发轫于1980年代的审美型文论在1990年代后逐渐成为我国主导的文学批评话语。[35]同时，经过1980年代的传播与积淀，进入1990年代，当代西方文论在中国找到了适合自身生存的理论土壤，渐渐融入中国的批评语境。而中国学者也在与西方文论的对话中逐渐将西方文论的批评术语转化为批评思想，将西方文论的批评思想内化为自己的批评思维，开始自觉地从理论层面上对本土及外国文学现象进行观照。女性主义、后现代主义和后殖民主义批评理论在这个阶段我国的外国文学研究中得到广泛运用。另外，1990年代市场经济的蓬勃发展催生了我国的大众文化产业，进一步改变了我国的社会文化格局，为我国1990年代后期引入“文化研究”（Cultural Studies）理论作了铺垫。

加拿大文学研究专家豪威尔斯（Coral Ann Howells）认为，1990年代加拿大英语文学最显著的特点是“许多之前处于边缘群体的小说家大量涌现，小说对身份的表征让种族、种族性、性别和民族性显示出新的重要性，加拿大文坛因此具有了前所未有的多样性”。[36]如果说加拿大少数族裔文学在1980年代崭露头角的话，那么进入1990年代则迎来集体爆发。斯里兰卡裔作家翁达杰1992年凭借《英国病人》（The English Patient）摘得有“小诺贝尔文学奖”之称的英国布克奖，在让世人见识到加拿大少数族裔文学魅力的同时，扩大了加拿大文学的国际影响力。其他少数族裔作家如M.G.瓦桑吉（M.G.Vassanji）和罗辛顿·米斯垂（Rohinton Mistry）等也都展现了超凡的创作实力。此外，华裔加拿大英语文学也开始发出自己的声音。李群英的半自传体小说《残月楼》（Disappearing Moon Cafe）1990年获总督文学奖提名，拉开了华裔文学向主流文学进发的序幕。本土作家方面，阿特伍德1990年代推出《强盗新娘》（Robber Bride，1993年）和《别名格雷斯》（Alias Grace，1996年）两部极具分量的作品，巩固了自己一流作家的地位。1990年代，加拿大英语文学的整体实力进一步增强，为我国加拿大英语文学研究向纵深发展创造条件。

一、译介

进入1990年代，加拿大英语文学作品的译介量明显增加。长篇小说方面，被译介的作家作品包括：黑利的《晚间新闻》（译林出版社，1990年）、阿特伍德的《假象》（又译《浮现》，中国文联出版公司，1991年）和《可食的女人》（中国文联出版公司，1994年）、威廉·贝尔的《幽灵出没的日子》（明天出版社，1994年）、蒙哥马利的《绿山墙的安妮》（人民文学出版社，1995年）、迈克尔·布洛克的《黑娃的故事》（译林出版社，1996年）、苏珊娜·穆迪的《丛林中的艰苦岁月》（敦煌文艺出版社，1997年）、翁达杰的《英国病人》（作家出版社，1997年）、法利·莫厄特的《与狼共度》（北岳文艺出版社，1998年）、盖伊·范德海格的《英国人的仆童》（重庆出版社，1998年）、埃里克·科克的《两个“半犹太人”的命运》（重庆出版社，1998年）、安妮·迈克尔斯的《漂泊手记》（译林出版社，1998年）、劳伦斯的《石头天使》（译林出版社，1999年）、希尔兹的《斯通家史札记》（上海译文出版社，1999年）和《拉里的家宴》（上海译文出版社，1999年）、阿特伍德的《别名格雷丝》（译林出版社，1998年）、《可以吃的女人》（上海译文出版社，1999年）和《浮现》（译林出版社，1999年）。此外，《当代外国文学》1998年第4期选译了阿特伍德的长篇小说《使女的故事》。

短篇小说方面，《世界文学》1990年第5期推出“莫利·卡拉汉专辑”，译介了卡拉汉的11篇短篇小说；1994年第5期译介了罗辛顿·米斯垂、丹·戴·摩西、希曼妮·班奈尔吉和狄昂妮·布兰德的作品；1998年第6期译介了芒罗和希尔兹的作品。《外国文艺》1992年第4期译介了劳伦斯的作品。[37]《外国文学》1993年第4期推出“加拿大著名女作家阿特伍德作品译介专辑”，刊登了她的短篇小说。出版的短篇小说集包括：《欲对你说：加拿大短篇小说精选》（中国文联出版公司，1991年）、《冰河之滨：加拿大短篇小说精选》（中国文联出版公司，1994年）、《加拿大女作家短篇小说选译》（河南人民出版社，1994年）、《加拿大短篇小说选读》（南开大学出版社，1994年）、《里柯克短篇小说选》（湖南文艺出版社，1998年）、多萝西·斯比克的短篇小说集《爱之猎物》（重庆出版社，1998年）。

