虽然同属英语文学的范畴，但与英国文学和美国文学早在晚清时候就已被译介到中国相比[4]，新西兰文学在中国的传播日期要晚许多。但即便如此，伴随着“五四”以来我国掀起的译介外国文学的高潮，新西兰文学作为一种异域的思想资源在新中国成立之前也得到了相应的翻译和评介。

一、译介概况

1923年1月9日，脚踏英国和新西兰的双栖作家曼斯菲尔德不幸与世长辞。消息甫一传来，与曼斯菲尔德有过一面之缘的徐志摩就在《努力周报》（第44期，1923年3月18日）上发表诗作《哀曼殊斐儿》[5]，由此拉开了译介曼斯菲尔德和新西兰文学的序幕。徐志摩与曼斯菲尔德其实并无深交，但两人在伦敦短暂的会面却给诗人留下了极为深刻的印象，《哀曼殊斐儿》即是徐志摩心底哀思涌于笔端的产物。徐志摩将与曼斯菲尔德的会面说成是“那二十分不死的时间”，病榻之上曼氏的容颜对徐志摩而言宛如“仙姿灵态”。曼斯菲尔德的辞世让诗人不胜哀痛，他仿佛看见“一颗光明泪自天坠落”。[6]

继徐志摩的《哀曼殊斐儿》之后，陈西滢、沈雁冰、凌叔华等人也纷纷在报刊上或翻译曼斯菲尔德的作品，或撰文对其进行评介，由此掀起了译介曼斯菲尔德和新西兰文学的一股小小热潮。从1923年至1949年，我国出版曼斯菲尔德的小说选集或收录有曼斯菲尔德作品的小说集3本，各类期刊报纸共登载曼斯菲尔德作品的译文或评介性文章38篇。从文章发表或小说选集出版的时间分布来看，1923年至1930年间的这几年相对比较集中，总共达到了26篇／本，这在时间点上与徐志摩译介曼斯菲尔德的日期大致吻合。[7]从文章的种类来看，评介性文章数量最多，共有17篇，小说翻译以13篇的数量紧随其后，诗歌和书信日记的翻译则数量甚少。曼斯菲尔德在我国解放前译介的具体情况如下表所示：

从上表可以看出，此时国内对曼斯菲尔德的译介涉及面相对来说比较广泛，其中不仅包括介绍性的文章，还有对其小说、诗歌、书信和日记的翻译。甚至在1920年代的时候，国内就已推出了曼斯菲尔德的小说选集。不可否认的是，此时国内对曼斯菲尔德的介绍多为蜻蜓点水般的文字，但其中还是有几篇文章值得引起今人的注意。在一条名为《曼殊斐儿的文学批评》的文坛快讯中，赵景深介绍了曼斯菲尔德的小说评论集《小说与小说家》：

曼殊斐儿（Mansfield）从一九一九年四月到一九二零年十二月在“Athenaeum”上所作的小说评论，现已由她的丈夫穆雷将这些遗著收集起来，名为《小说与小说家》出版，凡论到一百二十个作家，按批评年月排列，不加选择。其中有些是无情的指摘，但却毫不恶毒；即称扬亦甚宽容。她要求的就是一个作家应该有创作力，无论如何小，应该加一点东西上去。[8]

赵文有些类似书商的广告宣传，但提及的却是当时世人极少关注的曼斯菲尔德的文学评论。

俞大絪和张友松的两篇文章具有一定深度，颇有些现代学术论文的味道。在《曼殊斐儿论》中，俞大絪先是分析了短篇小说的特质，继而介绍了曼斯菲尔德的生平，最后指出了曼斯菲尔德的文风及其对后世作家的影响。[9]因为觉得《英国曼殊斐尔小说集》的译文不尽如人意，翻译家张友松采用小说原文和徐译文对照的方式，以幽默诙谐的方式指出了徐译的不足。徐志摩认为，《英国曼殊斐尔小说集》“是他自己表示最可纪念的译品里面摘录出来的”。[10]但在经过反复比较之后，把翻译“当成文学作品的再创作”、强调翻译不仅要有“笔杆的活动”而且要有“心灵的活动”[11]方能传神的张友松却指出了徐译中存在的多处不足：

他给曼殊斐尔修改的地方，在他译的那一个集子（约二百页）里，当在三百处上下……此外还有些地方，诗哲干脆把原文删去一点，不过那也许是手民删去的，不一定能归功于诗哲……徐诗哲的译文与原著之不同，不消说，是修改，不是误译。[12]

