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1949年至1966年，也就是从新中国成立到“文化大革命”之前，我国的外国文学翻译研究工作遵循党的文艺方针，发扬“五四”以来新文学运动的光荣传统，跨入了一个蓬勃发展的新阶段，取得了巨大的成就。十年“文革”期间，一切正常工作都遭到了破坏，外国文学翻译研究亦不例外，因此本章探讨的“新西兰文学研究在中国发生、发展及其范式的沉潜期”主要涵盖的是“文革”前的17年。

一、译介概况

17年间，我国的外国文学译介工作本着“为革命服务，为创作服务”的原则，在重点介绍苏联和各社会主义国家的文学的同时，还对西方资本主义国家的文学给予了一定的重视。17年间，在内地特殊的政治文化语境中，翻译与政治的结合最大程度地凸现出来，“翻译活动也理所当然地处于当时社会大背景的掌控之中，而深深地刻上了时代的烙印”。[53]此时，在外国文学的翻译方面，我国遵循的指导思想是：既注意作品的思想性，又注重作品的艺术性；既要求为革命服务，也要求为创作服务。根据这一指导原则，我国在翻译西方资本主义国家的文学作品时，既重视介绍其优秀的古典文学遗产，又注意介绍其当代的进步文学。通过译介资本主义国家那些当代的进步文学作品，可以促使读者了解该国统治阶级对人民大众的压迫和剥削，了解资本主义国家的人民为争取光明和自由所进行的英勇斗争，以便激起当时我国的人民大众对帝国主义的仇恨和对外国被压迫人民的同情，从而使人们更加热爱我们的祖国。此时的外国文学翻译工作注重正确的思想倾向性，外国文学研究工作亦是如此。

新西兰身为英联邦的成员国，且不站在社会主义阵营一边。在那特殊的年代里，这种政治和主流意识形态的对立在很大程度上决定了新西兰文学在中国的译评状况。新西兰文学在新中国成立之前的译介中还曾形成一股小小的热潮，但在1949年新中国成立之后却几乎陷入了沉默。只有在1957年的时候，《旅行家》上刊登了一篇介绍诗人雷纳德·梅逊的文章，《译文》（今《世界文学》的前身）杂志上发表了曼斯菲尔德的三个短篇小说译文，这才避免了新西兰文学在此期间在我国惨遭零接受的“失语”命运。

1956年，著名剧作家马少波随同中国艺术团访问了新西兰。一年之后，马少波在《旅行家》上发表了题为《一朵冬天开的花——记新西兰诗人雷纳德·梅逊》的文章。在文章中，马少波对梅逊给予了高度的评价，说梅逊是“新西兰的天才诗人”，“写过很多美丽的诗篇”，“他能够诚实地反映人民的声音和人民的愿望”。[54]在马少波看来，梅逊是个是非分明、立场坚定的友人，他一方面“如此愤怒地无情地诅咒罪恶；然而在另一场合，他又为和平与友谊而尽情讴歌”。[55]马少波断定：梅逊之所以具有如此的立场，与其早年经历有关：“诗人的生活很清苦”，“他从母亲身上继承着反对种族压迫的斗争传统”。[56]梅逊是1930年代新西兰民族文学的先锋，一生创作的诗歌也不在少数。但根据马少波的判断，“梅逊发表过的诗，在新西兰最受读者欢迎的，是一九四三年当我国抗日战争进入反攻阶段时写的《中国》和抗美援朝时发表的《麦克阿瑟的眼睛》”。[57]在文章最后，马少波发出深情的感叹：“难忘啊，敬爱的梅逊，新西兰人民诚实的儿子中国人民的好朋友。”[58]

1957年第9期的《译文》刊登了曼斯菲尔德的三个短篇——《园会》、《巴克妈妈的一生》和《洋娃娃的房子》，并附有唐芸聪写的一篇“译后记”。在这篇幅并不算太长的“译后记”中，唐芸聪指出了曼斯菲尔德在短篇小说领域取得的艺术成就，声称曼氏身为“英国当时最优秀的短篇小说家”，其作品“独有自创的风格。她在短篇小说艺术上的革新，影响相当深远”。[59]如此寥寥数语之后，唐芸聪旋即从主题思想方面入手对曼氏的创作进行了一分为二的剖析。唐芸聪肯定了曼斯菲尔德的“如实地写生活”的创作理念，说“她看重的，原正是这种普通人民的意见”，“曼斯斐尔德对于资产阶级社会人与人之间的关系，却是观察入微，揭露深刻”。[60]在肯定其优点的同时，唐芸聪也没有忘记指出这位来自资本主义国家的女作家的创作缺陷：“她的题材，大半限于资产阶级的家庭生活。由于经验缺乏，写来写去，终未触及产业无产阶级这个新的社会力量。”[61]在“译后记”的最后，唐芸聪从阶级斗争的观点出发，点明了《园会》、《巴克妈妈的一生》和《洋娃娃的房子》这三个短篇小说具有的教育和警示意义：

《园会》深刻地揭示了资产阶级社会人与人之间的关系。劳拉是个出身富贵，然而心地善良的女孩子。由于这一天的特殊遭遇，她的对同胞的爱和对亲人的爱之间的冲突，追求眼前幸福的本能和舍己为人的善良愿望之间的矛盾纠缠在一起，达到了非解决不可的高潮。但是她无力解决。她那无忧无虑的童年的美梦从此打破了。人生是悲哀的。《巴克妈妈的一生》里充满了作者对被压迫的劳动者的真挚同情。忍受了一辈子痛苦的巴克妈妈，在被夺去了最后一点生活的希望之后，连一个哭诉的地方也找不到。《洋娃娃的房子》则写出了在资产阶级社会里，连天真无邪的孩子，心灵上也打下了阶级的烙印。[62]

