小说创作作了比较。杨芳和黄文海专门就曼斯菲尔德小说的语言艺术作了分析。黄文海从文体学角度出发，剖析了曼斯菲尔德作品语言的句构特点、叙述技巧和美学风格，指出曼氏小说的语言可以说是疏淡素雅，诗意盎然。杨芳发现，曼斯菲尔德的作品不以情节见长，追求的是语言艺术，在艺术上追求现实主义与浪漫主义相结合，在技法上运用口语体和内心独白、比喻、拟人、对比等手法。杨芳还指出，曼氏善于从各个侧面运用语言技巧。多种技法的使用、多层次的刻画、多角度的尝试，使语言表现力更丰富，因而形成了她多面体似的语言艺术风格。

（三）“新面孔”的出现与研究视阈的扩大

1990年代国内的新西兰文学研究中还出现了一些相对比较新鲜的面孔：弗兰克·萨吉森、珍妮特·弗雷姆、简·曼德、简·凯姆普、凯里·休姆、乔伊·考利和帕特里夏·格雷斯。之所以说是“新面孔”，是因为1980年代国内的期刊杂志虽然刊登过其中部分新西兰作家的作品译文或大洋洲文学丛书上发表过某些作家及其作品的介绍性文章，但在整个1980年代以新西兰作家或其作品为题名的期刊论文中，萨吉森等上述的7位作家从来没有出现过。在1980年代致力于分析新西兰某位作家或某部作品的论文中，曼斯菲尔德可以说是独步天下，只有虞建华的《新西兰作家约翰·马尔根和〈孤独的人〉》算是个例外。进入1990年代之后，虽然曼斯菲尔德的评介依然占据了绝对的优势地位，但我国新西兰文学的研究领域还是多少发生了一些细微的变化。在此期间，除了曼斯菲尔德之外，国内期刊上共发表了有关上述7位作家的9篇论文。他们分别是弗兰克·萨吉森（3篇）、珍妮特·弗雷姆（1篇）、简·曼德（Jane Mander，1篇）、简·凯姆普（Jan Kemp，1篇）、凯里·休姆（1篇）、乔伊·考利（1篇）和帕特里夏·格雷斯（1篇）。

尽管有关上述几位作家的论文数量还是偏少，但毕竟聊胜于无，它们还是多少显示出了研究主体视野的扩大以及对以往研究客体中备受忽视领域的关注。萨吉森在新西兰文学史上具有特殊的意义，他是促使新西兰文学发生转折的轴心人物。萨吉森是继曼斯菲尔德之后最重要的新西兰作家，也是新西兰国内第一位自觉地探索新西兰文学的作家和思想家。萨吉森本人的创作经历体现了新西兰作家创造民族文学的艰难历程。因此，解读萨吉森的作品“将有助于了解新西兰文学的特征，同时，也能帮助我们从不同的角度认识人类在现代社会中的处境”。[154]萨吉森在新西兰文学史上的地位可以比作美国文学史上的马克·吐温和澳大利亚文学史上的亨利·劳森。萨吉森将创作的视角转向小城市的下层阶级，“从社会的最底层发现了新西兰真正有价值的民族生活与民族性格”。[155]萨吉森以“一个道地的新西兰人的思维构思出新西兰的小说，并最早采用新西兰的民族方言来表达新西兰的生活素材”[156]，他为新西兰民族文学的开拓与崛起作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与曼斯菲尔德不同，萨吉森立足新西兰，以本国同胞为读者对象，“确定了一种以本土为背景的写作方式”。[157]除了发现新主题和表达新态度之外，萨吉森还致力于小说表达形式的创新，“他是首先寻求用恰当语言来处理新西兰生活素材的作家之一”。[158]萨吉森经常使用建立在本国语基础之上的简单口头英语，付之于每篇作品中的叙述者或主要人物：“没有一个前人如他那样对新西兰日常用语的词汇及韵律显示出如此敏感的鉴别力。”[159]

除了萨吉森之外，关于其余的6位作家各有一篇相关论文问世。珍妮特·弗雷姆是新西兰享有盛名的现代小说家和诗人。她的作品以用词精确见长，被誉为继“新西兰文学之父”萨吉森之后新西兰国内一位主要的小说家。珍妮特的第一部长篇小说《枭鸟真在叫》被新西兰评论界誉为“一百年来新西兰最杰出的小说”。[160]李宪平撰文对弗雷姆及其代表作《枭鸟真在叫》作了介绍。简·曼德是新西兰19世纪末20世纪初的一位重要女作家，她的《新西兰一条河流的故事》围绕着女主人公艾丽丝在十几年丛林生活中与其丈夫的生意合伙人大卫·布鲁斯之间的厌恶—同情—友谊—爱情的感情升华这条主线展开。朱光明就女主人公艾丽丝性格艰难的转变作了剖析。乔伊·考利是新西兰一位著名的当代女作家，《丝绸》可以说是这位多产作家的佳作之一，在相当程度上体现了她的创作风格。细读《丝绸》之后，简国儒认为这部短篇小说揭示了作者善于观察生活并从中悟出人生真谛的超前意识。故事以丝为题，以丝为线，丝恰似一条姻缘丝带把一对年近古稀的伴侣连在了一起。作者巧妙地用丝绸象征真实纯洁的爱，展现了美好的人生。帕特里夏·格雷斯是新西兰当代著名的毛利作家和儿童文学家，小说集《韦阿里基》全方位、多层次地描绘了毛利民族的各个方面，成功地展示了该民族的性格和精神。刘振宁指出，《韦阿里基》是所有毛利作家用英语创作的一大突破，它具有如下三个特点：体现了毛利民族的特色；风格避实就虚，语言朴实生动；塑造了典型的毛利人群像。[161]

詹姆斯·K.巴克斯特是新西兰的诗人和评论家，诗人西川解读了巴克斯特生前准备出版的最后一本诗集《秋之书》（1972年）。西川指出《秋之书》实际上是由48个诗歌片段组成的长诗。在该诗集中，诗人坚持着一种对于灵魂的持久的洞察力。在物质与精神之间，在自然与上帝之间，在淳朴的生活方式与灵魂深处的种种喜悦、疑问和恐惧之间，诗人找到了他独特的说话方式：他有血有肉地向我们展示了他那散漫的思维过程而不是思维结果。[162]罗洛和新西兰女诗人简·凯姆普有过一面之缘。罗洛认为，凯姆普的诗歌往往带有哲理性，她“不是对客观事物做过多的烦琐的描绘，而是用简洁明快的形象和语言，赋予对象以多层次的耐人寻味的含义”。[163]陈钦武和侯宁海对小说家凯里·休姆少为人知的诗歌创作作了探讨。陈钦武和侯宁海认为，休姆是一个地道的现实主义作家和诗人，她深深扎根于新西兰大地，与毛利人的脉搏合拍共振，从现实中提炼出诗情。此外，休姆还善于运用形象思维和抽象思维去选择新奇独特的意象，将其串联起来使之成为愉悦耳目、感人至深、清丽幽远的意境。[164]

受惠于1980年代学界前辈奠定的良好基础、学者负笈游学于新西兰以及与新西兰方面的学术文化交流，1990年代我国的新西兰文学评介继续得到了蓬勃的发展。此时，新西兰文学研究的从业人员已不再主要局限于安徽大学的大洋洲文学研究所，而是在地域的分布上显得更加分散，上海、四川、山东等地的学者也纷纷推出了一批相关研究成果。1990年代国内新西兰文学研究的视域进一步拓宽，研究的具体路径也进一步精细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