除了译介曼斯菲尔德之外，新中国成立之前国内还出现了1篇有关新西兰诗歌的文坛快讯和1篇从整体上介绍新西兰文学的短文。1930年，汪惆然在《前锋月刊》的“最近的世界文坛”栏目中，简要介绍了一部即将出版的新西兰诗集《古晦之金》（Kowhai Gold）。在该文中，汪惆然首先对新西兰文学的特点进行了总结，认为新西兰“在文艺上倒也有不少的‘人杰’”，“它那种清新的格调特异的题材，是卓然另有一种可爱的风味的”。[13]其次，汪惆然介绍了当时我国对新西兰诗歌的接受情况，声称“对于纽西兰的诗，我们大家都一无所知，而且从来不曾见过一篇纽西兰的诗”。[14]由此看来，《古晦之金》的出版的确很值得国人期待。最后，汪惆然还对诗集的内容作了介绍，说这部诗集收录的200首诗“代表了六十个纽西兰代表作家底欧战以后的作品。这确然可以说是集纽西兰诗歌之大成的了”。[15]引用编辑普泊（Quentin Pope）的说法，汪惆然声称站在当时新西兰诗歌巅峰的人物的诗风迥然不同，这些不同的诗风具体表现为：

依林·登干（Eilsen Duggan）底克尔特民族之幽微风格，爱列松·格兰特（Alison Grant）底浓烈情绪，佛尔朋（Fair-burn）底抑郁戚伤，洛平·劳特（Robin Hyde）底音调节奏，曼殊斐尔底漫无格式以及巴特莱特·亚当逊（Bartlett Adams）底字字推敲。[16]

1930年，赵景深在《小说月报》上分诗歌、戏剧、小说和散文四种体裁对新西兰文学作了简明扼要的介绍。赵景深对这四种体裁的着墨并不均匀，单是对新西兰诗歌的论述就占了整篇文章将近四分之三的篇幅。赵景深将新西兰诗歌分为“早年基督教作家”和“转变时代”的作家两个发展阶段，并且断定“第二期的诗人比第一期要好得多，虽然其中也有些不过是中等以上的”。[17]对于小说，赵景深认为“新西兰的小说家是没有传统的习性的，他们的作品与他们自己是一样的赤手空拳。小说与诗一样，潮流也是从南到北，有些可以久存，有些则很快的即被遗忘”。[18]至于戏剧和散文，赵景深则未作详解，只是寥寥数语即一笔带过：“戏剧没有诗歌那样丰富。一共只有四个戏剧家，但是其中有两个——那就是亨特尔（Rex Hunter）和亚当氏——现已不住在新西兰了，所以在实际上只能算是有两个”[19]；“散文家则有皮柯克和摩尔登（Elsie K.Morton）这两个女作家的记叙文都很美丽动人”。[20]

二、译介特点

新中国成立前我国对新西兰文学的译介主要围绕曼斯菲尔德一人展开，对于当时新西兰民族文学的蓬勃发展几乎没有给予任何关注。从整体来看，此时中国的新西兰文学译介呈现出如下四个特征：强调曼斯菲尔德的英国身份；凸显曼斯菲尔德的短篇小说创作；徐志摩等重要作家发挥了译介引领的作用；报刊界和出版界也起到了推动之功。

（一）曼斯菲尔德英国身份的强调

曼斯菲尔德与新西兰和英国都有着很深的情缘。曼斯菲尔德出生于新西兰的惠灵顿，其祖上先从英国移民澳大利亚，后又举家迁到新西兰。15岁时，曼斯菲尔德随同两个姐姐被送到伦敦皇家学院读书。1908年，在离开英国两年之后曼斯菲尔德重返伦敦，并且一生再也没有回过新西兰。曼斯菲尔德是个脚踏英国和新西兰的双栖作家，她不仅被誉为一百多年来新西兰最有影响的作家之一，而且还是英国文学史上一位有着特殊贡献的作家。曼斯菲尔德虽出生于新西兰，但却成名于英国，而创作题材又多与新西兰的童年生活有关，难怪至今新西兰和英国的文学史都纷纷将这一知名女作家归于自己门下。