诗歌方面，阿特伍德的诗作是译介的重点（《当代外国文学》，1991年第4期；《译林》，1994年第4期；《世界文学》，1998年第6期）。另外，《世界文学》1994年第5期译介了阿尔·珀迪、帕·莱恩和劳娜·克劳吉尔等人的作品；1998年第6期译介了帕·凯·佩奇的诗作。出版的诗歌选集主要包括：《比眼泪更美：加拿大现代诗选》（上海译文出版社，1992年）、《加拿大抒情诗选》（四川大学出版社，1995年）、《加拿大联邦诗人诗选》（河南人民出版社，1996年）。散文方面，主要出版作品有《里柯克幽默小品选》（作家出版社，1990年）、《里柯克随笔集》（海天出版社，1993年）和《李柯克幽默作品选》（漓江出版社，1998年）。《外国文学动态》1994年第5期译介了罗伯逊·戴维斯的散文；《世界文学》1994年第5期刊登了阿特伍德和苏珊·马斯格雷夫的作品。

文学理论和文学研究资料的译介方面，中国文联出版公司1991年推出“加拿大文学丛书”（第一辑），出版了阿特伍德的《生存：加拿大文学主题指南》和收录了弗莱等批评家论文的《就在这里：加拿大文学论文集》。《国外文学》1992年第2期刊登了袁宪军编译的《当代加拿大英语文学批评综述》，该文较为完整地梳理了1970年代至1980年代主流的加拿大英语文学批评模式，具有比较高的参考价值。《外国文艺》1992年第6期译介了克罗耶奇和哈琴的论文。克罗耶奇和哈琴都致力于后现代主义研究，是享誉世界的批评家，而哈琴更是继弗莱之后加拿大最有成就的批评家之一。《世界文学》1994年第5期译介了哈琴的评论性文章《另外的孤独》。在该文中，哈琴以文学为参照，深入分析了加拿大多元文化主义的复杂性和缺失，是一份研究多元文化背景下的加拿大英语文学的重要文献。同年，哈琴的代表作之一《加拿大后现代主义：加拿大现代英语小说研究》（The Canadian Postmodern：A Study of Contemporary English-Canadian Fiction）由重庆出版社出版。该书全面阐述了加拿大英语小说的后现代特征，是研究加拿大英语文学的必读书目。弗莱是被较早译入我国的加拿大文学批评家，1990年代我国对弗莱的译介出现了一个阶段性高潮，弗莱的多部重要著作（包括论文）都在这个时期得到译介，比如《诺思洛普·弗莱文论选集》（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7年）、《伟大的代码：圣经与文学》（北京大学出版社，1998年）、《批评之路》（北京大学出版社，1998年）和《批评的剖析》（百花文艺出版社，1998年）。此外，人民文学出版社1994年出版吴持哲等翻译的威廉·纽的《加拿大文学史》，填补了我国对国外加拿大文学史专论译介的空白。

1990年代是我国加拿大英语文学译介史上一个承前启后的重要阶段，表现新的特点：

（1）作品译介题材的多元化。随着改革开放的不断深入，我国社会文化格局多元化程度进一步加深。另外，像女性主义、后现代主义和后殖民主义等西方文学批评理论在1990年代的大量译入，在很大程度上影响了我国社会的诗学形态，改变了赞助人和译者在内的受众对于译介题材的选择标准。在所有这些因素的作用下，我国1990年代的加拿大英语文学的译介题材实现了真正意义上的多元化：既有《可以吃的女人》这样关注现代女性生存状况的女性主义作品，也有《漂泊手记》这样记录二战后犹太人寻找精神家园的诗化小说，还有《英国病人》这样兼具后现代与后殖民色彩的作品。此外，米斯垂、班奈尔吉和布兰德等少数族裔作家的作品得到译介，从另一个方面说明选材的多样性，同时体现了当代加拿大英语文学的多元化发展趋势。值得一提的是，加拿大当代著名女侦探小说家盖尔·鲍恩的《画廊血案》和《死亡竞选》（漓江出版社，1997年），侦探小说家劳伦斯·高夫的《杀手》、《迷幻情人》、《记忆巷道》、《人性之外》、《厄运》（群众出版社，1998年），以及著名科幻小说家威廉·吉布森的名作《神经浪游者》（上海科技教育出版社，1999年）也于20世纪末与中国读者见面，进一步丰富了加拿大英语文学的译介题材。

（2）初步确立跟踪式译介模式。1980年代的加拿大英语文学译介在很大程度上是一种“补课”，也就是说，大部分被译介的是原本早就应该被译介，但却因为客观原因没有被译介的作品。进入1990年代，加拿大英语文学作品在国外的出版，与在国内的译介正趋于同步，逐渐形成一种跟踪式的译介模式。例如，《别名格雷丝》、《爱之猎物》、《漂泊手记》和《英国人的仆童》都是1996年在国外出版，而在1998年就有了中文版。

