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西兰是位于太平洋西南部的一个岛国，总面积约26.8万平方公里，其国土面积与日本或英国大致相当。有记载的新西兰历史并不太长，其文学史更是短暂。在欧洲殖民者到来之前，当地的土著居民毛利人中间就已有丰富的口头文学流传，但这种文学形式并未得到充分发展。1840年怀唐伊条约签订之后，新西兰沦为英国的殖民地。1907年新西兰获得独立，成为英联邦的一个自治领。1947年新西兰成为一个完全独立的国家，但仍隶属于英联邦。

获得独立之前，新西兰文学处于草创阶段。如同刚刚起步时候的美国文学、加拿大文学和澳大利亚文学一样，此时新西兰的文学作品深受英国文学传统的影响。但随着民族意识的日益觉醒，文学创作中的本土主义倾向有所抬头。独立之后，随着国民经济的稳定和逐渐繁荣，新西兰国内的文化需求相应得到增加，其文学创作也呈现出了新的态势。如今的新西兰文学与世界文学的发展大致保持同步，其文学创作风格殊异，题材广泛，传统与实验交相混融。新西兰文学的萌芽和嬗变与其国家的政治、经济、社会和历史的发展步调基本一致，这其中既有外来文学传统的落地生根，也有自身文化因素的传承延续。本土的毛利文学与外来的欧洲文学传统的相互影响渗透塑造了新西兰文学与众不同的样态和品质。

新西兰的历史发展进程与加拿大和澳大利亚基本类似，所以这三个国家的文学之间存在许多共性，但同时也有着许多重大的差异。新西兰无论是国土面积还是人口总数都要比加拿大和澳大利亚小得多，其殖民开拓的日期也稍晚一些，所以新西兰的文学创作总量要小很多。小说和诗歌创作在19世纪的加拿大和澳大利亚已经蓬勃发展，但在20世纪之前的新西兰却依旧相对薄弱。此外，在与本土文化的关系上，新西兰文学的发展也与加拿大和澳大利亚有所不同。与澳大利亚文学中土著文化元素的相对稀缺相比，新西兰作家普遍怀有一种强烈的毛利文化意识，在创作中也多从毛利文化中汲取灵感。加拿大英语文学的形态则受到近邻美国文化和国内法语区文化的强烈冲击。

虽说是文学界的后起之秀，但经过一百多年的苦心经营，当今的新西兰文学已然迈向世界，成为世界文学尤其是英语文学中一个必不可少的组成部分。新西兰向世界贡献了一批卓有成就的作家，其中最为核心的人物当属凯瑟琳·曼斯菲尔德（Katherine Mansfield，1888—1923年）、阿伦·柯诺（Allen Curnow，1911—2001年）、弗兰克·萨吉森（Frank Sargeson，1903—1982年）、詹姆斯·K.巴克斯特（James K.Baxter, 1926—1972年）和珍妮特·弗雷姆（Janet Frame，1924—2004年）。[1]

中国和新西兰分处南北两个半球，虽然地理相隔遥远，但两个国家依然保持了一定的文学文化联系。诗人雷纳德·梅逊（R.A.K.Mason，1905—1971年）积极支持中国人民的抗日战争，曾于1950年代率团访问中国。路易·艾黎（Rewi Alley，1897—1987年）更是一位少有的中国通，他于1927年来到中国后，与中国人民风雨同舟，为中国的解放和建设事业奋斗了整整60年。除了社会工作之外，艾黎还撰写了大量报告文学，出版了68部著作、诗集和英译中国诗词选集，为国际文化交流留下了一笔宝贵的财富。(www.daowen.com)

1972年中国与新西兰正式建立外交关系，此后两个国家在政治、经济、贸易、文化和教育等领域的交往变得越来越密切，跨文化的沟通交流也顺其自然地成为一种时代的诉求。2009年新西兰维多利亚大学专门成立了当代中国研究中心，“希望新西兰在全国范围内提供一种从事中国研究和分享相关知识的平台”。[2]我国的北京大学和厦门大学也分别于2007年和2010年设立了新西兰研究中心，以期促进中新两国之间的学术合作和信息交流。由此可见，不管是在普通的民众之间还是在深奥的学术研究领地，中新之间的相互深入了解已然成为两国人民的共同期盼。

作为一种基本的艺术式样，文学以语言文字为媒介和手段塑造艺术形象，反映一个国家人民的现实生活，表现人们的精神世界，并通过审美的方式发挥其多方面的社会作用。鉴于此，剖析新西兰文学研究在中国的发生、发展及其范式，一方面会促使国人对新西兰的文学创作产生一定了解，另一方面也会有助于中新之间的文化交流和两国关系的深入发展。因此，研究新西兰文学在中国的接受和研究不但具有十分重要的学术价值，而且带有十分强烈的现实意义。从1923年首次传入中国，新西兰文学在中国的译介和评论已有90年的历史。在这90年的历程中，中国人如何翻译、研究和接受新西兰文学，却很少有学人撰文进行宏观的透视。

探讨新西兰文学研究在中国的发生、发展及其范式嬗变属于比较文学中典型的影响接受研究。影响接受研究是一个由放送者、媒介者和接受者组成的同源性谱系。如同中国所有的外国文学研究一样，我国的新西兰文学研究也受到了来自放送者、媒介者和接受者等多种因素的影响，这其中既包括国外新西兰文学研究成果的滋润，也包括我国对新西兰文学译介材料多寡的制约。更为重要的是，在遵循学科发展的内在规律的基础之上，我国的新西兰文学研究不是生长于纯而又纯的真空环境，而是在相当大程度上受到中国这个接受群体特定的现实变革和历史文化语境的或推动或制约。

影响和接受如同一枚钱币的正反两面，紧密联系不可分割。只有“影响和接受同时存在，才使影响联系得以完成”。[3]因此，本部分结合中国现当代以来发生的几起重大历史事件——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成立、“文化大革命”的结束、1990年代市场经济体制的建立还有21世纪的来临——将新西兰文学研究在中国的发生和发展分为如下五个阶段：（1）萌芽期（1923—1949年）：好风凭借力；（2）沉潜期（1950—1976年）：政治哈哈镜中的扭曲变形；（3）起步期（1977—1989年）：学科肇始与历史过渡的交融；（4）发展期（1990—1999年）：继承与创新下的平稳行进；（5）繁荣期（2000—2011年）：走向多元与趋于集中的辩证统一。有两点需要指出：第一，文学史上的任何分期都难免带有理论的“暴力”痕迹和强烈的主观色彩，但为了叙述方便和考虑到每个研究阶段的主要特征，笔者还是将课题作了上述的阶段划分。第二，尽管中国的新西兰文学研究正式起步于“文化大革命”结束之后，但新中国成立之前我国就出现了不少译介新西兰文学的文章，这二者之间算是一种源与流的关系，所以在结构安排上添加了1949年前的一章，暂且将其命名为“萌芽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