曼斯菲尔德自身“暧昧不清的”身份给惯于贴标签式的归类带来了一定困难，这点也体现在了新中国成立之前我国对曼斯菲尔德的文字介绍之中。赵景深在《现代新西兰文学》一文中，夸赞新西兰“最大的小说家自然是曼殊斐儿（Katherine Mansfield），获有国际的声誉，以短篇小说著名”。[21]但更多时候，人们强调的则是曼氏与英国文学的关联。在《曼殊斐儿略传（附录）》中，沈雁冰因为曼斯菲尔德红颜早逝未能充分施展文学才能，断称“我为曼殊斐儿悲惜，亦为英国文坛悲惜”。[22]在《曼殊斐儿十年死祭》的悼文中，作者（该文作者未署名）提到的也是“英国女小说家曼殊斐儿”。[23]1937年出版的《英国小说名著》则干脆将曼斯菲尔德与英国土生土长的哈代、高尔斯华绥、威尔斯、史蒂文森还有王尔德相提并论，说曼斯菲尔德“是英国薄命的女小说家”。[24]J.M.麦雷作为曼斯菲尔德的人生伴侣，应该来说对曼氏知根知底，但麦雷在褒扬曼斯菲尔德的艺术成就时却对其新西兰身份只字不提，“她的文格宁可说是近英国的诗家而不近英国的散文作家……她在英国短篇小说的艺术里所起的改革完完全全是她个人的”。[25]

曼斯菲尔德独特的生平经历和创作生涯原本就对传统意义上排他式的归类方法提出了挑战，但让问题变得更加棘手的还莫过于笼罩在曼斯菲尔德身上的著名女作家这一光环。对于声名远播的曼斯菲尔德来说，新西兰和英国的文学史谁也不愿舍弃。不过就在国际文坛的整体知名度以及当时我国读者对外国文学的熟悉程度而言，显然英国文学远远胜过了新西兰文学。所以在新中国成立之前我国对曼斯菲尔德的译介中，更多时候是给曼斯菲尔德穿上了英国文学的衣裳。

（二）曼斯菲尔德短篇小说创作的凸显

曼斯菲尔德是一位杰出的短篇小说作家，不过她的创作又不局限于短篇，而是涉及到了短篇、中篇、诗歌、书信、日记和文学评论等诸多领域。但在新中国成立之前，国内对曼斯菲尔德的翻译和介绍更加注重的是其短篇小说。

对于曼氏的短篇小说创作，国内的译介者给出了相当高的评价。《再说一次曼殊斐儿》将曼斯菲尔德称之为“天才”，认为“她至少是二十世纪最重要的作者的一个”，短篇小说到了曼斯菲尔德手中，“才是纯粹的美术”。[26]该文以为艺术的最高境界是形势与本质的有机统一，而曼斯菲尔德的小说“就分不清哪里是式，哪里是质，我们所得的只是一个印象，一个真的、美的印象，仿佛是在冷静的溪水里看横斜的梅花的影子，清切、神秘、美”。[27]对于曼氏的措辞用字，《再说一次曼殊斐儿》更是惊叹：“她的字一个个都是活的，一个个都是有意义的，在她最精粹的作品里我们简直不能增也不能减更不能改动她一个字。”[28]小说集《曼殊斐儿》把曼斯菲尔德与格调不高的一般作家进行了区分，认为“平常的作者只求暂时的流行，博群众的欢迎”，而曼氏“却只想留下几小块‘时灰’掩不暗的真晶”。[29](www.daowen.com)

对曼斯菲尔德这样的评价颇有些中国古代盛行的感悟式文学点评的色彩。除此之外，还有一些译介者用相对较为理性的话语对曼氏的小说创作进行了分析。郑或在看到曼斯菲尔德深受契科夫影响的同时，认为曼斯菲尔德“绝不会陷落陈套，反而是在走着一条崭新的艺术的路”。[30]俞大絪将曼斯菲尔德置于整个英国短篇小说发展的历史坐标中进行考量，认为“在过去的欧西文学里，——尤其是在英国文学里，直到最近百年，短篇小说没有争取到一个显著的地位”。[31]如果说在20世纪之前，“英国文学里的短篇小说，好像流产的婴儿，面目模糊，根本不值一看！”[32]那么曼斯菲尔德的横空出世，则使得“英国的短篇小说已经变成了一种固定的，独立的，前途无限文学表现”。曼斯菲尔德推出的几部短篇小说集，“将整个短篇小说的进展转上一个崭新的途径”。[33]