二、作家作品研究

文学批评实践方面，1990年代我国学者撰写的论文视野更加开阔，对文学现象有了更加深入和多元的阐释。梳理加拿大英语文学渊源和流变的综论性文章是这一时期文学批评实践的重要组成部分。聂珍钊的《谈加拿大独立前的民族文学》（《中南民族学院学报》，1990年第5期）和《加拿大独立后的民族文学》（《中南民族学院学报》，1991年第5期）以加拿大民族意识的觉醒为主线，从小说、诗歌、戏剧和文学理论等方面详细介绍了加拿大民族文学的发展过程。张成珊的《论加拿大文学的发展》（《上海大学学报》，1990年第5期）和杨俊峰的《略论加拿大英语小说的演进》（《外语与外语教学》，1992年第2期）分别对加拿大文学和加拿大英语文学的发展演变进行分期，总结每个阶段的特点。张群的《漫谈加拿大早期英语文学》（《国外文学》，1993年第1期）评析了20世纪之前加拿大英语文学的发展状况。这些文章进一步廓清了加拿大英语文学的特征和发展脉络，为文学作品的译介和作家作品研究提供了重要的参考资源。

相对1980年代，1990年代我国加拿大英语文学的作家作品研究进一步将视角延伸至具有不同性别和族裔身份的作家，并开始从理论的层面对作家作品进行观照。

在加拿大文化民族主义和北美第二次女权运动的共同作用下，加拿大女性文学创作于1970年代后进入全盛期。[38]以阿特伍德、劳伦斯和芒罗为代表的加拿大女性作家用她们的生花妙笔和辛勤耕耘为加拿大英语文学赢得了相当的国际声誉。虽然我国自1980年代开始译介加拿大女性文学，1980年代末也出现了有关女性作家的研究论文，但从整体上看，加拿大女性文学研究在当时还处于起步阶段。1990年代以后，由于女性主义文学理论的渗透和女性文学的广泛译介，我国的加拿大女性文学研究逐渐走向深入。

宏观研究方面，赵慧珍的《19世纪加拿大英语妇女文学及其发展》（《兰州大学学报》，1995年第2期）评述了早期加拿大英语女性文学的代表作家和创作特点，在加拿大和英国女性文学之间作横向比较，认为和同时期以勃朗特姐妹等为代表的英国女性文学相比，“加拿大19世纪的妇女文学缺乏恢宏气势和批判锋芒，但它以众多的女作家、女诗人及其丰富多彩的作品在北美另成气候，不得不令人刮目相看”。[39]

玛格丽特·阿特伍德（Margaret Atwood）无疑是最有成就的加拿大女性作家，在小说、诗歌和文学评论方面都有开拓性建树，被认为最有望成为第一位加拿大诺贝尔文学奖得主。在所有加拿大英语文学作家中，阿特伍德是最受我国研究者关注的一位；甚至可以说，阿特伍德研究在一定程度上代表了我国加拿大英语文学的整体研究水平。阿特伍德的文学成就在1980年代初引起了我国学界的关注。《世界文学》1983年第6期译介了阿特伍德的诗歌和短篇小说，并在“现代作家小传”中简要介绍了这位加拿大重要作家。1990年代以后，我国开始译介阿特伍德的长篇小说，出现研究阿特伍德的学术论文。

1990年代我国的阿特伍德研究路径主要包括宏观研究和主题研究两类。沈睿的《玛格丽特·阿特伍德其人》（《外国文学》，1993年第4期）和张群的《阿特伍德：现代生活的阐述者》（《外国文学动态》，1994年第2期）从宏观上评述阿特伍德的创作特点。关注现代社会中女性的生存状况是阿特伍德文学创作的重要主题，因此其作品往往具有浓厚的女性主义色彩。阿特伍德作品中的女性主义思想是我国研究者重点解读的对象。张玉兰的《成长的女性意识——玛格丽特·阿特伍德小说创作的基本母题》以西方女权主义运动为参照，阐释阿特伍德的小说如何表现女性意识的成长过程，指出阿特伍德的小说创作“既丰富了加拿大的文学创作，也为我们了解现代加拿大社会意识形态，尤其是妇女解放意识的变迁提供了有力佐证”。[40]李淑萍和王屹分别以《可食的女人》和《猫眼》为例，解读了阿特伍德文学创作中的女性主义意识。[41]莫雅平的《玛格丽特·阿特伍德诗作探析》（《当代外国文学》，1991年第4期）分析阿特伍德诗歌的多重主题，认为其诗作有明确的女权主义倾向。龚礼青、傅俊解析阿特伍德的诗作名篇《苏珊娜·穆迪的日记》，认为其表现的女性向自然的回归是对男权文明社会的反抗，因此具有女性主义色彩。[42]女性在男权社会中长期被边缘化，而加拿大曾经是英法的殖民地，又时刻处于美国的强权压迫之下，因此也具有一种“他者”身份。在这个意义上，女性和加拿大之间有一种内在的隐喻关联，所以阿特伍德的文学创作通常“将加拿大和女性相联，既沉思加拿大作为一个国家的确定性与心理特征，又探讨女性在现代世界的角色和心理变化”。[43]因此“生存”在阿特伍德的作品中就具有了双重内涵——既指女性的生存困境，也代表加拿大民族在夹缝中求生存的特殊境况。故而，在阿特伍德的作品中，女性主义和加拿大民族主义是交织在一起的两类主题关怀。我国研究者对阿特伍德文学创作的这一主题特点有比较明确的认识。袁宪军的《生存：玛格丽特·阿特伍德笔下的永恒主题》（《外国文学评论》，1993年第2期）和王晓英的《生存回归真我——论〈浮现〉的多元化主题》（《外国文学研究》，1997年第2期）都解读了阿特伍德作品所表达的对女性和加拿大民族生存状况的忧思。1997年，由南京师范大学傅俊教授主持的国家社科基金《阿特伍德作品研究》获准立项[44]，充分说明我国学界对阿特伍德文学成就的认可，也将我国阿特伍德研究引向纵深。