二、译介特点：阶级意识主导下的形象建构

从1949年新中国成立到1966年“文化大革命”发动之前，我国对新西兰文学的译介虽然几近于无，但管中窥豹，犹然可见一斑。从这一篇文章和三篇译文中，我们多少还是能够看到当时我国译介新西兰文学的一些特点。(www.daowen.com)

梅逊和曼斯菲尔德之所以能进入当时我国外国文学翻译界和外国文学研究界的视线，其个中原因值得探讨。雷纳德·梅逊著有《乞丐》（The Beggar，1924年）、《老调重弹：1924—1929年诗选》（No New Thing：Poems，1924—1929，1934年）、《黑暗将会照亮：1923—1941年诗选》（This Dark Will Lighten：Selected Poems，1923—1941，1941年）等诗歌选集，他被阿伦·柯诺誉为新西兰“第一个完全具有创新性的、毫无疑问的天才诗人”。[63]查尔斯·多尔（Charles Doyle）也认为，“独立的新西兰诗歌始于1923年，即梅森发表《以人的姿态》那年”。[64]梅逊是一位优秀的新西兰诗人毋庸置疑，但马少波关注的与其说是诗人梅逊，还不如说是作为社会活动家和国际友人的梅逊。

梅逊实际上早在1941年就基本上终止了诗歌创作。此后的30年，他致力于忙碌的左翼活动，担任了新中友协的第一任会长和奥克兰劳工总联盟的助理秘书等职务。自1929年的经济大萧条开始，梅逊便转向了马克思主义。1941年至1956年间，梅逊为《挑战》和《人民之声》等左派杂志撰写了不少政论文章。应该来说，梅逊本人的思想立场与我国当时的主流意识形态比较吻合。此外，梅逊还身体力行地支持中国人民的革命和建设事业。早在抗日战争时期，梅逊就从从南太平洋向中国人民发出强有力的道义声援，推出了《一个老妇人的话》、《保卫稻田赶走小鸟舞》、《团结舞》和《伏虎舞》等作品。此外，梅逊还创作了广播剧《中国》（China，1943年），剧中表达了他对中国革命的兴趣。新中国成立后，梅森不顾当时新西兰国内和世界上反华势力的威胁，在新西兰发表演说以示对新中国的支持。1956年中国古典歌舞剧团访问新西兰时，梅森欣然接受邀请，在奥克兰华侨界为歌舞团举办的欢迎晚宴上致辞。翌年，梅逊还以新中友协首任会长的身份，带领新西兰艺术家代表团回访中国。在广州举行的告别宴会上，梅森即兴朗诵一首题为《千万个祝福》的告别诗，再次表达了诗人对中国人民的殷切期望和衷心祝愿。

国际友人的特殊身份、左倾的思想立场以及与中国上层人士[65]的切身接触均增加了梅逊在此时的中国得以介绍的筹码。即使单就梅逊的诗歌而论，马少波也丝毫未提梅逊诗歌的思想内涵及其将传统语言与现代口语融为一体的诗风，而只是强调了梅逊的阶级立场及诗人与中国的关联。其实，梅逊的诗歌固然常常表达人生失意的一面，“基调同表达社会抗议的现实主义文学基本一致”，但“梅逊的革命思想并不直接表现在他的诗歌中”。[66]梅逊的诗不但没有政治的火药味，相反“却时常使人感到弥漫着一种宗教气氛”。[67]关于梅逊诗歌的这些艺术特点，不知马少波了解多少或是否有意进行了选择过滤，《记新西兰诗人雷纳德·梅逊》一文对此只字未提。

此时曼斯菲尔德小说的译介也比较能说明问题。新中国成立之后，我们强调经济基础和阶级斗争对作为上层建筑之一的文学的决定作用。外国文学研究本身坚持阶级分析的方法：“具体说来，就是用阶级观点和历史主义观点分析历史上的西方文学现象，着重分析它们是属于哪个阶级、哪个时代的，是人民的文学还是统治阶级的文学。”[68]关于新中国成立后的十年我国在外国文学研究中运用的基本范式，卞之琳先生更是交代得再也明白不过：

我们从今日的高度看这些作品，本着“政治标准第一”的精神，首先分析其中的思想倾向，也就成为我们的特别迫切的课题……从开国十年来发表的外国文学评论和研究文章看来，只谈艺术不及思想的情形差不多可以说没有。[69]

卞之琳的说法同样适用于唐芸聪的曼斯菲尔德短篇小说“译后记”。只要细细阅读这篇“译后记”，我们就会发现里面充满了浓郁的批判色彩。揭露资本主义社会的丑恶并不是译者的终极目标，揭露的目的是为了从反面证明社会主义的进步性与合理性。在如此的语境之下，《园会》、《巴克妈妈的一生》和《洋娃娃的房子》里面包含的阶级成分自然被无限地挖掘和放大，它们在当时也就顺理成章地变成了教育国人认识资本主义腐朽的生动教材。

无论是梅逊还是曼斯菲尔德，他们的创作自然会与政治有着千丝万缕或明或暗的联系，声称作家的写作完全不受政治影响的说法纯属无稽之谈。尽管如此，对于上述两位颇负盛名的作家来说，政治构成了它们作品中的一个元素，但它却无法有效地诠释一个思想丰满多元的作家的全部。不过特殊的年代毕竟有特殊的要求，在新中国成立后的17年中，梅逊和曼斯菲尔德在我国均遭到了政治的重新解构和建构。此时，中国人更加在乎的是梅逊和曼斯菲尔德作品中的政治性或两人生活中与政治相关的部分。相比而言，文学成就此时已不再那么重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