曼斯菲尔德的短篇小说创作对后世产生了深远的影响，这首先表现在小说主题方面：“自从曼殊斐儿开端以后，一般短篇故事作家，不再向生命的炫耀和离奇的各方面，去寻找题目。”[34]其次，曼斯菲尔德对后来作家的影响还表现在了艺术技巧上：“一概而论，当代的短篇小说，差不完全采用电影的技巧——片段残零的叙述，暗示和轻描的笔法——都无疑是从欧洲大陆，透过曼殊斐儿，学得来的。”[35]即使在曼斯菲尔德离开人世20多年以后，这位女作家影响产生的印痕依然处处可见：“曼殊斐儿离世上，倏忽已二十余年，可是假设我们拿目前的英国短篇小说，普遍地浏览一番的话，我们会发现它们许多内在的特质，是从曼氏作品承袭来的。”[36]

由于对短篇小说创作作出的开拓性贡献，曼斯菲尔德还与早有盖棺论定的哈代、高尔斯华绥、史蒂文森、王尔德等名家并肩齐驱，被收入“世界文学短篇名著”系列丛书之一的《英国小说名著》当中。该丛书的引言宣称“它是世界名著的总汇，它是珍贵佳作的宝库”。[37]凭借《一个理想的家庭》的得以入选，曼斯菲尔德无疑成了当时中国译介者眼中世界级别的作家。

（三）国内重要作家的译介

新西兰文学在新中国成立之前的传播过程中，一些重要作家发挥了译介和引领作用。根据全国报刊索引数据库和中国国家图书馆、上海图书馆的检索信息，笔者发现此时共有18人[38]或翻译或介绍了新西兰文学。在这18人中，有14位翻译或发表过一篇与新西兰文学有关的文章，这14篇涉及新西兰文学的译文或文章基本上可以视为是作者／译者的偶成之作，说明作者／译者对新西兰文学缺乏持续的追踪。另有4位作者／译者对新西兰文学的译述为2篇或2篇以上，他们分别是徐志摩（15篇28次），赵景深（3篇3次），陈西滢（2篇3次），沈雁冰（2篇2次），这说明徐、赵、陈、沈四人曾对新西兰文学有过较多的关注。

在译介新西兰文学的所有18人中，用力最勤、效果最为显著的莫过于诗人徐志摩。徐志摩曾于1921年和1922年留学英伦，其间他与英国名士多有交游，其中就包括当时业已成名的曼斯菲尔德。徐志摩以诗闻名，但在其文学生涯中，翻译也是一个重要方面，他的翻译与创作几乎同步进行。徐志摩仰慕曼氏的文名，“除了哈代和泰戈尔，曼斯菲尔德是徐志摩有过短暂会面并留下愉快持久印象的第三位作家”。[39]徐志摩一生译作数量不在少数，但在《玛丽玛丽》的“译序”中他却写道：“除了曼殊斐尔说是我的溺爱，其他的都可算是偶成的译作。”[40]徐志摩与曼斯菲尔德的会面，仅有20分钟时间而已，加上曼氏病体孱弱，二人意欲深入交流的效果必然在一定程度上打了折扣。不过细读悼文《曼殊斐儿》，徐志摩对曼斯菲尔德犹如虔诚教徒一般的朝圣情感清晰可见。允诺徐志摩翻译其作品也许不过是曼斯菲尔德的说者无心，但徐志摩却用尽毕生精力忠实地践行了当时的承诺：“我承作者当面许可选译她的精品，如今她已去世，我更应珍重实行我翻译的特权，虽则我颇怀疑我自己的胜任。”[41]

徐志摩译介曼斯菲尔德产生的效应犹如涟漪一般，一圈一圈荡漾开去。张友松即使在批评徐志摩翻译的曼氏小说不够精准的同时，也不得不承认：“前几年他在《小说月报》上发表了那篇《曼殊斐儿》，不知多少人狂了似的捧着朗诵，有的人简直拿来背诵。”[42]胡文则以一个普通读者的身份，为徐志摩的《曼殊斐儿》之动人效应提供了最好的佐证：“今日读了《曼殊斐儿》一文，果然被他感动得最深，好似引我入了天国，把一切苦恼都忘去了。”[43]阅读《曼殊斐儿》能让人想到人生中刹那的美感，胡文以为“这篇文字将曼殊斐儿叙述得声色俱佳，我们好像在梦里或生前，也在彭德街第十号楼上也受过了她底洗礼的”。[44]徐志摩译介曼斯菲尔德产生的效果由此可见一般。