玛格丽特·劳伦斯（Margaret Laurence）是1960年代至1970年代加拿大文艺复兴的主将，她的文学成就体现在“文字的表述以及用掌控准确的语调表达一种特别的加拿大情感”。[45]马纳瓦卡系列小说[46]奠定了劳伦斯文学大师的地位。从《石头天使》到《占卜者》，劳伦斯十年磨一剑，用超凡的想象力创造了可以与福克纳的“约克纳帕塔法郡”相媲美的“马纳瓦卡镇”这一神奇小说世界，通过刻画主人公的个人遭遇展现加拿大民族的成长历程。对劳伦斯的研究主要集中在《石头天使》、《上帝的玩笑》和《占卜者》三部小说，主要批评方法是解读小说的人物塑造，比较有代表性的文章包括：李渝凤的《一个朝圣者的历程——从神话—原型批评的角度看〈石头天使〉中哈格·希伯利的人物刻画》（《四川外语学院学报》，1996年第1期）和《雷切尔及其生存的愤怒——评析〈一个上帝的玩笑〉的女主人公形象》（《海南大学学报》，1997年第4期）；苏蓉的《自强·自立·自由——评〈占卜者〉中女主人公的性格》（《福建外语》，1998年第2期）。另外，小说的创作技巧和主题意蕴也是解读对象，比如李渝凤的《“天使”·“地狱”·“陷阱”——评析〈石头天使〉中的死亡意象》（《四川外语学院学报》，1997年第3期）和《寻找上帝——对〈一个上帝的玩笑〉中的上帝和教会的思考》（《海南大学学报》，1998年第4期）。

梅维斯·迦兰（Mavis Gallant）也是这个优秀女性作家群中的一员，加拿大著名学者威·约·基思（W.J.Keith）给予迦兰很高的评价，称她“也许是她们当中最出类拔萃的一位”。[47]著名翻译家冯亦代的《加拿大女作家梅维斯·迦兰》（《读书》，1990年第4期）点评了迦兰的作品集《旅途集》。该文语言优美，见解精到，体现了论者的眼光和学养。(www.daowen.com)

男性作家中，里柯克、麦克伦南、卡拉汉、戴维斯和格罗夫等经典作家是重点研究对象。里柯克的作品早在1950年代就被引入我国，之后又不断地被译介，应该说是加拿大英语文学作家中被译介最充分的作家之一。进入1990年代，里柯克又成为批评家的研究对象，出现了以里柯克为主题的学术论文。朱柏桐的《介绍两位伟大的北美幽默作家：美国的马克·吐温和加拿大的斯蒂芬·里柯克》（《天津外国语学院学报》，1991年第1期）对比了马克·吐温和里柯克的幽默手法，从个人和社会层面分析了差异的成因。除了作家的秉性不同外，社会文化的差异也让美、加两国产生出风格迥异的幽默文学，承载着不同的功能。正如凯瑟琳·莫里森（Katherine L.Morrison）所指出的，幽默在美国文学中是泄愤的工具，而在加拿大文学中是为了界定民族身份，塑造民族形象。[48]杨俊峰的《重新审视加拿大幽默作家李科克》（《外语与外语教学》，1996年第4期）通过分析里柯克作品中的小人物，指出里柯克的幽默是一种有别于英美，而具有鲜明加拿大特点的幽默。麦克伦南是五次总督文学奖获得者，是“第一位用小说的形式清晰表述加拿大传统的作家”[49]，在加拿大文坛享有盛誉。孙恺祥的《从〈气压上升〉看加拿大文学的民族性》（《四川师范学院学报》，1991年第1期）从叙事手法和人物刻画等方面分析麦克伦南是如何通过小说的形式表述加拿大传统的。卡拉汉研究方面，冯建文、赵慧珍的《评卡拉汉的〈我所爱的人〉》（《兰州大学学报》，1993年第1期）和陈小慰的《〈势利眼〉：卡拉汉短篇小说的精华》（《四川外语学院学报》，1995年第4期）分别解读了卡拉汉的长篇小说和短篇小说代表作的艺术特色。格罗夫是加拿大草原现实主义文学的杰出代表，也是较早译入我国的加拿大作家。杨俊峰解析了格罗夫的《沼泽区的开拓者》、《寻找美洲》和《大地的果实》三部代表作的主题，认为“格罗夫对加拿大文学的最大贡献，就在于他能从现实角度去对早期创业者进行客观的描述，能够从极其深刻的角度去批判到北美创业的人们所做出的尝试及努力”。[50]戴维斯不仅是一位优秀的小说家，还是一位杰出的戏剧家，他的文学创作既延续又超越了加拿大的文学传统[51]，是当代加拿大英语文坛的重量级作家。杨俊峰的《加拿大文坛巨星罗伯逊·戴维斯：评戴维斯的戴普特津三部曲》通过分析戴维斯的第二部三部曲中的人物刻画和情节设置，解读了戴维斯的文学创作风格。

1990年代的加拿大英语文学作品译介已经体现出我国出版界对加拿大少数族裔文学的关注，在译介的宣传下，少数族裔作家作品很快成为批评家的研究对象。少数族裔文学在加拿大的发展与多元文化政策息息相关。虽然多元文化主义不能从根本上消除不同民族间的文化壁垒，但对于推动加拿大文学的多元发展确实起到积极作用。在为1990年代出版的加拿大多元文化题材小说集《另外的孤独》（Other Solitudes）撰写的前言中，哈琴指出：“加拿大社会中这种多元文化主义的制度已经不可避免地延及到它的文学：一些名叫昂达吉、里奇勒、小川和威伯的作家，与那些名叫阿特伍德、门罗、劳伦斯、芬德利、戴维斯或霍德金斯的作家，今天同样是文学主流的组成部分。”[52]哈琴的权威判断说明加拿大少数族裔文学已经从边缘走向主流，而她提到的昂达吉（即翁达杰）和里奇勒也成为这个时期我国学者的研究对象。

翁达杰是斯里兰卡裔加拿大作家，1992年凭借《英国病人》摘得英国布克奖，成为加拿大首位获此殊荣的作家。瞿世镜的《〈英国病人〉：“后殖民小说”经典作品之一》（《文艺报》，1997年9月23日）介绍了翁达杰的创作历程和他的获奖小说《英国病人》。该文准确地诠释了《英国病人》的思想内涵，认为小说“具有明显的反殖民主义立场”[53]，呈现出后殖民小说的特点。

加拿大犹太文学是加拿大少数族裔文学的重要组成部分，拥有欧文·莱顿、莫迪凯·里奇勒和伦纳德·科恩这样的优秀作家。莱顿是一位才华横溢的诗人，他的诗作1980年代就被译入我国。莫迪凯·里奇勒是加拿大犹太作家的杰出代表。郭继德的《犹太作家莫迪凯·里奇勒的小说》（《中南民族学院学报》，1995年第2期）分析了里奇勒小说创作的主题关怀以及艺术特色，指出里奇勒是“特别重视在自己的作品中探讨人物的犹太性特征的作家”。[54]朱柏桐的《犹太作家莫迪凯·里奇勒与加拿大犹太文化的变迁》（《天津外国语学院学报》，1998年第2期）从文化的角度解读里奇勒的文学创作，认为里奇勒“虽然身为犹太作家，却能摈弃犹太人的偏见，关心整个加拿大的民族问题，竭力扶持加拿大多元民族文化”。[55]伦纳德·科恩是一位优秀的诗人和小说家，作品具有强烈的先锋意识。莫雅平的《从肉体到灵魂：论加拿大犹太裔诗人莱奥纳德·柯恩》（《外国文学》，1994年第1期）分析了科恩早期诗作中的享乐主义和后期诗作中的禁欲主义，以及科恩诗作的调侃风格。

加拿大华裔文学是加拿大少数族裔文学中的一支生力军，无论从规模还是成绩上看，都是加拿大少数族裔文学中的佼佼者。1990年代是加拿大华裔文学获得长足发展的时期，包括余兆昌（Paul Yee）、李群英（Sky Lee）、崔维新（Wayson Choy）和伊芙琳·刘（Evelyn Lau，也译为刘绮芬）在内的一批华裔作家都在这个时期创作出了精品佳作。1990年，李群英发表半自传体小说《残月楼》，出版当年即获加拿大最高文学奖——总督文学奖提名，轰动加拿大文坛。1992年，收录了20位华裔作家作品的《多嘴鸟——当代加拿大华裔文学选集》（Many-Mouthed Birds：Contemporary Writing by Chinese Canadians）出版，标志加拿大华裔文学逐渐走向成熟。1997年，华人学者赵廉出版学术专著中国外国文学研究的学术历程《不再沉默——加拿大华裔英语文学》（Beyond Silence：Chinese Canadian Literaturein English），有力地提升了华裔文学的学术地位。加拿大华裔文学的强势崛起引起了我国学者的关注。李群英的成名作《残月楼》因为其开创性贡献成为我国学者竞相研究的对象。[56]著名学者陶洁还撰文回忆访问加拿大时，加拿大华裔文学的快速发展给她留下的深刻印象。[57]《外国文学动态》1999年第2期刊登朱徽的《正在进入加拿大主流社会的华裔英语文学》，该文解读了加拿大华裔英语文学崛起的标志，重点介绍了华裔英语文学的代表作家和作品，是国内较早从宏观上关注加拿大华裔英语文学的文章。