徐志摩不仅自己动手译介曼斯菲尔德，而且力劝好友陈西滢加入到译介曼斯菲尔德的行列之中。陈西滢曾就读于爱丁堡大学和伦敦大学，获得博士学位后回国任教。在武汉大学文学院教书其间，陈西滢为学生先后开设过“短篇小说”、“英国文化”、“翻译”、“长篇小说”、“世界名著”等课程。陈西滢对英国文学文化了解颇深，谦称才力不足的徐志摩自然会力荐陈西滢为曼斯菲尔德作品的译介出手相助。对此，《曼殊斐儿》一文也有记载：

我的好友陈通伯他所知道的欧洲文学恐怕在北京比谁都更渊博些，他在北大教短篇小说，曾经讲过曼殊斐儿的，很使我欢喜。他现在答应也来选择几篇，我更要感谢他了。关于她（指曼斯菲尔德）短篇艺术的长处，我也希望通伯能有机会说一点。[45]

陈西滢后来果然翻译了曼斯菲尔德的《一杯茶》和《太阳与月亮》两个短篇，而其爱妻凌叔华也翻译了曼斯菲尔德的《小姑娘》。

赵景深在此时对推动新西兰文学在中国的传播方面也作出了一定贡献，他在《小说月报》的“现代文坛杂话”栏目中先后撰写了《曼殊斐儿日记》、《曼殊斐儿的文学批评》和《新西兰文学（现代新西兰文学）》三篇文章。赵景深曾经担任开明书店的编辑和北新书局的总编辑，他是1930年代很有成就的文人，曾花费相当长的时间为同时代人介绍世界文学。赵景深对徐志摩崇敬有加，他曾经参加南开大学暑期班，“听诗人徐志摩讲英国文学，历时半月；课后还几次去徐住处，讨教关于外国文学的翻译问题”。[46]赵景深对曼斯菲尔德的关注，或许在某种程度上受到了徐志摩的影响。沈雁冰曾主持大型文学刊物《小说月报》，并担任《小说月报》的主编职务，而《小说月报》当时恰是传播新西兰文学（含曼斯菲尔德）的一个重镇。沈雁冰撰有两篇有关曼斯菲尔德的短文：《海上文坛信息：曼殊斐见》和《曼殊斐儿略传》。

（四）报刊界和出版界的推动

新中国成立之前，国内的报刊界和出版界对于推动新西兰文学在中国的传播起到的作用也不容小觑。根据笔者的不完全统计，在此期间，共有19家报刊登载了有关新西兰文学的译文／文章，其中14家报刊只刊登了一篇，基本上可以当作是随机的行为。另有5家报刊登载的有关新西兰文学方面的译文／文章在2篇或2篇以上，它们分别是《小说月报》（8篇），《晨报副刊／增刊》（8篇），《长风》（3篇），《时与潮文艺》（2篇），《现代评论》（2篇）。

在中国近现代的文化史上，报纸和期刊是一种重要的传播媒介，译文／文章是否刊登在主要报刊上往往在很大程度上会影响到受众的多少。在登载新西兰文学的五大报刊中，《小说月报》和《晨报副刊／增刊》都是当时影响甚大的报纸。《小说月报》1910年创刊于上海，它是中国现代文学史上时间最长、影响最广泛的文学刊物，它的本身即是中国现代文学史的一个组成部分。《小说月报》在改革宣言中声称：“研究文学哲理，介绍文学流派虽为刻不容缓之事，而移译西欧名著尤为重要”，由于“西洋文艺之兴盖与文学上之批评主义相辅而进”，所以《小说月报》要“将先介绍西洋之批评主义以为之导”。[47]在译述西洋名家小说兼介绍世界文学界潮流的编辑方针指引下，《小说月报》展开了庞大的翻译系统工程，大规模地翻译介绍外国文学思潮和世界文学名著，为建设新文学创造前提条件。沈雁冰根据当时欧美报刊资料编译了200余条“海外文坛消息”，赵景深也编译了“现代文坛杂谈”近400条，《曼殊斐儿》、《曼殊斐儿日记》、《曼殊斐儿的文学批评》还有《新西兰文学（现代新西兰文学）》即是沈、赵二人为《小说月报》编译的文坛快讯中的一部分。这些海外文坛动态“及时地介绍了世界各国文坛近况，向沉闷的中国社会不断吹拂进阵阵新鲜空气，酵发催化着中国现代文学的勃勃生机”。[48]