肯尼亚裔加拿大作家M.G.瓦桑吉1994年凭借《秘密之书》（The Book of Secrets）赢得首届吉勒奖，成为非裔加拿大文学的代表作家。瓦桑吉小说的主人公“一般为居住在英国人或非洲人统治下的坦桑尼亚或肯尼亚的印度人”[58]，通过不同种族间紧张而又复杂的关系，表现人物对于身份的困惑和思考，具有鲜明的后殖民色彩。《外国文学动态》1993年第7期刊登申慧辉编写的《瓦桑吉的后殖民地小说》，文章解读了瓦桑吉小说人物的矛盾心态和种族冲突主题。

加拿大黑人文学也成为我国研究者的关注对象。王家湘的《漫谈加拿大当代黑人文学》（《外国文学》，1994年第6期）从宏观上解读了加拿大黑人文学思想内涵的变迁，指出，“早期加拿大黑人的作品从现象上反映黑人在种族歧视下的苦难，近些年来则较多表现内心深处的痛苦”。[59]

从理论层面上解读文学现象是1990年代我国加拿大英语文学研究的另一特点。一方面，女性主义、后现代主义和后殖民主义逐渐成为1990年代我国外国文学理论研究的重点。另一方面，加拿大英语文学又具备对其从女性主义、后现代主义和后殖民主义进行阐释的内在特质。拷问男权社会中女性的生存状态一直是以阿特伍德为代表的加拿大女性作家的创作关怀。在哈琴看来，加拿大英语文学之所以具有后现代属性，是因为后现代的“去中心性（ex⁃centric）”在很大程度上是加拿大民族身份的一部分。[60]而于加拿大而言，这种“去中心性”又在相当程度上源自其殖民地经验。由于国内的理论研究兴趣点与研究对象提供的理论阐释空间相契合，所以女性主义、后现代主义和后殖民主义自然成为我国1990年代加拿大英语文学研究的主要批评策略。

傅俊是国内较早从理论层面对加拿大英语文学进行观照的学者。《后现代手法与加拿大民族特性的巧妙结合——读罗伯特·克罗耶奇的小说〈养种马的人〉》（《国外文学》，1992年第4期）和《加拿大作家克罗耶奇小说创作论》（《外国文学研究》，1993年第3期）分别从微观和宏观上阐述了加拿大著名文学家和文学批评家克罗耶奇的后现代创作理念。《重构女性缺失的历史——达夫妮·马拉特和她的小说〈历史中的安娜〉》（《文艺报》，1995年6月3日）从女性主义和后现代主义视角解读马拉特的小说《历史中的安娜》，分析作者如何运用后现代创作策略“重构女性缺失的历史”。杨俊峰的《试论加拿大小说发展趋势》（《外语与外语教学》，1997年第4期）从后现代主义视角对1970年代至1980年代的加拿大英语文学进行观照，认为后现代是加拿大当代英语文学的主要发展趋势。王宁的《多元文化主义与加拿大文学》（《文艺争鸣》，1997年第1期）以加拿大的多元文化主义为切入点，阐述了加拿大文学的后殖民属性，认为加拿大文学从本质上讲是一种后殖民地文学。[61]申慧辉的《寻回被盗走的声音——当代加拿大英语文学中的后殖民意识》（《世界文学》，1994年第5期）深入分析了当代加拿大英语文学中后殖民意识的成因、表现形式和现实意义。该文既看到后殖民文化思潮对于推动加拿大少数族裔文学的发展所起的正面作用，又认识到过度追求文学的“政治正确”给文学创作带来的负面影响，指出：“后殖民文学的繁荣，不但有赖于多元文化的健康氛围，也需要作家的进一步成熟，其中包括摆脱‘诉苦’情结而进入更高层次的文学建设。”[62]该文不仅是后殖民文学批评的成功范例，而且说明我国学者对后殖民理论的认识日趋成熟。

1990年代还出现了我国学者编撰的加拿大英语文学史，比如黄仲文和张锡麟编写的《加拿大英语文学简史》（南京大学出版社，1991年）、郭继德编写的《加拿大文学简史》（河南人民出版社，1992年）和《加拿大英语戏剧史》（河南人民出版社，1999年）。这些专论是对文章类作家作品研究的补充，它们的出现无疑是我国加拿大英语文学研究史上的突破，它们更加全面、深入地分析了加拿大英语文学的渊源和流变，完善了我国加拿大英语文学的研究体系。另外，我国学者撰写的外国文学史也开始关注加拿大英语文学，比如张玉书主编的四卷本《20世纪欧美文学史》（北京大学出版社，1995年）。

三、文学理论研究

我国1990年代的加拿大文学理论研究仍旧始于弗莱。盛宁的《“关于批评的批评”——论弗莱的神话—原型批评理论》在分析弗莱的批评思想与“新批评”和传统神话批评之间差异的基础上，揭示了弗莱与结构主义之间若即若离的理论关系，以及由此产生的理论悖论。同之前张隆溪和叶舒宪的论述一样，该文也以弗莱的理论体系为例，探讨了形式和内容的关系，指出：“关于形式和内容的关系，我们似乎不应该永远在‘先有鸡还是先有蛋’的争论上兜圈子，如果承认形式对内容有反作用，那么不妨再迈出一步，切切实实地研究一下形式究竟是如何对内容产生反作用的。”[63]不难看出，盛宁和张、叶的观点在本质上是一致的。

北京大学和内蒙古大学分别于1994年和1999年举办弗莱研究国际研讨会，“不仅巩固了弗莱研究在中国的坚实基础，而且将弗莱研究引向纵深发展”。[64]与国外同行的交流开拓了我国研究者的视野，催生了不少有价值的论述。1990年代中期以后，我国的弗莱研究在研究方法上以宏观梳理和对比研究为主；研究内容侧重《批评的剖析》这部著作，重点解读弗莱的象征和原型理论。王世芸的《关于神话—原型批评》（《文艺理论研究》，1995年第1期）和王钟陵的《神话—原型批评之我见》（《文学评论》，1998年第3期）都将弗莱的理论置于神话—原型批评的谱系中考察，分析其创造性和局限性。朱立元高度评价弗莱的方法论，认为其有大局观，“注重学术性与科学性”，“体现了论与史、逻辑与历史的统一”。[65]王逢振以《批评的剖析》透视弗莱的批评思想，认为弗莱的理论与“新批评”的区别在于前者“以历史本身的广度和集合结构，在文学中找到了一种历史的替代……要求一种比‘新批评’更强烈的形式主义”。[66]张辉的也以《批评的剖析》为例，通过对比荣格和弗莱的原型理论，分析弗莱的原型理论对于丰富和拓展文学形式概念所起的积极作用，同时厘清弗莱“由内到外，由外到内”的批评思路。[67]丁尔苏同样聚焦《批评的剖析》，从符号学的角度解读弗莱的象征理论，解析“象征”与“原型”之间的逻辑关系，探讨弗莱的批评理论对于建构一个更为完备的符号学体系所具有的意义。

除了进行跨学科的对比研究外，我国研究者还从跨文化角度对弗莱的批评理论和我国的文学、文化现象进行双向比照。叶舒宪曾在1980年代做过这方面的研究，进入1990年代，他的研究路径更加具体。他的《原型与汉字》（《弗莱研究：中国与西方》）一文以中国文化传统观照弗莱的批评理论，尝试通过发掘汉字和神话文本中的原型资源，揭示中国文学与原始文化的内在关联，借此对原型理论作出补充。刘乃银的《弗莱的〈批评的剖析〉与中国的阴阳五行图式》（《弗莱研究：中国与西方》）解读弗莱的文学体系论与中国古代的阴阳五行说在结构和内容方面的相似之处，并以后者为参照分析前者的不足。王亦蛮的《弗莱的象征系统与中国大代码比较研究》（《弗莱研究：中国与西方》）解析《易经》与弗莱的批评体系在宏观架构方面，以及《易经》中的卦象体系和弗莱的象征系统之间的共通性，探讨不同文化背景中的思考主体在观察自我与外部世界时共有的认知途径。杜昌忠的《论弗莱之文学循环说》（《福建师范大学学报》，1998年第1期）以弗莱的文学循环说比照《文心雕龙》，认为二者都致力于探求文学的发展规律，具有相同的方法论，不同在于后者在关注文学形式的同时还看重文学内容。吴持哲的《从中国视角评析诺斯洛普·弗莱的文学批评》（《内蒙古大学学报》，1999年第5期）从结构、主题和人物等方面全面探析了中国传统文化中的原型资源，是对跨文化视域下弗莱研究思路的一次梳理和总结。