《晨报副刊》是“五四”时期著名的四大副刊之一，其影响力不仅在京，而且远及全国及国外。除了发表大批新文学作品之外，《晨报副刊》还译载了大批近代世界著名作家的作品。徐志摩曾担任《晨报副刊》的主编职务，因此《晨报副刊／增刊》刊载曼斯菲尔德的7篇作品译文和1篇译文小序也是情理之中的事情。《时与潮文艺》系时与潮社所办的三大期刊之一，它注重对外国文学的译介和研究，并尽量刊载优秀的作品，这是“战时重庆，也是战时中国的一份质量相当高的比较文学和世界文学专业期刊”。[49]《时与潮文艺》刊载了曼斯菲尔德的短篇《一杯茶》和俞大絪撰写的《曼殊斐儿论》。《现代评论》是由一部分留学欧美的学者同人创办的有着广泛影响的综合性刊物，在从创刊到终刊的4年间，《现代评论》的“文艺类文字中共有40余篇翻译批评文章，它们对于1920年代的翻译活动作了多维度的探讨”。[50]《现代评论》的主要撰稿人有陈西滢、徐志摩等人，因此该杂志登载曼斯菲尔德的《小姑娘》和《毒药》两个短篇故事也很容易为人理解。

除了报刊界之外，出版界对在中国宣传新西兰文学也起到了筚路蓝缕之功。此时，上海商务印书馆和北新书局两家出版社分别于1924年和1927年推出了小说选集《曼殊斐儿》和《英国曼殊斐尔小说集》。1927年启明书局出版的《英国小说名著》则收录了曼斯菲尔德的《一个理想的家庭》，此外书中还附有“曼殊斐尔小传”的文章一篇。

商务印书馆是中国近代出版事业中历史最为悠久的出版机构，与北京大学同时被誉为中国近代文化的双子星。《曼殊斐儿》是《小说月报》丛刊的第三辑，而《小说月报》是商务印书馆主办的一个重要文学刊物。在当时的年代，《小说月报》是译述新西兰文学的重要堡垒，所以上海商务印书馆抢先出版了国内的第一本曼殊斐儿小说集。北新书局成立于1925年，该书局“在20世纪的30年代曾经引导一时出版风尚”[51]，曾任书局总编且介绍过新西兰文学的赵景深还是北新书局老板李小峰的妹夫。启明书局1936年成立于上海，创办人沈志明是中华书局的创始人沈知方的儿子。在一篇题为《想起民国时的几家书局》的文章中，作者如是说道：“初中时，还看了好些西方翻译小说，大多数是上海启明书局出版的。”[52]由此可见，启明书局当时在译介西方小说方面做出的贡献和在普通读者群中产生的影响。为了在中国系统地介绍外国文学，启明书局出版了世界名著丛刊，收录曼斯菲尔德《一个理想的家庭》的《英国小说名著》即是该套从书中的一本。

将散见于报刊杂志上有关曼斯菲尔德的译文或介绍性文章收集成册，编成图书出版，这不但在一定程度上避免了这些译文／文章被淹没的命运，而且还以另外一种媒介形式推动了曼斯菲尔德在中国的传播。报刊和图书是宣传文学的两种不同载体，两者特点虽不相同但却各有千秋。新中国成立之前，《小说月报》、《晨报副刊》等主要报刊以及商务印书馆、北新书局等出版社涉足新西兰文学的译述，这对促进新西兰文学在中国的传播均起到了积极的作用。

新西兰文学能在解放前的中国得以译介带有一定的偶然性，这主要源于曼斯菲尔德的逝世和徐志摩等国内作家的不懈努力。而且，有一点需要指出的是：当时国内新西兰文学的译介者并没有直接去过新西兰，对新西兰文学资料的获得主要依赖于英国这一间接的渠道。信息不够畅通、地理位置的偏僻遥远以及当时文学相对的弱势地位都在很大程度上制约了新西兰文学在我国的译介和传播。虽然零星分散，且缺乏一定的系统性，但当时译介的新西兰文学还是对包括徐志摩、凌叔华等人在内的一批中国作家产生了一定影响，也为后来我国对新西兰文学的接受做好了前期的准备工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