除《批评的剖析》外，我国研究者还开始关注弗莱的其他著作，例如弗莱批评生涯后期的两部重要著作《伟大的代码——圣经与文学》和《神力的语言——“圣经与文学”研究续编》。杜昌忠的《论弗莱之语言发展循环说》（《天津外国语学院学报》，1999年第4期）和《论弗莱的超学科文化批评》（《福州大学学报》，1999年第4期）都以《伟大的代码》为例，分别解读了弗莱对人类语言发展史的划分，以及弗莱批评体系的综合性和跨学科性。曾勇的《从宗教意义上的统一到文学意义上的统一——读诺斯洛普·弗莱的〈权力的词语〉》（《安徽大学学报》，1997年第2期）解析弗莱在《神力的语言》中如何通过研究创世神话中的暗喻，完成宗教统一性向文学史统一性的投射，从而使文学史的研究系统化。

到1990年代，我国的弗莱研究已经具备一定的规模，形成了一个比较稳定的研究群，除我国本土研究者的贡献外，执教海外的华人学者也奉献了他们的智慧，为我国的弗莱研究添砖加瓦。美国德州大学顾明栋教授的论文《弗莱和文学研究中的心理分析：西方和中国》（《弗莱研究：现状与展望》）从跨学科和跨文化角度，以精神分析学观照弗莱对虚构文学作品五种模式的划分，定位与这些模式相对应的中国文学作品，以此探讨阐释中国小说内在发展规律的新视角。杜克大学刘康教授的《普遍主义、美学、乌托邦——弗莱“文学原型说”散论》将弗莱的文学理论和西方马克思主义文论统摄于现代性和中国的文化语境中，探讨二者的共通点。通过分析西方马克思主义文论家弗雷德里克·詹姆逊对弗莱象征理论的建设性阐释，该文认为弗莱与西方马克思主义都尝试在文化层面上表达现代性的普遍主义关怀，而这种文化性普遍主义话语也是中国现代性的一个特点，因此三者在这个意义上具有一致性。该文进一步指出，这种一致性的深层原因是美学在中国现代文化史上的特殊位置，不同于特里·伊格尔顿对“美学意识形态”的理解，美学话语在现代中国马克思主义理论中不只起反抗和颠覆的作用，“更包括了积极建构人类主体性与乌托邦理想的重要方面”。[68]对于弗莱批评理论中的乌托邦意识，加拿大卡尔加里大学谢少波教授也曾作出过精彩论述。在专著《抵抗的文化政治学》中，谢少波首先阐述弗莱的批评理论与传统马克思主义在乌托邦叙事方面的一致性，继而解读詹姆逊如何在将弗莱的乌托邦文化观历史化的基础上对其叙事和欲望理论进行挪用，从而建构自己的马克思主义阐释学。在谢少波看来，詹姆逊对弗莱的挪用，其目的在于“突出文本和社会实践的相互作用”[69]，因为“弗莱有意识地将文学创作同社会政治生活分开，而詹姆逊则试图辩证地思考这两种现实”。[70]刘康和谢少波虽然都对弗莱和詹姆逊的理论进行对比研究，但二者的出发点显然不同：对前者来说，詹姆逊是参照，用于探讨弗莱的批评理论与中国马克思主义的内在关联；对后者而言，弗莱是参照，用于说明詹姆逊马克思主义阐释学的逻辑建构。虽然目的不同，二者的论述无疑都揭示了弗莱理论的政治内涵，在当时我国本土研究者普遍关注弗莱批评体系外在结构的情况下，这种深入考察批评理论内在肌理、挖掘理论潜能的做法是非常具有启发和借鉴意义的，也的确为之后我国弗莱研究的转向做了铺垫。

1990年代我国加拿大英语文学理论研究开始关注其他文学理论家，不再局限于弗莱。哈琴的著述在1990年代得到译介，一定程度上推动了我国对这位影响力仅次于弗莱的加拿大文学批评家的研究。段炼撰写书评，解读哈琴在专著《后现代主义的政治》（The Politics of Postmodernism）中对后现代主义的政治性和历史再现等问题的阐述。针对“后现代是艺术的反动”这种观点，论者在总结哈琴观点的基础上提出自己的看法，指出：“后现代主义是艺术的更大突破，它在某种程度上将高于现实、脱离现实的艺术重新拉回到现实之中，才使艺术着上了非艺术的外衣。”[71]《外国文学评论》1999年第1期刊登《琳达·哈钦访谈录》。在这次访谈中，哈琴谈论了后现代主义、弗莱的批评理论和加拿大女性文学等话题，从中可以大致了解哈琴的批评思想。

1990年代同样是我国加拿大英语文学研究史上一个承前启后的重要阶段，表现出新的特点。首先，研究体系进一步完善。1980年代确立的研究体系包括译介、作家作品研究和文学理论研究。这一体系在1990年代由于我国研究者所著文学史专论的出现获得了横向延伸；又因为对每一部分的深入挖掘实现了纵向拓展。其次，文学研究的理论意识得到增强。当代西方文论在我国的传播与接受强化了我国研究者的理论意识，文学研究逐渐摆脱印象式批评的模式，具备了学术研究的形态。